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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孙中山跃上中国舞台的力量是什么？ ——— 新闻媒体暴政的力量 ... ... ... ... ...: gordon 2017-5-21 03:50; 奥巴马这一次的事情，把西方的黑暗给暴露了。西方扶持了很多傀儡政权，例如昂山素季这些被西方新闻媒体推出的，乱七八糟的人 *************************************************************************** 为什么呢？他们虽然命运共系于同一地理，文化同源或亲近，但是缺乏沟通。当面临事件或海外“秘密政治”力量和 “ 新闻帝国 ” 式的极权国家，他们就像河流岸边的农民、渔民、手工业工人等弱势群体一样，虽然各自有着丰富的当地知识，但是瞬间就可以被外部资本力量割裂和各个击破。 *************************************************************************** 跟欧洲 QE 时候，卖美国国债，分析的一样中国和欧洲没有什么显性的联系。是通过美国，中欧才联系起来的 *************************************************************************** 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各省没有什么显性联系，是通过美国，中国各省才联系起来的 *************************************************************************** 要打破这种情况，必须有本地知识 *************************************************************************** 当然，各地军阀也不会啊因为他们要靠信息不对称性来谋利你看他们不是把子女都送国外读书去了嘛 *************************************************************************** 俘获这种信息爸权（霸权）俘获很厉害。看，把张学良都俘获了 *************************************************************************** 蒋廷黻蒋廷黻的看法是对的，中国不是发展太快了，是发展太慢了 *************************************************************************** 共产国际国际也是钻这个空子，把自己打扮西方的代言人呵呵 *************************************************************************** 奥巴马的套路自己明明是黑社会，把自己打扮成正义的代言人以前民主党，就是 3K 党是民主党的主力肯尼迪搞的，民主党就是自由派 + 大量底层贫民自由派倒是自由了，把劳苦大众害惨了而且至今被蒙在鼓里，因为它这个派里边，出过总统嘛而且总统都很帅，例如肯尼迪、例如奥巴马 *************************************************************************** 丛林社会里面，都是怪兽 “动物的种类，一天天减少；人的种类，一天天增加”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g3MTE1MTg4/v.swf; 27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伐所拍摄的纪录片: 热度 1 gordon 2017-5-20 17:26; http://weibo.com/tv/v/Eccbbm8gw?fid=1034:6411e094de9cd3ee3a373773e4dd0c3e 1921年七月，香港民新电影公司的黎民伟与彭年、罗永祥组成团队跟随孙中山拍摄纪录片。《勋业千秋》为黎民伟把跟随孙中山多年，至1928年随军北伐所拍摄的纪录片重新剪辑及配音而成。注：黎民伟就是黎姿的爷爷 ************************************************************** 从纪录片看中国 ———— 《勋业千秋》 http://tv.sohu.com/20131231/n392683143.shtml ************************************************************** 参考阅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 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美国是先邦联，后联邦实际上，搞 “联邦”的时候， “邦联”已经搞不成了 ************************************************************** 参考阅读：《联邦党人文集》; 50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转）: gordon 2017-4-9 11:38; 自辛亥革命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孙中山、毛泽东等伟人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赞誉，政界和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评价始终很高，长期誉之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这种评价具有时代的合理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大为降低，对太平天国的各方面大加针砭。尤其对太平天国后期的官爵体系，常因缺乏完整的史料而作出了“冗滥不堪”的结论，予以彻底否定。本文认为这两种评价都有失偏颇，应该对太平天国政权建设的完整性、独创性予以正确评价，尤其应充分认识和评价太平天国创建者在缺少参考借鉴的条件下自创的职官制度。太平天国前期职官制度有开创之功，其后期官制的主体始终滥而不乱，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作为农民小生产者，能创建出如此工程浩大的上层建筑，这才真正是历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一、太平天国官制的创建是中国农民智慧的集中体现历代农民起义不乏建立政权者，其职官制度往往都采用了同时期封建王朝的官爵体系，太平天国政权却有所创新。（一）废清朝制度而独辟蹊径。太平天国是以反清反满、崇拜上帝为宗旨掀起的农民起义风暴，其“旨准颁行诏书”和天王、幼主发布的大量文书充满了反清气息，其国号太平天国，标榜了其政权与清朝政权针锋相对。洪秀全、冯云山等创制者在官制方面彻底摒弃了清朝的“鬼号”鬼名” ，但农民领袖们既没有简单地搬用历史上汉族政权的旧官爵体系，更不同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恢复明王朝的官爵名称，他们决意开创“ 新朝”。“新朝”官制没有现成的蓝本，而是融天国上帝思想、上古大同思想、民间文化思想为一炉（间或从思想深处融渗着汉、唐制度文化的积淀）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体系。太平天国官爵名称繁多，然别其门类，不外乎正职官、同职官两大类，同职官又分典官、属官二途，典官、属官的等级地位视其“职同”正职官某一级为准。太平天国前期正职官分朝内官、军中官、守土乡官、女官几种，等级依次为：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正如清方《贼情汇纂》所记：“其品级次序则伪王最尊，次伪侯，次伪丞相，次伪检点，次伪指挥，次伪将军，此伪朝内官品级之大略也。军中总制最尊，次监军、次军帅，次师帅，次旅帅，最下为卒长、两司马，此伪军中官品级之大略也。侍卫、典事注以职同某官，意皆伪朝杂职。” （第3册，p100）太平天国前期职同官分典官、属官两大类，大略有：(1)京中各典官及各军典官：如总圣库、总圣粮、提某关、总巡查、天朝督内医、各门巡守将军、典绣饰等。(2)天王宫及各王府典官：侍卫、侍臣、掌朝仪、掌朝门、左史、右史、引赞、通赞、朝内拯危急、典天舆、宣诏命、宰夫、浆人、舂人、御正、理文、理袍、理靴、理茶、提教等。(3)各级正职官的属官：六部尚书、丞宣、仆射、参护、通传、指使、经历、六部掌书、书理、大旗手、尉、伺、传等。通过对太平天国前期官爵名称的分析，可以大致看出太平天国官制的思想来源。 1.太平天国领袖们根据《周礼》等古代经典创造性地设计了自军帅以下的低级军中官、乡官及各类典官。时人笔记记载太平天国的州县乡官根据《周礼》所载而设。《皖樵纪实》载：“贼窃周官制，立伪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乡官（军、师、旅帅，以前、后、左、右、中等营分）。” （第2册， p92）《劫余灰录》称：“贼踞南京，伪法姬周仪制，不设府州县，令立军、旅、师帅、百长、司马名目，统属监军节制……” （第2册，p140）实际上太平天国并非照搬周官制，《周礼·夏官司马第四》载：“凡制军，军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为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周官制是以卿、中大夫等各品阶的官员来任军、师、旅、卒、两各级建制的长官。而太平天国则直接取周官制中的师帅等阶为官名，并先后改“军将 ”为“军长”、“军帅”。太平天国的各类典官和后宫女官，多以职事为官名。其中一些官名直接袭用《周礼》，如左史、右史、御正、舂人、浆人、传等。而更多的是略为变通周官制，取周礼中官吏的命名原则，如取“掌炭”、“司戈”、“典丝”等官名中的“掌 ”、“典”、“理”等动词，加上所管职事，构成“典天舆”、“理文”、“掌朝仪”等太平天国官名。所不同的则是隶属天王、东王等各王的太平天国典官须分别冠以王号，区别隶属关系。如天王的典马轿官为“典天舆”，东、西各王的则曰“典东舆”、“典西舆”等。仿《周礼》而制定的官名，职掌与名称相符，通晓明白。即使如“典天浪”、“理能人”等貌似莫名的典官名，只要弄清“天浪”指雨，“能人”指伤员，便可知这些官名仍循周官制的命名原则。由于太平天国的上层受文化知识的局限，有时不免也会因对《周礼》望文生义而闹出笑话。太平天国的宰夫只是卑微的屠夫头目，而《周礼》中的宰夫是监察官，地位仅次于天官冢宰之大宰、小宰。故被曾国藩的情报官员张德坚攻击为“妄托古制，沿其名而悖其意” （第3册，p77）。然而他不明白官名的发展趋势是愈来愈简明，职事愈来愈明了，太平天国官制的命名原则顺应了这种趋势。 2.太平天国借用秦汉以来历代官制中的部分官名来设置前期的中高级职官。张德坚《贼情汇纂》言太平天国的“一切伪教章程及行军号令，皆云山及卢贤拔所订 ”。冯云山“粗知文义，为村塾师，兼通星卜”，卢贤拔亦“粗通文墨”，两人都是诵习过封建经书和典制的小知识分子，故他们拟定的许多官名都取自古代汉族政权的官制。太平天国的检点、指挥冠以殿左殿右的编制，是仿照宋代。宋代殿前司及侍卫、亲军设正副都指挥使，“掌殿前诸班直及殿前诸指挥之名籍，及训练之政”。“ 宋初有都检点、副都检点之官，在都指挥使之上，后不复置，入则侍卫禁陛，出则扈从乘舆，大礼则提点编排，整肃禁卫、囱簿仪仗，掌宿卫之事”。（卷五八，卷五一）太平天国设主将与将军，仿效了秦汉的大将军与将军之等差。太平天国的总制、监军也见于古代官制。明弘治十年在陕西设总制，十五年为定规，嘉靖十九年因避讳改名总督。监军一官自周代已屡见于文献，是历代统治者歙监诸将的耳目。太平天国设监军于军帅营等基层作战组织之上，也有歙监诸军的目的。其他如仆射、尚书、承宣、经历等，于历代官制中亦有源可考。 3.太平天国前期的高级职官源自流传于民间的小说、戏曲、故事。太平天国的军师、丞相名号取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封神榜》等民间广为流传的记史小说。太平天国文献记载洪秀全丁酉升天的情景：“我主又转高天，大战妖魔，诛妖时连喊亚哥帮手，此时喊亚哥，是太兄也。有时喊杨家将，有时唱赵玄郎（按：玄郎，大郎也。即赵匡胤），借前侯作比也。” (p711)李秀成被俘后，在供词中将太平天国的失败看成是《封神演义》中的轮回报应：“ 周朝斩将封神，此是先机之定数，而今除许多神象，实斩神封将还回之故也。