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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夏宫的两个强盗做的是对还是错~	思辨平台	tanis 2014-8-6	22 6237	晨枫 2014-10-10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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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和拿破仑 “还是” 不一样: gordon 2016-3-2 11:10; 突然想起这个事，确实很有意思。中国和拿破仑还不一样中国是个群体，拿破仑是一个个人 ***************************************************************************************** 虽然那时候，军阀部队，都比较看重留洋背景。所以，他们也找了一批但它们中间没有出院士的他们是勤工俭学的一批人。注：有时候，确实会影响路径选择。挺有意思的 ***************************************************************************************** 他们还带来很重要的另一个改变，就是多元化就是他们都是做工的，清末和北洋的资政啊，之类的，士大夫阶层多。 ***************************************************************************************** 对core 2 带来的变化都低估了主席跟张东荪是一类人，只是一个人强调士大夫，另一个强调军事罢了。（已经批孔了）和core 2 同一个时代，无缘得见其 “举重若轻” 的风采，真是人生憾事。注：因素存在，真正展开，还是改开以后。因为有冷战军事压力在哪儿呢 ***************************************************************************************** core 2 的优势是没有文采这算什么优点，那水有什么用注：做饭放盐多了，浇一瓢水。放盐多了，放糖，这个。。。 ***************************************************************************************** 学霸学霸可远观，却不可学对普通人来说，真是遥远啊注：对普通人来说，学霸是个很讨厌的存在。普普通通能干一般性的工作，就行了。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能力就不出色的缘故。 ***************************************************************************************** 找准自己的定位其实很不容易对自己都是 “高看” 很多; 19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Donald Trump 与拿破仑: gordon 2016-3-2 10:43; 拿破仑进军巴黎时，一家报纸在几天内所用的标题是这样变化的：第一天：“科西嘉的怪物在儒安港登陆”。第二天：“吃人的魔鬼向格腊斯前进”。第三天：“篡位者进入格勒诺布尔”。第四天：“波拿巴占领里昂”。第五天：“拿破仑接近枫丹白露”。第六天： “陛下将于今日抵达自己忠实的巴黎” ****************************************************************************** “纽约的暴发户宣布参选”，“恶心的大嘴从天空飘来”，“唐床破的民调持续攀升”，“特朗普取得初选胜利”，“亲爱的唐纳德获得共和党提名”，“尊敬的当选总统阁下将于今日宣誓就职” ****************************************************************************** 很少有人知道，拿破仑是院士。货真价实的院士。当然也有点，投机取巧，当年革命后，法国人才流失好吧，准确的说，他是法国人才流失后，瘸子里挑出来的将军。他是院士 ****************************************************************************** 法兰西科学院共有院士145名，当院士缺额时才可能增补新院士。1797年12月，拿破仑与贵族工程师蒙塔朗贝尔将军等11名候选人开始为选补原卡诺院士的席位角逐。两轮投票后，拿破仑以大多数票胜出，成为数学部院士。他对此十分得意，以后他在所有的命令和文告上签名时，都写上“科学院院士、东征方面军总司令”的头衔。 ****************************************************************************** 你国有趙氣的很多，有趙命的却很少！早在意大利战役中，曾有人问他打完仗之后打算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我将退出军界，从事科学研究，争取有朝一日成为科学院院士。”; 19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普鲁士的后勤: gordon 2016-2-3 09:39; 在法国人战败后，欧洲兴起了一股学习拿破仑后勤保障方式的潮流，而且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学派。以法国军官罗吉纳为代表的倒拿派对俄国战争历史性的失败记忆忧新，所以强烈抨击拿破仑就地征粮，不重视补给线的做法。他们吹捧补给线理论，坚持在进军途中必须建立一个挨一个的补给基地，军队绝不能离开补给线行动。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挺拿派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在长距离的军队运动中，就地征粮比起依靠仓库供应有巨大的优越性。争论的结果是挺拿派占了上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就地征集的表现令人失望。在富裕地区行动的奥地利人觉得就地征集效率低下，在荒芜地区行动的俄国人发现无粮可征。同样，选择了倒拿派补给线理论的德国人在普奥战争也遭到当头棒喝。按照理论，在国内普军依靠屋主供养，出国则依靠强大的补给线从后方运送补给。结果实战中，补给车队在行军中被作战部队挤出了道路，补给线完全瘫痪。军队到了目的地发现粮草没有跟上，只好祭起挺拿派的法宝——就地征集。（由于当地只有肉食面包奇缺，结果普军遭遇了营养不良。）总的来说，倒拿们学习拿破仑后的表现不比拿破仑本人更好。虽然后方补给线理论又一次可耻的失败了，但是严谨的德国人坚信理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执行，于是他们要求军队分散运动，严格限制每条道路行军的最大人数。拿破仑分散行军是因为要扩展征集范围，毛奇分散行军则是因为要保证补给车辆的运动（“战略的决窍在于分散行军，联合作战”）。最终，德国人的固执感动了上帝，他们得到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铁路。最早预见到铁路的军事潜力的人是经济学家李斯特，他在19世纪30年代指出，周密设计的铁路网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将不同位置的敌人各个击破。俄国人最先实验了铁路军用，1846年他们在2天之内将一个军（和所有装备马匹）运到了200英里以外，比传统方式快了十几倍。随后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不断地刷新这一纪录。与一般人所知的相反，铁路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观念，起初在普鲁士军队中受到了完全的反对，他们认为良好的交通线只能帮助敌人侵略本国。根据商业的利益修筑新铁路线的计划，被指责为将严重威胁国内要塞的安全（虽然大家都已经习惯绕开它打仗了）。争论一直持续到1840年才结束——所有支持建设铁路的德奸终于都被爱国志士打压下去了。普军真正开始重视铁路是在1848—1849年革命中，普军沿公路运动很不安全，而革命军反复利用铁路运动，于是德国人只好改弦更张，学习如何运用铁路。但是德国在使用铁路的初期表现很差劲，远远差于法国，因为他们有几十个不同的公司管理国内铁路线，相互之间缺乏协作。为此德意志铁路联盟进行了不懈的改革，花了将近20年才完成。 1866年战争是对德军铁路水平的一个考验，在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后，德国人作出了很多改进，军队运动和展开的速度都令人满意。不过对奥作战中还是发生了意外，为了尽可能快的运送军队，德国使用了通向边界的所有5条铁路，由于铁路网设计过于分散而且运力不足，部队被迫展开在一条长达200英里的弧线上。后世所谓毛奇的“外线战略”即因此意外而产生。如果说部队运输的表现还不算过失，那补给运输就完全是丑态百出了。普军漫无节制地把大量的补给品送往前方，而丝毫不考虑铁路终点站的装载能力，结果各条铁路完全堵塞，补给大部分烂在了车站上，很少送到军队手里。而当战事进入奥地利国境后，脱离了铁路的普军又回到了50年前的后勤模式——行军完全靠脚，吃饭完全靠抢，现代化完全是扯。遗憾的是，德国人的胜利误导了世人，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是铁路给了毛奇以压倒的优势，这种优势在之后的普法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事实上，那时德国的铁路在经营模式、车辆数、线路数、运输量、装卸能力等方面均差于法国。因为法国的铁路从规划时就考虑到了战争需要，而政治上分裂的德国则缺乏这方面的考虑。除了客观条件，德国人的麻烦还来自于理论界，他们关于铁路作战的理论基本都是错误的。从李斯特开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铁路将导致防御方的优势（即有趣的内线理论），而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证明，当时铁路的结构显然更利于外线的作战行动。毛奇同意李斯特的看法，所以他打算在对法战争中坚持防御作战，充分发挥德国铁路的优势。当然，随后发生的事情将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4 普法战争 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作战行动，常被认为在战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军队有“一条从前方部队向其后方基地延伸的现代化交通线”，而且还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后勤补给机构。据说一旦部队离开后方后勤供应的支援，必然立刻遭遇失败。最重要的是，这是铁路第一次在欧洲战场上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是军队现代化的起点。如我们所怀疑的，这些看法其实毫无根据。它们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人们所接受，显然是因为当事人和利益相关群体把他们自己的解释强加于历史。“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我们习惯于毫不怀疑地接受胜方指挥官的意见，尽管一切反面的证据并没有遭到刻意隐瞒，但多数历史学家还是轻信了德国人有意的误导。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战况细节都罗列出来，很容易就能发现真相。事实上，铁路仅在军队展开阶段起了关键作用，随后就失效了。考虑到弥补动员的进度（法国的常备军动员很快）和铁路系统可怜的容量（很多细节都说明了德国人的弱智，比如法国军队是随身携带干粮在车上就餐的，德国人则很古典地停车下车列队集合做饭就餐），毛奇再次选择让军队在极其宽大的正面上展开，以尽可能多的利用铁路线。运输中，作战部队优先，然后是运输部队和补给部队，但运送作战部队已经使铁路超过了负荷，车站装卸能力不足，补给品统统堵在了线上。饥饿的军官们去找毛奇，得到的回答是“不要给铁路当局添麻烦”。于是德军只好依靠就地采购和屋主供养过活。而当军队击败法军的攻势进入法国时，铁路已经完全瘫痪了。普军的野战后勤情况是令人绝望的。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全军平均每天只有6列补给列车开往法国，但仍然形成交通拥挤，后方补给完全成为空谈。运输部队的大车在开战时就已脱离作战部队（为了快速调动部队，德国人让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分离运输），运输工具不足，效率低下，武装不够，其他如野战移动面包房和屠宰场的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后勤组织同样未能开展工作。野战部队指挥官对于后勤部队也漠不关心，在大多数场合下都选择自行解决给养问题，可怜的后勤部队往往一连几个星期得不到命令，只能自行追踪己方部队的行踪。这一切困难未能阻止普军继续深入法国内地，依靠古老的就地征集作业，普法之战发展成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战局之一。9月，法国皇帝兵败色当，10月，围攻梅斯成功，各路大军冲向巴黎。这时，铁路系统才得到恢复，后勤补给线一点点建立起来。而这之前，为了清理运输线，德国人不得不将大量的补给品扔到后方的沿线车站，任其烂掉。在战前，德军曾认真计划过很多应急方案，但是这些设想实行起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毛奇下令加强铁道兵部队的实力，可惜对劳动量估计错误，全德国一共只有5个分队不到1000人，维修实力可想而知，有的地方一段铁路的修理时间就要长达数月。通过集中人力，普军将铁路迅速修至雷米利，但后方的情况毫无改善。第一集团军将缴获的法国机车发回后方运送补给，结果却使车站更加拥挤。法国游击队对铁路线的破坏给普军带来极大麻烦，毛奇却拒绝安排更多部队保护铁路线和铁道兵部队，最后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恶劣的方式——火车上必须押解法国人质同行。 1870年碰到的每一种问题，都是1866年曾经发生过的。运输技术落后，铁路到马车的转运效率很低，物资都堵在了车站；组织不当，缺乏保卫、维修、装卸的人手，后勤承包商无视命令超量运输（只要发车就算履行了合同）；普军无力攻克沿线的法军要塞，因此线路难以延伸。这些问题德国人并非没有考虑到，很多细节说明毛奇在战前已经预见到了后勤的困难（所以才会建成绕过梅斯的铁路），但是他的结论是：即使后勤上的一切计划都无法施行，德国依然能够赢得战争。普军之所以能在战争中保证补给，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欧洲的客观条件满足掠夺式补给的需要。法国属于欧洲最富裕的农业国之一，1870年的欧洲比1800要富裕得多，战争又是在一个有利的季节展开，因此在运动战中，庞大的德军部队才能够象拿破仑那样靠就地征集获得给养。另外，普军在1870年从未将兵力集中于一点使用，而是将兵力布置在宽大的正面上推进，这才保证了掠夺的可能性。