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收藏本站

爱吱声

 找回密码
 注册
搜索
爱吱声 标签 新疆 相关日志

tag 标签: 新疆

相关日志

分享 太魔性了。一段新疆婚礼伴郎团舞蹈!
热度 14 赫然 2016-12-13 02:20
http://video.weibo.com/player/1034:255becc6041c14f5e9e37dcf07dceef6/v.swf 谁知道第一首歌是什么? 好有节奏感! PS:伴郎团好帅,微博里面花痴一大堆!
114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 热乎乎的新疆炒面片来了
热度 46 关中农民 2016-9-19 23:57
这个美食即晴师姐一定喜欢吃。做法简单,俺一个小时就能完工。 首先和面,然后醒着,和面时加一点盐,面会筋道。然后切羊肉,冷冻的羊肉稍微解冻一点,切成涮羊肉一样的片,半斤就够了。然后加五香粉,淀粉,料酒后用手抓使之混合均匀,腌着。姜切薄片,葱切中段,芹菜用斜刀发切。 烧水,同时开始炒菜,中火煸制羊肉,直至水分渐干,加入姜葱,继续小火炒至葱姜的香味出来,改大火加入芹菜炒,最后加入西红柿酱炒。关火。这时候水应该开了,面稍微做成大饼壮,切粗长条,然后揪面片煮。最后把面片盛到冷水过一下,加入菜里面饭搅,齐活,开吃。 这是做好的 做饭的厨子这形象, 哇哈哈
个人分类: 农民乱弹|1007 次阅读|17 个评论
分享 回来了 美丽的新疆
热度 30 樱木花道 2016-8-8 16:12
走了一趟中线 新疆很美丽 回来慢慢说 对伊斯兰教不能喊大喊杀 一本书里面 怎么扬弃 怎么用他去团结群众 怎么反而道而用之 不是很简单的。
857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 新疆舞蹈
热度 10 njyd 2015-12-22 23:26
这是08年在喀什香妃墓旁边的一个果园里,印象中是20元一张票,一边看表演一边吃水果,去的人很少,也许因为不是周末?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3MzU1MDIw/v.swf
13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新疆上万农民,如果。。。
热度 22 鳕鱼邪恶 2015-5-26 15:02
新疆上万农民,或者,上百万农民,如果不是骑着马,而是坐着99,开着歼10,挥舞着八一杠,身后无数从淮海一路推来的后勤小车,滚滚西进。。。不敢想了~ 一个少数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的主体之一,极少不用付出血流漂杵的代价。区别在于,是流国家的血,还是为国家流血。 我是不是快疯了~
1238 次阅读|13 个评论
分享 新疆列出的75种宗教极端活动特征
热度 33 然后203 2014-12-23 15:10
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是我们要遏制和打击的对象。新疆的宗教极端主义往往和民族分裂、暴力恐怖主义相互交织,打着宗教的旗号,歪曲宗教教义,最终目的是制造民族分裂和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广大群众如果发现周围有符合以下特征的可疑人员,请与警方联系,社会稳定靠大家。 一、宗教极端主义的主要思想主张 1、鼓吹将新疆分裂出去,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 2、抵制和攻击现行政策法规,主张用《古兰经》规范一切社会生活,盲目排斥和攻击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规定的事物。 3、主张,排斥“异教徒”,孤立少数民族党员干部、排斥其他民族人员或强迫他人信仰宗教。 4、煽动“圣战”,主张和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二、宗教极端的异常活动和苗头 宗教极端主义活动在初始阶段往往表现为反对传统生活习俗、反对现有法律政治制度的异常活动和苗头,目的是宣扬和推崇极端主义思想。 5、以宗教人士领取政府补贴为由,谩骂、侮辱爱国宗教人士,拒绝进入清真寺参加正常宗教活动。 6、在正常宗教活动中与宗教人士争辩伊斯兰教教法、教义,宣扬极端思想。 7、歪曲新疆历史,不承认新疆历史上流传过佛教等其他宗教,排斥其他民族、宗教和文化。 8、以“异教徒”、“宗教叛徒”为由,侮辱、排斥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和党员干部,对少数民族党员干部“不握手、不问候、不往来、不结亲、有病不看望、死后不送葬”。 9、行为举止出现宗教极端特征,如中青年男性留大胡子,穿短腿裤,女性蒙面、穿“吉里巳甫”服,相互之间联系密切,结伙抱团活动。 10、 饮酒吸烟人员突然戒酒戒烟 ,不与其他饮酒吸烟的亲朋好友甚至父母来往。 11、暗中资助和帮扶被我打击处理的危安犯罪人员亲属。 12、鼓动他人或不合常理与被击毙或判死刑人员妻子结婚。 13、 故意扩大“清真”范畴,以宗教为由,宣扬禁烟禁酒;以“非清真”为由,抵制正常商品的流通 。 14、以净化宗教为由,抵制现代或民族传统服饰、音乐、舞蹈及诗歌。 15、抵制正常麦西来甫、踢足球、打篮球、打排球、读书、歌唱比赛等文化体育活动。 16、以宗教为由,拒绝接受政府管理,拒绝领取政府发放的低保、救助,拒绝申请、领取、使用甚至采取焚烧、损坏、丢弃等方式损毁政府颁发的身份证,结婚证等证件。 17、以宗教为由,不让妇女外出活动和工作;强迫妇女穿“古里巴甫”服等。 18、不允许子女学习汉语,诋毁“双语”教育,损毁课本、伟人像等。 19、以学习宗教为目的,自动辍学。 20、饭店等餐饮场所斋月期间不营业、服务人员穿“吉里巴甫”服。 21、无故变实房产、土地、牛单等生活生产资料,有举家离开原籍或原居住地迹象,或无故突然迁出户籍。 22、 在住处存放大量食品 ,或一次外出购买大量食物带回住处,并有异常活动迹象。 23、房屋、院落内设置地遵、暗道、密室、暗格或结构复杂、地处偏僻。 24、多名人员聚集活动,与外界缺少正常交往,活动可疑,房屋内有供多人住宿的床位、地铺,同住人员年龄相仿。 25、无正当理由跨县、乡、镇、村参加宗教活动。 26、突然间不参与正常的社会交往,行为诡秘,与行为异常人员接触。 三、涉嫌一般违法的宗教极端活动 宗教极端活动涉嫌违反国家行政、治安、宗教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对社会管理、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一定危害需要及时查处。 36、结婚典礼是不能喝酒、抽烟、跳舞、唱歌,葬礼时男性腰间不能带白色腰带,女性不能戴的白色头巾,戴黑色头巾;下葬时念诵的经文,要改成“强化伊斯兰信仰”之类的台比力克,不能哭,不能进行乃孜。 37、以清真和不清真为由,用“五个阿拉木”、“穆西热克”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宗教极端氛圈。 38、利用电信声讯台或互联网社交聊天群组(QQ、微信、语音聊天室等)进行非法教学经、传教、非法“台比力克”活动 39、利用手机短信及微信等社交聊天软件交流学习、阅读非法宗教宣传品心得,推荐非法宣传品资料、文件。 40、随身携带或在住所查有非法政治性宗教类书籍、音像制品及电脑或移动存储介质存有非法政治性宗教类电子书、音视频文件。 41、使用卫星接收器、网络、收音机等设备,非法收听、收看、传播境外宗教广播电视节目。 42、以强化宗教信仰为目的,复制、散发、传播《来自沙特的一封信》等境外宗教渗透非法宣传品。 43、抵制政府宣传教育,打砸电视机、广播设施等,拒绝收听观看正常的影视作品, 攻击援疆、西气东输、户籍制度等发展管理措施 。 44、强迫或变相强迫不信教的人做礼拜、封斋 45、强迫、唆使、纵容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礼拜、学经、封斋。 46、鼓动、强迫子女或他人参加非法学经活动。 47、以学习宗教为目的,强迫子女辍学,不接受国家义务教育。 48、未经批准,在清真寺等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公共场所聚众从事宗教活动,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不听劝阻,抗拒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49、恢复或变相恢复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实行“教主”继承,放口唤,派阿訇,强行征收宗教课税(扎卡提)。 50、煽动、组织、参与零散朝觐。 51、未经爱国宗教团体同意聘任、无宗教教职资格的人员组织、主持宗教活动、举行宗教仪式。 53、未经批准,擅自接受境内非法宗教组织、国(境)外组织或个人宗教性捐赠。 54、未经批准,擅自参加境内非法宗教组织、国(境)外组织或个人组织的各种培训和会议,相互联系进行宗教活动。 55、 未经登记和批准,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宗教活动场所或修建其他建筑变相用于宗教活动。 56、 未经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 57、自封传道人,随意发展教徒;擅自祝圣神职人员;擅自接受国(境)外宗教组织的祝圣。 58、故意挑拨不同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或同一教派内的纷争,制造矛盾和混乱。为涉嫌违反国家有关法律,并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现实危害,需及时开展查处打击工作。 59、为未领结婚证者以念“尼卡”等宗教仪式结婚,为末依法办理离婚手续以念“塔拉克”离婚;以宗教为由重婚、干涉计划生育政策。 60、 公开追逐、辱骂、恐吓穿着时尚的群众 。 61、以维护宗教教义为由,无故殴打、伤害饮酒人员、损毁烟酒商店,破坏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 62、破坏“三老人员”坟墓。 63、破坏公用设施,损毁各类宣传栏,偷盗和损毁清真寺内国旗,悬挂、张贴“圣战”旗帜、标识等。 64、炒作、利用花帽、妇女蒙面等涉及民族宗教的敏感问题,煽动、串联、非法组织集会、游行、示威、请愿等活动。 65、设立“宗教法庭”,用宗教教义强行裁判纠纷、对他人实旅经济处罚或体罚,妨害国家司法。 66、制作、贩卖、销售、运输、传播具有宗教极端内容的书籍,光碟、多媒体卡以及“吉里巴甫”服等物品。 67、在待售的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中放入或利用维修之机放入宣扬极端思想的文字、图片、音视频文件。 68、 频繁使用“翻墙”软件登陆境外宗教极端网站,浏览、下载、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电子书或音视频文件 。 70、利用手机微信等社交软件以及U盘、MP3, MP4、多媒体卡、移动硬盘等方式传播宣扬宗教极端思想的文字、图片、音视频资料, 71、积极组织、参与非法学经活动,并组织观看“伊言拉特”、“圣战”等内容的音视频资料,或在公开场合宣扬宗教极端思想。 72、利用互联网、传授制毒、制爆技术,组织、策划“圣战”、“伊吉拉特”等暴力恐怖活动,或利用互联网和手机应用,传播涉恐涉爆网站网址、音视频链接。 73、利用手机短信及微信等社交软件传授制毒、制爆技术,组织、策划“圣战”、“伊吉拉特”等暴力恐怖活动。 75、组织、参与“伊吉拉特”等宗教极端团伙,策划实施暴恐活动。
个人分类: 日志|969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 步步为营(赢)-- 新疆将把宗教工作纳入法治化管理
热度 11 jerf71 2014-11-30 12:19
2014年11月30日 为充分发挥法制的引领规范作用,应对新疆宗教事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人民日报报道,记者从此间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获悉,《条例》新增18条,其中法律责任10条。同时,对原先条款中法律责任含糊的作了进一步明确,做到违法必究。 《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数字出版、互联网、移动电话、移动存储介质等收听、收看、存储、持有、制作、复制和传播破坏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等内容。如违反规定,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相关设备,取缔相关网络;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据了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颁布迄今已经20年。20年来,新疆宗教事务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如境内外“三股势力”相互勾连,利用互联网、QQ、微信平台等传播暴恐视频和宗教极端思想,利用宗教干涉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等。如何应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对宗教事务条例进行修订完善,充分发挥法制的引领规范作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称,修订新疆宗教事务条例,是将宗教工作纳入法治化管理、推进新疆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也是贯彻落实中央依法治疆方略、推进法治新疆建设、推进新疆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搜了一下,还没看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的全文,附载二篇新闻(自行度娘): 新疆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是民心所向 新疆修订宗教事务条例是民心所向 重点是: 《条例》在总则中就落实宪法“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做了规定,同时,贯彻“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基本原则。《条例》还突出了地方立法特点,一是突出条例的针对性,新增条款18条, 重点就总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等方面的内容作了补充修订。在操作性上,比如针对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条例增设具体条款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四个不得”等规定,让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处置层面既有政策规定,更有具体法律依据。 新修订的《条例》有60多条,相比过去更加完善,内容涵盖全面,界定清楚,是今后宗教工作的一个法律准绳。 正式宗教活动场所建好后要拆是难了一点(不发房产证?),但 宗教团体、宗教教职人员、宗教活动却是可以控制的。特别是 宗教教职人员一定要持证上岗,很多职业资格可以取消,(各种) 宗教教职人员资格一定要考试认证,不限于绿教。
686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 新疆书记张春贤:实行民族平等的计生政策
热度 10 silentdarkness 2014-8-7 00:03
http://news.ifeng.com/a/20140801/41402420_0.shtml
803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立此存照,南方系和中华网上的同一篇文章的转载
热度 18 天狼星 2014-8-5 12:44