… …今我天朝封万千之将，天王斩去万千宇宙，业已数尽国崩，观之可是也。” (p154)可见这类记史小说在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头脑中印象很深。太平天国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凡封官设爵，都有军师。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等人也在官制中首列正副四军师。张德坚《贼情汇纂》言：“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可见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战略战术从民间流传的小说故事中汲取了思想养料。民间戏曲中也有大量历代官宦的故事，中国历代官制中的许多官名常出现在戏曲中，诸如丞相、将军等，为农民起义军的谋士们信手拈来，古为今用。太平天国官名中的尚书、监军、指挥、将军也是这样产生的。设计如此庞杂的官吏体系体现了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智慧。（二）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由草创建制并逐步完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太平天国金田团营时已用大小官职来安排会众。“团营”按军队编制，太平天国文献《天父天兄圣旨》记载，有先锋长、军长、百长、营长等官。先锋长以左右编排，军长按左右前后中编排，还系衔正副，营长亦如此。1851年3月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设四军师：左辅正军师、右弼又正军师、前导副军师、后护又副军师，形成了军事指挥网络。 1851年7月太平军在进军永安州途中，在茶地着手健全职官制度，设五军主将：中军主将杨秀清，前军主将萧朝贵，后军主将冯云山，左军主将石达开，右军主将韦昌辉。下辖总制、监军、军帅（军长改）、师帅、旅帅、卒长（营长改）、两司马。根据洪秀全1851年7月19日在茶地的诏旨，当时的总制按五行编排（土一总制，土二总制），监军以天干数字编排（戊一监军，戊二监军），军帅按前后左右中编排，下缀数字。此时每方位仅排二军，共十军，其他还有侍卫、御林侍卫，地位在总制以上，护卫领袖，各军已设掌管专职的典事官如左二军正典圣粮、左一军副典圣库、典木匠等。 (p32) 1851年12月17日天王在永安封王并发展官制，封五军主将为王，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暗合天地会和中国传统的神灵崇拜五房祖、五虎将之意。太平天国虽然信奉上帝教，排斥天地会和神灵崇拜，但在思想深处，这些传统的东西仍然存在。王以下增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四级，以下总制至两司马不变。朝内事务官员的设置也渐见雏形，《贼情汇纂》记“伪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壬子十月右史，职同将军；十二月升右掌朝仪，职同指挥”。卢贤拔任左掌朝仪（职同将军）。朝中有了国医、拯危急、监斩官，可见1851年在永安时太平天国前期的官制已基本形成。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定都天京以后便追求享受，各王都大造王府，设置了一批服务性机构和服务性官员。北伐、西征使军队人数扩充，十军扩至数十军，军官在作战中立功的要升官晋爵。随着官员人数的大量扩充，太平天国的官爵体系逐渐完善，有了严密的编制。与历朝职官制度不同的是：由于太平天国缺乏大知识分子的参与，其职官制度显得非常粗糙，带有明显的战争时代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正职官文武不分，职权不清，当视为差遣。自王至将军为朝内官，本应在朝内办理政事，但太平天国经常派上至北王、翼王，下至指挥、将军等各级朝内官去各地统兵打仗，如北伐统兵将领林凤祥是天官副丞相，李开芳是地官正丞相。自侯至将军皆可领兵外出征战，例加“钦差大臣”头衔。而军中的正职官如总制、监军，亦可在郡县担任守土官。第二，官和爵无严格区别，当视为官阶。太平天国前期的爵称与官职概念含糊，爵职合为官阶系统。洪秀全在永安诏令，“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p121)。太平天国凡遵十款天条，忠心报国者均可“世其官”。不仅王、侯，连军帅以下至两司马亦可世袭，这就相当于历代的爵位世袭了。有的太平天国领袖明确地将太平天国前期的官职说成爵位，如《洪仁玕自述》说， “天王劳心，即将博白、贵县、象州、金田、花洲，如来扶主军队俱立首领，偏以军帅、师帅、旅帅以下等爵”。（第2册，p850）各王侯也自认是爵位，对外行文称“本爵”；而丞相以下的各级官员行文时则自称“本大人”；对上级禀报，丞相以下称“小官”、“小卑职”。官与爵界限不严，丞相可升侯升王，如秦日纲先任天官正丞相，继升护天侯，再升封燕王；授爵者可以行使职权，如燕王在外统兵，佐天侯陈承瑢理朝政。第三，前期官职在开始时严格控制，定员定编，后改为流水编号。张德坚记载太平天国在太平军北伐之前实行缺额替补制，但很快改变了。北伐、西征以前的检点、指挥均遵此制，可见例证：殿前左一指挥黄王昆（壬子二月至十一月）林凤祥（壬子十一月至十二月）罗大纲（壬子十二月至癸丑四月）吴如孝（癸丑四月至六月）殿前右二指挥蒙得恩（壬子二月至八月，革职）李开芳（壬子十一月至十二月）蒙得恩（壬子十二月复职至癸丑二月）涂振兴（癸丑二月至七月）曾水连（癸丑七月接任）检点、丞相亦如此。1853年北伐、西征前后，交通不便，但官员晋升很快。据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三“剧贼姓名下”统计，至1853年底，1852年所封之检点已全部晋升，1853年当年封的指挥80%升了官。战争环境中前线和中央消息传递缓慢，按序替补困难，故从1854年起，就按登录次序排。有些学者根据太平天国有一千五百一十丞相的官职就认定太平天国官制杂滥无章，已滥封丞相1510个，这种结论过于简单，忽视了其间太平天国官员升迁、伤亡、被俘或变节而相抵销的数字。太平天国的官制在草创阶段显得粗略，但逐步向正规化方向演进，只是由于其政权灭亡才中止了继续完善的历程。; 2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蒙古作为欧亚大陆的核心区域，一带一路对于中国人认知的更新 ...: gordon 2017-4-8 05:01; 亚洲，作为欧洲的衍生物，有其名，但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地理实体；它被分割成几个板块：内亚、中亚、东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等等。事实上，许多人连中东是否算作亚洲的一部分也不清楚，谁又知道这些板块中哪个是亚洲的本土或中心呢？这些板块间好像并无联系，每个都是独立的文化和政治地理区域，与欧洲形成迥然不同的情景。然而有意思的是，将亚洲整合为共同体的努力和实践却早于欧洲；十九世纪末日本知识界开始倡导“亚细亚主义”，1924年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二战中日本则在此理念上试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这个尝试虽然在东亚和东南亚曾一度赶走西方列强，却又引发了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冷战期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即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并列为第三世界，并且试图成为这个共同体的领导者，然而这个尝试也失败了，最终导致中国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只求外界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近来的崛起，尤其是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伴随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日渐式微，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与周边区域的关系。如果说“一带一路”象征着中国准备从一个偏重内务的国家转变为整个亚洲的领导者，进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那么我们必须构想中国如何重新寻回与亚洲的连接点。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亚洲各个板块游离各处，没有共同的文明、宗教、或价值观基础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中国似乎总有种处于亚洲外部的色彩。这也是《文化纵横》杂志在此次议题中敦促我们思考的，即我们如何想象“亚洲的中国”，而非在亚洲之外的中国，从而找出不同于欧盟的路径。如果说欧盟是战后欧洲各国渴望和平的产物，是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和现代民主基石之上的，那么除了建立更好的基于物质利益的经济合作环境，什么才是中国推进并领导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动力和价值基础？注：学术界的东西，要小心。会引起外交大变，俄罗斯会怎么想？一个智慧体操，玩儿一玩儿可以。你说你想恢复蒙元，世界人民会怎么想，呵呵玩儿一玩儿可以，有些思维就是很牛逼，令人叹为观止。 ******************************************************************************* 中国“一带一路”形象化的标志是双峰驼商队在绵延不绝的波浪状沙丘中穿行，而这景观毫无疑问是中亚及中国内部的被称为“内亚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的风光。受此启发，本文将通过梳理中国内部的“内亚”这一新路径，来理解“亚洲的中国”。这就需要在族裔上和地缘上都将中国重新定义为中国和内亚的结合体，而非单纯的等同于汉民族的中国。鉴于此，我将提出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外亚”，即中国以外的亚洲，与中国内部的“内亚”相对应。这样既维持了中国之差异性和中心性的特有观念，以及中国与“内亚”间的有机连接，还能够体现中国在其要建立的新世界秩序格局中与亚洲其他区域紧密合作的愿望和努力。由于篇幅所限，这将只是一个粗略的梗概，但整体的目标是使“内亚”更多地被呈现出来，并陈述他们作为中国和外亚的桥梁，为“一带一路”作贡献的可能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当成需要遏制的威胁。 ******************************************************************************* 我们平常将中国认为是东亚国家，与日本和韩国有密切的历史与文化关系，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三国关系在近代以来并没有因此而更加亲密。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很多，三方学者也试图超越争端书写东亚共同历史。但我在本文中所关注的是东亚之核心中国与中亚以及内亚的关系，因为其关系更悠久，也是“一带一路”的中心区域。时至今日，在学术界，我们看东亚同中亚和内亚的关系，就如同透过一块高度曲射的玻璃来看东西一般模糊不清。东亚在中亚和内亚研究中的这种折射一部分可能是社会科学想象通过“元地理”（metageography）概念进行分类筛选的结果。虽然有助于超越人工构建的国家界线，这种“元地理”的构想仍然是有界限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边界仍然限制着我们对特定地区的认识，甚至好奇心，从而使观察者无法看到跨越区域边界的物质、思想和权力的流动与渗透。