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小江协助疾控中心建模、编程和写建议。“第一个周末，我周日半夜十二点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没人说：‘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他们说：‘你的建议写好了吗？’我说：‘没。’然后他们说：‘我们明天中午之前需要这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于这种要求。小江也学到了，如果一个深夜电话接通了但没人说话，它通常表明电话那边的人已经累到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人开始回国。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精确行踪会很有用，所以小江写了一份建议，请求腾讯提供这些归国人员的IP登录信息。“他们以数据隐私为由拒绝了我。”他说。他被告知，腾讯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使用其数据。

有一次，小江和我在上海吃晚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是怎么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知的。这种数据可以用来查明谁曾经密切接触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工作会议上，小江的一个同事建议使用这种工具。但她的想法被很快否决。“他们说，‘这违反了信息保护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小江解释道，“这还真挺让我惊讶的。”

这让我也挺惊讶的。考虑到那么多铁腕隔离政策，我以为政府会用任何可用的方式来抗疫。【我也举手，因为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看起来，有些大科技公司对此进行了抵制。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宝”apps，可以用来协助监控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但这些工具都远没有韩国和新加坡开发的程序成熟。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软件而开发的病毒警报apps被成百上千万人下载，而这种apps就是依靠蓝牙信号以探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的。

我读到这一段时，嘴角大概是在不经意的上翘。我为我给大陆做出的错误判断给大家道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妖道在美国久了，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小人逻辑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以美国的标准作判断。我错了。

除此之外，彼得整篇都在描述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下一代，在他小小的写作班里，成为了新一代中国未来的投影。在他的文字里面，我看到了欣赏，甚至有一丝丝的嫉妒。

依我看来，这里还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抛开中国学校教育的政治理念灌输不谈，这套制度教育人们要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大核心价值观，因此社会变得欣欣向荣且不失锐气。【我也举手，这大概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认知，但很遗憾，即使在最保守的美国人的眼中，都有点不合时宜了。】将近二十五年前，我教的年轻人都被脱贫的欲望驱动前行。在那时，我的中产家庭的学生看起来也同样勤奋，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有着极度激烈的竞争。这些品质是抗击疫情的完美武器，至少当这些品质通过政府组织有效传达给全民时确实如此。相形之下，美国的应对通常显得消极——甚至有文化的国民看起来也相信，只要遵守隔离令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就够了。但任何控制疫情的尝试，都需要积极和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化领导。

至于对于新冠的控制，没有什么比下面的描述更让人放心的了。我已经放弃了去写美国社会如何躺倒，听天由命的现实了。那只能让人沮丧。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中国人很少接触国外时，我的课堂曾经充满了中国化的狄更斯式的名字。一个大高个儿男生叫黛丝，一个漂亮姑娘叫椰子。

二十年后，我仍然保留着一个叫“懒惰” 的、长着雀斑的同学的照片，还有一个照片主人公叫“黄色”，喜欢戴着细框眼镜。还有一位叫“屋子”，瘦骨嶙峋像个四川稻草人。那时，郊区的中国人很重视照相，他们摆着正式的姿势，很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