文章来源,天山网, 近日,一篇《一个南疆一线公安局长的感悟》,在网上引发网友的热潮。该文作者马飞,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8月3日,“最后一公里”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 http://www.ts.cn/homepage/content/2014-08/04/content_10297428.htm 接下来看看南方系和中华网对此文的转载,南方系基本还是全文转载了,但是中华网的转载加了很多东西 南报网:http://www.njdaily.cn/2014/0804/906808.shtml 中华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2/46/30/0_1.html 作为对比,交替贴出每一段文字,南报网的用蓝字,中华网的用红字。 ×××××××××××××××××××××××××××××××××××××××××××××××××××××××××××××× 一个南疆一线公安局长的感悟 ——马飞 自治区党委近两年采取了多项部署,最有效的应该是警务室进村和三民工作组进村,这两项措施对恢复已瘫痪的基层组织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撑。 身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公安局局长,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和我的第二个故乡,打心眼里地为自治区党委的英明决定点个赞。我在南疆从事公安工作近38年,上世纪90年代末和极端宗教、暴恐活动交上了手。下面我谈谈在一线的斗争的感悟,供同行们交流。 一个南疆一线公安局长的感悟 当前,新疆暴力恐怖活动达到了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自治区党委近两年采取了多项部署,最有效的应该是警务室进村和三民工作组进村,这两项措施对恢复已瘫痪的基层组织无疑是强有力的支撑。身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公安局局长,我深爱着这片土地和我的第二个故乡,打心眼里地为自治区党委的英明决定点个赞。我在南疆从事公安工作近38年,90年代末和极端宗教、暴恐活动交上了手,下面我谈谈在一线的斗争的感悟,供同行们交流。 一、新疆是一片宗教的净土,上世纪80—90年代,新疆的清真寺井喷式发展,超过24000座,达到了世界宗教的发达水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宗教管理部门需要重新认识,以便更好地掌握实际情况。 一、新疆本是一片宗教的净土,80年代前新疆的清真寺也只有几千座,80–90年代新疆的清真寺井喷式发展,超过了24000座,达到了世界宗教的发达水平。这是当时新疆糊涂的政治家和宗教管理部门造就了今天新疆这片宗教狂热的沃土,我们的宗教管理部门俨然成了宗教的发展部门,造成现在这种局面,他们难辞其咎。   二、当前新疆的暴恐活动都是由非法宗教和宗教极端发展而来的。打击暴恐要打提前量,重点打击宗教极端,如果等宗教极端分子修炼成暴恐分子再打就晚了。 二、当前新疆的暴恐活动都是由非法宗教和极端宗教发展而来的。打击暴恐要打提前量,重点打击极端宗教,如果等极端宗教分子修炼成暴恐分子再打就晚了。   三、防范是一项必须做的基础工作,但要知道成功的防守是很难的。记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不断地深入、不断地研判、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摧毁, 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制胜之道。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防控的力量投入大,侦查的力量、办案的力量、打击的力量相对不足,有时捉襟见肘,很多手里的线索无法及时消化,导致打击不力,不及时,防不胜防。 三、防范是一项必须做的基础工作,但要知道成功的防守是很难的。北京、昆明、乌鲁木齐防守住了吗?和田、喀什、阿克苏、吐鲁番防守住了吗?记住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要不断地深入、不断地研判、不断地发现、不断地摧毁,进攻–进攻–再进攻!!!这是制胜之道。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防控的力量满街都是,侦查的力量、办案的力量、打击的力量明显不足,捉襟见肘,很多手里的线索无法及时消化,导致打击不力,不及时,防不胜防。我们的上级指令机关虽能及时下达严打指令,但缺乏对除了管控和防范还有多少力量能严打和深挖的研判,这也导致严打不断深入,形势依然严峻的局面。    四、但凡辖区内有宗教狂热的地方,并“盛产”暴恐分子,那这个地方一定有“热源”,一定有“热点”人物,有幕后黑手。要利用我们手里的一切资源对这个地区进行摸排、研判,发现并摧毁,这是一个局长的基本功。对辖区的极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打击暴徒不可松懈,松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四、但凡辖区内有宗教狂热的地方,并“盛产”暴恐分子,那这个地方一定有“热源”,一定有“热点”人物,有幕后黑手。要利用我们手里的一切资源对这个地区进行摸排、研判,发现并摧毁,这是一个局长的基本功。2012年的“6.29”劫机案和2013年的“11.9”伊吉拉特案我们辖区有多人参加,之后我们对辖区5个宗教“热点”地区进行了认真的摸排和研判,最后查获7名野阿訇(阿訇为波斯语,意为老师或学者,是维吾尔等民族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野阿訇是不经政府批准的非法传教人员–编者注),仅来自和田地区皮山县的野阿訇就2名。对辖区最不放心的极端宗教分子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送到最放心的地方去–看守所,请别给我谈什么犯罪的构成要件,要件成立了,人头就落地了。打击极端宗教宁可过激不可放纵,放纵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五、 多少年来的反恐和专案,靠的是基层派出所、公安局、一线的专业力量和基层特警。他们用最简易的装备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绝大部分反恐任务, 我们天天在一线指挥着管控、防范、侦查、专案和打击,我们就是专家,我们就是精英。 五、不要迷信什么雪豹、猎鹰,不要迷信领导视察时各方力量强大的展示和华丽的表演,也不要迷信上面的反恐专家和反恐精英,多少年来的反恐和专案靠的是我们的基层派出所、公安局、一线的专业力量和基层特警。我们用最简易的装备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95%以上的反恐任务,我们天天在一线指挥着管控、防范、侦查、专案和打击,我们就是专家,我们就是精英。   六、一线的基层民警是承担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群众的保护者,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关爱他们,心疼他们,他们为新疆的稳定付出了太多太多。 六、我们建国已近65年,可是宪法第134条,刑事诉讼法第9条依然规定在民族地区必须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和语言进行诉讼,说白了就是藏族人犯罪由藏族人来处理,维族人犯罪由维族人来处理。国家的法律不用国家的语言文字来执行,真是中国特色。美国印第安人犯罪可能用印第安人的文字语言诉讼吗?法国的吉普寨人犯罪会用吉普寨人的语言和文字诉讼吗? 七、我们一线的基层民警是承担我们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人民群众的保护神,是最可敬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关爱他们,心疼他们,不要有点事就求全责备,他们为新疆的稳定付出了太多太多。    七、 广大的维吾尔干部、民警、群众,是新疆反恐的中坚力量,离开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   请相信,我们始终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绝不会后退一步! 八、广大的维吾尔族干部、民警、群众是我们反恐的中坚力量,离开他们我们将一事无成。面临今天严峻的形势,面临着流血牺牲,请相信我们始终战斗在一线的公安民警绝不会后退一步。热血洒边疆铁血铸警魂斩尽左拉旺立马横刀我怕谁注:左拉旺,维语“暴徒”的谐音。
1070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和田围捕恐怖分子现场
热度 42 MacArthur 2014-8-4 23:51
和田围捕恐怖分子现场
新疆暴徒被击毙最后现场内部曝光(高清组图) 这地方植被可真茂密。。。 完全不是想象中新疆的样子。。。 小小吐槽一下:就不能给一线公安配好一点儿的枪么?真要有伙恐怖分子冲这二位过来,就算一人一支小七九还不一定能挡得住呢,何况两把小手枪。。。 反了这么多年的恐,咋还是装备不足呢? 这个要么是摆拍,要么就更成问题了:后面的这二位完全是“你上去,我掩护”的架势,看身体姿态,压根就没有上前支援的意思。。。 更可怕的是他俩躲在第一队员的身后(秃顶大叔直接枪口顶着人家背心;持手枪的,射线早晚也会被第一队员给封死),冲上去的这位,一旦门口出现突发情况,完全不会得到后面这二位的任何帮助 -- 不挨他们的乱枪就已经是万幸了。。。 用不着啥特种训练也能知道,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有杆枪从右边封住里头的角度 -- 偏偏镜头右边没人。。。 也可能是有人咱看不到。。。
个人分类: 时事|2791 次阅读|25 个评论
分享 正能量,新疆的未来
热度 27 沉宝 2014-8-4 14:27
是不是有人被7.5以来新疆的一系列暴力事件搞得失去信心了?看了下面的节目你就会意识到维吾尔族人中认同中国,希望学习汉语还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只要国家沉着冷静,百年树人,那些分裂势力很可能就是秋天里的蚂蚱。 视频链接: 央视 YouTube
968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 新疆暴恐份子,这简直就是金条啊
热度 37 silentdarkness 2014-8-4 00:48
新疆3亿元奖励所有参与围捕暴恐团伙群众 墨玉县警民获奖423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拿出3亿余元奖励所有参与近期围捕专项行动的群众及相关人员。今天(8月3日)下午,新疆和田地区地委、行署在墨玉县召开“8·01”围捕专项行动表彰大会,对参与围捕行动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参与“8·01”围捕暴力恐怖团伙专项行动的公安民警、基层干部、群众等47名先进个人每人奖励1万元,对墨玉县人民武装部生产连、墨玉县公安局普恰克其乡派出所等12个先进集体共奖励70万元;对6名提供重要线索的群众每人奖励10万元;同时对和田地区公安局、于田县参与“8·01”围捕专项行动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进行奖励。
823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 霍霍,新疆这是大开杀戒了
热度 64 晨枫 2014-8-3 07:29
“新疆政府门户网站天山网周六(8月2日)发布消息,通报莎车县“7·28”暴力事件细节,称案件造成37名群众死亡、警方击毙暴徒59人。” 报道说,当天下午,自治区召开党委会议,通报莎车县7月28日“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情况”。 报道说,案件造成无辜群众37人死亡(其中汉族35人、维吾尔族2人),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砸,其中6辆被烧。处置过程中,击毙暴徒59人,抓捕涉案人员215人,缴获“圣战”旗帜以及大刀、斧头等作案工具。 通报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一起境内与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有组织、有预谋、计划周密、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4/08/140802_xinjiang_attack_detail_released.shtml 一次行动中击毙59名暴徒(可能是同一地区不同地点?),这说明了中央已经决心开杀戒了。谁要是敢聚众暴力袭击,那就格杀勿论!谁要是敢往枪口上撞,枪口不会躲闪!看看这样能不能刹住新疆的暴动势头。
2095 次阅读|39 个评论
分享 [转载备忘]theatlantic上一篇描述新疆民族关系的好文
热度 7 punishment 2014-8-1 02:52
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9/the-uighurs-chinas-embattled-muslim-minority-are-still-seeking-an-identity/280065/ 文章略长。一好在不偏袒,如实描述各方观点,并不因为作者是环球英文版编辑就把立场摆出来,各方的观点都注明是感受,不去试图“找出真相”,而是通过各方观点的罗列和对比勾勒出一个复杂问题的各个角度。二好在工作细致,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搞清“民考民”、“民考汉”,族间婚姻状况,一个简单的“警察不抓维人”能找出警察的理由、维族犯罪团伙的伎俩、警察的应对,还能跳出这一问题指出这一矛盾如何激化了民族间紧张关系,真是不简单。我觉得这才是值得敬佩的新闻报道。 建议存下来,日后如果有欧美人问起这个问题就叫他去看这篇文章。 可惜,这样的文章在英文世界是不受欢迎的,评论栏里面最好的评价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只有真正不持预设立场只想了解事实的人才能看懂这篇文章。 The Uighurs, China's Embattled Muslim Minority, Are Still Seeking an Identity Xinjiang's largest minority group still exists uneasily within the Chinese state—and there's little Beijing can do about it. JAMES PALMER SEP 27 2013, 12:37 PM ET 0 in Share More Ethnic Uighur customers select goats at a fair on a street in Aksu,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William Hong) In the winter of 2009, I was spending my weekends in the northeast Chinese city of Tangshan, and eating most of my food from the far-western province of Xinjiang. Like many minorities, the Uighur, the native people of Xinjiang , have made their chief impact on mainstream culture through cuisine. I have always favored their ubiquitous restaurants when traveling.