在欧洲和北美洲，中亚（通常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柯尔克孜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有时也包括蒙古国）很难唤起与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连接的想象，尽管两者之间有着悠久、深入和全面的相互交流。相反，人们常常从伊斯兰教、俄罗斯、土耳其，并越来越多以美国视角来审视中亚。同样，内亚（内蒙古、满洲、新疆和西藏，有时包括独立以前的蒙古国）也通常被定义为中国的边疆，其在研究清朝（1644～1911）的历史学家的想象中是极广阔的区域。但内亚与中亚、中东，欧洲，以及其它地方的连接却往往被忽略，在清朝以后及当代中国尤为如此。然而，正如已故世界体系理论家弗兰克（AndreG. Frank）早在1992年的著名论述，历史上两次源自中亚或内亚的剧烈能量爆发，即匈奴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和扩张，都有力地重构了世界；20世纪末中亚和内亚再次有了成为世界“中心”的机会。当然，在21世纪初期的今天，这里没有世界其他地区需要对付的本土军事力量，但中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区域，并且发生了深刻的剧变，不仅因为其地处美国主导的中东和阿富汗战争中的战略位置，同样重要的是，该区域及周边发现了巨量的自然资源。这种重要性也反应在北美和欧洲高等研究机构新设置的许多职位和学术项目及大量会议和研讨上。这些新的教学和研究活动拼合了一个新的“元地理”身份：欧亚大陆（Eurasia），或者有时候限定为中央欧亚大陆(Central Eurasia)。 ************************************************************************************ 中央欧亚大陆是连接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地区和其他“元地理”构想一样，欧亚大陆或者中央欧亚大陆并没有固定的、被普遍接受的边界。欧亚概念源自1920年代西欧俄罗斯侨民中的民族志学者、地理学者和语言学者。通过将蒙古帝国及其遗产置于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的中心，早期的俄罗斯欧亚大陆学者试图为俄罗斯创造一个不同的身份，一个欧亚之间的“第三大洲” 。这个概念在1980年代后期再次出现，苏联解体后更广为流传。今天，这一“元地理”概念在不同的国家获得了新的意识形态寓意：对于俄罗斯，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帝国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用来拥抱其亚洲遗产的战略努力。哈萨克斯坦也通过拥护“欧亚主义”来表现该国的欧亚桥梁地位。在这个全新的“元地理”构想中，东亚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视线之外，它是另外的世界，也是另外的研究领域。 ▍‍‍‍‍‍‍重构一个由内亚为核心的中国欧亚大陆或中央欧亚大陆“元地理”概念的提出，以及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此来定位自己的地缘属性提示了亚洲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路径，即广袤的中央欧亚干燥地区不再是边缘，而是连接欧洲和东亚的核心地区,抑或成为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所称的世界岛的“心脏地带” 。作为中国建立新世界秩序的“一带一路”战略所覆盖的中心地域也正是这个地区。因此，我们有必要观察近代以来中国是如何处理与这个地区的关系的。众所周知，传统的中国民族主义史学想象了一个以长城为界的中国，以及一个富有英雄气概的中华民族，歌颂着他们在历史上赶走了内亚入侵的蛮族，在近代又抵御了西方和日本的侵略者。“驱逐”是这种民族主义的关键性象征行为，这与马丁（EmilyMartin）关于免疫学的论述很相似，都假想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如同免疫学话语，中国人的自我有清晰的边界，在与他者的彻底对抗中，他者被认为是非自我（non-self）；而自我只有通过杀死作为异物的入侵外族才能存活。在免疫学的话语中，自我是纯净的、脆弱的，对应的外来生物是非自我，能对自我产生致命危害。因此，在免疫学语境里，中国的主体是一个“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监控和识别体内的非法外族。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民族主义中国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民族国家定义之下的完美范例，即“拥有边界的权力集装器”（bordered power-container）。中国这样的民族主义观念经常受到挑战，而其中最有力的挑战则来自其政权内部。最近，中国宪政学者们关于纪念1911辛亥革命百年的讨论，就试图消解民族主义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及后来将中华民国定义为“五族共和”这两者间的冲突。在他们看来，新中国的形成是源自袁世凯迫使满洲皇帝“光荣革命”，将内亚资产转让给了中华民国，使得后者成为了清帝国的“继承国”，对内亚享有“合法”主权，同时也承认了内亚各民族在民国的生存权。这种注重法律条文的史学重新构想了中国，为其设想了一个不同的自我–他者关系。该关系不再如同免疫学话语中那样具有杀伤力，而是彰显了康诺利（WilliamConnolly）在1991年所探索的后结构主义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论。他认为无论是民族的还是国家的认同，都取决于自我与他者不同的共生关系。康诺利辨证地提出：“认同需要不同来促成，并且它能将不同转化为他者以保障其自身的认同。” “主体间”的方法论开启了通向身份政治的可能，也就是说，在身份政治中对他者或不同的需要将引致对其的包容和尊重，由此“使自身授予与之竞争的不同身份者以价值。 1939～1940年间，在中国学界有一场关于“中华民族”之构成的争论，无论是被视作单一还是多元，都反应了上述两种观点间的斗争。这场争论是由日本史学界认为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的内亚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项提议所触生的。为保卫中国内亚边疆不被日本抢占，这场辩论暴露了中国学界（以及政界）在“中华民族”定义上的分歧。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和顾颉刚等认为内亚人不忠，坚持通过彻底同化来消除他们的非中国身份认同。另一方观点的代表是湖南籍维吾尔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在英国接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费孝通，他们在不同或异质性中看到了价值，主张利用他们来重振中国。这场学术争论与1911年关于中国政体的政治斗争有相似之处。然而此时执政的国民党已摒弃“五族共和”，转而否定满洲人、蒙古人、西藏人和穆斯林的不同身份，改写他们的宗谱，使他们成为汉族的同宗兄弟，这正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他1943年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中耍弄的戏法。然而，袁世凯、翦伯赞、费孝通支持少数民族的立场在1949年后占了上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了少数民族的合法身份，并赋予他们政治和领土上的自治权利。这场学术界和政界参与的辩论意味着中国这个如费约翰（John Fitzgerald）所描述的“无民族的国家”（the nationless state）在急切地寻找民族。但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既没有议定的国家形式，也没有议定的民族形式。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种国家形式，但这个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类似于“中华民族”的概念，因为1954年第一部宪法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因此，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说的民族主义有关国家和民族在一致性上的斗争延续到社会主义阶段，并且构成新的中国民族主义，即寻求一个能包含中国56个民族的民族概念。这项工作是吕振羽、翦伯赞、吴晗、范文澜等历史学家的辩论所主张的内容。从1950年代到1962年，他们试图确定走向多民族中国的历史路径，处理如何看待内亚对中原的征服战争，以及如何描述汉民族的反抗斗争等问题。然而最终，是考古学和人类学解决了这个一致性问题的死结。 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最早发现的仰韶文化及其研究，标志着现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同时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开启了对“中华民族”文化起源的探讨，包括边境上的内亚游牧民族的起源。1970年代，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在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叫“满天星斗”的概念，来表述中国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分布。这一表述挑战了汉文明处于中心，蛮夷位于边缘的传统中国史学观。仰韶文化的研究导致中国的民族学考古学化，使青铜时代和当下中国的多民族形态被连接起来，这一发展无疑挑战了哈特利(L.P. Hartley)的名言：“过去即异邦，行事皆不同”。苏秉琦的概念几乎就是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理论，这个理论允许不同民族和文化群体间相互作用的存在，直接启发人类学家费孝通于1988年提出他当前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前文已提及，“中华民族”概念在1930年代末曾受到热议，费孝通也是积极参与者。这个概念的复兴必然是中国学人对统一民族形式的继续渴望和探索，因为根据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将众多的民族统合为一体是文革后中国用民族主义来建设巩固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中华民族”这个非宪法概念，费孝通试图结合从英国社会人类学学到的功能主义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来解决内亚征服者认同中国的问题。费孝通将中国和内亚之间的征战和贸易看作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模式，在无意识中形成中华民族，使之成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他提出，1840年中国被西方半殖民后，这些长期不和的民族开始“意识”到他们的中国人身份，于是“自觉”地认同了一个中华民族。我们可以看出，费孝通不是以征服或被征服的名义将内亚人纳入到中华民族中来，而是通过揭示内亚人发挥其自身的能动性来实现的。成为中华民族有机部分的原内亚征服者被认为不再与汉人敌对，进而划清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内亚人对中国“自觉”的认同这个提法是中国人概念化想象中的典型范式变化，挑战了中国传统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表述或魏特夫和冯家昇所推行的征服王朝叙述中的对立范式。