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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吱声 标签 新疆 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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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日志

分享 太魔性了。一段新疆婚礼伴郎团舞蹈!
热度 14 赫然 2016-12-13 02:20
http://video.weibo.com/player/1034:255becc6041c14f5e9e37dcf07dceef6/v.swf 谁知道第一首歌是什么? 好有节奏感! PS:伴郎团好帅,微博里面花痴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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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热乎乎的新疆炒面片来了
热度 46 关中农民 2016-9-19 23:57
这个美食即晴师姐一定喜欢吃。做法简单,俺一个小时就能完工。 首先和面,然后醒着,和面时加一点盐,面会筋道。然后切羊肉,冷冻的羊肉稍微解冻一点,切成涮羊肉一样的片,半斤就够了。然后加五香粉,淀粉,料酒后用手抓使之混合均匀,腌着。姜切薄片,葱切中段,芹菜用斜刀发切。 烧水,同时开始炒菜,中火煸制羊肉,直至水分渐干,加入姜葱,继续小火炒至葱姜的香味出来,改大火加入芹菜炒,最后加入西红柿酱炒。关火。这时候水应该开了,面稍微做成大饼壮,切粗长条,然后揪面片煮。最后把面片盛到冷水过一下,加入菜里面饭搅,齐活,开吃。 这是做好的 做饭的厨子这形象, 哇哈哈
个人分类: 农民乱弹|1006 次阅读|17 个评论
分享 回来了 美丽的新疆
热度 30 樱木花道 2016-8-8 16:12
走了一趟中线 新疆很美丽 回来慢慢说 对伊斯兰教不能喊大喊杀 一本书里面 怎么扬弃 怎么用他去团结群众 怎么反而道而用之 不是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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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舞蹈
热度 10 njyd 2015-12-22 23:26
这是08年在喀什香妃墓旁边的一个果园里,印象中是20元一张票,一边看表演一边吃水果,去的人很少,也许因为不是周末?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3MzU1MDIw/v.s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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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上万农民,如果。。。
热度 22 鳕鱼邪恶 2015-5-26 15:02
新疆上万农民,或者,上百万农民,如果不是骑着马,而是坐着99,开着歼10,挥舞着八一杠,身后无数从淮海一路推来的后勤小车,滚滚西进。。。不敢想了~ 一个少数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体之一,极少不用付出血流漂杵的代价。区别在于,是流国家的血,还是为国家流血。 我是不是快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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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列出的75种宗教极端活动特征
热度 33 然后203 2014-12-23 15:10
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是我们要遏制和打击的对象。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往往和民族分裂、暴力恐怖主义相互交织,打着宗教的旗号,歪曲宗教教义,最终目的是制造民族分裂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广大群众如果发现周围有符合以下特征的可疑人员,请与警方联系,社会稳定靠大家。 一、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思想主张 1、鼓吹将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 2、抵制和攻击现行政策法规,主张用《古兰经》规范一切社会生活,盲目排斥和攻击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的事物。 3、主张,排斥“异教徒”,孤立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排斥其他民族人员或强迫他人信仰宗教。 4、煽动“圣战”,主张和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二、宗教极端的异常活动和苗头 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在初始阶段往往表现为反对传统生活习俗、反对现有法律政治制度的异常活动和苗头,目的是宣扬和推崇极端主义思想。 5、以宗教人士领取政府补贴为由,谩骂、侮辱爱国宗教人士,拒绝进入清真寺参加正常宗教活动。 6、在正常宗教活动中与宗教人士争辩伊斯兰教教法、教义,宣扬极端思想。 7、歪曲新疆历史,不承认新疆历史上流传过佛教等其他宗教,排斥其他民族、宗教和文化。 8、以“异教徒”、“宗教叛徒”为由,侮辱、排斥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不握手、不问候、不往来、不结亲、有病不看望、死后不送葬”。 9、行为举止出现宗教极端特征,如中青年男性留大胡子,穿短腿裤,女性蒙面、穿“吉里巳甫”服,相互之间联系密切,结伙抱团活动。 10、 饮酒吸烟人员突然戒酒戒烟 ,不与其他饮酒吸烟的亲朋好友甚至父母来往。 11、暗中资助和帮扶被我打击处理的危安犯罪人员亲属。 12、鼓动他人或不合常理与被击毙或判死刑人员妻子结婚。 13、 故意扩大“清真”范畴,以宗教为由,宣扬禁烟禁酒;以“非清真”为由,抵制正常商品的流通 。 14、以净化宗教为由,抵制现代或民族传统服饰、音乐、舞蹈及诗歌。 15、抵制正常麦西来甫、踢足球、打篮球、打排球、读书、歌唱比赛等文化体育活动。 16、以宗教为由,拒绝接受政府管理,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低保、救助,拒绝申请、领取、使用甚至采取焚烧、损坏、丢弃等方式损毁政府颁发的身份证,结婚证等证件。 17、以宗教为由,不让妇女外出活动和工作;强迫妇女穿“古里巴甫”服等。 18、不允许子女学习汉语,诋毁“双语”教育,损毁课本、伟人像等。 19、以学习宗教为目的,自动辍学。 20、饭店等餐饮场所斋月期间不营业、服务人员穿“吉里巴甫”服。 21、无故变实房产、土地、牛单等生活生产资料,有举家离开原籍或原居住地迹象,或无故突然迁出户籍。 22、 在住处存放大量食品 ,或一次外出购买大量食物带回住处,并有异常活动迹象。 23、房屋、院落内设置地遵、暗道、密室、暗格或结构复杂、地处偏僻。 24、多名人员聚集活动,与外界缺少正常交往,活动可疑,房屋内有供多人住宿的床位、地铺,同住人员年龄相仿。 25、无正当理由跨县、乡、镇、村参加宗教活动。 26、突然间不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行为诡秘,与行为异常人员接触。 三、涉嫌一般违法的宗教极端活动 宗教极端活动涉嫌违反国家行政、治安、宗教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社会管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危害需要及时查处。 36、结婚典礼是不能喝酒、抽烟、跳舞、唱歌,葬礼时男性腰间不能带白色腰带,女性不能戴的白色头巾,戴黑色头巾;下葬时念诵的经文,要改成“强化伊斯兰信仰”之类的台比力克,不能哭,不能进行乃孜。 37、以清真和不清真为由,用“五个阿拉木”、“穆西热克”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宗教极端氛圈。 38、利用电信声讯台或互联网社交聊天群组(QQ、微信、语音聊天室等)进行非法教学经、传教、非法“台比力克”活动 39、利用手机短信及微信等社交聊天软件交流学习、阅读非法宗教宣传品心得,推荐非法宣传品资料、文件。 40、随身携带或在住所查有非法政治性宗教类书籍、音像制品及电脑或移动存储介质存有非法政治性宗教类电子书、音视频文件。 41、使用卫星接收器、网络、收音机等设备,非法收听、收看、传播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 42、以强化宗教信仰为目的,复制、散发、传播《来自沙特的一封信》等境外宗教渗透非法宣传品。 43、抵制政府宣传教育,打砸电视机、广播设施等,拒绝收听观看正常的影视作品, 攻击援疆、西气东输、户籍制度等发展管理措施 。 44、强迫或变相强迫不信教的人做礼拜、封斋 45、强迫、唆使、纵容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礼拜、学经、封斋。 46、鼓动、强迫子女或他人参加非法学经活动。 47、以学习宗教为目的,强迫子女辍学,不接受国家义务教育。 48、未经批准,在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公共场所聚众从事宗教活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听劝阻,抗拒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49、恢复或变相恢复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实行“教主”继承,放口唤,派阿訇,强行征收宗教课税(扎卡提)。 50、煽动、组织、参与零散朝觐。 51、未经爱国宗教团体同意聘任、无宗教教职资格的人员组织、主持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 53、未经批准,擅自接受境内非法宗教组织、国(境)外组织或个人宗教性捐赠。 54、未经批准,擅自参加境内非法宗教组织、国(境)外组织或个人组织的各种培训和会议,相互联系进行宗教活动。 55、 未经登记和批准,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或修建其他建筑变相用于宗教活动。 56、 未经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57、自封传道人,随意发展教徒;擅自祝圣神职人员;擅自接受国(境)外宗教组织的祝圣。 58、故意挑拨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或同一教派内的纷争,制造矛盾和混乱。为涉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并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现实危害,需及时开展查处打击工作。 59、为未领结婚证者以念“尼卡”等宗教仪式结婚,为末依法办理离婚手续以念“塔拉克”离婚;以宗教为由重婚、干涉计划生育政策。 60、 公开追逐、辱骂、恐吓穿着时尚的群众 。 61、以维护宗教教义为由,无故殴打、伤害饮酒人员、损毁烟酒商店,破坏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 62、破坏“三老人员”坟墓。 63、破坏公用设施,损毁各类宣传栏,偷盗和损毁清真寺内国旗,悬挂、张贴“圣战”旗帜、标识等。 64、炒作、利用花帽、妇女蒙面等涉及民族宗教的敏感问题,煽动、串联、非法组织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 65、设立“宗教法庭”,用宗教教义强行裁判纠纷、对他人实旅经济处罚或体罚,妨害国家司法。 66、制作、贩卖、销售、运输、传播具有宗教极端内容的书籍,光碟、多媒体卡以及“吉里巴甫”服等物品。 67、在待售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中放入或利用维修之机放入宣扬极端思想的文字、图片、音视频文件。 68、 频繁使用“翻墙”软件登陆境外宗教极端网站,浏览、下载、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电子书或音视频文件 。 70、利用手机微信等社交软件以及U盘、MP3, MP4、多媒体卡、移动硬盘等方式传播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 71、积极组织、参与非法学经活动,并组织观看“伊言拉特”、“圣战”等内容的音视频资料,或在公开场合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72、利用互联网、传授制毒、制爆技术,组织、策划“圣战”、“伊吉拉特”等暴力恐怖活动,或利用互联网和手机应用,传播涉恐涉爆网站网址、音视频链接。 73、利用手机短信及微信等社交软件传授制毒、制爆技术,组织、策划“圣战”、“伊吉拉特”等暴力恐怖活动。 75、组织、参与“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团伙,策划实施暴恐活动。
个人分类: 日志|967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 步步为营(赢)-- 新疆将把宗教工作纳入法治化管理
热度 11 jerf71 2014-11-30 12:19
2014年11月30日 为充分发挥法制的引领规范作用,应对新疆宗教事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人民日报报道,记者从此间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获悉,《条例》新增18条,其中法律责任10条。同时,对原先条款中法律责任含糊的作了进一步明确,做到违法必究。 《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数字出版、互联网、移动电话、移动存储介质等收听、收看、存储、持有、制作、复制和传播破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等内容。如违反规定,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相关设备,取缔相关网络;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据了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颁布迄今已经20年。20年来,新疆宗教事务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如境内外“三股势力”相互勾连,利用互联网、QQ、微信平台等传播暴恐视频和宗教极端思想,利用宗教干涉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等。如何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对宗教事务条例进行修订完善,充分发挥法制的引领规范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称,修订新疆宗教事务条例,是将宗教工作纳入法治化管理、推进新疆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疆方略、推进法治新疆建设、推进新疆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搜了一下,还没看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的全文,附载二篇新闻(自行度娘): 新疆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是民心所向 新疆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是民心所向 重点是: 《条例》在总则中就落实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做了规定,同时,贯彻“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条例》还突出了地方立法特点,一是突出条例的针对性,新增条款18条, 重点就总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作了补充修订。在操作性上,比如针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条例增设具体条款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四个不得”等规定,让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处置层面既有政策规定,更有具体法律依据。 新修订的《条例》有60多条,相比过去更加完善,内容涵盖全面,界定清楚,是今后宗教工作的一个法律准绳。 正式宗教活动场所建好后要拆是难了一点(不发房产证?),但 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却是可以控制的。特别是 宗教教职人员一定要持证上岗,很多职业资格可以取消,(各种) 宗教教职人员资格一定要考试认证,不限于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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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书记张春贤:实行民族平等的计生政策
热度 10 silentdarkness 2014-8-7 00:03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1/41402420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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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立此存照,南方系和中华网上的同一篇文章的转载
热度 18 天狼星 2014-8-5 12:44
文章来源,天山网, 近日,一篇《一个南疆一线公安局长的感悟》,在网上引发网友的热潮。该文作者马飞,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8月3日,“最后一公里”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http://www.ts.cn/homepage/content/2014-08/04/content_10297428.htm 接下来看看南方系和中华网对此文的转载,南方系基本还是全文转载了,但是中华网的转载加了很多东西 南报网:http://www.njdaily.cn/2014/0804/906808.shtml 中华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2/46/30/0_1.html 作为对比,交替贴出每一段文字,南报网的用蓝字,中华网的用红字。 ×××××××××××××××××××××××××××××××××××××××××××××××××××××××××××××× 一个南疆一线公安局长的感悟 ——马飞 自治区党委近两年采取了多项部署,最有效的应该是警务室进村和三民工作组进村,这两项措施对恢复已瘫痪的基层组织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撑。 身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公安局局长,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和我的第二个故乡,打心眼里地为自治区党委的英明决定点个赞。我在南疆从事公安工作近38年,上世纪90年代末和极端宗教、暴恐活动交上了手。下面我谈谈在一线的斗争的感悟,供同行们交流。 一个南疆一线公安局长的感悟 当前,新疆暴力恐怖活动达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自治区党委近两年采取了多项部署,最有效的应该是警务室进村和三民工作组进村,这两项措施对恢复已瘫痪的基层组织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撑。身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公安局局长,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和我的第二个故乡,打心眼里地为自治区党委的英明决定点个赞。我在南疆从事公安工作近38年,90年代末和极端宗教、暴恐活动交上了手,下面我谈谈在一线的斗争的感悟,供同行们交流。 一、新疆是一片宗教的净土,上世纪80—90年代,新疆的清真寺井喷式发展,超过24000座,达到了世界宗教的发达水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宗教管理部门需要重新认识,以便更好地掌握实际情况。 一、新疆本是一片宗教的净土,80年代前新疆的清真寺也只有几千座,80–90年代新疆的清真寺井喷式发展,超过了24000座,达到了世界宗教的发达水平。这是当时新疆糊涂的政治家和宗教管理部门造就了今天新疆这片宗教狂热的沃土,我们的宗教管理部门俨然成了宗教的发展部门,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他们难辞其咎。   二、当前新疆的暴恐活动都是由非法宗教和宗教极端发展而来的。打击暴恐要打提前量,重点打击宗教极端,如果等宗教极端分子修炼成暴恐分子再打就晚了。 二、当前新疆的暴恐活动都是由非法宗教和极端宗教发展而来的。打击暴恐要打提前量,重点打击极端宗教,如果等极端宗教分子修炼成暴恐分子再打就晚了。   三、防范是一项必须做的基础工作,但要知道成功的防守是很难的。记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不断地深入、不断地研判、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摧毁, 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制胜之道。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防控的力量投入大,侦查的力量、办案的力量、打击的力量相对不足,有时捉襟见肘,很多手里的线索无法及时消化,导致打击不力,不及时,防不胜防。 三、防范是一项必须做的基础工作,但要知道成功的防守是很难的。北京、昆明、乌鲁木齐防守住了吗?和田、喀什、阿克苏、吐鲁番防守住了吗?记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不断地深入、不断地研判、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摧毁,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制胜之道。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防控的力量满街都是,侦查的力量、办案的力量、打击的力量明显不足,捉襟见肘,很多手里的线索无法及时消化,导致打击不力,不及时,防不胜防。我们的上级指令机关虽能及时下达严打指令,但缺乏对除了管控和防范还有多少力量能严打和深挖的研判,这也导致严打不断深入,形势依然严峻的局面。    四、但凡辖区内有宗教狂热的地方,并“盛产”暴恐分子,那这个地方一定有“热源”,一定有“热点”人物,有幕后黑手。要利用我们手里的一切资源对这个地区进行摸排、研判,发现并摧毁,这是一个局长的基本功。对辖区的极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打击暴徒不可松懈,松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四、但凡辖区内有宗教狂热的地方,并“盛产”暴恐分子,那这个地方一定有“热源”,一定有“热点”人物,有幕后黑手。要利用我们手里的一切资源对这个地区进行摸排、研判,发现并摧毁,这是一个局长的基本功。2012年的“6.29”劫机案和2013年的“11.9”伊吉拉特案我们辖区有多人参加,之后我们对辖区5个宗教“热点”地区进行了认真的摸排和研判,最后查获7名野阿訇(阿訇为波斯语,意为老师或学者,是维吾尔等民族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野阿訇是不经政府批准的非法传教人员–编者注),仅来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野阿訇就2名。对辖区最不放心的极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请别给我谈什么犯罪的构成要件,要件成立了,人头就落地了。打击极端宗教宁可过激不可放纵,放纵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五、 多少年来的反恐和专案,靠的是基层派出所、公安局、一线的专业力量和基层特警。他们用最简易的装备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绝大部分反恐任务, 我们天天在一线指挥着管控、防范、侦查、专案和打击,我们就是专家,我们就是精英。 五、不要迷信什么雪豹、猎鹰,不要迷信领导视察时各方力量强大的展示和华丽的表演,也不要迷信上面的反恐专家和反恐精英,多少年来的反恐和专案靠的是我们的基层派出所、公安局、一线的专业力量和基层特警。我们用最简易的装备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95%以上的反恐任务,我们天天在一线指挥着管控、防范、侦查、专案和打击,我们就是专家,我们就是精英。   六、一线的基层民警是承担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群众的保护者,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关爱他们,心疼他们,他们为新疆的稳定付出了太多太多。 六、我们建国已近65年,可是宪法第134条,刑事诉讼法第9条依然规定在民族地区必须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进行诉讼,说白了就是藏族人犯罪由藏族人来处理,维族人犯罪由维族人来处理。国家的法律不用国家的语言文字来执行,真是中国特色。美国印第安人犯罪可能用印第安人的文字语言诉讼吗?法国的吉普寨人犯罪会用吉普寨人的语言和文字诉讼吗? 七、我们一线的基层民警是承担我们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关爱他们,心疼他们,不要有点事就求全责备,他们为新疆的稳定付出了太多太多。    七、 广大的维吾尔干部、民警、群众,是新疆反恐的中坚力量,离开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   请相信,我们始终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绝不会后退一步! 八、广大的维吾尔族干部、民警、群众是我们反恐的中坚力量,离开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面临今天严峻的形势,面临着流血牺牲,请相信我们始终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绝不会后退一步。热血洒边疆铁血铸警魂斩尽左拉旺立马横刀我怕谁注:左拉旺,维语“暴徒”的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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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和田围捕恐怖分子现场
热度 42 MacArthur 2014-8-4 23:51
和田围捕恐怖分子现场
新疆暴徒被击毙最后现场内部曝光(高清组图) 这地方植被可真茂密。。。 完全不是想象中新疆的样子。。。 小小吐槽一下:就不能给一线公安配好一点儿的枪么?真要有伙恐怖分子冲这二位过来,就算一人一支小七九还不一定能挡得住呢,何况两把小手枪。。。 反了这么多年的恐,咋还是装备不足呢? 这个要么是摆拍,要么就更成问题了:后面的这二位完全是“你上去,我掩护”的架势,看身体姿态,压根就没有上前支援的意思。。。 更可怕的是他俩躲在第一队员的身后(秃顶大叔直接枪口顶着人家背心;持手枪的,射线早晚也会被第一队员给封死),冲上去的这位,一旦门口出现突发情况,完全不会得到后面这二位的任何帮助 -- 不挨他们的乱枪就已经是万幸了。。。 用不着啥特种训练也能知道,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有杆枪从右边封住里头的角度 -- 偏偏镜头右边没人。。。 也可能是有人咱看不到。。。
个人分类: 时事|2780 次阅读|25 个评论
分享 正能量,新疆的未来
热度 27 沉宝 2014-8-4 14:27
是不是有人被7.5以来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搞得失去信心了?看了下面的节目你就会意识到维吾尔族人中认同中国,希望学习汉语还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只要国家沉着冷静,百年树人,那些分裂势力很可能就是秋天里的蚂蚱。 视频链接: 央视 YouTube
963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 新疆暴恐份子,这简直就是金条啊
热度 37 silentdarkness 2014-8-4 00:48
新疆3亿元奖励所有参与围捕暴恐团伙群众 墨玉县警民获奖423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拿出3亿余元奖励所有参与近期围捕专项行动的群众及相关人员。今天(8月3日)下午,新疆和田地区地委、行署在墨玉县召开“8·01”围捕专项行动表彰大会,对参与围捕行动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参与“8·01”围捕暴力恐怖团伙专项行动的公安民警、基层干部、群众等47名先进个人每人奖励1万元,对墨玉县人民武装部生产连、墨玉县公安局普恰克其乡派出所等12个先进集体共奖励70万元;对6名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每人奖励10万元;同时对和田地区公安局、于田县参与“8·01”围捕专项行动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进行奖励。
823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 霍霍,新疆这是大开杀戒了
热度 64 晨枫 2014-8-3 07:29
“新疆政府门户网站天山网周六(8月2日)发布消息,通报莎车县“7·28”暴力事件细节,称案件造成37名群众死亡、警方击毙暴徒59人。” 报道说,当天下午,自治区召开党委会议,通报莎车县7月28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情况”。 报道说,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通报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一起境内与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8/140802_xinjiang_attack_detail_released.shtml 一次行动中击毙59名暴徒(可能是同一地区不同地点?),这说明了中央已经决心开杀戒了。谁要是敢聚众暴力袭击,那就格杀勿论!谁要是敢往枪口上撞,枪口不会躲闪!看看这样能不能刹住新疆的暴动势头。
2095 次阅读|39 个评论
分享 [转载备忘]theatlantic上一篇描述新疆民族关系的好文
热度 7 punishment 2014-8-1 02:52
