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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吱声 标签 民族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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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为什么要对农民进行剥夺? —— 伟大的清王朝
热度 1 gordon 2017-5-26 00:57
从伊斯兰教开始,游牧民族联合城市居民对农民进行剥夺 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不能自由移动啊 不象 游牧民族和城市居民一样 ********************************************************************** 近代步兵的崛起,并不指农民,而是瑞士山地居民 罗马步兵也是可以在山地作战的 而不是像希腊方阵一样,碰到障碍就毫无办法 ********************************************************************** 还有跳舞, 队列训练,其实是 从舞蹈训练里衍生出来的 ,使得 小组里的成员 协同一致。 而并非 “整齐划一” ********************************************************************** 游牧民族、山地步兵、城市居民 都是代表 先进生产力的力量 像农民、中华田园犬 ,该收拾收拾,一群傻逼 竟然不唱歌,不跳舞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gyMzgwNzg0/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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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文化冲突 ———— 民族志
热度 1 gordon 2017-2-5 11:01
其实在希波战争之前,还有一场特洛伊战争,是希腊民族第一次与 对岸民族之间的一场战争 古代的战争,兵器就是生产工具 希腊民族是没有弓的,弓是游牧民族的特征。 更进一步的说,希腊也没有马,当然马其顿有马,但在早年,马其顿不属于希腊。 ******************************************************************************* 怎么说呢 波斯是第一个横跨 欧亚非三洲的国家,波斯不是民主制度 但希腊是个奴隶制,当然作为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作为奴隶,好像只有干活儿的权利吧 弄一个高大上,波斯没有的,这是个奴隶制的生活啊 呵呵 各种鸡同鸭讲 ******************************************************************************* 平权倒是平权,但这是个奴隶制生活。 现代的平权是英国引入的,拿破仑想恢复奴隶制,英国断了他的路 然后引入 自由的贫民,比奴隶制效率还高。 从此,华工走上了世界舞台,取代了 奴隶和农奴 。 ******************************************************************************* 机器人的发明 机器人的发明,造成了 希腊的生活方式全面胜利。 鸡同鸭讲的两拨人, 注:你想过它的那种生活, 它的那种生活,是以华工为基础的 ******************************************************************************* 拿破仑战争,和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开始 中国融入世界的时候,刚取消奴隶制。 黑人奴隶也毛球不干,就中国人猛干活。 自由移动的华工比黑人奴隶还要吃苦耐劳 ******************************************************************************* 美国排华法案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美国很久了。 驱赶中国的人,还比中国人来美国更靠后 。比如说爱尔兰人 就是 为了弥补 排华法案这个事情,美国政府才把庚款退回来了 。 ******************************************************************************* 更大范围的德国革命 中国人在世界体系中应该属于中间阶层,反而带有一些 德国希特勒革命的特征 标准的,应该属于穷人革命。 穷人革命和中产阶级革命是交织的, 总体来说是取得政治地位。直接导致了 美国的民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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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过程性 ——— 中国民族习惯的弱点
gordon 2017-1-2 17:18
【过程性】 任何能力的获得都不能脱离经历,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学会游泳难免呛几口水;学会走路难免跌几跤,何况相爱?不少人以为爱是一种天生能力,实属 典型误解:把被动爱(其实是依恋或依赖)与主动爱混淆了。 过程性要求希望懂爱能爱者,本着在爱中学习爱的姿态投入爱,而非耽于空想的一味壁上观。 **************************************************************************** 中国人跟德国人的民族缺点很像,长期愚昧落后 以前解释过 德国文学中的 “隐身帽” 中国人本身就糊里糊涂的,不行就 “和亲” 呗 没有本事,就跟着有本事的人过 ****************************************************************** 中国也有拼命硬干者,但普遍愚昧,缺少智慧 少年时,视钱财如粪土;老年后,视 “粪土” 为钱财,捡垃圾—— 汽水瓶、汽水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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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贾樟柯:宽恕这个时代的恶,才能为民族带来明天的善(转) ...
热度 6 gordon 2016-11-10 05:18
我既是一个编剧,也是一个导演,最近这几年也做制片的工作。 因为既是一个创作者,又是一个制片人,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参与到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的观察里面。 中国电影的变化可能大家有所耳闻,也有所感受,这个产业的升级跟发展的确是非常的剧烈。 我2000年左右进入电影界,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私营制片公司,到现在在中国已经有数以千计的电影投资公司和制作公司。 2006年、2007年,我跟广州例外服饰公司合作一个纪录片,名字叫做《无用》。 当时我跟例外的负责人聊天,他问我,你们电影产业每年的产值是多少?我说了一个夸大的数字大概10亿元左右,他非常的惊诧,没有想到整个国家这么大的产业只有10亿元的产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年中国电影市场产值已经达到了440亿元,今年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仍然在暑期档、国庆档保持了8%的增长。 这样巨大的电影市场和不断增加的观众为中国电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创意的来源、发展的动力是什么? 当然,电影作为一个创意产业,要有新的内容。 而这个内容生产的出发点是什么,就形成了不同的见解。人们在小说、漫画、动画里面去寻找,包括从经典的小说里面寻找新的灵感和创意。 但实际上对我来说,我一直对寻找故事持有一种怀疑态度。 尽管直到今天各种各样的制片公司去面对导演,或者说导演去面对投资人的时候,往往在双向的互动里面谈的都是故事。 有一句约定俗成的话,“你要用一句话来讲清你的故事”。 故事似乎已经成为整个电影工业的一个共识,被认为是电影制作水准的基本要求。 实际上从文学的历史,或者电影的历史回望,我有另外一个态度。 我觉得一部电影的创作力最主要的出发点是发现一种人物、一种生存状态,发现荧幕上、文学中未曾关注过的人物。 寻找人物也伴随了我自己的创作经历,我在这里想分享的几个故事也都是与人有关的。 我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小县城里,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是文革结束前后。 那个时候我们家住在大杂院里面,有七八户人家,我们是教师家庭,邻居有武装部的军人,也有农民、工人,也有卖茶水的小商贩。 这样一个院落,让我从小就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市井百态。 一天凌晨,还没有起床,我们感觉到很明显的震感,发生了地震,大家匆匆忙忙从自己的房间里面简单穿了衣服跑出来。 那个早晨非常箫瑟。 因为突发的灾难,一个院子里面所有的居民站在了这个院子里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会发现因为面临了共同的困难,人们在一起会相互讨论怎么应对,变得更加亲密。 当天人们就说,我们要防备余震,买一些食品,买一些水壶装水,准备手电,每一家都在准备这些物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小孩子,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起做事情的时候温暖的人际关系。 从那个刹那开始,我开始习惯观察这些人的面孔,开始读懂人的脸上所具有的内涵。 故事是蕴藏在人物形象里面的,也开始让我关注人,关心人。 很难想象一部电影不是以人为中心,不是以阐释人的生存境遇为中心的。 在电影创作的时候,我想作为制片人更多要问导演,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作为导演,在检讨自己剧本的时候,也要考虑我对人有哪些新的感受和新的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中学的时候,初中刚毕业就有很多同学不读书了。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要去当兵,我们两个之前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在很小的地方一起成长的,突然之间他要离开这个城市。 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我们在县城里面一起游荡,要分手的时候就突然有一种离愁别绪,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是特别方便,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我通过这次离别感觉到了命运的变化,人的情感波澜。 当然也有人与人不理解的时刻。 1997年我大学毕业,准备拍第一部电影,在准备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有了很多卡拉OK,甚至很多人的家庭、院落都变成卡拉OK,做小生意。 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个中年麦霸在唱歌,一首接一首,我们是创作人准备看景,谈剧本,谈很多事情,他在那里唱,非常妨碍我们的交谈。 一开始我不理解他,五音不全,唱的忽高忽低,夹杂着口音。 但是当我从他的角度,长时间对他观察、理解的时候,我突然非常感动。 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流行文化、卡拉OK为什么在国民娱乐生活当中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 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是害羞的民族,男性非常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情感,彼此在家庭、亲人之间,跟父母、孩子,甚至跟爱人都很难说一句我爱你,那么丰富的感情羞于出口。 但是当卡拉OK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出口,通过唱歌把内心埋藏的情感表现出来,那一刹那我理解了人,被他感动了。 所以我觉得电影、创意的工作,无论是追求离奇的故事,还是视觉上的震撼,有一个核心的点,就是对人的关注是不能放弃的。 只有持之以恒地关注人,特别是把人放在一个大的时间轴线上理解的时候,才能身怀恻隐之心,才能相互有一种理解,才能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达到人类共同的意识。 电影在当代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最多的挑战则是来自观看方法。 过去电影的观看方法是聚合,两三百人聚集在一起分享一个作品,有常规说的仪式感,我们随着电影中的人物命运的跌荡起伏一起欢呼、叹息、欢笑、落泪,这事实上带给我们一种共识。 但是在今天,新的科技一直在努力把聚合的人群分开。 比如在90年代末非常流行的家庭影院就是要把电影搬回家,让家里四五个成员在一起观看。 到后来的网络观看,又减少为一个人看。 回过头,再看电影刚刚发明的时候,我们发现电影这个媒介之所以要聚众观看,还在于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放大,放大人的形象。 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贾樟柯,是这样一个体积的人,看到我的表情的时候,是一个自然的、日常的状态。 但当电影有一个特写,一张脸被放大到了10米宽,2米长,这是对人的面孔巨大的仪式般的推崇,电影提供了一个艺术、美学角度的理解。 这是2000年的作品,讲一个县城文工团流浪演出的故事,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怎么样寻找他们的自由。 这是我们的影片当中第一次出现矿工的形象,我是山西人,周围很多朋友是矿工,他们在很长时间里充满了危机,但没有被荧幕讲出来。 2008年的作品,这部影片后来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纪录片+剧情片的作品。 我们在成都一个老的飞机发动机厂,一个军工企业拍摄这部影片,这里最多的时候有两万多个职工,五万个家属,现在要整个从成都市区迁出。 在这背后有对时代的认识,比如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变革。 但是,也恰恰是在这样看起来目标正确的变革背后,实实在在牺牲掉了几万个工人工作的机会。另外,当整个工厂被拆掉之后,所有人的记忆载体就消失了。 面对这样的变迁时刻,带着摄影机看土地上的主体,我们采访了100多个老工人,又用四个演员,包括大家看到现在的陈冲是用虚构的方法来演上海来的技术员。 包括陈建斌演一个工人的第二代,70年代出生在这个工厂的一个工人。 通过这样的讲述,我们想呈现的是剧烈的时代变迁带给普通人生命的影响。 客观来说,最近二三十年的变迁,几乎所有家庭,所有人工作和生活重心都在经济生活里面。 电影归根结底是讲人的历史,讲人经历了什么。 用电影记录下来,它能够成为一种公共的精神财富,成为被人们分享,被后人分享的经验,才能避免所经过的那么多试错,让这个错误不要重新发生,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 这一点,不是抽象的数字能够让人理解的,也不是抽象的经济文章能够被后人分享的。 更容易理解的是人,是人的情感。 我们的首映式上来了一位经济学家,他看完了以后非常感慨,眼含热泪。 他说谢谢你从人的角度拍这段生活,因为我参与了改制政策的制订,也参与了无数工厂改制方案的制订。 在我们制订所有方案的时候,恰恰很少谈及这里面的人。 这就是文化所能做的,就是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怎么以人为本,在社会每一个变动,每一个政策制订的时候不要忘记身处其中人的感受。 在现实社会里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用道德、法律的角度讨论,恰恰缺少从人、艺术的角度的理解。 被暴力侵害的人反而变成了暴力实施者这样的悲剧,我们的文化应该允许讨论这样的命题。 既需要公众的媒体从道德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也需要在法庭从法律的角度讨论一些问题,更需要在小说、电影院里面讨论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角度才能把人从多元的视角里面界定。 这个社会才能多一些善意,多一些恻隐之心。 这些年浓烈的道德主义占了非常大的上风,但是体恤、体谅、谅解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人和人能够亲近的一个基础。 一个宽容的社会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活力,一个宽容的社会带来的是更多的善意,如果道德、法律的层面做不到,让我们从艺术的层面宽恕。 宽恕这个时代的恶,才能为民族带来明天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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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游牧民族的王师
热度 26 natasa 2016-9-25 17:34
王师依然是没有战役组织能力,各部打起来就像游牧民族,脱节的不要不要的。 头三天是边境突破战,由于需要攻占一个补给中转站兼港口乌姆卡萨(我以前往那发过货),拖了差不多一周左右,三师的坦克又玩了阿布拉姆斯瞬间没油大法,只好再次玩敌前加油站。 直到一周之后千把民兵被逐出这个城,三师才把坦克装上卡车非武装狂飙了一千多公里。中间遇到超级沙尘暴,空军掩护撤了,不过伊拉克人并没有在沙漠公路上设防,设伏,或者搞破坏,于是就到了巴格达郊区,这时候由于沙尘暴和其它原因,三师的先头部队断粮,找伊拉克人民武装蹭饭。 然后三师开始一边蹭饭一边等待四等人承担的钳形攻击任务的另一半钳子,四等人沿着幼发拉底河边的城市一路攻坚克难,其实也没多难,主要就是一些民兵在抵抗和发动袭击 终于等到了四月底,四等人才来到巴格达城下,然后三师靠拢过来,一起发动了行进间攻占巴格达的武装巡游,然后什么也没发生,除了让张教授向着张局座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顺便我在战争前一年之内去过三次科威特,震惊于王师老鼠搬家的规模和四等人的待遇,王师向科威特北部沙漠的进攻出发阵地搬运武器和给养差不多始于开战8个月前,在开战前4-5月的时候,开车从7号公路到6号公路到80号公路,一路上王师的车队没断过线,天天都是如此。王师开车比共军猛的多,并且都是女司机,想想看,大货车,女司机,美军,这些致命元素天天就在你身边飞奔,天知道王师打一仗动两个重装师,要搬多少东西。科威特还是有预置装备物资的。 当时租车很难,我废老大劲租了一个油箱漏油的帕杰罗,后来租车行的阿三拿胶带纸暂时修复了这个问题。车都被王师租走了,王师的军官开着霸道或者帕杰罗,就算是维特拉,也不愿意开悍马。三等人的战士天天从机场出来坐着空调旅游大巴车去北部沙漠。 然后我看见了一些坐满美国大兵的中型卡车,离近看,车上无一例外都写着usmc的名号,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四等人。 然后我又看见了英军,英军会把陆虎吉普装在巴斯福德坦克拖车上运往北部沙漠,我操你丫到底是想省油还是想费油啊。看见有狗横穿公路,开巴斯福德的兄弟一脚...油门车就加速碾了过去,然后狗从车后面钻了过来,各种颠覆世界观。 然后我看见也有陆虎吉普自己在跑,车上装满了人,三个陆虎上坐了不少于2/3个连,所以对不起,三哥,以前不知道你们是被殖民者教坏了。 当英军上车下车站在地上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每个人身上会有,且只有一件沙漠伪装色的军装,上衣,裤子,鞋,头盔套,战术背心中的某一个,其它是绿的,当然开战几个月后就都是黄的了。 王师呢就很威武雄壮了,人都是三沙bdu,车大部分是欧洲黑绿那种,车门上挂着带百叶窗的敌我识别器,所有车都有。 一年之后,2004年再去,呵呵,车都涂成沙漠黄了,最大的变化是----车门都拆了,拉一条带子,敌我识别器全都没了。 2005年,车又变了,门又装回去了,不是原来的门,换成了大块钢板,前后堆满沙袋,车窗留一条缝,还有堆枕木的,没有一辆完全一样的,各种焊缝焊点锈斑,蒸朋的不要不要的。机枪悍马上一般要装三个,一两个王师躺在一堆沙袋里抱着其中之一。以前m900系列拖头是不带武装的,个别装个m2,这时候全部换成了mk19,每车一个。 这些超载改装车经常有坏的,坏了王师就武装警戒,几个人修车或者拖走,挂车换成备用车头,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还有几个不知是二毛子还是大波波还是佐治亚还是哪个后来被普大帝搓圆揉扁的仆从军的一队btr80路过,30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王师一边修车一边目光哀怨的目送而过,好吧,目光哀怨是脑补,盯着看是真的。 然后他们运的东西,03年正常,集装箱和油罐,04年集装箱和活动板房,和其它建材。05年我觉得很....操,大部分是用大卡车运...大卡车,并不是空车回程,而是往里运,然后货物最常见的是,整托盘的可乐,而且是一挂车就一托盘,当然别的饮料和包装食品也不少,装满的不多。 06年没再去,07年底再去,呵呵,王师的卡车队没有了,但是会有王师的悍马车领着车队继续往里开,只不过卡车全换成了奔驰和斯堪尼亚,民用的,司机一水菲律宾人和三哥。王师只管前后压阵。 10年再去,这种民用车队也没有了,这些卡车会各自前往北部沙漠,这时候北部沙漠已经开放了,然后在沙漠兵营里编组,由防雷车带队往里开,总是夜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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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推荐俄剧“生肉”
热度 17 jellobean 2016-6-26 10:47
我上周五看了6集有字幕的,今天又哑巴剧地看了7-12集。哈哈哈,以下是广告链接 【豆瓣9.0分爆笑俄剧《战斗民族养成记》 】超级搞笑讽刺,不止黑美帝,自黑起来也毫不手软,无下限 ,战斗民族果然态度豪放,情节紧凑笑点好多,编剧十分给力。各种情节都很带感,一看就停不下来!目前6集在线: 1 http://t.cn/RqgquxU 2 http://t.cn/R5vOf8I 3 http://t.cn/R520mpB 4 http://t.cn/R5q7XIv 5 http://t.cn/R5x7F6P 6 http://t.cn/R5ouG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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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大清是如何“印”出十年繁荣的?(转)
热度 1 gordon 2016-4-29 01:19