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unfamiliar about the place I usually ate at in Tangshan; the waiters were young children. Two solemn little girls of about eight, wearing Muslim headscarves, would take my order and relay it to the kitchen, occasionally joined by their plump-cheeked older brother. Putting the kids out front echoed the Chinese depi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regularly represented—as in the 2008 Olympic opening ceremonies —as children. It created a familiar, comfortable world for the majority Han clientele, especially since the kids, unlike their parents, spoke fluent Mandarin. When the back door opened, I sometimes got a glimpse of another world; a cluster of Uighur men and one woman smoking, cooking, and joking in their own language, entirely isolated from the diners. After we had gotten on familiar terms—I let them play on my laptop—I asked the girls when they started working as waitresses. “In July,” they said. It wasn’t surprising that the restaurant might have wanted a friendlier face at that point. That was the time that a Uighur mob had tried to murder one of my friends. When the back door opened, I sometimes got a glimpse of another world; a cluster of Uighur men and one woman smoking, cooking, and joking in their own language, entirely isolated from the diners. I had met “Bruce” Li by chance on the Beijing subway in 2007. I was wearing a t-shirt emblazoned with a Swedish flag, and he greeted me with “ God kvell ,” then switched to English after my confused “Huh?” A scrawny, smiley Southerner, he had just finish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linguistics and spoke four foreign languages even though he had never been overseas. We became friends; his careful, sympathetic interest in the world, books, and other cultures was a pleasure. He was leaving Beijing that fall for a Ph.D. at Xinjiang University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of Urumqi. Language, like so much else, is contentious in Xinjiang, where many Uighur grow up learning, at best, rudimentary Mandarin ( putonghua ), China’s official language. For most Chinese citizens, mastery of Mandarin is a priority. Local “dialects” are discouraged in the media and in education, and heavy accents turn many employers off. Yet the language polic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was surprisingly flexible from the start when it came to the ethnic minorities, giving minority tongues equal status as official languages in their own region, establishing minority-language schools, and encouraging Han cadres sent to the border regions to learn the local languages. Chinese bank not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written in five different scripts, including Uighur. Among the Uighur, however, the policy has created two distinct groups: the minkaohan , minorities educated in Mandarin, and the minkaomin , educated in their own language. Minkaomin education is not taken seriously by non-Uighur employers, and not speaking Mandarin shuts minkaomin graduates out of jobs. In turn, they often resent minkaohan students as opportunistic and unfaithful to their own heritage. Li was interested in what language, Mandarin or Uighur, minkaohan used when they met each other, especially with a third-party present. Beyond his work, he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the landscape and the culture. We talked over e-mail, and he wrote me lyrical descriptions of driving to dunes and mountains, of being hosted at Uighur banquets, and of the flight of birds in clear skies. While most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stuck with their own, he deliberately lived outside the school in a Uighur area, with three Uighur roommates. He became trusted enough that “people were always showing me maps of East Turkestanand saying ‘Look, this is our country.’” Maps are another bitter topic in Xinjiang, since they are almost always published exclusively in Chinese, despite the region’s bilingualism, and the name “East Turkestan” is a rallying point for Uighur nationalism. Use of the term without qualification—as in “the so-called East Turkestan”—is highly risky. By displaying the maps, mostly copies of pre-P.R.C. Western or Russian documents, Li’s friends were re-assert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even as they invited him into their circle. It was a simple message: Our country was here before your people were. On July 5, 2009, Li was shopping with other students in the Grand Bazaar, one of the city’s main tourist attractions. A Polish girl with him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a Uighur friend, who told her there was trouble brewing in the city center. They went to see the protest , which had taken an ugly turn. There were shouts, banners, and no sign of the police. As they watched, people began overturning cars, and they decided to split up and head home rather than risk serious trouble. Li forced the escape window at the back open, and ran, still holding his watermelon. Some of the Uighur ran after him, holding knives. He threw the watermelon at them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lleys. Li was on the bus by himself, balancing a watermelon on his lap, when a crowd of young Uighur men, many of them waving knives, blocked the vehicle’s way. He raised his phone to take pictures and his seatmate, an older Han man, grabbed it from his hand, hissing, “Don’t aggravate them!” The mob began rocking the bus from side to side, the passengers, mostly Han, screaming. The bus toppled. Several men dragged the driver out, and, as Li told me a few months later over dinner in Beijing, “cut off his head.” (“Jesus fucking Christ!” I said loudly, startling the people at the next table.) Li forced the escape window at the back open, and ran, still holding his watermelon. Some of the Uighur ran after him, holding knives. He threw the watermelon at them and kept running into the alleys. Eventually he found a group of other non-Uighur and took refuge in a hotel, where the staff sent them up to the 19th floor, shut down the elevators, and barricaded the staircases. He could hear shouts from below, chants of “Kill the Han, smash the Hui , drive the Mongols out.” I heard similar versions of the chant later from other witnesses. Although sometimes the order of other groups was switched up, or the verb changed (“Cut the Kazakhs!”), the first clause was always the same. He stopped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once the gunfire started, sporadic bursts in the night after the People’s Armed Police, China’s paramilitary force, entered the city. The next day, police escorted him back to the university, where the students would be locked in, guards outside, for another week. On the way, he saw dozens of bodies strewn about the streets. “There were children,” he told me, shivering, “and a pregnant woman, with her stomach cut up. You know how I used to want to be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I don’t know how they can stand it, to go to places and see things like that. They must have very hard hearts.” On the first night after the riot, he and the other non-Uighur students seriously expected to be attacked again. They barricaded the dorm and carried sticks and knives. “One of my Uighur friends gave me his knife,” he said drily. In the next few days, they watched with black amusement reports on Chinese television about how ethnic unity had been restored to Urumqi, and the mutual love between Han and Uighur could not be destroyed by terrorism. “They were boasting about how the bus system had been reopened—but the people on it were all plainclothes policemen.” Li’s life inside the Uighur community was