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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毛泽东:关于人性问题的批语: 热度 1 坚持到底 2017-4-19 14:51; 2015-11-30 升哥111 文章来源阅 874 转 10 转藏到我的图书馆微信分享：【编者按】2007年9月，编者看到徐飞同志从张策同志那里拿到的一件资料，是毛主席在1943年对刘少奇起草的给续范亭信的批语，觉得这份资料异常珍贵。编者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非常正确和极其重要的观点，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对人性问题最通俗、最概括和最经典的阐释和表述。为了让广大网友和人民群众知道毛主席的这一批注和便于学习，编者当年9月8号上网把这份资料公开。当时为便于上网，题目是“毛泽东在某某同志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2014年5月4日又以“毛泽东同志的批语 ”为题发给同志们学习。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到“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今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又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 今天重温毛主席关于人性问题的这些批语，对响应和落实习近平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进行阶级分析的号召，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这次编者对照张迪兴主编的《毛泽东全集》第18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年10月1日第1版）发现题目下的日期与张策同志所提供的资料题目下的日期不一致，即张策提供的是6月28日，《毛泽东全集》提供的是12月17日，但《毛泽东全集》的注释说明了这一区别： “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给续范亭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人性’问题。毛泽东对信稿加了很多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并就此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部无措，还请你看后告我。’” 这就是说刘少奇给续范亭信写的日期是6月28日，而毛泽东写上批语之后给刘少奇信写的日期是12月17日，与本件最后毛泽东给刘少奇信的日期一致。张策同志原来的题目是《典范的学习生活——毛泽东在少奇同志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1943年6月28日）》在此，编者再次感谢徐飞和张策两位老同志，同时也感谢转载这一份资料的网友们，感谢他们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际行动。本文是对照《毛泽东全集》和下载学术文摘9523 http://howtowin01.blog.sohu.com/64783061.html现在所刊载的内容予以校对的，感谢《毛泽东全集》主编张迪兴和学术文摘9523！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少奇同志起草了给续范亭同志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人性”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信稿加了较多的批语，并于十二月十七日写了短信给少奇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批语，批评了少奇同志关于人性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少奇同志认为“对我们益处很大”，因函送弼时、恩来、朱德同志一阅，并注明“德怀、康生同志已看过”。周恩来和朱德同志都圈阅了，朱德同志并写有:“我看过了，很好很好，多次争论以免认识错误。朱。”可见，这是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关于“人性”问题的一次堪为楷模的同志式的讨论和学习。我们把毛批结合刘少奇相关信稿全文照登如下(信稿下的横线和问号是毛主席划的) ★ ★ ★ ★ ★ 一、毛泽东关于人性问题的批语原文大概如我们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毛批: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毛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张策同志提供材料有：※概指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恩格斯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谈到马克思的这个《提纲》“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16—19页，或者1995年6月第2版，第54—57页，或者2012年9月第3版，第133—13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08——209页，或者1995年6月第2版，第212—213页，或者2012年9月第3版，第219页。) （上述这段话是张策同志提供的资料上的，出处编者有补充。）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 (毛批: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 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毛批: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毛批: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的最基本(毛批:比较深刻。)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的认识(毛批: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但人这种东西，又是--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的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的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批:最基本区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它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毛批: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毛批：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毛批: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的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毛批: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毛批: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毛批: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已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 ——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毛批：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毛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毛批：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毛批: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毛批：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 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毛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毛批: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毛批: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毛批：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毛批: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毛批：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的机械的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毛批: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 (毛批: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毛批: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毛批: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说话时，应该注意。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毛批：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 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毛批：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毛批: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是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毛批：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的规律化，(毛批: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比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毛批: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毛批:改变着人们自已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毛批:这些是对的。) 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毛批: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毛批:只是社会的。) 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毛批：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 (毛批: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毛批: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毛批: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毛批: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毛批: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乌，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 (毛批：“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毛批: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搭救。)无善恶之可分的。