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西藏的蒙古人——和硕特汗国兴亡史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2-28 17:59:50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3-5 11:59 编辑

《一、蒙古来袭》

公元1717年也就是藏历火鸡年盛夏，仍像以往一样时晴时雨的圣城拉萨里，同样如同以往一样悠闲生活、品着甜茶聊天的人们，正惊讶地注视着一个风尘仆仆的信使策马狂奔，飞腾的马蹄溅起一片又一片的泥水……

很快，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拉藏汗得到了一个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信使说，一支神秘的军队突然出现在神湖纳木措之畔，他们杀气腾腾厉兵秣马，意图与动向都不明朗。

去过西藏旅游的朋友们都知道，纳木措湖离西藏首府拉萨并不算远，通常的话一天就可以来回。因此，如果纳木措湖畔的那支神秘军队想对圣城有所图谋，即使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他们杀到拉萨也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就在拉藏汗的惴惴不安中，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由其他信使陆续带来，那支军队正向圣城急速挺进，明显来者不善。但让这位和硕特汗王哭笑不得的是，信使还告诉他，这些杀气腾腾的家伙竟然是拉藏汗自己的亲家——准噶尔汗王策妄阿喇布坦派来的，他们宣称来此的目的其实相当和平：送自己汗王的女婿同时也是拉藏汗的儿子甘丹丹增夫妻回家。

经历无数腥风血雨政治争斗的拉藏汗自然不会相信这些鬼扯——事实上，这位汗王正是通过谋杀自己的亲哥哥才上位的——惊慌失措的他立即下令全藏动员，准备应战。很快，一支主要由卫藏（即今天的拉萨、山南和日喀则）地区抽调的军队组建而成，随即开往藏北对抗准噶尔。由于拉藏汗手下的蒙古骑兵数量非常有限，因此这支军队主要由西藏本地人构成，为首的是拉藏汗一直十分信任和欣赏的秘书官颇罗鼐，藏语又名索南多杰。

那么，西藏怎么会由蒙古人统治呢？准噶尔人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亲家的领地里呢？事情还要从头说起，且听我慢慢道来。

大家都知道，当年蒙元曾统治过西藏，而且元朝皇帝们大多笃信藏传佛教或俗称的喇嘛教，八思巴等藏传佛教首脑甚至成为国师和帝师，他们掌握着帝国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风头一时无两。但元朝灭亡后，蒙古人退回到草原和大漠，没花多少时间，他们再次变成了野蛮人，也割断了与西藏的联系。很快，蒙古人放弃了藏传佛教信仰，重拾起祖先的萨满教。直到十六世纪，藏传佛教才重新进入蒙古高原，各派僧侣纷纷前来传教，其中就包括迅速崛起的格鲁派，也就是俗称的黄教。

公元1578年，黄教领袖索南嘉措应邀专程来到青海湖边，与蒙古强大的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北元中兴之主达延汗的孙子）会面，索南嘉措宣布俺答汗为“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俺答汗则回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就是达赖喇嘛活佛系统称谓的最初由来。如果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首脑搞了个彼此间的认证，你承认我是政治领主，我承认你是宗教导师，双方互相捧场。

回过头来再说说“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这是一个梵、蒙、藏结合的尊号，其中“瓦齐尔达喇”梵文意为“执金刚”，“达赖”蒙语是“大海”，“喇嘛”是藏语中的“上师”，合起来就是“啥都明白的大海般渊博的金刚上师”。“达赖”或“大海”，在藏语里是“嘉措”，正与索南嘉措的名字相合，至于这只是一个巧合，还是俺答汗根据索南嘉措的名字而专门为他定制，就不得而知了，显然后一种可能性更高。

因此从索南嘉措起，后世达赖喇嘛的法名中都包含有“嘉措”这个词，译成汉语就是XX海，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六世达赖大情圣仓央嘉措，其名字就可以译成“乐海”——“仓央”是“音律”——显然这个法号即使用在汉地和尚身上也是很合格的。与之对应，历代班禅的名字则多用“坚赞”，在藏语中的意思是“首领”，像十世班禅大师确吉坚赞，翻译过来就是“经书领袖”——“确吉”在藏语里表示“佛经”。

到了十七世纪中叶，西藏日渐壮大的黄教集团与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政权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藏巴汗”这个头衔，虽然看着像蒙古或突厥人，但却是地地道道的藏人，他们信仰与黄教尖锐对立的噶玛噶举派（白教的一支），并尊奉该教派领袖嘎玛巴法王为信仰上的宗主，这个政权以今天的日喀则为中心，一共传了两代共二十四年。

藏巴汗不仅谋杀了四世达赖，还试图禁止达赖转世，只是在与自己私人关系很好的黄教大活佛罗桑曲结努力斡旋下，才不得不答应罢手。但是，他们彼此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彻底消灭对方——黄教在西藏民间基础雄厚，而白教则掌握着上层政权，双方都各有支持自己的武装，势力可以说旗鼓相当——于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到了中国西北勇悍善战的蒙古人身上。

当时，曾经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早已烟消云散，中国境内的蒙古部族大致分为四部分，一是位于现在内蒙古的漠南蒙古，二是位于现在外蒙古及更北地区的漠北蒙古或称喀尔喀蒙古，三是位于天山北麓的漠西蒙古——它还有厄鲁特蒙古、卫拉特蒙古等称呼，其下又分四大部落，和硕特部与准噶尔部都是其中之一。

藏巴汗首先发难。当时，漠北蒙古的一支在首领却图汗的率领下，从今天外蒙古的科布多出发进入青海，并以武力占据了青海湖周围区域，却图汗是嘎玛嘎举派信徒，他随后派其子率军一万攻入藏北，该王子有个漫画人物的名字——阿尔斯兰，这是一个来自突厥语的词汇，意思是“狮子”。既然同是教友，藏巴汗遂与却图汗联系，企图借助蒙古人的力量消灭黄教，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

但谁知阿尔斯兰王子进军西藏途中，却在青海玉树附近遇到了漠西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这位固始汗是个虔诚的黄教信徒，在他的劝说下，阿尔斯兰不仅没有帮助藏巴汗，反而掉转兵锋直扑其老巢日喀则，藏巴汗抵挡不住，只好一面求和一面向却图汗控告其子违背父命，最后阿尔斯兰被愤怒的老爹派人杀死，藏巴汗躲过一劫。

搞定了却图汗，藏巴汗继续积极奔走，最终编织出一张看上去十分厚实的黄教包围网，参与者包括：统治着西藏本土的藏巴汗，占据着青海的却图汗，前面说过这两人都是嘎玛嘎举派信徒；号称“木天王”的丽江木氏土司，他是康区南部的霸主，占据着云南迪庆州以及四川甘孜州的巴塘、理塘等地，其领地最大时面积甚至超过了浙江省，这家土司也信仰嘎玛嘎举派，还曾邀请嘎玛巴法王赴丽江传教；以及康区北部最强大的白利土司，其地盘在今天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甘孜州，此人并非藏传佛教信徒，而是尊崇藏族原始的苯波教，与异教徒合作围剿看上去更危险的黄教，显然是出于权宜之计。

此时，黄教两位首脑、年青的五世达赖和年迈的罗桑曲结也在寻找强有力的外援，和硕特部那位虔诚的固始汗自然成了他们的首选。这位蒙古可汗本名图鲁拜琥，少年时即以勇武著称，他继承了哥哥拜巴嘎斯的汗位，由于图鲁拜琥曾被黄教活佛东科尔呼图克图赠予“大国师”的尊号，因而被人们称为“国师汗”，传来传去就成了“固始汗”或“顾实汗”。

其实，固始汗对青藏高原也早有觊觎之意，他的领地在现在新疆的乌鲁木齐附近，但他和阿尔斯兰相遇的地方却是青海玉树境内的通天河畔，因此除了理解为这位蒙古可汗当时正在亲自对青海进行悄悄侦察之外，恐怕没有别的更好解释。而漠西蒙古人大多都是虔诚的黄教徒，进军圣地驱逐异端，对他们无疑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更不要说青藏高原那些肥美牧场的诱惑了。