shattered. Now, whenever he was the only Han around, the fear came back. He avoided his former roommates, and when he saw them again, “they were with a group of other young Uighur, people I didn’t know. They were talking very fast, so that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m, and staring at me.” His paranoia was shared. Fear pervaded Urumqi; Aweek after the riots, stories started to spread that Uighur, or Han, depending on which side you talked to, were injecting AIDS-infected blood into random strangers in crowds. It was an old urban myth, the source of an outbreak of panic in Beijing and Tianjin in 2002, but tinged with ethnic hatred. Thousands of people queued up for HIV tests at local hospitals. A city already largely segregated by race solidified its boundaries; large portions became, in the perception of both Uighur and Han, no-go areas for those of the wrong ethnicity. It eased a little in the two years until he left, but only a little. *** Despite everything, Li still made an effort to sympathize with and understand Uighur positions. It was an approach made in part possible by his reading in global linguistics, a field concerned with power, domination, and endangered cultures. He had a vocabulary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at most Han lacked. The Urumqi riots in 2009 were the worst inter-communal violence in China since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least 194 people were killed. Most of them were Han, although there were also Uighur deaths—rioters, small shopkeepers targeted by the mob, and others caught in retaliatory Han violence. Retaliation was restrained by the swift arrival of the paramilitary forces and other state authorities, who made serious and laudable efforts to prevent revenge killings, even as they made fair game of any young Uighur man foolish enough to stay on the street that night. Police talked down, and occasionally tear-gassed, large Han crowds, vans blared messages to return home and stay off the streets, and official material strongly stressed ethnic reconciliation and the “terrorist” rather than “Uighur” nature of the attacks. But many Xinjiang residents had accounts of violence elsewhere in those days, inspired by the pogrom in the capital. The bulk of these stories were accounts by Uighur of Han revenge attacks when “several” or “a dozen”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e local authorities conspired to cover it up. By the time they reached me, though, these stories were second or third-hand: “My brother says that he heard in his town three young men were beaten to death by the Chinese.” Some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terrorists” and the ordinary Uighur who were happy, faithful, and loyal to both State and Party. Chinese media emphasized Uighur victims and the “innocent” or “civilian” nature of those attacked. In official Chinese media, the riots were filtered through only one lens: terrorism. It was an approach adopted after the September 11, 2001 attacks to piggyback the U.S. war on terror, though it found little sympathy overseas, save with the Russians attempting the same thing with Chechnya. Chinese State media blamed the riots on “Muslim terrorists” bewitching the young with their seductive words. Rebiya Kadeer, an exiled Uighur leader in the States, and her World Uyghur Congress (W.U.C.) were accused of being behind the attack, as, it seems, they are of everything that goes wrong in Xinjiang. In reality, the W.U.C.’s involvement was limited to some faxes informing them of the protest as it happened, followed by slightly delusional press releases in which the W.U.C. accused the police of starting the violence by firing on unarmed Uighur. Some distinction was made between the “terrorists” and the ordinary Uighur who were happy, faithful, and loyal to both State and Party. Chinese media emphasized Uighur victims and the “innocent” or “civilian” nature of those attacked. Over this year’s long summer of violence in Xinjiang, Chinese State media applied this the same language to every incident. There was the killing of social workers in a bloody fight between the police and what may have been a genuine terrorist cell, a criminal gang, or just a half-dozen angry young men. Even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workers” is disputed; Chinese media depicted them as saints seeking only to do good, but “social work” in Xinjiang often translates to surveillance and control of Uighurs. By the time of the June attacks in Shanshan, where another 27 people were killed, the attackers had stopped being “rioters” or “criminals” and become straightforward “terrorists,” linked by state media to the Syrian civil war . Terrorist groups have claimed responsibility for attacks in Xinjiang, though the extent of their activity, like just about everything else, is hotly disputed . Chinese authorities single out 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 for special demonization, but there is doubt as to whether ETIM is an organized body or whether the name is adopted by smaller, more isolated groups on an ad hoc basis. There are bombings or armed assaults every few months. But there were ways of looking at the Urumqi riots that made more sense than the vision of young Uighur led astray by wicked mullahs, or the ideal of perpetual Uighur innocence put forward by exile groups such as the W.U.C. For me, the resonance was with both ethnic massacres and anti-colonial violence; Bosnia, India, and, most particularly, Algeria’s cycle of atrocity and reaction at the end of France’s colonial rule in the 1950s. In Algeria, as in Xinjiang, the authorities ostensibly promoted ethnic harmony while systematically discriminating against locals and favoring an increasingly embittered population of settlers. The French may not have pretended that Algeria had always been France, as the Chinese do Xinjiang, but unlike their other African possessions it was a French department , and Algerian schoolchildren began their history lessons with “Our ancestors, the Gauls …” Fueled by humiliation and dispossession, Algerians committed atrocities against the French, especially the settler population, and were the target of atrocity in return. But pointing out such parallels is not only taboo in China, but almost literally unthinkable.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 are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China, not things that Chinadoes. A Russian friend, doing a thesis at Peking University on Qing and Russian competition for Siberia in the 19th century, wrote of “Chinese imperialism” in one of his papers. “Only foreigners can be imperialists,” his teacher sternly told him. As its name, which literally means “New Frontier,” suggests, Xinjiang was barely and rarely under Chinese control for most of the empire’s history:It was not until the Qing conquests of 1745 that it fell under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and even then it was left largely to its own devices. Other minorities, like the Mongols and the Hui, scythed their way into China's history books, whether as rulers, raiders, or rebels. Whatever other identities they have, their history is tied up with China’s as much as Ireland’s is with England. The Uighur were, and are, marginal. It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the recent attempts to grandfather in a continuous Chinese presence are both absurd and deeply resented. More From ChinaFile Chongqing Officials Mired in Web of Sex, Lies and Video What Can China and