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慵懒
2019-4-30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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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曾杀光三省市狗换来苏27战机”一说传得纷纷纭纭。有人穿越时空，心疼那些狗；有人不屑，“编个段子也够卖力的”；还有人调侃，“军功章有你一半的功劳，可怜的狗狗。我建议，所有原装的苏-27战机，在垂尾上都要画一只中华田园犬的形象。”
“狗皮大衣换战机”实属旧闻，这番再次挤占媒体资源，是因为军事专家杜文龙近日在接受云南卫视节目访谈时再次“揭开中俄当年苏-27战机交易内幕”。
杜文龙在节目上是这样说的：
“当时引进苏-27的时候，俄罗斯那会儿也很困难。它只要三件东西：第一，手电筒；第二，暖水瓶；第三，狗皮大衣。一万件狗皮大衣，对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8条狗的狗皮，才能做1件狗皮大衣，所以当年冬天，我们是杀光了河南、山东（等）三省市的狗，才换来了苏-27。所以中国的狗，为中国空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作出了重大贡献。”
只要三件东西？中国购买第一批苏-27是24架，前后一共买了76架，虽然中国空军砍价功夫了得，每架飞机还是要3000多万美元。1万件狗皮大衣，每件用狗18条。我数学不好，这是什么狗？
原总装备部国际合作部马庆华局长今年年初在接受《舰船知识》专访时，曾谈到苏-27购买过程的内幕，与杜文龙的说辞有多处出入。
引进苏-27“侧卫”是中苏军技合作第一个重大项目。1990年6月，刘华清同志率军方高级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当时我方就向苏方提出希望能够引进体现空中战斗力的飞机，苏联政府同意向我们出售米格-29，但我方要求购买性能更好的苏-27。可苏-27是苏军现役装备，苏方不愿松口。经我国中央领导亲自交涉，苏共政治局决定同意开先例向中国出售苏-27。
马庆华介绍，关于购买苏-27的支付方式，也开辟了外汇加易货的先例。
自1950年代开始，中苏间都是易货贸易，就是双方先谈计划，比如中国要苏联的木材、钢铁、机床等，苏联要中国的苹果、猪肉等，价钱按照瑞士法郎定，双方记账，每年签一次，一直到1990年还是这样。1990年代中期后的中俄军技合作项目，逐步改为全部按美元现汇支付，就没有易货了。
苏-27项目，苏联人一开始就提出要美元现汇。可是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很少，我方希望还是按惯例，以易货方式支付。为此，中方做了许多工作。最终，中国国家领导人同意使用现汇支付小部分货款，余下的大部分仍采用商品实物进行易货支付。
1991年2月，马庆华和总参装备部军援军贸局陈洪生局长与苏方代表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合同。总参谋部为此设了某专项办公室，马庆华任主任，该专项办公室负责苏-27合同的执行，包括对苏支付现汇，以及从全国挑选苏方需要的易货商品运往苏联。
马庆华经手谈判的第一个民品易货合同，主要是三件东西：毛毯、暖水瓶、裘皮大衣。
马庆华回忆道，北京南口的厂家生产暖水瓶，毛毯好像是天津的厂家生产的，“裘皮大衣实际上就是狗皮大衣，但苏联人不让说狗皮。”
后来，他们去安徽看生产过程，才知道一件长大衣要17条狗皮——而且必须是立冬下雪以后的狗皮才可以做大衣，当时收购价5元钱一条。第一次俄方要一千件，后来要一万件。为此，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一度闹“狗荒”了。
杜文龙大校口中的“只要三件东西”，实则只是这第一个民品易货合同的内容。这个合同抵飞机价款100多万美元。国内采购民品的价格是用人民币结算的，然后按一定比例折算成美元抵扣苏-27的价格。
后来的易货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民用商品，各类衣服、鞋子、罐头等。据称，因为是国家项目，所以许多省市的主要领导都直接找到专项办公室，要求参与供货。当时，这项工作促进了国内许多工厂的生产，救活了一些企业。实际上，苏-27的民品易货工作由保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对外支付现汇和结算由马庆华的部门负责，工作量之巨大可想而知。
那还仅仅是民品易货。军工部门的易货工作由原国防科工委组织，各个军贸公司分别负责。
觉得这24架苏-27太贵了？苏联人原来要价更高，这已经是他们现在“不好意思承认”的价格了。第一批苏-27的“砍价”过程，马庆华在接受专访时这样一语带过：
“1990年12月，苏方派人来华谈判。中苏两方人员连续三天两夜不分昼夜地谈判，其间还坐专机去深圳参观。在飞机上、在广州去深圳的火车上双方都在继续工作。马庆华负责价格和支付方式谈判。
“苏方认为，苏-27与美国的F-15具备同等性能，都是双发、远程重型歼击机，F-15是5500万美元一架，那么苏-27至少要5000万美元一架。双方进行激烈的谈判后，又经过双方高层认可，最后以比较合适的价格谈定。”
要知道，谈判桌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激烈的谈判”，到底是怎样的呢？据肖云所著《日落共青城》记载，苏联末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对《红星报》记者讲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当时，他作为空军总司令陪同国防部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有关出售苏-27飞机的谈判。彼时两国关系刚刚解冻，双方在相隔20多年后再一次接触都有些不太自在。某位阿尔巴特军区首长在宴会开始前大大咧咧地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如果是点不着的酒就不要端上来了，那不是男子汉该喝的东西。”
这是他们总参对外军事合作局的老把戏。从苏联元帅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主掌阿尔巴特军区时就是这样。乌斯季诺夫似乎认为，首先在酒桌上击败对方是取得绝对心理优势的第一步，这条怪异的法则至今仍然影响着他们的一些军人和外交官。