清朝末期,甲午海战之后,清朝又进入一轮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1901年, 慈禧颁布新政之后,相当于承认戊戌变法的措施是正确的,直接带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这个周期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这是史学家基本的共识,也就是所谓的“繁荣十年”。 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做了很多事情,那些修园子等类的事情不必赘述,军备上最为典型。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后,首只近代海军舰队便不复存在,大清帝国似乎没有近代海军这个大军种了。 但 事实并非如此 ,大清于战败后的次年,即1896年又开始了重建帝国海军之路。1896年5月,总理衙门指定许景澄向德国订购的3艘穹甲巡洋舰中的最后一艘 “海琛”号军舰北上驶抵大沽,另外两艘“海容”、“海筹”已分别先期驶抵大沽。1897年夏天,在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到达大沽,按期到 达的还有德国实硕厂制造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鱼雷艇。5艘巡洋舰、4艘鱼雷艇,使海军的实力猛增。尤其“海天”、“海圻”属于二等 巡洋舰,是大吨位军舰。1909年,在日本订购的14艘小型舰艇全数到达。 除此之外,大清还大肆编练陆军新军,新军的编练从1895年开始,到1904年,新军的规模就已经达到18万余人,估计太平天国这样的不安分之人,面对洋枪洋炮,彻底歇菜了。由于是新军,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从国外采购的新式装备,支出浩大。 此时的大清,不仅经济腾飞,而且武备强大,用“盛世”来形容似乎并不为过。 清朝武备增强,民族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看起来又一个“强盛”的大清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这种“繁荣”从财政上得不到证实。 对 外战争中不断地战败,大量的白银外流,仅仅马关条约,赔偿金额就是2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和其它支出,清朝需要赔偿三亿两以上。清朝此时是赤字财政,按史料 记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也在1000万两左右。鸦片战争之前的年度财政盈余也超过500万两,到鸦片战争 后的1847年,财政结余约380万两。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约760万两。 清朝财政赤字的真正起点是甲午战争之后 ,1896年赤字高达 1292万银两,1899年为1300万两,1903年的赤字高达3000万两,此后的清朝廷债务缠身,一直到1911年灭亡之前仍然如此。清朝后期,财 政是债务缠身,根本没钱。 可是,清朝又确实很有“钱”,没有钱如何进行大规模军备?如何修园子? 清朝实行的是银本位,白银无法印刷,这是一定的,清朝这戏法是怎么变的?清朝后期的表面繁荣,就支撑在这个戏法之上! 虽然,白银无法印刷,但“钱”还是可以印出来的。 我们都知道新兴国家是如何印美元的,清朝也有自己独到的招数。既然白银都流到境外,那自己就用铜来代替白银,“钱”就出来了。 前 些年,安徽凤阳一位农民挖地基时,挖出约十来斤的铜圆,发行的时代是宣统三年,直径2.9厘米,厚0.11厘米,重量约9克,合古代约两文多、不到三文的 重量。当清政府宣布铜元成为法定货币的时候,意味着很多“新钱”也就出来了,这种铜钱的机制钱大约从1901年前后开始大规模出现,也就意味着市场中,开 始出现大量的新钱(相当于假白银),与白银共同流通。也就意味着从1900年之后的清朝繁荣,和印“钱”直接相关。 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古代实行贵金属货币制度,铜矿需要开采和冶炼,铸钱是需要成本的,铜钱的面值也需要与白银的价值相对称。 比 如: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道光二十年前后的时候,一两白银可以换制钱一千五六百文,到咸丰时期,可以换到两千两三百文。但不管白银 与铜钱的比例如何变,都有兑换关系, 老老实实铸造铜钱,或许可以盈利,但不能实现厚利,还是解决不了清政府的财政问题 。 但清政府又进行了创造性动作,上述9克重的铜圆,实际价值为两文多,面值标注为十文,清政府就实现了7文多的利润,钱财滚滚而来,虽然大量的白银赔偿给外国人,用白银来衡量出现巨额的财政赤字,但自身并不缺钱,财源滚滚之下就可以支撑大规模军备等财政支出。 虽然用白银表示的财政穷的叮当响,但实际不缺钱,这就是戏法。 但这必须有一条支撑,那就是管制兑换,如果不管制,是完成不了这个戏法的。清政府所开具的各种票据,无论是以白银还是以铜元为单位都一样,不能实际兑换白银,这相当于“外汇”管制,如果不管制,就抓瞎。 清政府从19世纪后期就规定,无论你是英镑、美元、荷兰盾什么的,进入大清的地盘都必须按规定的牌价兑换成大清银票铜钱,这样清政府就喘了一口气,所有等于白银的硬通货归我,用于对外支付,假钱?对不起,只能归你。 仅 有这一条还不够。任何时候都有出口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不断印铜“钱”,出口成本不断上升,折合成白银的成本就很高,可是,出口商品的价格是按真实 的白银标价的(金本位)。产品出不去了,最终清朝对外的偿付能力就会枯竭,加上清朝不断烂“印钱”,通胀不断发展,出口商的成本会不断上升,企业都死翘翘 之后,就会出现大麻烦。 清 政府有办法,那就是“强制结汇”,可强制结汇还是不行,如果出口企业都死了,强制也没用,还得让出口企业有动力才行。此时,清政府的机制发挥了巨大的威 力,英国非常“腐朽”,征税还需要老百姓同意,大清很“先进”,铜圆表示的“钱”随便印,也就是随便征税,只需约摸估计着不会逼人造反就行。有了这点优 势,解决上述问题就是小菜一碟。反正“钱”都是印出来的,多印一点也没关系,直接用于鼓励出口。 以 茶叶为例:英国商人只肯出100英镑一箱,按当时的国际汇率折合800两白银,可是,清朝茶叶商人的成本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个成本自然是以清朝印 的“钱”折算出来的),他得卖1100两才行。此时,清朝出马,100英镑归我,我给你相当于1100两白银的银票(就是铜票),生意就做成了,英国商 人、出口商人、清朝政府皆大欢喜,只是市场中又多出300两白银的“假钱”。这个术语应该属于印钱(财政)补贴出口吧。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外债的问 题,也可以解决军备支出,而且还可以展示国际形象,甚至可补贴亚非拉。 可是,有一个不欢喜的,既然 用印假钱解决问题,就带来通货膨胀,穷人过不下去 ,但是,这没所谓,有北洋新军的洋枪洋炮,这个问题看起来不是问题。 经济蒸蒸日上,拥有用用雄厚财力武装起来的、先进的陆军和海军,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大清在1911年垮台,甚至连外国人都吃惊,这天地变化的也太快。 1910年,金融危机开始了,上海道台蔡乃煌等人紧急上奏朝廷救市。财政有的只是假钱(印出来的票据),没有真钱(白银),如果继续印假钱,这是不行的,因为股市的交割需要货真价实的白银。 此 时,清朝抓瞎了,戏法变不下去了。清廷想了一个好办法:将民间筹资建设的铁路权收归国有,筹集的大量真金白银也就归了清朝,真钱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怎么收 归国有呢?当然不是拿真钱出来收购,而是发行国家股票给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人。这样,既掌握了铁路权,又一下就将那些投资修建铁路的巨额资金弄到手了,聪 明吧? 但 投资人不傻,您拿纸换我的真金白银还不算,还将路权也拿走,和抢劫有什么不同?于是,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厉 害。四川告急,清廷抽调湖北新军入川维稳,武汉空虚,武昌阴差阳错爆发起义,一个全球最有钱、军力空前强大的清政府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 当然,最终的结果也很清楚,“假钱”催出来的繁荣灰飞烟灭,连印钱的“银行家”也不得不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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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热度 32 黑松 2016-3-30 14:31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吻你,我不惊醒你 —— 一个长眠南疆士兵的妻子在这里的留言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和煦的土地是这样的安宁 墓碑前我默默地注视着你 我知道尽管这座座坟莹只是生命的缩影 但那巍然屹立的英灵却是一个个不倒的躯体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热红的土地是这样的安静 墓碑前我轻轻地抚摸着你 我知道尽管这排排石碑再不会复苏 但那魂糸南疆的每一个英名却在这里永垂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褐色的土地是这样的肃静 墓碑前我紧紧拥抱着你 我知道尽管我们人生的梦还没有真正实现 但为和平而战、死和生你都会那样坦然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座正义鲜血染红的长城是这样悄静 墓碑前我给你一个深沉的吻 我知道尽管你再不能感受到那炽热的爱 但你却没有一点忧伤和惆怅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五湖四海英灵再生的土地是这样沉静 墓碑前我的心在呼唤你 我知道尽管我们再不能同枕共叙 但爱的神灵却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吻你,我不惊醒你 这片和煦、褐色、正义的土地是那样的壮丽 是你们破碎的躯体装饰了她 是你们的热血浇灌注了她 我知道尽管你们再不能亲临其境 但历史的丰碑上却永远铭刻着你们的伟绩 吻你,我不惊醒你 在这边陲小镇将烙下 一个普通女性永恒的长吻 为祝福你在这里静静地安息 吻你 …… 我不惊醒你 …… 不惊醒你 …… 不惊醒你 …… 附:祭奠“梁三喜”原型王发坤报道 ]http://www.81.cn/syjdt/2016-03/30/content_69835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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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关于宫斗,汉民族的错误认识
热度 1 gordon 2015-12-3 06:03
实际上,宫斗没有什么用处。 不过,汉民族爱看这个东西。 这个习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来的,但是它偏爱这个东西。 ********************************************************************************* 反而,少数民族的政权不太看重这个东西 例如大清 注:王夫之有句名言:北人多狡诈。 一般文化中心,它和经济中心是重合的。但是经济中心变了,就遗留下古老的文明。没有根基,就是那回事。 作为北人,我觉得自己还算 “憨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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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俺动摇了:民族感情的动摇
热度 25 常挨揍 2015-11-20 15:14
居然心疼日本人了。 娱乐速报 好声音歌手金池自曝曾迷失接3万包养 后逃离痛哭整夜 47岁王小丫淡妆登台皱纹明显 酒井法子吸毒后惨淡 赴豪华游轮走穴 为最后的哭泣 哦,补一个安利,据说是上海——福冈往返的皇家加勒比啥啥啥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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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战斗民族这样投喂小动物
热度 42 石榴 2015-4-2 10:27
战斗民族这样投喂小动物
个人分类: 会心一笑|1410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 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
热度 41 老马丁 2015-3-20 03:52
------------------------------------------------------------------------------------------------------------------------------------------------------------------------------------------------------------------------------------------------------------------ 歧视到底好不好?一个完全没有歧视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从公开转入地下的歧视。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是无所不在的歧视和嘲笑。 喝咖啡可以看不起吃大蒜的。跳国标的看不起跳广场舞的。开德车的看不起开日车的。看美剧的瞧不起看韩剧的。用苹果的看不起用黑莓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歧视和嘲笑。有些歧视近年来慢慢少了,比如性别歧视,对残疾人的歧视,对农村人的歧视等。有些歧视完全消失了,比如职业歧视,对手艺人和工人的歧视等。但是有些歧视还越来越强,一个是收入歧视,一个是地域/民族歧视。收入歧视自然有好的一面,客观鼓励人奋斗,而地域/民族歧视嘲笑,我认为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必要组成部分。 一个群体必然会排斥新加入的伙伴,歧视嘲笑是不可少的。而新伙伴如何融入呢?当然是歧视嘲笑回去,而不是把怨恨深深埋在心里,渐渐生出异心。彼此间的歧视嘲笑有助于相互了解,进而增加相互理解,最后形成“只许我歧视嘲笑,不许外人歧视嘲笑”的心态,统一的民族认同感就有了。而且呢,人和人之间总要闹矛盾的,通过彼此的地域歧视可以有效的消耗这些矛盾,不至于闹到最后不可收拾。 举个例子。我国各地群众对东北的,上海的,河南的,湖北的(还有其他地方,排名不分先后)都已经形成一套稳定的非赞扬性的观点和看法。比如说,我不喜欢某地的人,奸诈狡猾。某地的人不喜欢我那地的人,说是九头鸟。好了,这时候来个美国人,凑我面前也跟我说某地的中国人奸诈狡猾。我的第一反应:胡扯!干你屁事。我的第二反应:吃亏了吧,活该!大家明白了吧,某地人哪怕再坏,也不干老外的事。再说我可以一杆子打死那地的人,这是我的文化赋予我的自由,老外是不拥有这种自由的。这是自己人和外人的区别。 同样,你说月饼咸的好吃,喜欢甜的都是萨比。我说甜的月饼好吃,喜欢咸的都是煞笔。然后来个老外说月饼真他妈难吃,估计大家会一起出手扁吧。 反过来,哪天某个老外凑过来说你们某特别行政区的人比较怎么怎么的,我估计会附和两句。慢慢的,已经不把他们当自己人了。我说不定还会去主动在老外面前嘲笑两句。 慢慢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内地对某特别行政区的歧视和嘲笑会时刻上一个新台阶的。那特别行政区的人该怎么办? 只能咽下去了,同时打开全国地图炮嘲笑回去。什么破坏陆港关系的话就不要说了,过于敏感更不融入不进去,更千万别哭着找英国爹加拿大叔伯,那真的无济于事。 同样对于历史上有恩怨的民族,能够做到相互的嘲笑,并且不许外人嘲笑,那才是真放下恩怨,就如同一对平日拌嘴,关键时刻共患难的夫妻。 宗教就算了。除非中国像安哥拉那样。 哪天看到“香港 我们不购物”的照片,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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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整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热度 26 duanjian 2015-3-10 22:16
穿越小说《赤色黎明》中,有一段关于中国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阐述,我觉得不错,做了一下整理。 问:你到底怎么看待群众的。你总是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也是我政治水平太低,我怎么看都是你防备群众,领导群众? 答:说起中国人民,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很伟大。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丰饶与多灾多荒交替进行,人民群众心气很高,但是长期有匮乏焦虑。所以中国人民对于眼前利益看的非常重,这也不是什么丢人事情,历史原因,大陆性季风气候就这样。想想看,每家人上溯十几代几十代,都是荒年,丰收,富裕,灾难,这么交替着来,一会儿阔,一会而就家破人亡,这种长期状态不由得不让中国人民养成一种拼命捞到手的习惯。对钱看得最重的,就是那种勤劳致富成功的人。这就是自然环境和历史造成的结果。 这样的历史原因,就让中国人民不信鬼不信神,到处求神拜佛,那是群众对于科学的掌握不够多,认识不到那些自然规律。但是只要不是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安慰与平静的类型,真信这些神佛鬼怪的中国群众就没几个。 几千年折腾,那些不争不抢,对来年抱有预期希望的,早就都在灾难面前死光了。剩下的都是修坞堡和躲进坞堡,收集每一粒粮食,每一块破布,掐死多生的孩子,打死或奴役外来流民的人。这种拼命多要,赶紧多占的习惯,经过多少代人,早刻在我们骨子里面了。小到买菜讨价还价,中到拼命买房买几套房,大到对领土问题极其执拗。中国人民根本没办法说:这次没拿到,下次就好。中国的情况是下回就变啦,早就没啦。什么时候遇到的都是新情况。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就是持续了几千年的灾难,变化,让中国人民形成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决定了中国人民是最讲道理的。如果不讲道理,而是去信了那些异端邪说,中国早就灭亡了。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继承了祖先传下来的这种想法。如果不把自己当作人民中的一部分,如果不认为人民群众身上的这些特点自己同样有。而是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人民群众一定要服从自己的意志,那绝大部分事情都是办不成的。因为中国人民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的利益,如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自己的利益就绝对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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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超级警察
热度 2 石榴 2014-12-17 15:09
超级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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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教育真谛并非教人混饭吃 而是树立民族精神
热度 20 jerf71 2014-12-7 23:26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教育真谛并非教人混饭吃 而是树立民族精神 郑强,男,汉族,1960年9月生于重庆, 研究生 学历(工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贵州大学 校长,贵州大学党委副书记。 搜狐教育讯 12月7日,由搜狐网、搜狐教育主办的“聚教未来:人文与科技“年度盛典在北京饭店拉开帷幕,全国教育界专家、 学者、媒体人及教育机构领军者等600余人汇聚一堂,就中国教育的热点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在题为《教育公平与教育创新》的演讲中表示,中国教育的本质和教育功能的真谛不是教人混口饭吃,而是一个民族真正精神情感的树立。   以下为郑强演讲文字:   我昨天夜里三点就从昆明飞到北京,中国化学学会正在那儿举行新一届理事会的选举,理事长给我打电话来,说我是唯一进入前十位的非院士的教授。我是学化学的。昨天中国的化学家在昆明为一件事情纠结——现在中国的孩子都不太爱学化学,中学化学老师和大学教授都在呼吁,要大力加强中小学化学的教育和推广,加强在大学一年级的化学教育。我实忍不住了,说了一句话, 我说中国每一个学科都不是教少了,是教多了,要让中国的孩子喜欢化学,要让化学家不要过多地讲化学,而是通过化学家身上的文化去感染学生,认为读了化学就有文化。   另外一点,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化学有毒,孩子们很善良,既怕学了化学给人类带来毒害,同时也怕自己受毒。我在浙大当了十年系主任、院长,我从来没跟浙大的学生谈过一句化学。但是为什么我当系主任、院长的时候,许多学艺术的、学医学的的学生都要转到我的系里来读书?他们发现读了化学,不仅没毒,还让人年轻。我刚才坐车来会场,开车的是位女司机,我说我今天下午要去开个会,她问我“同学,你是不是哪个学校的博士后?”我今天暴露一下,我年纪比较大了,今年马上就56岁了。我开句玩笑,我在 浙江大学 二十年,每年元旦前后我在学校贴讣告的地方看一下,我统计了一下,二十年没有一个读化学的得过癌症,信不信?   我没有资格在各位大家面前来谈教育。今年我在贵州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为了鼓励我的孩子们,我说了这么几句话,我说“ 考进名校,把吃奶的劲儿用足了的孩子们未必有戏。考进贵州大学这样的学校,现在开始用劲儿吃奶,有望成才 。”我这是啥意思呢?我今天就简单地说,今年日本又得了三个诺贝尔奖,日本科学的成就是靠学前教育吗?我在这儿有点伤害人,这儿有很多学前教育的专家,我一定没有伤害你们的这种心情。科学的成就是靠强化英语教育吗?是靠大学“3+1”吗?是靠改革的课本吗?这些都太值得思考了。所以我用几个关键词: 中国教育不是学得太晚了,而是学得太早;中国教育不是学得太少,而是学得太多;中国教育不是学得太浅,而是学得太深。 我有一点非常的痛心,就是在考进名校之前,媒体比较多引用我的一句话,说“ 中国的孩子不是输在起跑线上,是被累倒在起跑线上 。” 去年撒贝宁《开讲了》在全国36所大学公选第一位开讲的大学校长,没选中国的名校,而是选到了贵州大学,选到了我。我为什么受学生们欢迎?同志们,我在三个大学混过,在国外也混过。当有一天出席了两个大学生自杀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本人醒悟了。什么名校啊?让孩子能够性格开朗,能够知道未来有灿烂的明天,毕业了第一次工资能够拿回家孝敬一下爹妈,这样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   所以毫不客气地讲,几乎中国著名大学的门槛,我要进去,孩子们都会热烈地欢迎我。我最近在讲,大学校长、大学教授不能再关着门讲大学教育了,我们的眼光必须延伸到中国的幼儿园,中国的小学,中国的中学。我是从中学校园里长大的,我的父亲、姐姐、爱人全是中学老师,我 留学 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到著名的中学当老师。当时由于改革开放不久,国家培养人才不容易,一位北大的泰斗把我推荐到了浙大。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我们的教育时间有限。 我们对教育本质、教育功能的真谛的认识,不是教人混口饭吃,而是一个民族真正精神情感的树立。 应该站到这样的高度来看教育,教育者要站出来发出我们自己独立的声音。经常有人说,你讲这么多有什么用呢?我没指望有什么用,但我想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从我们内心出发来发出我们独立的观点,我相信教育跟经济一样,一定会沿着科学正确的道路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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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十岁的我体会了契丹人萧峰的痛(转)
热度 9 gordon 2014-10-2 14:07
小学三年级以前念的是蒙汉分班的学校,民族斗争非常激烈。课间摔起跤来汉族班都是靠我撑着才不会全军覆没。转学的时候填户口才知道自己其实是蒙古族,那是一个夏日午后,十岁的我体会了契丹人萧峰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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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热度 38 苏双 2014-9-30 15:43
三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 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永垂不朽!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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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和德国两个民族的相似之处