Japan Do to Start Anew? Beijing’s Air in 2013 or Ground Zero’s After 9/11: Which Was Wors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triumphant march” across Xinjiang in 1949, defeating Uighur and Kazakh “rebels,” introduced the Han to Western China for good. Older Han who spent time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through the 1970s are often nostalgic for what they see as a time of joint prosperity. “We got on very well,” remarked Ren, a Beijinger in his early eighties sent by the government to work and settle in Karamay, in Xinjiang, in the 1950s. “We learned some of the language, we had lots of Uighur friends, we used to go and eat in each other's houses ... I think the problems now are just caused by a few people.” *** Today, Uighur-Han ethnic relations are the most bitter in China. On the Uighur side, the reasons are obvious; as they see it, the Han are occupiers, invaders, and despoilers. Uighur conversation, particularly among men, is full of casually derogatory references to the Chinese. The state and the locals in Xinjiang literally keep different time—State institutions, and most Han, go by Beijing time, universal across the country, but Uighur keep time by the geographical reality of their time zone, a difference of two hours, while local businesses oscillate between the two. In practice, Uighur switch easily between “Xinjiang time” and “Beijing time” and confusion is rare. But many Han, segregated in communities under Beijing’s watch, stick only to one clock, preferring a government-approved rhythm of the day over a more natural one. Uighur asked the time by unthinking Han will give Beijing hours if they want to help, but local time if they feel mischievous. The bitterness grew sharply in the 1980s, following China’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The chief cause was the influx of Han to Xinjiang, going from a fra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o numbers equal to the Uighur. (Xinjiang demographics are as contested as everything else, unsurprisingly.) As mining and oil development opened up Xinjiang’s wealth, Han arrived to take, in the Uighurs’ view, the lion’s share. “We should be as rich as Saudi Arabia,” one Uighur day laborer told me as we shared beers on a construction site in Beijing this summer. And as Han poured in, Uighur poured out. Like everybody else in China, the Uighur move for work. With the Han arrival, too, jobs for Uighur became scarcer, and the diaspora spill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gulf between the two communities has spoiled even genuine efforts to reach between them. Take music, one of the very few areas where Uighur have a positive reputation in wider Chinese culture. Uighur songs are famous, but they’re also stripped of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and mostly sung by Han women wearing minority costume, like new “First Lady” Peng Liyuan. It shows all the respect of 19th-century ethnic European performers wearing moccasins and singing about Hiawatha. Even Uighur performances are forced into a syrupy mess of “ethnic harmony.” But then there are people like Wang Luobin, a Han musician who was the first to popularize Uighur music. Wang travelled throughout Xinjiang in the 1950s, recording and adapting Uighur tunes out of a genuine love for the music and the culture. Imprison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led another revival of Uighur music, adapted for Han ears, in the 1980s. In a better world, he would have been a bridge between two cultures; instead, he is despised by many Uighur for stealing their songs . Today within Xinjiang, official policy toward the Uighur can be surprisingly sensitive, but the application is cack-handed. A halal option is provided, at least in theory, in the canteens of every State institution in China, but university staff force Xinjiang students to eat during the daytime during the Muslim holy month of Ramadan. Uighur, like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are allowed two or three children rather than one, but family planning officials patrol villages peeking into bins for evidence of menstruation. The meshrep , a traditional male Uighur gathering, is on UNESCO’s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for China, but “illicit” meshrep are banned and groups of young men often broken up by the police. “It’s true we don’t like to deal with Uighur,” he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aperwork to fill in, and ethnic issues are sensitive. If we do the wrong thing, we could get in trouble ourselves." Han officials are encouraged by official directives to learn Uighur, but, despite the availability of excellent Uighur-Chinese textbooks, it is rare for any of them to make it past the level of “Hello.” In official interactions, the burden is on the locals to make themselves understood, though Uighur officials often serve asintermediaries for monolingual compatriots. There is a thriving Uighur publishing industry, but dozens of Uighur writers, historians, and poets have been jailed for their work. Officials are given lectures on respecting Islamic values, but police toss Korans to the floor during raids on “illegal” madrassas. Outside the state level, Uighur experience routine discrimination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t a level that even State media has acknowledged and deplored. It is rare for hotels in central or east China to accept Uighur guests; if their names or ID cards don’t give it away during the booking, they’re turned away without explanation or apology when they try to check in. Even Han with a hukou (resident permit) from Xinjiang sometimes face similar discrimination. Uighur travelers rely on “no-show motels,” illicit hostelries which don’t require ID from their visitors, or on kinship and friendship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We can’t stay anywhere but with our own,” a Uighur student visiting Beijing told me. He ended up in a dorm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fter being turned away from every hotel he tried. Among the Han, the popular dislike for Uighur is more complicated. Some of it is simple resentment against minorities. Uighur and Tibetans are seen as ungrateful recipients of national largesse, especially since huge sums of money have been poured into China’s “backward” and “uncivilized” Western regions. From a grassroots Han perspective, the minorities get all the breaks: more generous social welfare, the leeway t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lower score requirements to get into college, reserved spots in local government. Much of this is a matter of perception: Xinjiang’s welfare benefits are the same as for other provinces, but because unemployment among the Uighur is so high, Uighur are far more likely to be living off the dole, sometimes combined with gray income. Uighur sociologist Turgunjun Tursun put it sharply in a March 2012 article for The Global Times newspaper: “Ignoring the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ethnic minorities have to endure to survive in mainstream Han society while whining about so-called ‘reverse discrimination’ is ridiculous.” But those difficulties are largely invisible in the media, and largely meaningless to ordinary Han who have plenty of hardships of their own. “How can they expect us to give them jobs,” complained an Urumqi-based employee of State oil firm Sinopec, “when they can’t even be bothered to lear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ccording