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又学到了奇怪的知识，自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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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的好多好莱坞电影，都提到一个概念，在天主教里自杀是重罪，信徒不可自杀。
比如《惊情四百年》啦，《夜访吸血鬼》啦，《地狱神探》啦，《天国王朝》啦，自杀者死后下地狱，在凡间亲人不得举行葬礼，备受歧视。
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法院的官方解释来了：
古希腊罗马时期，自杀一度广受同情。苏格拉底饮鸩自尽，留下名言：“我去死，你去活；到底谁更好，唯有神知道。”
《法律篇》中，柏拉图无奈表示：“如果你无法挽救身上的罪恶倾向，你一旦觉得死亡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摆脱生命吧。”
《古罗马人的自杀》一书中收集了314起名人自杀案例。加图、安东尼、克娄帕特拉的自杀，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典范。西塞罗承认，自杀本身非善非恶，它的价值取决于动机。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鉴于太多基督教徒舍身殉教，首次宣称自杀殉教是一种罪过。公元533年，奥尔良主教会议批准罗马法令，禁止向自杀者供奉祭品。布拉格会议把自杀罪正式列入天主教法典。公元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中，痛批自杀三宗罪:否定生命至上原理；冒犯社会；违背上帝意志。 与此同时，世俗当局担心若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自杀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让本来就苦于小国寡民的国家，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各国祭出严刑峻法,严惩自杀者，自杀罪应运而生。自杀者尸体不许下葬,没收全部财产，不得举行宗教葬礼。
普通法认为，自杀是一种可耻的犯罪。“Suicide”(自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凶手。
公元967年，英国国王颁布法令，自杀者与谋杀犯同罪，尸体受鞭示众，木桩穿心后方可埋葬，且不能入公墓，只许埋入大道路口之下，千人踩万人踏，不许举行葬仪。1270年，法国《圣路易习惯法》中规定：如上吊、溺水及不论何种原因的自杀行为，死者及其妻子的动产归男爵所有。圣女贞德狱中从塔顶纵身而下，她宣称：“宁愿死去，也不想在这么多好人遇难后，苟延于世。”法庭随即加上一项“自杀罪”指控。 1664年，一位法国农妇自杀，家人谎称死于意外，从而取得法律许可，埋在墓地一角。司铎起了疑心，向主教法院提出申诉：“不管自杀者留下的六个未成年孩子，必须剥夺财产。”教会执意追究到底。法学家多主张宽容那些“迫于无奈、劳累、贫穷”的自杀者，非证据确凿，不得没收财产。
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教会绝对权力瓦解。哲学家率先发难，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竞相为自杀行为正名。叔本华抨击：“教会对自杀者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野蛮之举，实际上这恰恰是违背了《圣经》这个唯一准则所赋予人的权利。立法者所主张的对自杀未遂者的处罚，就更显得愚蠢和无聊之极。”休谟强烈谴责法律的不公正：“任何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因其舍弃生命而丧失。”宗教和法律，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处罚那些杀身成仁的义士、维护贞操而牺牲的贞女、强敌环伺而勇于自刎的豪杰，荒谬至极。
1776年，一位法学家表态：“没收自杀者财产的法律，如此残忍，明显引起公众的反感。”英国乔治三世时期，97%的自杀诉讼以“神经错乱”结案，法官宣布死者为“自然死亡”。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严禁自杀是无用、徒劳、不公正的。
18世纪以后，现代观念业已形成——自杀纯属个人自由选择，自杀非罪渐成潮流。法国大革命开风气之先，一举废除自杀罪。“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成为共识。不过,唆使、协助他人自杀, 在法国仍按谋杀罪论处。1961年，英国萧规曹随，最终废除自杀罪。
《法律篇》中，柏拉图无奈表示：“如果你无法挽救身上的罪恶倾向，你一旦觉得死亡是最好的出路，就立即摆脱生命吧。”
《古罗马人的自杀》一书中收集了314起名人自杀案例。加图、安东尼、克娄帕特拉的自杀，成了富有传奇色彩的典范。西塞罗承认，自杀本身非善非恶，它的价值取决于动机。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鉴于太多基督教徒舍身殉教，首次宣称自杀殉教是一种罪过。公元533年，奥尔良主教会议批准罗马法令，禁止向自杀者供奉祭品。布拉格会议把自杀罪正式列入天主教法典。公元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在《神学大全》中，痛批自杀三宗罪:否定生命至上原理；冒犯社会；违背上帝意志。 与此同时，世俗当局担心若坐视不理，任其发展，自杀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让本来就苦于小国寡民的国家，雪上加霜。有鉴于此，各国祭出严刑峻法,严惩自杀者，自杀罪应运而生。自杀者尸体不许下葬,没收全部财产，不得举行宗教葬礼。
普通法认为，自杀是一种可耻的犯罪。“Suicide”(自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凶手。
公元967年，英国国王颁布法令，自杀者与谋杀犯同罪，尸体受鞭示众，木桩穿心后方可埋葬，且不能入公墓，只许埋入大道路口之下，千人踩万人踏，不许举行葬仪。1270年，法国《圣路易习惯法》中规定：如上吊、溺水及不论何种原因的自杀行为，死者及其妻子的动产归男爵所有。圣女贞德狱中从塔顶纵身而下，她宣称：“宁愿死去，也不想在这么多好人遇难后，苟延于世。”法庭随即加上一项“自杀罪”指控。 1664年，一位法国农妇自杀，家人谎称死于意外，从而取得法律许可，埋在墓地一角。司铎起了疑心，向主教法院提出申诉：“不管自杀者留下的六个未成年孩子，必须剥夺财产。”教会执意追究到底。法学家多主张宽容那些“迫于无奈、劳累、贫穷”的自杀者，非证据确凿，不得没收财产。
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教会绝对权力瓦解。哲学家率先发难，蒙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休谟，竞相为自杀行为正名。叔本华抨击：“教会对自杀者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野蛮之举，实际上这恰恰是违背了《圣经》这个唯一准则所赋予人的权利。立法者所主张的对自杀未遂者的处罚，就更显得愚蠢和无聊之极。”休谟强烈谴责法律的不公正：“任何人生命的价值,并不因其舍弃生命而丧失。”宗教和法律，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处罚那些杀身成仁的义士、维护贞操而牺牲的贞女、强敌环伺而勇于自刎的豪杰，荒谬至极。
1776年，一位法学家表态：“没收自杀者财产的法律，如此残忍，明显引起公众的反感。”英国乔治三世时期，97%的自杀诉讼以“神经错乱”结案，法官宣布死者为“自然死亡”。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指出，严禁自杀是无用、徒劳、不公正的。
18世纪以后，现代观念业已形成——自杀纯属个人自由选择，自杀非罪渐成潮流。法国大革命开风气之先，一举废除自杀罪。“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成为共识。不过,唆使、协助他人自杀, 在法国仍按谋杀罪论处。1961年，英国萧规曹随，最终废除自杀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