(毛批: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于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侧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在(毛加:“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侧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毛批: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毛批: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毛批: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毛批: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已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毛批: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毛批: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作不到的。(毛批: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毛批: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批: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梭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作到的。(毛批: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批: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毛批: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加:“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毛批: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规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作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出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毛加:“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的爱好真理，(毛批: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其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的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毛批：总评：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我的意见，略如上述。尊意以为如何？望加指正！顺祝痊安！刘少奇六月二十八日二、毛泽东就“人性”问题先后致刘少奇的两封信（这两封信，皆是从张策同志所提供的资料中转录来的）（1）1943年12月17日之刘少奇的信少奇同志: 一气看完了你的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大体说来，凡论人性(前半部居多)的地方我以为是错的，凡论阶级斗争的地方(后半部)则是对的或比较对的(但有某些错处)。其原因，我以为你还没有将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一个全面的了解，由你自己苦想出来的多。我的意见，与其苦想，不如研究马恩。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我愿与你当面辩论一回，彼此或都有益。敬礼毛泽东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早（2）1943年12月24日致刘少奇的信过了一周，12月24日毛主席又致信刘少奇，向他介绍说：《从猿到人》一书中编入的恩格斯的两篇短文《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和《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十分精彩，可以看”；编入的郭烈夫(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亦可一阅”。信中并说:“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毛泽东编者注：他们认真、勤奋的学习热忱多么感人呀！再有，毛主席关于二元论的批示是十分精辟的，蕴含唯物辩证法之一分为二并不导致二元论的原理。在他的哲学著述中论及这个范畴不多，属风毛鳞角。 (这个材料文献研究室已分别公布在《毛泽东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中，其结果，割裂、混淆、疏漏、失真，不堪卒读。——摘者)学术文摘9523 http://howtowin01.blog. sohu.com/64783061. html; 1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毛泽东与文革大起底: 热度 11 chenchanghai 2017-1-1 14:32; 1946年，毛泽东思考了三天，最后决定跟国民党决裂开战， 1950年，毛泽东思考了一星期，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而这次在滴水洞，毛泽东思考了11天，可见毛泽东要思考一件比以往更加难于决断的事情，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苦思苦想。毛泽东深知当年与他一起干革命的老战友、老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革命考验和锻炼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可是这些人，大多数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曾经与毛泽东有共同奋斗目标的老战友们，现在他们的奋斗目标不同了。老干部们成为新中国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分人认为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的奋斗目标应该是经营自己的安乐窝了，而毛泽东这样坚持把共产主义革命搞到底的人，反而成为少数派。绝大部分老干部都不赞成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因为这场革命革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变化，也代表了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变化。英美法列强的殖民主义，逼出中国的“五四运动”，使毛泽东变成信仰共产主义；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又使毛泽东放弃非暴力的合法抗争，转而拿起枪来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使毛泽东放弃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也使中共由一个强调暴力的革命党，转变成一个团结各种势力的温和的民主党。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中共很难完成从暴力革命党到温和民主党的转型，而正是这个转型，使中共的人气大增，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从而赶走了蒋介石政权。　　在建国初期，如果中国的经济建设不是很顺利，那么中国就会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不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刺激毛泽东把资本主义中国转型为社会主义中国，而社会主义转型的顺利成功，又刺激起毛泽东进一步挑战共产主义的雄心。　　毛泽东的前七次思想转型，都是“进取”的思想，而最后一次思想转型，则是“保守”的思想。在大跃进失败之前，毛泽东不停地挑战，不停地创新，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攀上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但是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一个跟头从高峰上摔了下来。　　此后，毛泽东保守了，不再发起新的挑战了，倒是刘少奇等人发起了挑战，不仅挑战毛泽东本人，也挑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体制。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第一是击败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第二是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　　毛泽东虽说击败了刘少奇对他本人的挑战，但始终没有击败刘少奇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挑战，毛泽东最终没能守住他几十年奋斗达到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毛泽东的一生，有成功的辉煌，也有失败的屈辱。　　毛泽东晚年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1949年，是毛泽东一生的顶峰，他创建了一个清廉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有人叹息说：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大跃进，不搞文革，毛泽东就是一个历史上的完人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评价毛泽东说：“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的谱写，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遇，进行革新的人，毛泽东就属于这种人。有耐心的可以一读。 http://www.xunread.com/article/d41fd77f-ddc6-43d5-a5ea-9a509c7eda29/index.shtml; 3464 次阅读|11 个评论

分享杨小凯对保守派的理解（转）: gordon 2016-5-21 16:31; 早就没有理想，有很多踏实做事的人和按部就班的螺丝钉，我不觉得他们比起私营企业的员工就该受鄙视。注：你的思想好陈旧啊，呵呵你认为真正干活的，是螺丝钉啊，呵呵 ********************************************************** 杨小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保守派中虽大多是些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对秩序和既有权威的尊重的确有着可贵的价值。如果你看不出这种价值，你就去仔细研读一下近代史吧，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尊重，使这两个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比法国（他们大多是有革命欢快症的人）更大的成就。我自己对造反派的反思可以写本书，但是这种反思最有意思的是对革命的反思。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虽然暴发了毛泽东并不能完全控制的革命，但这革命却象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革命一样，其丑无比。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被革命欢快症感染的造反派，革命的确看似象盛大节日，小偷都成了圣人。但这个革命却充满着残暴，混乱，互相残杀，和黑暗。 ********************************************************** 干活儿，本来就是很枯燥的你很难说，往前走一步，到底是对还是错年轻人，总是求进步的嘛注：说实话，这个东西是个选择的问题 ********************************************************** 扩展阅读：每个人的选择（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9752; 1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高岗之死: 热度 26 席琳 2015-12-13 11:37; 2015-12-12 以前的那些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不，老佛爷刚跷完牛鞭，尸骨未寒，就有人蠢蠢欲动，开始张罗着，为老佛爷以前的政敌们平反了。先是粟裕，接下来是林彪，接着是胡耀邦，再接着就是高岗了。遥想高岗当年，心高气傲，风流倜傥，进京五马，独霸一方，恨他的人，妒嫉他的人，就很不少。可惜的很单纯，远非玩政治的料，被人拎来当枪使，还意气用事，结果是墙倒众人推，屎盆子扣在一个人的顶上，并做成死结，万劫不得翻身。不过人在做，天在看，人算不如天算！偶然的机会，在网上看到张元生的回忆文章：《高岗五虎将之首张秀山：冤屈至死也没等来一个说法》。其中对高岗之死，有一些不同以往的说法和细节，对于涉案的方方面面和人生百态，也有一些栩栩如生的描写，让人回味：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座谈会的第三天下午，国家计委专职委员安志文和高岗的秘书赵家梁来到会场，向周总理报告高岗开抢自杀未遂的情况。