最近有些中国学者对美国新清史学家著述中有关承认满州人在其建立的复合帝国中具有非汉主体意识，并有不同的内亚统治模式给予严厉批评，公开指责新清史是西方针对中国的阴谋。虽然如此，这些批评者并不否认内亚对现代中国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只是不承认内亚人有自己的立场而已。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关于内亚边疆的著作最近在中国学界大受欢迎，他提出了被长城分隔两边的内亚人和中原汉族人的共生关系，这一边疆理论俨然变成了“主体间性”方法论的先驱。在中国，这种理论的中心价值就是促进民族间的亲密感。很显然，中国学术界正在兴起一个新的范式，我曾称之为“帝国转向”。在这个转向中，满清帝国的游牧遗产，乃至蒙元，甚至匈奴，现在都成为建设和巩固中华民族必不可少的资源，内亚人及其土地都成为了中国和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部分。反观之，所有这些其实又在说明，中国之成为中国，只能从内亚去理解。如果内亚游牧民族的征服和其所建立的“征服王朝”是以往中国历史学“不承认”或鞭挞的对象，那么今天，它已经被中国最富想象力的政治哲学家赵汀阳扭转为积极有效的正能量。在他的新书《惠此中国: 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里, 赵汀阳尝试通过给内亚游牧民族一个中国及其文化创始先祖的显要地位，即承认黄帝起源于游牧民族，来建立中国政治神学。在这个表述中，中国成为一个开放的、资源丰富的、没有阻隔的，欢迎所有闯入异族的世界性国家。他从“逐鹿中原”这个概念中得出中原是猎鹿之地，几千年来一直吸引野心勃勃的游牧征服者来猎取财富，但它又是一个吞噬猎人和入侵者的漩涡，让其有来无归，化为中国人。可以看出，赵汀阳的中国政治神话将内亚人通常被看作不道德、野蛮和贪婪的的征服行为转化成了对“中国梦”的追逐。今天，中国对内亚的渴求伸展到蒙古人缔造的世界帝国。除了大量的中国历史学家所著的出版物以外，我们发现日本历史学家杉山正明和冈田英弘等关于蒙古帝国的著作译本也在主要书店中占据显要位置。他们撰写以蒙古和内亚游牧民族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的意图是挑战中国（和欧洲）的中心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书在中国却大受欢迎。这一现象只能说明中国已将自己想象成内亚帝国，或者至少是将内亚作为历史上和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蒙古的世界历史被欢迎，并转换成为为中国的世界历史。 ************************************************************************************* 内亚这个区域在中国的近百年的遭遇呈现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经历了被压制，然后被彰显的有趣过程。中国也从与内亚游牧人划清界限、致力驱逐转变为主动拥抱内亚历史文化遗产。目前许多中国学者根据孔子“和而不同”的理念，提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夏中有夷，夷中有夏的多元整体。这也就是说，尽管有杂音，中国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没有内亚就没有中国，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抑或是未来。 ▍‍‍‍‍‍‍中国通向“外亚”的“内亚”之路我在本文中使用“内亚”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是希望通过中国内部的内亚边疆来说明中国已经是“亚洲”这一政治地缘事实，目的是减轻中国对适应“亚洲”的焦虑。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要成功，亚洲不应被认为是中国的外部，与中国形成二元对立。 “内亚”概念的普及得益于拉铁摩尔于1940年出版的代表作《中国的内亚边疆》(Inner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的成就。尽管他用这个定义来表述中国的非汉族边疆，但并未解释内亚的“内”。我认为他直觉地使用了中国天下体系的“内外”概念，即依据地缘政治层级的不同而进行的统治方式，这种地缘政治层级又与边缘对君主的忠诚、民族和文化差异，及其在帝国内的社会地位有关。如同唐朝区分了外夷和内夷一样，清朝将蒙古分为两类，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又进一步分为内札萨克蒙古和外札萨克蒙古,之后变成内蒙古和外蒙古，其中外蒙古大部分就是现在独立的蒙古国。今天的内亚作为中国的边疆只能涵盖中国的少数民族边境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而不是像中国传统五服体系那样有许多方位层级。在此，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外亚”，来与“内亚”对应，泛指在东北亚、中亚和东南亚那些历史上与中国皇权有朝贡关系，但现在都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我提出这个新“元地理”概念的目的并不是将其重新作为边缘纳入中国的天下体系，而是找出中国通过自身的“内亚”与亚洲的联系性。这里的“内”与“外”不是以同中国中心政治关系上的远近来划分，而是根据内亚或中亚本土的“地理身体”(geobody)来确定。例如，内蒙古，外蒙古有两种叫法，一种是天下体系里内外的对应翻译，即Dotood Mongol, Gadaad Mongol，而另外一种是蒙古人以山岭或沙漠的阴阳面，或是身体的前胸后背分称的Övör Mongol, Ar Mongol。我们熟知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或岭南蒙古、岭北蒙古即是这一地景分类的例子。后者意义上的内亚、外亚及其亲密关系是有机存在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很多内亚人在人口上和文化上都是跨境的，与外亚有亲族或文化、宗教的联系。比如，从东边开始，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省有朝鲜族，与朝鲜和韩国是同一民族；赫哲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边境有同民族亲属；内蒙古和蒙古国曾同为一个政体，在20世纪才分异；在新疆，卫拉特蒙古人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都有亲族；哈萨克族在蒙古国西部和哈萨克斯坦有民族亲缘关系；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有同族的关联。尽管维吾尔族在新疆以外没有和哪个国家有同族，但是穆斯林与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所有伊斯兰国家都有宗教上的关联。西藏在宗教和民族上与印度的拉达克、尼泊尔、不丹有宗教和民族关系。西南贵州和云南的许多民族在泰国和缅甸也都有同族。 ******************************************************************************* 这些内亚与外亚之间广泛的民族、宗教、领土的跨国连接常常引发中国国家主权卫士们巨大的焦虑，既有政治的，也有学术上的，他们非常担忧分裂主义。一些少数民族的名称与境外同族名称采用不同的汉字表达可能是这种忧虑的一种表现，如在中国叫鄂温克，在俄罗斯的称为埃文基；中国的是柯尔克孜，境外的叫吉尔吉斯；还有国内的乌孜别克，外面作乌兹别克，等等。如果这种焦虑和不信任源自近代试图闭关锁国的内向型民族主义，那么今天，当中国变得视野开阔，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沉着地带领亚洲邻里建立一个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时候，这种针对内亚人的负面情绪就失去了法理和道德基础。坦率地说，“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及它期盼的结果——中国梦的实现——取决于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内亚公民，即它是否有勇气和真正的信心，信任自己的内亚公民，让他们去建立一座连接外亚的桥梁。目前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基于“远交近攻”的传统智慧，也就是说，给中亚国家甜头是为了遏制所谓的内亚分裂主义。然而，“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中国有关内亚边境和外亚关系的地缘战略思想发生巨变，不是隔离两者，而是连接他们。美国的多元文化吸引了中国的众多政策学者，我们也不妨在那里寻找中国改变其对内亚少数民族政策的示例。直到1960年代，美国对其英语以外的文化甚少包容，并实施“熔炉”政策，试图将移民熔到美国主流文化中。这个政策将非英语移民文化视为对美国文化的威胁。1960年代民权运动后，族群多样性不仅开始得到承认，并且变成了重新定义的美国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即多元文化主义。从此，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人都被看作是美利坚民族的财富，他们作为美国人，被鼓励在许多领域从事与原籍国有关的工作，包括外交。骆家辉的工作就是证明，他曾担任第21届华盛顿州州长（1997～2005）、美国商务部长（2009～2011）和美国驻中国大使（2011～2014）。台湾出身的赵小兰是美国新多元文化政策的另一个受益者，她曾担任美国劳动部长（2001～2009），并从2017年1月31日起担任美国交通部长。美国案例说明了其政策和观念从将非白人移民看作威胁，到作为受信任的美国公民的改变。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到美国寻找新的与少数民族交往的政治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15年的历史中，也曾给予内亚少数民族很高的政治信任。内蒙古的乌兰夫就是个例子，他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建立者，同时也是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间的重要纽带，甚至经常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国第一任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是吉雅泰，任期为1950～1954，也是蒙古人。然而随后中国和苏联及蒙古国的决裂使内蒙古人仅因为民族身份就陷入政治忠诚的审判中，造成民族悲剧。因此，要让内亚作为中国与外亚的桥梁，还需要我们彻底反思内亚人在中国的地位和在宪法中的地位。与其把他们视为威胁，试图将其“安全化”，不如利用上述新史学共识，承认内亚人在文化和领土上，甚至基因上都对中国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同时，维护他们在文化和自治上的合法权益，将他们视为财富，而非政治累赘。这样，一个自信的、尊重其内亚民族文化，并给予其政治信任的中国也一定会赢得外亚的尊重。以内蒙古为例，我们应当记得，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45年末，中华民国最终承认其独立后，将内蒙古托付给了中国共产党。正是这份政治信任铺平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谊道路，直至1962年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可以毫无疑义地说，在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大战略的今天，地处边疆与外亚衔接的中国内亚公民比谁都希望中国“自信”起来，表现出大国风范，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信任，从而使得他们在中国引领的亚洲新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是他们的“中国梦”。