于是，在两位黄教领袖的邀请下，固始汗打扮成朝圣的香客潜入拉萨，双方秘密商定了下一步计划。固始汗回去后开始悄悄准备，1636年秋，他率领和硕特、准噶尔等部组成的卫拉特联军，由新疆突然攻入青海。次年初，卫拉特联军以少胜多，大败却图汗，很快占领了青海，和硕特部随后移居这里，将其原来天山之麓乌鲁木齐附近的地盘转交给准噶尔部以做酬谢。

其实，除了满足两位黄教领袖的求援外，固始汗进军青藏高原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当时和硕特和邻居准噶尔两部摩擦不断，而前者的实力明显弱于后者，尽管和硕特首领固始汗是卫拉特蒙古名义上的族长，但他对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却没有进行制约的实力，两个部族火并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

正是在这种局势下，为避免冲突进一步加剧从而导致最终的火并，固始汗才主动放弃了新疆的地盘，率领族人向青藏高原这个崭新的地域进军。做为取得对方原有地盘的交换条件，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答应助固始汗一臂之力，于是才有了两部联军大破却图汗的一幕。在此多说一句，巴图尔珲台吉有个儿子被认定为黄教的转世活佛并成为五世达赖喇嘛的学生，他就是日后几乎统一整个中亚草原的博硕克图大汗噶尔丹。

杀死却图汗占领青海后，固始汗在五世达赖和罗桑曲结的要求下，继续率军进攻康区，大致包括现在的四川甘孜州、青海玉树州、云南迪庆州以及西藏昌都地区。蒙古铁骑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消灭了对黄教极不友好的白利土司，降伏了木氏土司并迫使其退回丽江，使得青海和康区终于连成一片。随着各路神仙的退出，中看不中用的黄教包围网土崩瓦解，黄教势力已将死对头藏巴汗彻底压缩到后藏（日喀则地区）一隅，双方的最后决战终于到来。

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不久被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嘎玛巴法王被迫逃到丽江避难。固始汗效仿当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对西藏萨迦派（俗称花教）领袖八思巴的前例，将西藏十三万户（其实就是整个西藏，元朝曾将西藏本土划分为十三个万户辖区）献给五世达赖喇嘛作为供养地，由于此时西藏十三个万户辖区早已名存实亡，因此固始汗在名义上将整个西藏布施给了黄教集团。

从此，固始汗被黄教信徒尊奉为象征力量的金刚手菩萨的化身，与藏人们心目中观音菩萨的化身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皇帝一起，成为护佑雪域高原的三大怙主。

在宣布将这片广袤的土地供养给黄教的同时，固始汗同时却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行动——这位蒙古可汗并没有拜五世达赖喇嘛为师，他为自己选择的上师，正是前面多次提到的那位罗桑曲结，这位扎什伦布寺主是四世、五世两代达赖喇嘛的师父，黄教中最为德高望重的僧侣，人们普遍认为，在四世达赖去世后到五世达赖成年前这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是黄教事实上的最高领袖。当年要不是此公积极斡旋，藏巴汗很可能禁止达赖喇嘛继续转世，而在和硕特蒙古人席卷青藏的狂飙中，老活佛也是固始汗和小达赖背后的谋主。

仿效当年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的范例，固始汗宣布，赠予自己的师父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号，此词也是梵藏蒙三语合一，意为“智慧和勇气兼备的大学者”，“班禅”这个称呼即从这时开始。黄教集团随即宣称罗桑曲结是第四世班禅喇嘛，并为其追认了三位前世，至于最为重要的第一世班禅，则被认定是黄教祖师宗喀巴的第二大弟子、同时也是黄教历史上第三位首脑的克珠杰.格勒巴桑。由于罗桑曲结是班禅活佛体系的真正开创者，也是事实上第一位真正的班禅，因此许多人尤其是西方学者，往往直接称其为一世班禅。

尽管身为西藏名义上的第一人，五世达赖喇嘛的地位表面上尊贵无比，但他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实际上被固始汗架空并没有什么政治权力，西藏地方政府由固始汗以达赖喇嘛名义任命的第司来实施具体管理。达赖只做为一尊宗教上的大神被高高供起，而且还不是唯一的大神，因为汗王的师父班禅也会分一杯羹，从历史记载来看，固始汗与班禅的往来远比与达赖密切，经常找各种理由赠予扎什伦布寺大量庄园田产，班禅活佛系统从此迅速壮大，直至与达赖系统分庭抗礼。

为加强对圣地的统治，固始汗将和硕特汗廷由青海迁移到西藏，至于首府的位置，他选择了黄教的老巢拉萨而不是原来的日喀则，于是自吐蕃王朝灭亡八百年后，这座圣城终于再次成为西藏的中心。终固始汗一世，这位蒙古汗王始终牢牢掌握着西藏政权，史料记载道，西藏高级官员均由其委任，他还主持制定了《十三法典》（该法延续了几百年，直到西藏民主改革才废除），健全西藏地方行政机构，新增了噶伦代本等军政官职，为数众多的蒙藏军队更是在其直接控制之下，而后来影响西藏历史的许多人物，比如康济鼐、颇罗鼐等，都出自于这支武装力量。

固始汗在位时鼎盛的和硕特汗国，总面积肯定超过二百万平方公里，它几乎占据了整个青藏高原，包括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甘孜州和阿坝州北部，云南迪庆州，甘肃甘南州，甚至在遥远的新疆还保留着一块和硕特飞地，由固始汗的兄弟和侄子们统治着。值得注意的是，汗国各地行政体制是不同的，固始汗亲自坐镇圣城统筹大局，西藏本土由汗廷直辖并委任地方官员；康区（西藏昌都、四川甘孜、云南迪庆等地）由各家世袭土司为汗王实施间接管理，土司们需要向汗廷缴纳赋税，并提供乌拉差役即免费劳务；而安多（青海、四川阿坝北部、甘肃甘南等地）则是固始汗子孙们的封地，他们统领着强大的骑兵军团，做为汗廷藩属和护卫羽翼，留在了广袤的甘青大草原。

因此，今天一些人试图将西藏等同于辽阔的和硕特汗国，进而以此为依据主张所谓的“大西藏”，这就如同将中国等同于蒙古帝国，怂恿天朝要求对曾属伊儿汗国的伊朗或曾属钦察汗国的乌克兰主权一样，都无疑是相当荒谬的。要知道青藏高原这一大片地盘，当初可是蒙古兵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点点用人头堆出来的，后来人妄想凭借几寸舌头就喷为己有，世上哪有这样的美事。

公元1655年，在平静地统治了藏区十三年之后，固始汗图鲁拜琥，这位被黄教徒尊为“丹津却吉甲波”——“丹津”即“丹增”，指佛教护法神马头金刚，“却吉”为“佛经”，“甲波”则是“王”，合起来便是“佛教护法之王”或“持教法王”——的蒙古可汗，于圣城拉萨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三岁，在当时绝对可称高寿。随着这位一代雄主的离去，多年积累的矛盾也逐渐冒头和爆发，其中首当其冲的问题自然是，人口占少数的蒙古人和占绝大多数的藏人，是否要重新分配权力？

如同一位隐忍许久蓄势待发的高手，蛰伏多年的达赖喇嘛终于出招了。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二、达赖喇嘛》

齐的隆冬强 · 发表于 2014-2-28 18:14:19

京华果然高产啊，先顶后看

xiawuyu008 · 发表于 2014-3-1 07:57:07

现在班禅的势力不如达赖了吧？

老兵帅客 · 发表于 2014-3-1 08:03:13

xiawuyu008 发表于 2014-2-28 18:57
+ _1 a% [2 v: k6 L1 _; |/ d现在班禅的势力不如达赖了吧？

班禅的势力长期远不如达赖，其实这也就是当初他为什么不出走的缘故。

齐的隆冬强 · 发表于 2014-3-2 09:57:11

老兵帅客发表于 2014-3-1 08:03 3 j# T0 v* Y3 N. X0 D2 i! d$ m' x5 }' ^
班禅的势力长期远不如达赖，其实这也就是当初他为什么不出走的缘故。 ...