听过详细的汇报之后，周总理说：高岗自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了防止他再次自杀，我们还得做他的工作。总理对父亲说：秀山同志，你去做一下高岗的工作，就住到他那里，这是中央交给你的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稳住他的情绪。父亲从1930年在陕北闹兵运（即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待时机成熟发动兵变，编者注）的时候就认识了高岗，后来一直到创建陕甘根据地，两个人配合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人之间毫无忌讳，无话不谈。解放后在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大权独揽，只有父亲的话他听得进去。时任东北局副秘书长马洪说，在东北局谁敢跟高岗拍桌子？只有张秀山。傍晚时分，父亲和其他几个同志一起到了高岗的住处。高岗看到他们忙说：请坐，请坐！结果谁也没有理他，都冷冰冰的。习仲勋说：我们代表中央来跟你谈话，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发生的事，你是错上加错。现在你要好好休息，等平静下来之后，再考虑检查反省。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他过去是你的秘书，今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 当晚父亲便住在了高岗家。座谈会期间，父亲上午参加会议，下午就到高岗家做他的工作。在谈话中，父亲指出高岗过去许多反对刘少奇等同志的言论，他都不承认，只说自己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在有薄无林名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听主席到此为止，不准扩散的话，没有考虑扩散后果，跟一些人讲了，这是最大错误。高岗说，我对毛主席、对党是忠心的，从来没有过反对毛主席的一丝念头。还说，我与刘少奇不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工作上的意见分歧。高岗还说，他是过不了刘少奇这一关的。父亲和高岗之间的具体谈话，都跟周总理作了汇报。每次同高岗谈话，赵家梁都在场。后来赵家梁回忆，父亲和高岗都住在二楼，高岗房间在东边，父亲住在西边的客房，半夜三更，大家都睡觉了，高岗就跑到父亲的房间来，进门也不说话，往那一坐，父亲不说话，高岗也不说话，呆一会儿，也不说什么，起身就走。半年后，高岗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后来，父亲听说，高岗是从报纸上看到，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单中，东北局和东北各省、市主要负责人的名字都没有了。他向看管他的人说，以后见到这些人时，请代我向他们表示歉意，是我连累了他们。父亲曾经说，高岗开始一再给主席写汇报材料，主席都没有见他，汇报不上去，几次要见，主席说不要来了，他就是想见主席，可是主席不见他。毛泽东得知高岗自杀后说：高岗的问题处理得不好。高岗不自杀，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还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暗箭伤人的有，借刀杀人的有，落井下石的有，见死不救的有，明哲自保的有，飞来横祸的有，渔翁获利的有，下山摘桃的有，幸灾乐祸的有，上窜下跳的有，趁机起哄的有，反正是除了死人，没有好人。;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936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伟人与蓝天: 热度 45 皇家骑警总监 2015-6-13 02:53; 记得林副主席当年说过， “ 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总是围绕着实际，总是从调查研究出发，总是脚踏实地。毛主席对待事物和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实际。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不受到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 哇塞，全场雷动啊！嫡孙的爷爷带头鼓掌，当时坐在边上的康老也是激动万分啊，一面鼓掌，一面心里嘀咕，见过不那什么的，还真没见过那么不那什么的，要不怎么说是伟人呢，伟哥，我跟定您啦多少年后的今天，不招人待见的北京蓝天白云又一次证明了林副主席的话...... 还记得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说的来着 “ 中国烟民从此站立起来啦！！！ ”（注：一定要带湖南口音）还记得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下怎么说的来着 “烟民，只有烟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注：也一定要带湖南口音）这不，北京刚把烟给禁了，历史就被创造了，被蓝天白云了不是？！; 412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英文旧书之润之与吾行乞记: 热度 19 席琳 2015-4-12 22:38; 2015-4-12 不久前在城内一家旧书店，买到了一本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和长沙师范学校时的学长（小毛一岁但高毛三班），萧瑜（Siao-Yu）萧子升（1894-1976）于1959年在国外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润之与吾行乞记》（Mao Tze-Tung and I Were Beggars），林语堂写的序。据作者自己说，该书原文一部分是法文写的，一部分是中文写的，英文版是萧夫人（Phyllis Ling-cho）精心翻译的，中间有两三处小错误，无伤大雅，而且萧夫人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就不治人事，驾鹤西去了。加上萧瑜本人是一个画家，书中插图，全部采用自己的手绘，所以在书的扉页上，有一幅萧先生为纪念亡妻而做的题诗画，颇为感人。《润之与吾行乞记》的封面：叫化叫三年，有官都不做蕭瑜，原名萧子昇，字旭東，號書同，绰号萧菩萨《润之与吾行乞记》一书中的插图萧瑜博士在这一本书中，形象地刻画了官方历史中所见不到的少年毛泽东的另外一面，倔强固执不屈人下与反叛。对于历史的知识，如在另外一篇博文中所述，毛曾经坚信三国演义为信史。对于毛体草书，毛自己也自惭形秽，觉得不好意思，拿不出手来，不向后来大家所宣传的那样，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有组织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以及毛和杨开慧所谓生死不渝的夫妻恋情，现在也都是公开了的事实了。正如萧博士自己所言，I am writing true history and not propaganda for any cause. 这一本书，尽管和其他任何自传一样，作者有自吹自擂之嫌，但至少为后人，多少保存了一点历史的真实和回味的空间。;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59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zt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热度 10 天狼星 2015-2-26 12:39;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作者：杨继绳时间：2013-12-07 17:25:20 分类：默认分类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20696592.html 　　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革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场。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革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想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然而，直到21世纪，中国还有人高喊“道路自信” ，真是咄咄怪事！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革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革，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革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滲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面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9年苏联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 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我当时看到了在大学生中传阅的油印稿。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享受特权的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力，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革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革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一个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自己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革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只知道totalitariansystem（极权制度）是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当时中国人口１０亿，即在１后面９个零。毛泽东是１，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９个零是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制度化。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的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７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 “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 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 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消灭，却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镇压了大批人，形成了亿万政治贱民。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 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具有破坏力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权威的矛盾中反复挣扎的过程。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革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 ，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革的补偿因素就在文革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革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革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 2 ） 250 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 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 4，810 ，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 4 ）农村有520 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 120 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 ）有1 亿 1，300 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劫难。