to researchers like Jay Dautcher , the Uighur refusal to participate in popular Chinese culture is near-absolute. Jorge Rios, a young Mexican writer who works as a waiter at a large Uighur restaurant in Xinjiang, described how “the TVs are never tuned to Chinese television and they never play Chinese songs. Instead they bring in DVDs of Central Asian or Turkish television.” Han often identify Uighur with Islam, which they can see as being both backwards and foreign. The refusal of Uighur to eat pork, which is ubiquitous in Chinese food—even in vegetable and tofu dishes—is a source of considerable curiosity and amusement; Uighur dining out with Han socially often face pressure to chow down on the forbidden meat. On Chinese State and social media, there was bitterness, and some gloating, over the supposed discrepancy between official U.S. treatment of and public reaction to the bombers of the Boston Marathon on April 15 and the general American attitude toward the Xinjiang killings eight days later. My Chinese friend Qian Li, studying in London, posted “Whenever a local kills in the U.S., that’s sad; whenever a Muslim kills, that’s evil; whenever a Muslim kills in China, that’s the evil Communists!” Yet Islam, ultimately, is a secondary issue in the way Han see the Uighur, however critical it can be as both a symbol of religiou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Xinjiang. The bulk of China’s tens of millions Muslims are not Uighur but Hui, virtu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Han in many parts of the country. Members of other traditionally Islamic minorities are considerably less likely, in my experience, to be practicing Muslimsthan the Uighur, although there is a growing, quiet Islamic revival. The most common image of Uighur among the Han is not that they are Muslims, or terrorists, but that they are criminals. It is commonly held, for instance, that Uighur peddlers force local Chinese businesses to buy huge quantities of the sweet nut cakes ( qiegao in Mandarin) they sell in every city center, as part of their protection rackets. And many Han believe that the police ignore Uighur crimes, unwilling to get involved in prospective ethnic conflicts that might bring unwelcome attention from superior officials. “If a Uighur is arrested, he just slashes himself with his blade, and then the police don’t want to touch him because if he’s hurt, they have to take him to hospital and pay,” I was told by an earnest young woman keen that I should understand what a difficult situation the police were in. All of these stories contain trickles of truth. In a notorious case last December , after an all-out brawl between Uighur nut cake vendors and local businessmen in Yueyang, Hunan Province, the businessmen were forced by the police to fork over a reported 160,000 RMB ($25,700) in compensation. Some of the money was to pay for hospital costs for the injured vendors and damaged motorcycles, but 96,600 yuan was for the ruined nut cakes. I talked over the Internet to a police officer surnamed Wu (who, as many officials do, declined to tell me his first name), also in Hunan. “It’s true we don’t like to deal with Uighur,” he told me. “There’s a lot of paperwork to fill in, and ethnic issues are sensitive. If we do the wrong thing, we could get in trouble ourselves. So we, and the chengguan , often leave them alone.”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walk across the People's Square while on duty to block residents from getting into its center in Urumqi on September 4, 2009. (Nir Elias/Reuters) The Uighur benefit, to some degree, from their difference: Han witnesses are strikingly unlikely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m by any characteristic other than their ethnicity. Yet judging by Uighur accounts of police brutality, the relationship is cyclical; While police, as Wu says, often ignore minor Uighur offences for fear of extra hassle from their superiors, they resent having to do so. When they have an excuse to actually make an arrest, it goes worse for the Uighur as a result. Coming out of the Tuanjiehu subway station in Beijing this June, my friend noticed a heavy police presence. I went down and asked one of the local three-wheeler drivers what the cause was. “There were a couple of Uighur hawkers here the other day,” one of the drivers said, “So the police wanted to drive them away before so many of them showed up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Even the blade story may have roots in reality. Dave Lyons, a former Xinjiang resident, recounted to me being told by a Uighur police officer in Xiamen that police stations commonly had Uighur officers whose role was to deal with gangs of Uighur child beggars, and to stop the kids from slashing themselves when caught to try to force the police to take them to hospital rather than jail. The sheer distinctiveness of the Uighur, immediately recognizable by their Turkic features, works against them. It is true that there are Uighur protection rackets. But in my experience, non-local Chinese crime is based upon regional affiliation networks: Henan gangs, Hunan gangs, Hebei gangs, Hubei gangs—criminals, like other migrant workers, stick to their own, whether they come from the same village, the same province, or the same ethnicity. But when somebody sees a street vendor pushed up against a wall and threatened by ordinary thugs, the witness can’t tell whether they’re from Anhui in the south or Heilongjiang in the north. When it’s done by Uighur, they’re immediately identifiable. But I suspect that, given the difficulties that Chinese often have telling ethnic minorities apart , that when it’s done by Kazakhs, Uzbeks, or other Turkic minorities, they’re usually identified as being Uighur anyway, and the reputation of Uighur as criminals grows. *** The Uighur knife is a constant worry. I’ve talked to a couple of dozen Han about the Uighur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and every one of them stressed that they carry knives every day; true, to some extent, though far more as a tool than as a weapon. Knives appear in every story of Uighur violence; the spring killings were sparked, according to the media reports, by the discovery of a pile of knives in a house, while the social workers were held hostages with “1.2 meter long knives.” Knives inspire more fear in China than in the West. Where the U.S. had school shootings, China had a rash of knife attacks on schoolchildren. Around important events, there are regulations to control the sale of knives. Even Chinese thugs tend to avoid the knife, preferring blunt, deniable weapons; despite there being almost no baseball played in China, baseball bats are big sellers online. Knives or not, the routine presence of Uighur is often read by Han as threatening. The Chinese like their minorities to be beautiful women or cute children. If they are men, they should be old, or at the least dressed in a “traditional” costume, and preferably dancing. This is typically about as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minority life as Morris dancing is of English culture, and about as dignified.