老兵啊，这葛二蛋，不，是葛尔丹也该是你说的运气不好的成吉思汗吧，这家伙点背的是正好赶上当时的大清也处在上升期，于是火星撞地球，就悲剧了

老兵帅客 · 发表于 2014-3-2 10:48:16

齐的隆冬强发表于 2014-3-1 20:57
4 v8 }/ p, E9 ^" N. h2 d( D% ?老兵啊，这葛二蛋，不，是葛尔丹也该是你说的运气不好的成吉思汗吧，这家伙点背的是正好赶上当时的大清也 ...

他的问题不仅仅在这里，而且还在于他的实力与对手的对比远不如当年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面对的西夏与金与自己的距离都不算太远，而且还都离草原不远，因此可以合理地调度自己的力量各个击破以取得最大战果。而葛尔丹所统一的中亚地区，看起来很辽阔，但是却既不包括蒙古高原，也不包括中原地区，因此要想击败满清，就必须要么在中原地区或者蒙古草原逐步推进，要么在蒙古草原千里奔袭（在中原地区千里奔袭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其他选择。

前者旷日持久，而且面对中原的强大人力物力基本上没希望（就像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时期那样）。后者就是赌命了，因为自己的补给线不用指望，而且由于深入对方地盘，一旦对方大军合围，那就很难脱身了。即使与对方会战获胜，只要没有击垮对方的战争意志与战争潜力，那就随时面临着失败的危险。满清则完全不同，只要会战失败没有导致自己立刻崩盘，而有时间动员后续力量顶上去的话，机会总是有的。这样的一边输不起，而另一边除非运气太坏，否则总可以动员中原巨大的人力物力继续打下去的局面，除非有亚历山大的运气，否则是没希望的。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3 09:34:09

xiawuyu008 发表于 2014-3-1 07:57
. M1 q" P' [* y8 L( x现在班禅的势力不如达赖了吧？

班禅走的是上三路，和硕特可汗、后来的清朝皇帝以及红朝，都努力扶持他，属于人为树立的标兵。优点是见效快，缺点是不接地气，一旦靠山倒台就麻烦大了。

达赖的下三路功夫扎实，民间基础比班禅雄厚的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5 11:58:44

《二、达赖喇嘛》

固始汗于公元1642年夺取西藏政权，当时五世达赖只有二十五岁，正是青春年少，而当固始汗于公元1755年去世时，早过而立的五世达赖正步入不惑的中年。期间十三四年时间，这位被蒙古人高高供起的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首脑无所事事，只能埋头于青灯古佛之中，简直要闲出病来。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在固始汗统治期间，这位西藏神王的文学、史学以及佛学水平突飞猛进，似乎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五世达赖喇嘛法名罗桑嘉措，译成汉语就是“善海”，显然是一个标准的僧侣法号。他在公元1617年出生于西藏的山南地区，六岁时被黄教大活佛罗桑曲结（即四世班禅）认定为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前面说过，身为四世、五世两代达赖的老师，罗桑曲结学识渊博阅历丰富，在罗桑嘉措幼年时给了他很好的教育，黄教祖师宗喀巴的基本著作《菩提道次第论》就是由这位老活佛讲授的。长大以后，年青的五世达赖又遍访名师，不仅系统学习了黄教历代经典教材，而且还对被黄教视为异端的宁玛派（后世俗称红教）著作颇感兴趣，甚至，他在藏族传统医药以及佛教建筑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可以说是一位不世出的全才。后来，这位神王在明末清初那段波谲云诡的日子里如鱼得水，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显然与他活络的脑子和庞杂的知识不无关系。

五世达赖二十七岁时，他的第一部史学作品横空出世，立即获得了学术界广泛好评，由于该书原名实在太长——《天神王臣下降雪域大地事迹要记——圆满时节青春喜筵之杜鹃歌声》——因而后世往往根据内容，将其简称为《西藏王臣记》。该书叙述了藏传佛教前弘期的吐蕃王朝历史，以及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萨迦政权和帕木竹巴政权的历史。此书在汉地早有流传，笔者看过藏学家刘立千的译注本，言词隽永，行文流畅，即使做为一部文学作品来欣赏，也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当然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内容过于神神道道了，凡是不好解释的矛盾，便扯上了佛法报应之类的神秘因素。

也许早年文青生涯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终其一生，五世达赖都保持着笔耕不倦的习惯，写下了《大圆满教法史》、《文殊口授菩提道次第引导文》、《中观论释》、《怖畏金刚常修法》、《现观庄严论释难》、《俱舍论疏》、《羯摩仪轨疏》、《五世达赖喇嘛自传》、《三世达赖喇嘛福海传》、《四世达赖喇嘛功德海传》、《良药文集》、《诗镜论》、《相性新释》、《菩提道次第论讲议》等佛学、史学、文学和医学书籍，许多都成了今天我们研究西藏的宝贵资料，可谓著作等身。

鉴于固始汗领导的和硕特汗廷将西藏政权视为禁脔，五世达赖只能在其他方面给自己找事做，而在这些领域，蒙古人往往并不擅长因而只能依赖藏人。除了文化方面，五世达赖还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力发展宗教事业，他与自己的老师班禅一起，在西藏宗教界树立起了黄教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凡是不合作的教派都遭到无情打压，比如他们直斥与黄教观点对立的觉囊派为异端邪说，下令没收觉囊派寺庙的财产属民，封禁焚毁载有觉囊派教义的典籍与经版。在神王的强大压力下，残存的寺院纷纷被迫改宗黄教，导致在西藏核心的卫藏地区（即拉萨、山南和日喀则），觉囊派几乎绝迹，而原本来藏修习觉囊派经典的蒙古僧人哲布尊丹巴（后来外蒙最大的活佛），则不得不改宗黄教并拜达赖和班禅为师。

在打击对手的同时，黄教集团刻意扶持藏传佛教中一些弱小的教派，后世称为红教的宁玛派，就是在五世达赖时期获得大发展的。而纯粹是异教的伊斯兰教，竟然也能在拉萨获得一席之地——五世达赖特意将一块地皮赐予穆斯林，允许他们修建清真寺并按教规祷告，这就是位于拉萨以西三公里的卡基林卡又叫强达康清真寺。刚刚进入拉萨的天主教神父，也获得了在当地传教的许可，他们在西藏活动了近一个世纪，直到藏王颇罗鼐时期，才因为清帝国的禁令而不得不悻悻离开。这些受到支持的宗教势力对黄教并无威胁，反而能带来许多好处，比如拉萨有为数众多的西北穆斯林商贩，他们的持续经营对维持当地市场的稳定意义重大。

公元1651年，表面上又写书又传教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内心其实却闲的发慌的五世达赖喇嘛，做出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的决定，他要去遥远的中原，会见东北亚地区最强大的统治者——清朝的顺治皇帝。当时，摄政王多尔衮已在一年前病逝并遭到彻底清算，刚刚亲政的福临迫切需要做出些成绩来，以摆脱以往儿皇帝的名声，而会见在蒙古人心目中具有神圣地位的达赖喇嘛，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在西藏政治领域有名无实的罗桑嘉措，也在积极寻找新的靠山，双方自然一拍即合。

其实，西藏与清廷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在固始汗夺取政权的公元1642年，他和达赖、班禅就派出了以黄教活佛伊拉古克三为代表的使团，前往当时还是清朝首都的盛京即今天的沈阳，去拜会清帝国的太宗皇帝。得到这个消息，皇太极对苍天三跪九叩，宣称西藏人的到来是天意的安排，这是上天在护佑我大清。西藏使团于第二年到达，清廷给予其极高规格的接待，皇帝亲自率亲王、贝勒、大臣等出盛京城迎接，入城后又亲自去探望伊拉古克三，当后者呈上西藏各巨头的信时，太宗又起身接受表示尊敬。使团在盛京连吃带玩，整整住了八个多月，才带着大批礼物恋恋不舍地回家。

清军刚刚入关的公元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立刻派人回访西藏，后来又几次派使者发出邀请。其实，皇太极、多尔衮兄弟二人的情报工作搞得相当可以，他俩都对达赖、班禅等黄教高层送了一堆高帽，只是在给西藏实际掌权者固始汗的信中，才提到邀请“圣僧”来中原传法的事儿，但却没明确说想请哪个“圣僧”，显然在表面上，清廷给了固始汗充分的尊重和选择权。

