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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如何看待2016年7月16日凌晨的土耳其军事政变（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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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委员长 ，国关史略知一二
埃尔多安执政后一直致力于打压军方势力，军方则未能抓住时机作出有力回击，势力被不断削弱，这次政变失败也可以算情理之中了。以下简略回顾双方博弈的过程。
1997年，军方通过软政变解散了埃尔巴坎政府并取缔了后者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繁荣党党员埃尔多安受到牵连，随着军方对伊斯兰分子的大清洗，埃尔多安也被捕入狱并被禁止从政，罪名是曾在1997年吟诵“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穹顶是我们的头盔，宣礼塔是我们的刺刀，信仰是我们的士兵”这样带有宗教暴力色彩的诗句。
但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终结，随着军方对政治控制的放松，埃尔多安出狱后于2001年建立了正义与发展党（AKP）并在翌年议会选举中大胜，为了绕过从政禁令，他于03年才通过锡尔特省的重新选举进入议会，登上首相宝座。但此时军方的世俗力量仍然非常强势，兹举一例：02年11月20日，议会发言人布伦特.阿瑞恩和妻子一起在机场为总统送行，他的妻子当时戴了头巾。世俗派军官对此大为光火，他们在总参谋长厄兹柯克的带领下于11月20日前往阿瑞恩的议会办公室，静静停留了三分钟后离开，以此警告阿瑞恩不要触犯土耳其的世俗原则。
面对军方的压力，埃尔多安一方面尽力淡化正发党的伊斯兰色彩，一面利用与欧盟的入盟谈判来削弱军方。欧盟为衡量申请国的加入资格而制定了哥本哈根标准，其中对军政关系进行了规定，埃尔多安以此为借口开始改革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军方在1960年第一次政变后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用来监控政府。埃尔多安打着满足哥本哈根标准的旗号，剥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权。之后入盟谈判虽然失败，但这项改革成果却被保留了下来，军方对政局的控制能力迅速下降。
埃尔多安的第一位军方对手，第24任总参谋长希勒米.厄兹柯克虽然也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却颇为顾忌军方过多干政，并认为土军的前三次政变并不成功。在他任上，虽然成功抵制了正发党扶助宗教学校的教育改革计划，遏制了后者进一步伊斯兰化的倾向，但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失去了趁其羽翼未丰之际一举歼之的机会。
他与06年卸任后，土军总参谋长换成了世俗主义立场更坚定的亚希尔.比于克阿纳特将军（25任），他和埃尔多安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2007年土耳其总统选举。当时土耳其总统虽然不像埃尔多安修宪后那样大权在握，但仍然拥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作为多数党的AKP推出前外交部长居尔作为候选人，他的当选似乎已然板上钉钉。但居尔的宗教背景迅速激起世俗主义者们的警惕，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高呼“我们绝不接受一个伊玛目来做总统”。比于克阿纳特将军趁机介入，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称“当前总统选举中产生的问题集中在世俗主义引发的争论上。。。土耳其军队作为这场争论中的一方，将会坚决捍卫世俗主义。”这份声明后来被称为“电子版最后通牒”。宪法法院也以议员投票率未达三分之二多数而宣布选举无效。重重压力下，正发党选择了暂退一步，居尔自行退出选举。但埃尔多安并未就此放弃，他求助于民意，将原定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到7月，并在选举中大获全胜。8月重新举行总统选举，占据更多席位的正发党重新提名居尔，已无人再能组织AKP将总统宝座收入囊中。军方见民意如此，也无法再做干涉了。
比于克阿纳特将军任职两年后离开，继任者是伊尔凯尔.巴什布将军（26任）。他在两年任期内也坚持了与埃尔多安的斗争，但整体形势已然逆转。2009年，埃尔多安以存在密谋推翻正发党政府的计划为由，要求对军方进行调查，巴什布将军回应称所谓的计划“只是张废纸”，并警告“不要插手军队的事”。但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与正发党的斗争中，军方已处于守势。同时由于土军在与PKK的交战中表现不佳，正发党控制的媒体对此大肆宣传，使军方形象进一步受损。见时机已到，埃尔多安对军方的总攻开始了。