他们民族身份中的异质性对中国是有贡献的，也是中国宪法承认和保护的。因此，作为中国公民的内亚人的中国梦与整个中国的中国梦肯定是利益一致的。 ▍‍‍‍‍‍‍结论我在本文提出的有关中国通过“内亚”与“外亚”的连接来建立亚洲新秩序或世界体系的新视野，其实与今天一些中国学者恢复天下体系的倡议有异曲同工之处。王铭铭最近提出“三圈说”——核心圈、中间圈及外圈——刻意去打造有别于西方世界体系的，基于中国天下文明的“本土世界体系”。三圈里的每一个圈都是超社会的，相互又有重叠。与其观点所不同的是，我的这项主张是传统天下体系和当下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必要结合，而不是相互取代。同时我主张的新秩序或体系不能只是文化和经济相互交往渗透，它还应是一个道德体系，如同一个像东南亚“星系政体”（galacticpolity）一样的向心制度。一个“星系政体”由一个中心和围绕旋转的卫星国或属国组成，而后者可能对其他中心也有附属关系。星系政体中的政治权力不是通过霸道地对边缘领土的控制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道德权威和声誉的累积来获得边缘的钦慕和尊重。总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及其成功要求一个全新的亚洲秩序或世界体系的建立。我在本文中建议将中国与亚洲的两元关系转变为中国、中国内亚和外亚的三元结构。在这个新秩序中，我提议将“内亚”打造为中国通往“外亚”的桥梁。“外亚”这个元地理概念的提出并非意图将其看作是中国的边缘，从而有恢复传统的朝贡制之嫌。相反，其名称来自中亚或内亚的传统“地理身体”语言，内与外之间有界限，但没有中心或上下等级。然而，我赋予作为边疆的内亚更多的传统含义，与中心共同组成中国国内的天下体系。这两者不是零和关系，而是在“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和信任。中国中心对内亚边疆的政治信任是对其“主体性”的肯定，这将赢得内亚更多的向化来承认并肯定中心的“主体性”。进一步而言，由于内亚与外亚的有机联系，如果中国中心对其内亚边疆的“主体性”予以承认，并在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那么外亚各国及其民众将不再有“恐华”的理由——对其有领土主张，或是谋图恢复或建立朝贡制，认为中国是导致其丧失自我的危险诱惑。换句话说，中国对内和对外的总体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不是建立在消灭内亚族性和文化的不同，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多元的基础上。在相互“主体间”建立的价值体系所追求的或导致的一定是真正的和平。这样一来，中国或可真正成为中心，吸引并获得外亚的尊重，从而达到“四海无虞”之境界。; 27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早熟的文明 ——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转） ...: 热度 1 gordon 2016-5-21 09:42; 历史学家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面目出现的，作为反动孙中山的可耻下场，来教育一代代天真的小孩。无论国民党史还是共产党史，都将陈炯明描绘成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他的所谓贡献，总是被一笔草草带过。不过，折戟沉沙铁未销，时间总能磨洗出一些真相，将近一百年过去了，随着史料的发现，以及意识形态的松动，陈炯明对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他的自治理想与实验，他与孙中山的恩怨是非，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人们才发现，这是又一位被湮没的辛亥元勋。 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陈炯明曾手撰一副挽联：“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知己相惜的情怀之下，似诉英雄心中不平事。可以看出，在这两位大人物之间，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鲁迅去世的时候，徐懋庸曾写过一副对联挽鲁迅，“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敌，友，知，罪，倒是这两位陈炯明与孙中山两位辛亥元勋一生关系的写照。 1933年9月，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陈炯明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陈炯明3岁，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院，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谘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09年，陈炯明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 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陈炯明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就是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刘师复。安那其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在那位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是围绕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在闽南二十六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2008年的《国家历史》杂志比较集中地整理了陈炯明的施政内容，抄录如下：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有、平等、互助。” 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在筹办大学。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 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的翘首盼望的救星。因此，陈炯明才能以弱胜强，一举荡平广东全境。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但他遇到了孙中山。 **************************************************************************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 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行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广东全省总商会成立了，广东经济调查局成立，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让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让人目不暇给的新政，让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健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直到孙中山进入广东。 *********************************************************************** 孙中山进广州之前，先对陈炯明承诺，“粤事由陈君主持，中山回粤不过回复前日被逐之颜面。”结果，到广州不久，孙中山就宣布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大总统。醉心于地方自治的陈炯明，遇上了最顽强也最偏执的职业革命家，崇尚改良的士绅，遇上了暴力革命的鼻祖，安于一方的广东百姓又开始被折腾。孙陈决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孙主张集权，要武力北伐，统一中国，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以南北和平的手段来谋求统一。这个矛盾无法调和，于是重重疑案产生，陈炯明的战友邓铿之死，成为第一个疑案，历史学家汪荣祖认定，邓铿是被孙中山谋害。而陈炯明的造反，也是因为孙中山欲除掉陈炯明。最大的谜案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这个事件的真相正在浮现，所谓“炮轰观音山总统府”，实际上粤军只虚开了三炮吓唬守军，而且事前通知了孙中山离开，反倒孙中山以海军大炮向广州城内乱轰，炸死无辜平民过百。后来，孙中山贿赂地方军阀攻打广州，陈炯明避战而走。从此，按照学者叶曙明新著《中国1927——谁主沉浮》中记载，广州百姓因军阀驻军，被盘剥重税，并因罢市抗议被火烧商埠，大批商人被屠杀，孙中山治下的广州，竟然百姓哀号，遭到全国舆论的讨伐。历史的真相往往令人唏嘘，再回首，云遮断归途，这才一百年的功夫，已经有太多的历史被遮蔽，被歪曲，多少杰出的人物被忽略，被遗忘，被丑化。历史总是对失败者过分刻薄，人民总是忘记对自己最好的人，而品德较高的人往往成为失败者。逢此遭遇者，千古以下，又岂独陈炯明一个人呢。陈炯明颇有诗才，他曾写过一首白话诗，至今读之，依然心潮澎湃，拍案再三：“地中海的风浪平了，大西洋的风浪又起，起时无数平民哭声高，落时几个帝王卷入波涛去。这场祸水，正惊魂甫定了，谁知道汪汪的太平洋，耐不住波平如砥，东边的大陆，中间的岛国，望着潮头，说是早晚必至……”; 19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转载]你所不知道的孙文 ——— 孙中山和大隈重信的密约: 热度 2 gordon 2016-4-17 22:44; 