但其实，固始汗陷入了两难境地。无论他情愿或不情愿，事实上清帝已经成为内蒙古各部的共主，尤其是入关以后，满蒙八旗的铁蹄所向披靡，兵锋已至青海甘肃，与和硕特汗国不可避免地发生接触。尽管汗国疆域辽阔，但与清帝国比起来无疑小巫见大巫，想不理不睬关起门来过日子，显然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和硕特汗国存在着被清帝国吞并的风险，但另一方面，背靠大树好乘凉，如果跟对了老大，以后就不再担心收到准噶尔等强邻欺负了。

双方通过外交使团多次往来试探，和硕特汗廷终于确认，清帝只希望能得到汗王名义上的臣服，并没有对汗国辖区实施直接统治的意思，臣服后的汗王仍可以做为帝国的藩属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也就是说，双方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反而存在宗教、军事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点。考虑再三，固始汗痛快地向清廷开诚布公，表示如果想迎请西藏圣僧，唯一的人选只能是达赖喇嘛。除了历史形成的原因，使得达赖喇嘛确实是黄教第一人外，另一尊在和硕特汗廷支持下唯一能与达赖分庭抗礼的大佛——四世班禅已年过七十，根本经不起长途折腾。

但问题是清朝入关时，和硕特汗国也刚刚取得西藏政权不久，各地的动荡还没有完全平定，迫切需要达赖喇嘛这样的大神来充当稳定阀，因此固始汗实在没法让罗桑嘉措离开，只能恳请清廷把此事延后，为此他多次派出使者携带大量礼品，前往北京进行解释。显然睿智的多尔衮充分理解了固始汗的苦衷，并没有勉为其难。直到四年以后的公元1648年，当清廷再次发出正式邀请时，西藏早已一片太平景象，日渐衰老的固始汗终于决定这事不能再拖下去了，于是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五世达赖喇嘛复信汗（即顺治皇帝）与阿玛王（即皇父摄政王多尔衮，‘阿玛’是满语的父亲），正式答应了邀请。

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水龙年（公元1652年）三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从西藏启程，固始汗（他本来同去，但中途因水土不服而返回）和年迈的班禅也派出各自的代表随团前往。同年秋天，代表团到达长城外的岱噶，也就是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凉城县。此时，西藏方面又摆起谱来，要求清帝前往岱噶迎接达赖并在此地会面，一向特立独行的顺治当然不干，清廷于是推说现在南方盗匪太多，皇帝脱不开身，短期内没法去，你们先等着吧。远道而来的达赖他们显然等不起，只得让了一步，请皇帝在呼和浩特或岱噶中选一个地方见面。

顺治仍然不干，来信要达赖别耽误功夫赶紧往前走，同时说自己正往长城外面赶，咱俩就在路上见吧。要说西藏人心眼就是实诚，果然紧赶慢赶着前进，希望能抢在皇帝前面找个地点见面，如果准备充足再加上周围都是信黄教的内蒙古人，就有了半个主场优势。一直走到了黄河边上，他们才突然又收到顺治的信，皇帝说我公务繁忙，每天要处理的公文太多，实在脱不开身，要不这么着吧，我让我哥哥硕塞王爷（顺治同父异母兄长，封承泽亲王）领着内大臣替我去迎接你吧，咱俩还是在北京会面的好。事情到了这一步，西藏代表团已经没法回头了，也只好同意。

五世达赖在十二月初五日到达张家口，然后经由今天的宣化、怀来，十二月十四日进入了北京境内的南苑。顺治与达赖会面的场景，肯定相当有意思，因为史料记载说，十二月十六日顺治决定去南苑打猎，结果竟然和达赖喇嘛一行人“不期然”地在猎场碰到了，于是双方才算见了面。有种说法认为，很显然这是清廷刻意安排的，毕竟顺治以九五之尊跑去和一个喇嘛开会，有点儿太跌份儿掉价了，但如果双方只是偶遇的话，就没那么正式了，王公大臣和言官们也不好说什么。

虽然西藏壁画将顺治的形像描绘得相当成熟，但其实那一年，黄教教主已经三十六岁，而帝国皇帝只有十四岁，显然他俩是两代人，双方不仅有年龄代沟，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双方究竟谈了什么没有留下详细记载，显然也并不重要，比内容更重要是形式，西藏当局让这么地位高的代表来朝觐皇帝，这无疑是一个表示臣服的姿态。

尤其让后人兴奋的是，顺治当时的座位是比达赖喇嘛高那么一点点的，这点也得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以及保存至今的布达拉宫壁画的证实。而且，会面时后者显然比前者要更累一点儿——达赖是下马步行了“四箭之地”，而顺治则只“由御座起迎十步”。至于引起口水仗最多的部分，也就是双方会面的礼节，后来的汉文史书多咬定达赖跪了，而藏文史书则说双方按照游牧人的规矩，行的是握手礼。

但也有说法认为，入关没多久的满洲人还没后世那么多花花肠子，顺治之所以借着“田猎”的名义会见达赖，主要就是为了避免觐见时礼仪上的麻烦，因此双方的会面很可能是在一种宽松随意的环境下进行的，并没太拘束于礼节。无论怎样，清廷当时对达赖的接待规格是相当高的，专门提前为他在北京建了座行宫，这就是德胜门外保留至今的黄寺，为表重视，顺治还两次在帝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殿——太和殿设宴款待西藏客人。

相比起皇太极时在盛京混吃混喝赖了八个多月的伊拉古克三活佛，黄教神王显然矜持得多，尽管受到的招待远超当年的伊拉古克三，但达赖在北京住了不到两个月就要求回家，理由是水土不服，自己和随从们都生病了。这很可能是基于西藏当局的要求，正所谓奇货可居失不再来，黄教政权的实际老板固始汗肯定不想让这尊大佛离自己太久太远，他不停地以自己和班禅的名义，说西藏政教事务积压太多，催促清廷赶紧让达赖回来处理。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二月二十日，带着清廷赏赐的大量金银珍宝，达赖喇嘛终于从北京启程返藏。四月二十二日，就在达赖回程期间，清帝国宣布，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同时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并给他俩颁发了委任状和公章，也就是金册和金印，而且还善解人意地使用了多语种（满、藏、汉三种文字）。

“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里，“普通”指“普遍通晓”，与当年俺答汗赠达赖的“辨识一切”是一个意思，“瓦赤喇怛喇”是梵语的“执金刚”，密宗佛教里一尊极其重要的菩萨，其他词都比较好理解。这个封号基本沿用了明帝国当年册封嘎玛巴法王“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的后半部分，但也有所区别，尤其是“所领天下释教”这几个字很有意思，显然帝国政府是不打算承认达赖喇嘛在藏传佛教之外的宗教管辖权的，因此才在“领”字前加了限定词“所”。

中途收到皇帝派人送来的金册、金印，达赖喇嘛相当高兴，立即给顺治写了篇诗歌体的颂词表示感谢，并在此诗篇上盖了自己的新公章献给皇帝。达赖显然十分珍视这个印章，后来在其真正执掌黄教政权的日子里，凡颁布重要的命令和告示，他都要启用此印，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西藏神王临终前留下的遗嘱中，除了按上自己的双手掌印以资证明，还特意加盖了这方金印。

至于固始汗，则欣然笑纳了封号和众多礼物，他随后给顺治复信，表示：“汗统驭万民至大海之滨，今仍念及并赐给金册金印，我等甚为嘉悦。”信中的“汗”指的是清朝皇帝，他不仅是定居者天子，还是游牧人的大汗，蒙古人通常尊其为“博格达汗”，这就意味着固始汗已经正式承认顺治身为大汗的权威。由于该信乃是蒙古文写就，显然比后世的汉文史料更有说服力。