热度 4 gordon 2014-8-29 11:01
中国这个民族啊,和德国这个民族一样,爱用隐身帽。 知识贫瘠嘛, 总是试,总是犯错,总是不行。 我都懒得说了。 注:我以前转过 一个分析 《 尼伯龙根之歌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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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书记张春贤:实行民族平等的计生政策
热度 10 silentdarkness 2014-8-7 00:03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1/4140242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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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载备忘]theatlantic上一篇描述新疆民族关系的好文
热度 7 punishment 2014-8-1 02:52
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9/the-uighurs-chinas-embattled-muslim-minority-are-still-seeking-an-identity/280065/ 文章略长。一好在不偏袒,如实描述各方观点,并不因为作者是环球英文版编辑就把立场摆出来,各方的观点都注明是感受,不去试图“找出真相”,而是通过各方观点的罗列和对比勾勒出一个复杂问题的各个角度。二好在工作细致,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搞清“民考民”、“民考汉”,族间婚姻状况,一个简单的“警察不抓维人”能找出警察的理由、维族犯罪团伙的伎俩、警察的应对,还能跳出这一问题指出这一矛盾如何激化了民族间紧张关系,真是不简单。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敬佩的新闻报道。 建议存下来,日后如果有欧美人问起这个问题就叫他去看这篇文章。 可惜,这样的文章在英文世界是不受欢迎的,评论栏里面最好的评价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只有真正不持预设立场只想了解事实的人才能看懂这篇文章。 The Uighurs, China's Embattled Muslim Minority, Are Still Seeking an Identity Xinjiang's largest minority group still exists uneasily within the Chinese state—and there's little Beijing can do about it. JAMES PALMER SEP 27 2013, 12:37 PM ET 0 in Share More Ethnic Uighur customers select goats at a fair on a street in Aksu,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William Hong) In the winter of 2009, I was spending my weekends in the northeast Chinese city of Tangshan, and eating most of my food from the far-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Like many minorities, the Uighur, the native people of Xinjiang , have made their chief impact on mainstream culture through cuisine. I have always favored their ubiquitous restaurants when traveling.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unfamiliar about the place I usually ate at in Tangshan; the waiters were young children. Two solemn little girls of about eight, wearing Muslim headscarves, would take my order and relay it to the kitchen, occasionally joined by their plump-cheeked older brother. Putting the kids out front echoed the Chinese depi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regularly represented—as in the 2008 Olympic opening ceremonies —as children. It created a familiar, comfortable world for the majority Han clientele, especially since the kids, unlike their parents, spoke fluent Mandarin. When the back door opened, I sometimes got a glimpse of another world; a cluster of Uighur men and one woman smoking, cooking, and joking in their own language, entirely isolated from the diners. After we had gotten on familiar terms—I let them play on my laptop—I asked the girls when they started working as waitresses. “In July,” they said. It wasn’t surprising that the restaurant might have wanted a friendlier face at that point. That was the time that a Uighur mob had tried to murder one of my friends. When the back door opened, I sometimes got a glimpse of another world; a cluster of Uighur men and one woman smoking, cooking, and joking in their own language, entirely isolated from the diners. I had met “Bruce” Li by chance on the Beijing subway in 2007. I was wearing a t-shirt emblazoned with a Swedish flag, and he greeted me with “ God kvell ,” then switched to English after my confused “Huh?” A scrawny, smiley Southerner, he had just finish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linguistics and spoke four foreign languages even though he had never been overseas. We became friends; his careful, sympathetic interest in the world, books, and other cultures was a pleasure. He was leaving Beijing that fall for a Ph.D. at Xinjiang University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Urumqi. Language, like so much else, is contentious in Xinjiang, where many Uighur grow up learning, at best, rudimentary Mandarin ( putonghua ), China’s official language. For most Chinese citizens, mastery of Mandarin is a priority. Local “dialects” are discouraged in the media and in education, and heavy accents turn many employers off. Yet th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as surprisingly flexible from the start when it came to the ethnic minorities, giving minority tongues equal status as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ir own region, establishing minority-language schools, and encouraging Han cadres sent to the border regions to learn the local languages. Chinese bank not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written in five different scripts, including Uighur. Among the Uighur, however, the policy has created two distinct groups: the minkaohan , minorities educated in Mandarin, and the minkaomin , educated in their own language. Minkaomin education is not taken seriously by non-Uighur employers, and not speaking Mandarin shuts minkaomin graduates out of jobs. In turn, they often resent minkaohan students as opportunistic and unfaithful to their own heritage. Li was interested in what language, Mandarin or Uighur, minkaohan used when they met each other, especially with a third-party present. Beyond his work, he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the landscape and the culture. We talked over e-mail, and he wrote me lyrical descriptions of driving to dunes and mountains, of being hosted at Uighur banquets, and of the flight of birds in clear skies. While most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stuck with their own, he deliberately lived outside the school in a Uighur area, with three Uighur roommates. He became trusted enough that “people were always showing me maps of East Turkestanand saying ‘Look, this is our country.’” Maps are another bitter topic in Xinjiang, since they are almost always published exclusively in Chinese, despite the region’s bilingualism, and the name “East Turkestan” is a rallying point for Uighur nationalism. Use of the term without qualification—as in “the so-called East Turkestan”—is highly risky. By displaying the maps, mostly copies of pre-P.R.C. Western or Russian documents, Li’s friends were re-assert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even as they invited him into their circle. It was a simple message: Our country was here before your people were. On July 5, 2009, Li was shopping with other students in the Grand Bazaar, one of the city’s main tourist attractions. A Polish girl with him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 Uighur friend, who told her there was trouble brewing in the city center. They went to see the protest , which had taken an ugly turn. There were shouts, banners, and no sign of the police. As they watched, people began overturning cars, and they decided to split up and head home rather than risk serious trouble. Li forced the escape window at the back open, and ran, still holding his watermelon. Some of the Uighur ran after him, holding knives. He threw the watermelon at them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lleys. Li was on the bus by himself, balancing a watermelon on his lap, when a crowd of young Uighur men, many of them waving knives, blocked the vehicle’s way. He raised his phone to take pictures and his seatmate, an older Han man, grabbed it from his hand, hissing, “Don’t aggravate them!” The mob began rocking the bus from side to side, the passengers, mostly Han, screaming. The bus toppled. Several men dragged the driver out, and, as Li told me a few months later over dinner in Beijing, “cut off his head.” (“Jesus fucking Christ!” I said loudly, startling the people at the next table.) Li forced the escape window at the back open, and ran, still holding his watermelon. Some of the Uighur ran after him, holding knives. He threw the watermelon at them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lleys. Eventually he found a group of other non-Uighur and took refuge in a hotel, where the staff sent them up to the 19th floor, shut down the elevators, and barricaded the staircases. He could hear shouts from below, chants of “Kill the Han, smash the Hui , drive the Mongols out.” I heard similar versions of the chant later from other witnesses. Although sometimes the order of other groups was switched up, or the verb changed (“Cut the Kazakhs!”), the first clause was always the same. He stopped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once the gunfire started, sporadic bursts in the night after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China’s paramilitary force, entered the city. The next day, police escorted him back to the university, where the students would be locked in, guards outside, for another week. On the way, he saw dozens of bodies strewn about the streets. “There were children,” he told me, shivering, “and a pregnant woman, with her stomach cut up. You know how I used to want to be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I don’t know how they can stand it, to go to places and see things like that. They must have very hard hearts.” On the first night after the riot, he and the other non-Uighur students seriously expected to be attacked again. They barricaded the dorm and carried sticks and knives. “One of my Uighur friends gave me his knife,” he said drily. In the next few days, they watched with black amusement reports on Chinese television about how ethnic unity had been restored to Urumqi, and the mutual love between Han and Uighur could not be destroyed by terrorism. “They were boasting about how the bus system had been reopened—but the people on it were all plainclothes policemen.” Li’s life inside the Uighur community was shattered. Now, whenever he was the only Han around, the fear came back. He avoided his former roommates, and when he saw them again, “they were with a group of other young Uighur, people I didn’t know. They were talking very fast, so that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m, and staring at me.” His paranoia was shared. Fear pervaded Urumqi; Aweek after the riots, stories started to spread that Uighur, or Han, depending on which side you talked to, were injecting AIDS-infected blood into random strangers in crowds. It was an old urban myth, the source of an outbreak of panic in Beijing and Tianjin in 2002, but tinged with ethnic hatred. Thousands of people queued up for HIV tests at local hospitals. A city already largely segregated by race solidified its boundaries; large portions became, in the perception of both Uighur and Han, no-go areas for those of the wrong ethnicity. It eased a little in the two years until he left, but only a little. *** Despite everything, Li still made an effort to sympathize with and understand Uighur positions. It was an approach made in part possible by his reading in global linguistics, a field concerned with power, domination, and endangered cultures. He had a vocabular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at most Han lacked. The Urumqi riots in 2009 were the worst inter-communal violence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least 194 people were killed. Most of them were Han, although there were also Uighur deaths—rioters, small shopkeepers targeted by the mob, and others caught in retaliatory Han violence. Retaliation was restrained by the swift arrival of the paramilitary forces and other state authorities, who made serious and laudable efforts to prevent revenge killings, even as they made fair game of any young Uighur man foolish enough to stay on the street that night. Police talked down, and occasionally tear-gassed, large Han crowds, vans blared messages to return home and stay off the streets, and official material strongly stressed