拜啓大隈伯爵首相阁下窃谓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此中相需至殷相成至大如见于实行则日本固可一跃而跻于英国现有之地位为世界之首雄支那亦以之而得保全领土广闢利源为大陆之富国徒此辅车相依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益人道之进化此诚千古未有之奇功毕世至大之伟业也机会已熟时哉勿失今特举其理由为阁下陈之斗加意详察两国幸甚支那襄者苦满清虐政国民共赴革专制为共和而民党笃信人道主义欲减少战争流血之惨故南北议和使清帝退位后举袁世凯为总统袁亦誓守约法矢忠民国乃自彼就任以来背弃誓约违反道义虽用共和民国之名而实行专制帝王之事国民怨怒无所发舒乃其暴虐甚于满清而统驭之力又逮不及故两年之间全国变乱频起民党之必兴革命军之必再见无可疑者顾革命军以自力而无助则其收功之迟速难易或非可豫期以言破坏之际得世界一强国为助则战祸不致延长内免钜大之犠牲对外亦无种种之困难日本于支那地势接近利害密切革命之求助以日本为先者势也以言建设之际则内政之修善军队之训练教育之振兴实业之啓发非有资于先进国人材之辅助不可而日本以同文同种之国而又有革命时期之关係则专恃以为助又势也日本既助支那改良其政教开发天然之富源则两国上而政府下而人民相互亲善之关係必非他国之所能同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是时支那欲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修正不对等之条约更须藉日本为外交之援如法律裁判监狱凭藉日本指导而改良即领事裁判权之撒去日本可先承认之因而内地杂居为日本人于支那之利便而更进使支那有关税自主国之权则当兴日本为关税同盟日本之製造品销入支那者免税支那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支那之物产日益开发即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例如英国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其国力膨涨日加者人莫不知其以得印度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而世界列强始莫与争日本地力发展已尽殆无盘旋之馀地支那则地大物博未有以发展之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而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然而日本若仍用目前对支之政策则决不是以语此何也现在支那以袁世凯当国彼不审东亚之大势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也不能与他人相驰逐近如汉治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长煤油事件或政府依违其议而嗾民间以反对或已许其权利于日本而翻授之他国彼其力未足以自固又惮民党之向与日本亲善故表面犹买日本之欢心然且不免利用所谓战国时纵横捭阖之手段对待日本没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以断言故非日本为革命军助则有袁世凯之政府在其排斥日本勿沦即袁或自倒而日本仍无以示大信用于支那国民日本不立于真辅助支那之地位则两国关係仍未完满无以共同其利益也就他一方言则支那革命党无一强国以为事前之助其成功固有迟速之不同即成功后而内政之改良外交之进步为无强国之助其希望亦难达到故现时革命党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谓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或谓外交上日本未取得英国之同意不能独力解决支那问题然此不足虑也支那问题近始露其真相当袁世凯就职之初大放金钱以买收欧洲一部份之新闻记者通信员使其报告与其评论皆极推重于袁而英国政府亦信之近则英之舆论已变太晤士报已评袁为无定乱兴治之能力矣英与佛邦交最善而近日佛政府与国民皆己不信袁氏故取消佛支银行借款之保证夫英于支那以求真正之治安为目的前悞信袁氏有保持支那之能力今既知其不然时与佛国渐同其趋向若日本导以真正解决支那问题之策能使支那得永久之治安者则英必同意于日本之行动无疑关于支那问题日本常欲得英国之同情而英亦实视日本意向为转移也夫惟民党揽支那之政柄而后支那可言治安以支那人民大别之为三种一旧官僚派二民党三则普通人民也政治上之争普通人不与焉旧官僚得势为保持其禄位计未尝不出力与他人角逐及其权势已失即无抗争反动之馀地如袁世凯见逐于前清摄政王时惟以免死为幸不闻有何举动也民党则不然所抱持之主义生死以之求其目的之必达前者虽仆后者复继故虽以前清朝之残杀亦卒无以制胜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此深察支那之情形当能知之而欲维持东亚之真和平则其道固在此而不在彼矣要之助一国民党而倾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虽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为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文为支那民党之代表故敢以先有望于日本者为阁下言其概且观于历史佛曾助米利坚矣英曾助西班牙矣米曾助巴拿马矣佛之助米独立为人道政义也英助西班牙以倒拿破崙为避害也米助巴拿马为收运河之利也今有助支那革命倒暴虐之政府者则一举而三善俱备亦何惮而不为乎 ********************************************************************************** 若夫几事之密更有以避外交之猜疑而神其作用此又不待论区区所见实为东亚大局前途计惟阁下详察而有以教之孙文大正三年民国三年五月十一日密呈大隈伯爵首相阁下; 374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恶人” 孙中山: gordon 2016-4-14 10:53; 后清时代政体早已开始接近宪政状态，包括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大量自由媒体的存在。孙中山，割断了中国社会自然宪政发展过程。促成了一种，“拔苗助长”的结局，一个民主的夹生饭。百年后的结局，依然是，后清时代。 ************************************************************************* 如果你过的不幸啊，你就骂他吧这王八蛋搞的 ************************************************************************* 其实话不能这么说，后清也有自己的问题。它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它是脱胎于旧中国社会的。就跟 "儒教"思想，似是而非，“八竿子打不着” 其实跟后清比较类似的一个国度，就是奥匈帝国（奥地利、匈牙利共主的国家）国家军队不行，地方军队挺好 ************************************************************************* 呵呵大家把事情想的简单了，说实话，把自己的事情弄好，整个 “大白馍” 啃，这个还简单一点。 ************************************************************************* 民主政体比君主立宪还难搞难易程度：君主立宪共和政体民主政体差不多得了 ************************************************************************* 实际上，这跟生物多样性类似，跟自身的条件有关。象希腊城邦时期，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也不能保证其不覆灭其实跟公司一样，领导人，连续出几代猛人，就很牛逼要是领导是渣，再好的制度也不行，它不盈利啊，在哪儿墨迹; 1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洋的覆灭（二）: 热度 3 gordon 2016-4-5 06:27; 　　在历史教科书中，段琪瑞这位北洋军阀代表人物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是孙中山“护法运动”的讨伐对象。几十年来，这个性格鲜明、三造共和的北洋要人，只余下一副千夫所指“残民媚敌”的脸谱。　　1936年11月2日晚间，民国耆旧、北洋要人段祺瑞在上海宏恩医院辞世。在他的亲笔遗嘱中，这位72岁的老政治家“为将死之鸣”，为民国开出了“八勿”药方：勿因我见而轻启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八勿”药方可谓这位北洋大佬十数年参与民国政治的肺腑之言。在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时代，当政者“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客和军人们暮四朝三。社会上流行种种主义思潮，传统道德沦落不堪。段祺瑞主政十几年，波折不断。他身为“北洋三杰”之一的背景使他几度大权在握，也使他既被尊重也被利用。而发生在1926年3月18日的一起屠杀惨案，则使他在卖国的罪名之外又添了残暴之实，不但践踏现代政治文明请愿集会等自由权力，也为传统政治道德里所不齿。因为鲁迅的一篇雄文《记念刘和珍君》，“三一八”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永远把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葬令里，这位前临时执政段祺瑞则是另外一种公众形象：“持躬廉介，谋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引退，力维正义，节慨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场，迅遏逆氛，率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 　　事实上，段祺瑞的一生经历，对他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大概正是纷繁多变有民国特色的一段难以言说的往事。　　■ 开枪　　如果不是在1924年无法拒绝权势的诱惑，段祺瑞原本可以保全他的晚年“名节” 。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反水的冯玉祥拉段祺瑞出山，入京维持大局。这是段祺瑞一生最为显赫的职位。他曾力图有所作为，计划首先召开代表主要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善后会议，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召集国宪起草委员会；最后，国民代表会议召开，通过宪法。但他手无兵权，所凭藉的无非是北洋前辈身份，与各地军阀皆有一定的因缘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 ·J· 内森认为：“尽管段祺瑞在更大程度上是个政治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他仍怀着国家团结和重订宪法的空想，对时代的需要做出反应。” 　　段祺瑞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了这一任上。　　1926年3月18日。据执政府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回忆，这天是阴天，天气有些阴冷，天空还飘着小雪花。下午时分，在执政府前，卫队对前来请愿的数千群众开枪。“霎时间，执政府门前，血肉横飞，死者、伤者互相堆压在一起，东辕门人叠人，有五六层，垛起了近两尺多高的人墙。与此同时，有的卫队还用刺刀、铁棍砍杀、殴击群众。这场有预谋的大屠杀，持续了半个小时，当场伤两百多人，死亡二十六人，后在城官医院、协和医院等处，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先后死亡二十一人，共死亡四十七人。” 　　次日北京媒体的报道可谓血迹斑斑。《晨报》第二版“北京群众运动空前惨剧国务院卫队枪击群众”，《京报》的报道则是“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国民新报》则直指最高首领“段祺瑞屠杀爱国民众”。正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的梁启超，麻醉过后在十九日下午苏醒过来，神志还在半迷糊状态，隐约听着院中人说起这大血案的惨象。而在他的隔壁病房，就住进了一个胸膈间中弹的青年。　　关于这天的回忆十分之多，卫队军人、请愿游行组织者国民党和共产党当事人、参加的学生和群众，皆留下了出于各自立场和视角的回忆。　　这天，文学家朱自清也在现场。他体会到了死亡的沉默和鲜红的热血：“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命运，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什么‘哭声振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 　　北师大女学生刘和珍的未婚夫方其道，目睹爱人的尸体，出声大哭却被警察喝止。　　面对这淋漓的鲜血，总执政段祺瑞的态度如何呢？　　一种说法是，段祺瑞得知卫队士兵屠杀学生，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他随即赶到现场，长跪不起。他发誓吃全素以终身忏悔，他的晚年因疾病身体衰弱，医生建议他吃荤以增强体质，他仍不肯破誓，在遗言里亦嘱咐不要用荤腥祭祀。