2010年，一份代号为为“大锤”（sledgehammer）的政变计划被公之于众，计划中政变军人密谋击落土耳其自己的军机并嫁祸给希腊，以此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还准备炸掉两座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以此显示正发党政府的无能，促使人民支持政变。民众对此自然极为愤怒，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对这份计划涉及到的军方成员进行大规模逮捕，又同在司法系统拥有强大势力的居伦运动结盟，操纵一系列审判肆意迫害世俗主义者。短短一年间，已有超过四十名将军因涉嫌反政府活动被拘捕，几乎达土军高级军官的十分之一。巴什布的继任者，新总参谋长厄舍克.科沙内尔（27任）不堪忍受这等侮辱，遂于2011年7月29日连同陆海空三军司令一同辞职，希望以此迫使正发党收敛。可惜只有军队的武力才能真正阻止埃尔多安，这种文质彬彬的抗议方式对他则根本无效。他欣然接受辞呈，转手就把总参谋长的职位授予了唯一没有辞职的高级将领---宪兵司令杰戴特.厄泽尔（28任）。将军们以辞职来抗议的行动不仅未能迫使埃尔多安让步，反而使后者在军界的势力迅速扩张。
厄泽尔既为埃尔多安钦点，其立场不问可知。在他任上，正发党-居伦运动联盟对世俗派军人的迫害愈演愈烈，更多军官被捕，腾出来的位子被埃尔多安授予自己的亲信。甚至前总参谋长巴什布也在12年被捕，罪名是参与子虚乌有的恐怖组织“埃尔盖内孔”，被判处终身监禁。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竟然是恐怖分子，这种罪名实在是荒唐可笑至极！埃尔多安也自知这一系列荒谬的判决难以服众，在和居伦运动决裂后，也就顺势把判决不公的锅都推给居伦运动。法院重新审议后释放了大部分被押军官，巴什布老将军也在2014年重获自由。但正发党打击军部势力的政策却并未变化，先是将宪兵部队的指挥权由军方收归内务部，又在议会通过了对军队内部服务条例第三十五条的修改，之前该条规定“军队的指责是保护土耳其领土和土耳其共和国”，这被认为提供了军队干政的合法依据，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领土，抵御从外部而来的威胁”，等于剥夺了军队干政的权力。总参谋长厄泽尔对此自然也未多加阻拦。
厄泽尔卸任后，下一任参谋长胡鲁西.阿卡（29任）同样是埃尔多安的傀儡，甚至表现得更加不堪。他于今年五月公然作为见证人参加埃尔多安女儿的婚礼，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这也难怪埃尔多安在今年3月对土耳其军事学院毕业生的演讲中，能够当着阿卡总参谋长的面公开宣称“我之前一直说‘一个民族，一面旗帜，一个国家’，现在我想加上‘一支军队，一个司令’。”他在演讲中以“执行总司令”（executive commander in chief）自居，显然，他已不再满足于国家元首作为总司令的象征性地位，而是想将军权实实在在地握在手中。正因为早就明白了阿卡的立场，这次政变军才第一时间将他拘押。只可惜，埃尔多安对军队的渗透已经太深，根本不缺乏追随者，即使没了阿卡，也有第一集团军司令杜达尔来“勤王”，作为代理总参谋长迅速组织对政变军的反击。土军的世俗主义者在经历了成功政变三次半，捍卫凯末尔立国原则近百年的辉煌后，面对老奸巨猾的埃尔多安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1997年，军方通过软政变解散了埃尔巴坎政府并取缔了后者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繁荣党。时任伊斯坦布尔市长的繁荣党党员埃尔多安受到牵连，随着军方对伊斯兰分子的大清洗，埃尔多安也被捕入狱并被禁止从政，罪名是曾在1997年吟诵“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穹顶是我们的头盔，宣礼塔是我们的刺刀，信仰是我们的士兵”这样带有宗教暴力色彩的诗句。
但埃尔多安的政治生涯并未就此终结，随着军方对政治控制的放松，埃尔多安出狱后于2001年建立了正义与发展党（AKP）并在翌年议会选举中大胜，为了绕过从政禁令，他于03年才通过锡尔特省的重新选举进入议会，登上首相宝座。但此时军方的世俗力量仍然非常强势，兹举一例：02年11月20日，议会发言人布伦特.阿瑞恩和妻子一起在机场为总统送行，他的妻子当时戴了头巾。世俗派军官对此大为光火，他们在总参谋长厄兹柯克的带领下于11月20日前往阿瑞恩的议会办公室，静静停留了三分钟后离开，以此警告阿瑞恩不要触犯土耳其的世俗原则。
面对军方的压力，埃尔多安一方面尽力淡化正发党的伊斯兰色彩，一面利用与欧盟的入盟谈判来削弱军方。欧盟为衡量申请国的加入资格而制定了哥本哈根标准，其中对军政关系进行了规定，埃尔多安以此为借口开始改革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军方在1960年第一次政变后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用来监控政府。埃尔多安打着满足哥本哈根标准的旗号，剥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权。之后入盟谈判虽然失败，但这项改革成果却被保留了下来，军方对政局的控制能力迅速下降。
埃尔多安的第一位军方对手，第24任总参谋长希勒米.厄兹柯克虽然也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拥护者，但却颇为顾忌军方过多干政，并认为土军的前三次政变并不成功。在他任上，虽然成功抵制了正发党扶助宗教学校的教育改革计划，遏制了后者进一步伊斯兰化的倾向，但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从而失去了趁其羽翼未丰之际一举歼之的机会。