ethnic reconciliation and the “terrorist” rather than “Uighur” nature of the attacks. But many Xinjiang residents had accounts of violence elsewhere in those days, inspired by the pogrom in the capital. The bulk of these stories were accounts by Uighur of Han revenge attacks when “several” or “a dozen”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conspired to cover it up. By the time they reached me, though, these stories were second or third-hand: “My brother says that he heard in his town three young men were beaten to death by the Chinese.” Some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terrorists” and the ordinary Uighur who were happy, faithful, and loyal to both State and Party. Chinese media emphasized Uighur victims and the “innocent” or “civilian” nature of those attacked. In official Chinese media, the riots were filtered through only one lens: terrorism. It was an approach adopted after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to piggyback the U.S. war on terror, though it found little sympathy overseas, save with the Russians attempting the same thing with Chechnya. Chinese State media blamed the riots on “Muslim terrorists” bewitching the young with their seductive words. Rebiya Kadeer, an exiled Uighur leader in the States, and her World Uyghur Congress (W.U.C.) were accused of being behind the attack, as, it seems, they are of everything that goes wrong in Xinjiang. In reality, the W.U.C.’s involvement was limited to some faxes informing them of the protest as it happened, followed by slightly delusional press releases in which the W.U.C. accused the police of starting the violence by firing on unarmed Uighur. Some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terrorists” and the ordinary Uighur who were happy, faithful, and loyal to both State and Party. Chinese media emphasized Uighur victims and the “innocent” or “civilian” nature of those attacked. Over this year’s long summer of violence in Xinjiang, Chinese State media applied this the same language to every incident. There was the killing of social workers in a bloody fight between the police and what may have been a genuine terrorist cell, a criminal gang, or just a half-dozen angry young men. Even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workers” is disputed; Chinese media depicted them as saints seeking only to do good, but “social work” in Xinjiang often translates to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Uighurs. By the time of the June attacks in Shanshan, where another 27 people were killed, the attackers had stopped being “rioters” or “criminals” and become straightforward “terrorists,” linked by state media to the Syrian civil war . Terrorist groups have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attacks in Xinjiang, though the extent of their activity, like just about everything else, is hotly disputed . Chinese authorities single out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for special demonization, but there is doubt as to whether ETIM is an organized body or whether the name is adopted by smaller, more isolated groups on an ad hoc basis. There are bombings or armed assaults every few months. But there were ways of looking at the Urumqi riots that made more sense than the vision of young Uighur led astray by wicked mullahs, or the ideal of perpetual Uighur innocence put forward by exile groups such as the W.U.C. For me, the resonance was with both ethnic massacres and anti-colonial violence; Bosnia, India, and, most particularly, Algeria’s cycle of atrocity and reaction at the end of France’s colonial rule in the 1950s. In Algeria, as in Xinjiang, the authorities ostensibly promoted ethnic harmony while systematicall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locals and favoring an increasingly embittered population of settlers. The French may not have pretended that Algeria had always been France, as the Chinese do Xinjiang, but unlike their other African possessions it was a French department , and Algerian schoolchildren began their history lessons with “Our ancestors, the Gauls …” Fueled by humiliation and dispossession, Algerians committed atrocities against the French, especially the settler population, and were the target of atrocity in return. But pointing out such parallels is not only taboo in China, but almost literally unthinkable.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ar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China, not things that Chinadoes. A Russian friend, doing a thesis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Qing and Russian competition for Siberia in the 19th century, wrote of “Chinese imperialism” in one of his papers. “Only foreigners can be imperialists,” his teacher sternly told him. As its name, which literally means “New Frontier,” suggests, Xinjiang was barely and rarely under Chinese control for most of the empire’s history: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conquests of 1745 that it fell under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even then it was left largely to its own devices. Other minorities, like the Mongols and the Hui, scythed their way into China's history books, whether as rulers, raiders, or rebels. Whatever other identities they have, their history is tied up with China’s as much as Ireland’s is with England. The Uighur were, and are, marginal. 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recent attempts to grandfather in a continuous Chinese presence are both absurd and deeply resented. More From ChinaFile Chongqing Officials Mired in Web of Sex, Lies and Video What Can China and Japan Do to Start Anew? Beijing’s Air in 2013 or Ground Zero’s After 9/11: Which Was Wors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triumphant march” across Xinjiang in 1949, defeating Uighur and Kazakh “rebels,” introduced the Han to Western China for good. Older Han who spent time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through the 1970s are often nostalgic for what they see as a time of joint prosperity. “We got on very well,” remarked Ren, a Beijinger in his early eighties sent by the government to work and settle in Karamay,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We learned some of the language, we had lots of Uighur friends, we used to go and eat in each other's houses ... I think the problems now are just caused by a few people.” *** Today, Uighur-Han ethnic relations are the most bitter in China. On the Uighur side, the reasons are obvious; as they see it, the Han are occupiers, invaders, and despoilers. Uighur conversation, particularly among men, is full of casually derogatory references to the Chinese. The state and the locals in Xinjiang literally keep different time—State institutions, and most Han, go by Beijing time, universal across the country, but Uighur keep time by the geographical reality of their time zone, a difference of two hours, while local businesses oscillate between the two. In practice, Uighur switch easily between “Xinjiang time” and “Beijing time” and confusion is rare. But many Han, segregated in communities under Beijing’s watch, stick only to one clock, preferring a government-approved rhythm of the day over a more natural one. Uighur asked the time by unthinking Han will give Beijing hours if they want to help, but local time if they feel mischievous. The bitterness grew sharply in the 1980s, following China’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e chief cause was the influx of Han to Xinjiang, going from a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o numbers equal to the Uighur. (Xinjiang demographics are as contested as everything else, unsurprisingly.) As mining and oil development opened up Xinjiang’s wealth, Han arrived to take, in the Uighurs’ view, the lion’s share. “We should be as rich as Saudi Arabia,” one Uighur day laborer told me as we shared beers on a construction site in Beijing this summer. And as Han poured in, Uighur poured out. Like everybody else in China, the Uighur move for work. With the Han arrival, too, jobs for Uighur became scarcer, and the diaspora spill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gulf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has spoiled even genuine efforts to reach between them. Take music, one of the very few areas where Uighur have a positive reputation in wider Chinese culture. Uighur songs are famous, but they’re also stripped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mostly sung by Han women wearing minority costume, like new “First Lady” Peng Liyuan. It shows all the respect of 19th-century ethnic European performers wearing moccasins and singing about Hiawatha. Even Uighur performances are forced into a syrupy mess of “ethnic harmony.” But then there are people like Wang Luobin, a Han musician who was the first to popularize Uighur music. Wang travelled throughout Xinjiang in the 1950s, recording and adapting Uighur tunes out of a genuine love for the music and the culture. Imprison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led another revival of Uighur music, adapted for Han ears, in the 1980s. In a better world, he would have been a bridge between two cultures; instead, he is despised by many Uighur for stealing their songs . Today within Xinjiang, official policy toward the Uighur can be surprisingly sensitive, but the application is cack-handed. A halal option is provided, at least in theory, in the canteens of every State institution in China, but university staff force Xinjiang students to eat during the daytime during the Muslim holy month of Ramadan. Uighur, like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are allowed two or three children rather than one, but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patrol villages peeking into bins for evidence of menstruation. The meshrep , a traditional male Uighur gathering, is on UNESCO’s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for China, but “illicit” meshrep are banned and groups of young men often broken up by the police. “It’s true we don’t like to deal with Uighur,” he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aperwork to fill in, and ethnic issues are sensitive. If we do the wrong thing, we could get in trouble ourselves." Han officials are encouraged by official directives to learn Uighur, but,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excellent Uighur-Chinese textbooks, it is rare for any of them to make it past the level of “Hello.” In official interactions, the burden is on the locals to make themselves understood, though Uighur officials often serve asintermediaries for monolingual compatriots. There is a thriving Uighur publishing industry, but dozens of Uighur writers, historians, and poets have been jailed for their work. Officials are given lectures on respecting Islamic values, but police toss Korans to the floor during raids on “illegal” madrassas. Outside the state level, Uighur experience routine discrimin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t a level that even State media has acknowledged and deplored. It is rare for hotels in central or east China to accept Uighur guests; if their names or ID cards don’t give it away during the booking, they’re turned away without explanation or apology when they try to check in. Even Han with a hukou (resident permit) from Xinjiang sometimes face similar discrimination. Uighur travelers rely on “no-show motels,” illicit hostelries which don’t require ID from their visitors, or on kinship and friendship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We can’t stay anywhere but with our own,” a Uighur student visiting Beijing told me. He ended up in a dorm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being turned away from every hotel he tried. Among the Han, the