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9/the-uighurs-chinas-embattled-muslim-minority-are-still-seeking-an-identity/280065/ 文章略长。一好在不偏袒,如实描述各方观点,并不因为作者是环球英文版编辑就把立场摆出来,各方的观点都注明是感受,不去试图“找出真相”,而是通过各方观点的罗列和对比勾勒出一个复杂问题的各个角度。二好在工作细致,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搞清“民考民”、“民考汉”,族间婚姻状况,一个简单的“警察不抓维人”能找出警察的理由、维族犯罪团伙的伎俩、警察的应对,还能跳出这一问题指出这一矛盾如何激化了民族间紧张关系,真是不简单。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敬佩的新闻报道。 建议存下来,日后如果有欧美人问起这个问题就叫他去看这篇文章。 可惜,这样的文章在英文世界是不受欢迎的,评论栏里面最好的评价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只有真正不持预设立场只想了解事实的人才能看懂这篇文章。 The Uighurs, China's Embattled Muslim Minority, Are Still Seeking an Identity Xinjiang's largest minority group still exists uneasily within the Chinese state—and there's little Beijing can do about it. JAMES PALMER SEP 27 2013, 12:37 PM ET 0 in Share More Ethnic Uighur customers select goats at a fair on a street in Aksu,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William Hong) In the winter of 2009, I was spending my weekends in the northeast Chinese city of Tangshan, and eating most of my food from the far-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Like many minorities, the Uighur, the native people of Xinjiang , have made their chief impact on mainstream culture through cuisine. I have always favored their ubiquitous restaurants when traveling.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unfamiliar about the place I usually ate at in Tangshan; the waiters were young children. Two solemn little girls of about eight, wearing Muslim headscarves, would take my order and relay it to the kitchen, occasionally joined by their plump-cheeked older brother. Putting the kids out front echoed the Chinese depi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regularly represented—as in the 2008 Olympic opening ceremonies —as children. It created a familiar, comfortable world for the majority Han clientele, especially since the kids, unlike their parents, spoke fluent Mandarin. When the back door opened, I sometimes got a glimpse of another world; a cluster of Uighur men and one woman smoking, cooking, and joking in their own language, entirely isolated from the diners. After we had gotten on familiar terms—I let them play on my laptop—I asked the girls when they started working as waitresses. “In July,” they said. It wasn’t surprising that the restaurant might have wanted a friendlier face at that point. That was the time that a Uighur mob had tried to murder one of my friends. When the back door opened, I sometimes got a glimpse of another world; a cluster of Uighur men and one woman smoking, cooking, and joking in their own language, entirely isolated from the diners. I had met “Bruce” Li by chance on the Beijing subway in 2007. I was wearing a t-shirt emblazoned with a Swedish flag, and he greeted me with “ God kvell ,” then switched to English after my confused “Huh?” A scrawny, smiley Southerner, he had just finish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linguistics and spoke four foreign languages even though he had never been overseas. We became friends; his careful, sympathetic interest in the world, books, and other cultures was a pleasure. He was leaving Beijing that fall for a Ph.D. at Xinjiang University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Urumqi. Language, like so much else, is contentious in Xinjiang, where many Uighur grow up learning, at best, rudimentary Mandarin ( putonghua ), China’s official language. For most Chinese citizens, mastery of Mandarin is a priority. Local “dialects” are discouraged in the media and in education, and heavy accents turn many employers off. Yet th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as surprisingly flexible from the start when it came to the ethnic minorities, giving minority tongues equal status as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ir own region, establishing minority-language schools, and encouraging Han cadres sent to the border regions to learn the local languages. Chinese bank not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written in five different scripts, including Uighur. Among the Uighur, however, the policy has created two distinct groups: the minkaohan , minorities educated in Mandarin, and the minkaomin , educated in their own language. Minkaomin education is not taken seriously by non-Uighur employers, and not speaking Mandarin shuts minkaomin graduates out of jobs. In turn, they often resent minkaohan students as opportunistic and unfaithful to their own heritage. Li was interested in what language, Mandarin or Uighur, minkaohan used when they met each other, especially with a third-party present. Beyond his work, he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the landscape and the culture. We talked over e-mail, and he wrote me lyrical descriptions of driving to dunes and mountains, of being hosted at Uighur banquets, and of the flight of birds in clear skies. While most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stuck with their own, he deliberately lived outside the school in a Uighur area, with three Uighur roommates. He became trusted enough that “people were always showing me maps of East Turkestanand saying ‘Look, this is our country.’” Maps are another bitter topic in Xinjiang, since they are almost always published exclusively in Chinese, despite the region’s bilingualism, and the name “East Turkestan” is a rallying point for Uighur nationalism. Use of the term without qualification—as in “the so-called East Turkestan”—is highly risky. By displaying the maps, mostly copies of pre-P.R.C. Western or Russian documents, Li’s friends were re-assert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even as they invited him into their circle. It was a simple message: Our country was here before your people were. On July 5, 2009, Li was shopping with other students in the Grand Bazaar, one of the city’s main tourist attractions. A Polish girl with him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 Uighur friend, who told her there was trouble brewing in the city center. They went to see the protest , which had taken an ugly turn. There were shouts, banners, and no sign of the police. As they watched, people began overturning cars, and they decided to split up and head home rather than risk serious trouble. Li forced the escape window at the back open, and ran, still holding his watermelon. Some of the Uighur ran after him, holding knives. He threw the watermelon at them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lleys. Li was on the bus by himself, balancing a watermelon on his lap, when a crowd of young Uighur men, many of them waving knives, blocked the vehicle’s way. He raised his phone to take pictures and his seatmate, an older Han man, grabbed it from his hand, hissing, “Don’t aggravate them!” The mob began rocking the bus from side to side, the passengers, mostly Han, screaming. The bus toppled. Several men dragged the driver out, and, as Li told me a few months later over dinner in Beijing, “cut off his head.” (“Jesus fucking Christ!” I said loudly, startling the people at the next table.) Li forced the escape window at the back open, and ran, still holding his watermelon. Some of the Uighur ran after him, holding knives. He threw the watermelon at them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lleys. Eventually he found a group of other non-Uighur and took refuge in a hotel, where the staff sent them up to the 19th floor, shut down the elevators, and barricaded the staircases. He could hear shouts from below, chants of “Kill the Han, smash the Hui , drive the Mongols out.” I heard similar versions of the chant later from other witnesses. Although sometimes the order of other groups was switched up, or the verb changed (“Cut the Kazakhs!”), the first clause was always the same. He stopped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once the gunfire started, sporadic bursts in the night after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China’s paramilitary force, entered the city. The next day, police escorted him back to the university, where the students would be locked in, guards outside, for another week. On the way, he saw dozens of bodies strewn about the streets. “There were children,” he told me, shivering, “and a pregnant woman, with her stomach cut up. You know how I used to want to be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I don’t know how they can stand it, to go to places and see things like that. They must have very hard hearts.” On the first night after the riot, he and the other non-Uighur students seriously expected to be attacked again. They barricaded the dorm and carried sticks and knives. “One of my Uighur friends gave me his knife,” he said drily. In the next few days, they watched with black amusement reports on Chinese television about how ethnic unity had been restored to Urumqi, and the mutual love between Han and Uighur could not be destroyed by terrorism. “They were boasting about how the bus system had been reopened—but the people on it were all plainclothes policemen.” Li’s life inside the Uighur community was shattered. Now, whenever he was the only Han around, the fear came back. He avoided his former roommates, and when he saw them again, “they were with a group of other young Uighur, people I didn’t know. They were talking very fast, so that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m, and staring at me.” His paranoia was shared. Fear pervaded Urumqi; Aweek after the riots, stories started to spread that Uighur, or Han, depending on which side you talked to, were injecting AIDS-infected blood into random strangers in crowds. It was an old urban myth, the source of an outbreak of panic in Beijing and Tianjin in 2002, but tinged with ethnic hatred. Thousands of people queued up for HIV tests at local hospitals. A city already largely segregated by race solidified its boundaries; large portions became, in the perception of both Uighur and Han, no-go areas for those of the wrong ethnicity. It eased a little in the two years until he left, but only a little. *** Despite everything, Li still made an effort to sympathize with and understand Uighur positions. It was an approach made in part possible by his reading in global linguistics, a field concerned with power, domination, and endangered cultures. He had a vocabular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at most Han lacked. The Urumqi riots in 2009 were the worst inter-communal violence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least 194 people were killed. Most of them were Han, although there were also Uighur deaths—rioters, small shopkeepers targeted by the mob, and others caught in retaliatory Han violence. Retaliation was restrained by the swift arrival of the paramilitary forces and other state authorities, who made serious and laudable efforts to prevent revenge killings, even as they made fair game of any young Uighur man foolish enough to stay on the street that night. Police talked down, and occasionally tear-gassed, large Han crowds, vans blared messages to return home and stay off the streets, and official material strongly stressed ethnic reconciliation and the “terrorist” rather than “Uighur” nature of the attacks. But many Xinjiang residents had accounts of violence elsewhere in those days, inspired by the pogrom in the capital. The bulk of these stories were accounts by Uighur of Han revenge attacks when “several” or “a dozen”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conspired to cover it up. By the time they reached me, though, these stories were second or third-hand: “My brother says that he heard in his town three young men were beaten to death by the Chinese.” Some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terrorists” and the ordinary Uighur who were happy, faithful, and loyal to both State and Party. Chinese media emphasized Uighur victims and the “innocent” or “civilian” nature of those attacked. In official Chinese media, the riots were filtered through only one lens: terrorism. It was an approach adopted after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to piggyback the U.S. war on terror, though it found little sympathy overseas, save with the Russians attempting the same thing with Chechnya. Chinese State media blamed the riots on “Muslim terrorists” bewitching the young with their seductive words. Rebiya Kadeer, an exiled Uighur leader in the States, and her World Uyghur Congress (W.U.C.) were accused of being behind the attack, as, it seems, they are of everything that goes wrong in Xinjiang. In reality, the W.U.C.’s involvement was limited to some faxes informing them of the protest as it happened, followed by slightly delusional press releases in which the W.U.C. accused the police of starting the violence by firing on unarmed Uighur. Some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terrorists” and the ordinary Uighur who were happy, faithful, and loyal to both State and Party. Chinese media emphasized Uighur victims and the “innocent” or “civilian” nature of those attacked. Over this year’s long summer of violence in Xinjiang, Chinese State media applied this the same language to every incident. There was the killing of social workers in a bloody fight between the police and what may have been a genuine terrorist cell, a criminal gang, or just a half-dozen angry young men. Even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workers” is disputed; Chinese media depicted them as saints seeking only to do good, but “social work” in Xinjiang often translates to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Uighurs. By the time of the June attacks in Shanshan, where another 27 people were killed, the attackers had stopped being “rioters” or “criminals” and become straightforward “terrorists,” linked by state media to the Syrian civil war . Terrorist groups have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attacks in Xinjiang, though the extent of their activity, like just about everything else, is hotly disputed . Chinese authorities single out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for special demonization, but there is doubt as to whether ETIM is an organized body or whether the name is adopted by smaller, more isolated groups on an ad hoc basis. There are bombings or armed assaults every few months. But there were ways of looking at the Urumqi riots that made more sense than the vision of young Uighur led astray by wicked mullahs, or the ideal of perpetual Uighur innocence put forward by exile groups such as the W.U.C. For me, the resonance was with both ethnic massacres and anti-colonial violence; Bosnia, India, and, most particularly, Algeria’s cycle of atrocity and reaction at the end of France’s colonial rule in the 1950s. In Algeria, as in Xinjiang, the authorities ostensibly promoted ethnic harmony while systematicall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locals and favoring an increasingly embittered population of settlers. The French may not have pretended that Algeria had always been France, as the Chinese do Xinjiang, but unlike their other African possessions it was a French department , and Algerian schoolchildren began their history lessons with “Our ancestors, the Gauls …” Fueled by humiliation and dispossession, Algerians committed atrocities against the French, especially the settler population, and were the target of atrocity in return. But pointing out such parallels is not only taboo in China, but almost literally unthinkable.