相反，在围攻巴黎期间，虽然附近地区很富裕，铁路线又近在眼前，普军仍然不得不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停止部队的军事活动，由他们去自己解决给养问题。弹药方面，此时消耗量仍然很小，部队自己携带即可，围攻巴黎时才通过铁路和大车把弹药送到前线，不过一两次而已。事实上参谋部事前对步兵弹药和炮兵弹药消耗量的估计是错误的，只是因为消耗量很小，这些失误并没有发生什么不良影响。从这点看来，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把普法战争视为一次现代化的战争。探讨德国人的心态是个有趣的话题。对比他们的言和行，我们会发现，德国人并不真的相信他们对外吹嘘的那些理论。多数时候，他们宁可放弃后勤的考虑，冲快一点，冲远一点，冒着补给中断的危险争取胜利。这种危险的倾向经过1个世纪的发展，最终导致了第三帝国的悲剧。 ************************************************************************************** 注：呵呵，王八仗普军之所以能在战争中保证补给，真正的原因是当时欧洲的客观条件满足掠夺式补给的需要。参谋部事前对步兵弹药和炮兵弹药消耗量的估计是错误的，只是因为消耗量很小，这些失误并没有发生什么不良影响。; 1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我们现在是不是象 “拿破仑三世” 啊: gordon 2015-7-5 08:51; 法国人撵走了 “奥尔良王朝” ，迎来了“拿破仑三世” 。到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的农业危机、工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交迭在一起，不仅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失业者和饥饿者，而且也使中小资产阶级陷于困境之中，连大资产阶级也感到焦急不安，这就彻底动摇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加上菲利浦施政倾向于保守谨慎，没有拿破仑支持者强调的军事荣耀，外交也连连不济，这就引起人民普遍不满，引发了法国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浦于1848年2月24日见大势已去，慌忙宣布退位，立其9岁的孙子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王，自己与王后一起匆忙乘坐马车，逃出巴黎，不久流亡英国。起义人民占领了杜伊勒里宫，把国王的半身铜像抛到窗外，把国王的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的烈士纪念柱前焚烧了。下午4时，群众来到波旁宫，冲进议会厅，登上讲台，高呼“打倒议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并且庄重地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驱散了立法议会，七月王朝终于被推翻注：不是菲利普政府跟英国人谈，哪有和平岁月啊。这帮蠢蛋。千万不能普选，把 “拿破仑三世” 选上来。 ************************************************************************************** 注：中国人很多人迷信，可能会觉得晦气。呵呵事实如此所以说，感觉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都是傻X 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其实所有大陆型国家都是从拿破仑三世提出的框架下的改进。这是一个有原发思想的人伟大的法兰西哺育出来的伟大人物，但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法兰西的特点。他很像我姑父。我爸爸说，有些人长的很漂亮，总是一事无成。（说我姑父的）但我姑父确实是很有才华的。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没有能力嘛）大多数人都是庸才和通常意义的好人，偶尔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到了天才和圣人的境界。是可以原谅的。 ************************************************************************************** 我小时候，总是认为通常的庸才是有才华的人。用脚翻书的诗人，种上点 “ 花花草草 ” ，喜欢的就是那种 “慵懒” 范。常常尝新，但总是失败，然后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潇洒。还有通常意义的 “ 好人” ，因为我父母对我总是很严厉。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谁是真正的 “强者” 。（理解这个，需要生活经验，需要一个过程）; 1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李鸿章和拿破仑三世的比较研究（转）: 热度 1 gordon 2015-4-25 04:58; 李鸿章和拿破仑三世其实没有什么共性，真正说到共性，其实是硬捏合到一起的，就是他们都失败于日、德这样的国家。我对李鸿章认识的加深，来自于对镇南关大捷的再认识。（就是雷明顿步枪那个事）从而识别出一定的模式，进而找到了他们之间的线索。让我们进入李鸿章的世界，神秘的东方，神秘的中国，Let’s go。注：李鸿章是靠自己的私人网络建立一个中兴帝国，拿破仑三世是靠群众力量建立一个中兴帝国，（乌合之众嘛，被选为总统，后加冕称帝） **************************************************************************************** 　　 1870年9月18日，在装备精良的淮军部队的前呼后拥下，刚刚47周岁的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高调进入天津。　　此时，因“天津教案”引发的国际冲突，刚刚缓解，法国舰队还停泊在大沽口外。法国代理领事李蔚海记载了李鸿章入津仪式的详情，并相信这位年轻的封疆大吏将会以铁腕维护这座城市的稳定。　　不久，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他大约没有想到，自己掀开了帝国历史上京津沪一体化实验的序幕。　　天津开埠　　清帝国推出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后，在其政治版图与经济版图上，天津就不再只是一个口岸，而是与北京一起，构成了首都的一部分。遍览1860年之后的西方媒体，Tientsin（天津）一词出现的频率，与China(中国)、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Canton（广东）不遑多让。　　天津成为首都的一部分，有点无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确定为通商口岸，先后建立了9个国家的租界，租界数量之多，在大清国16个同类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吊诡的是，九国租界总面积虽然已超天津旧城八倍之多，却也才相当于上海租界面积的一半。显然，老外们如此跑马圈地，绝非只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政治和战略考量：贴近大清中央。　　大清国的“外交”，原来还真是在“外”办理的——最早是广州，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广州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衙门，由两广总督兼任，依然将“外交”解决在北京之外。　　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交就无法再在“外”处理了。英、法、美、俄四国获准在天子脚下建立使馆，中央为此专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商口岸也急剧增加，长江以南由五口增为十三口，长江以北也新开牛庄、天津、登州三口，畿辅重地也对外开放，外交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天津的地位，便更为显得重要和复杂起来。　　条块矛盾　　总理衙门之下，除了管辖在南方的“五口通商大臣”外，另设了“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北方的三个口岸，驻地就在天津。至此，直隶省内其实有两个平行的省部级机构。常驻保定的是直隶总督，常驻天津的就是“三口通商大臣”。　　与保定作为直隶的省会相比，此时的天津在行政级别上仍旧只是一个地级市（“天津道”）。天津城里的 “三口通商大臣”，虽属省部级，但并非地方行政长官，而是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的派出机构，属于“条条”上的部门，只管外交和通商，并不过问民政。天津的民政则由直隶总督下辖的天津道、府、县三级管理，属于“块块”上的。　　在天津，“条”虽然级别高，却并非“块”的上级，这不仅形成了“条块”之间的隔阂，而且也造成机构设置上的畸形：驻津的“条”是中央级，而当地的“块”却级别过低，无法为“条”及时提供相应的行政资源支持。毕竟，“外交无小事”，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港口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国使节、侨民乃至外国军队，中西碰撞、磨合、冲突不断。“条块”无法匹配、难以协调，内政上的星星之火很容易就造成外交上的燎原之势。　　当天津成为“条块”交汇之处的时候，驻保定的直隶总督是曾国藩。　　京官难做，津官更难做，直隶总督大约是全中国最难当的地方官。“京官难做”，是因为天子脚下红顶子扎堆，通货膨胀导致贬值。而同在天子脚下（确切地说是 “天子脚边”）的津官，却毕竟仍是地方干部，近在咫尺的“中央领导”多如牛毛，掣肘频仍。既乏父母官的威风，又缺京官的闲适，难怪官场有谚自嘲云：“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附郭”指与上级同城）　　选择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中央的意图，除了便于就近控制这位曾统帅百万雄师的人杰之外，更是出于对京津冀地区开发的重视。曾国藩在多年的征战实践中，亲眼见识了西洋科技的作用，并建立了包括安庆军械所在内的一些新兴洋务企业，是大清国第一波投身“改革开放”的弄潮儿，调他入京，正可以借重他的经验，以天子脚下的直隶（京津冀）为特区，推进中央已经计划好的“自强”运功（洋务运动）；而直隶的天津此时已经成为对外开放港口，华洋杂处，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中央需要一个老成干练的人在“改革”与“开放”两条战线上都趟出一条路来。　　将直隶作为改革的试点，由曾国藩来趟过改革的地雷阵，这一布局在曾国藩赴任之前与慈禧太后的四次会谈中清晰可见。除了第二次之外，其余三次都直接涉及了直隶的改革，曾国藩表态说：“臣也知直隶要紧，天津、海口尤为要紧”，并提出了“以练兵、饬吏、治河三端为要务”进行“次第兴革”的思路。　　从这四次会见来看，中央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更多的并非出于“羁縻”、要修理这位“曾剃头”，让他一边凉快凉快，而是“重用”，要靠他去为朝廷“剃头”，理顺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复杂局面。　　直隶扩权　　 1870年春夏之交，正值天津开埠十周年，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动乱在此爆发。因“民教冲突”，天津市民围攻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导致法国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外交官和3名俄国商人被杀，领事馆和教堂被毁，史称“天津教案”，西方则称为“天津屠杀”。　　 “天津教案”是两次鸦片战争以来最大的涉外案件。驻天津城内、负责对外关系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驻保定城内、负责地方维稳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被深度卷入。中央下令曾国藩赶赴天津，主持善后。曾国藩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被斥为卖国贼，“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湖南会馆将他的官爵匾额 “悉数击毁”，并开除其“名籍”（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一代“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甚至“谤讥纷纷，举国欲杀”。注：天津教案处理期间，发生了一件世界级大事，余波直接影响到中国未来的走向。那就是普法战争，从此掀开了清帝国 “中兴”的序幕。 **************************************************************************************** 　　当曾国藩以一生令名为代价，处理完毕“天津教案”之后，中央决定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换下心力交瘁的曾国藩。舆论已经有了将省会从保定搬到天津、让直隶总督与“三口通商大臣”同城办公的建议，但李鸿章对此不以为然，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强调：保定才是“控扼”直隶的中心，“昔人于此建置省城，实得形要，是以历任总督，均须驻省办事，总揽全局”；而天津则“偏在一隅，似非督臣久驻之所”。　　此时，“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受命出使法国，进行“谢罪”访问，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代理“三口通商大臣”，参与了教案善后的主要谈判，深切地体会到了天津在机构设置上的尴尬。因此，他建议中央：“三口通商亦不必专设大员, 所有洋务海防均宜责成直隶总督悉心经理”。裁撤专职的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将相应的外交通商事务归并到直隶总督职权范围之内。由“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总督亲自抓，“一把手”负全责，微妙而复杂的外交通商事务就能获得足够的地方行政资源的支持，“条块”之间的隔阂有望消除。　　不到一个月，中央便采纳了毛昶熙的建议，并在上谕中明确宣布“天津洋务海防，较之保定省防，关系尤重，必须专归总督一手经理，以免推诿而责专成”。