popular dislike for Uighur is more complicated. Some of it is simple resentment against minorities. Uighur and Tibetans are seen as ungrateful recipients of national largesse, especially since huge sums of money have been poured into China’s “backward” and “uncivilized” Western regions. From a grassroots Han perspective, the minorities get all the breaks: more generous social welfare, the leeway t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lower score requirements to get into college, reserved spots in local government. Much of this is a matter of perception: Xinjiang’s welfare benefits are the same as for other provinces, but because unemployment among the Uighur is so high, Uighur are far more likely to be living off the dole, sometimes combined with gray income. Uighur sociologist Turgunjun Tursun put it sharply in a March 2012 article for The Global Times newspaper: “Ignor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ethnic minorities have to endure to survive in mainstream Han society while whining about so-called ‘reverse discrimination’ is ridiculous.” But those difficulties are largely invisible in the media, and largely meaningless to ordinary Han who have plenty of hardships of their own. “How can they expect us to give them jobs,” complained an Urumqi-based employee of State oil firm Sinopec, “when they can’t even be bothered to lear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s like Jay Dautcher , the Uighur refusal to participate in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is near-absolute. Jorge Rios, a young Mexican writer who works as a waiter at a large Uighur restaurant in Xinjiang, described how “the TVs are never tuned to Chinese television and they never play Chinese songs. Instead they bring in DVDs of Central Asian or Turkish television.” Han often identify Uighur with Islam, which they can see as being both backwards and foreign. The refusal of Uighur to eat pork, which is ubiquitous in Chinese food—even in vegetable and tofu dishes—is a source of considerable curiosity and amusement; Uighur dining out with Han socially often face pressure to chow down on the forbidden meat. On Chinese State and social media, there was bitterness, and some gloating, over the supposed discrepancy between official U.S. treatment of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bombers of the Boston Marathon on April 15 and the general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the Xinjiang killings eight days later. My Chinese friend Qian Li, studying in London, posted “Whenever a local kills in the U.S., that’s sad; whenever a Muslim kills, that’s evil; whenever a Muslim kills in China, that’s the evil Communists!” Yet Islam, ultimately, is a secondary issue in the way Han see the Uighur, however critical it can be as both a symbol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Xinjiang. The bulk of China’s tens of millions Muslims are not Uighur but Hui, virtu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Han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Members of other traditionally Islamic minorities are considerably less likely, in my experience, to be practicing Muslimsthan the Uighur, although there is a growing, quiet Islamic revival. The most common image of Uighur among the Han is not that they are Muslims, or terrorists, but that they are criminals. It is commonly held, for instance, that Uighur peddlers force local Chinese businesses to buy huge quantities of the sweet nut cakes ( qiegao in Mandarin) they sell in every city center, as part of their protection rackets. And many Han believe that the police ignore Uighur crimes, unwilling to get involved in prospective ethnic conflicts that might bring unwelcome attention from superior officials. “If a Uighur is arrested, he just slashes himself with his blade, and then the police don’t want to touch him because if he’s hurt, they have to take him to hospital and pay,” I was told by an earnest young woman keen that I should understand what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police were in. All of these stories contain trickles of truth. In a notorious case last December , after an all-out brawl between Uighur nut cake vendors and local businessmen in Yueyang, Hunan Province, the businessmen were forced by the police to fork over a reported 160,000 RMB ($25,700) in compensation. Some of the money was to pay for hospital costs for the injured vendors and damaged motorcycles, but 96,600 yuan was for the ruined nut cakes. I talked over the Internet to a police officer surnamed Wu (who, as many officials do, declined to tell me his first name), also in Hunan. “It’s true we don’t like to deal with Uighur,” he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aperwork to fill in, and ethnic issues are sensitive. If we do the wrong thing, we could get in trouble ourselves. So we, and the chengguan , often leave them alone.”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walk across the People's Square while on duty to block residents from getting into its center in Urumqi on September 4, 2009. (Nir Elias/Reuters) The Uighur benefit, to some degree, from their difference: Han witnesses are strikingly unlikely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m by any characteristic other than their ethnicity. Yet judging by Uighur accounts of police brutality, the relationship is cyclical; While police, as Wu says, often ignore minor Uighur offences for fear of extra hassle from their superiors, they resent having to do so. When they have an excuse to actually make an arrest, it goes worse for the Uighur as a result. Coming out of the Tuanjiehu subway station in Beijing this June, my friend noticed a heavy police presence. I went down and asked one of the local three-wheeler drivers what the cause was. “There were a couple of Uighur hawkers here the other day,” one of the drivers said, “So the police wanted to drive them away before so many of them showed up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Even the blade story may have roots in reality. Dave Lyons, a former Xinjiang resident, recounted to me being told by a Uighur police officer in Xiamen that police stations commonly had Uighur officers whose role was to deal with gangs of Uighur child beggars, and to stop the kids from slashing themselves when caught to try to force the police to take them to hospital rather than jail. The sheer distinctiveness of the Uighur, immediately recognizable by their Turkic features, works against them.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Uighur protection rackets. But in my experience, non-local Chinese crime is based upon regional affiliation networks: Henan gangs, Hunan gangs, Hebei gangs, Hubei gangs—criminals, like other migrant workers, stick to their own, whether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village, the same province, or the same ethnicity. But when somebody sees a street vendor pushed up against a wall and threatened by ordinary thugs, the witness can’t tell whether they’re from Anhui in the south or Heilongjiang in the north. When it’s done by Uighur, they’re immediately identifiable. But I suspect that, given the difficulties that Chinese often have telling ethnic minorities apart , that when it’s done by Kazakhs, Uzbeks, or other Turkic minorities, they’re usually identified as being Uighur anyway, and the reputation of Uighur as criminals grows. *** The Uighur knife is a constant worry. I’ve talked to a couple of dozen Han about the Uighur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and every one of them stressed that they carry knives every day; true, to some extent, though far more as a tool than as a weapon. Knives appear in every story of Uighur violence; the spring killings were sparked, according to the media reports, by the discovery of a pile of knives in a house, while the social workers were held hostages with “1.2 meter long knives.” Knives inspire more fear in China than in the West. Where the U.S. had school shootings, China had a rash of knife attacks on schoolchildren. Around important events, there are regulations to control the sale of knives. Even Chinese thugs tend to avoid the knife, preferring blunt, deniable weapons; despite there being almost no baseball played in China, baseball bats are big sellers online. Knives or not, the routine presence of Uighur is often read by Han as threatening. The Chinese like their minorities to be beautiful women or cute children. If they are men, they should be old, or at the least dressed in a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preferably dancing. This is typically about as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minority life as Morris dancing is of English culture, and about as dignified.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is Beijing’s Minzu Gongyuan (Ethnic Minorities Park), outside of which used to be an all-too-accurate sign in English, which read “Racist Park.” A trip through the park is like a deranged live-action version of Disneyland’s It’s a Small World ride, an all-singing, all-dancing performance from every minority,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performers women. Uighur leader Rebiya Kadeer raises her fist during a protest outside China's consulate in Melbourne August 7, 2009. (Mick Tsikas/Reuters) The Uighur presence on city streets, though, is aggressively male. All across China, Uighur men stand on street corners in little clusters, selling huge chunks of nut cake or cheap goods, cigarettes hanging out of their mouths. In contrast to the soft-faced Han, they’re often bristly and unshaven. Their stance can be slightly sly, like spivs hawking knock-offs on some East End London street in the 1950s. But when they walk, it’s not with the nervous, ready-to-dart steps of other vendors; they swagger with an easy, laddish confidence.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young Uighur men have taken to hip-hop with enthusiasm ; its defiant machismo echoes as strongly in Kashgar as Compton. There is another minority strongly identified with masculinity within Chinese culture: the Mongols. But there is a level of comfort with Mongol masculinity that does not exist with the Uighur. It fits into the image that China’s dongbeiren (Northeasterners) have of themselves: hard-drinking, hard-fighting, real men, often proud of Mongol or Manchu heritage, either real or imagined. Wang Lijun, the former Police Chief of Chongqing whose fligh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last February sparked the scandal that brought down his mentor Bo Xilai, is supposedly half-Mongolian, and was purportedly named “Unen Baatar” (True Hero) by his father. Chinese media, back before Wang’s disgrace, lauded him for his “iron-blooded” policing techniques and praised him for inheriting “the heroic styles of his famous ancestor Genghis Khan.” But Wang has been accused of being “one hundred percent Han” and deliberately switching his identity to profit from minority-directed tokenism. Such allegations of opportunistic ethnicity aren’t rare in Inner Mongolia, but are almost non-existent in Xinjiang.