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ar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China, not things that Chinadoes. A Russian friend, doing a thesis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Qing and Russian competition for Siberia in the 19th century, wrote of “Chinese imperialism” in one of his papers. “Only foreigners can be imperialists,” his teacher sternly told him. As its name, which literally means “New Frontier,” suggests, Xinjiang was barely and rarely under Chinese control for most of the empire’s history: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conquests of 1745 that it fell under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even then it was left largely to its own devices. Other minorities, like the Mongols and the Hui, scythed their way into China's history books, whether as rulers, raiders, or rebels. Whatever other identities they have, their history is tied up with China’s as much as Ireland’s is with England. The Uighur were, and are, marginal. 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recent attempts to grandfather in a continuous Chinese presence are both absurd and deeply resented. More From ChinaFile Chongqing Officials Mired in Web of Sex, Lies and Video What Can China and Japan Do to Start Anew? Beijing’s Air in 2013 or Ground Zero’s After 9/11: Which Was Wors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triumphant march” across Xinjiang in 1949, defeating Uighur and Kazakh “rebels,” introduced the Han to Western China for good. Older Han who spent time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through the 1970s are often nostalgic for what they see as a time of joint prosperity. “We got on very well,” remarked Ren, a Beijinger in his early eighties sent by the government to work and settle in Karamay,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We learned some of the language, we had lots of Uighur friends, we used to go and eat in each other's houses ... I think the problems now are just caused by a few people.” *** Today, Uighur-Han ethnic relations are the most bitter in China. On the Uighur side, the reasons are obvious; as they see it, the Han are occupiers, invaders, and despoilers. Uighur conversation, particularly among men, is full of casually derogatory references to the Chinese. The state and the locals in Xinjiang literally keep different time—State institutions, and most Han, go by Beijing time, universal across the country, but Uighur keep time by the geographical reality of their time zone, a difference of two hours, while local businesses oscillate between the two. In practice, Uighur switch easily between “Xinjiang time” and “Beijing time” and confusion is rare. But many Han, segregated in communities under Beijing’s watch, stick only to one clock, preferring a government-approved rhythm of the day over a more natural one. Uighur asked the time by unthinking Han will give Beijing hours if they want to help, but local time if they feel mischievous. The bitterness grew sharply in the 1980s, following China’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e chief cause was the influx of Han to Xinjiang, going from a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o numbers equal to the Uighur. (Xinjiang demographics are as contested as everything else, unsurprisingly.) As mining and oil development opened up Xinjiang’s wealth, Han arrived to take, in the Uighurs’ view, the lion’s share. “We should be as rich as Saudi Arabia,” one Uighur day laborer told me as we shared beers on a construction site in Beijing this summer. And as Han poured in, Uighur poured out. Like everybody else in China, the Uighur move for work. With the Han arrival, too, jobs for Uighur became scarcer, and the diaspora spill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gulf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has spoiled even genuine efforts to reach between them. Take music, one of the very few areas where Uighur have a positive reputation in wider Chinese culture. Uighur songs are famous, but they’re also stripped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mostly sung by Han women wearing minority costume, like new “First Lady” Peng Liyuan. It shows all the respect of 19th-century ethnic European performers wearing moccasins and singing about Hiawatha. Even Uighur performances are forced into a syrupy mess of “ethnic harmony.” But then there are people like Wang Luobin, a Han musician who was the first to popularize Uighur music. Wang travelled throughout Xinjiang in the 1950s, recording and adapting Uighur tunes out of a genuine love for the music and the culture. Imprison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led another revival of Uighur music, adapted for Han ears, in the 1980s. In a better world, he would have been a bridge between two cultures; instead, he is despised by many Uighur for stealing their songs . Today within Xinjiang, official policy toward the Uighur can be surprisingly sensitive, but the application is cack-handed. A halal option is provided, at least in theory, in the canteens of every State institution in China, but university staff force Xinjiang students to eat during the daytime during the Muslim holy month of Ramadan. Uighur, like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are allowed two or three children rather than one, but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patrol villages peeking into bins for evidence of menstruation. The meshrep , a traditional male Uighur gathering, is on UNESCO’s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for China, but “illicit” meshrep are banned and groups of young men often broken up by the police. “It’s true we don’t like to deal with Uighur,” he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aperwork to fill in, and ethnic issues are sensitive. If we do the wrong thing, we could get in trouble ourselves." Han officials are encouraged by official directives to learn Uighur, but,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excellent Uighur-Chinese textbooks, it is rare for any of them to make it past the level of “Hello.” In official interactions, the burden is on the locals to make themselves understood, though Uighur officials often serve asintermediaries for monolingual compatriots. There is a thriving Uighur publishing industry, but dozens of Uighur writers, historians, and poets have been jailed for their work. Officials are given lectures on respecting Islamic values, but police toss Korans to the floor during raids on “illegal” madrassas. Outside the state level, Uighur experience routine discrimin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t a level that even State media has acknowledged and deplored. It is rare for hotels in central or east China to accept Uighur guests; if their names or ID cards don’t give it away during the booking, they’re turned away without explanation or apology when they try to check in. Even Han with a hukou (resident permit) from Xinjiang sometimes face similar discrimination. Uighur travelers rely on “no-show motels,” illicit hostelries which don’t require ID from their visitors, or on kinship and friendship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We can’t stay anywhere but with our own,” a Uighur student visiting Beijing told me. He ended up in a dorm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being turned away from every hotel he tried. Among the Han, the popular dislike for Uighur is more complicated. Some of it is simple resentment against minorities. Uighur and Tibetans are seen as ungrateful recipients of national largesse, especially since huge sums of money have been poured into China’s “backward” and “uncivilized” Western regions. From a grassroots Han perspective, the minorities get all the breaks: more generous social welfare, the leeway t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lower score requirements to get into college, reserved spots in local government. Much of this is a matter of perception: Xinjiang’s welfare benefits are the same as for other provinces, but because unemployment among the Uighur is so high, Uighur are far more likely to be living off the dole, sometimes combined with gray income. Uighur sociologist Turgunjun Tursun put it sharply in a March 2012 article for The Global Times newspaper: “Ignor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ethnic minorities have to endure to survive in mainstream Han society while whining about so-called ‘reverse discrimination’ is ridiculous.” But those difficulties are largely invisible in the media, and largely meaningless to ordinary Han who have plenty of hardships of their own. “How can they expect us to give them jobs,” complained an Urumqi-based employee of State oil firm Sinopec, “when they can’t even be bothered to lear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s like Jay Dautcher , the Uighur refusal to participate in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is near-absolute. Jorge Rios, a young Mexican writer who works as a waiter at a large Uighur restaurant in Xinjiang, described how “the TVs are never tuned to Chinese television and they never play Chinese songs. Instead they bring in DVDs of Central Asian or Turkish television.” Han often identify Uighur with Islam, which they can see as being both backwards and foreign. The refusal of Uighur to eat pork, which is ubiquitous in Chinese food—even in vegetable and tofu dishes—is a source of considerable curiosity and amusement; Uighur dining out with Han socially often face pressure to chow down on the forbidden meat. On Chinese State and social media, there was bitterness, and some gloating, over the supposed discrepancy between official U.S. treatment of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bombers of the Boston Marathon on April 15 and the general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the Xinjiang killings eight days later. My Chinese friend Qian Li, studying in London, posted “Whenever a local kills in the U.S., that’s sad; whenever a Muslim kills, that’s evil; whenever a Muslim kills in China, that’s the evil Communists!” Yet Islam, ultimately, is a secondary issue in the way Han see the Uighur, however critical it can be as both a symbol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Xinjiang. The bulk of China’s tens of millions Muslims are not Uighur but Hui, virtu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Han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Members of other traditionally Islamic minorities are considerably less likely, in my experience, to be practicing Muslimsthan the Uighur, although there is a growing, quiet Islamic revival. The most common image of Uighur among the Han is not that they are Muslims, or terrorists, but that they are criminals. It is commonly held, for instance, that Uighur peddlers force local Chinese businesses to buy huge quantities of the sweet nut cakes ( qiegao in Mandarin) they sell in every city center, as part of their protection rackets. And many Han believe that the police ignore Uighur crimes, unwilling to get involved in prospective ethnic conflicts that might bring unwelcome attention from superior officials. “If a Uighur is arrested, he just slashes himself with his blade, and then the police don’t want to touch him because if he’s hurt, they have to take him to hospital and pay,” I was told by an earnest young woman keen that I should understand what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police were in. All of these stories contain trickles of truth. In a notorious case last December , after an all-out brawl between Uighur nut cake vendors and local businessmen in Yueyang, Hunan Province, the businessmen were forced by the police to fork over a reported 160,000 RMB ($25,700) in compensation. Some of the money was to pay for hospital costs for the injured vendors and damaged motorcycles, but 96,600 yuan was for the ruined nut cakes. I talked over the Internet to a police officer surnamed Wu (who, as many officials do, declined to tell me his first name), also in Hunan. “It’s true we don’t like to deal with Uighur,” he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aperwork to fill in, and ethnic issues are sensitive. If we do the wrong thing, we could get in trouble ourselves. So we, and the chengguan , often leave them alone.”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walk across the People's Square while on duty to block residents from getting into its center in Urumqi on September 4, 2009. (Nir Elias/Reuters) The Uighur benefit, to some degree, from their difference: Han witnesses are strikingly unlikely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m by any characteristic other than their ethnicity. Yet judging by Uighur accounts of police brutality, the relationship is cyclical; While police, as Wu says, often ignore minor Uighur offences for fear of extra hassle from their superiors, they resent having to do so. When they have an excuse to actually make an arrest, it goes worse for the Uighur as a result. Coming out of the Tuanjiehu subway station in Beijing this June, my friend noticed a heavy police presence. I went down and asked one of the local three-wheeler drivers what the cause was. “There were a couple of Uighur hawkers here the other day,” one of the drivers said, “So the police wanted to drive them away before so many of them showed up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Even the blade story may have roots in reality. Dave Lyons, a former Xinjiang resident, recounted to me being told by a Uighur police officer in Xiamen that police stations commonly had Uighur officers whose role was to deal with gangs of Uighur child beggars, and to stop the kids from slashing themselves when caught to try to force the police to take them to hospital rather than jail. The sheer distinctiveness of the Uighur, immediately recognizable by their Turkic features, works against them.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Uighur protection rackets. But in my experience, non-local Chinese crime is based upon regional affiliation networks: Henan gangs, Hunan gangs, Hebei gangs, Hubei gangs—criminals, like other migrant workers, stick to their own, whether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village, the same province, or the same ethnicity. But when somebody sees a street vendor pushed up against a wall and threatened by ordinary thugs, the witness can’t tell whether they’re from Anhui in the south or Heilongjiang in the north. When it’s done by Uighur, they’re immediately identifiable. But I suspect that, given the difficulties that Chinese often have telling ethnic minorities apart , that when it’s done by Kazakhs, Uzbeks, or other Turkic minorities, they’re usually identified as being Uighur anyway, and the reputation of Uighur as criminals grows. *** The Uighur knife is a constant worry. I’ve talked to a couple of dozen Han about the Uighur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and every one of them stressed that they carry knives every day; true, to some extent, though far more as a tool than as a weapon. Knives appear in every story of Uighur violence; the spring killings were sparked, according to the media reports, by the discovery of a pile of knives in a house, while the social workers were held hostages with “1.2 meter long knives.” Knives inspire more fear in China than in the West. Where the U.S. had school shootings, China had a rash of knife attacks on schoolchildren. Around important events, there are regulations to control the sale of knives. Even Chinese thugs tend to avoid the knife, preferring blunt, deniable weapons; despite there being almost no baseball played in China, baseball bats are big sellers online. Knives or not, the routine presence of Uighur is often read by Han as threatening. The Chinese like their minorities to be beautiful women or cute children. If they are men, they should be old, or at the least dressed in a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preferably dancing. This is typically about as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minority life as Morris dancing is of English culture, and about as dignified.