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文革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遗产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革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革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 “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 ，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 ，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脬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濶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实论证了这个结论。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认俊卿提出来的。衣因招收入博士后研究生收受金钱和女色贿赂而下台，但还有人继续讲“三个自信”。　　这里说的政治贱民是指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国民党执政时留下来的大小官员。他们政治地位低下，当时的意识形态时时刻批判他们，把他们当作危险人物。历史证明，现代股份公司和现代金融制度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金融制度还需要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艾思奇认为，第一个里程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里程碑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第三个里程碑以毛泽东为代表。每一个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都解决了它所面临的时代提出的问题。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理程碑”，此时艾思奇已逝世两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页　　这是本书作者的概述，全文请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编辑部文章。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王年一：《文化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內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　　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　　同上，第90页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柳宗元：【封建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页　　围引自【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页　　王力雄也有这一看法，王：《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2006年4月写于阿克苏、北京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大批好的官员也会受到残酷的迫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页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 6号，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３日）　　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拉锯”的地方，共产党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共产党的军队走了以后，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称为“还乡团”。1975年10月，贾启允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行前邓小平要他放手“整顿”，“不要怕当还乡团”。　　弗·奥·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吴敬琏先生把“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　　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味书屋，2010-5-4; 574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写文章啥叫接地气，啥叫不接地气: 热度 73 李根 2015-2-20 10:28; 习总春节致词拽文，已经被爱坛坛友批评， “工农兄弟未必能看懂” ，意思就是不接地气，不像老毛写的东西那样，只要识字的人都能读懂。习总写了啥？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我们要永远保持清醒头脑，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继续保持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那么一种警醒，敢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创造辉煌的必由之路，始终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始终成为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必由之路。其实还是比较好懂的，因为这是在大白话的基础上稍微拔高一下，虽然“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一句太文绉绉了，但是结合上下文，还是可以懂的，况且就算把这句舍去不要，也不影响理解。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句话出自《庄子·人间世》，是指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其实，毛泽东自己就引过这句话，是在论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时说的：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 4月21日，在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简要地回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况。他说：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接着，毛泽东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24年历程，满怀豪情地说：“ 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老毛当然不是不懂文化，不会文绉绉的那一套，真要引经据典起来，不比任何人差。但是讲话写文章，第一条是让交流的对象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要根据对象和场合来选择用语，上能阳春白雪，下能下里巴人。甚至字体都得考虑进去。有个搞宣传的在延安刷标语，自作聪明地用了一个不常见的写法，老毛看了就批评，说这是存心让人民群众看不懂，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写进了《反对党八股》一文：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 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ㄣ—”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 ”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所以当毛主席要对全体人民，特别是从民国继承下来的、高达百分之九十的文盲人民讲话的时候，标准就是人人都懂：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这段话写得清楚明白，掷地有声，值得学习，值得复习。海外朋友们可以看这个链接听原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crNHqXTA0 国内朋友可以看这个链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RKsKnt5Kp4 老毛还有一段更加给力的话，也是识字的人就能懂的，丝毫不拽文，完全接地气的：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海外朋友们可以看这个链接听原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QSO1Cs7gyQ 国内朋友可以看这个链接：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hhekpt_l1mI/ 当然有时候毛主席的文字太过正气凛然，给力是真给力，但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显得不够宅，不够萌，于是有好心人跑出来纷纷加注。比如他在海军舰艇上写下的这个话： 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主席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他乘坐“长江”舰由武汉至南京沿江而下，四天三夜同船员们一起航行，一起生活。在视察中，毛主席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对水兵们说：“过去你们在陆地上，那时要求同志们要爱山爱土，现在你们是海军，应该爱舰爱海洋。” 他反复用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经验教导大家，他说：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谈到当时国际斗争形势时，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有了军舰，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干，我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视察中，他在为“ 长江”、“洛阳”、“南昌”、“黄河”、“广州”五舰题词时，接连5次都题写“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的题词。由此可见其含义之深。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为了适应当前宅文化的形势，已经有好心人给加注成了这个样子： “没有人民的水师，就没有人民的妹子” 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土共的水师已经能推倒皇国的海自了。但环球时报的调查显示，中国人有67%仍表示“我朝水师还不够尖、不够挺”，83%认为 “我朝水师太缩卵了，要转受为攻”。皇民们都纷纷表示不该给海自那么多零花钱，可中国人的想法完全相反。国际先驱报又说，舆论调查显示55%的中国人认为 “没有人民的水师，就没有人民的妹子”。怎么样，不错哟，很容易理解吧。如果老毛看到了，他会怎么评价呢？是不是会哈哈一笑，然后吐出一口烟，指点着： “我看你们今天也是钢多气少！”; 1481 次阅读|21 个评论

分享都说不说时政了，还是忍不住，简评一下李晓鹏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毛泽东 ...: 热度 19 上善若水 2014-11-6 02:21; 原因是@山菊大姐前两天的一个问题，“ 谁看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请简单评价一下~~~偶没时间去看 ” http://www.aswetalk.org/bbs/home.php?mod=spaceuid=341do=doingview=mefrom=space 李晓鹏的博文《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关于毛泽东的谣言与真相》在这里，西西河 http://www.cchere.com/thread/4067347 我给山菊大姐的回复是杀人诛心，不读也罢。十年前，读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非常佩服，论点论据论证，方方面面非常专业。但后来，我的观点是，整本书，某些方面是对的，但整体是错的，高华做学问的水平很高，但学问做错了。至于说李晓鹏这篇博文，恰恰相反，内容错误百出，奇葩的是，结论基本是对的。所以，我就在思考，是什么让他用一大堆错误的论据论证出了正确的结论？我还没思考出来，老板就来邮件了。 “敌对分子还是很了解我的”，我是纯粹吃饱了撑的。; 3395 次阅读|20 个评论