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ighur and other Chinese minorities is the lack of inter-marriage. Han-minority marriages are common, and many of my Chinese friends I thought were straightforwardly Han have turned out to be half-Hui or half-Miao. In Guangxi, Yunnan, and Guizhou, all areas with heavy minority populations, between 10 and 15percent of households are bi-ethnic, mostly Han-minority marriages. In Xinjiang, the rate is two percent, and most of those are marriages between Uighur and other minorities. I sparked an argument among a group of Uighur, mostly Beijing residents, by bringing up the idea of the marriage hierarchy; which other ethnicity was it best to marry into? Uzbeks and Kazakhs ranked high, and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pretty well, though there was a strong case made by one man for the Hui. (“Very good Muslims,” he said, “Better than the Uzbeks, anyway.”) There was a universal consensus, however, that the Han were at the bottom, and by a pretty vast distance. “If my sister married a Han,” one of the group, working as a computer programmer in Beijing at a Chinese firm and translating from Uighur for me, said, “I wouldn't talk to her again.” Among the Han I talked to, there was a widespread misconception that marrying Uighur women is illegal, literally. This is seen as yet another concession to the Uighur, and resented. It was true at one point, long ago; inter-marriage in Xinjiang was forbidden until 1979, in an attempt to avoid offending Uighur sensibilities. Even after the ban was lifted, though, mixed marriages remained vanishingly rare. The veil, sometimes worn by Uighur women, adds fuel to the fire of Han antagonism; they can have our women, but we can’t see theirs. I met one of the rare Han-Uighur children, daughter of a Uighur mother and a Han father. Amy, 28, preferred her English name to her Chinese one, and had never had a Uighur name that she knew of. She worked in “hospitality and entertainment for special clients” in the Middle East, though we met when she was visiting Shanghai. She was tiny and head-turningly beautiful, like an Arabian princess on the cover of a pulp magazine, with the high cheekbones and dark eyes of her mother mixed with her father’s skin tone. “I was brought up by my father’s parents,” she told me. “They used to call me and my sister ‘our pretty little Uighur.’ They meant it lovingly, but it was another way of knowing I was different. I only saw my mother’s family twice, when I was very small, and I only spoke Chinese growing up. But I couldn’t forget who I was. When I hear Uighur songs, even though I don’t understand them, they make me cry. But I don’t feel I have anything in common with Uighurs. When I see the men, I think they look disgusting.” With the fear of Uighur masculinity goes a fear of Uighur sexuality. This is most acute in Xinjiang itself. Bolo is a common Uighur word for children of both sexes, also used in compounds to describe men, meaning anything from “a good lad” to “a real mensch .” But as anthropologist Jay Dautcher points out, the Han in Xinjiang have adapted the term into Mandarin as bolangzi , “bo-wolf,” as a description of young Uighur men, with strong connotations of sexual aggressiveness. ( Selang , “color wolf,” means anything from a predator to a playboy.) As on most fraught ethnic borderlands, both communities warn their young women about the other’s young men. It was this fear that lit the long-distance fuse for the Urumqi riots. The original intent was to protest an incident in Shaoguan, far away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a week-and-a-half before the riots. There, a mob of Han workers had attacked their Uighur counterparts in a factory, killing at least two and injuring dozens. “I just wanted to beat them. I hate Xinjiang people,” one of them told The Guardian . “Seven or eight of us beat a person together. Some Xinjiang people hid under their beds. We used iron bars to batter them to death and then dragged them out and put the bodies together.” The spark for the attack was a rumor that six Uighur had gang-raped two Han girls. But there had been no rape. One of the Han girls, a 19-year-old from the countryside, had walked into a Uighur male dormitory by mistake. According to a Xinhua report published three days after the riot, she “screamed when I saw those Uighur young men in the room.” She said she had no idea why she was so frightened, but “I just felt they were unfriendly so I turned and ran. One of them stomped his feet like he was coming after me, but I didn’t realize he was just joking.” Yet that fear, and that joke, may have become real in Urumqi. It was the least reported aspect of the riots, covered up by the authorities for worry of sparking further revenge attacks, but stories circulated both online and among the Han in Xinjiang and their relatives elsewhere of gang-rapes during the riots . I heard convincing personal accounts from Han friends with family in Xinjiang of several Han women, and one Mongolian, hospitalized after rape. Many of the other atrocities recounted, from babies thrown out of windows to violated corpses, seem more dubious, though not impossible. Too often they reminded me of the alleged crimes of the Germans in Belgium in 1914, or the Iraqis in Kuwait in 1991. Atrocity stories repeat themselves, but then, so do atrocities. As with so much else in Xinjiang, it remains in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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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苏联对各民族的统治
gordon 2014-7-6 11:45
苏联重新发掘出各种民族语言,对少数民族来说是好坏参半的事,因为这 会导致一个很怪的结果:俄语在非俄语民族中变得更为重要……苏联将地区语言变体升格为单独的语言,有时甚至不惜创造新字母供书写用。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分 裂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庞大、团结的非俄语群体操同一种语言后,会对基于俄语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形成威胁。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 贾谊 《治安策》 ××××××××××××××××××××××××××××××××××××××××××××××××××××××××× 它这种做法呀,当然也有后遗症,后果当然就是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 俄罗斯吞下中亚那么多民族,是那么好消化的? 其实传统中国做法是正确的。 模糊化,早年中国的民族划分很模糊。当然人种 的差别 是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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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一个所谓正直的政治白痴当国家领导人,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灾难 ...
热度 21 苏双 2014-6-13 13:45
马卡里奥斯教长,塞浦路斯希腊族大主教,一位正直的人。 1955年,马卡里奥斯教长开始塞浦路斯脱离英国的斗争,1956年,被英国殖民当局流放到塞舌尔 马埃岛。 1959年3月,马卡里奥斯回国,12月13日,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总统选举。 马卡里奥斯教长 是一位正直的人,但没有政治经验和智慧 。他在政府里为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设立了一套行政系统,善良啊,上古时期的圣人啊。 他寻求希族、土族双方的联合,他的政策旨在减少双方的冲突,但他的主张被土耳其人拒绝,也被以前的同事指责。 1974年,经过短期的内战后,塞浦路斯成立两个国家,土耳其少数民族 尽管不到总人口的20%,却占据了北部40%的领土。 74年后, 马卡里奥斯教长继续被选为塞浦路斯希腊族部分领土的总统。 说实话,这类白痴还真不少,有的还博了好名啦,就我大清国就有。 我中华民族祖宗有德,上苍保佑,请您保佑您后世子孙的庙堂,不要再有这样的白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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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二师兄、抗美援朝老兵及民族的脊梁
热度 38 苏双 2014-4-27 14:50
二师兄、抗美援朝老兵及民族的脊梁
《少林足球》是我比较喜欢的周星星的片子,不搞笑,但有点感动。感动不是因为周星星、赵薇,而是二师兄。 在原来守门的老五重伤,其他小跟班跑掉,大家都说顶不住了,散伙的时候,是不负责守门而且也受伤的二师兄的一句话逼出了大家的血性。 王外马甲的《我认识的老兵》里说:当时要内木班的人去支援外木班的时候,没什么人响应,这时候,是只有半只脚掌、获得了中国和朝鲜双料勋章的老王站出来:“我是外木出来的,我去”,结果一下报名人数超标。 在最大的压力下都傲然站出来的,就是钢骨,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个人认为,如果国家需要,忙总、老引哥、抱朴仙人。。。。。。是会喊出那句:“我去”“看看我能不能顶住“的,这就是我对祖国充满希望的原因。 BTW,99炸馆时我想过去投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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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看完这个视频 俺只能说不能小视俄罗斯民族
热度 8 樱木花道 2014-4-26 14:18
http://www.bilibili.tv/video/av1084285/ 俄罗斯有可能是个弱国,但是俄罗斯不会是个弱小的民族。 另外 第二个妹子是俺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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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某个民族一看吃的食谱,就知道智商不高
gordon 2014-3-31 10:33
从一个民族的行为习惯,就能看出智商。 小时候挨过饿的,吃个早饭不小心掉块面包都会捡起来吃掉,不浪费粮食。成人,高淀粉加红肉动物内脏食谱,也是饿过的。 王小波老师曾写到过当年他饿得受不了了,就吃掉了香橡皮和铅笔,津津有味。他在吃这些只有白蚁才会吃的东西时,窗外高音喇叭里正在慷慨激昂地播出全国各地 亩产又创了多少新高。两下里的对比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从此落下病根:但凡是官方在广播里大声咋呼的,他都认为是假的。事实证明,他还真没说错。 样貌出众、气质不凡、学历完整、资历得当、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嫖娼、甚至平时连句粗口都不说,待人接物无懈 可击。 这样的人都无法信任。 ×××××××××××××××××××××××××××××××××××××××××××××××××××××××××××××××××× 某个社会隐蔽的自卑心理,处处存在。 憨豆先生,象奥朗德那样的,都是智商高的。 节俭、完美 与贫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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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关于民族的几则
热度 17 马鹿 2014-3-5 12:41
1 小学同学是朝鲜族,他父母皆是鲜族,在家里说民族语言,我这同学拒绝说鲜族话,家里要跟他说话,一定要说普通话,否则他装听不懂 2 中学同学从姓上就知道他们是壮族: 覃、韦、廖、蓝、谭 3 大学一个同学是满族,但是他自己说因为他们县要自治,于是鼓励汉族改成少数民族,他是改为满族的 4 大学里一个关系很好的女生是昆明的,白族,但是她长的比较黑,我经常琢磨她咋是白族呢
个人分类: 太误事|56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请教
热度 1 jellobean 2014-3-5 05:00
建国后东北哪个少数民族被改姓改民族? 说个别的我信,说这种政策的说法就是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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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闲聊】民族问题
热度 26 duanjian 2014-3-3 16:24
最早关注民族问题源于九十年代末看了王力雄的《天葬》,里面关于西藏民族问题的一些描述让我我印象深刻: 1. .西藏的民族问题在八十年代开始逐步严重起来的,而六七十年代基本民族问题的影响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六七十年代,TG通过民主改革,一方面推翻了旧的上层统治阶级,给底层群众带来了思想和物质的解放,另一方面用阶级矛盾替代了民族矛盾,在文革中甚至是用“毛教”替代了“佛教”,彻底征服了广大底层群众的心。 3.八九十年代民族问题日益严重,则是因为采取了错误的路线:拉拢上层、脱离底层。一方面普遍的给旧的上层阶级落实了政策、给了大量好处,但没有得到上层阶级的认同,而闹的最欢的就是上层阶级的人;另一方面底层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同步提高,反而由于上层阶级的得势 给底层群众带来了思想混乱和迷惘。 4.西藏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无人进藏”,进了西藏的也很难安心扎根,汉族人口少,而五六十年代那批志愿扎根西藏的“老西藏”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品质和奉献精神,他们和他们团结的西藏底层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是 六七十年代西藏的稳定的根本保障。 过了几年,王力雄又出了一本关于新疆民族问题的书,当时他就断言新疆问题比西藏问题更棘手,主要原因是: 1.伊斯兰教比藏传佛教更具攻击性,更容易催生出极端分子; 2.藏独有达赖这面非暴力的旗帜压着,年轻的极端势力受到一定限制,而疆独组织中主张暴力的极端势力是主流; 3.藏独的领导人其实知道西藏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的支持,而疆独的领导人则是真的相信赶走汉人他们可以过好日子。 有一次和内蒙的朋友聊天,他们的抱怨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内蒙太老实了,模范自治区,什么都听中央的,结果有什么好处?你看人家西藏、新疆一闹,拨款、援助滚滚而来,内蒙也应该闹一闹。 其实内蒙也有闹的,九十年代大学里有一批蒙族教师搞了个政党,宣传内外蒙统一为独立的蒙古国,后来被抓了。去年,由于采矿导致牧民死亡的案件导致内蒙各地的蒙族学生游行示威。而周围的几个蒙族朋友,以前生活更方面和汉族都没什么区别,也不太关注自己的蒙族身份,这两年都开始研究蒙族的历史、文化,开始学蒙语,开始在微信和微博里转发关于内蒙的资源开采导致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的评论。 这民族问题,看来今后是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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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印象中的维族人和穆斯林
热度 58 redbud 2014-3-3 04:36
迅速浏览了下昆明案件,很悲哀。 仙人说不是某个民族的错,也不是某个宗教的错。 脑子里却一下冒出了很多记忆出来。 记忆一,96那年的暑假我在西北从兰州跟朋友一起坐火车去敦煌玩,那时我正读大学,跟朋友都是第一次旅行,而且第一次去西北这么远的地方。记得穷学生坐上火车之后,就开始找位子。很快在火车厢的中央发现了比较空余的地方。两排空座位,10个人吧,有2-3个空位,但是都只有几个维族的少年,才十几岁。我和朋友站在边上,看看位子,我第一次看见西域人士,很健美很高挑的感觉,很新鲜。当时周围的人已经在问位子有没有人,想去坐,那几个少年看看他们,不让坐,不会汉语,用手势比划,并且把两排座位之间的空间全部都圈了起来,站都不让站。他们桌子上就放着一把匕首,那是我第一次在生活中看见真实的匕首,又惊又怕。问座的人看见匕首,也不敢多坚持。那时候咱们国家的座位多紧张啊,要是在中原地区,大家肯定就把空座位填满了。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少年看见我,朝我微笑,示意我坐,我看着他们,不知道哪里生出一股豪气来,我不受嗟来之食,我才不坐呢。你不让其他人坐,我就不坐你的位子。那个少年看见我不坐,生气了,要拉我去坐,这下我更不坐了,他们才作罢。但那种对于匕首的印象一直深深留在脑海里。 记忆二,刚在英国做老师,教过系里的foundation课程,就是大学预科,我教数学和统计,其实都是高中知识。班上不是穆斯林就是中国人。他们平时对我很友好,穆斯林还送了我一本可兰经,让 我读读。其实穆斯林学生的数学不好,反应慢极了,他们总想着用钱来贿赂我,我也只能笑笑。学期结束时有天下班时间都过了,我的办公室里突然冲进来一批人,领头的是一个穆斯林学生,他大吵大叫,说他的数学课没有通过,都是我的错。现在他的国家奖学金面临着被取消的危险,因为这门课没有通过。我一边解释整个出题和阅卷过程,一边开始想对策。因为我面对的是一群穆斯林啊,下班时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到教师办公室区的 。后来我坚持自己的阅卷是没有问题的,告诉他可以找系里投诉,他走掉了。后来听说他转去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也没丢掉奖学金。辞掉第一份工作以后,我给自己做了个心理疏导,这件事情对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大的心理阴影。 记忆三,以前在的城市有一个穆斯林算是比较有钱,不争气的几个中国女人全被他的钱打动了。他跟其中几个女人都有过来往。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因为教会的原因走得比较近。这个女人跟他的关系是这样的,他只是其中之一,这个女人也有另外一个更年轻的穆斯林男人。总之他发现了他只是其中之一后,精神郁闷极了,为此还跟那个年轻的穆斯林男人在街上打架去了警察局。把认识这个女人的中国人都骚扰了一遍,不知道从哪里要到了我的电话,多次打电话要到我家来评理。那时我在电话里听他讲了很多次,无论如何也不敢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他。回头看看那时的自己,一个未婚的在异国生活的柔弱女子,怀着惧怕的心情的接着这样的愤怒的电话,不知所措。好在这样的生活都过去了,现在在的城市有很多中国人,我也有一批可以随时陪伴我的好朋友,大都是中国人。几年过去了,依然记得他仇恨和不得解脱的心情,希望他所认为的情感上的伤害已经平复。 写出来这些,发现我也有些片面,我不是民族主义, 也有带过好几个非常聪明有才华的穆斯林学生写论文,不是要一起否定他们。 但是觉得一个民族还是有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的。 没有人要无缘无故地接受他们的愤怒和戾气,这些昆明火车站中受到影响的人,即便没有受到肉体的伤害的人,也会有很大的心理阴影。这是暴徒的愤怒和仇恨所积累的。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了多年前的卢刚杀人案,记得被杀的美国教授是个基督徒,她的家人写信宽恕卢刚和卢刚的家人,为卢刚的灵魂祷告。那么,这些暴徒,谁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呢?