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is Beijing’s Minzu Gongyuan (Ethnic Minorities Park), outside of which used to be an all-too-accurate sign in English, which read “Racist Park.” A trip through the park is like a deranged live-action version of Disneyland’s It’s a Small World ride, an all-singing, all-dancing performance from every minority,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performers women. Uighur leader Rebiya Kadeer raises her fist during a protest outside China's consulate in Melbourne August 7, 2009. (Mick Tsikas/Reuters) The Uighur presence on city streets, though, is aggressively male. All across China, Uighur men stand on street corners in little clusters, selling huge chunks of nut cake or cheap goods, cigarettes hanging out of their mouths. In contrast to the soft-faced Han, they’re often bristly and unshaven. Their stance can be slightly sly, like spivs hawking knock-offs on some East End London street in the 1950s. But when they walk, it’s not with the nervous, ready-to-dart steps of other vendors; they swagger with an easy, laddish confidence.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young Uighur men have taken to hip-hop with enthusiasm ; its defiant machismo echoes as strongly in Kashgar as Compton. There is another minority strongly identified with masculinity within Chinese culture: the Mongols. But there is a level of comfort with Mongol masculinity that does not exist with the Uighur. It fits into the image that China’s dongbeiren (Northeasterners) have of themselves: hard-drinking, hard-fighting, real men, often proud of Mongol or Manchu heritage, either real or imagined. Wang Lijun, the former Police Chief of Chongqing whose fligh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last February sparked the scandal that brought down his mentor Bo Xilai, is supposedly half-Mongolian, and was purportedly named “Unen Baatar” (True Hero) by his father. Chinese media, back before Wang’s disgrace, lauded him for his “iron-blooded” policing techniques and praised him for inheriting “the heroic styles of his famous ancestor Genghis Khan.” But Wang has been accused of being “one hundred percent Han” and deliberately switching his identity to profit from minority-directed tokenism. Such allegations of opportunistic ethnicity aren’t rare in Inner Mongolia, but are almost non-existent in Xinjiang.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ighur and other Chinese minorities is the lack of inter-marriage. Han-minority marriages are common, and many of my Chinese friends I thought were straightforwardly Han have turned out to be half-Hui or half-Miao. In Guangxi, Yunnan, and Guizhou, all areas with heavy minority populations, between 10 and 15percent of households are bi-ethnic, mostly Han-minority marriages. In Xinjiang, the rate is two percent, and most of those are marriages between Uighur and other minorities. I sparked an argument among a group of Uighur, mostly Beijing residents, by bringing up the idea of the marriage hierarchy; which other ethnicity was it best to marry into? Uzbeks and Kazakhs ranked high, and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pretty well, though there was a strong case made by one man for the Hui. (“Very good Muslims,” he said, “Better than the Uzbeks, anyway.”) There was a universal consensus, however, that the Han were at the bottom, and by a pretty vast distance. “If my sister married a Han,” one of the group, working as a computer programmer in Beijing at a Chinese firm and translating from Uighur for me, said, “I wouldn't talk to her again.” Among the Han I talked to, there was a widespread misconception that marrying Uighur women is illegal, literally. This is seen as yet another concession to the Uighur, and resented. It was true at one point, long ago; inter-marriage in Xinjiang was forbidden until 1979, in an attempt to avoid offending Uighur sensibilities. Even after the ban was lifted, though, mixed marriages remained vanishingly rare. The veil, sometimes worn by Uighur women, adds fuel to the fire of Han antagonism; they can have our women, but we can’t see theirs. I met one of the rare Han-Uighur children, daughter of a Uighur mother and a Han father. Amy, 28, preferred her English name to her Chinese one, and had never had a Uighur name that she knew of. She worked in “hospitality and entertainment for special clients” in the Middle East, though we met when she was visiting Shanghai. She was tiny and head-turningly beautiful, like an Arabian princess on the cover of a pulp magazine, with the high cheekbones and dark eyes of her mother mixed with her father’s skin tone. “I was brought up by my father’s parents,” she told me. “They used to call me and my sister ‘our pretty little Uighur.’ They meant it lovingly, but it was another way of knowing I was different. I only saw my mother’s family twice, when I was very small, and I only spoke Chinese growing up. But I couldn’t forget who I was. When I hear Uighur songs, even though I don’t understand them, they make me cry. But I don’t feel I have anything in common with Uighurs. When I see the men, I think they look disgusting.” With the fear of Uighur masculinity goes a fear of Uighur sexuality. This is most acute in Xinjiang itself. Bolo is a common Uighur word for children of both sexes, also used in compounds to describe men, meaning anything from “a good lad” to “a real mensch .” But as anthropologist Jay Dautcher points out, the Han in Xinjiang have adapted the term into Mandarin as bolangzi , “bo-wolf,” as a description of young Uighur men, with strong connotations of sexual aggressiveness. ( Selang , “color wolf,” means anything from a predator to a playboy.) As on most fraught ethnic borderlands, both communities warn their young women about the other’s young men. It was this fear that lit the long-distance fuse for the Urumqi riots. The original intent was to protest an incident in Shaoguan, far away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a week-and-a-half before the riots. There, a mob of Han workers had attacked their Uighur counterparts in a factory, killing at least two and injuring dozens. “I just wanted to beat them. I hate Xinjiang people,” one of them told The Guardian . “Seven or eight of us beat a person together. Some Xinjiang people hid under their beds. We used iron bars to batter them to death and then dragged them out and put the bodies together.” The spark for the attack was a rumor that six Uighur had gang-raped two Han girls. But there had been no rape. One of the Han girls, a 19-year-old from the countryside, had walked into a Uighur male dormitory by mistake. According to a Xinhua report published three days after the riot, she “screamed when I saw those Uighur young men in the room.” She said she had no idea why she was so frightened, but “I just felt they were unfriendly so I turned and ran. One of them stomped his feet like he was coming after me, but I didn’t realize he was just joking.” Yet that fear, and that joke, may have become real in Urumqi. It was the least reported aspect of the riots, covered up by the authorities for worry of sparking further revenge attacks, but stories circulated both online and among the Han in Xinjiang and their relatives elsewhere of gang-rapes during the riots . I heard convincing personal accounts from Han friends with family in Xinjiang of several Han women, and one Mongolian, hospitalized after rape. Many of the other atrocities recounted, from babies thrown out of windows to violated corpses, seem more dubious, though not impossible. Too often they reminded me of the alleged crimes of the Germans in Belgium in 1914, or the Iraqis in Kuwait in 1991. Atrocity stories repeat themselves, but then, so do atrocities. As with so much else in Xinjiang, it remains indi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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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新疆被拐少年:7岁被骗到东莞 每天要偷够1万(组图)
热度 18 天狼星 2014-7-23 20:50
哈里克的左腿上有一条15厘米长的疤痕,这是他被拐之后,在东莞参加一次“帮派斗争”时被对方砍伤的。 原标题:新疆被拐少年:失去了童年,但我还有未来 哈里克(化名) 18岁,新疆库尔勒人。7岁时被人骗到东莞,开始偷盗生涯,历经8年后被解救。15岁到17岁,他被安排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读学校学习,他的管教老师阿比德说,哈里克是最让自己欣慰的孩子之一。如今随母亲一家生活在库尔勒市。 【对话动机】 《爱在旅途》是一部以解救新疆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7月12日在北京某剧院上映。电影讲述了一群新疆儿童幼年被骗至全国多地,由“蛇头”威逼虐打被迫从事偷盗活动,而后被解救走上正途的故事。 库尔勒青年哈里克就是电影中的原型之一,7岁被人从新疆骗走,哈里克在广东当了8年小偷,挨打、偷盗、挥霍、染毒、混社会、夭折的初恋。“那段经历比电影残酷。” 来自新疆民政部门的统计,2011年全国打拐行动开始后,全疆各级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13838人次,3858人次被从外地接回。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哈里克决定不了自己的过去,但他有能力把握好自己的未来。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实习生 曹忆蕾 新疆库尔勒报道 现在,哈里克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家里电动三轮车的电充好没有。库尔勒城市不算小,但拉活不管远近都是每人一块钱,一天下来,好的时候能赚100到150块钱。 开三轮车的工作之前是卖炸鸡、卖烤全羊,都是辛苦而收入不多的营生。幼年的哈里克,有时一天就能偷到两三万元。“现在钱赚得少,但都是干净的,这让我心安。”他说。 “我的经历比电影残酷” 新京报:《爱在旅途》的电影看了吗?里面有很多是你的亲身经历。 哈里克:我没看过完整版本,之前有电视台记者采访我,后来节目里出现了一些(电影)片段。不只是我,那些年很多新疆孩子都经历了这一切,比电影中还残酷。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被骗到外地的? 哈里克:我两岁时亲生父母就离婚了,我跟爸爸生活。后来爸爸带我去吐鲁番打工,有天他的一个工友跑来跟我说,我爸爸把人打伤了,他要带我去找爸爸。 新京报:结果没见到爸爸? 哈里克:我被带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两三天,我们在东莞下车。这人把我带给一个叫艾哈买提的新疆老板,我说我要找爸爸,他们说“没爸爸了,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偷东西。” 新京报:那时你才7岁,很害怕吧? 哈里克:害怕,我小时候特别老实,完全被吓傻了。他们让我偷东西,我不肯,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要做个好人。 新京报:后来呢? 哈里克:他们把我关到宾馆里,之后我被交给一个叫买买提的人,也就是我的小老板,十七八岁,很凶,接下来的一周他每天都打我,用皮带或木棍,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新京报:他们会强迫你学偷东西的手法? 哈里克:你在电影里看到在热油里取硬币的场景不是编的,都是真的。有时候是一桶开水,买买提会倒进大半袋洗衣粉,再丢进一块钱硬币,让我用中指和食指夹出来。每天晚上练习,不练或练得不好就挨打。 新京报:你记得自己第一次偷东西吗? 哈里克:记得。是个年轻女孩儿,我吓坏了,把手伸到她包里随便抓了个什么就跑,当时捏在手里软软的,以为是钱,跑了很远之后一看,是包纸巾。不过那次买买提没打我,他说“这就对了,以后就这样”。 “整个童年是扭曲的” 新京报:接下来就天天去偷东西? 哈里克:嗯。一睁眼就是“任务”,刚开始每天要偷够5000块,后来是一万块。如果没偷够的话就会挨打。 新京报:偷东西时会被人发现吗? 哈里克:经常被发现,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有人发现后追着我们打骂,也有的人很好,说“你们还这么小,不要偷东西了”之类的。 新京报:当时想过求助吗? 哈里克:怎么不想,几乎天天想。但每次偷东西,买买提就在不远处监视着。我们偷东西都是开一辆面包车,小孩到街上,老板在车里。我试过逃跑,但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没钱,根本无处可逃,被抓回来打得更狠。 新京报:不能报警吗? 哈里克:那些年,除了被偷的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警察。我刚到东莞时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后来能讲一些了,我跟抓我的一个警察说,“我是被骗来的,能不能救救我?”那警察什么也没说,后来我被放了,买买提把我接回去,我看到他塞给那警察一块手表。那天晚上我又挨了一顿毒打,那之后我就不想逃了,跑不掉。 新京报:绝大多数警察还是好的。 哈里克:那是我们要打交道的另一类警察。小老板还教给我们对付警察的技巧,首先装作不懂汉语,问什么都摇头;其次是自残,我们从小就练习在嘴巴里含刀片儿,刚开始经常割到舌头,满嘴血,后来就熟练了。如果被抓了就在脑袋或脖子上割一刀,刀口不会太深,但流血一定要多,不够的话就撞墙,这样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 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向他们求助,但小老板就会派人在外面等着,况且那时还小,父母找不到,跑出去了也不能独自生存。 新京报:从小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丑恶的。 哈里克:是的,看不到希望。在东莞和我同龄的孩子,他们有父母陪着,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任务,任务。我整个童年完全是扭曲的,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我成了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那时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怎么办? 哈里克:12岁那年,我跟艾哈买提说我想回新疆找我的父母,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公安局的警察叔叔说和我父亲同名的有几万人,根本查不到。我去了原来的工地和当时住的出租屋,都已经拆了。 新京报:没找到父母,你后来又回到东莞? 哈里克:找到爸爸妈妈是我唯一的希望,找不到他们对我打击非常大。除了回东莞我真的不知道去哪儿。 新京报:后来你也成了“小老板”? 哈里克:回到东莞后,我跟艾哈买提说不想偷东西了。其实我们长大后,他就不太让我们偷了,因为容易被发现,成功率低。我就成了小老板,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小老板的工作内容就是监督和培训新来的小孩儿? 哈里克:除了那些,还要打架,要抢地盘儿,最乱的时候一两百人一起打架,因为当时广东这样的团体太多了,每个老板手下有百十人很正常。 新京报:从7岁到15岁,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哈里克:10岁或是11岁的时候,艾哈买提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很多人,买了蛋糕、吹蜡烛,用维语唱了生日歌,还送了手表给我当生日礼物。那次很开心。 还有14岁时,我偷了一个姑娘的手机,她打电话跟我哭,说手机对她很重要,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后来把手机还给了她,在还她之前我存下她的号码。她很漂亮,后来我们成了男女朋友,她对我很好,那是我的初恋。 “你们是受害者,带你们回家” 新京报:2011年你们被抓,当时想过会发生什么吗? 哈里克:以为会和以前一样,呆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去,但后来发现不一样,当时是新疆警方和全国多地警方合作,决心要解决新疆流浪儿问题。 我记得后来有新疆的警察说,“这次你们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是受害者,我们会带你们回家。” 新京报:听到这些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哈里克:不相信,其实一直到我见到父母前我都不相信,或者即使回到新疆,如果没有找到爸爸妈妈,我肯定又会走上老路。 新京报:回到新疆很快就见到了父母? 哈里克:2011年8月5日我和很多同伴被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读学校学习,23天后公安局的一位叔叔要带我见两个人,当时他没告诉我是见我的父母,相见时,看着面前哭泣的人,我开始还没反应过来。觉得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新京报:工读学校的生活是怎样的? 哈里克:当时负责我的警察叔叔告诉我,安排我们到工读学校读书不是惩罚,而是一个过渡,我认同。我没上过学,起初还挺新鲜的,但时间长了确实有点受不了。 新京报:太枯燥? 哈里克:枯燥是一方面,每天按时起床、做操、补习文化课,我们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开始时非常难。可能对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是规律,因为之前我所有的生活都是没有规律的状态,没人管,没什么要遵守。 “重新做好人不容易” 新京报: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想改变不容易吧? 哈里克:肯定很难。我当小老板后,不光抽烟喝酒,还吃过摇头丸之类的毒品。到了工读学校,什么都要戒掉,最初真的非常痛苦。 新京报:怎么转变过来呢?比如烟瘾、毒瘾。 哈里克:学校里不让抽烟,开始总想偷着出去买,但没有卖的。毒瘾要多说两句,艾哈买提和其他老板比唯一一点好的地方就是不逼我们吸毒,当时很多蛇头为了让手下的孩子完成任务,都会给他们毒品。艾哈买提没有,他知道我吸毒后很生气,有一次因为这打得我都爬不起来了。在学校也没有特别的戒毒措施,毒瘾犯了就死忍着,我也不明白,最后反正就忍过来了。 新京报:支撑你“忍过来”的是什么? 哈里克:家。7岁之后我就没有家了,我从来没想过会再见到我的家人,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见面后,妈妈告诉我她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她跟从没见过我的弟弟妹妹说我的模样,说我的耳朵会动,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我回家的话,记住耳朵会动的男孩儿就是他们的哥哥。 新京报:学校里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或事? 哈里克:我非常感谢工读学校里一位叫阿比德的老师,她像妈妈一样陪我度过最艰难的日子。我的第二个生日是阿比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给我过的,他们一起给我唱歌,祝我幸福快乐。这次,我真正感受到了爱。 在工读学校时,很多同学都偷偷说我不会变好的,我肯定受不了之后的日子。回到老家之后,有很多原来的朋友联系我,他们从工读学校出去后很快又重操旧业。但我最终烟酒和毒品什么都戒了,可以和过去彻底告别了。 “我为过去的一切感到抱歉” 新京报:现在再去想过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哈里克:像是11年前做了一场噩梦,很长,现在终于醒了。 新京报:现在要很辛苦才能赚一两千,赚钱没有过去来得容易。 哈里克:这是最不习惯的,我回来卖过烤全羊,在夜市上卖过炸鸡,现在开电动三轮车,哪个工作都很辛苦,挣不了多少钱。有时我也跟妈妈说,过去钱来得好容易啊。妈妈会马上打断我,她说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干净的钱能让人心安,不要再想以前。 新京报:有没有一件事让你真正认识到你的过去? 哈里克:妈妈花450块钱给我买了部手机,没一个月就被偷了。我非常难过,因为妈妈没什么钱。那时我就想,再也不要做过去那样的人。 新京报:丢手机之后会想到被你偷东西那些人? 哈里克:不光丢手机之后。当我开始真正靠双手赚钱,常常就会想到以前那些人,我记不得他们的脸,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是谁,但我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上网看一些关于新疆的新闻,这两年发生了好多事,让很多人对新疆有一些负面的印象,我观察到很多帖子后面提到被新疆小偷扒窃的经历,看到这些,我心里就会很难过。我为过去的一切感到抱歉。 新京报:不希望别人对新疆人有负面的印象。 哈里克:不希望。更多的新疆人是和我父母一样,一辈子都勤劳,一辈子都不伤害别人,我不希望因为那些孩子的错误让大家对我的家乡有偏见。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如果没经历这一切,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哈里克:妈妈后来又结婚了,我回家后多了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今年7岁,正好跟我被骗走时一样,全家人都很喜欢他,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他明年就上小学了,我想如果一切没发生,我的人生就跟现在的弟弟一样吧,未来有无数种可能。 我从来不知道,在外面流浪的这些年,我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我。在学校里每当我想出去,想抽烟或者毒品,就会想起妈妈的眼泪和她说过的话,就忍过来了。重新做好人真的不容易。 ——遭人拐骗、被迫从事街头盗窃的新疆少年哈里克谈当年如何戒除恶习、改过自新。 PS.前不久刚转过一篇讲毒品的帖子,这个哈里克能戒掉真不容易啊。“ 他的管教老师阿比德说 ,哈里克是最让自己欣慰的孩子之一” ,“ 有很多原来的朋友联系我,他们从工读学校出去后很快又重操旧业。”, 更多的人还是又堕落回去了,打拐和帮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人的道路不是简单的事,希望能长久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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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说两句新疆劳动力(十年前的印象)
热度 19 老芒 2014-6-6 00:53