自此， “三口通商大臣”裁撤，新设“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权限扩大到了“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之东海关、奉天奉锡道所管之牛庄关”，并且，直隶总督不再常驻保定，而是 “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保定），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半个首都　　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首任北洋大臣，正式进驻天津。　　政治地位改变后，李鸿章对于保定、天津两地在新形势下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在答复中央的《裁并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折》中，李鸿章提出：“天下大势，首重畿辅。中原有事，则患在河防；中原无事，则患在海防。” 　　也就是说，保定与天津之间，究竟哪个城市适合作为直隶的中心，关键是看“中原有事”与否。“中原有事”，直隶地区的河防就是拱卫京师的关键，当年捻军就是被曾国藩的“河防”策略困死的，“实得形要”的保定就能“总揽全局”。但如今，太平天国和捻军均已剿灭，“中原无事”，而且“自各国通商开埠，公使驻京，津郡为往来冲突，尤为京师门户，关系极重。近因民教纷争，酿成巨案，地方官抚驭未善，通商大臣又恐呼应不灵，后患殊多，不得不思变计”。因此，李鸿章个人虽然似乎留恋保定，却也认为抬升天津的城市定位，完全是因时制宜、“未雨绸缪”的改革良策。　　自此，直隶便有了两个中心城市。除了总督衙门改驻天津之外，别的省级机关一律留驻保定，由直隶藩司负责日常事务，重大事件请示总督裁定。从清代的各种文件来看，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依然将保定看成是直隶的省城。至于天津，当然不再是“偏在一隅”的小城，却也并非省城，“条”与“块”在这里汇聚，成了远比省城更有着全国和国际影响力的城市。　　如此一来，天津的地位迅速升格，从众多通商口岸之一升格为华北地区的政治中心，而保定虽然名义上仍是省会，但被迅速边缘化。本来就已经是“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的直隶总督，因为兼任北洋大臣，权限迅速扩大，从一省的军政、民政扩展到了外交事务。　　此时的大清国，虽然同意外国使节驻节北京，但继续奉行“外交”外办的原则，尽一切可能将夷人们阻挡在天津这一“国门”，不入京师。因此，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不同的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还被授予了代表国家缔结对外条约的大权，成为事实上的大清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天津也就分享了北京的部分首都功能，成为半个首都。　　晚清五十年，“中枢”一词，绝非仅指北京，而多少必须包含天津在内。直隶总督是地方官，但北洋大臣却是中央职位，如此颇有大清特色的定位，令直隶总督的实际影响力不仅超越疆臣，也实际超越很多朝臣。　　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一干就是25年，对于京津一体化至关重要，以至于只要提起“直隶总督”这个官称，时人都自然地将北洋事务归入其下，西方媒体甚至将直隶总督这个职位理解为“副王”(Vice King)。　　央地博弈　　作为少数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大清干部，李鸿章在天津升级的同时，就建设性地指出，“目前最急者”就是要赶紧设置独立的“天津海关道”。　　 “海关道”是大清国“被”开放之后的产物。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更多口岸被迫开放，中央就在各口岸设立了正四品的“海关道”，负责“关务”和“交涉”。其实，运行这个新功能的，却是一台旧机器——“海关道”并非专职，而是地方道台的加衔及兼职。开放口岸的父母官们，披挂上这件新官袍，就成了“外交官”。　　天津乃京师门户、外交重地，其所承受的外交工作压力，绝非全国其他开放口岸可以相比，这就要求“天津海关道”具有相当娴熟、老辣的外交水准，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李鸿章提出，如果能够设立专职的“天津海关道”，不仅能确保专人负责繁重而微妙的外交通商工作，而且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乃至中央在外交事务中获得极大的缓冲余地。同时，专职的“天津海关道”也有利于理顺关税征收体制，日后的历史证明，这个职位果然成为李鸿章的理财工具，与天津海关税务司一道，对千疮百孔的直隶财政乃至中央财政贡献颇大，也保证了李鸿章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　　李鸿章的计划一旦实现，“海关道”就不再是中央垂直管理的“条条”，而是与“天津道”一样，都是直隶总督麾下的“块块”。两“道”分设，既分得开、合得拢，提高了行政效率，事有专责，更确保了李鸿章本人的最后拍板权。　　在李鸿章而言，还有更为老辣、有远见的一步棋，那就是将“天津海关道”的干部任免权，留在了省里，抓在了自己的手上，这令他能确保享受到天津升级所带来的胜利成果——掌握大清国改革开放的主导权。　　人事权和财政权，是中央对地方实行有效控制的主要方式，也是中国这样的大一统国家，政权凝聚力的主要体现。太平天国之后，大清帝国日渐形成“内轻外重”的局面，但中央依然能对日渐坐大的地方诸侯实现相当有效的控制，关键就在于牢牢地掌握了人事任免权。即使是李鸿章一手缔造的淮军，其高级军官的任免和调动权，依然操诸中央之手。　　对于地方行政长官“天津道”的任免，从组织条例“法理”上看，李鸿章并无多大的发言权——虽然中央也会认真听取他的意见。而这个职位事实上又是他推行内政外交的关键一环。如今，李鸿章将“天津道”兼任的“海关道”分离出来，并获得了“海关道”的直接任免权，就争取到了相当的主动。　　基于天津在大清国外交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天津海关道”的独立设置，通过分流“天津道”的外交职权，间接分流了中央的外交职权，而巩固了李鸿章在国家外交格局（而非天津一地）中的地位。李鸿章此后得以将自己的影响力伸展到包括上海在内的所有对外开放口岸，对天津的外交人事权的控制，实为基础和关键所在，天津也因此成为大清国对外开放的“前敌指挥部”。　　吊诡的是，以专业分工为目的而分设的“海关道”，在李鸿章执政期间，却与“天津道”在职权方面不断交叉和重叠。当然，这并非李鸿章的管理失当，而完全可能是为了“掺沙子”：通过工作分工的交叉重叠，加强“天津道”这一“请旨简放”职位的工作难度和特殊性，进而能增强自己对这个职位人事任免的影响力。　　事实证明，李鸿章抓住“海关道”的任免权十分明智。10年之后直到甲午战争前，高层权争加剧，中央在“天津道”的任命上，就不再倾听李鸿章的意见，甚至故意刁难。从1882年起出任“天津道”的额勒精额、裕长、季邦桢、万培因等，均非李系人马。所幸“海关道”的任免权在自己手上，除了首任陈钦之外，后来的黎兆棠、郑藻如、周馥、盛宣怀等，都是李鸿章的亲信，并且“海关道”介入一般政务也颇深，这令李鸿章得以在官场的权力倾轧中，稍减掣肘，维护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内的政通人和。　　华北特区　　天津的升级，令这座城市和李鸿章本人，都获得了巨大的飞跃。　　在天津担负起半个首都功能的同时，李鸿章从地方干部、疆臣之首，一举跻身中央领导的行列，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组织人事运作，成为最有实权的中央领导之一。 4年后（1874年），美国驻华公使就向华盛顿发出报告：“李鸿章是清帝国最有权势之官吏，尤其对总署（总理衙门）有特别之影响，所以，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先向李鸿章征求意见。” 　　在之后的数十年内，天津既是大清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又几乎成为体制内改革者的大本营。当时的西方报纸甚至认为，中国外交是“北京讨论、天津决定”。其实，在晚清的特殊体制下，“京议津决”的又何尝是外交呢？　　从明代建城开始，天津的定位首先就是 “北拱神京”，至于“南达江淮、东连沧海、西引太行”等，都是第二位的。天津既是北京的保镖，也是北京的保姆，“拱卫”之外，还必须做好各项服务和配套工作。　　但是，北洋建立之后，天津就突然一跃而成为北京的“合伙人”，尽管股份很小，却分流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部分功能。北京与天津，本来就是一体，之前是“从属”关系，如今更趋“互补”关系，共侍中枢：北京讲政治、天津做经济；北京管内政，天津干外交；北京搞斗争、天津忙建设；北京能进取，天津可避难…… 　　这种与最高权力亲密无间的关系，显然是大清国其他任何城市、包括那正在迅速跻身“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所无可比拟的。　　此时，正值大清国的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以恭亲王和两宫太后组成的领导核心，平均年龄不足30岁，却试图引领这个古老帝国穿越千年迷雾，挣脱内忧外患。　　天津及整个直隶地区，因缘际会地成为帝国改革的示范“特区”。在南方已经略试身手的李鸿章，站在其恩师曾国藩的肩膀上，在天子脚下实现了“洋务远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无论是军工生产（天津机器局）、煤矿开采（开平矿务局）、铁路交通（唐胥铁路、津沽铁路）、电报通讯（天津电报总局）还是新式教育（水雷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等），天津几乎在各个领域全面发力，引领全国潮流，甚至远超上海、南京。　　李鸿章之后，天津的改革在经过庚子动乱的短暂停滞后，继续推进，到了袁世凯当政时期，以天津为中心的直隶，不仅在经济改革方面，同时也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骑绝尘遥遥领先。袁世凯本人也成为全球关注的著名政治家。　　 1891年，美国前驻华公使杨约翰，在著名的《北美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12页的文章《中国的新生》(New Life in China)，畅谈中国的崛起。　　在这篇文章中，杨约翰认为，李鸿章及其直隶总督衙门所在的天津，一直是帝国改革和进步的中心，“新思想从这里萌发，并且渗透到全国。”他说，天津这座城市所洋溢着的变革氛围，与广州、福州、武昌或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同，“从汉口到天津，仿佛就是从中世纪穿越到了当代。” 　　 1908年，一本英文小册子《天津及周边地区指南》出版。与之前同类图书不同的是，此书首次用很大篇幅强调了天津在中国特殊的重要性。书中说，美国著名汉学家明恩溥四年前曾预测，在中国各城市中，天津的重要性仅次于上海，它必将成为“制造业、铁路、教育及商贸的伟大中心”。如今，这些全部实现了。　　这本为天津极力抬轿子的英文小册子，还引用了一些经贸数据，来说明天津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从1867年到1906年，外贸进口额增长5倍；外贸出口额增长18倍；关税收入增长8倍…… 　　这种来自西洋人的赞赏，也得到了东洋人的附和。在“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天津志》中，盛赞天津“繁华已超北京，宛如欧美；天津的繁华是迅速的，它今后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容置疑的。” 　　津沪比较　　在帝国改革的复杂天平上，帝辇之下的天津除了充任先锋之外，似乎还是一个平衡砝码：与北京相比，它更讲经济、更为务实，而与上海相比，它更讲政治、更有方向，两手都在抓，两手都要硬，那种分寸和尺度的拿捏，绝非等闲。　　津沪双城，是帝国改革开放的两个标杆。　　上海的“国际特色”更为浓烈，经济上以外向型为主，洋行充斥，甚至大量的国内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上海股市后，炒作的股票也多非本土所产；天津则有着更为浓烈的“大清特色”，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内资、而且是国资。外贸方面，天津虽然一直屈居上海之下，经上海转口的外贸长期高居其外贸总额的70%左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以天津为核心辐射“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的经济格局成型，天津脱离了对上海的贸易依赖，与上海、广州鼎足而立，成为北中国当仁不让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　　在政治方面，上海的租界当局宛如“联合国”，其在上海的影响力远超帝国政府；而在天津，除了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帝国政府牢牢地掌控着这里的一切。在帝国复杂的权力金字塔中，天津高高地凌驾于上海之上。终清一朝，上海最终也只是个地级市级别（“上海道”），而天津则不仅是直隶的首府，而且贵为“半都”。　　当然，津沪的差别，并非人为，而是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看，晚清变革年代的津沪城市竞争，更像是一场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的变革竞赛：　　天津更多地代表着本土主导的“改革”，在睁眼看世界的同时，努力保持着血统的纯正和帝国的脸面；而上海更多体现的是外力推进的“开放”，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血儿，更像是浦江上的一块飞地；　　上海是一座从内到外穿着“西装”的城市，而天津则在“西装”的外套之下，依然长袍马褂；　　上海能提供给大清帝国的，是与世界零距离的亲密接触及关税等利益上的实惠；而天津能提供的，则不仅包括“里子”，更包括自力更生、坚定地建设有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面子”和自信——对于一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自信”实在也是一种生产力…… 　　在帝国眼中，“阿拉上海”实在是句空话，上海其实更属于世界、属于THEIRS，而天津才可说是真正属于“阿拉”、属于OURS。　　在津沪关系中，最为关键的是：掌控上海政治、经济资源的，不是其直接上级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而是远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这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的。　　从李鸿章离开曾国藩那温暖的怀抱，组建淮军“单飞”以来，上海就一直成为李鸿章的根据地。