当然了，成为清帝国藩属的和硕特汗国仍具有极大的自主权，汗王更像是朝鲜李朝、安南后黎朝那样的君主，或者织田帐下德川那样的盟友，而不是皇帝委任的地方官。这种地位，用清廷自己的话说，就是“庶邦君长”——在颁发给固始汗的委任状也就是金册上，顺治写道：“帝王经纶大业，务安劝庶邦，使德教加于四海。庶邦君长，能度势审时，归诚向化，朝廷必加旌异，以示怀柔。”对皇帝来说，只要你能“归诚向化”，剩下的事都好商量。

尽管固始汗在的时候，他其实是以小弟的身份来履行对老大的尊敬，但是他离世之后，事情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

获得清廷封号仅三年，这位和硕特汗国的创建者就病死了，享年七十三岁。固始汗子孙兴旺，他有多个老婆，但具体数目在各种蒙藏史料里说法不一，《安多政教史》说是三个，《蒙古册府》说是两个，《五世达赖喇嘛传》则说是四个，而儿子的数量则相当一致——蒙藏史料都说，他的这些老婆一共生了十个儿子。因此，这位蒙古汗王死后，他那份硕大的产业如何分配，就成了让他的这些老婆、儿子们吵翻天的头等问题。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三、同室操戈》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7 14:59:16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3-7 16:47 编辑

《三、同室操戈》

从清朝以及西藏方面的史料来看，固始汗生前并没有留下遗嘱，或者说起码没有留下明确的政治遗嘱。况且按照游牧人的传统，继承权多是有力者得之，除非可汗生前就指定好继承人，并且趁自己还活着刻意为其配置势力，扶上马再送一程才行，但显然，固始汗并没有这么做。

固始汗的大儿子巴图尔台吉，当年曾是父亲攻掠青藏高原的重要助手，不过后来和硕特汗廷迁往拉萨，巴图台和弟弟们都留在了青海，直到得知父亲驾崩的噩耗。由于长子巴图尔并没有明确的汗位继承权，固始汗的十个儿子，除了早已过继给固始汗大哥拜巴嘎斯汗、留在新疆的四子达赖乌巴外，为争夺老爹留下的遗产立刻打得不可开交。

固始汗去世后将近四年，和硕特汗国都没有产生新的汗王，汗国对外宣称是由势力最强大的两位台吉——固始汗的长子巴图尔和第六子多尔济——联合主持西藏的政务，但实际上，这两人很可能根本无法共事，整日里争来斗去，而他俩的兄弟们则各自站队，彼此间党同伐异。

不仅如此，争斗还很快扩大化了。不久以后，清帝国甘肃巡抚收到叶尔羌汗国的投诉，说青海和硕特蒙古人打算袭击叶尔羌派往帝国朝贡的使团，为首的劫匪正是固始汗的一个孙子。叶尔羌汗国是当年蒙古帝国中察合台汗国的延续，欧洲人因其统治中心在今天新疆南部的喀什，故称它为喀什噶尔汗国，而中亚穆斯林因其汗王具有成吉思汗家族血统，故称它为蒙兀儿斯坦国。当时，叶尔羌汗王阿不杜拉刚刚认了清帝做老大，结果第一次遣使朝贡，就遇到了和硕特人打劫。

收到投诉，甘肃巡抚立即命令清军出动，沿途保护叶尔羌使团，同时严密戒备和硕特人的动向，见无机可乘，固始汗的孙子不得不悻悻而退。随后，帝国政府向青海和硕特蒙古下达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说你们这些家伙不守规矩，多次进入内地抢掠，甚至还敢对抗官军，据边防官员统计竟然先后有二十多次，可谓屡教不改。现在，帝国专门让特派员去青海给和硕特各部划分边界，今后你们只能在自己部落的领地内活动，一旦越界将严惩不贷。

在此期间，清廷也接到了五世达赖喇嘛的报告，说固始汗死后他的儿子们内讧争斗，已经导致和硕特汗国出现了严重危机。帝国政府意识到，平息汗国内部矛盾已经刻不容缓，否则这个重要的藩属将不可避免地土崩瓦解。而很显然，此时最适合调停固始汗这些儿子之间争端的人选，有且只有一个，他就是始终处于超然地位的五世达赖喇嘛，和硕特蒙古人的精神领袖。

在清廷的支持下，五世达赖终于出手。他的第一招就极其狠辣，要求固始汗的儿子们将庞大的青海领地，划分为左右两翼分别管理，理由是避免他们为划分牧地发生纠纷。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对于这个提议，长子巴图尔很可能表示服从，但六子多尔济却不同意，而是提出要按自己的想法划分，于是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出马，从蒙古将他召至自己驻锡的拉萨哲蚌寺“郑重劝说”。具体如何劝说不得而知，估计是连哄带威胁，最终多尔济勉强服从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决定。

从此以后，青海和硕特蒙古就分为了左右两翼。和硕特左翼辖区自西宁边外东科尔寺起，沿波罗充可克河北岸（即湟水上游）、青海湖北部、布哈河、布隆吉尔河至额济纳河为界，也就是今天青海省海北州、柴达木盆地西北部、河西祁连山草原及额济纳河流域这一大片地方；和硕特右翼的地盘则东自栋科尔寺，西至噶斯池，南自松潘边外漳腊营，北至波罗充可克河南岸，也就是包括今青海省海南、黄南、玉树、果洛等州及柴达木盆地东南部这一大片地方。就这样，仅通过三寸不烂之舌，黄教神王就将原本一个整体的和硕特蒙古分成了互不隶属的两边，便于自己各个击破。

政治斗争的精髓就在于拉一派打一派，如果没有派别，那就要人为地制造派别。经过此事，五世达赖已经看出来大王子巴图尔比六王子多尔济更好控制，西藏神王终于旗帜鲜明地表态，他支持巴图尔继承和硕特汗位，急于稳定汗国政局的清帝国自然不会反对。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正月初五，在五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黄教僧俗于圣城拉萨举行了巴图尔的即位典礼，达赖喇嘛赠予巴图尔“丹增多吉杰布”的正式尊号，意为“护教金刚法王”。

和硕特新汗王巴图尔的蒙古汗号为“达延鄂齐尔汗”，从此在清朝史料中他通常被称为“达延鄂齐尔汗”，或简称“达延汗”。“达延”通常认为是“大元”的谐音，蒙古贵族中取这个尊号的很多，比如北元中兴之主巴图蒙克，汗号就是“达延车臣汗”。“鄂齐尔”，则是蒙语“金刚”的意思，与藏语中的“多吉”对应。“达延鄂齐尔汗”，合起来就是“大元金刚汗”。

对达赖喇嘛的这一决定，蒙古王公中显然反对者众多，他们不能公开驳神王的面子，但却以实际表现做了无声的抗议。达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达延汗的继位大典过于冷清，他在自传中写道：“好像只是集中了一堆乐器、旗帜，丝毫没有热烈气氛。所有的蒙古王公都显得有气无力，无精打采。”而在随后举行的为新汗王祈福的大法会上，达延汗的弟弟们都没出席，在场的多是西藏人，外来贵宾只有寥寥数人且都是远道而来，包括来自北京的朝廷特使，来自新疆的卫拉特蒙古杜尔伯特部使者，以及来自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使者。

为了平息蒙古贵族们的不满情绪，达赖喇嘛不得不下令将各地方和各寺院献给达延汗的礼品，分赏给汗王的弟弟和侄子们。正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做为不能登上汗王宝座的补偿，当年的十一月，五世达赖喇嘛又赠予六王子多尔济“达赖洪台吉”的名号，还送给他衣冠、弓箭囊、宝剑等许多行头，以在固始汗儿子之间取得平衡。“洪台吉”又写做“珲台吉”，据说来源于汉语的“皇太子”，通常是做为副汗的称号，也就是说达赖喇嘛除了立巴图尔为汗外，同时还给他树立了一个对手。

在此多说一句，后来雍正初年，固始汗的孙子、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造反，所用的头衔正是这个“达赖洪台吉”——这意味着反叛者已恢复蒙古旧称，不再以清廷臣子自居，史载他们“俱令呼旧日名号，一概不许称呼王、贝勒、贝子、公封号。”