好友可见,勿转。 03-05年的事情吧,考古工地用过维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汉族、塔吉克族,都是当地农民,基本无文化。 先说维族,主要用工是在喀什和哈密,喀什维族农民还是非常勤劳能干,任劳任怨的,我第一个工地因为是一个已经完全被破坏的工地,所以工作只是在戈壁滩上挖沙子,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早上交代任务,布置一天工作量,然后他们和我们分开各干各的,我们中午和晚上会测量一下工作进度,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务。我们工地上就我一个汉人,他们对我也没看出有什么敌视态度,不过鉴于语言不通,基本无交流。哈密的维族工作完成的也还行,不过涉及到考古的技术活,最后经过培训能起到技工作用的不超过三个。 哈萨克干活真不行,当初百十号人能出活的就一个。问过原因,基本上没干过挖土的活。 蒙古族,好吧,就一个不错的,剩下的还是适合喝着酒骑马上倒哪睡哪。 塔吉克族大部分还是能干的,也有不行的,还有偷奸耍滑的,后来为了赚钱,不少人故意磨洋工,到我某两天单独指挥几十号人的时候,我基本上采取包干政策,结果预估一天的量,不到三个小时就完事了。在工地上也颇有几个到最后能培训得干点技术活。 汉族,我用过的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汉族,能干,不偷懒,技术一点就通,可惜呀,考古所不培养技工,不然非把他培养成专业技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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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警方在和田喀什阿克苏抓获嫌犯200多人
热度 32 bamboo0530 2014-5-25 21:18
此次抓捕的涉暴力恐怖犯罪的嫌疑人基本以80后、90后为主体 共打掉23个涉恐涉爆和宗教极端犯罪团伙,抓获200余名犯罪嫌疑人,收缴200余枚各类爆炸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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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开展严打暴恐活动的意义
热度 22 silentdarkness 2014-5-25 01:00
新疆开展严打暴恐活动的意义,在于彻底纠正过去“三少一宽”的错误。 “三少一宽”的错误,说到底是领导人思想上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危害巨大,个人认为主要是两方面: 1、以政策代替法律,“三少一宽”的政策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 2、放弃了“以斗争求团结“的根本思想,这是严重的思想错误。这种错误,堪比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错误。 当然现在作为的”严打“其实也是不利于法律的严肃性的,只不过是”纠枉过正“的权宜之计而已。”纠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纠枉“,没办法的事情。 对于新疆的局势,个人认为也不用太担心。当年清末,国家内外交困的时候,左宗棠都能搞定新疆。和那时候的困难相比,现在绿教的这种鸡鸣狗盗的手法,能算什么呢?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不用担心,天塌不下来。 我看现在的领导人比“三少一宽”时期的领导人,还是成器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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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高离婚率是文化造成的(转)
热度 5 gordon 2014-5-1 19:40
对喀什莎车县阿热勒乡萨瓦拉村的实地考察,当地早婚现象普遍,男性初婚最低年龄为 14 岁,女性为 12 岁 国外不少研究都证实早婚将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如导致青少年失学、高失业率、低收入、高生育率、婚姻满意度低以及离婚率高(埃尔伍德 · 卡尔森, 1979 ;罗伯特 · 舍恩, 1975 ;克里斯汀 ·A·. 穆尔等, 1981 ;加里 ·R· 李, 1977 )。我们在和田农村对当事人的访谈也表明,十四、五岁的未成年女孩对婚姻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心理准备,往往难以适应婚后的多重角色的转换,从而使夫妻关系发生危机。 十四、五岁的未成年女孩对婚姻的权利和义务缺乏心理准备,往往难以适应婚后的多重角色的转换,从而使夫妻关系发生危机。 早婚制往往与父母定婚制相辅相成。 伊斯兰教严禁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通婚,因此,维吾尔人严格实行宗教内婚制。尤其是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农村极少有与汉族等不信伊斯兰教者通婚者。不仅如此,维吾尔人还 实行民族内婚制,并 有亲邻内婚制的风习,即亲属及近邻婚配。 维吾尔女性结婚后都与男方家人共居,从妻居家庭极为罕见,但却盛行回娘家生育头胎的习俗,不仅产妇坐月子由母亲照料,而且婴儿出生后需由娘家操办诸如孩子命名礼、坐摇床礼和满月礼,产后 40 天方由夫家带上礼物接女方和孩子回家。 我们在深访中对维吾尔离婚女性在婆家所经历的遭遇颇为同情,对她们回娘家坐月子的风俗也有所感悟和理解。由于女孩早早嫁到夫家辛苦操劳还常受到不少委屈,或 许回娘家生产对她们而言是一种补偿和短暂的享受,她们既可在娘家撒娇诉说,也可再次沐浴母爱和获得娘家人的厚待,其中一些妇女由于父母的的接纳而不再返回 婆家,或因父母的支持、纵容继而与夫家交涉、论理。 然而,不仅女儿初产回娘家坐月子,而且女儿与女婿吵架或离婚、丧偶等均可随时回父母家,兄嫂也少有讨嫌、冷遇之意。娘家是出嫁女儿永远的庇护所这一机制,无疑在维吾尔人的婚姻建立和解体中起着调节平衡作用。 动辄回娘家或与丈夫分居时间过长易加深小夫妻的隔膜,调查中发现一些丈夫在妻子回娘家生育期间难耐寂寞而红杏出墙,或一方亲属过于热心的参与也加剧了当事人的裂痕。我们所访谈的一位 26 岁的妇女,当初就因为在为孩子举行命名礼时,母亲嫌男方带来的礼物太少(仅给媳妇买了一套衣服而没有给孩子买),尽管男方父母答应以后再补而要求先把媳妇、孩子领回,但其母硬是不同意,并纵容女儿离婚。而男方在众多亲戚面前丢了丑,自尊心也受到很大伤害,于是双方在各自父母的授意下无可奈何地分了手。该被访者当时仅 17 岁,总以为父母比自己有经验,说话有道理,因此什么也没想就顺从地说“离就离吧”。后来再婚生活不如意又离婚时,很后悔当初听家人的话,总觉得第一次婚姻才是最幸福的。 贝克尔在《家庭论》一书中还指出,由于传统的伊斯兰教只允许男人提出离婚,因此,新娘和她的家庭在婚前就会要求新郎和他的家庭作出女方在被抛弃时获得一定财产的承诺 经济分析框架中的婚姻投资包括为择偶所花费的时间、精力、约会费用以及结婚的直接成本即聘礼和嫁妆等,这些大多为婚前投资且未包括感情的投入。况且,婚后为 家庭经营投入的金钱、时间、精力、劳务和感情等,无疑将付出更多的成本。由于预期收益的不足,维吾尔人常常将婚姻成本降低到最小限额: 1. 选偶成本低 维吾尔人的初婚由亲朋介绍、父母做主并很快步入洞房的较多,而再婚双方自己认识的明显较多。但即使是双方自己结识,也具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 偶发性较高的特征,即 大多是在偶尔的场合如在集市交易、一方到另一方的加工处磨面或到其铺子里买东西、理发等,或在朋友处邂逅相遇并很快同居结婚。据对和田市法院 1998 年 100 例离婚案的统计,男女双方当初萍水相逢偶尔结识的高达 60% 以上,而其他地区最高不到 5% ;此外,样本夫妻平均恋爱时间不到半年,为各地区之最短 大多数人从离异到再次结婚的间隔时间也较短,我们所访谈的对象二年内再婚的占三分之二(其中一年内达 65% , 最短的不到一月)。正如贝克尔所说,寻觅更佳的配偶“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其他昂贵的资源,寻觅的时间越长,从婚姻中获得利益的延续期也就越长”(同 上)。尽管维吾尔民族有不少宗教、竞技和民俗风情的节日和游艺活动,男女相悦的结合也为社会所认同,但以农为主的家庭经营方式和温饱型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青年男女的社会交往,而生存型、低期望的婚姻需求以及出于对家长包办的逆反,选偶者往往易将与异性的邂逅相遇视作浪漫。只是偶发的“一见钟情” 虽也会撞击出情欲的火花,但未必能持久。草率选偶的主要后果是因为当事人未能准确、完整地掌握未婚伴侣的可靠信息(人品、性格、能力等),以至婚后不久因 负面信息的迅速、大量的积聚而增加了分手的可能性。 3. 充分的再婚机会 维 吾尔男人宁愿选择离婚的妇女为妻,也不愿娶寡妇(社会普遍认为寡妇是克夫星,给寡妇的孩子当继父是一件晦气的事),因此,离异者再婚也较容易。我们在调查 中也发现,即使是初婚者在选偶时也并不在乎对方已离过婚。大量离婚男女的存在使再婚市场具有充分的交换潜力,而离异者在择偶时不那么挑剔,也使其再婚机会 递增。然而,正因为离异者再次婚姻的预期目标不高,择偶条件降低,加上社会交往范围的局限及出于对父母包办的反叛,他们与异性邂逅相识匆匆再婚的较多,由 此也影响了再婚生活的质量,并使多次离婚成为普遍现象。女性往往对以往的痛苦婚姻经历心有余悸,或为了照顾年老父母,或因自己身患疾病等较少再婚,她们的 平均结婚次数明显低于男性,如有研究表明,成年维吾尔人有离异经历者约在 75% 左右,一生中平均结婚 3.5 次(张立红, 1988 ),百岁以上老年女性平均结婚 2.6 次,男性达 5.0 次(李晓霞等, 1996 ),我们对离异者的访谈样本也显示,女性平均结婚为 2.0 次,男性为 3.8 次。 ××××××××××××××××××××××××××××××××××××××××××××××××××××××××××××××××××××××× 很多人的认识有误区,其实中国是一个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很大的国家,上述的情形在早期的汉族中同样存在。 其实是改开后,大陆经济的发展把新疆甩到后面去了,仅此而已。 为什么中国受伊斯兰文化影响那么大,这个就说来话长了,主要是蒙古人的原因。 这跟贫穷有很大关系,这就是个坑,就跳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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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新疆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奇高离婚率
热度 22 小淘 2014-5-1 14:3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80年每千人口就有4.02对夫妻离婚,是全国平均数的11.5倍,远高于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而居于首位,1999年与全国的差距已明显缩小,但粗离婚率(3.31‰)仍是全国平均数的约3.4倍,依然位居第一。 尽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离婚率在全国居首位,但由于该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口仅占 46.6% ,汉族为 38.6% ,哈萨克族占 7.4% ,其他 7.4 % ,而汉族和哈萨克族人口的离婚率明显较低,因此,维吾尔族集中居住的新疆和田地区的离婚状况或许更具样本代表性。 和田地区 1999 年的总人口为 158.49 万,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 97% ,汉族不到 3% ,是典型的维吾尔人聚居区。该地区 1999 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占 62.5% ,第三产业为 23.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1902 元,农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为 818.62 元。 该地区 1999 年结婚登记数为 20507 对,其中再婚者 19232 人,复婚总数 823 对,离婚总数为 9954 对,粗离婚率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平均数的 2 倍左右。 和田地区 1995 年的离婚数是结婚数的 57.8% , 1999 年的离婚数是结婚数的 48.5% , 1995 年和 1999 年粗离婚率分别高达 6.83 ‰和 6.29 ‰,与世界上较高地区相比粗离婚率位居前列。 据对喀什莎车县阿热勒乡和和田墨玉县扎瓦乡的调查,成年维吾尔人有离异经历者约在 75% 左右,一生中平均结婚 3.5 次(张立红, 1988 ); 墨玉县 15-19 岁年龄组有婚姻经历者中离婚或再婚的比重就占到 45.9% , 25-29 岁年龄组更达 72.1% (刘小治等, 1987 ); 阿克苏地区 82 位 80 岁以上维吾尔长寿老人结过一次婚的仅占 17.1% ,男性平均结婚 5.7 次,女性 2 次; 1993 年对南疆地区 72 名百岁以上维吾尔老人的调查也显示,男性平均结婚 5.0 次,女性为 2.6 次(李晓霞, 1996 )。 我们于 1999 年对和田市拉斯奎镇巴什拉斯奎村 1325 位已婚男女的统计表明,曾离过婚的占 91.1% (见表 2 ),所深入访谈的有离婚经历的 40 多位男女中,男性平均结婚 3.8 次,女性为 2.0 次,最多的一位曾结过 12 次婚(其中 3 次是与前妻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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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乌什县发生袭警案件 警方击毙8名嫌犯
热度 36 诸葛坚强 2014-2-14 21:39
 可惜,还是有警察受伤。  天山网讯(记者田山报道) 2月14日16时许,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一起袭警案件。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携带爆燃装置,手持砍刀,袭击公安巡逻车辆,致2名群众和2名民警受伤,5辆执勤车损毁。公安民警在处置过程中,击毙8人,抓获1人。3名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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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西北偏北:新疆照片:没有调整大小,效果未知:标题要长
热度 31 诸葛坚强 2014-1-15 08:02
西北偏北:新疆照片:没有调整大小,效果未知:标题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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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大好河山在新疆
热度 43 草蜢 2014-1-7 03:14
在俺的帖子《铁马出天山:草蜢聊西域(美女)》中,俺转帖了大毒草纽约时报的一篇新疆游记: 《大好河山在新疆》 当然是从美国人角度游看新疆。 大家就做为大毒草参考吧。 不过其中有一些有用的参考消息,比如我一直提到的中巴铁路路线的地质问题,和2010洪水切断中巴友谊公路之事,和我所了解的都比较吻合. 蚱蜢选转帖这篇文章也是因为其消息量远远高过了以往美国媒体中的走马观花的游记。 中国的文宣者应该像老美的媒体记者学习,看看人家, 怎么 津津有味滴写旅游,时不时 轻描淡写 黑一下TG和汉人,最后用其他人眼光赞美永远伟光正美利坚的, 人家的水平把中宣部扔了N条大街啊! 人家 文章 是这么开头的: 有几个恼人的瞬间,中国至巴基斯坦那条公路上的堵车盛况让我恍然以为回到了北京。在那个永远拥堵、永远灰霾笼罩的城市,我曾在几条环路上度过无数难捱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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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爱坛国和中国新疆的内在矛盾
热度 76 草蜢 2013-12-18 03:43
对不起,俺其实是因为刚刚读了 吴增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 联想到这几天爱坛发生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借此题目做了修改。 仅仅两天前,在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又发生了一起暴力流血事件。 12月15日,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疏附县发生流血冲突事件,导致16人死亡,包括两名民警 《环球时报》报道说:  一名新疆强力机构官员16日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事发地点萨依巴格乡位于疏附县城南郊,乡政府与县城的直线距离3.5公里。15日23时许,疏附县公安局民警在萨依巴格乡展开常规入户调查。“入户调查是民警年终工作的一部分,是新疆基层公安机构摸排社情的基本做法。”这名官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民警们进入其中一户村舍时,发现内有大量人员非法聚集。就在干警对屋内人员进行询问时,有人鼓噪对抗,并且突然使用砍刀等袭击干警。2名正在询问的公安干警因猝不及防当场牺牲,而这伙暴徒还迅速从屋内取出自制爆炸物袭击赶来增援的公安联防人员。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干警果断开枪,打死14人,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在文章 《吴增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 中,草蜢读到了这个片段: 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的族群中,每个人又很可能因为分属不同的族群而相互成为完全异质性的陌生人。在政治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后者显然对人更为重要,也更具有亲和力。因为对一个现实存在的个人来说, 政治认同仅仅是外在和抽象的,而族群认同才是真实和具体的 。其次,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同时还使得 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不断地扩大 ,也就是说,从过去的宗教信仰, 逐渐扩散至种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语言、肤色、性取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为国家在保护某个族群的权利的同时,却使该族群与其他族群的差异性变得更加突出。 不仅如此,在现代民族国家中, 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领域也不断地产生自我分化 ,旧的身份认同随时都会受到挑战和颠覆。如果说在一个国家之中每个族群都基于自身的差异性提出某种排他性的政治权利和诉求,那么在一个族群之中每个亚族群也会按照同样的逻辑提出类似的排他性要求。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差异性以及相应的政治诉求,这个族群或亚族群必定会受到其他族群或亚族群的歧视、排斥和敌对。这种歧视、排斥和敌对看上去虽然比过去显得更温和,但却 更加根深蒂固 。 在北宸MM的日志评论中, 俺看到有人回复另一人的评论这样写: 我和你的生长背景一样,所以认同高度一致。 草蜢很想回帖: ”怪不得俺看你不顺眼, 原来是我们的生长背景不一样啊!“ 当时想到,算了,没有必要, 俺已经警告过这厮不要跟俺贴了,如果俺再去回这贴真是没必要。 大家不用担心。 此人的 这段评论已经不见了。 所以不用担心站队问题 。 所以呢,俺没有违反俺自己的原则, 哈哈, 不吐不快哈! 反正说的人心里明白,俺说的就是你! 小蚱蜢以前天真的认为,人之间,甚至族群之间的摩擦是因为彼此的不了解和缺乏同情心。 但现在不得不承认,许多人确实至少潜意识滴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看问题的。 俺前不久在 西西河贴 了俺的 《基因中的人类史》 ,结果一大帮革命小将们就出来打倒俺,叫我居心叵测的黄皮白心的香蕉等等。 当然都是因为俺戏称50年代喇嘛国被灭国了。 我以为大家都可以看出喇嘛国此词有明显的贬义, 以我这几年在河里发帖的历史,我的立场再清楚不过了。 靠, 俺一直以为俺是最爱(中)国的人了,没想到这“海外关系”还是一个原罪。 当然西西河在大牛们陆续出走后,已经堕落的差不多了,所以俺也没有太在意。 但爱坛,俺一直以为是保留了原来西西河的精华。。。。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北宸MM是有中华认同的妹纸,她老公还是大陆人。 所谓存同求异, 这个对中华的热爱,就是大同啊! 其他神马小异,几十年后都是浮云。 最后俺承认这是一个广告贴。 去看看俺的转帖吧: 吴增定: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矛盾 好吧最后发个 从左到右: 曲尼次仁和巴哈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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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又出事了。11人死亡
热度 68 草蜢 2013-11-19 07:59
又是巴楚县。上半年出事的就是巴楚县(喀什以东)。 今年4月23日,在巴楚县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 死亡民警、社区工作人员名单(共15人) 塔伊尔·艾海提、张立山、任昌举、古丽巴努木·吐尔逊、刘旭亮、努尔买买提·吐尔逊、买买提明·吾尔力、米热姑丽·玉素普、孙超(色力布亚镇副镇长、蒙古族)、艾克白尔·艾尼玩、库尔班江·吐逊、买买提明·阿布力米提、刘牧、月热古丽·买买提、努热买买提·艾买提 有6名嫌犯丧生,8人被捕 上周末,星期六 11月16日: 天朝的报道: 天山网讯 (记者田山报道)从喀什警方获悉: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巴楚县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 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 。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美帝的报道(自由亚洲电台): 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镇上周六发生的暴力袭击事件,至少导致11人死亡,其中九名被当局认定“暴徒”的维吾尔人,遭当场打死。据本台维语部从当地派出所一名警察处了解到,袭击者手持剑、镰刀等,攻击派出所值班室。当时室内有协警,他们逃到楼内,警察开始开枪。受访警察称他本人在外执行任务,下午3时40分听说此事赶回派出所,到场时枪击仍在继续,他也开了几枪。随后所长命令关闭派出所大门。他透露, 死亡协警一个叫玉苏普‧阿卜杜克热木,另一名是汉人 。袭击者全为 17至23岁 左右的维族青年,无身分证明文件,怀疑非本镇人士。 不过,当地一位汉族人告诉记者,他听说袭击者是当地人,他讲述事发经过时说:“听他们说是(袭击者)开车冲进(派出所院子)去的,一堆人就冲下来了,当时有看门的协警,他们(从车上)一冲下来就把他们(协警)杀掉了。他听那边离得比较近的人说,好像有炸(爆炸)的声音”。 记者:这几个人是哪里的,本地还是其他地方? 回答:听他们说是本地的。 。。。省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的若干P话 。。。 当地一位汉族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所在政府部门已加强保安,还增加了特警巡逻。 记者: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被袭击,说打死九个人是吗? 回答:是对,(上面)是这么报。 记者:现在单位有没有加强武装戒备? 回答:应该是加强了。 记者:会不会觉得安全? 回答:你要是觉得不安全,你就别来。 。。。。 据一位亲眼目睹事件的当地民众向本台维语部表示,事发后,周围的民众马上聚集到了派出所门口,由于担心警察包围和开枪射击的袭击者中有自己的孩子或亲属,民众要求警方不要枪杀袭击者,如果要打,应该打他们的胳膊和腿,而不是打他们的头,而且完全可以把他们活捉。随后有警察过来关上了派出所的大门。 当地汉族居民说,自今年4月23日该派出所遭遇首起袭击后,派出所警察已经佩枪,而此次袭击后,一度停止的特警巡逻再度恢复:“从出了事之后,每天只要能带枪的都带上了,因为我们当地派出所在一个小地方,派出所的人比较少,像第一次事件就三个人带枪,那时正所长(没带枪)死了,还有个副所长带枪,还有个汉族年轻人有枪,现在都有枪了。现在特警车每天晚上巡逻,还有特警巡逻,以前是派出所的车巡逻,4.23事件过后一段时间也是特警巡逻,昨天上街看到特警访问民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的英语版有更多的详细报道: 被采访的色力布亚镇警察局长Liu Cheng: The nine Uyghurs, armed with knives, swords and sickles, stormed into the Siriqbuya police station's guard post in the afternoon and killed two unarmed auxiliary policemen before attempting to advance to the main office, Siriqbuya police station chief Liu Cheng said. "The rest of the police assistants fled to the main building of our station, where policemen armed with guns repulsed the attack," Liu Cheng told RFA's Uyghur Service. "In the meantime, a SWAT team arrived and finished them all off," he said, explaining that forensic teams were examining the area around the 11 corpses as he was speaking on the phone. "Right now, the situation is under control." 袭击者手持剑、镰刀等,攻击派出所值班室。当时室内有协警,他们逃到楼内,警察开始开枪。 最后特警到达,将歹徒全部击毙。 副局长Hesen Ablet: Siriqbuya police station deputy chief Hesen Ablet told RFA separately that one of the two policemen killed was a Uyghur, identifying him as Yusup Abdukerim. Ablet said that he was summoned to the station while he was on duty in a village and by the time he arrived at the scene, "there were already four or five bodies lying on the ground." "The rest of the attackers were hiding behind the doors and pillars. I also hid behind a pillar and began shooting," Ablet said. He said that the shootout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Uyghur residents, some of whom were angry with what they believed to be high-handed police action. 他本人在外执行任务,下午听说此事赶回派出所,地上已经有了四五具尸体。 到场时枪击仍在继续,其余的袭击者躲在门和柱子后面。 他躲在了一个柱子后开始向歹徒开枪。 他说抢战吸引了许多群众,其中一些人对警察处理手段不满。 The residents pleaded with the police not to kill the young Uyghurs, saying they may have staged the attack because they were angry over the actions or policies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eyewitnesses told RFA. "There were around 40 to 50 people gathered around the station. They shouted to the police not to shoot, to capture them alive and try them," a Uyghur eywitness said,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They were young kids, my heart is broken to pieces," said another Uyghur eyewitness. "Why were they so merciless to their own citizens?" "The police, if they really have to shoot them, should have shot them in their foot or arms but not the head, and should have captured them alive. They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he said. 据一位亲眼目睹事件的当地民众向本台维语部表示,事发后,周围的40到50个民众马上聚集到了派出所门口,要求警方不要枪杀袭击者,如果要打,应该打他们的胳膊和腿,而不是打他们的头,而且完全可以把他们活捉。 “他们都是年青的孩子,我的心都碎了,”另外一名维吾尔目击者说,“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残暴滴对待他们的公民?” Reported by Shohret Hoshur for RFA's Uyghur Service. Translated by Mamatjan Juma. Written in English by Parameswaran Ponnudurai. 报道者是自由亚洲电台维语部的Shohret Hoshur, 通过Mamatjan Juma翻译。 最后英语是Parameswaran Ponnudurai(看名字是三哥) 其实应该说2人死亡,真主收了9名畜生。 另外: 中新网报道对上半年4月23日牺牲的 烈士家属 : 新疆巴楚暴恐事件15位烈士家庭 每家获助5000元 2013年11月16日 15:32 来源:新华网 (草蜢注: 对照一下时间: 天山网讯(通讯员田山报道)记者从喀什警方获悉:11月16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暴徒持刀斧袭击巴楚县色力布亚镇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受伤。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16/5510599.shtml 新疆“英雄母亲救助基金”日前正式启动,首批专项救助金在喀什地区巴楚县发放,发放对象为巴楚“4· 23”暴力恐怖事件中,为维稳工作牺牲的15位烈士的母亲,每个家庭获得专项基金5000元。   “英雄母亲救助基金”由新疆红石慈善基金会发起,主要针对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牺牲的、并由民政部门认定为烈士的英烈家庭。 7.5之后,我说过,以后这样的事情会更多的发生,不幸被我言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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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这是迷信!
