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拯救大兵

晨枫 · 发表于 7 小时前

2026年愚人节刚过，就传来一架美国空军F-15E在伊朗被击落的消息。两名机组人员里，前座的飞行员很快被救，后座的武器操纵员（WSO）要在F-15E被击落50小时后才被救，期间好莱坞大片级惊险多多。

美国军方自然高调宣扬，这是“不抛弃任何人”的光荣传统。美军前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斯·“弗兰克”·麦肯齐上将（退休）宣称，造一架飞机需要几年，而建立一个“不抛弃任何人”的军事传统需要200年。

但代价也是沉重的。据尚未完全证实的消息，至少1架A-10攻击机、2架MC-130J特战支援运输机、至少1架HH-60W战斗搜救直升机、4架MH-6特战武直在救援行动中被击落或者彻底摧毁，可能还有更多的飞机在行动中被击伤。除了已知飞行员和WSO受伤但情况稳定，A-10飞行员也可能受伤，美军搜救人员中也有受伤的，但具体情况尚在保密之中。

特朗普在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参加营救行动的有155架飞机，包括4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加油机、13架搜救专用飞机以及其他类型飞机，涉及几百人。整个事件可谓“即使牺牲一窝，也要营救一个”。这还真是传统。

“不抛弃任何人”也被好莱坞神化了，比如《拯救大兵》里，游骑兵小分队穿越战线，不顾牺牲，也要救回瑞安兄弟里的幸存者。

这其实有一点史实依据。瑞安兄弟的原型尼兰德兄弟四人都参军，两人在诺曼底阵亡，一人在缅甸失踪，还在第101空降师的唯一幸存的尼兰德大哥被命令回家。不过有两个地方电影与史实不一样：缅甸的四弟实际上被俘，战后生还回国；大哥回家的过程无惊无险，并无惊险的敌后营救行动。

在二战中，其实不乏真正需要敌后营救的，尤其是飞行员，但基本上都只有自显申通。人类首次突破音障的著名试飞员恰克·耶格尔在二战时就是战斗机飞行员，在法国被德国战斗机击落后，依靠法国抵抗组织的帮助，翻越比利牛斯山到达中立的西班牙，最后回到英国，重上天空，继续战斗。更多的盟军飞行员则没有逃过德军的抓捕，是否在战俘营里生存下来就要看运气了。

但二战中“放弃”敌后营救主要还是因为条件不具备，在有条件的时候，还是尽量营救的。比如说，海上作战的舰载机飞行员营救条件好些，水上飞机和潜艇常用于跳伞飞行员的营救。老布什的“复仇者”式鱼雷轰炸机在硫磺岛战役期间被击落，落水的老布什就是被一艘潜艇救起来的，还正好被艇上的人拍下了经过，图片成为二战名场面之一。他的战友没有那么幸运，同一飞机上的另外两人直接身亡，同一波次其他飞机统统被击落，跳伞的飞行员落入日军手里，被折磨惨死后还遭到被吃人肉的非人待遇。

直升机是理想的搜救平台，在二战后期开始量产，战后尤其在朝鲜战争期间开始广泛用于战斗搜救（Combat Search And Rescue，简称CSAR），越南战争更是CSAR的高峰时光。CSAR历史上成功和失败的例子都不少。

1972年，美国空军一架EB-66电子战飞机在“感恩节攻势”中被击落，埃斯尔·汉博尔顿中校是唯一幸存者。他不仅是电子战专家，也是弹道导弹技术专家。他落地的地方正好在密集的越军阵地之间，东躲西藏11天里，美军CSAR力量全力营救，期间美军有5架飞机被击落、9架飞机被重创、11人丧生，还有2人被俘。但最终因为地面火力太猛，只好放弃CSAR，改用特种部队从地面渗入营救，“海豹”突击队的汤姆·诺里斯中尉因此获得国会荣誉奖章，营救经历被添油加酱后拍成半真实半虚构的好莱坞电影《BAT*21》。