分享军报刊文：想到毛泽东的伤口，没有冷却的泪滴: 热度 91 石头布 2014-10-11 05:20; 解放军报2014年10月8日刊文怀念毛泽东：没有冷却的泪滴作者：牛嵩峰　李翚　　那年，中央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同志的遗物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柜子，里面装的是毛泽东亲手珍藏的毛岸英的几件衣物，有衬衣、袜子、毛巾和一顶军帽。这些物品不是身边的工作人员收拾的，他们甚至看都没有看到过。　　从毛岸英牺牲到毛主席逝世隔了26年，毛主席是在怎样的悲痛和寂寞中把儿子的这些衣物珍藏在身边的? 这26年里，主席在北京的住处，至少搬了5次，他是怎样瞒过所有的工作人员，没有让任何人经手这些衣物的? 　　当这些衣物，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已经又过去了很多年。一个老父亲对离去孩子的思念，默默地压在衣柜底下，近半个世纪。　　1950年9月，28岁的毛岸英赴朝鲜参战，34天之后，他牺牲了。在各种影视剧里，我们最熟悉的是这样的场景：毛泽东得知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后，他沉默了很久，才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嘛，总要有牺牲的，这没有什么…… 　　夜深人静，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一个老年丧子的父亲，独自一个人，把孩子留在家里的衣物一件一件地叠好，收起，放到衣柜深处。这一切，也许就是在那个悲伤消息传来的夜晚。　　很多人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当有人建议把岸英的墓迁回国内时，毛泽东说，不必了，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吧。作为一个领袖，他只能拒绝这份好意，并且在文件上写下这样的字句：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　　一个把儿子的毛巾和袜子都视若珍宝的父亲，真的就不想他回来吗?他是否也曾经在那些翻身起来的夜里，像每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一样，把这些衣物，一件一件拿出来，轻轻抚摸。这些衣物上，是不是也曾浸染过一个男人的眼泪呢?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敢深究，我们不忍细想。　　真正痛彻心扉的伤口，是一个男人拒绝任何人分担，禁止任何人触碰的。　　隔着这么远的时空，当这些衣物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我们才有机会去还原一个父亲的爱和痛。历史总是有太多令人心碎的巧合。当毛泽东悄悄藏起对儿子的思念时，他不知道的是几十年前，他的妻子杨开慧，也把对丈夫的牵挂，藏在了老家房子的砖缝里。　　在毛泽东1927年告别妻子之后，由于书信不通，独自抚养3个孩子的杨开慧，把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写成文字。她记下和丈夫相识相爱的过程，也写下对丈夫无尽的牵念：“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翅，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毛泽东也没能看到妻子的这些文字。　　似乎是早有牺牲的准备，杨开慧把自己写的这首题为“偶感”的诗稿，和其他散文，藏在了长沙板仓镇杨家老屋的砖缝里。1930年，杨开慧牺牲。1982年，杨家老屋重新翻修时，这些文字偶然被发现，才得以重现人间。　　此时距离杨开慧牺牲已经过去了52年，距离毛泽东逝世已经6个春秋。这4000多字的手稿，已经被岁月侵蚀得陈迹斑斑，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而狭小的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妻子对丈夫的爱，父亲对儿子的爱，都曾这样被时间悄悄掩盖，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家国叙事中，它们只是深藏幕后，静静等待。　　这些信件和衣物何其不幸，它们承载的绵绵亲情，再也没有机会被它们的主人细细品读; 这些信件和衣物又何其有幸，它们让我们有机会去感受一代伟人撕心裂肺的挚爱，为那段波澜壮阔的宏大历史，做出一个最最温柔的注脚。　　1959年，毛泽东终于回到故乡。在失去了妻子杨开慧、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长子毛岸英、侄儿毛楚雄的故乡，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两个字写得多么豪迈，那一刻心里有多痛。“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个“敢”字，把多少风云一笔带过。你懂，你就会知道，“新中国”这3个字有多重!; 1401 次阅读|14 个评论

分享《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 ... ...: 热度 49 然后203 2014-9-14 23:23; 这是1980年11月（反毛污毛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下旬黄克诚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没想到TG高层的会议是这样的发言风格，和下面死气僵硬的搞法很不一样；再就是对了解《毛选》文章的一些背景有帮助。）同志们：本来我是不准备讲话的。中央让我担任中央纪委的常务书记，我身体不好，没有下去检查工作，只能联系很少的干部与群众。因此，我讲的意见就不一定准确。但我是心里有话就要讲的。所以今天还是向同志们讲讲。我这个讲话，请同志们不要记录，也不要传达，等整理好送中央审阅，如认为可以向各级纪律检查部门传达，再发给你们。我的讲话，有些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你们原谅。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与我们这次召集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认为，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的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讲的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是了不起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提出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谭）启龙同志，你还记得吧？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当团长。他带着队伍由武昌出发，本来是要参加南昌暴动的。由于途中听到南昌暴动已经发生了，部队已经撤离了南昌，他就在黄石港上了岸，然后辗转经阳新、靖安、奉新来到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武装。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约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后，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大近，队伍在这里站不住脚、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不单是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还有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经验不足，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干的就剩下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一小部分式装。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那时，南昌暴动有三万多人，在三河坝打了一个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老总和陈毅同志收集了残兵八九百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与滇系军阀范石生的关系，将队伍改编为范的十六军的一个团。朱老总后来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兵力要比毛主席领导的武装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朱老总那支队伍就没有归宿，就难以生存并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毛主席这套方针、政策，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同志很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浏斗争，他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搞根据地、建党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浏一带，扩大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的部队，主要是武汉军校分校的学生改编的教导队。汪精卫政变后，这支队伍由张发奎带到广州，改为教导团，叶剑英同志为团长。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镜、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军事技术、政治素质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总的那两支武装基础都好。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极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垮了。鄂豫皖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他们也是在井冈山红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正确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虽然经历了曲折，受了损失，但却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一套简单的东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时的党中央就没能提出来。毛主席当时比我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这里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事实上这个办法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创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个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就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结果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总之，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在创建红军时期，为我们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功劳呢？现在有人讲这段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大概在一九二九年间，在上海的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班、以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非要我们离开不可，那就请派刘伯承、恽代英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很快军阀战争就爆发了。毛主席那首词：“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离开了部队，那么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一九二九年在闽西的斗争，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红军到了闽西，在路线上争论很激烈。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拥护朱德同志的；一种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一种是中间的，这主要是陈毅同志。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养病。