个人分类: 人在英国|458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 战斗的民族
热度 42 苏双 2013-11-8 21:34
战斗的民族
战斗的民族 2、媒体与真相 3、硬卧不如软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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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那些年,那些事(转)
热度 2 gordon 2013-10-25 02:37
1912 年,就在 7 月 6 日,还是在北京,文化人打了一场大架,或者说,大打了一些人。 打架全过程 这场架没约,直接上门。这天傍晚六点,一伙人,大概二十来个,跑到《国民公报》馆门口,一开始彬彬有礼,递个名片给门房,说是新闻界同行,想来拜会贵报经理人徐佛苏。 来的人,领头的是《国风日报》同盟会干事白逾桓、《民主报》同盟会干事仇亮、《国光新闻》同盟会干事田桐,包括了《民主报》、《国光报》、《民意报》、《女学报》、《亚东新报》等七家报纸的工作人员。 门 房将他们请了进去,并入内室请徐佛苏出来相见。谁知道甫一相见,来人即“蜂聚痛殴”徐佛苏,紧跟着有人冲进内室,殴打主笔 蓝公武(对,就是这位先生首译了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有位议员李国珍(他曾因在参议院严厉质问总理唐绍仪比利时借款用途,让唐愣了一个钟头说不出话来),正好也来报馆聊天。一块儿 打! 这一顿打得不轻!据说徐佛苏、蓝公武被打得“口鼻流血,面青气喘,两足跟筋露血出”、“内外受伤,咯血不支”。报馆一切机器什物,捣毁一空,直接经济损失达 3600 余元。《国民公报》从次日起停刊不说,该馆代印的《新纪元报》等几家报纸也一并停印。 打完怎么办 他们打完,并不走散。而是二十几个人簇拥着徐佛苏,前往巡警厅自首。 说实话,巡警厅也不太敢惹这帮同盟会的太岁,而且国会未开,法律未订,巡警厅使用的还是前清的法令,未免不太硬气,本来颇想息事宁人。不料同盟会这几位“硬求关押”。于是送医的送医,关押的关押,次日同盟会再找人取保释出被押诸人。 打人的原因 原因很简单, 7 月 6 日《国民公报》所刊时评,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也就是说,进步党系的这份报纸,不承认清帝逊位前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只承认民国政府自南北统一始建立。 不过,同盟会七报出发前曾商定,不以同盟会的名义去打《国民公报》,而是“报馆对报馆”。 打人的反响 第二天,双方都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同盟会方面是告《国民公报》“叛逆”,国民公报社告同盟会系“破坏共和”。 7 月 7 日 ,北京《新纪元报》、《亚细亚报》、《新中华报》、《京 津时报》等 20 余家非同盟会系统报纸,在城南广和居举行集会,决定联合向大总统提出申诉。 消息通过路透社等外媒传到了伦敦、巴黎,这么大规模的新闻界斗殴,外国同行也十分惊诧。 章太炎直斥打人者为“暴徒”。 副总统黎元洪急电袁世凯,请他严惩田桐等打人者,“使暴任性,俾知儆戒”。 《申报》报道说:“积恨触发,致出此野蛮手段,无法无天,万众悲愤,京师各界无不切齿”。 很多老同盟会员刘揆一、胡瑛等都对这种暴力行为表示不满。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保持沉默。他后来曾经表示:言论自由不是谁都可以享有的,“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 据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很高兴。他一听说这件事,立刻吩咐秘书处,将每天的报纸分党派进呈,让他可以掌握不同党派之间的斗争状况。 打人之余波 打人事件后,“京中党争骤激,解救甚难”。 天津的同盟会系报纸《国风日报》时常批评袁世凯。《国民公报》事件发生后,北方各军队继起发难,开会集议,对《国风日报》“宜照日前打国民公报例打之”。 《申报》报道:某某声言将以手枪毙亚细亚报总理薛大可。 7 月 10 日,《申报》发表评论称:“曩者政府将行报律,论者犹以为非,今以私人而干涉报界之言论,并以野蛮行为而毁损言论者之身体财产,此真环球万国之所罕闻者也。而不意于吾国首善之地见之,不意于吾国堂堂同盟会干事及新闻记者辈见之。” 再往前,再往后…… 打人是同盟会员惯用的伎俩。当年在东京,文字之争是章太炎主持的《民报》 VS 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线下,只要梁启超等人在什么地方开讲座,同盟会骨干如张继等常常冲去砸场子,一人一根手杖,经常打得梁门作鸟兽散。 《亚细亚日报》一向被称为政府的御用报纸(跟现在的《环球时报》差不多),在传出北方军人要打《国风日报》的消息后,该报发表评论说: “国风日报对于大总统种种诬蔑,罪有应得,北方军队义愤勃发,实行保障共和,亦为可嘉。但对于此事,如不满意,可请愿控诉于司法机关,或该管官厅,令其更正,若欲野蛮手段对待,则违背法律甚,非本报所期望于爱国之军人之本意也。” 民国元年,同盟会在舆论记载上,给人留下的就是“骄横跋扈,罔顾法纪”的印象。当时北方学生界的代表如李大钊,也愤愤地指责同盟会自许民国元勋,骄纵之极。他选择支持袁世凯。 九个月后,宋教仁被刺。同盟会不顾全国舆论将宋案依法处理的呼吁,悍然发动“二次革命”。 这次,一年多前的不少同盟者,章太炎、张謇、蔡锷……这些大 V 都不再站在同盟会一边。没有了上海商会的支持,不可一世的陈其美连上海制造局都打不下来。 二次革命迅速失败。此后,胜败双方都走上了“控制舆论”的不归路。 ×××××××××××××××××××××××××××××××××××××××××××××××××××××××××× 老蒋惯用 “ 冲锋队 ” ,和德国真合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哪。 弱势政府,清帝逊位,这是最接近共和的一次。 这么简单,为什么他们搞不成?简单,英国能搞弱势政府是因为有大海的护佑,既然民主政府搞不成,搞一个强势政府也不错。 中国最大的民族特点就是 “low 逼无能且胸怀天下” , 其实他们只是想代表别人当公务员罢了 。连街边修鞋的都认为自己比现在当政的干的好,哈哈 哈哈 New China 已经是最不坏的结果了 ,小镇青年总是不自信。 “谁最难受谁知道,天下第二也挺好。”但既然有天下第一,谁愿意拿第二? low逼 人怂火气大,贱逼P话多。 怂人平时是看不出来的 要遇到紧急的事 或者危机的事时才能看出来;有的人平时啥都敢说 啥都不怕 到关键时候就怂啦;有的人品是不张扬 该“出手时就出手” 俺属于贱逼 ,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就怂啦,哈哈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g0NjIzNjM2/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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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伊犁民族人口问题
热度 50 草蜢 2013-10-19 10:23
混天球在日志中问: 伊犁本来是哈萨克族多,怎么现在搞成维族多了? 草蜢答: 伊犁分俩个地区,伊犁城和周围的牧区。 牧区当然是游牧的哈萨克人的地盘。 但自从准格尔大汗利用从南疆喀什掳掠来的人口作为农奴在伊犁屯垦以来,伊犁的农耕区中“塔兰奇人”就成了多数。 俺大清征服了准格尔帝国以后,需要大量的 粮食来供养长期驻扎在此的满蒙军队。 乾隆爷的意思是让俺大清的殖民官员,从内地招民屯垦。 但现实是甘肃等地距离伊犁河谷实在是太远,一般平民没有能力承担长度跋涉去伊犁定居的资本。如果需要官家支持,需要很大的财力。但俺大清 准格尔殖民地的开销(因为驻军)已经很大。 最后俺大清官僚,采取了最现实的办法,鼓励南疆喀什地区的土著向伊犁移民农垦。 这些喀什移民的后裔逐渐繁衍成了当地的主要人口(农耕人口总是比游牧人口密集因为农业能够支持更多的人口) 在同治回变中,随着满洲军队在伊犁地区的土崩瓦解,伊犁地区的汉人移民被清洗。 随后,伊犁的两大势力回回和突厥”缠头回“火并, ”突厥“人胜出,回回势力被赶出了伊犁河谷,被赶到了迪化(乌鲁木齐)附近。一直到老毛子的哥萨克骑兵到来,”突厥“人 独霸了伊犁河谷。 左宗棠入疆的时候,北疆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至少在伊犁河谷,”突厥“人第一次成了多数。 三区革命的时候,用马克思 列宁 主义武装起来的伊犁”革命群众“再一次清洗当地的汉人。 所以伊犁的人口分布是中亚特色的牧区包围城市。 牧区是游牧的哈萨克的天下, 但伊犁城是维吾尔人为主体。 当年建立哈萨克自治区,因为游牧的哈萨克人没有自己传统的城市, 伊犁城被化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区的首府。 当时,在当地伊犁市区的城市人口(维吾尔)中发生了一定的恐慌。最后还是赛福鼎同志亲自出面,说服”不明真相“的维吾尔群众,他们不会被哈萨克人打压,才把事情摆平。 赛福鼎同志命好, 三区革命的所有主要领导都在同一驾灰机飞往北京的路上在苏联失事牺牲了。 赛福鼎同志本来在三区革命中只能算小头目,结果大领导们都提前见了马克思, 赛福鼎同志就成了资历最高的领袖了。 建国以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伊宁市的汉人人口已经和维吾尔族人口接近: 2011年的数据: 五、民族构成 全市人口中,汉族人口205889人,占总人口的39.97%,各少数民族人口 309193人,占总人口的60.03%。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67278人,增长了48.54%;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90265人,增长了41.23%。 各少数民族中维吾尔族人口237521人,占总人口的46.11%,增加74709人,增长了45.89%;回族人口35019人,占总人口的6.80%,增加7709人,增长了28.23%,哈萨克族人口23157人,占总人口的4.50%,增加5952人,增长了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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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苏俄与中国民族政策的不同
热度 28 河蚌 2013-6-27 09:07
中国共产党由苏联学来的民族政策。苏俄的民族政策是一贯的,就是强调民族差别,将民族当作一个显性因素体现在社会中,这是由俄罗斯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决定的。俄罗斯帝国的建立时间很短,大 片的领土是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鲸吞方式掠夺来的。在俄罗斯的领土范围内,俄罗斯人所占居的面积以及俄罗斯的人口都不占绝对多数,各地方的自治政权一直存 在,所以,俄罗斯的民族政策就是分而治之,而不是天下混一。 这种政策,对于当时的沙皇俄国是十分有效的,由于俄罗斯地广人稀,其主体民族很难控制偏远地区,因此,给以当地民族适当的自治权有利于其统治,而同时强 调那些地区的民族差别而不是融合,可以使得被征服民族始终处于比较弱小,且相互纷争的状态,这种状态,无疑是有利于中央统治的。 这个现象,如果看过《静静的顿河》一定会感受到,哥萨克实际上主要是俄罗斯的逃亡农奴为主体,但几百年的发展,却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俄罗斯族完全不 同的种族,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卡尔梅克人、乌克兰人、犹太人,以及其它多得让中国人记不住的种族,大家说着相同的话,却有着不同的种族认识。 实际上,从沙俄到苏联,民族融合从未真正进行,大家本身都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相互防范,相互制约。但这种政策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当主体民族相对强大时, 无疑有利于帝国对国家的控制,但当主体民族本身处于分裂状态时,各民族的独立自决意识就会纷纷兴起,从而让一个大帝国在短时间内的分崩瓦解。 苏联的崩溃过程可以形象地说明上述政策的问题,但我们不能说上述政策是错的,在历史上兴起的大帝国,基本上都是采用上述模式,因为通过武力占据领土是一 回事情,将占据的土地变成自己民族的领地是另一回事情。从民族角度,占领的领土越大越好,所以应该鼓励移民实边,但从个人角度,没有一个生活稳定的人愿意 跑到那个蛮荒之地冒着生命危险重新打拼。 没有本民族占据的土地,即使将当地人杀绝变成无人区,仍然会有其它民族渗入进来,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征服地区保留温顺的当地民族也是任何一个 理性政权的政策。而在这些本民族占少数的地区,如果不能同化,那就只有进行异化,将当地的种族变得更为混乱,将强势的大民族进行拆分变成小民族,这其实就 是俄罗斯版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但中国是不同的,中华民族的发展经历了三千年的历程,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字、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其独特性造成了汉民族成为世界民族整合的典范,能够将各种不同风俗、不同语言的民族通过一个不长的时期融合进来,而一旦融合就很难分离。 中国历来奉行的民族政策,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华夷之别”,而实质就是混同宇内的不是按血缘分种族,而是按文化分种族,“夷狄入华夏则华夏之,华夏入夷狄 则夷狄之”,不管肤色、种族,只要你遵守华夏文明的规范(书汉字、习五经、著汉服、尊长君),那么你就是华夏,而你不遵守华夏文明的规范,就是夷狄。 可以说,这种思路,即是中国长期民族政策执行的结果,也是中国民族政策能够长期有效地执行下来的原因。而正是这种以文化辨华夷的政策,使得中华民族不断地将周围的民族融入进来(不论其语言、文字、习俗如何不同),并拥有了极广阔的领土以及巨量的甚至过剩的人口资源,而这些又将为中国的独特的民族政策的执行建立 了坚实的支撑。 我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武力及人口为后盾的开疆拓土对于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但这十几年来边疆的连续的事件,告诉我们,民族问题不仅是一个占领的问题,更是一个融合的问题,要做到长治久安,就必须进行融合。 取自苏俄的民族政策本身就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与其在这个南墙上撞死,为什么不从中华民族成功的发展历史中汲取经验,恢复到传统的政策上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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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土耳其和中国的民族政策