经过这么一翻折腾，达延汗在兄弟们中的威望，自然一落千丈，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弟弟达赖洪台吉，他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达赖喇嘛。不过在达延汗统治时期，达赖喇嘛的地位虽然已经今非昔比，但他还只能以宗教顾问的身份来影响汗国的决策，因为达延汗本人并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常驻西藏，据记载他每年也就来拉萨一个月主持一些必要的仪式，其余时间都住在水草丰美的青海，西藏的行政大权，其实掌握在当年固始汗任命的第司索南绕丹手中。

这个索南绕丹很有意思，本来的身份是达赖的“强佐”即大管家，他历事四世、五世两代达赖，掌握着教内财政大权，根基极其深厚，当然对黄教集团的决策有很大影响力，在五世达赖成年前，索南绕丹可以说是仅次于罗桑曲结（四世班禅）的黄教二号人物。当年蒙古军席卷康区以后，达赖喇嘛怕引狼入室尾大不掉，不想让固始汗继续前进，为此他甚至打算同老对头藏巴汗及嘎玛巴法王谈判停战。但索南绕丹却不顾主子的反对，执意请和硕特蒙古人进军西藏本土，这才有了后来蒙古人如狂飙般席卷全藏，彻底摧毁藏巴汗政权的一幕。从有关史料分析，所谓达赖喇嘛让和硕特蒙古进攻藏巴汗的法旨，很有可能是索南绕丹搞的矫诏。

夺取西藏政权后，固始汗投桃报李，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正式任命索南绕丹为和硕特汗国的首任第司。“第司”又有“第巴”、“第斯”等多种译法，这是一个古老的西藏头衔，大致意思是“首领”，但具体范围可大可小，小到村子里的头人，中到各处地方官员，大到统治全藏的法王，都可以称为第司，这里的语义相当于汗国的宰相或执政官。后人认为，固始汗任命索南绕丹为第司，也就是掌握了主要的人事任命权，因为索南热丹在政治态度上可以说一直是依靠固始汗的，在格鲁派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同蒙古和硕特人在政治上的联系，要比五世达赖喇嘛密切得多。

在和硕特汗国这个蒙藏联合政权中，各方有着比较明确的分工，固始汗抓全面工作并分管军事，第司索南绕丹主管政务也就是汗国的日常治理，而宗教事务则由名义上的最高领袖达赖喇嘛负责。虽然五世达赖除了管理黄教僧人和寺院外，在固始汗的支持下又取得了对其他教派寺院的管理权，使得手中的宗教权力成为自己后来扩大势力的基础，但正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最重要的军政大权都不沾边，年富力强的西藏神王肯定过得相当憋屈。

固始汗死后，和硕特汗国群龙无首，西藏便成了第司索南绕丹与神王五世达赖的政教二人转，前者虽然在名义上是后者的下属，但却牢牢把握着西藏的行政权力，达赖喇嘛仍旧只能对政坛施加间接影响，只要索南绕丹还在，出头之日便遥遥无期。

但好运气来了谁也挡不住，公元1658年3月，达延汗继任和硕特部汗王刚两个月，西藏强势人物索南饶丹就因病去世。索南饶丹的病与出征不丹有关，那还是在固始汗刚死后的公元1656年，当时黄教把持的西藏与主巴噶举派（白教的一支）统治的不丹互相看不顺眼，彼此视为异端，为了暂时平息汗位继承引发的内部争端，固始汗的儿子们决定联合对不丹发动圣战，第司索南绕丹也率军参战，并组织西藏地方为蒙藏联军提供后勤支援。

西藏军队开始进展顺利，于1656年7月攻入不丹东部门域的本塘。但是，不丹的气候与西藏完全不同，相对要湿热许多，联军的许多官兵没多久便患了病，索南饶丹病得尤其厉害，不得不返回拉萨休养。他一走，联军的后勤供应很快出了问题，陷入不利境地，被迫与不丹军开始了拉锯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病死，蒙藏联军渐渐难以忍受，于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俗称花教）法王出面调解，交战双方达成了停战，西藏军队灰溜溜地撤离不丹。后人认为，与不丹的战争是进兵藏区以来，和硕特蒙古军第一次遭到重大损失并且未能取得胜利的战争，他们战无不胜的神话就此破灭，汗廷的威望在藏人心中也开始下降。

索南绕丹死后，五世达赖感到把行政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的时机已经到来。他首先利用达延汗刚刚继位威望不足，没法立即任命新第司的机会，说服汗王同意暂时不要公布索南饶丹之死，隐瞒期限为一年。有这一年时间，五世达赖似乎就可以上下其手翻云覆雨了。和硕特新汗王虽然在战场上是一把好手，在政治上却毫无主见，加之严重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只能被黄教集团牵着鼻子走，使得五世达赖得以顺利实现人事任免制度方面的改变。

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达赖喇嘛仍没有足够的力量掌控全局，黄教集团内部为了任命谁做第司，爆发了激烈的争执。五世达赖看中的人选，是出身于大贵族仲麦巴家族的赤列嘉措，此人与达赖关系密切，两人是一起长大的发小。要说两人关系好到了什么程度，这里举个例子，赤列嘉措的儿子就是后来的西藏摄政王桑结嘉措，而民间一直传说，桑结其实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

赤列嘉措的对手，是已故第司索南饶丹的亲戚囊索诺尔布，他是和硕特汗廷的老资格官僚，当年曾参加过攻打藏巴汗的战争，也曾陪同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朝觐顺治皇帝。不仅如此，此人在地方上也是势力雄厚，不仅多名亲信在后藏也就是日喀则地区担任着宗本（西藏的‘宗’相当于县，‘宗本’就是县长）等实权职务，还获得了不少地方实力派的力挺。尤其重要的是，达延汗似乎也偏向此人。

换句话说，赤列嘉措是宗教势力的代言人，而囊索诺尔布则代表着世俗贵族的利益，他们分别得到了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世俗领主达延汗的支持，双方或者说双方背后的势力，就此僵持不下。

到了1669年5月，很可能是在达延汗的默许下，第司候选人之一的囊索诺尔布带领一批武装随从，全身披挂杀气腾腾地来到拉萨求见神王。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面临着被逼宫的窘境，达赖喇嘛迫不得已只能表态，同意囊索诺尔布担任第司，并派人向他解释以前一直未同意任命他为第司的原因。与此同时，达赖要他解除武装，不得穿戎装来晋见自己，但囊索诺尔布拒绝接受。

五世达赖自然疑心重重，他立刻安排人监视囊索诺尔布的行动，还派人观察其支持者在日喀则的动向，足见宗教神王对世俗第司的不信任和防备，一时间拉萨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囊索诺尔布自然感到了达赖对自己的强烈敌视，他也被搞得心里发毛，认为拉萨不是久留之地，对能不能在这里顺利地继任第司职务失去了信心，于是便偷偷跑回自己的老巢日喀则，召集支持者准备武力向拉萨摊牌，西藏内战一触即发。

这可不是刚刚继位的达延汗想要的结果，和硕特汗王自然不会同意。经过反复权衡，五世达赖认为清廷对自己的态度并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帝国不会因此事件做出武力干预西藏的决定。他于是决定釜底抽薪，直接去找囊索诺尔布的后台达延汗，反复说明自己和囊索诺尔布产生矛盾的原因，以及囊索诺尔布的分裂行动对西藏的危害，终于获得了达延汗的支持。见大老板改了主意，新第司的支持者纷纷见风使舵做鸟兽散，众叛亲离的囊索诺尔布只好逃离日喀则，从此不知所终。

至此，达赖喇嘛大获全胜。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藏历七月十三日，达赖喇嘛在甘丹颇章宫的三楼，为自己的发小赤列嘉措举行了隆重的第司就职仪式。达延汗和他的兄弟们也过来捧场，并向赤列嘉措祝贺，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仪式上，达赖喇嘛突然宣布，把原来赠给达延汗的“丹增多吉杰布”的汗号，改为“丹增达延杰布”，也就是“护教金刚法王”变成了“护教大元法王”。

对于这一改动，肚里墨水不足的达延汗颇感莫名其妙，可也没有表示反对，人们就此事猜测纷纷。但实际上，改成什么名字根本无关紧要，关键是改名这个行为本身——通过自行任命第司以及改变和硕特汗号，达赖喇嘛向西藏所有人表明，自己的权势已经凌驾于和硕特汗王之上，西藏政坛从此换了老大。