庞大的淮军，其军饷主要就是靠以上海为主的两江地区供应，即使李鸿章调任外地，这里依然是淮军和李鸿章其他事业的提款机和粮仓。　　要做一个合格的直隶总督，不惹事，只需要符合一个标准：紧跟中央，让领导们放心。但是，要做一个优秀的直隶总督、“疆臣之首”，不惹事之外还要会办事，还需要符合另一个标准：能控制上海。　　遥控上海　　以上海为重心的江南地区，素来是中国的财赋重地，也是一切渴望有所作为的官员们的必争之地。　　上海的直接领导人，一是两江总督，二是江苏巡抚，至于“上海道”，那只是具体操盘手而已。自李鸿章出道以来，但凡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大多是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故旧好友。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32年间，历任两江总督中，曾国藩是他的老师，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马新贻、何璟、李宗羲是李鸿章的同年，张树声是李鸿章的学生、下属兼同乡，李宗羲还是经李鸿章推荐才当上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吴元炳两人与他关系疏远，左宗棠则与他关系十分紧张。　　至于江苏巡抚，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年（1884年）的22年间，刘郇膏、张之万、何璟是李鸿章的同年，郭柏荫、丁日昌是其下属，郭、丁及涂宗瀛三人的苏抚位子，都是由李鸿章推荐而得，张树声则是学生、下属兼同乡，勒方锜是朋友，只有吴元炳、卫荣光关系比较疏远。　　显然，李鸿章在两江和上海，几乎是如鱼得水。权力的本质是影响力，如此多的故旧好友执掌江南膏腴之地，这为李鸿章在上海“挤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这种影响力，当然是非正式的。中央没有任何文件，允许李鸿章任命两江地区和上海的任何行政官员，李鸿章所能做的，只是幕后的策划和运作。　　沈葆桢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出力甚大。在沈葆桢与刘坤一的PK赛中，正在筹划全国海军建设的李鸿章一言九鼎，在太后和军机们面前竭力为沈争取。任命下达之前3个月（光绪元年正月），李鸿章即写信给沈，暗示已经“搞掂”：“南洋数省，提挈纲领，舍我公其谁与归。” 　　沈葆桢到任后，对李鸿章给予了最大的支持，他甚至主动请求中央，优先发展李鸿章辖下的北洋海军，而暂将自己辖下的南洋海军放到第二位。这固然有利于国家，但也等于是自己放弃了掌握更大权力的机会。这种姿态，在地方本位主义极为严重的大清官场，是极为难得的。与沈葆桢在海军上的巨大支持相比，他与李鸿章因吴淞铁路善后处置的分歧，就显得微不足道。　　江南地区官员中，得李鸿章助力最大的，应属丁日昌。丁日昌出任江西万安知县时，深得赣南道李瀚章的赏识，因此结识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后因吉安失守，丁本应斩首，但因在三日内收复失地，而从宽革职，投奔曾国藩幕府，为湘军在广东采办军械等，贡献颇大。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多次要求中央，才将丁日昌从广东调到上海，成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也奠定了丁日昌作为“海派官员”的基调。　　丁是聪明人自然“识做”，出任江苏巡抚后，更是全心全意为李鸿章办事。　　在江南官场上，李鸿章依靠各种牵丝攀藤的关系，发挥着非正式、但相当巨大的影响。而在江南的国有企业领域，李鸿章的影响力就直接而正式了。　　举凡大清国的重点国有企业，大多受制于李鸿章，而除了煤炭行业之外，几乎所有主要企业的重心，都在上海。可以说，大清国的国企是一个以天津为脑袋、以上海为身躯，臂膀伸向四面八方的巨型章鱼。　　作为这条“章鱼”的脑袋，李鸿章参与兴办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洋务企业，也因此奠定了他的领导地位。无论他的行政职务、管辖区域如何变化，他都是这些大型国企矢志不渝的董事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大清国的国资委主任。　　南北斗法　　从天津遥控上海的企业，李鸿章依靠的是一大批才能卓越、德行却颇有争议的干部，如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等。　　李鸿章的麾下，实际上有三个团队。第一个是军人团队，手里握着枪杆子；第二个是官员团队，手里握着印把子；第三个是商人团队，手里握着银子。而后两个团队，经常有交叉，横跨官商两界通吃的人，不在少数。有趣的是，这些“官商两栖动物”，绝大多数都曾经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服务过。大清国最显赫的干部预备队，就是李鸿章的“秘书帮”。这种格局，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就具备了强大的自我繁殖能力及排他性，“非李派”人马实际上很难涉足大清国的这些垄断行业。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这正是李鸿章实力的真正源泉，其威力丝毫不弱于作为国防军主力的淮军和北洋水师。　　当然，这也是李鸿章的竞争对手们所急于挑战的。当刘坤一正式出任两江总督后，他发起了针对轮船招商局的争夺。这是李鸿章继太平天国战争后，又一次艰难的“战上海”。　　一切都起因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一月十四日沈葆桢的去世。沈去世的次日，中央就宣布了由刘坤一接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从来就不是李系人马，沈葆桢之前，刘就代理过两江总督。在光绪元年的江督夺位战中，李鸿章协助沈最后胜出，刘黯然离开，出任两广总督。3年后，双方展开第二轮较量，李鸿章最得力的淮军将领、时任云南巡抚潘鼎新，与刘坤一的族叔、云贵总督刘长佑发生冲突，最终潘鼎新下台，回京另有任命。　　刘坤一接任了两江总督后，立即发难。经过几番回合，李鸿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巩固了自己对于上海地盘的控制。　　对于李鸿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评价说：“中国人的名字，除了孔子，知名度没有超出国界的。但李鸿章就像孔子，恰如最具基督精神的国王路易十五就像基督一样…… 总督的职务按说是要轮流担任的，但李鸿章却是个例外。他作为直隶总督二十多年，其官职像桥墩一样坚固，任凭潮涨潮落而岿然不动。终身任职的希望鼓励他思想丰富的大脑设计出一个又一个改良计划，而一个陌生的流浪者没有勇气这么做。” 　　正因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的组织设计，加上李鸿章与上海的极深渊源与权力深耕，再加上李鸿章本人勇于任事、不避嫌疑的果敢个性——这在不作为、“琉璃蛋”盛行的大清官场，绝对是另类——北京、天津与上海，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并迸发出了大清改革进程中为数不多的一些亮点。　　这场计划外的京津沪一体化进程，对于帝国有着重大的意义：自太平天国之后，无论是财权、还是军权，帝国的中央权威被处于不断瓦解、消融的过程中，而李鸿章计划外的京津沪一体化，实际上为帝国中央在大型企业（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主力国防军（北洋海军与陆军）等关系政权命脉的要害处，维持了相当的影响力，为帝国中央与地方大吏的博弈中增添了底气与中气。　　当然，这一京津沪一体化进程，所依赖的并非制度化的力量，而是李鸿章本人强烈的资源整合能力。当李鸿章凋零之后，直隶与北洋、以及其背后的中央，对京津沪一体化的掌控力迅速式微，对帝国改革开放的掌控力也迅速式微，一个分崩离析的时代不远了……; 1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从拿破仑到光绪帝再到武大郎: 热度 14 席琳 2015-2-28 13:23; 2015-2-27 法国的拿破仑（ 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和大清国的光绪皇帝（ 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生活的时代前后相差近100年，在位时的文治武功和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与名气更是有天壤之别。可是这两个人的死因，都不明不白，而且都涉及到现代科技的追踪和同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砒霜。拿破仑的死因，现在已经是很清楚，和砒霜中毒，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拿破仑头发中的砷含量，是现在欧洲正常人头发中砷含量的数百倍，可是充其量也不过百万分之七八，高于现代人发砷化学中毒的百万分之三的指标，但是科学家们的最新研究结论，拿破仑死于人为谋杀的可能性，仍然是被排除掉了。光绪皇帝的死因，开始也扑朔迷离，清宫档案尤其是医案的记载是一派，认为是正常死亡而且必须是正常死亡。民间传说和野史的记载是另外一派，认为是人为的谋杀。如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就说：德宗先孝钦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莲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然孝钦病痢逾年，秘不肯宣，德宗稍不适则张皇求医，诏告天下，唯恐人之不知。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耳，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此。现代科技的发现，证明民间传说和野史的记载，更胜一筹，也算是独具特色的了。冯学荣在《砒霜：细读光绪皇帝的尸检报告》一文中，提供了一组数据（单位应该是百万分之一）: 当代人（ 1 号）头发砷含量： 0.14 当代人（ 2 号）头发砷含量： 0.59 隆裕皇后遗体头发砷含量： 9.20 清末某干尸头发砷含量： 18.20 光绪皇帝遗体头发砷含量： 2404.00 （光绪皇帝）粘附头发的残渣物砷含量： 3060.00 （光绪皇帝）脊椎骨碎屑砷含量： 1269.00 （光绪皇帝）内衣残片右袖部位砷含量： 2439.00 （光绪皇帝）内衣残渣砷含量： 2182.00 没有看到原始的尸检报告，对于测试数据的质量和借以得出的结论，不敢妄评。可是对于中国的国粹砒霜和雄黄，还是比较叹服的，因为在1500多年前炼丹术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就提到了用白驴蹄二分熬，大黄四分，绿豆三分末，砒霜二分，光明砂半分，雄黄一分捣，蜜丸如梧子，发日平旦冷水服二丸，七日内忌油，去治疗疟疾。进入二十一世纪，这千年老丹方，又被几个名老中医发扬光大，移花接木，去治疗白血病，据说还非常的成功。这比鬼子们发明和应用砒霜，差不多要早近1000年。所以现在国人头发中砷的本底值，就比鬼子们头发中砷的本底值高三到十倍（根据上面两组数据的比较）。要不武二他哥武大大，怎么着也不会被王婆和潘麻麻，轻易就取了性命。而拿破仑，如果是三生有幸，托生在中国当皇帝，怎么说也得会是，用砒霜或雄黄给毒死的。粗略地估算一下，砒霜对成人的致死剂量，豌豆大小也就是0.5克左右就够了，设想光绪皇帝是50千克的体重，所有的砒霜都全部吸收，不吐不泻，也就是不到百万分之十的浓度。现在测试的头发残余物中砷的浓度高达百分之两千四百余，需要至少240倍致死剂量的砒霜，也就是说120克的砒霜。这是什么概念？500克就是一市斤，120克，就是二两四钱。别说人家是金枝玉叶的光绪皇帝，就是把这二两多的砒霜拌了上好的猪饲料喂猪，猪也肯定不会吃得下。看一看在小说《金瓶梅》第五回中，兰兰笑笑生是怎么叙述武大大在潘麻麻的精心呵护下，吃下这砒霜翡翠白玉汤的：听那更鼓时，却好正打三更。那妇人先把毒药倾在盏子里，却舀一碗白汤，把到楼上，叫声大哥，药在那里？武大道：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你快调来与我吃。那妇人揭起席子，将那药抖在盏子里；把那药贴安了，将白汤冲在盏内；把头上银牌儿只一搅，调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说道：大嫂，这药好难吃！那妇人道：只要他医治得病，管甚麽难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时，被这婆娘就势只一灌，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那妇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床来。武大哎了一声，说道：大嫂，吃下这药去，肚里倒疼起来！苦呀！苦呀！倒当不得了！;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69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睿智的拿破仑三世: 热度 1 gordon 2014-12-26 21:49; 注：实际上拿破仑三世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在普法战争中输了，所以成为了笑柄。说拿破仑三世之前，要先说奥尔良王朝，实际上奥尔良王朝也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因为人民的欲望，不满，被迫下台。 1845年以后，法国的农业、工业和财政就出现了不景气，1845—1846年农业的连续歉收，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 1847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法国。随着农业危机的加深，农民收入不断减少以及农民对工业品购买力的下降，使工商业危机接踵而至，生产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财政危机也日趋严重，破产的银行数不胜数，仅巴黎一地，1845年就有691家破产，1846年8月到1847年底又有1139家宣告破产。国家的财政赤字高达预算总额的25%，即24.7亿法郎，到1848年初，国家的短期债务已达63亿法郎。财政危机使基佐政府信誉扫地。总之，到19世纪40年代末，法国的农业危机、工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交迭在一起，不仅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失业者和饥饿者，而且也使中小资产阶级陷于困境之中，连大资产阶级也感到焦急不安，这就彻底动摇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革命的爆发。加上菲利浦施政倾向于保守谨慎，没有拿破仑支持者强调的军事荣耀，外交也连连不济，这就引起人民普遍不满，引发了法国二月革命。路易·菲利浦于1848年2月24日见大势已去，慌忙宣布退位，立其9岁的孙子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王，自己与王后一起匆忙乘坐马车，逃出巴黎，不久流亡英国。