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is Beijing’s Minzu Gongyuan (Ethnic Minorities Park), outside of which used to be an all-too-accurate sign in English, which read “Racist Park.” A trip through the park is like a deranged live-action version of Disneyland’s It’s a Small World ride, an all-singing, all-dancing performance from every minority,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performers women. Uighur leader Rebiya Kadeer raises her fist during a protest outside China's consulate in Melbourne August 7, 2009. (Mick Tsikas/Reuters) The Uighur presence on city streets, though, is aggressively male. All across China, Uighur men stand on street corners in little clusters, selling huge chunks of nut cake or cheap goods, cigarettes hanging out of their mouths. In contrast to the soft-faced Han, they’re often bristly and unshaven. Their stance can be slightly sly, like spivs hawking knock-offs on some East End London street in the 1950s. But when they walk, it’s not with the nervous, ready-to-dart steps of other vendors; they swagger with an easy, laddish confidence.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young Uighur men have taken to hip-hop with enthusiasm ; its defiant machismo echoes as strongly in Kashgar as Compton. There is another minority strongly identified with masculinity within Chinese culture: the Mongols. But there is a level of comfort with Mongol masculinity that does not exist with the Uighur. It fits into the image that China’s dongbeiren (Northeasterners) have of themselves: hard-drinking, hard-fighting, real men, often proud of Mongol or Manchu heritage, either real or imagined. Wang Lijun, the former Police Chief of Chongqing whose flight to the U.S. Consulate in Chengdu last February sparked the scandal that brought down his mentor Bo Xilai, is supposedly half-Mongolian, and was purportedly named “Unen Baatar” (True Hero) by his father. Chinese media, back before Wang’s disgrace, lauded him for his “iron-blooded” policing techniques and praised him for inheriting “the heroic styles of his famous ancestor Genghis Khan.” But Wang has been accused of being “one hundred percent Han” and deliberately switching his identity to profit from minority-directed tokenism. Such allegations of opportunistic ethnicity aren’t rare in Inner Mongolia, but are almost non-existent in Xinjiang.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ighur and other Chinese minorities is the lack of inter-marriage. Han-minority marriages are common, and many of my Chinese friends I thought were straightforwardly Han have turned out to be half-Hui or half-Miao. In Guangxi, Yunnan, and Guizhou, all areas with heavy minority populations, between 10 and 15percent of households are bi-ethnic, mostly Han-minority marriages. In Xinjiang, the rate is two percent, and most of those are marriages between Uighur and other minorities. I sparked an argument among a group of Uighur, mostly Beijing residents, by bringing up the idea of the marriage hierarchy; which other ethnicity was it best to marry into? Uzbeks and Kazakhs ranked high, and Ame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pretty well, though there was a strong case made by one man for the Hui. (“Very good Muslims,” he said, “Better than the Uzbeks, anyway.”) There was a universal consensus, however, that the Han were at the bottom, and by a pretty vast distance. “If my sister married a Han,” one of the group, working as a computer programmer in Beijing at a Chinese firm and translating from Uighur for me, said, “I wouldn't talk to her again.” Among the Han I talked to, there was a widespread misconception that marrying Uighur women is illegal, literally. This is seen as yet another concession to the Uighur, and resented. It was true at one point, long ago; inter-marriage in Xinjiang was forbidden until 1979, in an attempt to avoid offending Uighur sensibilities. Even after the ban was lifted, though, mixed marriages remained vanishingly rare. The veil, sometimes worn by Uighur women, adds fuel to the fire of Han antagonism; they can have our women, but we can’t see theirs. I met one of the rare Han-Uighur children, daughter of a Uighur mother and a Han father. Amy, 28, preferred her English name to her Chinese one, and had never had a Uighur name that she knew of. She worked in “hospitality and entertainment for special clients” in the Middle East, though we met when she was visiting Shanghai. She was tiny and head-turningly beautiful, like an Arabian princess on the cover of a pulp magazine, with the high cheekbones and dark eyes of her mother mixed with her father’s skin tone. “I was brought up by my father’s parents,” she told me. “They used to call me and my sister ‘our pretty little Uighur.’ They meant it lovingly, but it was another way of knowing I was different. I only saw my mother’s family twice, when I was very small, and I only spoke Chinese growing up. But I couldn’t forget who I was. When I hear Uighur songs, even though I don’t understand them, they make me cry. But I don’t feel I have anything in common with Uighurs. When I see the men, I think they look disgusting.” With the fear of Uighur masculinity goes a fear of Uighur sexuality. This is most acute in Xinjiang itself. Bolo is a common Uighur word for children of both sexes, also used in compounds to describe men, meaning anything from “a good lad” to “a real mensch .” But as anthropologist Jay Dautcher points out, the Han in Xinjiang have adapted the term into Mandarin as bolangzi , “bo-wolf,” as a description of young Uighur men, with strong connotations of sexual aggressiveness. ( Selang , “color wolf,” means anything from a predator to a playboy.) As on most fraught ethnic borderlands, both communities warn their young women about the other’s young men. It was this fear that lit the long-distance fuse for the Urumqi riots. The original intent was to protest an incident in Shaoguan, far away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 a week-and-a-half before the riots. There, a mob of Han workers had attacked their Uighur counterparts in a factory, killing at least two and injuring dozens. “I just wanted to beat them. I hate Xinjiang people,” one of them told The Guardian . “Seven or eight of us beat a person together. Some Xinjiang people hid under their beds. We used iron bars to batter them to death and then dragged them out and put the bodies together.” The spark for the attack was a rumor that six Uighur had gang-raped two Han girls. But there had been no rape. One of the Han girls, a 19-year-old from the countryside, had walked into a Uighur male dormitory by mistake. According to a Xinhua report published three days after the riot, she “screamed when I saw those Uighur young men in the room.” She said she had no idea why she was so frightened, but “I just felt they were unfriendly so I turned and ran. One of them stomped his feet like he was coming after me, but I didn’t realize he was just joking.” Yet that fear, and that joke, may have become real in Urumqi. It was the least reported aspect of the riots, covered up by the authorities for worry of sparking further revenge attacks, but stories circulated both online and among the Han in Xinjiang and their relatives elsewhere of gang-rapes during the riots . I heard convincing personal accounts from Han friends with family in Xinjiang of several Han women, and one Mongolian, hospitalized after rape. Many of the other atrocities recounted, from babies thrown out of windows to violated corpses, seem more dubious, though not impossible. Too often they reminded me of the alleged crimes of the Germans in Belgium in 1914, or the Iraqis in Kuwait in 1991. Atrocity stories repeat themselves, but then, so do atrocities. As with so much else in Xinjiang, it remains indistinct.
16667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 (ZT)新疆被拐少年:7岁被骗到东莞 每天要偷够1万(组图)
热度 18 天狼星 2014-7-23 20:50