热度 60 草蜢 2013-4-26 18:52
土耳其的民间是同情维吾尔人的,所以土耳其的大嘴总统会说“种族灭绝”因为土耳其是民主国家。这厮需要讨好选民。 但同时土耳其作为一个国家,其实和中国没有真正的利益冲突,而相反有许多互利互补的机会。加上在国际政治上土耳其长期以来被欧盟拒之门外 (明明是欧盟成员不愿一个穆斯林国家加入,但偏偏用土耳其的人权问题做文章),土耳其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尽管大嘴总统说“种族灭绝”,最后还是和中国合作,做生意, 做军事合作。 其实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的压迫远远比中国在新疆的政策更过分。新疆自治区建立的纲领是民族自治,民族有用民族语言(学校)的权力。 土耳其在本土所做的正是现在中国的网民们所盼望的: 土耳其根本不承认有库尔德人这个民族。更不要说允许库尔德语言学校了。 土耳其官方的论点是土耳其境内只有一个民族, 土耳其人。 否定和打压 库尔德人的自我民族认同是 土耳其国家的基本国策。 当然库尔德人从来没有因为土耳其政府的坚持,而认同自己是突厥人。在早年共产风潮下,库尔德组织库尔德人工人党,武装闹革命。红旗倒下以后,库尔德人工人党改名库尔德人自由民主党,继续武装斗争,搞民族解放。 其实这是让俺八个 库尔德妹纸的借口 在前第一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老大哥出生的 库尔德妹纸 而亚美 尼 亚人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在一战中对 奥斯曼帝国境内的 亚美 尼 亚人 干的事情钉上““种族灭绝””的耻辱柱上的努力。 其实这也是让俺八一个亞美尼亞妹纸的借口 在现任第一世界超级巨无霸美帝国出生的 亚美 尼 亚 妹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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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国台办:保钓两岸有责 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大义必遭唾弃
热度 17 hotmen 2013-1-31 09:59
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等民间团体搭乘“全家福号”渔船前往钓鱼岛,遭到日本海保厅巡视船拦截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杨毅30日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维护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历史会检验所有人的言行。如果数典忘祖,背弃民族大义,最终必将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 针对台湾民进党、台联党一些人声称在钓鱼岛问题上,台湾不能和大陆站在一起来挑战日本、挑战日美安保同盟,杨毅在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这也是国台办在就两岸共同保钓历次表态中用词最严厉的一次。 同时,有记者问到,最近大陆的飞机经常带着实弹飞到钓鱼岛附近,难免会引起台湾方面的紧张,杨毅依旧重申“两岸同胞都负有维护钓鱼岛主权的责任。”作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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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1942,一个民族的饥饿碎影
热度 61 范适安 2012-12-3 13:14
关于饥饿,我们大多对它的认知还是来自于传说。 1942,也就是我出生前20年的事。20年,似乎没有多远。而更多,在我的长辈嘴里听来的是1954年安徽水灾和60年代初的3年自然灾害。选1942这个年代的河南旱灾来拍,可能历史的启示性更为强烈。 几个灾民家庭、一个河南乡村、东家和佃户、吃大户的刁民和土匪、基督布道者、民国政府基层乃至省市官员、一国统领、日寇侵略军。这些人物在河南旱灾、在外患当前的背景里,演绎着一出民族低潮的人间惨剧。 这个故事的拿捏在于历史沉荷下的隐忍,这一点导演在有条不紊的影视叙事中做到了。据说张国立扮演的老东家从逃荒(他自己认为是避灾)开始的一家人到最后他 的唯一亲人小孙子捂死在他的怀里,导演就是不让他流泪。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打碎了给你看。不仅要打碎,而且要有技巧的、精致的打碎,而做到这些就 是片子里细节对主题的镶嵌。比如日本军官精致的杀人设计及潇洒的收刀入鞘;比如蒋总统给河南省长早餐掰的一枚清水煮鸡蛋;比如被卖到妓院的老东家女儿因饿 极乍饱后的弯不下腰来;比如卖妻换裤的细节;比如日军空袭投弹手如游戏般的杀人;再比如“逃荒上吊都没有房梁”对白的黑色幽默。。。等等等等,情节走向的 节奏配合着大牌演员的入戏演绎可谓严丝合缝,精到之处可圈可点。如果说有遗憾,我只想说两点:一是和历史照片比,现代人还是“演”的太有神了;再是片子的 叙事调动太有条不紊了,而这一点恰恰会冲淡这段凄风苦雨的历史的原味性。仿佛一枚印,边角太整齐了就会降低它的沧桑感。 现代人可能很少能体会饥饿的感觉了。相反,现代病大多来自于过饱或油水过重。对于60后,除了少儿时期对厉行节约习惯的养成,我想70后、80后乃至90后已经很少对饥饿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了。这部片子的内涵,可以就饥饿本身唤起启迪,当然也可上升到阶级仇民族恨。 就饥饿本身来说,我对它的认知大多来自外婆。外婆是安徽人,对54年发大水饿死人是她老生前常唠叨的话题。她给我想象的场景是一口米汤可以救一条命;而在 难民集中的火车站,一桶稀饭可以被灾民哄抢的地下的一点米脂也会被用手指抹在嘴里。人被饥饿肆掠的时候大约像濒死的鱼一样是呆滞而空洞的吧,也许会像“卖 火柴的小女孩”一样会在幻觉中进入天堂。这让我咀嚼度日如年里的“度”字,它远没有“超度”那么有宗教意味,“度”就是苦熬,苦熬就是等死。所以 《1942》里,有“还是死了好”的生不如死的感叹。 人的经验往往局限于一个时代,过去时代有的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天灾也好、人祸也罢,只要有人存在就有人间悲喜剧。《1942》是个警示、是个提醒,用升华了的生活,让我们艺术的体会一段民族的饥饿碎影。有可能的话,带孩子看看,值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d36fa70101byr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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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民族的心气儿
热度 121 抱朴仙人 2012-11-11 22:45
无聊,看纪录片《人民大会堂》。 心得一:工程中,很多业余人员会自发地跑来挖几铲土,干一点活,然后默默走掉。前门火车站候车的旅客,也会趁着候车的时间跑来干活。 那是一个虽穷却有心气儿的争先时代 。 心得二: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把拆迁户全部请回来参观大会堂,感谢他们的付出。 后来也盖过多少楼堂馆所,几曾请过拆迁户回来看看呢? 心得三:大宴会厅的木地板是李瑞环木工突击队铺设的,至今还在使用,李瑞环成为全国政协主席之后,在自己铺设的地板上招待客人。 一个国家允许一个普通工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爬到权利最高层,有这样一个向上的职业通道,不愧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 有个学生学过希腊史,深为感动,问老师:“现在还有希腊人吗?”老师回答:“还有,只不过是对他们伟大祖辈的讽刺而已......” “子孙闻之,无论肖与不肖,皆为之涕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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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日民族仇恨
热度 66 草蜢 2012-9-18 07:58
美国和加拿大至今为止还有N处领土争端。为神马没有闹到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地步?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归根结底是从甲午战争到日本侵华战争 以来 的民族仇恨。 钓鱼岛正是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吞并的原中国领土。 甲午 之后,甚至于二战后,都一直没有被收复。尽管按道理是应该在二战后回归中国的。 钓鱼岛是一个象征。 中日间这个结就是虽然大日本帝国被灭了,但不是中国灭滴, 所以现在的日本对中国不服气。中国更不爽。 作为被日本祸害最深的冤大头,作为二战战胜国一方的中国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拿回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 中国民间不用说了。 日本方面,中国的强大只是加强了日本害怕被算账的恐惧,反过来更仇恨你,又恨又怕,又怕又恨。 道理,大家其实都心中明白。 但仇恨和感情本来就是非理性的。人性本身也是很大程度上非理性的。 所以不管我们如何呼吁理性,冷静, 只要中日间还有这个结,以后民族主义情绪还是会兴风作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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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说钓鱼岛,扯到东海,又扯去外交战略,终于变成通篇胡扯
热度 110 抱朴仙人 2012-8-24 11:55
太忙,起了题目写个提纲,要拖几天完工。 自己看看这个提纲,从钓鱼岛说到东海,又说到外交战略,终于变成通篇胡扯。 看看也没劲,想想更没劲,写写越写越没劲...... 先把提纲贴在这里吧,准备就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写,可以偷懒一点。大家看有意见的话我再调整写法。 东海博弈,从热点说要点 提纲: 1、 人是利益的动物吗?义与利,民族感情与国家利益的二难选择。 2、 钓鱼岛问题属于领土争端,领土是神圣的吗?宁失千军不失寸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财为本? 3、 钓鱼岛问题是东海的热点,但它是要点吗? 4、 怎样评价中国的综合实力?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算老几? 5、 怎样把实力转化为利益?中国走利益外交路线还是理念外交路线? 6、 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在东亚地区怎样实现这种利益?美国阴影下的三国四方架构中,谁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7、 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分化瓦解的可能? 8、 钓鱼岛问题的实质是中日两国的起火点。中日两国友好对谁不利?隔离中日两国对谁有利? 9、 谁掌握钓鱼岛争端的主动权可以随时挑起事端?是谁在放火?谁在灭火?如果钓鱼岛是两条小狗争骨头,谁牵着栓骨头的那根线呢? 10、 中国在亚洲的战略目标,对手是怎样抑制中国发展的?为什么会面临拉打结合,四邻不安局面?是谁希望中国跟周边国家起冲突?谁在制造民族矛盾,为中国和邻居吵架摇旗呐喊? 11、 必有一战?谁设下战争陷阱?谁跳下陷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会重现吗? 12、 以我为主还是任人摆弄?忍气吞声就意味着无能吗? 13、 时间在谁一边?争端搁置,拖下去对谁有利?谁更着急? 谁在发展,谁就不着急!谁对自己有信心,谁就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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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喜迎王师民族风
热度 2 樱木花道 2012-5-9 09:30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g2NTY1ODAw/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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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遥祝祖国的生日
热度 13 2011-9-30 22:46
异国多游子 中华热血流 成功虽尚远 努力未曾休 大坝思中现 长城梦里浮 山河红十月 民族旺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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