注：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笑话，是七月王朝使得法国的政治体制结构稳定了下来。 ********************************************************************************* 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对于第二帝国的历史来说，其对外政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拿破仑三世长达2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要打破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是拿破仑一世、波拿巴家族以及整个法国失败的产物，它是法国从此变得人微言轻的一张耻辱证明；因此，要使法国重新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进行国际政治重组。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拿破仑三世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了同情心甚至为之提供了物质和军事上的援助。其二，要以有限的战争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从个人性格来说，拿破仑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样的战争狂。例如他与曾经使其伯父吃尽苦头的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1849年他甚至提议英法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影响的所有问题。然而在强权政治的时代，他的这些想法尽管美妙但却十分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与之周旋的皆是加富尔、俾斯麦等极为精明且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几乎都得到加强的同时，法国的实力和地位却遭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且皇帝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对外冒险中突如其来地被画上了句号。当然仅从法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业绩来看，第二帝国不乏得意之处：在北非，1857年法国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1859年皇后欧仁妮的亲戚莱塞普斯承包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1869年完工后，运河由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进行管理，法国从中获利甚丰。在亚洲，1857年应英国“邀请”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库赞率几百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败了清军，随后又与英军一起洗掠了圆明园，通过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和经商的特权，同时还获得了大量赔款。拿破仑三世对这一结局颇为满意，库赞也因此成为参议院议员并被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此外第二帝国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实际上，所有的大陆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由它开创的。包括中国当代的发展模式。注：只可惜他失败了，所以他成为了历史的笑柄。创新总是不容易的。并不是他那个拿破仑叔叔留下了什么锦囊，而是他自己的睿智。 *************************************************************************************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 “史里芬计划 ” 都被吹上了天，其实是一滩狗屎并没有诸葛亮的锦囊，也没有接手一个完美的蓝图，都是 “补丁打补丁” ，凑的凑起来的一点东西。注：还有人以为是古人留下了一个什么美好的蓝图，是后来人把它打破了，失传了屁，本来就没有。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东北实行的 “经济政策” ，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不要以为日本人就是神，就是全能。 “庄家活，不用学，人家咋着你咋着” ，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 感谢理论研究，它还原了现实世界的真实这个真实隐藏在现象里，找出来，不容易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奥尔良王朝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Q0F_UCle0GBUF7j4YLkqXTY7Xh-Xv_fdUytsr_4jmpwQbl6c8vFqwTguCi40Wg9ehXX3kI4jw0aqnmxxazwwWK 百度百科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62.htm; 29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拿破仑三世是怎么上台的？: 热度 1 gordon 2014-12-5 14:57; 注：在专制国家是没有阶级的。它就没有结社自由嘛，怎么会有阶级呢。" 阶级 " 是英国的概念。底下的就好理解了，因为群体极化嘛。七月王朝是一个比较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但是法国人民不满意，呵呵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理解这个，你得知道 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其实很简单，就是经济快速发展，贫富差距分化注：金融资本、有房地产的，和没房地产的。跟大量贫困无产阶级的矛盾。还有小农，呵呵欧洲是城市闹革命，因为城市快速发展嘛，打破固有的社会关系。就像中国的北上广。 *************************************************************************** 　　在二月革命时期，社会主要分成两个斗争派别，反路易•菲利普派与路易•菲利普派，即“王朝反对派、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都参加了推翻路易•菲利普的斗争。但是一旦革命取得了胜利，哪怕只是部分的，那些资产阶级政党都已经“心满意足”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资产阶级只要求“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自然地，力量弱小的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当时法国革命的政治舞台。　　六月事变后，共和派掌握政权，但是随着12月10日农村反对城市，共和派选举的失败以及包括军队在内的众多力量对他们的反对，共和派就渐渐消失了。在共和派下降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另一政党——秩序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逐渐进入到政治舞台。秩序党一方面与代表小资产者和工人的社会民主派和新山岳党对抗着，这是资产阶级内部又一分化；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党内的两大派别——代表大土地所有者的正统派与代表金融巨头和大工业家的奥尔良派相互对立着。这种双面的对立，最后也为波拿巴提供了可趁之机。在1848年12月20日就职之后，波拿巴不是立刻地显山露水。他表面上放任秩序党的活动，包括操纵议会以及与新山岳党进行斗争，其实在背后默默地关注各股势力，企图“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总之，路易•波拿巴充分利用了一切形势（马克思应该是更倾向于认为是一切形势利用了波拿巴）。事实也正是如此，秩序党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波拿巴最后在广大小农和资产阶级群众的拥护中复辟帝制。　　纵观这段历史，资产阶级不断分化，究其原因是资产者的哲学就是庸俗的利己主义。“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只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他们最为无知，但是又是不会承认的，“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是他们自己造就了自己的死亡。二月革命时期，整个社会主要是两个派别——反路易•菲利普派与路易 •菲利普派，无所谓明确地阶级划分；六月事变之后，无产者退出政治舞台，同时，资产者内部分化，这种内部分化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生，各种党派接二连三地出现。每一次阶级之所以能够形成阶级的团结的合力，往往是因为受到其他阶级的明显的威胁。一个阶级的形成实际上只是在和其他阶级的对立出现的，并且为又通过这种对立才能强化阶级的认同。而一旦这种外部的对立消失，内部的新的对立就会立刻产生。小农阶级的出现、发展和秩序党获得政权之后的分裂足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波拿巴称帝之后，久久不能成真的正统派与奥尔良派的融合在1853年迅速在奥地利实现，这又足可以从反面再次证明这一结论。 ************************************************************************************ 秩序当人的失败从其成立那日起就已注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的两大集团。作为保皇党，他们力图复辟各自不同的王朝；作为资产阶级，大地主和资本是他们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城市和农村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使秩序党内部彼此斗争，相互疏远。这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为原来各个构成部分。他们已丧失了议会内的独立多数，议会仅仅成为一个彼此斗争或与行政权斗争的、破坏秩序的地方。“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已经没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工业资产阶级，早已归顺了波拿巴的金融资产阶级，以及商业资产阶级都狂热地渴望秩序：“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 就这样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同他们议会内的代表们分裂了，他们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带来的麻烦和危险。“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 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统治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注：原因很简单啊，商业要和国外竞争的。法国的革命破坏了经济，所以法国的商业人士迫不及待法国工商业快速发展。拿破仑三世也实现了工商业人士的夙愿，如果不是在普法战争中的军事污点的话。拿破仑三世确实是当时法国期待的人物。其实没有那么麻烦，他就是军事失败了。还有过于考虑小农的利益。; 16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拿破仑是怎么破马木留客的拐子马的（转）: 热度 2 gordon 2014-10-14 07:25; 马木留克兵擅长骑马，武器完备，作战勇敢，但是却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也不太讲究作战方法，因此，法军能够以进步的战术、队形发挥集体优势而取胜。法军入侵埃及，面对的主要对手就是马木留克兵。马木留克人是白种人，有很多美男子，信仰基督教，他们七、八岁时从格鲁吉亚、明格列利亚和高加索等地被买来，卖到贵族家庭做奴仆。起初他们在埃及的地位很低，后来逐渐上升，成为乡村领主、各省的省长或总督。马木留克兵拥有好马，擅长骑术而且配备的武器齐全。每个马木留克兵有两支手枪，一支旧式短枪和一支卡宾枪，他们头戴尖顶盔，脸戴脸甲，身穿锁子甲，还拥有几匹马和几个徒步枪手。他们凭借高超的骑术和勇敢精神，敢于在阵线上穿插驰骋。一次战斗中，一个马木留克兵在枪林弹雨中表演了全部的灵活技巧和勇敢动作，他紧贴在马上，手腕挂着一把军刀，还用自己的马枪、短火枪和四支手枪依次进行射击。这令作为对手的法国兵也禁不住称赞不已。一个马木留克兵比一个法国骑兵强，一百个马木留克兵也有可能胜过一百个法国骑兵，但当双方的骑兵数量超过两百人时，胜利的天平显然倾向法国骑兵一边。原因是，马木留克骑兵作战时没有秩序，他们习惯于从两翼进攻法军的战线后方。法军熟悉了马木留克兵的作战特点之后，把队伍排成几列，当马木留克兵包围第一列时，第二列就向左或向右移动，马木留克兵不得不停下来迂回、包围新的行列，就在这一瞬间法军开始进攻他们，这样总是能够取得成功。因此战场上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马木留克兵在法军的霰弹射程范围之内，在灰尘、马匹、伤员和弹雨中顽强奋战半个小时之久，战场上留下许多尸体和伤员，最后什么也没能得到，不得不撤退。 ×××××××××××××××××××××××××××××××××××××××××××××××××××××××××××× 拿破仑的原话：两个马木留克兵可以对付三个法国兵，因为他们有好马，擅长骑马并且武器完备——每个马木留克兵有两支手枪、一支旧式短枪和一支卡宾枪，他们头戴尖顶盔，脸戴脸甲，身穿锁子甲，还拥有几匹马和几个徒步枪手。但是一百名法国骑兵就不怕一百名马木留克兵，而一千名法国骑兵则能击溃一千五百名马木留克兵；战术、队形和机动性能所起的作用多么巨大呀！骑兵将军缪拉、列克列尔克和拉萨耳在进攻马木留克兵的时候，把自己的部队排成几列。