他与06年卸任后，土军总参谋长换成了世俗主义立场更坚定的亚希尔.比于克阿纳特将军（25任），他和埃尔多安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最严重的一次是2007年土耳其总统选举。当时土耳其总统虽然不像埃尔多安修宪后那样大权在握，但仍然拥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其时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作为多数党的AKP推出前外交部长居尔作为候选人，他的当选似乎已然板上钉钉。但居尔的宗教背景迅速激起世俗主义者们的警惕，他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高呼“我们绝不接受一个伊玛目来做总统”。比于克阿纳特将军趁机介入，发出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称“当前总统选举中产生的问题集中在世俗主义引发的争论上。。。土耳其军队作为这场争论中的一方，将会坚决捍卫世俗主义。”这份声明后来被称为“电子版最后通牒”。宪法法院也以议员投票率未达三分之二多数而宣布选举无效。重重压力下，正发党选择了暂退一步，居尔自行退出选举。但埃尔多安并未就此放弃，他求助于民意，将原定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提前到7月，并在选举中大获全胜。8月重新举行总统选举，占据更多席位的正发党重新提名居尔，已无人再能组织AKP将总统宝座收入囊中。军方见民意如此，也无法再做干涉了。
比于克阿纳特将军任职两年后离开，继任者是伊尔凯尔.巴什布将军（26任）。他在两年任期内也坚持了与埃尔多安的斗争，但整体形势已然逆转。2009年，埃尔多安以存在密谋推翻正发党政府的计划为由，要求对军方进行调查，巴什布将军回应称所谓的计划“只是张废纸”，并警告“不要插手军队的事”。但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与正发党的斗争中，军方已处于守势。同时由于土军在与PKK的交战中表现不佳，正发党控制的媒体对此大肆宣传，使军方形象进一步受损。见时机已到，埃尔多安对军方的总攻开始了。
2010年，一份代号为为“大锤”（sledgehammer）的政变计划被公之于众，计划中政变军人密谋击落土耳其自己的军机并嫁祸给希腊，以此来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还准备炸掉两座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以此显示正发党政府的无能，促使人民支持政变。民众对此自然极为愤怒，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对这份计划涉及到的军方成员进行大规模逮捕，又同在司法系统拥有强大势力的居伦运动结盟，操纵一系列审判肆意迫害世俗主义者。短短一年间，已有超过四十名将军因涉嫌反政府活动被拘捕，几乎达土军高级军官的十分之一。巴什布的继任者，新总参谋长厄舍克.科沙内尔（27任）不堪忍受这等侮辱，遂于2011年7月29日连同陆海空三军司令一同辞职，希望以此迫使正发党收敛。可惜只有军队的武力才能真正阻止埃尔多安，这种文质彬彬的抗议方式对他则根本无效。他欣然接受辞呈，转手就把总参谋长的职位授予了唯一没有辞职的高级将领---宪兵司令杰戴特.厄泽尔（28任）。将军们以辞职来抗议的行动不仅未能迫使埃尔多安让步，反而使后者在军界的势力迅速扩张。
厄泽尔既为埃尔多安钦点，其立场不问可知。在他任上，正发党-居伦运动联盟对世俗派军人的迫害愈演愈烈，更多军官被捕，腾出来的位子被埃尔多安授予自己的亲信。甚至前总参谋长巴什布也在12年被捕，罪名是参与子虚乌有的恐怖组织“埃尔盖内孔”，被判处终身监禁。一个国家的最高军事长官竟然是恐怖分子，这种罪名实在是荒唐可笑至极！埃尔多安也自知这一系列荒谬的判决难以服众，在和居伦运动决裂后，也就顺势把判决不公的锅都推给居伦运动。法院重新审议后释放了大部分被押军官，巴什布老将军也在2014年重获自由。但正发党打击军部势力的政策却并未变化，先是将宪兵部队的指挥权由军方收归内务部，又在议会通过了对军队内部服务条例第三十五条的修改，之前该条规定“军队的指责是保护土耳其领土和土耳其共和国”，这被认为提供了军队干政的合法依据，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领土，抵御从外部而来的威胁”，等于剥夺了军队干政的权力。总参谋长厄泽尔对此自然也未多加阻拦。
厄泽尔卸任后，下一任参谋长胡鲁西.阿卡（29任）同样是埃尔多安的傀儡，甚至表现得更加不堪。他于今年五月公然作为见证人参加埃尔多安女儿的婚礼，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这也难怪埃尔多安在今年3月对土耳其军事学院毕业生的演讲中，能够当着阿卡总参谋长的面公开宣称“我之前一直说‘一个民族，一面旗帜，一个国家’，现在我想加上‘一支军队，一个司令’。”他在演讲中以“执行总司令”（executive commander in chief）自居，显然，他已不再满足于国家元首作为总司令的象征性地位，而是想将军权实实在在地握在手中。正因为早就明白了阿卡的立场，这次政变军才第一时间将他拘押。只可惜，埃尔多安对军队的渗透已经太深，根本不缺乏追随者，即使没了阿卡，也有第一集团军司令杜达尔来“勤王”，作为代理总参谋长迅速组织对政变军的反击。土军的世俗主义者在经历了成功政变三次半，捍卫凯末尔立国原则近百年的辉煌后，面对老奸巨猾的埃尔多安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