赤列嘉措就职的甘丹颇章宫，位于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内，这座宫殿修建于公元1530年根敦嘉措任寺主时期，此后一直是黄教最高首领哲蚌活佛的寝宫。哲蚌活佛是达赖喇嘛的前身，正是由根敦嘉措所创建，他被认定为黄教祖师宗喀巴小弟子根敦珠巴的转世灵童，而从根敦嘉措的下一世索南嘉措开始，才改称三世达赖喇嘛，并追认根敦珠巴和根敦嘉措为第一、第二世达赖。鉴于甘丹颇章的特殊地位，因而以达赖喇嘛为首脑的西藏黄教政权，包括前期的和硕特蒙古政府以及后来的噶厦政府等等，就被统称为“甘丹颇章政权”。这一地方政权前后延续了三百年之久，一直到解放后西藏民主改革时才废除。

五世达赖在位期间，他以自己强大的气场牢牢掌控着甘丹颇章政权的走势，固始汗以后的和硕特蒙古汗王们只能成为陪衬，但随着这位西藏神王的日渐衰老，就如同当年达赖喇嘛取代固始汗一样，汗廷似乎又看到了咸鱼翻身的希望。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四、桑结第司》

燕庐敕 · 发表于 2014-3-7 20:07:42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3-7 14:59 : w- Z* e5 H1 X! d+ H
《三、同室操戈》

我老丈人一直念叨，蒙古人比西藏人卫生习惯好。

他是青海人。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10 09:24:03

燕庐敕发表于 2014-3-7 20:07 3 s# U, i1 {7 V- E
我老丈人一直念叨，蒙古人比西藏人卫生习惯好。0 \! X5 }2 X( n; c1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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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青海人。

青海的蒙古人大多住在青海湖周边，那里自然条件很好，海拔又不算太高，温度也算太低，有搞好卫生的条件。青海湖周边的藏人，相比玉树等环境恶劣地区的同族人，卫生习惯也是要好的。

记得有一个八卦说，咱们用纸擦屁股其实是从元朝开始的，此前中国人爱惜纸张，因为纸是文字和文明的载体不能亵渎，擦屁股都是用竹片啥的，即使皇帝也好不到哪儿去。但蒙古人没那么多顾忌，到了中原以后，什么东西舒服就用什么擦，质量越好的纸张越柔软，比如宣纸这些好东西，擦起屁股来反而更舒服。

另，您头像的这个娃娃很漂亮，不知是贵公子还是孙辈？

heinsect · 发表于 2014-3-10 10:09:26

本帖最后由 heinsect 于 2014-3-10 10:14 编辑

强文啊！先花，再马克一下。解了多年的一个惑：白教是怎么败的

看到这个：“其领地最大时面积甚至超过了浙江省”，是不是加上人口数更好一点？毕竟西部人口密度低，有的地方一个旗面积都比浙江省大。

赫克托耳 · 发表于 2014-3-10 16:04:07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3-10 09:24 * u3 t2 [$ r8 M3 g
青海的蒙古人大多住在青海湖周边，那里自然条件很好，海拔又不算太高，温度也算太低，有搞好卫生的条件。 ...

翻了下《三言两拍》，其中有两处提到手纸。

1 《警世通言第04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背景是北宋，骂王安石的。其中说王安石去厕所拉屎，【荆公见屋傍有个坑厕，讨一张手纸，走去登东。只见坑厕土墙上，白石灰画诗八句：……】

2 《喻世明言第04卷闲云年庵阮三冤债》背景是北宋徽宗政和2年(1112)，写尼姑在一对男女之间拉皮条。尼姑跑到女方家扯闲篇，为了避人耳目，自称闹肚子要拉屎【因见尼姑要解手，便道：“奴家陪你进房。”两个直至闺室。……尼姑坐在触桶上道：“小姐，你到初八日同奶奶到小庵觑一觑，若何？”小姐道：“我巴不得来，只怕爹妈不肯。”尼姑道：“若是小姐坚意要去，奶奶也难固执。奶奶若肯时，不怕太尉不容。”尼姑一头放话，一头去拿粗纸，故意露出手指上那个宝石嵌的金戒指来。】

虽然《三言》成书于明末，作者可能把明朝的生活习惯代入了宋朝，未必完全可信，依然有些参考价值。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11 08:29:15

赫克托耳发表于 2014-3-10 16:04
0 V# b# b- E5 t1 f/ ~- L2 \4 B6 g翻了下《三言两拍》，其中有两处提到手纸。
5 V2 [# [& p" e6 W
, ^* @! }$ q k$ `: N1 F2 D1 《警世通言第04卷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背景是北宋，骂王安 ...

《元史》说真金太子的老婆很孝顺婆婆，老太太解手的时候，媳妇“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软以进”。

但手纸的历史应该还早一些，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有：“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这里所说“秽用”的纸，很可能就是手纸，起码是擦鼻涕的。

老兵帅客 · 发表于 2014-3-11 10:45:59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3-9 20:24 * {8 |6 x, p9 t p6 ^7 I6 k* z
青海的蒙古人大多住在青海湖周边，那里自然条件很好，海拔又不算太高，温度也算太低，有搞好卫生的条件。 ...

元朝以前，草纸应该早有了吧，那东西和文明扯不上关系，出恭应该能用上。

燕庐敕 · 发表于 2014-3-11 11:33:29

老兵帅客发表于 2014-3-11 10:45 - R7 Z! c6 Z8 N) U P$ B: t* a% |
元朝以前，草纸应该早有了吧，那东西和文明扯不上关系，出恭应该能用上。 ...

其实我老丈人当时去的蒙古人的地方是海西州，州治在德令哈。

海西州的全称，当年是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后来哈萨们迁回北疆了。

蒙古人还一直有，在牧区野马滩那边，老丈人去的藏区是在玉树果洛一代。

人在江湖 · 发表于 2014-3-11 14:38:27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3-11 08:29
5 {, Z# N3 V% a: q" a2 W《元史》说真金太子的老婆很孝顺婆婆，老太太解手的时候，媳妇“不离左右，至溷厕所用纸，亦以面擦，令柔 ...

您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请教下，没有纸张的时代，土豪出恭是用绢么？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3-11 15:06:04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3-11 15:13 编辑

人在江湖发表于 2014-3-11 14:38
" x0 s3 g+ F( X }! a您这个话题很有意思。1 R; F5 e# M1 e+ K
请教下，没有纸张的时代，土豪出恭是用绢么？ ...

既然感兴趣，那就有空单开一贴，说说擦屁股的历史。先剧透一下，即使到了唐代，土豪们擦屁股的工具，仍然以木片竹片为主，极少使用纸张。

从史料来看，起码唐朝以前，从未有过用纸擦屁股的确切记载，只有前面提到的秽用纸，具体擦啥不确定。

赫克托耳 · 发表于 2014-3-21 09:09:29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3-11 15:06
- o! K" B5 Y& X6 m7 r% u: \既然感兴趣，那就有空单开一贴，说说擦屁股的历史。先剧透一下，即使到了唐代，土豪们擦屁股的工具，仍然 ...