兰斯·塞延上尉的运气差得多。1967年11月9日是他的第52次战斗出航，目标老挝。塞延这天在一架F-4“鬼怪”式战斗机上飞约翰·阿姆斯特朗中校的后座，但炸弹故障，竟然在投弹时直接爆炸，两人弹射逃生。CSAR队伍在出动、营救时，20多架飞机被周围的防空火力击中，一架掩护CSAR的AH-1武直被击落，飞行员被直接救回。丛林太密，谁也看不见谁，塞延认为周围火力太猛，太危险，拒绝CSAR的人跳下来搜索。CSAR直升机冒险盘旋了33分钟，但塞延的无线电联系断了，CSAR被迫撤离。第二天CSAR准备再次出动时，还是联系不上，只好放弃。其实塞延没死，在丛林里拖着跳伞时受重伤的躯体爬行了46天，最后爬上胡志明小道时被发现，这天正好是1967年圣诞节。被关进越军驻地后，他竟然还打晕了看守，逃入丛林，但又被抓了回来。最终关到臭名昭著的“河内希尔顿”，集中关押被俘美国飞行员的地方。由于伤势过重，不到1个月后的1968年1月22日去世。

1970年，美军情报发现在河内以西的山西地方有一个关押美军飞行员的集中营。11月21日，“绿色贝雷帽”部队乘坐直升机成功突入，但越军已经提前把战俘转移，美军扑空。山西战俘营成为“成功的失败”。这不是典型CSAR，但与跳伞飞行员有关。行动虽然没有救出任何人，但对美军飞行员士气是很大的鼓舞，“我们没有被遗忘。”

在海湾战争中，一架美国海军F-14在伊拉克被击落，前座的飞行员戴文·琼斯中尉在拂晓前的黑暗中迷路，天亮后终于用无线电取得联系时，是一架过路的A-10发现了他，一面用30毫米加特林航炮打爆前来搜捕的伊拉克军用卡车、打退伊军，一面招来CSAR直升机，把他带回安全地带。但后座的WSO（在F-14上称为RIO）劳伦斯·斯莱德中尉被捕，在伊拉克大牢里吃尽苦头，43天后才等到停战、释放。

在波斯尼亚战争中，一架美国空军F-16C被击落，飞行员斯科特·奥格莱迪上尉跳伞成功。东躲西藏6天后，用无线电与一架F-16取得联系，无线电里身份核对后，CSAR启动。从地中海上“基尔萨奇”号两攻上，CH-53重直、AH-1W武直、AV-8B战斗机各两架出动，另有2架EA-6B和2架EF-111A电子战飞机、2架F-18战斗机、1架A-10攻击机、1架SH-60直升机、1架E-3D预警机担任支援。CSAR队伍发现了奥格莱迪的彩烟信号，第一架CH-53落地后，20名陆战队员立刻散开布防；紧接着第二架CH-53落地时，另外20名陆战队员还没有来得及散开布防，奥格莱迪已经跑过来，被赶紧拽上直升机。全员登机、点名核实、确认没有遗漏人员后，在地面不到7分钟后，直升机起飞返航。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1999年3月27日，一架F-117被击落，飞行员帕特里克·泽尔克中校在8小时后被营救。5月2日，一架F-16被击落，飞行员大卫·戈尔德芬中校在2小时后就被CSAR救上来了。2016年，晋升上将的戈尔德芬出任美国空军参谋长，2019年被考虑接替邓福德上将出任参联会主席，但特朗普最终任命马克·米利上将接任。

4月3日凌晨4:40分，美国空军一架F-15E被伊朗防空导弹击中，呼号DUDE44 Alpha的飞行员和DUDE44 Bravo的武器控制官（WSO）弹射成功。两人身上的战斗生存定位系统（CSEL）立刻工作，以猝发方式发出加密求救信号与精准坐标，同时避免被伊朗人的三角定位系统截获。CSEL信号可被军机及军用卫星接收，敌方难以截获与干扰；当救援力量进入视距范围后，CSEL还可作为双向无线电，用于空地加密语音通信，帮助接应。