当马木留克兵开始包围第一列的时候，第二列就向左或向右移动，再向前推进去支援第一列。马木留克兵这时就停住并密集起来企图包围第二列的侧翼。就在这一瞬间法军开始进攻他们，并且总是把他们击退了。注：这只是说骑兵怎么破骑兵，而且是法国很差劲的龙骑兵。就是以组织性来对抗个人能力。; 39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拿破仑的后勤和自说自话的克劳塞维茨: 热度 1 gordon 2014-5-2 15:54; 注：现在才知道中国的学术有多么的烂。我能说中国的教学都是狗屎吗，我能说至少市面上的军事杂志都是狗屎吗？现在想来啊，中国能打赢朝鲜战争啊，跟苏联后勤上的支持是分不开的。铁路+ 公路体系拿破仑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是政治家的工具，目的是在不花钱的情况下获得政治优势，而在本国生产物资供应战争乃至举国参战的总体战这些概念，都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相违背的。然而，拿破仑和他的人民军带来了全新的战争理念——击败敌国，而不是击败敌国的君主。拿破仑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围城战在战争中的地位。他认识到，后勤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保证战争所需要的那种合理的后勤模式，因此要改革的是战争本身，而不是后勤。他的庞大军队（5倍于之前的欧洲君主）可以绕过路上的要塞而不必担心后背（而不是像前人那样一个一个的攻克要塞），然后主力继续深入敌国腹地，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对方的战争能力。（可以反证的是进攻西班牙的战争，因为山岭众多无法绕过要塞，所以拿破仑的大军不断陷入挨饿的境地）因此，拿破仑最初没打算在补给上作任何改革（事实上，早期他对补给根本不重视）。按计划，法军分几路出发，士兵自己携带数天口粮，行军路线上各地补给仓库预先准备好10天份的饼干，草料就地收割。这样就不需要就地征集补给。然而这种空想的计划根本无法实行，仓库补给数量不足，征发的运输车辆一路逃亡，于是法军不得不采取唯一现实的做法——就地征集。为了尽量多的收集食物，法军队伍的正面宽达100英里。法军对沿途居民的压榨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在过去封建军队筹粮困难的地区，法国革命军不光自己吃得好，甚至还建立起了食物储备。（当然，还是保持了西方文化里基本的文明程度，先征收特别税然后再就地购买补给，或者给居民打白条，个别情况下才直接征集。）渡过这个难关后，拿破仑修正了以前轻视补给的做法，在各个占领地建立了正规的补给基地。他还在大后方建立了补给运输体系，军服和弹药这些小量的补给通过多段运输可以运往东部前线。（维持一个长达上千英里的正规运输系统，这是历史性的革命。）弹药虽然消耗量很小，拿破仑也在各地建立了军火库（这一点上他又走到了时代的前面）。这种种细节的发展终于使得军队诞生了补给线的概念。此外，拿破仑还推动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为军队组建了正规的运输勤务机构，不再是由征发的和雇用的车辆与民间人员，而是由完全军事化的人员和装备组成后勤部队。讽刺的是，伴随着历史性的革新，军事理论家虚构的困难反而成了现实。维持补给线的困难和补给被切断的危险这些前人从未遇到的问题摆到了拿破仑的面前，他不得不拿出时间亲自过问补给情况，以至于到了影响作战的地步。追击敌军进入奥地利领地后，道路条件不断恶化，大军无法保持多线推进，只能挤在一条大路上。行军宽度太窄，抢光周围居民的粮食也无法满足部队需要，只能靠夺取敌军的补给基地和消耗储备粮食维持。为了增大行军宽度，拿破仑冒险将队伍一分为二，同时沿多瑙河两岸前进，结果是一整个师被围歼。幸运的是，奥俄联军以空间换时间的撤退导致了大城市的丧失，补给情况比法军更快的恶化，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主动发起攻击，最终在会战中败给了法军。在后来波兰等地的战役中，虽然法国人连建立仓库的时间都没有，他们还是依靠巨大的兵力，在随身携带的口粮吃完前就打赢了战争。尽管后勤保障很不充分，拿破仑的这些战争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他的第一次大失败，恰恰是发生在后勤准备最为充足的侵俄战争中。拿破仑为入侵俄国做了大量的后勤准备，法军在出发地建立了大量的储备仓库，粮食储备可以支持50天，弹药储备量超过标准5倍之多，随军口粮达到惊人的每人 24天份。但是，这些数量巨大的补给依然无法满足入侵俄国的需要，仅仅是走到莫斯科，就需要82天时间，而行军中后方车辆无法穿越俄国的道路前运补给，也就是说，法军最多只有24天时间击败俄军，拿破仑给自己定的的时间是20天，那时已经深入俄国200英里，有可能追赶上沙皇的主力。同理，俄国人也相信拿破仑的补给问题是他们胜利的唯一希望，为此他们在拿破仑的必经之路上设立了一个要塞，力图把他困在贫穷的俄国荒原上，并派出游击队攻击拿破仑的补给线。战争爆发后，双方的计划都落空了。俄国人发现法国人绕过了要塞。而法国人发现随军补给车无法在俄国泥地上行进，河流太浅无法行船，部队纪律混乱无法征集粮草，俄国人的焦土政策导致居民大量逃亡无法建立补给基地，能维持补给的只有前锋（抢劫了正在逃跑的居民）和后卫（抢劫了正在回家的居民）。靠着随军补给，法军总算通过了贫瘠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之后的情况越来越好，在比较富裕的莫斯科周边，大军终于摆脱了困境。法国人的经验是，再穷的地方，只要居民还在，依靠行政组织进行正规征集而非私下的抢劫，都可以取得超出合理范畴的粮食而不怕居民反抗（如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和苏联经济困难时期）。虽然困难重重，但法国的补给系统（依靠他们空前的行政能力）还是勉强坚持到了战争结束，而不是象很多战史学家想象的那样导致了法军的失败。真正决定胜负的是士气和纪律。法军跋涉600英里，沿途打了两次大仗，途中遭遇了大量的损失和逃亡，进入莫斯科的时候还剩三分之一人马，当他们看到一座被暴风雪覆盖的空城而不是期待中的沙皇大军时，精神终于崩溃了。失去信心的拿破仑无意再战，只能撤退，最终兵败马洛雅罗斯拉维茨。总的来说，拿破仑在补给问题上不过不失，达到了他那个时代技术条件限制下的极限，尤其是就地征集的水平，更是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如何从占领地征集补给，这是一门艺术”）。但后世的军事学家对他的评价则与事实南辕北辙。尤其是克劳塞维茨，他相信拿破仑对补给进行了一次的革命，法军没有仓库，全靠就地征集，从欧洲的一个首都飞向另一个首都。事实上，法军从来都不能脱离仓库，在围城战中他们和其他军队一样要挨饿，至于其运动的快速性，应当归功于没有笨重的行李，而不是摆脱了后勤的束缚。而他对入侵俄国这个难题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是速战速决而非就地征集（虽然最后情况正好相反）。总结一下法国军队在补给上的优点：拥有庞大的兵力，避免围城战的发生；实行将大军团划分为军的体制，使全军的部队分散，能在广大的范围征粮；有高效的就地征集机构和后勤组织机构，且当时欧洲的人口密度较有所增长；军队不带行李辎重，物资运输由后勤部队进行。普鲁士的崛起在法国人战败后，欧洲兴起了一股学习拿破仑后勤保障方式的潮流，而且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学派。以法国军官罗吉纳为代表的倒拿派对俄国战争历史性的失败记忆忧新，所以强烈抨击拿破仑就地征粮，不重视补给线的做法。他们吹捧补给线理论，坚持在进军途中必须建立一个挨一个的补给基地，军队绝不能离开补给线行动。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挺拿派观点正好相反，他们认为在长距离的军队运动中，就地征粮比起依靠仓库供应有巨大的优越性。争论的结果是挺拿派占了上风。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就地征集的表现令人失望。在富裕地区行动的奥地利人觉得就地征集效率低下，在荒芜地区行动的俄国人发现无粮可征。同样，选择了倒拿派补给线理论的德国人在普奥战争也遭到当头棒喝。按照理论，在国内普军依靠屋主供养，出国则依靠强大的补给线从后方运送补给。结果实战中，补给车队在行军中被作战部队挤出了道路，补给线完全瘫痪。军队到了目的地发现粮草没有跟上，只好祭起挺拿派的法宝——就地征集。（由于当地只有肉食面包奇缺，结果普军遭遇了营养不良。）总的来说，倒拿们学习拿破仑后的表现不比拿破仑本人更好。虽然后方补给线理论又一次可耻的失败了，但是严谨的德国人坚信理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执行，于是他们要求军队分散运动，严格限制每条道路行军的最大人数。拿破仑分散行军是因为要扩展征集范围，毛奇分散行军则是因为要保证补给车辆的运动（“战略的决窍在于分散行军，联合作战”）。最终，德国人的固执感动了上帝，他们得到了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铁路。最早预见到铁路的军事潜力的人是经济学家李斯特，他在19世纪30年代指出，周密设计的铁路网使军队能从一个地点迅速地转移到数百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地点，这样就能依靠速度增加数量，军队能够集中兵力将不同位置的敌人各个击破。俄国人最先实验了铁路军用，1846年他们在2天之内将一个军（和所有装备马匹）运到了200英里以外，比传统方式快了十几倍。随后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不断地刷新这一纪录。与一般人所知的相反，铁路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观念，起初在普鲁士军队中受到了完全的反对，他们认为良好的交通线只能帮助敌人侵略本国。根据商业的利益修筑新铁路线的计划，被指责为将严重威胁国内要塞的安全（虽然大家都已经习惯绕开它打仗了）。争论一直持续到1840年才结束——所有支持建设铁路的德奸终于都被爱国志士打压下去了。普军真正开始重视铁路是在1848—1849年革命中，普军沿公路运动很不安全，而革命军反复利用铁路运动，于是德国人只好改弦更张，学习如何运用铁路。但是德国在使用铁路的初期表现很差劲，远远差于法国，因为他们有几十个不同的公司管理国内铁路线，相互之间缺乏协作。为此德意志铁路联盟进行了不屑的改革，花了将近20年才完成。 1866年战争是对德军铁路水平的一个考验，在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后，德国人作出了很多改进，军队运动和展开的速度都令人满意。不过对奥作战中还是发生了意外，为了尽可能快的运送军队，德国使用了通向边界的所有5条铁路，由于铁路网设计过于分散而且运力不足，部队被迫展开在一条长达 200英里的弧线上。后世所谓毛奇的“外线战略”即因此意外而产生。如果说部队运输的表现还算不过不失，那补给运输就完全是丑态百出了。普军漫无节制地把大量的补给品送往前方，而丝毫不考虑铁路终点站的装载能力，结果各条铁路完全堵塞，补给大部分烂在了车站上，很少送到军队手里。而当战事进入奥地利国境后，脱离了铁路的普军又回到了50年前的后勤模式——行军完全靠脚，吃饭完全靠抢，现代化完全是扯。注：现在明白恩格斯为什么瞧不起普军了吧，老恩的徒弟，跟老恩学的，呵呵他参加过1848年革命现在知道宣宣的弱智了吧，哈哈（宣宣对此一无所知）以后还是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 132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拿破仑根本没有说过 “睡狮论”: 热度 1 gordon 2014-3-28 10:37; “一个国对一个国，一个人对一个人，要互助，要相爱；不要侵略，不要使人怕；要做人，不要做狮子。既然从苔藓起进化成一个人，便有人的知识，有两不相侵两不相畏的坦途。在这个时代，还要说我是狮子，好说，也是梦还没有醒。” ———— 朱执信关于拿破仑预言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撼世界的传说，是顾颉刚所谓“层累造史”的典型个案。中国有“假托”这个传统。事实上英国是一个很厉害的国家，它全盛时期比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蒙古帝国都要大。蒙古是仅次于大英帝国的历史上的第二大帝国。能干翻英国靠的是《罗马史》，从中国历史中找不到可以对抗它的策略。 ××××××××××××××××××××××××××××××××××××××××××××××××××××××××××××××× 事实上，拿破仑有一个关于印度的计划，进攻英国殖民地嘛。这个东东也是基于《亚历山大远征记》的。 ××××××××××××××××××××××××××××××××××××××××××××××××××××××××××××××× 读中国近代史，要结合英法争霸、英俄争霸来读，就比较透彻了。拿破仑那个进攻印度的计划，实际上是基于《亚历山大远征记》的，是西方历史的延续。怎么会跑到远东来的呢？这个跟俄罗斯有关。俄罗斯跑到中亚的时候，英国就开始提防它了，然后俄罗斯沿着中亚草原 “突突突” 过来了，然后英国跟着也过来了。从欧洲的角度看历史就是如此，那是演化的结果，倒不是谁精心设计的。 ××××××××××××××××××××××××××××××××××××××××××××××××××××××××××××××× 别把自己看那么重，以前中国就不是盘菜。甲午战争在日本教科书里就不太提，关键怕惹我们，因为日本商品没销售市场嘛。大部分时候，日本教科书不太提这场战争。英国扶持日本，也是为了对抗俄罗斯。 ××××××××××××××××××××××××××××××××××××××××××××××××××××××××××××××× 基本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因为冷战。其实苏联也不知道，中国应该建成啥样。是朝鲜战争这个需求，big push 理论的强力推进，才搞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你干这个，就会受到那个约束，你干那个，也会受到这个约束。市场经济也比较麻烦，搜集信息的成本比较高，造成了赶超的 “ 经济上的不可能” 。成本过高以后，就会造成 “ 经济上的不可能” 。注：现在发现经济学整明白了以后，分析问题就很牛逼。美国的选举太牛了，统计、预测很厉害。中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社会活动。毫不夸张地说，投票所采用的技术手段，直接关系到民主制度的运作。古罗马采用数陶片，中国农村以前采用数黄豆，因为那和投票的规模、开票计票的手段相符合。美国立国制宪的时候，之所以要采用大选举团的办法间接地选出总统，也有技术上的考虑，那个时候可用的技术手段，比陶片和黄豆先进不了多少，直接普选是行不通的。有时候事一说透，都好没有意思啊，一点都不科幻，呵呵公知们不要骂我啊，呵呵; 36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游击战争是如何进入英语词汇的: 热度 57 草蜢 2014-1-25 07:08; 平沙大夫聊西班牙内战，聊到了拿破仑战争中的西班牙。拿破仑想当年也是风云欧洲的人物，但离现代已经十分遥远。王侯将相，是非成败转头空。艺术才是永恒的。