结果部队到了广东梅县，打了一个大败仗。只好派人请毛主席出来。毛主席说，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开党的代表大会，他来作报告。后来按照他的意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古田会议的决议，也就是《毛选》中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对我军后来的建设起了很伟大的作用。在闽西时期、毛主席的这些见解都是起关键作用的见解，都是在我们党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决策。有的人现在把古田会议说成是别人领导的，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我听了以后真是啼笑皆非。我们党内现在有些人不顾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再讲讲一九三O年的事情。三O年立三路线来了，集中了红军的主力想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当时，大家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一九三一年，根据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方针，将第一次“围剿”粉碎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王稼祥等几位同志到了苏区，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当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朱老总也当军委副主席。这是在上海的中央决定的。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就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认为这样可以打垮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一带，东固的山上堡垒都修起来了，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便果断地下令出击。毛主席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里面讲“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当时的情况。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敌人公秉蕃的二十八师是我们三军团打的，把公秉蕃给活捉了。毛主席当时以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下命令指挥了部队。别人没有办法嘛！如果实行项英的办法，那就糟糕了，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就会丢掉。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这是明摆着的铁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毛主席不好讲，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围剿”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中央局书记。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几十个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内部的不同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给我们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的口号。那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注意这件事。当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些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针，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夺取中心城市”。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直到毛主席又被赶下台。后来毛主席写了一篇《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讲的许多问题就是这个时期的争论。恩来同志当中央局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指挥作战，曾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帮助中央指挥军队。三三年博古也来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军事指挥权。把毛主席搞下台的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了六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了。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毛主席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三二年下台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填填词，写写字，看点书，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都是这时候填的。长征开始了，在广西战斗遭受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县，毛主席才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的领导问题。后来在道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道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道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了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素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道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团结一致。同张国焘的斗争又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懋功汇合进，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杰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走，那么红军就可能全军覆没。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少到三万。在朱德、任强时、贺龙、徐向前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了陕北。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是毛主席一句不讲共产国际的问题，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毛主席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肯执行毛主席让他们过长江挺进敌后的指示，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将部队带到长江以北，队伍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担心我们打不赢，曾让我们和国民党搞联合政府，让我们交出武装，改编为国防军，以换取在联合政府中的合法地位。但毛主席顶住了，提出“寸土不让”、“一条枪也不交”的方针，并亲自指挥了许多重大决战，仅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初期，搞土改、抗美援朝、解决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毛主席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些情况同志们都清楚，我就不详细讲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不止我讲的这些。我讲这些历史，只是想具体说明：小平同志讲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颂扬、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这样讲，并不是把毛主席捧为救世主，也不是抹杀其他革命考的功劳。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毛主席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错误。现在我们党纠正这些错误，总结我们夺取政权以来的经验教训当然必要是的。但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记得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我们中央，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毛主席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是指唐初文坛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盛行骈体文，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骈体文。到唐朝中叶杜甫那个时代，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写文章骂王、杨、卢、骆。杜甫是有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他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扬、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念这首诗，是针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问题。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人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我认为．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具体的经济建设工作中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提出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且用对敌斗争的方式来处理党内斗争，结果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当然，如果细算起来，可能还有许多别的错误。但那些错误基本上是从这两条错误派生出来的。有的同志把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所有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他一个人承担责任。这样做不符合历史事实，也违背了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小平同志讲了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这些老同志都是有责任的。有一个同志曾问我：“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我说：“我也要承担一些责任。但对搞文化大革命我不承担责任，因为那时我已不参加中央的工作，没有发言权了。”我认为：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那么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全国为什么错划了那样多右派？我看各级党委都要负一定的责任。大跃进中，许多做具体工作的人盲目地浮夸，将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同志们可以想一想，反右派、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提出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以至错误地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等等，哪一次不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如果中央委员多数都不赞成，各级领导干部都不赞成，毛主席一个人怎么能犯那样大的错误呢？