热度 25 寞洑 2013-10-20 01:54
这是迷信!
1995年出土于尼雅遗址东汉墓、现藏新疆考古所。这块蜀锦缚臂 长16.5厘米,宽11.2厘米 ,上面织有占辞术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信则有,不信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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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保护区内野放的普氏野马。
热度 22 njyd 2013-9-21 00:01
这是08年,去喀纳斯后回乌鲁木齐的半路上,位置在新疆的东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东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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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脑残
热度 86 小淘 2013-8-19 13:08
今天很生气。 公司有个做风险管理的福建籍同事,见人总是笑眯眯的,从不和人正面发生争执,人缘很好。 中午在食堂一起吃饭,他问我:“你家那儿最近怎么样了?” 我知道他指得是新疆,回答:“就那样。” 大家知道新疆的情况难以一言述尽,概括起来就是某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抛弃自己民族原先戴花帽、喜好弹唱舞蹈的传统,换之以女性蒙面罩黑袍、男性蓄大胡子等现象的日益阿拉伯化和宗教化,世俗穆斯林被同族的宗教徒们要求不能看电视、不能着牛仔裤、每天五次礼拜……社会割裂情况严重。 福建人突然对我说:“我赞成他们的主张,如果他们想在自己的地方独立就独立好了,我们不要反对。" 我的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这让作为屯垦人后代的我情何以堪……我的祖辈、父辈为国家戍边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听到这样的言论,心里的感受可想而知。 我问他:“新疆有包括汉族在内的13个世居民族,如果支持有独立主张的民族,不想独立的其他民族怎么办?!” 他明显对新疆的复杂情况不甚了解,也不想认真了解。回答:“总之尊重当地人,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 我突然懒得再说教,直截了当的对他说:“上海很多本地人不喜欢外地人来这儿工作,如果按你的逻辑,你们福佬就应该老实呆在福建,干嘛来上海抢人家本地人饭碗和福利?!” 他无言以对。 说完我站起来转身就走了,不想再和他讲话。 脑残的脸就是用来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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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的反恐治安形势如此严峻!
热度 19 martian 2013-8-15 09:47
昔日新疆反恐英雄们今何在? 看完这篇报道真有点不敢相信,新疆的反恐任务严峻啊!那么多炸弹,快赶上伊拉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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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送给大地窝铺的新疆烤肉槽子
热度 42 njyd 2013-7-24 23:37
  烧煤的中间要有一层多孔板,下层开通风口,如果是烧木炭的你做的就行了,只是深了点,以前的炭火盆也就是个浅底铁锅。 最后再送羊肉串,乌鲁木齐正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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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要好好总结一下新疆天宏
ccqi 2013-5-29 14:36
的分析,尤其是量的分析,调整阶段的5日均量和启动阶段的顶部量之间的平衡,是巧合还是大概率事件? 调整个股60F视图上,1号线和2号线的粘合再启动,特点,何时杀破1号线也有讲究吗? 西藏珠峰5月初的4个涨停也发生在日K线视图1号线和2号线的粘合再启动过程中,有多大程度的普适性?西藏珠峰之前的那连续涨停倒是非常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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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事件
热度 64 草蜢 2013-4-30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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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草蜢版新疆史:序
热度 63 草蜢 2013-3-17 13:00
俺一直想写一段新疆近代史。主要是因为现在网上的东东的太不靠谱,而国内官方历史因为种种原因,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俺在国内也只念到了初一,根本不晓得任何新疆 近代史。 俺是在美国N年后,才开始接触到 新疆近代史的材料。 1997年的夏天,俺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图书馆的空调中避暑。闲的蛋疼的俺翻到了一本旧书 Andrew D. W. Forbes同志在 1986年出版的 《 Warlords and Muslim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Republican Sinkiang 1911-1949》 《军阀和穆斯林在中国的中亚:民国新疆的政治历史 1911-1949》 这是俺接触到的第一本客观系统的新疆近代史。在此之前,俺只读一本原美中情局前身 OSS的一名老情报人员在80年代中美蜜月期间回到中国大西北旧地重游的游记。(两部书 虽然都是美国作者,但都是对TG的政策给予肯定的,特别是老间谍的游记中80年代和40年代的对比 )。 但最近俺发现理解民国新疆,必须了解同治回变中的新疆,以及回 变,阿古柏,和左宗棠进 疆带来的变化。 但理解 同治时期 新疆 回变的背景,就必须了解清帝国对 新疆最初的征服。 所以,最后还是要从准格尔帝国开始。 先谈谈 准格尔帝国的先祖,也先同学和土木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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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转帖】我的两位维吾尔族上级
热度 54 草蜢 2012-12-13 09:39
作者:陈新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曾经在两位维吾尔族干部领导下工作,近距离读维吾尔人,明白了许多汉文化所不理解的事情。后来从事史志工作研究历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我与维吾尔族干部的交往,使我对新疆的维吾尔文化、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形成与许多汉族干部不尽一致的独有见解。 我属于“老新疆”,出生于喀什伽师县,中学毕业在兵团某团场当农工。在贫困团场工作 18 年,任职基建参谋(正连职)。 1981 年中央决定恢复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被调到喀什兵团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师部工作 15 年,此间我的直接领导是两位维吾尔族副政委。与维吾尔干部的共事有许多感受,学到了许多书本上不可能有的宝贵知识。有的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与维吾尔族领导长期共事,长期生活,以心换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维吾尔人;也才能理解北京来疆挂职干部感叹: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国之难。 1997 年我调到乌鲁木齐兵团史志办工作。研究了新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再看看新疆今天的现实,想说的话很多,但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只能点到为止。 新疆的许多事需要解释,否则内地人看不懂。文中涉及几个新疆的专用术语解释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来各民族对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民族情绪就是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感情;地方民族主义就是把本民族利益凌驾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张;民族分裂就是主张成立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我们应当发自内心地尊重民族感情,充分理解民族情绪,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坚决反对民族分裂。 “三股势力”一为民族分裂主义,主张成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简称“东突”;二为宗教极端主义,主张排斥“异教徒”甚至发动“圣战”;三为恐怖主义,主张用恐怖手段达政治目的。美国的“ 911 ”事件即其例。 还有,“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后进疆的汉族人,大多懂点维语;“新新疆”指的是改革开放后来新疆的汉人,大多不懂维语。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敏感人物用化名。 维吾尔族的知识精英 我的直接领导先是 A 副政委,后是 E 副政委。岁数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年轻时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时调入兵团农三师担任领导干部的。 A 副政委二十出头就当巴楚总场皮卡克村分场团委书记,后经过自治区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头脑聪明,口才很好,汉语精通,汉文可达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场 1969 年划归兵团农三师改为某团。他任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两个儿子都先后娶了汉族媳妇。完全是自由恋爱, A 副政委从不干涉子女婚姻,甚至不与亲家来往。 E 副政委是典型的共产党培养的一代精通汉文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他在喀什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被选送北大数学系,正逢“文革”兴起,认识了“全国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的创造者聂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涡里他被弄得晕头转向,几乎没有正规上课,后来居然拿到了数学研究生职称。实际上他半辈子学的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话说“变化莫测的政治”。在北京时断时续学习 8 年,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学院等。他可以把《孙子兵法》里古汉语译成维文,可谓“汉学家”。在喀什那个时代一大批维吾尔知识分子中,他以高学历、敢讲真话、颇有锋芒而名重一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担任县级主要领导;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监察处处长调农三师任副政委。他调入时 A 副政委改任副师长。 两位副政委具有维吾尔领导干部的共同特点:头脑聪明,性格直率,正义感强,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谊,特别善于学习汉文化。同时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与汉族干部相处时特别明显。与汉族领导干部相比,他们没有工于心计玩弄权术,没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于色,他们感情外露,直来直去,很好相处。 我在宣传处办了十几年的各种学习班,两位副政委都给维族干部学习班讲过课。我听过几次大部分可以听懂。 A 副政委讲话常用老百姓的语言,生动有趣,通俗易懂,学员们特别爱听。有次讲课讲到计划生育,他说,真主给了你们家一个馕,一个孩子吃吃不完,两个孩子吃刚吃饱,三个孩子吃都不够吃,四个孩子吃都饿肚子。你们说有几个孩子好?大家一片笑声说两个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计划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 副政委讲课理论性强,观点尖锐鲜明,学员启发大。有一次讲课说到中央为什么在“文革”后恢复新疆兵团,他问大家一个椅子是三条腿稳当还是四条腿稳当?回答当然四条腿稳当。他说,对啦!必须四条腿!新疆的社会稳定就要有四条腿,党政军是三条腿,加上兵团就是四条腿,新疆的稳定就有了坚实基础。接着他幽默地说,以后你们坐椅子回头看看是三条腿还是四条腿,坐在兵团这个椅子上。回应一阵笑声。 他们对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称我“付康”即兄弟。 E 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师县,向他的维吾尔同事介绍我时常说,这位是陈处长,老新疆,我的伽师同乡,汉族同乡。这一介绍常常使维吾尔干部对我表示友善,同时发出惊叹:阿拉!“匈达吗?”(是这样吗)。因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汉人非常少。 他们认为我是“老新疆”,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维语,通维文,又是他们的下级,心里话愿意对我讲,心里的郁闷愤懑也可以对我当面宣泄。有时话题太敏感了旁边有汉族干部,就直接用维语与我交流。 透过他们偶尔敞开的心灵的缝隙我看到了许多汉族干部看不到的东西,听到了许多汉族人听不到的东西。我只能说两句:许多新疆的汉族人(更别说全国)没有真正了解维吾尔人;许多人不了解维吾尔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汉维两种文化的差别有多大。 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识的人自尊心就越强;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也是这样。这一点在两位副政委身上表现特别明显。我赞成学者的意见,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即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极端盲目排外。 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自治区主席是铁木尔·达瓦买提。有一次, A 副政委在乌鲁木齐开会回来,在车上愤愤不平地说一件事:在小组讨论上,一位汉族干部发言开口说,今天上午自治区那个铁……铁什么主席讲了话。我一听就火了!“铁”了半天了!“铁什么主席”?你是厅级干部,也五十多岁了,居然连自治区主席的名字叫不出来!我们如果称“王什么师长”“李什么政委”,你们听了会怎么样? 我们在场的几个维族干部气得脸色都变了。还有更可笑可气的,一位兵团组织部的干部,可能长期在汉族单位工作,不知道维族人的名字怎么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维族干部名字时,把名和姓中间的点也念出来了,“任命托乎提 -- 点 -- 库尔班,为副师长”。中间那个点不能念出来!没有人教给他吗?…… E 副政委也是这样。有一年元宵节,喀什市与农三师联合举办灯会。协商会是我去参加的,会后向 E 副政委汇报并通知了有关单位。节前年头工作很忙乱,办个灯会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没去检查落实。那天 E 副政委打电话问我“你去检查过各单位制作的灯没有?”我答没有。他有点火气了:“你现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给我说取消这个灯会!”我立刻去了几个单位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那年正逢猪年,有的单位扎了不少猪灯!穆斯林群众看了会反感的。我打电话给 E 副政委建议:元宵节灯会按计划办,猪灯不挂出去。 E 副政委冷冷地说,算了,不办了。市政府已经通知我们了。 还有一次是国庆节前,通知各单位挂标语。标语内容发了文件并要求汉维两种文字。那天, E 副政委口气严肃地打电话给我说,你自已去看看某公司的标语。我以为标语内容出了什么问题,连忙骑车到某公司大楼前,一看才明白了,标语内容没有问题只是汉文在上维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经理说要把维文放上面,经理不以为然“钱都花了标语制好了,文字上下有什么关系?”我再三强调自治区有这方面的规定,经理勉强同意了。我向 E 副政委汇报,他叹了口气说,别忘了咱们这个地方是维吾尔自治区。我可以不计较这个事情;维吾尔群众会怎么看? 后来,他无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调兵团来工作时,朋友告诉我兵团有大汉族主义 ...... ” “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我们的习俗就好了” 1998 年夏天,一件血案震惊喀什。一个年轻力壮的维族卖肉摊贩持刀砍伤 6 名无辜群众,又造成两名警察一死一伤,后被当场击毙。喀什各族群众为牺牲的汉族警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那时我刚调到乌鲁木齐工作, E 副政委到兵团来开会特意来看我。谈到喀什发生的血案,他长叹一声:“那个汉族妇女如果懂得一点点维吾尔人的习俗,这个事根本不会发生。” 维吾尔人饮食有严谨的习俗,非清真不吃,非鲜活不吃。《古兰经》上有规定什麽可以吃,什麽不能吃。在喀什从未发生过市场上卖病死家畜肉的事。这一点很值得内地汉族人好好学习。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经后宰杀,天亮送到巴扎(集市),肉挂上架子十分新鲜,蜜蜂围着飞。肉贩子从不赶走蜜蜂,因为那是羊肉新鲜的标志。顾客尤其是汉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汉人饮食非清真。他们特别讳忌这一点。“你把肉摸脏了,我卖给谁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给你割下来。” 那个汉族妇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摊贩厉声制止。她挑了一块手摸过的肉叫摊贩切下来。过了秤后她却说不要了,转身就走。摊贩大怒追上去挥刀砍伤其胳膊,接着接连砍伤数名闻声而来的无辜群众。血案就因为一件小小的买卖纠纷发生了。 E 副政委说,五十年代解放军进疆,首先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再加上纪律严格,很少有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发生。所以,直到今天维吾尔群众还在说“老新疆好”。现在怎么样?内地大量汉族人进入新疆,谁对“新新疆”进行过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他们不顾一切只知道赚钱,根本不知道少数民族的习惯。称呼少数民族“老维”、“皮帽子”,年轻的叫“巴郎孜”,年龄大的叫“老巴郎孜”,谁去批评教育纠正啦?还有“遥勒达西”(同志)只能在开会时称呼,出了会场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遥勒达西买买提”是贬低人的…… 我们少数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伤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伤口很难愈合…… 也谈“三股势力”等敏感话题 我与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共事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势力”猖獗一时,动乱和严重恐怖活动多次发生。尽管他们对“敏感问题”比汉族干部更加敏感,尽管他们在汉族干部面前表态谨小慎微,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出于我们之间比较深的感情,他们不自觉地把对一系列“敏感问题”的真实看法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整个师机关也只有我这个汉族干部明白这些事。 1990 年 4 月,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由“三股势力”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奉党中央国务院命令,农三师民兵参加了平暴战斗。我随民兵到了现场。 A 副政委从北京学习回来,听我讲了民兵参加平暴的情况。在会上,他的表态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会后与少数民族干部交谈时基本不提“三股势力”“反革命组织”等,而说:“那些人是‘苕子(精神不正常)’,他们可能吸了麻烟,不知道共产党多么强大?共产党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国。“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烂铜锅”!他们私下谈论最多的是巴仁乡乃至整个南疆的贫困落后…… 1996 年 5 月,喀什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大阿訇阿荣汗 ·阿吉和儿子遇刺重伤,震惊全疆。阿荣汗大阿訇是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主席,在穆斯林群众中威望很高。案件发生的第二天师党委召开机关干部大会,通报了情况,定性为“三股势力策动的严重刑事案件”。会后,我与 E 副政委两人相遇单独交谈。我把此案说得很严重,而他淡淡一句“这不过是教派之争。” 新疆的伊斯兰教属于逊尼派的教法学派之一哈乃斐派,该派是正统派。但也有极少数人信奉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在新疆称为依禅派也称“十二伊玛目派”。在历史上两派争斗,血案不绝。 他们认为阿荣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禅派所为。但在公开场合,他们会“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为这是“三股势力”所为。 