西班牙画家Goya笔下的拿破仑在西班牙进行的战争：这幅画叫El Tres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 1808年5月3日在马德里这幅油画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在当时，不论其风格，主题，其意义都是革命性的；脱离并超越了在之以前传统的基督教艺术和对战争的描绘。拿破仑和西班牙密谋灭葡萄牙（因为葡萄牙和英国结盟）瓜分葡萄牙领土。法西联军很快打入葡萄牙。葡萄牙王室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掩护下逃到了葡萄牙殖民地巴西，将首都迁往巴西。拿破仑借口增援法西占领军，派军队顺路把西班牙也占了。 1808年5月2日，法国人准备把还留在西班牙的西班牙王室成员全部迁移去法国的决定遭到了马德里城内市民的反对。法军统领 Murat 元帅派遣帝国卫队前往驱逐不明真相的群众。法军向人群中开枪，引发全城性的暴乱。法军和马德里市民包括一小部分违抗上级命令参加暴动的西班牙军队在马德里城中发生激烈巷战。 Goya 也画了 El 2 de mayo de 1808 en Madrid. 1808年5月2日在马德里这幅画也叫马木留克的冲锋。这是法国帝国卫队中马穆鲁克骑兵冲击马德里市民的场面。马木留克骑兵本来是埃及苏丹购买的中亚突厥奴隶，一直是埃及主要的军事力量。这些突厥人最著名的一场战争就是在巴勒斯坦的阿音札鲁特战役中大败蒙古帝国的远征军，杀死蒙古主帅怯的不花。彻底停止了蒙古帝国向西的扩张，保住埃及这块穆斯林的净土。但很快，突厥奴隶们就翻身做了埃及的主人，成为埃及的军事贵族统治阶级。等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拿破仑对这帮突厥后裔的个人勇气和骑术十分赞赏。他说过，两个马木留克完胜三个法国士兵。但法国军队的纪律是他们百战百胜的法宝。拿破仑又说，100个法国士兵可以和100个马木留克打平手，300个法国士兵一般可以战胜300个马木留克，1000个法国士兵PK1500个马木留克骑兵百战百胜！对决拿破仑埃及远征军的马木留克骑兵在其统领Murad 巴依带领下在金字塔决战中对法军发起总攻：奔腾的阿拉伯战马，震撼着尼罗河岸的大地，角号嘹亮，飞向他们的死亡。。。。尽管如此，拿破仑还是招募一批马木留克骑兵在其幕下效力。帝国卫队中马木留克总是最显眼，最拉风的。在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在现在的捷克共和国境内），也叫三皇会战（拿破仑，沙皇，神圣罗马皇帝）中的法国马木留克骑兵冲锋：马木留克的冲锋打垮了沙俄军队，哥萨克们以为土耳其人杀上来了。但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这帮埃及来的马木留克让西班牙人联想到了曾经统治西班牙的摩尔人，所以当马木留克向马德里市民发起冲锋时，人群不但没有像以往的分散，而是发了疯似的涌向这帮欺压他们的“摩尔人”。。。 1808年5月3日画的是第二天法军镇压下了市民暴动以后，开始的“秋后算账”。淳朴的西班牙人民不懂法国的革命军队是从国际主义出发来大公无私滴将他们从愚昧的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只知道自由平等博爱是留给法国人的，（像在不久前争取独立自由的海地黑奴们发现）其他人往往享受的是皮鞭和刺刀。此后,西班牙人的保家卫国运动全国性爆发 6月6日，1808年 Valdepeñas 巴尔德佩尼亚斯的市民反抗法军西班牙人对拿破仑法国的反抗不久为英语添加了一个新的单词： Guerrilla （西班牙语：小战争的意思）翻译为中文：就是游击战争。; 403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拿破仑后的中国社会（转）: 热度 2 gordon 2013-12-7 03:59; 传统中国家庭是宗族式的，一般会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被尊为家长，这种期待之下，长者往往是睿智宽厚乐观坚韧之人，他们成为主心骨，带动整个家族繁荣。但这种模式既被文革摧毁，也不适合熟人社会瓦解之后的现代社会，于是，在这个过渡期出现控诉「父母皆祸害」现象，其实质是道德权威的崩溃。期间我们还要和另外两种势力赛跑，一是传媒，二是集体无意识，不论幼儿的行为多么成熟，它还是无 “行为意识” 的人。 ××××××××××××××××××××××××××××××××××××××××××××××××××××××××××××××× 为什么毛是不对的？老大光想竞争了，利润呢？我对胜利充满着恐惧，谨防那些一无所获的光荣。暴风骤雨的改革也是如此，不改革或者慢一点，可以获得长久的、稳定的利润。 ××××××××××××××××××××××××××××××××××××××××××××××××××××××××××××××× 关于石康的《奋斗》年轻人和年老人的期望不一样年轻人呢，没有做过事想做事；年老的人呢，什么都看得淡了，所以钱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看了杜其峰的电影《夺命金》，给我笑的人老了，对人生的期望不一样了，女人的手都好暖啊人是越老越不要脸了，就他妈这么回事，也不是人人都说真话的。 ××××××××××××××××××××××××××××××××××××××××××××××××××××××××××××××× 如果你想心情好过一点，想捶我，就看电影《夺命金》里 “插嘴狂” 刘青云被掌嘴那一段，我在日常生活里就是这样被狠狠的打的。给力，掌他，狠狠的打，哈哈; 25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陆军(转): 热度 2 gordon 2013-9-16 15:31; 1840年时的那支英国军队一直蒙着神秘的面纱,那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他们的战术是什么?这些都是问号,不过从滑铁卢战役中可以得到一些轮廓. 英国陆军在拿破仑战争中是唯一一支对法军保持不败的欧洲大国军队。在半岛战争和滑铁卢战役时，英军著名的反骑兵突击的刺猬阵战法有效的遏制了法国胸甲骑兵、骠骑兵和枪骑兵的进攻！！像不像电影《勇敢的心》里的场景。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陆军步兵，分为三类。数量最多的是普通步兵，也叫燧发枪手，筒帽的绒饰颜色为大半为白色，根部为红色，肩章为白色绒球。然后便是精锐的数量不多的掷弹兵，也被称作重步兵，绒饰颜色为全白色，肩章为翼形。最后，是轻步兵，也叫猎兵，战斗队列为散兵线分布在步兵方阵侧翼。绒饰为全绿色，肩章也是翼形。（下图中从左至右分别是猎兵、掷弹兵和普通步兵）著名的冷溪近卫步兵团，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图中的为英军猎兵部队。第三近卫步兵团，是苏格兰低地团。第一近卫步兵团，和冷溪近卫步兵团是两个英格兰近卫军步兵团。还是冷溪近卫步兵团，注意大胡子战斗工程兵。。。第一近卫步兵团，英格兰团。英军有两种制式帽子，一种是比利时（后来称为滑铁卢）式的帽子，是1812年启用的(下图中所戴便是)；另一种是老式筒帽，半岛战争期间使用较多，1815年时只有少数团队在使用了。英军的步兵横队队首位置是手持用于维护队形的长戟的军士长，其臂章和军服条纹是金黄色的。着墨绿色制服的英军第95来复鎗步兵团。是少数几个装备了线膛枪的单位。（拿战时绝大多数士兵用的还是滑膛枪）线膛枪相对滑膛枪而言射程远，精度高，配上神枪手的话杀伤力可观。。。 1813 年九月,苏尔特元帅在写给陆军部长的信中说:“英国神射手以极高的速率杀死法国军官,军官相对于士兵的损失率大大超出正常情况。”英国神射手指的就是95团的士兵。。。为了区别于其他普通的英军单位，他们的制服是特别的墨绿色。。。英军火烧敌国标志性建筑是有先例的。在1812至1814年的美英战争（拿战的分战场）里就是。。。1814年8月24日，一支300人的英国军队在罗斯将军和科伯恩海军上将的率领下攻入美国首都华盛顿。入城的英军没有破坏私人财产，却奉令焚毁华盛顿的公共建筑物。顷刻间，华盛顿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白宫、国会大厦、国会图书馆、财政部及陆军部大楼等政府建筑物都被熊熊烈焰吞没。。。这也是美国首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威灵顿公爵在半岛战争里就是以少胜多赢了法军的，所以1840年鸦片战争的 “ 以少胜多 ” 不要少见多怪。。。在速射武器大量装备以前，轻装步兵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排成这样的阵势来对抗骑兵啊！！！其实很简单，靠鞭子！英军一直维持这种野蛮的军训手段很久，这点很有意思，貌似和其文明先进的国家形象格格不入，因为这在同时期的其他西方国家军队中是没有的，而只同时存在于相对落后的俄军中！哈哈。。。英国步兵突击英国步兵对刺刀冲锋从不犹豫; 但是他的指挥官在部署英国步兵时应该尽量慎重, 要占据优势就要尽量发挥火力而不依靠机动. 英国新兵被训练以每分钟75步的速率行军. 一步长30英寸. 但在连队形变换为纵队, 以及纵队变横队时使用每分钟108步的速率. 这个同样是营在战场上以纵队机动的速率. 但在营以上规模的队列中不使用这一速率以避免疲劳. 英国军队的战术思想大体上分成两类 “美洲式”和 “德国式”. “美洲式” 以开放的队形和大量轻步兵活动来适应在北美破碎的地形以及广阔的丛林中与只有很少甚至没有骑兵与炮兵的敌人作战. “美洲式”战术要求大量使用两列横队以及装备来复枪的轻步兵. “德国式”战术则强调纪律,以紧密的队形在中欧开阔的平原上与拥有成千的骑兵和上百门火炮的敌人作战. 这一战术思想倾向于3列横队的队形. 尽管大多数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军官倾向使用3列横队, 威灵顿在半岛战争中使用两列横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808年八月下达的通令命令所有在西班牙的英军使用两列横队. 在这不久之前约克公爵批准步兵团在校阅中 “ 不管团的人数 ” 一律使用两列横队. 1815年在夸特布拉斯战斗(Quatre Bras)中, 几个英军营被法国枪骑兵, 胸甲骑兵和猎骑兵狠狠的屠戮了一番. 所以在滑铁卢英军使用了更慎重的4列横队. 这一阵形比对面的法军厚重. 使用4列横队的另一原因是空间的狭窄. 在滑铁卢的所有地段, 只要可能英军都排成4列横队包括Alten和 Picton的师英军营纵队的正面总保持一个连宽. 在纵队全距行进中先头连的最后一列与跟进连的最后一列之间的距离与纵队宽度保持一致, 为20-25米。在半距的纵队里, 这一距离为10-12.5 米, 四分之一距时为 5 米而在密集纵队中士兵实际上在贴着前排的脚跟行进. 大多数滑铁卢的英国亲历者证实, 密集在乌古蒙(Hougoumont)之后高地上的步兵一遭到法军的炮击就承受了严重的损失, 士兵的精神开始逐渐崩溃. 威灵顿的大多数营是以营纵队部署, 等待与敌人接战的, 10个连一个接着一个排成深厚的阵形就像一个个梯级一样. 这是待命的最佳阵形但一点也不适合承受炮击. 给这些军人一点掌声吧，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强的军队，是近代军队的先祖。也别提“丈八长矛” 之类充场面的话，如果你知道波兰的 “枪骑兵” 、“ 翼骑兵 ” ，你们会说，中国人都是正常人。以后也不要再说 “清政府腐败无能”了，准确的说，应该改成 “中国人腐败无能” ，这些年不知道在反复叨叨什么，晕。 ××××××××××××××××××××××××××××××××××××××××××××××××××××××××× 让电影来展现一下这些英国军人的英勇吧。英国陆军抵御法国骑兵：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IxMDAwMDY0/v.swf; 280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拿破仑最后的遗容 (警告可能会给您带来不适): 热度 35 寞洑 2013-6-30 10:22; 上周拿破仑死后制作的石膏面具以26万美元的价格被拍卖，皇帝的脸长得真刚毅啊！; 964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马克思对拿破仑那么熟悉？: gordon 2013-3-26 19:24;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会遇到一个概念 “莱茵普鲁士”。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自1815年以来，莱茵普鲁士被认为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德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它有两个优越性，两个优越性兼有的情况无论在德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　　莱茵普鲁士和卢森堡、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共同有这样一个优越性：1795年以来，法国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在拿破仑时代又得以巩固下来的社会、行政和立法各方面的成果，给予了这些地区以直接的影响。革命党在巴黎失败以后，军队便把革命带到了法国国外。在这些刚解放了的农民子弟的冲击下，不仅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了，而且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统治也分崩离析了。在莱茵河左岸已经有两代人不知封建主义为何物：贵族已经被剥夺了特权，土地所有权从贵族和教会的手中转入农民的手中，土地都被分成小块，农民也象在法国一样是自由的土地私有者。在城市里，行会和宗法式的贵族统治比德国其他的地方早10年就消失了，而让位给自由竞争了，最后，Code　Napoléon〔拿破仑法典〕总括了革命的全部法规，在法律上承认了整个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秩序。　　另外，莱茵普鲁士拥有全德最发达、种类最繁多的工业，这也就是它同莱茵河左岸的其他各邦比起来所具有的主要优越性。在亚琛、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这3个行政区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了：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应有尽有，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其次，采矿业、军火生产和其他的金属生产都集中在这块没有多少平方哩的面积上，并且给德国的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与莱茵省紧相毗连，它部分地满足了莱茵省在原料上的需要，并在工业方面和莱茵省保持着联系。这里有德国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外，工业部门还敷设了许多铁路，并且每天都在扩大自己的铁路网。