国会也立刻通过了屠杀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贾德耀内阁向临时执政段祺瑞引咎辞职（未准）。对各学校举行的种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地报道，执政府也未敢加以阻拦。　　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则给出了另外的说法。1959年，他在《文史资料选辑》上撰文《“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回忆说事件发生后，他去吉兆胡同段宅汇报，段祺瑞竟然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奖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如今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可以明确段祺瑞的真实态度，但无论如何，那些青年的血是流在了他的政府门前。鲁迅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 疑问　　像刘和珍这样的大学生，“生前处世和平，又在求学时代，绝无政治上的功过，官僚政客，不知为什么要预谋杀她”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年3月25、26日），方其道一连想了三天都想不出她该死的理由，最后只好归结为大约是命该如此吧。　　青年鲜活的肉体怎能抵挡横飞的子弹？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编发的材料里，杨善南所写的《北京惨案真象》，认为政府是“诱杀”，“盖段政府已深知十八日爱国民众必有结对赴政府请愿之举，且多为勇敢肯牺牲之志士，一举而歼灭之，实不可多得之机会也。”鲁迅亦以为屠杀是为了要人民心悦诚服地当奴才。他3月25日写《死地》一文，发表在 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文中说：“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 　　住院的梁启超听清华同学们及来探病人的报告，断定“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他呼吁：“这当然是我们全体国民对人道对良心负有责任，应分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才可以一来稍慰冤死的青年，二来防范此后的兽行。” 　　京师地方检查厅奉命调查此事，在对受害人、巡长、目击者的周密调查之后，证明卫队屠杀的事实。在4月3日致陆军部的公函里，京师地方检察厅指出本次集会“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击死伤多人”，已经有触犯刑律的重大嫌疑。即便如今看来，当时司法机关也享受一定的司法独立，而且法官们勇气可嘉：“惟事关军人犯罪，依据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陆军刑事条例第一条应归军事审判机关审理，除国务总理贾德耀等，被诉命令杀人部分，仍由本厅另案办理外，相应抄录本案全卷三宗，连同尸身照相死伤人名清单暨卫队旅原送各物证，一并移送贵部，请即查明行凶人犯，依法审判，以肃法纪。” 　　可惜地方检察厅遗漏了一个细节。《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这三枪应是屠杀信号。放枪者何人？这是整个事件中最为诡异的部分。　　3月30日，当徐志摩去探访梁启超时，梁对他说了一番话：“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听当天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那天主席报告，卫队已经解除武装那件事，也确是惨祸的一个关键。这不是几方逼成一个境地，叫一班无辜的青年们自投坑阱！领袖们！领袖到底，同死同生，也还是一个说法，何况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到青年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 　　惨案当事人、当时是东方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董寿平，在时隔七十余年后接受学者任复兴访问，他的一些说法，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这次事件不止是请愿那么简单。他说：“李大钊说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应该拿上棍子棒子，咱们是首都革命。”我们当记得，上一次的首都革命，冯玉祥的反水，改变了北京的政治格局。时为国民军军事顾问、苏联人普里马科夫的回忆佐证了这一点。他在其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中说：“3月18日，发生了镇压学生的行动。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把政权转交给国民党，队伍到达总统府时，总统的卫队向学生开了枪。”可见，在激进的领导者眼里，学生运动或者说惨案，是藉以通向成功的。“我们并且相信，将来必将有更大更惨更普遍的惨剧，继续不断的发生，一直到中国革命的成功。”学生总会在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里如是说。这一切，得从引发这次请愿的“大沽口事件”说起。　　1925年底，在奉系张宗昌的拉拢下，吴佩孚决定与死对头张作霖和解，集中力量对付叛将冯玉祥。国民军两面受敌，冯玉祥1926年1月1日下野，希图缓和局势。1926年1月，奉军入关。国民军在天津布炮备防。3月9日，国民军在大沽口敷设了水雷封锁了水道，并发出通告，一切商船不得进入。次日，英、美、法、意、日等十二国由荷兰公使欧登科为领袖，照会北京执政府，抗议国民军铺设水雷、封锁天津海口，认为违反了《辛丑条约》，要求保留外国船只的出入自由。一艘日本军舰按与守军约定的时间进入水道时，发生了冲突。国民军前敌司令鹿钟麟的报告里说，是日本人掩护奉军驶入，炮击国民军阵地。日本公使则坚称日本驱逐舰受中国方面的枪击，不得已应射。各国公使们相信日本人的说法，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期限3月18日正午，解除对大沽口水道的封锁。如若不得满足，八国“决采取所认为必要之手段” 。注：张宗昌这个人在民国，以 “交际广阔” 著称，手下能人无数。自身能力不强。（英美日是一家，早年都是反俄的。二战，苏联外交的转变，才给了中国一线生机。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还有苏联的前进，给我们带来了机会。个人在时代面前都很渺小，大背景是英俄争霸） ************************************************************************************ 　　于是，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八十余团体，发起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定于3月18日上午在天安门集会。　　事实上，接到通牒的当晚，内阁成员们即刻开会，并复文由外交部秘书送至荷兰使馆，亲交荷兰公使欧登科，并请他转达各关系国公使。这就是“执政府外交部致首席荷使函”，称通牒内容“本政府视为超载《辛丑条约》之范围，不能认为适当”，也就是说，段祺瑞的外交部已经拒绝了八国通牒。这发生于3月17 日早间。当日午夜，学生代表到要求面见内阁总理贾德耀，在贾宅索阅了外交部的原稿，认为过于软弱，要求北京政府尊重民意，根据第二天国民大会决议案向八国公使严重提出抗议。　　惨案发生后，内阁已经动议辞职。但据《时报》报道，“总理贾德耀亦以西北要人之态度如何，尚未得知，在考量中”。这位“西北要人”显然是1月初下野的实力派冯玉祥。　　19日，天空飘起了大雪，掩盖了执政府门前的斑斑血迹。北京城里却是气氛紧张，各方都在开紧急会议。普里马科夫和他的同伴去见了国民军京畿首脑李鸣钟，他们提议解除总统卫队的武装，剥夺总统的权力。当李吞吞吐吐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并不愿介入此事时，苏联的军事顾问们觉得是撤换警卫司令的时候了。于是，他们又去了李大钊家，见了前一天大会主席团的李大钊、徐谦、李石曾等人。苏联顾问做出决定，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为此，必须劝导冯玉祥，要他召回李鸣钟，任命天津前线总指挥鹿钟麟为警备司令 ”。苏联顾问的计划被在场的人接受了。　　4月9日，回京的鹿钟麟派兵包围了执政府和吉兆胡同段宅。第二天发布布告，说段祺瑞“祸国殃民，无所不至”，驱逐了段祺瑞，恢复了曹锟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局。　　苏联的军事顾问们究竟在3月18日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苏联国防部的档案显示，苏联早有谋划：“苏联政府若是同意援助国民军，这对北方的政治局势可产生良好的影响，并且有助于中国反帝力量的联合。鉴于此，苏联政府于1925年3月21日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和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 　　■ 寓公　　4月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带着家眷和一批部属再赴天津。　　此时的天津是下野政客们的乐园。上流社会的生活可谓迷人而有趣。人们津津乐道于日本总领事的招待会，前总统黎元洪的堂会或是逊帝溥仪的茶话会。毫无疑问，国内外政局总是这些聚会上的主要话题。若是逢着两位前总统徐世昌和曹锟的寿辰，两人的同僚旧部、亲友眷属纷纷前来祝贺，召开盛大的宴会。　　相较之下，段祺瑞显得颇为寒酸── 他没有自己的宅邸，住在自己的妻弟家中。更令客人们叫苦的是，他宴请客人亦是素席。他仍然自制力极强──喜欢玩麻将，以八圈为限，牌搭子们也得在晚上十点前散去。他患有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和下肢风湿症，为此不得不把两条腿浸在冷水里，以减轻痛苦。　　当有人问他中国内乱不止的原因时，他的回答，不出佛教的因缘。他总是说，国家蒙受苦难，来自恶魔降世，除非将诸魔孽斩杀，否则不能终结苦难。也许，这位虔诚的佛教徒认为自己可以充当降魔杵。如今有一些证据表明，1928年底，他曾经试图恢复他的势力，为此还联络张宗昌向日本求助。（杨天石：《张宗昌穷途作乱，段祺瑞暗中支持》，《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　　然而，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段祺瑞不得不面对生活上的压力。他的积蓄不多，为了量入为出，如今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圈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他过目。家里的佣人是早就裁减了的，以致于有一段时间老部下昼聚夜散前来效力。（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　　“三一八”的鲜血似乎已经渐渐淡去，没有资料可以探究段祺瑞后来对此事的想法。不管是谁下令开了枪，不管是不是激进的党人们利用了青年的热情，不管是不是苏联人在背后使力，有一关是迈不过去的，那便是惨案发生后，《清华周刊》刊发的周传儒的质问：“纵令不为学生，而为暴徒，不为外交，而为内政，不为请愿，而为袭击，不为协作，而为破坏；以政府之威力，卫队之众多，阻之，驱之，捕之，何所不可？奈何对此数千赤手空拳之男女学生，竟下毒辣手段，索其性命，残其肢体，使之血肉横飞，亲朋惨痛。” 　　他每天早晨默诵《金刚经》半小时，可有为那些惨死的学生超度过？　　“九一八”后，日本人又有扶植段祺瑞之意。风传日本人要劫持他，于是蒋介石派人送亲笔信劝他南下颐养。1933年1月22日，火车抵达南京时，蒋介石通令少将以上军人，着军服至车站迎接前民国首脑。