波音制造的CSEL是美国战斗机飞行员的标配

F-15E被击落后，战区CSAR紧急出动，在白天就发现并营救了DUDE44 Alpha，当天就有一架MC-130J和两架HH-60W在低空编队飞行的图片流传。

营救DUDE44 Alpha的当天，就有图片流传，显示一架MC-130J和两架HH-60W尚在伊朗境内，在编队飞行

至少一架HH-60W拖着黑烟在伊拉克一侧坠落

据报道，流传图片的拍摄和当时飞机地点依然在伊朗境内。图片上的编队是空中加油编队，速度比正常飞行更慢。按照常理，MC-130J和HH-60W应该分散行动，加速撤离，没有理由这样编队飞行。推断起来，至少一架HH-60W已经被击中受伤，燃油泄漏，需要空中加油才能支撑到飞出伊朗。另一架经过长途的潜入和撤出飞行，也需要空中加油了。

比较MC-130J给HH-60W空中加油的状态，不难推断CSAR分队被拍到时，正在撤离的过程中在空中加油

但受伤HH-60W的伤势太重，光加油都不够。至少一架HH-60W在最后飞入伊拉克时，被人拍到拖着黑烟坠地。“黑鹰”具有抗坠毁设计，所以美国方面宣称“机上人员受伤，但无大碍”是可信的。

但反过来说，这也意味着伊朗方面已经在收拢搜捕圈，营救DUDE44 Alpha的过程中已经有激烈交火。这一点得到美军承认。

特朗普说，F-15E是被伊朗方面的肩射防空导弹（MANPADS）“碰巧”击落的。MANPADS有效射高不超过3000米，对于F-15E这样的高速飞机来说，实际射高更低，因为MANPADS没有追击能力。但特朗普（还有赫格塞斯）已经夸口伊朗防空导弹已经被扫荡一空，伊朗已经有空无防，美国战斗机可以为所欲为，再承认F-15E被更大射程的机动防空导弹击落就脸上挂不住了。

自海湾战争以来，MANPADS和由雷达控制的速射高炮的威胁人尽皆知。西方空中战争的典型战术是首先实行广泛的防空压制（SEAD，主要是电磁干扰和反雷达）和防空摧毁（DEAD，是打防空导弹和整个防空基地），拔掉防空导弹威胁，然后作战飞机在中空以上活动，避开防不胜防的MANPAD和高炮威胁。不直接飞高空是因为中空还是能保持一点对地面的观察。

然而，关闭雷达、用备用的红外光电火控系统进行被动的搜索和跟踪，用指令制导引导防空导弹，是可能在防空游击战中打伏击的，先前的F-35A可能就是这样被击中的，被击落的F-15E很可能也是这样被击中的。

F-15E是双座的，前后座飞行员都可以触发弹射，两人在不到一秒中内先后弹射，避免空中碰撞。不管F-15E飞得多快，空中风力有多大，两人落地的距离相距几公里是可能的，但美军官宣中的“40多英里”（近70公里，一开始的传说更是百公里以上）是不可能的。在美军官宣里，因为DUDE44 Alpha和Bravo相距太远，所以第一波营救只捞上DUDE44 Alpha，这可能是在掩饰。

已知CSAR分队在营救DUDE44 Alpha时，交火激烈，至少一架HH-60W都被击中，前来支援的A-10也被击中。这架A-10的任务其实是保持与DUDE44 Alpha的空地通信。优秀的低空低速盘旋性能对保持目视接触和态势观察特别有用，但特别皮实的装甲都没能抵挡住地面火力。据美军方面宣称，A-10被击中后，坚持了一会儿才撤离，在波斯湾坠毁，飞行员跳伞得救。