《南唐书·浮屠传》记载，南唐后主李煜信佛，为了表达诚意，给和尚们做擦屁股的竹片--学名“厕简”，做完了还得再自己脸上刮一刮，看看是否是否毛糙。京华提到的真金的老婆测试手纸光滑度，我看是文人抄袭李煜的段子。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0-29 11:17:34

《四、桑结第司》

公元1679年，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登上了政教舞台，成为达赖喇嘛一人之下的西藏执政官——第司。三年后的公元1682年，一代雄主五世达赖喇嘛圆寂，第司随即接管了权力，成为西藏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尽管当时西藏名义上的政权——和硕特蒙古汗国仍然存在，但汗王在藏区并没有多少基础，几乎完全依赖第司进行统治，事实上，在第司的刻意隐瞒下，和硕特汗王竟然连达赖喇嘛逝世的消息都不知道。

而这一瞒就是十五年之久，期间几乎所有人，包括和硕特汗王以及他的宗主——清帝国康熙皇帝在内，统统被蒙在鼓里。直到公元1696年，天下共主康熙才终于得知真相，皇帝雷霆震怒，威胁说要“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第司惶恐之余不得不向朝廷认错，同时将一个早已选出但秘密藏在民间的少年匆忙宣布为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他便是后人眼中的情天诗圣——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这位胆大包天的第司，就是桑结嘉措，五世达赖喇嘛末期西藏的实际领导者，六世达赖喇嘛时的西藏摄政和掌权者，同时，他也是《鹿鼎记》中韦爵爷的结拜兄弟——那个心怀鬼胎、一心想取代达赖的桑结喇嘛。

分别看看汉族和藏族史家对他的评价，让人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判若云泥，传统的汉族史书对其几乎是一边倒的谴责，加之《鹿鼎记》等小说的影响，桑结嘉措留给人的印象阴险、狡诈、惟利是图，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之徒；而在藏族史书中，桑结嘉措却是一位卓越的行政领袖，一位渊博的伟大学者，一位无所不能的医学家和历算家，一位至今仍活跃在西藏许多民间故事中的主人公……

桑结嘉措出身于西藏大贵族仲麦巴家，府邸在今天拉萨北部的色拉寺附近。其叔父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发小兼终生好友赤列嘉措。前面说过，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五世达赖正式任命赤列嘉措为和硕特汗国兼嘎丹颇章政权的第二任第司，以接替一年前就已经病逝、但却一直没有继任者的索南绕丹，后者是西藏地方亲和硕特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在任期间让五世达赖颇感掣肘和无奈，而赤列嘉措的上位，则标志着达赖系统终于彻底掌握了西藏的政教权力。

与前任不同，赤列嘉措此后一直唯达赖马首是瞻，而时任和硕特汗王的达延汗则对西藏事务毫无兴趣，甚至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青海度过，只是偶尔来拉萨象征性地露下面，因此第司实际已由决策者降级为执行者，完全受达赖喇嘛左右。赤列嘉措执政八年，于公元1668年病逝，同年达延汗亦驾崩，趁着和硕特汗廷群龙无首、王子们彼此争斗的时机，达赖喇嘛再次擅自任命了第司——他的亲信罗桑图道，此人本来是达赖的“却本”，即掌管讲经、供养事务的僧官。

如果说赤列嘉措因为和五世达赖密切的私人关系，后者起码对前者保留着名义上的尊重的话，那么罗桑图道则彻底沦落为西藏神王的傀儡，身为最高行政官员的第三任第司却只能处理自己的老本行，即达赖喇嘛的宗教事务，当真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

到了公元1671年，也就是达延汗驾崩整整三年之后，和硕特汗廷才产生了新的主人，即达延汗的长子达赖汗——“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并不一定与达赖喇嘛有关，反而是“达赖喇嘛”这个称呼，是蒙古首领赠予西藏格鲁派领袖的尊号。达赖汗在位期间与父亲达延汗颇为相似，对西藏政治既缺乏兴趣又没有足够的实力进行掌控，因此再次成为达赖喇嘛的摆设，彼此间倒也相安无事。

公元1675年，西藏政坛发生了一件丑闻——身为僧人的第司罗桑图道与一位贵族女子私通的事情被曝光，面对着滚滚而来的汹汹舆论，傀儡第司显得颇有担当，他宣称自己宁负如来不负卿，竟然不顾黄教集团的阻拦，脱下官袍挂印封金，与爱人双宿双飞去了，搞得达赖喇嘛颇为尴尬。

没办法，五世达赖只好另择贤良，他所瞩意的新任第司人选，正是已故挚友赤列嘉措的侄子，当时年仅二十二岁的桑结嘉措。这孩子从小在神王亲自教育下长大，史载他“自幼便被五世达赖喇嘛当作眼珠一样疼爱”，可以说是后者最亲近的晚辈，两人的关系无以复加。因此在过去，西藏一直有传言说桑结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私生子，尽管正史中并没有承认，也有人认为五世达赖不可能做这种荒唐的事而予以否认，但据后世藏学家考证，在五世达赖的传记里是可以找到一点蛛丝马迹的：

公元1652（清顺治九年），当五世达赖动身晋京的前某一个日子，他从哲蚌寺动身到色拉寺去，路线是沿着山脚的小道走的，当中就必然经过仲麦巴的府邸，在那里过夜。那时候，和硕特汗国的固始汗几乎控制了西藏一切权力，达赖喇嘛只是做为宗教偶像而被高高供起，其心情想必不会愉快，出去外面散散心也能够理解。当夜，仲麦巴家的主妇侍寝，而五世达赖的传记里说这位圣体化身的观音菩萨在那里遗落了珍珠宝鬘上的一粒宝珠，这是西藏作家惯用的婉辞手法，隐晦地叙述了这一事实。

后来，五世达赖对桑结嘉错的特殊感情以及精心培养，更使人相信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何况，恰巧是第二年的1653年，桑结嘉错就出世了。而五世达赖做为黄教徒但是奉行红教宁玛派的仪轨，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宁玛派中的许多流派，都是不忌嫁娶的，甚至连宗教职业也能父子承袭。该传说是真是假，这里不过多讨论，不过由此反推，可见老达赖与小桑结的关系有多么好，因此后来第司出缺，达赖立即想到这是栽培桑结的绝佳机会。

想法固然好，但问题来了，桑结嘉措当时实在太年轻了，根本无法服众。面对着养父兼老师的殷切期盼，这个年青人还是心里没底，尤其是，和硕特汗王达赖汗还没有表态，尽管后者只是尊泥菩萨，但他毕竟是西藏名义上的最高政治领主，一旦日后有什么变故，青海那些别有用心的蒙古人立即可以拿这个来说事，讨伐自己的僭越之罪。思量再三，桑结嘉措最后以“年纪太轻，阅历不够”为由，婉拒了第司之位。

于是，天上掉下的大蛋糕砸在了布达拉宫的财务总管罗桑金巴身上，他成为西藏第四任第司。不过，无论其他人还是罗桑金巴都清楚，他仅仅是一个过渡人物，神王为桑结上位所搭的桥而已。公元1679年，识趣的第司主动辞职让位，而在达赖喇嘛的刻意安排下，桑结嘉措此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声望，于是水到渠成当仁不让，顺利继为西藏第五任第司。

按照藏族史书的记载，即使以单纯的学术而言，桑结嘉措也是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他的研究涉及梵文、诗学、医药、天文、历算、文学、历史等多个领域，而且成就颇丰。比如，桑结嘉措有三部对后世影响巨大且都贯以“琉璃”的书名的作品，其一是论述格鲁派历史的《黄琉璃》，其二是论述藏医的《蓝琉璃》，其三是论述藏族历法的《白琉璃》，此外他还有包括《五世达赖喇嘛传》、《六世达赖喇嘛传》等二十余部著作，都是研究那段时期的历史文化无法绕开的重要资料。当他正式成为西藏第司时，已经是声名远扬的学霸，黄教集团内部仰慕者甚多，人们已经不会反对这个年青人的上位，反而颇为期待，都想看看年富力强的他能为大家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公元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向西藏地位举足轻重的拉萨三大寺发布了一份布告，向大家隆重推荐新第司桑结嘉措，说他对宗教无比虔敬，知识又如此渊博，而且还精明强干到无解，这样的好第司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你们还不赶紧接受！后世藏学家写道，该布告不仅被收录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黄教集团还在布达拉宫正门入口处的德阳厦过厅的南墙上，用工笔书写了这一文告全文，下面端端正正地打上五世达赖喇嘛两只用金粉盖下的手印，这就表达了达赖希望把他推上第巴职位的焦急心情。

是啊，西藏神王六十五岁的生命此时只剩下三个年头，嘎丹颇章政权又一次来到了历史转折点，而在日渐衰老的老达赖身旁，是对西藏权力虎视眈眈的和硕特蒙古王爷们，他们时刻准备着夺回本属于自己的利益。

待续，请继续期待下篇《五、文治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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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西藏的蒙古人——和硕特汗国兴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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