当然，毛主席是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大家来分担责任，那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毛主席的担子也就轻了。毛主席去世了，革命事业还要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干。我们多从自己方面总结经验教训，只会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为人民工作。照我的看法，毛主席晚年犯错误，原因很多，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在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大国搞社会主义，实在是一件艰巨的事业。直到今天，在我们面前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我们仍在不断摸索，也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我不多讲。我只想简单地谈一下毛主席犯错误的个人方面的原因以及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毛主席在晚年不谨慎了，接触实际、接触群众少了，民主作风差了等等，这些都是他犯错误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年龄大了，又没有及时引退。同志们可能会说，他犯某些错误对只有六十多岁，文化革命开始时也只有七十多岁呀！同志们要知道，毛主席为人民的事业是紧张操心了一辈子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就苦心焦虑、经常昼夜不眠地考虑问题。五八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虽然只有六十多岁，但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要出乱子。我现在就有这个体会，脑子一紧张，说话就没有分寸了，老人家如果及早引退，那就是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壮志仍非常之大，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想入非非的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讲，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因此，在我们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还是应该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来谅解老人家。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愤慨的话，有的人甚至把毛主席说的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样做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是非常不利的。我并不是说，讲愤慨的话就是出于恶意，愤慨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那些受过打击、坐过牢的同志对毛主席有愤慨情绪更可以理解。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晚期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更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慨不平出发。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把毛主席搞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人民内部也有些人受了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那些人唱同样的调子，这是很值得警惕的。毛主席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听说，现在有人在批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的这篇讲话无非是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与我们现在讲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实质上是一个意思。怎么能把这两个提法对立起来呢？离开了工农兵还谈得上什么人民？搞社会主义搞四化难道不是无产阶级政治吗？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一大批好作品，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但也确有人打着思想解放的幌子，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他们不愿为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服务，不愿为广大的工人服务、也不为勤勉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服务、不为四化服务，而对香港、日本、美国的一些不大高明、甚至趣味低级的货色倾心向往。我国正处于非常艰难地开创新路、建设四化的阶段，国家对外开放，向人民介绍外国，学人家的长处，应多介绍这些国家创业时期艰苦奋斗的事迹和精神；多介绍世界上科学家献身事业、造福人类的事迹和精神。要注意现在许多青年人有一种只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物质享受，甚至迷恋其腐朽东西的倾向。文艺创作和文艺介绍拿什么样的精神食粮给中国人民？拿什么来影响教育青年一代？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我们要设想一下，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拿什么东西来代替呢？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占统治地位长达二千年之久的是孔夫子的思想。这个思想经过民主革命后将近六十年时间，在我们国家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另一种思想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他提出的三民主义，对中国民主革命起过积极的作用。很多老一代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在青年时代就信仰过三民主义，但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比，则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近代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起就是用马列主义的旗帜来号召、团结、组织中国人民起来斗争。后来毛主席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领导并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写了一系列的著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武器。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她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党，这样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总要有个思想武器作指导。有些人要丢掉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难道要请孔夫子、三民主义回来？那是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过了时和行不通的！如果既不请孔夫子，又不请三民主义，那是不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一套搞来呢？我看是绝对不行的。我完全不是一个闭关主义者，我们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比如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等等。但是，在社会科学这个方面，我们绝不能搞他们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的，不可能为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服务。现在有些人就是崇拜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生活水平是比我们高，但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只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当然，如果我们少犯些错误，情况会好得多。不要把西方都讲得那么漂亮，那里黑暗的东西多得很。《参考消息》上有一段讲美国黑手党的“生产”，一九七九年收入为一千五百亿美元，纯利润就有五百亿，仅次于石油企业的产值。那是些什么玩艺呢？就是搞海洛因、鸦片烟那些毒品，搞赌博、妓女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国家也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得了呢？丢掉了毛泽东思想，造成党和人民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可能变质，子孙后代就会受罪。要看到这个危险。有的同志说，只提马列主义就行了。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他在各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科学体系。我们中国共产竞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做出过伟大的贡献，锻炼出我们党自己的风格。今天，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敌人、聚精会神、同心同德地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比如，要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就要靠毛主席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等一系列传统作风。不能因为我们今天执政，当了“官”，就丢掉这一套原则，贪图享受，吃喝玩乐，看一些乌七八糟的电影。不要以为这是生活小事，这样的风气不能制止，我们就会脱离群众，就会腐败下去。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宗旨、原则将长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写在我们党章和《准则》上的，是中央一再申明的重大原则。一些人违反党章、违反中央的原则，诋毁毛泽东思想，又没有本事拿出一套更好的东西来！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一切真正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要同诋毁毛泽东思想、丑化毛泽东同志形象的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一个“信仰危机”的问题，很多青年人都感到没有出路。我看我们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崇高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轻率地毁灭自己的信仰。当然，我不是说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正确、都有用。毛主席的某些话讲错了或是过时了，但他的思想的精髓和基本原则却将永远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纠正前人的错误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这个问题我就讲到这里。我的话可能对某些同志是逆耳之言，请同志们对于一个有几十年生活经历的老年人的讲话给予考虑，想想是否有几分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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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同样是兵败期，团队领袖的格局和作为还是大不一样的: 热度 16 苏双 2014-6-12 15:52; 1950年“双十节”，委员长发表谈话,宣布基本任务是“建设台湾,反攻大陆”,高喊“ 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案”。