不久,传达中央文件指出对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小组讨论会上有的汉族干部发言表达不准确,似乎少数民族在搞分裂。 E 副政委很不高兴说“汉族也有搞分裂的,台湾的陈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个少数民族。” 我思索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尽量避免使用“三股势力”一词?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当少数民族干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级文件重复一遍时,就是他们有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不愿表达之时。 后来在与 E 副政委的多次个别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只语连接起来,分析归类,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 “三股势力”之间有联系,但要具体分析。一个最简单的历史事实:维吾尔人没有建立独立国家的历史至少近几百年来没有。“东突”理论在民国时期传入新疆,仅仅在少数知识分子中传播,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根本不知“东突”是怎么回事。 1949 年前,“东突”出现过两次。一次是 1933 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战乱在喀什成立了“东突伊斯兰国”,一百多天就垮台了。二次是 1944 年底,“三区革命”爆发,苏联出动军队,在伊宁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一年半后,斯大林担心引发中亚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连锁反应,改变了主意,撤销了“东突”,以“三区民众参政会”名义与国民党和谈成立了新疆联合政府。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友好“东突”理论基本销声匿迹了。近年来,在国外敌对势力煽动下,“东突”分裂理论死灰复燃。但是,广大少数民族群众是反对“东突”的,因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国家。而且,“东突”的疆域包括了苏联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部分国土,他们能接受吗?不能把所有闹事都往“东突”上扯。即使有极个别人想搞“东突”,在他的头脑里没有行动你怎么反? 接着说极端主义。宗教信仰;宗教狂热;宗教极端主义;这些概念在现实中界限怎么划分?你怎么判断一个穆斯林对宗教是虔诚还是狂热?甚至到了极端主义?他不付诸行动没法反。 我们应该集中力量狠狠打击恐怖主义,依法严打。不管他是“东突”还是宗教极端主义,也不管他是报复社会,只要搞恐怖活动露头就打;让他不敢搞。 况且,有的动乱是社会矛盾没有及时化解长期积累引发的,与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没有什麽关系。换言之,是“三股势力”利用了社会矛盾。长期贫困;贫富悬殊;失业增多;官僚主义严重;特权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化解,给“三股势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们要求少数民族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往民族问题上扯,你们也不要把所有闹事都往民族分裂主义上扯,新疆的许多事很复杂。许多闹事的人连什麽是‘东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观念。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轻,发挥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很有效,能让每个人自由发表个人的看法,多数人能听到少数民族干部的不同意见,新疆的局面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历史还是我们自己来讲” 我喜欢读书,每次和师领导下基层工作别人带着扑克,我带着书。有次我随 E 副政委下团场工作。他坐在越野车前排,回头问我这次下去带的什么书。我答《维吾尔族简史》。他一听来了兴趣说拿来我看看。我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他首先翻看版权页,边看边说你发现没有,讲维吾尔族的历史,五十年代出的书和八十年代说得不一样,现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样,以后再出书还不知道会怎么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曾经组织批判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我认真读了那些批判文章。实话实说,我对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态度。即使批判也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进行,没有必要在全社会开展,其结果是“吐尔滚理论”广为流传,影响比没有被批判之前更广。鉴于“文革”的深刻教训,我必须弄懂维吾尔族的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问这本书怎么样?他翻看说,书是八十年代出的,内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书可以看,后来的书就“白坎儿啦!(没有东西啦)”为什么?我追问一句。他说,五十年代编书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不少从苏联留学回来,又经历了金树仁、盛世才、国民党统治,知识面广,那时还没有阶级斗争为纲,大家还敢讲真话,写出的书可以看。包尔汉,精通维汉俄三种语言,在盛世才的监狱里编了《维汉俄大词典》。赛福鼎是大文学家,诗歌文章都好,精通历史。 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那时汉族知识分子精通维文的很少,几乎没有汉族人参加编写史书。 我说后来历史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越走越偏了。他连连点头,说政治是不断变化的,你看党的路线变化多大,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等等,而历史是永远不变的事实,“让石头跟着鸟儿一样飞!行吗?”他眼望着三岔口光秃秃的山说。 我不喜欢酒宴玩乐,到垦区一有空就看书。那天晚饭后,我陪 E 副政委散步,又说起《维吾尔族简史》。他说,汉人最早创造了文字,而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后才由政府组织专家去给他们创造了文字。他们更多是口头传说,在汉文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有,古代与汉王朝打过仗有交往的游牧民族,汉文史书上有记载;没有打过交道的没有记载。你们讲历史完全依据汉文史书这可能全面吗? 我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他又说了一句,我们民族的历史最好由我们自已来写。即使错了,由我们自己来修改。我明白,他是针对自治区党委组织对吐尔滚•阿勒玛斯的《维吾尔人》的批判说这番话的。 接下来他说的一番话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们说王洛宾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确实好听,我们也喜欢。但是,我们的音乐家说他是“纳和夏吾乎热(歌贼)”。他把少数民族的歌“偷”过去变成他的了。我们祖祖辈辈唱的歌,因为歌手不识谱,只会唱,他一听立刻把歌谱记下来,再编了歌词就成他的了。你们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们认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无语了。阿曼尼莎是叶尔羌汗国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乐谱,是维吾尔人最推崇的音乐家。 讲历史时突然跳跃到王洛宾,他们的内心怎么想的…… 慰问宗教人士喝“圣水” A 副政委的父亲曾经是小海子垦区的大阿訇,宗教造诣深,在穆斯林群众中很有威信。我跟随他去慰问垦区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进门首先介绍:我是白克尔大毛拉的儿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于色,热情招待。随行的团场维族干部接着介绍,师里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肃然起敬,连连点头“认识认识,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发自内心,后是出于礼貌。 A 副政委在慰问宗教人士时说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学的入学率是多少;有没有不去的?你们要教育群众送孩子上学。“先知说过,即使知识远在中国也当孜孜以求之”。还有,他接着强调宗教人士要发动群众勤劳致富,带头致富,“先知说过,最不能忍受饥饿和贫困”。 我很赞成 A 副政委的工作作风,少讲一些政策理论,少喊一些口号,多讲一些实际的东西,穆斯林群众容易接受的东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不论 哪个民族,不论那种信仰都是这样。 我开玩笑说, A 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别喜欢听。走了好几家你的话我可以背下来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说“我命令陈处长替我说”。 他天性乐观,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说。我自嘲道,我说没有用处,人家知道我的父亲不是大阿訇,把我当成赵本山的《卖拐》啦!人家一听唢呐怎么吹出达甫(手鼓)的声音啦? 又一阵笑声。维吾尔人天生喜欢热闹笑声。 我心里清楚,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只有少数民族干部来讲才有效果。他们属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他们确实不容易,既要坚持党性,又要与广大穆斯林密切联系;既要掌握汉文化的思维方式,又要坚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园。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里几间大房子里挤满了人,过节般热闹。我们一行到来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让出一条路,一片“特基勒克吗?(问候)” 原来,这位阿訇刚从麦加朝觐回来,亲友们都来庆贺。其中最隆重的仪式是每个人非常虔诚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传说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初期,遭受麦加权贵们的迫害。妻子抱着婴孩躲避追杀,逃到麦瓦尔山时烈日干燥,孩子干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没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边一看,孩子蹬着蹬着脚下涌出了泉水。从此,朝觐者来麦加必须在麦瓦尔山来回疾走七次,掬饮泉水。此泉为所有朝觐者的“圣水”。 这位朝觐者用一个大塑料桶装了满满一桶“圣水”,来客用一个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饮。 只有我一个汉族干部;我必须尊重穆斯林的风俗。 A 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递给了我,全场一片掌声。我虔诚地举碗过头,一饮而尽。众人注目赞叹。 坐在车上,余兴未尽。我说我读过汉文的《古兰经》,内容很丰富。 A 副政委沉默一会儿说,新疆的阿訇们有个观念,《古兰经》只能用古阿拉伯语来读,翻译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离原意。他们不赞成翻译成维吾尔文,也不赞成汉文的《古兰经》。不过,我赞成,不翻译过去其他民族怎么知道《古兰经》呢?怎么了解伊斯兰教呢? 闻所未闻。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们可能是想垄断话语权吧。万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觐者带回的“圣水”因为天热,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泻。但我不后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并严格遵守教规的人,不论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心诚则灵。我觉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很难理解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一个无神论者很难真正了解一个有神论的人的内心世界…… 酒后听真言 那次我跟 A 副政委到维吾尔群众聚居的小海子垦区,这里是 A 副政委的老家,亲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个小小的疑问: A 副政委的儿子在这里娶了汉族媳妇,亲家在这里怎么不去看看。我私下问这里的汉族干部,说 A 在这里当政委时,他后来的亲家是机关的一个科长。他们基本上不来往。不同民族之间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话题。 A 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绍完我的职务后,总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会维语。意思很明显,说话注意一点。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饭在 A 副政委一个亲戚家吃。我们一行人中仅我一个汉族。主人家来了七八个维族干部。喝酒很猛,我假装醉了,不顾礼貌往大炕里边一滚躺下,谁叫都不答应。 他们看我醉了睡着了,交谈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收不住缰了。 “上海浦东发展太快了,高楼非常漂亮。外国公司招牌十公里外就看得见。夜里我们坐船顺江游玩,灯光连着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梦,进了《一千零一夜》里的神话世界。深圳到处是高楼大厦,非常现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们这里太落后了。我们那里大部分人还在喝涝坝水,人均收入只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几十分之一。” “我们为什么穷?他们为什么富?把我们的资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气东输,西煤东运,西电东送,就这个样子西部大开发吗?我们的群众还在烧棉花杆!” “你们口口声声兄弟民族,不错,你们是老大哥,但你们不是有一句话,亲兄弟,明算账吗?你们拿走了多少?还给我们多少?为什么不算清楚?” “还要叫我们去向群众宣传要感恩!谁向谁感恩?搞错了吧?我们为全国的发展送出去多少资源?应该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电、气的省市向我们感恩!对!还有棉花!” “他们说新疆的资源是全国人民的。”“西湖、黄山、九寨沟都是全国人民的,你能把它们都搬到新疆来吗?在我们脚下的东西就是我们的!” “内地的汉族人对我们确实太热情,把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全拿上桌子了。什么蛇、虫子(蚕蛹)、还上了一盘油炸蝎子!我心里一阵恶心想吐,什么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洗肠子,两三天光喝茶吃点干馕,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干净肠子再吃自已家里的饭。汉族人怎么什么都吃啊!他们自己说汉人是两条腿的人不吃,四条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谈到八十年代自治区两个副主席一个汉族,一个维族,因权色交易贪污腐败被查处,降为厅级非领导职务。两个副主席都被一个汉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处理太轻了!该送监狱!那个汉族女老板为什么不追究?那个汉族女人真不要脸!” “一个(产品)出疆证,一个火车皮,一个(价格)双轨制,你只要占上一条就可以发大财。把任何一只瘦羊拴在这三个圈里,不久就肥得走不动路了。” “现在把两只肥羊拉走了,又换上了两只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还不如就一只羊肥了不宰不换一直养到死……” 大家大笑又饮一杯。 在几届自治区主席里,他们认为最有威信的是司马义•艾买提,敢说真话,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边防部队当兵,有一次去边防哨所回来遇到暴风雪,迷了路,在雪堆里挣扎。被一个维吾尔牧民发现了,把他背回家里。牧民很穷,炕上只有毡片子。吃了热馕,喝了奶茶,他恢复体力急着回部队。牧民有一双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着,看见这位解放军战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坏了,他把新靴子套在这个子弟兵脚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后来,他当了和田地区专员还专门派人去找这个牧民,没有找到。牧民不知跟着水草到哪里去放羊了。再后来,他当了自治区主席上任临走时,专门给和田地区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这个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钱买了飞机票把这个牧民接到乌鲁木齐,亲自陪同参观游玩天池吐鲁番。牧民回去时,他特地买了一双最贵的牛皮靴送给了救命的朋友,说我永远记得你给我的那双新靴子,记得你对子弟兵的热爱! “这才是真正的维吾尔人!”大家谈笑直到深夜。 酒后真言,难得一闻。司马义•艾买提的故事令人感动。他们谈论这件事还有一层意思: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中央工作时,乌鲁木齐的 7 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喊口号:“反对把司马义•艾买提主席调走!”等。 “资源民族论”令人忧虑。流行甚广,难以纠正。 我只有心里一声叹息:新疆的事情积重难返…… 别忘了一个基本规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来对待理论的,马克思说过“几何公理如果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被看成缪误的”。 “当官就得像个官” 汉文化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产物,而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曾长期在漠北游牧,唐朝时西迁吐鲁番建立高昌回鹘国,逐步向农耕文明转化,现代维吾尔族形成过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游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浓重的游牧文明的印记。其特点之一,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很强。官就是“头人”,为部落负责,就要杀伐决断,敢作敢为,绝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个“迪罕(农民)”。 两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汉族领导的“研究研究”,他们说“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烟喝完酒再说”。他们在职责范围里敢于表态,口气威严,绝不拖泥带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时更是毫不含糊,态度明朗。 党管干部是一个原则。喀什各县党委书记都是汉族。在少数民族中,往往“汉族”和“共产党”“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们说,你们汉族思维用人提拔干部总是挑选老实听话的人;这样不行,“亚瓦西阿丹木(老实人)”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没有威信,说话没有人听。他们认为县长必须是有威信的乡长;地区专员必须是有威信的县长;自治区主席必须是有威信的地区专员。 但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是权力高度集中,兵团又保留了部队的“首长责任制”。他们要想说话算数,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好办事。 那次在党校办少数民族干部学习班,学员是维吾尔族副团职干部。我忙着找教材,请教员,还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按照兵团领导的惯例,报到那天首长要看望学员。 E 副政委叫我一起去党校看看学员。那些学员对他十分热情,争相握手。他问有没有什麽要求,那些学员说“纸拖鞋”穿着不舒服,洗脸间固定脸盆用着不习惯,还有人没有带牙具毛巾。 E 副政委立即回头对我命令说,每人解决一套脸盆;塑胶拖鞋,牙刷,毛巾。我心里一咯噔,学习班经费预算没有这一项,但我深知 E 副政委的心理,立刻连连点头。所有当官的“面子”不可驳。 从党校回来已经下班了,我立即给管钱的师领导打电话请求追加经费。师里是“一支笔批钱”。因为我办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钱,一年下来不知要了多少次钱,“一支笔”早就不耐烦了,答复说学习班的经费已经批过了,“办个学习班那有这么多事?谁答应给拖鞋脸盆你找谁要钱去。” 下级对上级没有道理可讲,只有服从。 “一支笔”的话不能讲出去,讲了影响师领导之间特别是汉族领导与维族领导的团结。而 E 副政委的领导权威必须维护。我立即给党校校长打电话,叫他们先把钱垫付,明天早晨必须落实 E 副政委的指示,解决拖鞋脸盆等。等我们下次再办学习班时把这个窟窿补上。那位校长笑着说你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我给你打欠条,实在不行从我工资里扣除。 第二天开班 E 副政委作动员讲话,第一句话问拖鞋脸盆都解决了吗?大家笑了齐声说解决了,他满意地点点头也笑了。 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尽可能维护好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的威信,尽可能维护师领导班子的团结,也算是忍辱负重吧。 A 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领导威性,而且对本民族文化有强烈自豪感。