真相很可能是CSAR分队顶不住太过猛烈的地面火力，捞上DUDE44 Alpha后就顾不上接着捞DUDE44 Bravo，匆匆撤出了。这倒不是怯懦，蛮干只有把更多的人搭进去，真的赔了夫人又折兵。但特朗普和美军需要天兵神勇的叙事，反正最后两人都捞出来了，改个台词不算个事。

问题是DUDE44 Bravo是个上校。这其实不奇怪。在F-15E上，飞行员是“开车”的，WSO才是任务指挥官，差不多是坦克上驾驶员和车长的关系。战斗机飞行员都是军官，但WSO需要更高的战术素质和态势掌控，常由更高级的军官担任。飞行员需要眼明手快，力气活就交给年轻的下级军官了。

F-15E被击落地点离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很近。特朗普不断在嘟嘟囔囔要派特种部队进入，带着抢夺到手的伊朗核材料撤出，被人们戏称为“夺宝奇兵”的行动。F-15在这里转悠，是否与“夺宝奇兵”有关，就只有发挥想象力了。但可以想象，飞行员被伊朗抓获，已经是够大的政治灾难；空军上校被伊朗抓获，就是不可思议的政治灾难。

但这时伊朗方面已经得知DUDE44 Bravo还“下落不明”，加强搜捕。情报表明，伊朗方面在夜间也在加强搜索，还用军犬嗅闻F-15E的弹射座椅，但军犬好像还是没有找到DUDE44 Bravo。CIA的“已经找到人，正在陆路撤出”的假消息可能有用，但伊朗方面也不会笨到完全被调动，这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大事。

必须说，DUDE44 Bravo很好地用起逃生训练，克服伤情，奋力爬上陡坡，寻找石缝藏身。

CSEL的具体工作机制是保密的，但飞行员需要隐蔽的时候，应该可以被动接听，避免被敌人侦听和定位发现。只有在营救指挥所命令开机联系的时候，才通报坐标和接通卫星电话。CIA也调动起来了，在特朗普的命令下动用带高分辨率光电系统的间谍卫星搜索整个山坡，实况观察45分钟，到DUDE44 Bravo站立起来，才确认藏身位置，并一直跟踪到山脊线上的最终位置。散布假消息应该也是CIA的活儿。

CSEL在猝发模式下，只有很有限的短信能力。据报道，DUDE44 Bravo最初发出的是4位数字的短信，军方有点莫名其妙，但很快意识到，这是警察遇险、发出求救时的信号。军方最后询问了一个关于DUDE44 Bravo父亲的私人问题，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答案。他答对了，这才确定是他。

但情况已经从抢时间捞人变为在醒来的虎口嘴里拔牙了。这就是要出动“三角洲”或者“海豹6队”的时候了，MH-6其实是他们的标配，而不是CSAR的标配。

为了阻断伊朗增援部队向救援区汇集，B-1B轰炸机投放了100多枚2000磅炸弹，制造大型弹坑，使得车辆无法通行。另有报道说，B-2向革命卫队总部投放“炸弹之母”，不光击杀革命卫队领导层，也扰乱伊朗方面的反营救指挥。

阻断伊朗增援搜捕力量的公路弹坑

当然，空中火力也用于佯动，分散伊朗方面的兵力和注意力。特朗普宣称共涉及7个方向。

4月5日夜间，两架MC-130J在离DUDE44 Bravo藏身点约10英里（约16公里）外的一个废弃不用的农药飞机简易跑道上降落，用作FARP。跑道长度刚好够用，跑道铺装有点不够用，结果降落停机后，飞机陷入软质沙土，不能再起起飞。

左为DUDE44 Bravo的藏身地点，右为FARP地点

带来的两架MH-6在MC-130J着陆15分钟内迅速完成飞行准备，升空飞行7分钟后，找到DUDE44 Bravo，返航7分钟后，回到FARP。但MC-130J无法起飞，只好再调来3架C-295。

C-130J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75吨，C-295只有23.2吨，起飞距离也短，最终顺利起飞，将DUDE44 Bravo和搜救队伍安全撤回。MC-130J就地炸毁，MH-6装不进C-295，也只能就地炸毁。