苏联军事代表团总是以傲慢又盛气凌人的态度对待印度、越南和朝鲜等兄弟国家的同行们，最拿手的一招就是要求在宴会上（正式宴会）端来高烈度的烧酒，然后当着目瞪口呆的主人的面一饮而尽。虽然这些国家也不乏贪杯之人，但是考虑到人种的差异和所处经纬度的关系，能像俄国人那样痛快淋漓豪饮的人毕竟不是很多，更别说在一个国家的国防部或总参谋部中找到这样的酒徒。
曾经有很多次，苏联的将军在宴会中放肆地讥讽印度国防部的官员而使对方难堪地下不来台，因为“这些可怜的素食主义者这辈子也没有接触过有度数的饮品”。有几次甚至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的沙波什尼科夫都感到看不下去，他觉得如果不是在印度教的熏陶下使人的性格较为温顺，同时莫斯科又以非常优惠的条件提供米格飞机和萨姆导弹，他很怀疑对方是否会如此忍耐。
宴会上，中方代表团中一个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参谋被时任空军副司令林虎指派为酒司令。那位身着空军制服的大校参谋是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家伙，如果穿着军大衣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估计一阵风吹过来可以像风筝一样飞起来。起先，苏联人还以为是中国同志舍不得那些茅台酒，因为他们听说这个品牌的烈酒在中国也很珍贵，因此才派出这样一位酒司令来糊弄他们。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那家伙喝起酒来就好像是头饮水的驴。
最要命的是，他的最爱居然是将白酒和啤酒掺和在一个大水晶被子里然后一口气干掉。要知道俄国人是贪杯的民族，但是最怕的就是将伏特加和啤酒混合起来的“约尔什”。到最后整个代表团17个将军全都是被抬出宴会厅的。就这样，“乌斯季诺夫法则”被反过来用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说到这里，空军元帅自己都感到有些好笑。他告诉记者说，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中方的姿态明显高出一大截。而苏联那些被灌怕了的将军们呢？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就好像是吃了败仗一样连说话都轻声多了。不过，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中方赠送了大量精美的礼品作为“战败者”的安慰。成套的水晶工艺制品、精美绝伦的苏州刺绣、崭新的SONY摄像机和一些他们叫不上名字的电子产品。代表团的成员们简直乐坏了，要知道那个时候一台二手的SONY摄像机在莫斯科基辅市场能卖到怎样的价钱，并且那个时候那些可爱的将军们还不是那么的灵光。
况且中方作出的安排非常细致，当得知国际军事合作局的弗拉基米尔·伊舒特科将军第一个外孙刚刚满月的消息后，他们在赠送给伊舒特科的礼品中特意安排了一个跟真人一般大小的玩具毛熊。曾在乌斯里斯克第127摩步师任参谋长的伊舒特科在机场的时候感动到几乎要当场哭出来，就这样，大家伙乐不可支地登上了塞满礼物的飞机，并在接下来的会谈中以一个他们现在都不好意思承认的价格签订了合同。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两年后在参加一个迎接中国海军代表团的宴会上，一名眼尖的总参联络局官员发现了那位“约尔什”。虽然他明显胖了许多，脸色也红润了许多，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次他换上了海军的制服。对于俄国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很多俄罗斯人眼里，中国人大都长得一个模样。除非是很熟悉的人，否则想要分辨出他们的样子来是件很艰难的事情。出于这个原因，那位聪明的副局长没有声张。只是私下跟沙波什尼科夫谈到过这件事。
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97年林虎到访莫斯科试飞苏-30飞机，相互间已经很熟悉的空军元帅才在一次聚会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林先是一愣，之后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那位“约尔什”其实是一个根本不相干的勤务军官，以永远无法被灌醉而闻名。据说是因为他的体内能分泌出一种特殊的元素，即使全世界的烈酒都无法对他产生任何作用。对俄罗斯人的性格和作风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林，在会谈前将这位“特异人士”从他管理的军官食堂调到了自己手下，并给于一个艰巨的任务：“祖国现在需要您的胃来收服那些该死的俄国佬！”最终，特异人士圆满地完成了林将军赋予的任务，并获得嘉奖。因此当海军代表团启程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又被借调到海军执行同样艰巨的特殊使命。
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后来这样对记者表示：“有什么办法呢？那家伙太了解我们了，要知道他的身上有一半俄罗斯血统。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上帝的安排’！”
参考：
《舰船知识》2014年第1期，《亲历中苏/俄军技合作二十年》；《日落共青城全集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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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4-10-24 22: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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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文笔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