哈里克的左腿上有一条15厘米长的疤痕,这是他被拐之后,在东莞参加一次“帮派斗争”时被对方砍伤的。 原标题:新疆被拐少年:失去了童年,但我还有未来 哈里克(化名) 18岁,新疆库尔勒人。7岁时被人骗到东莞,开始偷盗生涯,历经8年后被解救。15岁到17岁,他被安排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读学校学习,他的管教老师阿比德说,哈里克是最让自己欣慰的孩子之一。如今随母亲一家生活在库尔勒市。 【对话动机】 《爱在旅途》是一部以解救新疆流浪儿为主题的电影,7月12日在北京某剧院上映。电影讲述了一群新疆儿童幼年被骗至全国多地,由“蛇头”威逼虐打被迫从事偷盗活动,而后被解救走上正途的故事。 库尔勒青年哈里克就是电影中的原型之一,7岁被人从新疆骗走,哈里克在广东当了8年小偷,挨打、偷盗、挥霍、染毒、混社会、夭折的初恋。“那段经历比电影残酷。” 来自新疆民政部门的统计,2011年全国打拐行动开始后,全疆各级救助管理站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共救助流浪未成年人13838人次,3858人次被从外地接回。 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哈里克决定不了自己的过去,但他有能力把握好自己的未来。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实习生 曹忆蕾 新疆库尔勒报道 现在,哈里克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看家里电动三轮车的电充好没有。库尔勒城市不算小,但拉活不管远近都是每人一块钱,一天下来,好的时候能赚100到150块钱。 开三轮车的工作之前是卖炸鸡、卖烤全羊,都是辛苦而收入不多的营生。幼年的哈里克,有时一天就能偷到两三万元。“现在钱赚得少,但都是干净的,这让我心安。”他说。 “我的经历比电影残酷” 新京报:《爱在旅途》的电影看了吗?里面有很多是你的亲身经历。 哈里克:我没看过完整版本,之前有电视台记者采访我,后来节目里出现了一些(电影)片段。不只是我,那些年很多新疆孩子都经历了这一切,比电影中还残酷。 新京报:你当时是怎么被骗到外地的? 哈里克:我两岁时亲生父母就离婚了,我跟爸爸生活。后来爸爸带我去吐鲁番打工,有天他的一个工友跑来跟我说,我爸爸把人打伤了,他要带我去找爸爸。 新京报:结果没见到爸爸? 哈里克:我被带上了火车,火车开了两三天,我们在东莞下车。这人把我带给一个叫艾哈买提的新疆老板,我说我要找爸爸,他们说“没爸爸了,以后你的工作就是偷东西。” 新京报:那时你才7岁,很害怕吧? 哈里克:害怕,我小时候特别老实,完全被吓傻了。他们让我偷东西,我不肯,爸爸从小就教育我不能随便拿别人东西,要做个好人。 新京报:后来呢? 哈里克:他们把我关到宾馆里,之后我被交给一个叫买买提的人,也就是我的小老板,十七八岁,很凶,接下来的一周他每天都打我,用皮带或木棍,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新京报:他们会强迫你学偷东西的手法? 哈里克:你在电影里看到在热油里取硬币的场景不是编的,都是真的。有时候是一桶开水,买买提会倒进大半袋洗衣粉,再丢进一块钱硬币,让我用中指和食指夹出来。每天晚上练习,不练或练得不好就挨打。 新京报:你记得自己第一次偷东西吗? 哈里克:记得。是个年轻女孩儿,我吓坏了,把手伸到她包里随便抓了个什么就跑,当时捏在手里软软的,以为是钱,跑了很远之后一看,是包纸巾。不过那次买买提没打我,他说“这就对了,以后就这样”。 “整个童年是扭曲的” 新京报:接下来就天天去偷东西? 哈里克:嗯。一睁眼就是“任务”,刚开始每天要偷够5000块,后来是一万块。如果没偷够的话就会挨打。 新京报:偷东西时会被人发现吗? 哈里克:经常被发现,特别是开始的时候。有人发现后追着我们打骂,也有的人很好,说“你们还这么小,不要偷东西了”之类的。 新京报:当时想过求助吗? 哈里克:怎么不想,几乎天天想。但每次偷东西,买买提就在不远处监视着。我们偷东西都是开一辆面包车,小孩到街上,老板在车里。我试过逃跑,但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没钱,根本无处可逃,被抓回来打得更狠。 新京报:不能报警吗? 哈里克:那些年,除了被偷的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警察。我刚到东莞时一句汉语也不会说,后来能讲一些了,我跟抓我的一个警察说,“我是被骗来的,能不能救救我?”那警察什么也没说,后来我被放了,买买提把我接回去,我看到他塞给那警察一块手表。那天晚上我又挨了一顿毒打,那之后我就不想逃了,跑不掉。 新京报:绝大多数警察还是好的。 哈里克:那是我们要打交道的另一类警察。小老板还教给我们对付警察的技巧,首先装作不懂汉语,问什么都摇头;其次是自残,我们从小就练习在嘴巴里含刀片儿,刚开始经常割到舌头,满嘴血,后来就熟练了。如果被抓了就在脑袋或脖子上割一刀,刀口不会太深,但流血一定要多,不够的话就撞墙,这样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 你可能会说我可以向他们求助,但小老板就会派人在外面等着,况且那时还小,父母找不到,跑出去了也不能独自生存。 新京报:从小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丑恶的。 哈里克:是的,看不到希望。在东莞和我同龄的孩子,他们有父母陪着,有各种各样的玩具,我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任务,任务。我整个童年完全是扭曲的,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我成了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那时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怎么办? 哈里克:12岁那年,我跟艾哈买提说我想回新疆找我的父母,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但公安局的警察叔叔说和我父亲同名的有几万人,根本查不到。我去了原来的工地和当时住的出租屋,都已经拆了。 新京报:没找到父母,你后来又回到东莞? 哈里克:找到爸爸妈妈是我唯一的希望,找不到他们对我打击非常大。除了回东莞我真的不知道去哪儿。 新京报:后来你也成了“小老板”? 哈里克:回到东莞后,我跟艾哈买提说不想偷东西了。其实我们长大后,他就不太让我们偷了,因为容易被发现,成功率低。我就成了小老板,另一个买买提。 新京报:小老板的工作内容就是监督和培训新来的小孩儿? 哈里克:除了那些,还要打架,要抢地盘儿,最乱的时候一两百人一起打架,因为当时广东这样的团体太多了,每个老板手下有百十人很正常。 新京报:从7岁到15岁,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哈里克:10岁或是11岁的时候,艾哈买提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很多人,买了蛋糕、吹蜡烛,用维语唱了生日歌,还送了手表给我当生日礼物。那次很开心。 还有14岁时,我偷了一个姑娘的手机,她打电话跟我哭,说手机对她很重要,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后来把手机还给了她,在还她之前我存下她的号码。她很漂亮,后来我们成了男女朋友,她对我很好,那是我的初恋。 “你们是受害者,带你们回家” 新京报:2011年你们被抓,当时想过会发生什么吗? 哈里克:以为会和以前一样,呆不了多久就会被放出去,但后来发现不一样,当时是新疆警方和全国多地警方合作,决心要解决新疆流浪儿问题。 我记得后来有新疆的警察说,“这次你们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是受害者,我们会带你们回家。” 新京报:听到这些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哈里克:不相信,其实一直到我见到父母前我都不相信,或者即使回到新疆,如果没有找到爸爸妈妈,我肯定又会走上老路。 新京报:回到新疆很快就见到了父母? 哈里克:2011年8月5日我和很多同伴被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读学校学习,23天后公安局的一位叔叔要带我见两个人,当时他没告诉我是见我的父母,相见时,看着面前哭泣的人,我开始还没反应过来。觉得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新京报:工读学校的生活是怎样的? 哈里克:当时负责我的警察叔叔告诉我,安排我们到工读学校读书不是惩罚,而是一个过渡,我认同。我没上过学,起初还挺新鲜的,但时间长了确实有点受不了。 新京报:太枯燥? 哈里克:枯燥是一方面,每天按时起床、做操、补习文化课,我们好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开始时非常难。可能对我来说,最不适应的是规律,因为之前我所有的生活都是没有规律的状态,没人管,没什么要遵守。 “重新做好人不容易” 新京报: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想改变不容易吧? 哈里克:肯定很难。我当小老板后,不光抽烟喝酒,还吃过摇头丸之类的毒品。到了工读学校,什么都要戒掉,最初真的非常痛苦。 新京报:怎么转变过来呢?比如烟瘾、毒瘾。 哈里克:学校里不让抽烟,开始总想偷着出去买,但没有卖的。毒瘾要多说两句,艾哈买提和其他老板比唯一一点好的地方就是不逼我们吸毒,当时很多蛇头为了让手下的孩子完成任务,都会给他们毒品。艾哈买提没有,他知道我吸毒后很生气,有一次因为这打得我都爬不起来了。在学校也没有特别的戒毒措施,毒瘾犯了就死忍着,我也不明白,最后反正就忍过来了。 新京报:支撑你“忍过来”的是什么? 哈里克:家。7岁之后我就没有家了,我从来没想过会再见到我的家人,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见面后,妈妈告诉我她这些年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她跟从没见过我的弟弟妹妹说我的模样,说我的耳朵会动,告诉他们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我回家的话,记住耳朵会动的男孩儿就是他们的哥哥。 新京报:学校里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人或事? 哈里克:我非常感谢工读学校里一位叫阿比德的老师,她像妈妈一样陪我度过最艰难的日子。我的第二个生日是阿比德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给我过的,他们一起给我唱歌,祝我幸福快乐。这次,我真正感受到了爱。 在工读学校时,很多同学都偷偷说我不会变好的,我肯定受不了之后的日子。回到老家之后,有很多原来的朋友联系我,他们从工读学校出去后很快又重操旧业。但我最终烟酒和毒品什么都戒了,可以和过去彻底告别了。 “我为过去的一切感到抱歉” 新京报:现在再去想过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哈里克:像是11年前做了一场噩梦,很长,现在终于醒了。 新京报:现在要很辛苦才能赚一两千,赚钱没有过去来得容易。 哈里克:这是最不习惯的,我回来卖过烤全羊,在夜市上卖过炸鸡,现在开电动三轮车,哪个工作都很辛苦,挣不了多少钱。有时我也跟妈妈说,过去钱来得好容易啊。妈妈会马上打断我,她说现在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干净的钱能让人心安,不要再想以前。 新京报:有没有一件事让你真正认识到你的过去? 哈里克:妈妈花450块钱给我买了部手机,没一个月就被偷了。我非常难过,因为妈妈没什么钱。那时我就想,再也不要做过去那样的人。 新京报:丢手机之后会想到被你偷东西那些人? 哈里克:不光丢手机之后。当我开始真正靠双手赚钱,常常就会想到以前那些人,我记不得他们的脸,他们也不会知道我是谁,但我会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上网看一些关于新疆的新闻,这两年发生了好多事,让很多人对新疆有一些负面的印象,我观察到很多帖子后面提到被新疆小偷扒窃的经历,看到这些,我心里就会很难过。我为过去的一切感到抱歉。 新京报:不希望别人对新疆人有负面的印象。 哈里克:不希望。更多的新疆人是和我父母一样,一辈子都勤劳,一辈子都不伤害别人,我不希望因为那些孩子的错误让大家对我的家乡有偏见。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如果没经历这一切,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哈里克:妈妈后来又结婚了,我回家后多了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今年7岁,正好跟我被骗走时一样,全家人都很喜欢他,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他明年就上小学了,我想如果一切没发生,我的人生就跟现在的弟弟一样吧,未来有无数种可能。 我从来不知道,在外面流浪的这些年,我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我。在学校里每当我想出去,想抽烟或者毒品,就会想起妈妈的眼泪和她说过的话,就忍过来了。重新做好人真的不容易。 ——遭人拐骗、被迫从事街头盗窃的新疆少年哈里克谈当年如何戒除恶习、改过自新。 PS.前不久刚转过一篇讲毒品的帖子,这个哈里克能戒掉真不容易啊。“ 他的管教老师阿比德说 ,哈里克是最让自己欣慰的孩子之一” ,“ 有很多原来的朋友联系我,他们从工读学校出去后很快又重操旧业。”, 更多的人还是又堕落回去了,打拐和帮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人的道路不是简单的事,希望能长久坚持下去。
415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说两句新疆劳动力(十年前的印象)
热度 19 老芒 2014-6-6 00:53
好友可见,勿转。 03-05年的事情吧,考古工地用过维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汉族、塔吉克族,都是当地农民,基本无文化。 先说维族,主要用工是在喀什和哈密,喀什维族农民还是非常勤劳能干,任劳任怨的,我第一个工地因为是一个已经完全被破坏的工地,所以工作只是在戈壁滩上挖沙子,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早上交代任务,布置一天工作量,然后他们和我们分开各干各的,我们中午和晚上会测量一下工作进度,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务。我们工地上就我一个汉人,他们对我也没看出有什么敌视态度,不过鉴于语言不通,基本无交流。哈密的维族工作完成的也还行,不过涉及到考古的技术活,最后经过培训能起到技工作用的不超过三个。 哈萨克干活真不行,当初百十号人能出活的就一个。问过原因,基本上没干过挖土的活。 蒙古族,好吧,就一个不错的,剩下的还是适合喝着酒骑马上倒哪睡哪。 塔吉克族大部分还是能干的,也有不行的,还有偷奸耍滑的,后来为了赚钱,不少人故意磨洋工,到我某两天单独指挥几十号人的时候,我基本上采取包干政策,结果预估一天的量,不到三个小时就完事了。在工地上也颇有几个到最后能培训得干点技术活。 汉族,我用过的最好的一个人就是汉族,能干,不偷懒,技术一点就通,可惜呀,考古所不培养技工,不然非把他培养成专业技工不可。
5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新疆警方在和田喀什阿克苏抓获嫌犯200多人
热度 32 bamboo0530 2014-5-25 21:18
此次抓捕的涉暴力恐怖犯罪的嫌疑人基本以80后、90后为主体 共打掉23个涉恐涉爆和宗教极端犯罪团伙,抓获200余名犯罪嫌疑人,收缴200余枚各类爆炸装置。
2151 次阅读|7 个评论
12

手机版|小黑屋|Archiver|网站错误报告|爱吱声   

GMT+8, 2024-5-27 16:44 , Processed in 0.054535 second(s), 28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2

© 2001-2013 Comsenz Inc.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