炸毁的MC-130J和MH-6

美国空军只有少量C-295，全部用于特种作战。美国陆军曾经装备一批C-27J，用于分散的前沿基地补给。空军的C-130J不仅调不动，还嫌太大。但空军以陆军非法拥有固定翼飞机为名，强行要求划归，收过来后又以性能与C-130J有太多重叠为名而早早退役。否则MH-6倒是刚好可以装进C-27J。

美国空军只少量装备C-295，全部用于特种作战

这也可能只是美国方面的半真半假叙事，真相也可能是伊朗火力覆盖到了FARP，两架MC-130J都受损，飞不了了。这更能解释两架MC-130J都在跑道尽头呈丁字形规则停放，如果地面过于松软，顺利滑行到跑道尽头都难，不容易做到这样的规则停放。

出动MC-130J架MH-6组合可能是由于伊朗搜捕火力加强，像第一波搜救一样用MH-47G或者HH-60W再次直接潜入和撤出的风险太大，夜间空中加油也太危险。但夜色掩护反而有利于FARP。

CV-22的航程和速度都够用，但不宜在敌人火力下冒险，太大的投影面积也不便于用于山地营救。发动机还特别怕沙尘暴。倾转旋翼的下洗气流是臭名昭著地强大，MV-22在纽约中央公园演示的时候，吹起的砂石和树枝打伤了不少观望者。

有一个阴谋论的说法：FARP位置本来就有意用于“夺宝奇兵”行动，这就只有等今后解密了。进一步消息说，军方研究了两个FARP地点，另一个在17英里（近30公里）外，最后还是决定用现在的地方。但这不足以排除“夺宝奇兵”的阴谋论说法。

特朗普说到，“军内有些人反对这样冒险的营救”，这可能是在为自己脸上贴金。军方在讨论行动方案的时候，必须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这是必要的风险评估。DUDE44 Bravo是否被俘、策反或者有伊朗部队潜伏在周边守株待兔，则不仅需要和本人核实，更需要间谍卫星和RQ-180一级的战略侦察资源的支援。风险只是风险，不是否决行动的依据。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还真是军中传统，尤其对飞行员这样的现代“军中贵族”。

特朗普实际上没有选择。军方提供行动方案选项，国防部长提供政策建议，总统作为最高统帅，只有他才能下政治决心。特朗普必须下令营救。如果DUDE44 Bravo被俘，特朗普在政治上就死定了，而且永世不得翻身。要是营救失败，也是一个死，但至少死得轰轰烈烈。

DUDE44 Alpha和Bravo都受伤了，已经送到美军在德国的医院治疗，然后再转运回美国。但营救行动也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了减少干扰，过去两三天里，美军对伊朗的其他行动基本停摆，一切为营救让路。行动虽然惨胜，但继续为一般任务冒险必然带上浓重的心理阴影，这样的运气靠不住。

然而，美军要是在伊朗扩大行动，必然涉及到大量一般任务。从重点目标的轰炸，到打地鼠式的猎歼机动导弹，必然迫使更多的F-15E和F-35A进入高风险作战。在战争目标不清晰、胜利前景很灰暗的现在，继续无畏牺牲容易导致士气问题。

特朗普也确实想从伊朗战争溜了，一直苦于搬出“赢学”也难找到说得过去的理由。惊险的DUDE44 Alpha和Bravo的营救说不定使他下定决定，即使伊朗提出10点停火要求明显与美国的开战立场大相径庭，也认定是“可以谈判的起点”，从而决定接受2星期停火，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重要的是，拯救大兵不只是美军传统，只要有可能，各国都身体力行。CSAR是高风险操作，但即使成败参半，也对提高飞行员士气有大用。然而，特朗普和美军对营救成功的吹嘘只是吹嘘，DUDE44 Alpha和Bravo的营救只是惨胜。当然，惨胜也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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