蒋介石本人则在下关码头迎接，执弟子礼（蒋曾是保定陆军学堂的学生）。南京的军政要员们都出席了蒋介石的招待宴会。段祺瑞深知蒋正是要以此打击日本人的气焰，他在向记者发表的对时局书面意见里说：“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府既有整个御侮方针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 　　两天后，他到了上海，在霞飞路的一幢公馆里度过了最后四年。　　上海《申报》不失时机地报道，当日本以种种权力诱惑段祺瑞时，这位前临时执政表示，唯有日方先取消傀儡组织，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才可以与之商谈。《申报》因此感慨万分：“而一般无耻汉奸甘为亡国奴，受某国指使而奔走者，亦大有人在。”谁又能想得到，这个以“亲日卖国”出名的北洋大佬，当年袁世凯召集内阁研究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唯独他主张动员军队，大不了与日偕亡。　　段祺瑞去世两年后，吴廷夑撰写了《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文末说“ 合肥之行藏，非一人之得失，乃关一国之兴替 ”。 ************************************************************************************ 注：既然能换卫戍司令，这个请愿就是假的嘛跟文革一样，毛主席掌军权呢，这叫什么革命。就是游戏，只是骗了一帮傻蛋怎么这么 “晕蛋” 呢，不掌军权，能发动文革吗？你掌 “军权” ，你也能发动文革，游乐场嘛，玩一玩 ************************************************************************************ 到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又把曹锟给弄出来了。（曹锟就是一 “买布” 的，）段祺瑞也是，非要淌这趟浑水。小兵能跟着别人混，老段当时的地位，还跑去充当 “门面” ，丢不丢人 ************************************************************************************ 法国大革命就是首都革命，法国因为某些原因，很多东西，集中在巴黎所以，法国大革命就是首都革命。就像当代的乌克兰搞的一样。奉系入京，知识分子南下，基本上，北洋已经丧失了治理能力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它的覆亡也 “指日可待" 因为 “刚不易久”，你要应对自然界的 “风雨雷电“ ，非得柔顺不可。少了专家给你出主意，很多事情都搞不定。不是白费力气，就是折损自己。（庖丁解牛嘛） ************************************************************************************ 没有知识分子了，怎么办？只有接受外国援助这一条路了。得请国外的专家哎，不然怎么办。 ************************************************************************************ 在自己的地方游行，竟然能被 “枪打” ，真是匪夷所思跟当代 “乌克兰革命” 一样，那三枪不知道谁打的如果上文属实的话注：《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的《大事记》部分提到，当群众和卫兵对峙之时，有人从执政府门楼窗户里向外连发三枪。; 31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台湾绿毛龟玩得真嗨——孙中山铜像被套脖子拉倒: 热度 63 李根 2014-2-24 02:33; 每当俺看到蒋介石铜像孙中山铜像这样的新闻，就怀疑国民党还有神马用处——连国父和国父传人都保不住，台湾这么屁大一点的地方，都治理不了；随便几只绿毛龟都能爬到他们头上拉屎撒尿。非要把中华民国最后一块地盘给绿毛龟们夺了，然后再去央求土共来恢复？如果是这样的话，民国的棺材盖可就得钉钉子了。中新网2月23日电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台南汤德章纪念公园内重达600多公斤的“国父”孙中山铜像，22日突然被来自台北、台中、高雄和台南的“公投护台湾联盟”十多名群众，用绳索套铜像脖子拉倒在地。“独派”人士还在铜像背部喷上“ROC OUT”的白漆字。检察官陈竹君指示警方将该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依毁损公物罪法办，但讯后请回。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市议员谢龙介闻讯赶到现场，一度隔着警方人墙与“公投护台湾联盟”成员对话，他要求台南市政府对汤德章纪念公园的“国父”铜像“回复原状”。　　来自各地的“公投护台湾联盟”约150名群众，22日下午1时30分，分乘3辆游览车抵达台南市汤德章纪念公园。他们以“实地测试‘国父’铜像基座的安全强度”为由，由数人攀爬到铜像上面，用2条粗绳套住铜像脖子。　　紧接着，十多人合力拉绳，铜像竟应声掉落地面。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十余名警察赶到时，铜像已经倒地。“公投护台湾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站在铜像前演说，上百群众以手拉手方式围成圆圈保护他，让警方没办法立即处理。　　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市议员洪玉凤、卢昆福、蔡淑惠等人陆续赶到现场，谢龙介痛心地表示，“你们又不是台南人，凭什么毁坏我们的古迹”，多位国民党籍议员并痛批警方无能，要求分局长李政晓以现行犯之名逮捕蔡丁贵。　　蔡淑惠、卢昆福还拍打分局长李政晓，质问为何警方让这群人为所欲为？场面混乱，国民党议员和“独派”人士对峙半小时后，蔡丁贵被依毁损公物罪现行犯，带回派出所侦讯后送法办，其他群众则乘游览车离去，才化解紧张气氛。　　“公投护台湾联盟”总执行长李述儒说，这座由台南第一国际狮子会捐赠的铜像，基座已坏掉了，市府打算拆除，却引发国民党抗争，该联盟对孙中山没有意见，但基于维护大众安全，才前来“测试”一下，结果只用2条绳子、不到1分钟，铜像就倒地了。　　台南市文化局长叶泽山得知铜像被拆掉，惊讶地说，“拆下来了？怎么这么快？”但强调汤德章纪念公园是市定古迹，孙中山铜像则不是，后续处理问题，会召集专家讨论（叶泽山真是装13的高手，谁说台湾没有人才，佩服啊！！！）。; 1663 次阅读|33 个评论

分享孙中山固人杰哉！: 热度 14 胖卡门 2013-3-28 08:53; 三德既离沪到港，往澳门，访孙眉。孙眉者，孙文之兄也。前在檀香山，后回澳门，三德在澳门街道上，遇杨鹤龄，此亦孙文好友也。因约其一井往访眉公，杨鹤龄与三德同行，至门前，后托有事他去。三德一人进内，眉公闻三德至，极欢喜，杀鸡买酒以款待。眉公夫人，与其媳妇，及孙文夫人卢氏与孙文之妾，均同席。畅谈之际，卢氏问三德曰，阿科个老豆与宋女士一步不离，你知他行径如何，三德不觉大笑，答曰，宋女士与阿科老豆在上海文明结婚（此宋女士指大宋，不是二宋）铁路总办署人人皆知，你两大小因何不知？三德言尚未完，孙文之妾答口曰，我早话两人古灵精怪，你不信，你出入时，他扶掖你而行，叫亚妈，亚妈，你作佢好心吗，你作佢好货吗。卢氏闻其妾之言而叹息，谓无怪我大女临死，怨亚爸行为不好。盖民国元年时代，孙文卸临时总统任回粤，每赴宴会，或赴欢迎会演说，必四轿同出入。四轿者，孙文宋女士与孙文两女也。故孙与宋之行为，孙之大女窥见之，有此言。谈话之间，三德又讲起杨鹤龄，谓其行到门口，不肯入来。眉公闻杨鹤龄三字，即拍案大骂，谓杨鹤龄入来，我斩佢只脚，总统亦要打靶。三德见眉公如此动怒，追问是何事故，眉公就一五一十说出来，谓中山与我同胞，你与中山共患难十余年，如三兄弟一样，不妨讲真话。你在席上，看见中山妾侍，好唔好，一表人才，中山娶他十余年，昔年在镇南关起事，失败，走出安南河内，做伙头，煮饭与众弟兄食，洗衣裳，捱尽艰苦，今中山做大总统，听宋女士枕头鬼说话，要弃其妾侍，中山写信来我，叫我将其妾侍送与杨鹤龄，中山再送一万元与杨鹤龄，我可将中山原信与你看，你话中山成人吗。中山不要面子，我要面子，既然有一万元送妾侍与人，何不将一万元交亚哥，养佢过世，你话中山应打靶唔应打靶。眉公言罢，犹余怒未息，此是民二年，三德在眉公家中亲耳听闻之言，无一字冤枉，无一句不实。本来此等说话，三德亦不应该写出来，但不写出来，则不足以表彰眉公之忠直，不足以表彰孙文妾侍之贤德。至于宋女士之事，则耳目昭著，人人皆知，三德即为之讳，世间亦不能为之讳。而况不止大宋之事昭著，民三之后，二宋之事亦昭著，革命伟人不矜细行，只要能革命，能称伟人，则区区家庭琐细事，伟人固不介怀。言之亦无防盛德，且以见洪门之被遗弃，与被嫉妒而欲消灭之，实非奇异。盖伟人之于亲爱之家庭，尚且如此，何有于朋友，何有于洪门人士，受其恩，用其金钱，实不值得介怀也。此其所以为革命伟人欤。洪门革命史中，点缀此一段革命伟人轶事，当亦读史者所乐闻也; 2131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总理遗教: 热度 16 席琳 2012-1-7 14:51; 2012-1-7 今天在一家很熟的古董店，看到两本大号线装本旧书，是1931年（民国二十年五月五日）由中央党部印刷所印制的《总理遗教》（集总理遗墨）（上/下集）。是竖排版，石板黑白印刷，没有句读，是非卖品，白纸线装，两厚册，厚度六厘米，扉页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赠国民会议代表先生存字样。这两本厚厚的线装书，在原装布脊书匣内保存完好，没有一点看过的迹象。不禁心中大喜，就问老板娘，要多少钱卖？老板娘说，她也不知道，这是她做东方生意的父亲，很久以前在纽约的唐人街花十个美金买的，从来没有看过。他父亲有一个姓毛的朋友，曾经是蒋介石政府的农林部部长(哪位高手给拔一扒)，这个朋友有一个女儿叫毛春燕（Chung-yen Mao），也是她的好朋友，曾经告诉她，说这本书是炮公给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宪法等等。老板娘说，您开个价吧，本来是要拿到伊背上去卖的。我说三十块钱怎么样？老板娘说，五十块吧？我说，这样吧，给您四十块，付现金。于是这两本书，就到了我手里。顺便还花了二十块钱，买了老板娘2000年从上海博物馆购买并搬运回来的两本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行的精装版《中国绘画全集》第10（明1）册和第16（明6）册，原价每册380元人民币。网上狗一狗，知道这两本《总理遗教》是炮公的第一部全集，前一阵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很出过一阵风头。1925年3月12日，炮公于北京因肝癌不治去世。为追寻炮公的遗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政委员会就于1931年印制了《总理遗教》，此书线装两大厚册，上册有炮公遗像、下附由汪精卫执笔、由炮公签字和宋子文、孙科、戴季陶、邹鲁、何香凝等人作证的炮公遗嘱和手稿遗墨，主文为炮公的《建国方略》和附有庆龄手写上版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其中比较可贵的是书中附有炮公手绘的十七幅地图。下册则是《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据说该书一直作为黄埔军校等民国高校的重要教材。而且此书初版印刷量极少，留存至今，又完美无缺，十分难得。《宋美龄传》这本书中引用炮公的挑担孔祥熙的话说，总理遗嘱是由汪兆铭起草的，当时还没等兆铭等一干党国政要念完遗嘱，庆龄就跑出来大哭起来，这样子遗嘱只念了一半，炮公就已经很不成了，因此总理遗嘱上炮公的签名，是被一群人拉了庆龄的手扶着炮公的胳膊强签的。但是从字迹上，似乎也看不大出来。或许是被篡改过了，也未可知。; 个人分类: 拉拉杂杂|1067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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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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