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团开会领回一项任务,自治区和兵团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自治区成立了“三套集成”办公室,兵团也安排了这项任务,但没有专职人员也没有机构,文化处代管。经费各师自行解决。 我回师部向 A 副政委汇报,他突然问出不出维文的?我答兵团没有明确出不出维文的。他口气有点生硬了,兵团怎么回事?他们不知道我们师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们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丰富得很,有许多宝贝吗!为什么不出维文的?你马上向兵团请示。 我恭敬地点点头,心里说麻烦事又来了。 我的请示结果是:是否出版少数民族三套集成,你们师自定。好一个“自定”!他们也怕“谁安排的问谁要钱!” A 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对我说,这件事你牵头具体负责搞。不出维文的怎么行呢?少数民族文化也要好好发展吗! 新疆的许多事情只要扯上民族问题就鬼神难测。汉文的三套集成已经搞得我头痛不已,要钱、聘人、到基层催稿等,维文的三套集成难度更大。 “一支笔”表态:兵团没有明确安排出维文三套集成;“谁安排的你找谁要钱。” 我又被夹在中间了。天无绝人之路,幸亏我与师机关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干部关系不错,他们极积帮我想办法,提供了重要线索:小海子垦区有几个五十年代的老翻译,爱好民间文学,收集了不少故事谚语歌谣。 我立即到小海子垦区诚恳拜访,他们同意让我复印收藏的资料。有的团场也征集了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的资料。 但是,谁来编辑审查把关呢?我的维文水平远远达不到,况且我是汉文三套集成的主编,忙得焦头烂额。 也算天助我也!党委办公室调来一位翻译,叫阿布拉江,来自基层,三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正想到大机关创一番事业。我向 A 副政委推荐了他。 A 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来,把维文三套集成任务交给他。小伙子欣然领命。 党办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说你怎么挖自己朋友的墙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说我走投无路了。 A 副政委很喜欢文学,年轻时是“帅哥”,被挑选到总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次我去他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维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认真审稿,抬头看我一眼,满面喜悦,啧啧称赞道:这里面真有好东西! 我正为维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经费发愁时, E 副政委从地方调来了, A 副政委改任副师长,分工管教育、卫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钱”的口子。几万元的出版费不成问题。无需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去找“一支笔”要钱了。 农三师民间文学故事谚语歌谣三套集成出了汉维两本,受到兵团文化处口头表扬。全兵团有 8 个师出了三套集成,维文仅我们师的一本。其中甘苦,只有我心里明白:中国的官员们少一门社会科学——新疆少数民族心理学。 对汉文化的独特看法 自古以来汉人有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远人不服,修文德以徕之”。新疆的汉族人有一个普遍的共同观念,少数民族越精通汉文化就越亲近汉族人。这个观念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因为你忘了辩证法,没有想想他们会怎么看待汉文化中的糟粕——他们称为“脏东西”。 还有,现代维吾尔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于是,两个都有强烈文化优越感的民族迎面相遇了。没有隔阂,矛盾,甚至冲突那才是怪事呢! 两位维族领导精通汉文化; A 副政委的两个儿子娶了汉族媳妇;对汉文化的精华十分推崇;但是,他们对汉文化中的“脏东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汉文化的一般群众更加敏感。 有次我与 A 副政委去为一个团职汉族干部送葬。喀什汉族公墓在飞机场北的一大片石头滩上。出殡车上一路撒纸钱,下葬时亡者穿着新衣服,戴着手表,墓穴里赫然摆了五粮液等。 A 副政委是参加葬礼的唯一维族干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干部的上级,他是不会去参加葬礼的。 回来的路上, A 副政委终于忍不住了,长叹一声对我说,人死了还会看表吗?还会喝酒吗?还会花钱吗?维族人认为,人死了灵魂就升天去见真主,好人得好报,坏人得惩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赤条条的啥也没有,人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带走那么多东西?真是…… 我委婉地说,汉族人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他们老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活着的人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活下去,他爱喝酒就送他酒,他爱那块手表就让他带走,这是寄托一个心愿希望。其实,谁都知道人死灯灭,什麽都没有了。 A 副政委一声不响,只摇头。看着风中飞起的纸钱,突然回头问我,他不是共产党员吗? 我苦笑了一下,绕开这个问题,说我死了一定火葬,学周总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维吾尔人主张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黄土为穴,没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赞成他们的生死观:我从真主那里来时一无所有,我回真主那里去时一无所有。 作为北大数学系研究生的 E 副政委对汉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们聊天,他说,我上小学初中时对汉文化非常热爱,那时的教育都是正面宣传,英雄主义。但是,上喀什师范学院时,有一次去喀什纺织厂一个同学家里,有个汉族工人从老家把老母亲接来了,那老太太是小脚。我第一次看到小脚老太太走路,摇摇摆摆,随时可能摔倒。当时对我震动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汉人的祖先曾经这样虐待妇女!我疑惑了:为什么书本上没有告诉我这些啊? 我说,汉文化里有糟粕,有“脏东西”,必须克服。各民族之间应该是互相学习优点,自己克服缺点,不断发展自己的文化。 他说,那是对的。新中国怎么样?妇女解放,反对缠脚丫子,新疆的妇女没有戴面纱的了。妇女是半边天啦!但是后来怎么样?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女人写的;第一个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的是女的;几个样板戏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个坏蛋女人!把“伟大领袖”的形象都损害了! E 副政委后来告诉我,“文革”运动特别是“批林批孔”全盘颠覆了汉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难养也”“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等,把汉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少数民族产生了极大反感和强烈排斥心理。原来汉文化这么多“脏东西”!你想,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父母兄弟之间都以阶级划线,“亲不亲,线上分”,提倡儿子批判父亲,兄弟互相斗争,子女与父母“划清界限”,而我们这个民族重亲情,重感情,伊斯兰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张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纯洁。基督教也是主张“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们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斗争哲学”“造反有理”“游街,抄家,打砸抢”合乎人性吧! 这就是“文革”结束后,你们说的“宗教狂热在南疆普遍兴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 E 副政委路过某县时要去看一个维吾尔族副县长。那个副县长很年轻,对我们非常热情,对 E 副政委非常亲切。 E 副政委在这个县里当过县委书记,发现这个年轻人在乡里工作出色,就重点培养他,不久当了副县长。听说新上任的汉族县委书记,对这个年轻的副县长不满意,公开几次点名批评他工作不大胆,不敢严格管理下级。弄得这个“年轻干部好苗子”好没有威信,心情沮丧。 那个年轻干部诉说心里话,我才三十几岁,那些村长有的五六十岁,胡子那么长,我怎么能因为对他们工作不满意就训斥他们呢?他们是我的长辈啊! E 副政委问那个县委书记批评你时你没有给他讲这些吗?他说讲了。书记怎么说的?书记说你是县级领导干部,不管你的下级胡子有多长,辈分有多高,该批评就批评,该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们在车上说了顺口溜:村干部是打出来的,乡干部是骂出来的,县干部是吹出来的,地州干部是送出来的。 E 副政委对那个年轻干部说,你这样做是对的。怎么“收拾”?揪着胡子骂一通?他(汉族书记)就是这个意思!不能当了官就六亲不认。别忘了我们是维吾尔人! 话中有话:汉族领导为了“政绩”可以不讲亲情,有了“政绩”升官走人,我们祖祖辈辈还要在这里作人哪!…… 难忘的“高峰论坛” 听听那些少数民族知识精英的心里话是非常难得,也是非常宝贵的——不管他们说的对与错,能听到就是打开的另一扇天窗,让你知道除了汉文化的天地之外还有另一番天地。 E 副政委上喀什师范时的同学都快六十岁了,不是县级就是教授;博导等等。有几个出过一摞子书,在喀什名气很大。 我在调到乌鲁木齐之前,参加过 E 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学聚会,使我久久难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论坛”。 只有我一个汉族,听了 E 副政委的介绍大家都很信任我,于是“提起闸门放水——想怎么流就怎么流”,畅所欲言。 在新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聚会,新疆问题民族问题是永恒的话题。 他们认为新疆的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一是毛泽东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最高指示没有人敢不听。被神化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权威。二是大家都讲阶级,民族界限模糊了,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不断,民族意识压下去了。全社会只讲阶级成份,不讲什么民族。三是那时新疆西藏工资在全国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义,支援边疆虽然艰苦但很光荣。四是那时党风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基层政权稳固。没有公开的特权阶层,没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间利益冲突很少,全党重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会积累社会矛盾,引发闹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全国大饥饿,新疆闹大事了吗?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时也是宗教上层,经过土改、镇反运动,宗教的影响力大大减少。许多村庄的清真寺坍塌了。 现在呢?不说了!谁心里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清楚。 他们对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等提出一系列质疑: 我国的民族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过去怎么民族越划分越细了越多了?民族之间界限越来清楚了?民族之间隔阂越来越深了?我们的民族理论是从苏联引进的,现在苏联解体了,我们还紧抱这个理论不放。根据这个理论,中华民族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搞错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把他们命名为什么什么“民族”,没有文字给你创造文字,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成立什么什么“自治县自治乡”。“原始部落”怎么能与“现代民族”相提并论呢? 我们的路子是: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四个标准划分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五十六个民族组成中华民族。民族问题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简单得多:信奉《圣经》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兰经》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种族、国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强大文化力量。 民族问题尽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点:文化!向宗教学习!要重文化,轻种族。 “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这把我们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藏族人是松赞干布的子孙,我们是乌古斯汗的子孙,西南少数民族也各有祖先。你们算一算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多少个祖先不是炎帝黄帝?难道他们都不属于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这又把我们排斥在外了!我们的祖先回鹘人的图腾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内地、西藏考察。他的观点令人吃惊:什麽是中华文化?三部分组成,汉文化,藏传佛教文化,新疆伊斯兰文化。凡是信奉这三种文化的都是中华民族。“西南那些少数民族是穿着祖先衣服的汉人,因为他们全盘接受了汉文化。”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文化。我们承认汉族人最多,汉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们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还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来了一盘香喷喷的油馕,那位教授即席发挥:“麦子,包谷,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种粮食糅在一起,烤成一个大馕,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来?那些研究民族理论的专家们先研究一下这个馕的问题。”一片笑声。 维吾尔人的语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个世居民族的新疆;维吾尔族是主题;不然为什么在自治区前面加了“维吾尔”?马泽东说过,解放军进疆是“替历代汉族统治阶级还债的”;要为各民族人民大办好事;还说三区革命施忠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条”最后一条是撤走汉族人,新疆也传达贯彻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们现在不提汉族还债的话,就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欠了自己民族的债,该说的话没有说,该争取的利益没有争取。现在,我们要给本民族还债了。什么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个权,军队,宪法,外交;其他权利归自治区……” “其实,他们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谁的新疆……” 谈到苏联解体,大家都说是好事。“八九十年前,苏联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条新路子,中国共产党提出以俄为师;现在俄罗斯人又在探索一条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们不跟着走;走通了;,我们再来一个以俄为师。有什么不好……” 他们还谈了斯大林支持“东突”;外蒙古独立等问题。当时我想:为什么的在我们的各级人代会上听不到这些声音呢?为什么不能以兄弟身份做下来好好交心呢? 位卑未敢忘国忧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与少数民族干部公事,又经历了多次动乱,我成为一个充满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谈几乎都是新疆的民族问题,长治久安问题。我的记载南疆“文革”和一系列动乱的纪实文学“大漠足音”等,在网上点击率也比较高。 2009 年 6 月,我和几位喀什的朋友在乌鲁木齐黄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预言新疆将可能出大问题而且就不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忧天,说中央领导说了现在是新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我执拗地说,别忘了辩证法,“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现在是新疆历史上社会矛盾最复杂最集中的时期;物质的丰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阂矛盾;况且,骄兵必败是永远的真理。 我特别讲述了一本应当引起自治区高层重视的书《我的西域你的东突》,其中作者王力雄记载的“木合太尔”的“东突理论”;南疆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心里话等等,我比坐着早十几年就亲耳听到过。作者的立场,理论全错了,但其所见闻是真实的。 我断言“如果邓玉娇是到内地打工的少数民族姑娘,暴乱将立即发生!”有朋友摇头“严重了,不会那么严重。” 结果,一个月后震惊世界的“七五事件”爆发了。 6 号上午,朋友从喀什打来电话:你的预言应验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议啦!把那本《我的西域你的东突》传给我…… 其实,并非我有先见之明。我的两位维吾尔族领导启发了我,给我第三只眼以新的视角看待新疆问题,传达给我来自少数民族的真实信息。我身在乌鲁木齐却一直关注着南疆的社会动态,特别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群众心理倾向。 喊“狼来了”,狼不会来;喊“狼没有了”,狼会来的。这是常识。官员的“政绩”里不包括社会矛盾,社会群众心理。也没有多少官员好好下功夫去研究这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悲哀! 1997 年 5 月 30 日,我到乌鲁木齐兵团机关报 到。前一天,住在三师驻乌办事处。早饭与 E 副政委一起吃。他刚从北京要救灾款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两个月前,喀什发生强烈地震。全国的救灾款及物资全部交给地方,兵团地震灾区被边缘化了。农三师组织一批干部赴京汇报受灾情况,要求单独给兵团灾区“切一块蛋糕”。 他说,如果我在家参加常委会,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议师党委拔重用你。我说,谢谢您对我的看重。我在三师工作了 33 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三师;三师也没有亏待我给我一个处长;我很感谢师党委。我现在 49 了,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在乌市工作。 我离退休还有 11 年,这 11 年我要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这是人一辈子最好的归宿。 E 副政委点点头:从师里的工作出发,不放你走;从你家人团聚来讲,知道放你走了。 我与两位维吾尔领导公事的岁月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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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挫败一起劫机事件
热度 13 hanhuang 2012-7-2 18:59
原来劫机的处理是不与劫机犯斗争。自从911后,大家都知道不斗争就有可能成炮灰,也就奋起一博了。于是6个劫机犯的阴谋就悲剧了。 向勇敢的乘务人员和乘客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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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新疆
热度 40 fareast 2011-11-13 18:35
新疆 今天中午和朋友在宜山路的维吾尔餐厅吃饭,偶遇一群中老年人聚会。 与一般餐厅聚会闹哄哄惹人生厌不同,这群人拍照留念,食客大多饶有兴趣地停箸观看,明显带着有些崇敬的意思。 据下左二的老伯介绍,他是1963年入疆,28年后离开返沪。这些人是以前新疆建设兵团勘察设计院上海籍同事,每年都有聚会。设计院最早在石河子,现已迁至乌鲁木齐。 半个世纪前,风华正茂的这群上海人什么样子?
个人分类: 八卦不八卦|505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 勇猛的同事
热度 56 空气精灵 2011-11-11 14:40
财务部同事,女,昨天回家路上,看到前面有个新疆小偷儿,正在动手打开一路人的包,那路人还没有任何察觉。 同事立刻冲上前,拍拍路人的肩:“小姐,小心!” 路人大惊,赶快护好自已的包。 那个新疆小偷,也是个女的,居然不逃,反而踢了我那同事一脚。 同事大怒,立刻狠狠地挥拳,正中对方面门!然后怒视对方,一副有本事你再上的架势。 小偷估计惊着了,没碰到过这么BH的上海女人,转身飞奔不见了。 真没看出来,平时嘻嘻哈哈的她,居然会这么勇猛! 不过,现在小偷也真的是越来越猖狂了。居然还敢动手打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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