一九三〇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608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印度要出毛泽东了二: 热度 30 梦晓半生 2014-4-17 14:45; 啊，跟毛泽东有什么关系？首先，我是毛黑，在各种场合网站都黑过毛。其次，我仍然是半个假洋鬼子，以老外的角度看毛和这位”毛弟“。这两位有何相似之处？ 1。民族牌。在某些中国人眼里老毛是民族英雄，某些眼里是民族罪人。老外眼里，普遍是nationalist，这东西我一直不觉得以民族主义者称呼毛和共产党贴切，但中国共产党确实比历史上的任何王朝和政党都爱玩民族牌，远远多于号称nationalist party的国民党。 ”毛弟“也是如此，他的政党也是如此。他的民族牌是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反对给予伊斯兰教徒（政治上的）好处，不与他们妥协。如果一个国家以宗教为政治的指导思想，不宽容对待处于少数地位的民族，长远来说政治上的结果可以预见吧。这还是与印度教徒已经自立国以来一直互相仇杀的穆斯林，印度人甚至已经对宗教仇杀麻木了。”毛弟“不但是这党的一员，还被指控参与了仇杀，并拒绝为化解仇杀向穆斯林说出善意的话。这一点他的同党前任Vajpayee老兄已经不够意思了，曾说穆斯林一多就闹事（这事就像放屁就舒服了一样，你知我知，但除了粗人没人说出来，作为领袖说出来就更加不妥了），属于消极歧视穆斯林。而这位，是积极歧视的，他的竞选平台就是反穆斯林。说他打的是民族牌，是身边的老印给我的印象。他说从来没有领袖让他觉得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应该是骄傲的，领袖总是试图把宗教的自豪感淡淡的抹去。这引向我的第二点。 2。共产党。哈哈，这个西方媒体你听不到。”毛弟“作为一个低种姓的政治家，他的上位也是与共产党合作有关联的。所谓印度共产党，在印度包装成是穷人的救星，低种姓的希望，他们倡导的是劳动者的权利。 ”毛弟“与老毛的不同，是他在赢取州竞选后不再以打宗教牌为主，也疏远了共产党，以至于后者现在反对他。他更加不同的是在州长的第二任期开始注重搞经济，弹压劳工法则，引进资金，干得像个邓小平。这也是他被看好的原因，因为在庸庸碌碌的印度政客里，能办事的并不多。这引向最后一点。 3。强势的领袖。作为一个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领袖，”毛弟“无疑会是一个强势的领袖，这也是很多印度人支持他的原因。印度人希望出现一个真正能办成事的领袖，不是和谐不折腾的领袖，他们需要发展经济。问题是一个强势的领袖，虽然在发展经济上可以更多的独断专行而不怕反对声音，在处理国际事务，国内政治上，都无疑不是一个不让怀疑他的人看好的问题。作为中国人不要漠视这一点，这个人口众多的邻居国家如果出现一个强势的领袖，对中国多半是不利的，他发展经济成功也好，军事上的冲突加剧也好，都不是中国人的什么好事。正如我的印度朋友撂下的一句话，如果”毛弟“成为总理，我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无能，在中印战争中被欺负，被巴基斯坦侮辱。尼玛好像印度从此站起来了一样嘛。; 1874 次阅读|42 个评论

分享印度要出毛泽东了（一）: 热度 26 梦晓半生 2014-4-12 01:17; 这几天印度在忙于选举，中文媒体甚至对这事只字不提。但这次是大事。为什么这次？因为这次呼声比较高的并非来自Congress Party（国大党），而是BJP的Modi。这算什么大事？这类似于日本的自民党终于失去首相内阁的控制。在印度同事中，国大党普遍被认为是精英党，这些人： 1。有钱 2。受英式教育，也崇尚西方那套，换句话说就很“普世”。 3。上层基本上是开国元老Nehru和甘地那一批人的子孙。很多印度人对国大党的统治已经麻木了，认为印度大选永远是换汤不换药，没有谁能战胜国大党，也没有谁能改变印度腐败的现实（他们认为比中国腐败多了）和政府没有作为的现实（这一点指责土共的不多吧）。国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总理的位置，原因除了这个党最大历史最悠久可能也最有钱和有最多有钱人等原因以外，也因为印度的政党大多是地方性质的，就好比中国出现了上海党（江浙一带）、广东党（两广）等等一样。这些党并没有全国范围内赢取大选的能力，在地方上却把持着政治经济，国大党所做和所能做的就是从他们中得到支持并平衡他们的政治诉求。所以印度政治一直就是这样一个和稀泥给好处却没有建设的状态，因为各党同样是土豪劣绅，我们大概都略有所闻，印度国会里不缺定了罪的罪犯和众所周知的（没被定罪的）罪犯，因为印度竞选本身就是这些人互相明争暗斗的结果，甚至不惜于谋杀，普通人不屑也不敢参与这种精英政治。你觉得这是撒谎是吧？Modi老哥就是其中一位，他被控组织种族仇杀穆斯林多年，他的党这一点也很出名。当然程序正义的可以说，他的罪名最终没有成立（那他还竞选个啥，蹲监狱那）。; 1001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怪不得那么多人推崇胡耀邦: 热度 70 寞洑 2014-2-24 13:05; 此人水平不仅低，嘴还没把门的。所以不仅忽悠起来容易，还能套消息。这样的人在位，何愁不变天。毛泽东对胡乱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 陆铿是资深记者，曾出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创办过《天地新闻》因准确预测出解放军渡江地点，被“国府”当局以“通匪”之嫌关入监狱。解放后担任云南省政协委员，1957反右开始后以历史反革命帽子入狱，1975年获释出狱后去香港。在台湾因批评蒋经国被指“通共”而禁入台湾， 89风波因支持运动被列入禁止入境黑名单。 1985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以“胡耀邦会见陆铿”为标题登出短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美国《华语快报》发行人陆铿及其亲属。陆铿作为新闻人的老江湖，在玩语言方面远比胡耀邦会算计，一开始就看出胡耀邦“口无遮拦，全无机心。”稍加诱导便滔滔不绝，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尤其在台湾及中央高层人士方面，引诱胡耀帮说了一些不算慎重的话。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胡耀邦开始就说“我们让你受委曲了”。作为总书记，说出这种话等于是代表共产党向国民党道歉，在政治上并不合适。在关于台湾问题上，胡耀邦说，“国际上谁都知道我们没有力量。”“连封锁力量现在也还不够。”“再过七八年上十年，我们经济上强大了，国防现代化也就有办法了……那对你就是要带一点强制性了”。这段话一方面暴露了大陆当时的实力不足和没有信心的问题。另一方面被海外舆论视为大陆武力攻台的规划，台湾反应尢为强烈。蒋经国该年视察金门时特别强调“中共党魁”的谈话，鼓吹“军民提高警惕”。美国国务院通过外交途径向北京质疑：邓小平半年前在建国三十五周年北京阅兵时还表示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怎么仅仅时隔半年，胡耀邦就表示要动武呢？北京则解释那只是胡个人意见，且是在非正式场合说的，大陆对台和平统一政策不会改变。显然，胡耀邦的态度与中央对台政策有一定的出入。关于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在陆铿连续提出胡乔木的许多问题时，胡耀邦没有反驳，反而模棱两可地打哈哈。“哈哈……你们（陆铿）的了解很细致的嘛。哈哈……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等于是默认了对胡乔木的指责。胡乔木当时既是中央领导人，又是邓小平的得力干将，胡耀邦如此态度显然有一定的情绪。在提到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保守和中央打算换掉的问题上，胡耀邦“我们不少同志，包括力群同志在内，都有这个缺陷……”这种回答也等于认可了陆铿的说法。后来邓力群内定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于落选中央委员而销声隐迹。在谈到王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即撤换了前任校长胡耀邦信任的阮铭等三位笔杆子（指当时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编辑阮铭、吴江等三人。其中阮铭五十年代曾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反右时“左”得出奇，是反右扩大化的积极推手。文革中投机造反。文革后成为胡耀邦的理论智囊，被王震清除出党。阮铭后来流亡海外，2004年成为台湾陈水扁的“国策顾问”，沦落为台独分子。），外间盛传此事造成二人纠结，两人是老乡南北呼应时，胡耀邦说“也可能是南辕北辙。哈哈……。”等于是说他与王震有矛盾。如此放言无忌，连陆铿也感到目瞪口呆。在谈到军队时，胡耀邦认为“我们的国家今后几十年都不会动乱”（其实没几年就发生学潮乃至89风波）。显然在对国内局势的评估上，胡耀邦说了大话。对邓小平仍占着军委主席不让的问题，胡耀邦的回答是“我们两个人（指他和赵紫阳）事情比较多，也的确比较忙。而老实说，现在军队的事情并不很多，又不打仗，边境上有点事，也不十分严重，不管是南是北，都比较平静。但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邓小平）兼任了……。”这种回答明显是对邓小平的轻蔑，无视老人家邓小平的作用。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外，他与陆铿的谈话也是错误之一。中共中央8号文件中指出：“胡耀邦同志……不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就接受包藏祸心的陆铿的访问，泄漏了国家的机密，并听任陆铿肆意攻击我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杜润生曾撰文称：“耀邦离开总书记职位，和他与（香港报人）陆铿谈话有关”。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一书中认为，这次谈话对胡耀邦离职“起的作用比较大”。 2006年，胡耀邦的女儿胡恒接受新加坡《星岛日报》记者采访时仍心有余悸地说：“陆铿的教训太深刻了。” 陆铿将此次采访整理为两万多字的《胡耀邦访问记》，并将清样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虽然做了七处修改，并派专人送到香港。但陆铿坚持照实发表，拒绝改动。胡耀邦看似颇有礼贤下士的风格，以开明的态度对待新闻工作者。陆铿却不厚道，拒绝了胡耀邦修改文稿的意见。胡耀邦提出七修改是：其中三处都是“哈哈……”。这本是胡耀邦平日说话的习惯，但纸上过多的“哈哈……”似乎不够严肃。问题比较大的是实质的修改。一处是说和王震“南辕北辙”的话，胡耀邦主张这句话删去。一处是谈到胡乔木的话胡耀邦要求删去。一处是牵涉到军队和邓小平的一句话：“照顾到军内历来的论资排辈习惯就让他（指邓小平）兼任（指军委主席）了。”胡耀邦希望删去。最后一点是涉及陈云的，胡耀邦原话是“这位老同志”，他要求改为“老革命家”，反映对老一辈称呼的小心翼翼。赵紫阳在他口述的《改革历程》第四部分中说：“1985年6月出版的陆铿《胡耀邦访问记》引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猜忌与不满。陆铿借恭维的手法，攻击我们党的内外政策，耀邦这个人嘻嘻哈哈，用词很不严肃，完全是一种迎合。”“尚昆从北戴河回来告诉我这件事，说邓小平认为耀邦与陆铿的谈话十分出格，邓看了非常生气。” 　　 “采访中陆铿还指名道姓地说了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的一些坏话。这篇讲话引起邓的不快是当然的，特别是讲军委主席的那一段话，引起邓很不高兴。邓会认为耀邦在思想深处是同意陆铿的说法的。” 　　 “一个是反自由化问题，一个是与陆铿的谈话，使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反自由化问题上，与陆铿的谈话促使邓下决心换耀邦。” “一些老人到处散布或猜测说，耀邦是在制造要邓退出的舆论，这也会影响邓对胡的看法，特别是和与陆铿的谈话结合起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邓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对杨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说，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看错了耀邦这个人。这是带结论性的一句话，并向他们透露了十三大胡不能再连任总书记了。” 胡耀邦后来在中央会议上检讨发言中说“不知道陆铿是坏人。”（1987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　　陆铿于2008年6月21日于美国旧金山去世，终年89岁。其骨灰安葬于昆明名人墓园。胡耀邦被称为“中国最有良心的领导人”，他的良心却没有得到回报，被陆铿这个所谓的“说真话”新闻人出卖和践踏。　　从说真话，说实话，言论自由的角度看，胡耀邦的谈话至少没有大问题。从身份而言，作为一国首脑，胡耀邦说话确实过于随意。对于国家领导人的采访，拟定采访提纲报批是惯例。这一次，不仅没有报批采访提纲，而且破天荒地允许陆铿进行录音。有了录音证据，以后想修改都难。作为中央领导人在记者面前，无论是政治敏感还是人事关系都是大问题，任何不慎重的表态或评价都可能带来政坛波动和反响。在胡耀邦看来，对媒体及知识分子示好是一种开明。但是，他忽视了新闻人的职业特点。抓热点，出风头，引起社会关注是他们的本能。为了获取第一手新闻，他们貌似温良恭谦，甚至可以出卖灵魂和人格。在邓小平和当时的中共八老看来，任何脱离他们制定的路线方针轨道的行为，任何对他们的反面评价，包括总书记在内，都是不能容忍的。胡耀邦与陆铿的谈话，不仅触动了政治神经，而且暴露了中央高层人事矛盾，造成了他六年多“总书记”工作的结束。; 2022 次阅读|37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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