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大中心的直接频繁来往，以及在原料和铁路股票上的相反的投机买卖等，与这里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莱茵省工商业发展的程度，虽然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德国说来，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莱茵普鲁士，由于工业（它也是在革命的法国的统治下繁荣起来的）和与之有关的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强大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以及与它对立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德国其他各地只是零散地存在于一些地方，并且还处在萌芽阶段，然而，它们却几乎是唯一决定着莱茵省的独特的政治发展的两个阶级。　　莱茵普鲁士比德国其他受法国人的影响而革命化了的地区优越的地方是它的工业，比德国的其他工业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优越的地方是它继承了法国革命。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社会发展几乎完全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地区，这里有发达的工业、广泛的贸易、资本的积累、地产的自由；在各城市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里占主要地位的是人数众多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制来统治无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农民，通过竞争来统治小资产阶级；最后，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资产阶级的陪审制和整个法权的承认。　　莱茵省的居民为什么要憎恨一切普鲁士的东西，现在还不明白吗？普鲁士简直是把法国革命和莱茵省一道纳入了自己的国家；它不仅把莱茵省居民当做被征服的外国人来对待，而且还当做战败了的叛乱者来对待。普鲁士不但不本着日益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来改善莱茵省的立法，而且甚至想强迫莱茵省居民接受普鲁士法，而普鲁士法是一种迂腐的、封建而庸俗的混合物，它即使在东波美拉尼亚也未必适用。注：法国大革命后，普鲁士参加反法同盟，但败于法军，被迫在1795年同意法国兼并莱茵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生地不同，马克思出生在靠近卢森堡的小城—特里尔，而恩格斯出生在 wuppertal 的barmen （乌培河谷，tal 就是河谷的意思）。隔着莱茵河思想就不一样，一个受法国大革命的熏陶，一个是传统的德国人。看看Google地图，亚琛、科隆和杜塞尔多夫、乌珀塔尔差不多算一个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普鲁士》里面写到了投机狂潮，学习法国跟的很紧。莱茵普鲁士由于靠近法国，也由于它的工商业的高度发达，所以第一个传染上了这种疾病。科伦的银行家们不仅同巴黎的大骗子们结成了形式上的联盟，同他们一起收买了“比利时独立报” 作为共同的机关报，在卢森堡创设了国际银行之后，他们不仅把德国的整个西南部吸引到《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的漩涡里来，而且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公国的疆域内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以致现在除去工人和小农外，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已卷进大发横财的狂热里了，甚至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也离开了通常的途径，参加到最危险的冒险行径中来，每一个小店主也都变成了炼金术士。普鲁士其他地方也避免不了这种流行病，这从政府报纸“普鲁士通讯”的下列摘录中就可以看出：关于当时德国的情况，参考弗兰茨·梅林《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的大工业》; 23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十面埋伏打败拿破仑 —— 霸王虽勇，终刎乌江: 热度 3 gordon 2013-3-24 21:37; 贝尔纳多特个子很高，一头黑发，黑色的眼睛，目光如炬，带有一点摩尔人的血统，外貌让人觉得他一身正气、刚直不阿，内在却是足智多谋。在年轻时代，贝尔纳多特是一名著名的共和派人士，在其手臂上刺有"暴君亡"。作为指挥员，因为对拿破仑一世发动的战争不甚积极，所以表现平平，但是在1813年战役中表现出色。他是一位温和的统治者，为瑞典的现代化做出了许多贡献。 1810年8月21日，贝尔纳多特被瑞典人选举为亲王和摄政。10月20日，改信路德教并在瑞典登陆。他努力使瑞典保持中立（尽管于英国进行名义上的战争），与反对大陆封锁政策，直到对此不满的拿破仑一世派兵于1812年1月占领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这导致贝尔纳多特加入反法联盟。贝尔纳多特1812年4月同俄国结盟，他写信给拿破仑：「政治上不存在友谊和仇恨。除命运之神的命令外，对祖国没有任何义务」象征两人的决裂。 1813年3-4月同英国和普鲁士结盟。在 1813年5月的"解放战争"中，率领瑞典远征军进入德国北部参战。他把因为和拿破仑一世意见不和而把流亡美国的法国名将莫罗请来担任沙皇的首席军事顾问，并根据法军的特点，和莫罗建议联军专门攻击法国元帅们指挥的部队，当拿破仑赶来时，便撤退；这个建议奠定了1813年战役的胜局。 8月23日，贝尔纳多特指挥联军北路军团（普军7.3万，俄军2.9万，瑞军3.9万）在大贝伦打败乌迪诺元帅的6万法军，将其驱逐到柏林以南；9月6日又在邓尼维茨大败内伊元帅。10月16-18日，继续指挥北路军团参加莱比锡会战，他说服萨克森人叛变，从而严重打击了法军的士气，让其崩溃。1813年12月-1814年 1月入侵法国的盟国丹麦，迫使丹麦将挪威割让给瑞典。后来又参加了1814年法国战役，不过作用不大。百日王朝期间，因为英、奥等国在1814年反对让他继拿破仑任法国之王，拒绝加入第七次反法同盟，仅于1815年春占领挪威。1818年2月5日成为瑞典国王，称查理十四世，其统治温和宽松。1844年3 月8日在斯德哥尔摩因为中风去世，享年81岁。注：世界军事史上著名的特拉成堡计划（Trachenburg Plan） ×××××××××××××××××××××××××××××××××××××××××××××× 1812年，拿破仑一世入侵俄国。他意图逼使亚历山大一世继续留在大陆封锁体系之中，并去除俄军随时入侵波兰的威胁。法军组成的大军，共有65万兵力，当中只有27万人为法军，其余为法国的卫星国及盟国的军队。法军于6月23日渡过涅曼河，俄国称之为卫国战争，而拿破仑则称之为第二次波兰战争。俄罗斯人执行了焦土政策来对抗，直至9月7日双方于博罗金诺开战。此战的结果应使拿破仑大军重新调整其行动策略，然而最后它还是没有改变策略。没有改变策略，终使拿破仑大军遭遇到严重的损失，例如曾在一星期内失去了9万5千人。博罗金诺的血战引致俄军决定采取防御策略，于是莫斯科的大门就向拿破仑打开了。在同年9月14日，拿破仑大军夺取了莫斯科。不过其实俄国人已放弃了这座城市，甚至放走了所有囚犯，结果使法军陷入麻烦。亚历山大一世拒绝投降，而莫斯科市长Fyodor Vasilievich Rostopchin下令把莫斯科烧成平地。因为预见已没有胜算，拿破仑遂开始撤离莫斯科，结果此举变成一次灾难性的行动。拿破仑大军的残余部队在11月渡过别列津纳河，整支大军当时只剩下了2万7千人而已。拿破仑抛弃他的部队，并抢先回到巴黎，预备在波兰对抗俄军的反攻入侵。整场战争使法军方面遭受38万人死亡、10万人沦为俘虏的损失。起初这个损失并不令人十分沮丧，因为俄国人也遭受了21万人的损失，整支俄军都几乎被消耗了。但是随后因为俄国较短的补给线，俄军比法军更迅速地补充了部队，并开始展开对拿破仑的反击。拿破仑发誓重组一支新军，规模与当初攻俄部队一样大。而他事实上几乎做到，拿破仑重建起一支最终达40万人的部队。他的军队在吕岑和包岑中给予联军4万人的伤亡，抢先在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中打了胜仗。; 54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懒人也有勤快时: 热度 33 不打不相识 2012-8-28 03:05; 据说希特勒和拿破仑都是罕见的行政天才。拿破仑凡事有计划，效率又极高；希特勒的工作方法是痉挛式的：偷懒一段时间，然后一口气漂漂亮亮地干完。凤雏先生庞统像希特勒。我干活没有他们那么漂亮，又经常偷懒，偶尔“痉挛”，拉了个清单，把必须干的事情列了一下，干完一样划掉一样，那种成就感就抵消掉不少偷懒引起的挫败感和负疚感。昨天早上拉一下清单，近期要干的事情居然有七八样之多。昨天一大早起床，先收拾了书柜，把放乱的书整理好，挑选了一本《论李维》放在枕边，越来越喜欢这类篇幅短又非常精悍的古典著作了。鞋柜铰链脱落了，联系了家具店，说等几天上门。去他的，一年前另一侧家里坏了保修至今没来，那还是我自己修好的，不过有点失败，这次还是自己动手吧，换个方法10分钟搞定。电视自从安装了机顶盒，就一直信号不好，有交流干扰，我自己捣鼓了很久也不好，反正我家也不看电视，电视只是用来做电脑的扩展显示器用。这几个星期的《好声音》改变了我家消遣方式，机顶盒不修不行了。联系广电部门，现在居然不上门检查了。还是问度娘吧，度娘说，这种交流干扰一般是闭路用同轴电缆的屏蔽层与电源地线有电位差引起，需要装个低频隔离器。我用铁质暖气主管道做“地”，测量同轴电缆屏蔽层对地有24V，而电源地线对“地”也有2V。果然是这个问题，度娘胸大！低频隔离器要去花钱买，接了以后会增加同轴电缆的阻抗，自己想办法吧。电源地线和同轴电缆屏蔽层接在一起，不好。这两个所谓“地”线，接地阻抗都太大了，干脆把两个地线都接在主暖气管道上。果然暖气管接地好，箝位效果好。好了，可以在星期五看《好声音》了。; 902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鸦片战争能使用人民战争、游击战、山地战吗?: 热度 12 gordon 2012-7-4 19:13; 知道了英军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改革，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人民战争将被榴弹炮摆平，结局犹如日清战争，同样是“开花大炮"，陆军一口气从朝鲜跑到国内。游击战，这个不要说了，来复枪摆平。山地战，这个还靠点谱。反正是够受，希望它当时不要把三哥从印度调来，呵呵。三哥是没有来，不过日本人来了。日本人为了打好这份工，在八国联军面前表演"行为艺术"：连抢劫都保持秩序。　　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3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市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西方人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属于日本)。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避免迫害，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人们都将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660 次阅读|27 个评论

分享中国的大学教育: gordon 2012-6-16 15:44; 注：以前我就怀疑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拿破仑法国有很大关系。今天找到了资料，证实了我的猜测。　　阿尔辛杰夫，教育部的总顾问。1949年之后，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苏联模式”，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大约1.1万名“苏联专家”--各种顾问、教师和技术专家--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除了教育部(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高层的苏联顾问，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统计数字显示，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　　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的发言既确立了“新教育”与“旧教育”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也确立了新的方向。在他看来，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相反，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而按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已拥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因此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赶上与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十月革命前的高等学校，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并改变课程，以适应新的国家任务。同时建立新的高等学校，首先是技术学校。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科学工作人员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　　事实上，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苏联模式”，主要是20 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相反，战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巩固国家政权。我并不认为这次教改有什么大的问题，从英国的皇家学会到法国的多科性工业学校（简称高工或巴黎高工），普及教育当然是法国这种教育模式更好一些。注：问题在于很少人解释这个东东，很多事情还是知道是怎么来的，比较好。; 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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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拿破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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