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之迷与论十大关系

五月

为什么潘汉年会跟主席的《论十大关系》有关系？

这关系不仅有，而且是解开潘汉年之迷的钥匙。

根据坊间传闻和各类分析，普遍认为潘汉年犯的错误按照从大到小排列：

1。私下与汪精卫会面

2. 与汪精卫会面事前和事后都没有向上级汇报

3. 当上级问起与汪精卫会面时，向组织撒谎，谎称没有会面。令组织在与国民党的宣传战中落入下风

4. 在苏联时接受传递密码的任务。回国后没有立即会延安交付密码，反而在国统区逗留超过半年才回延安

因为这四条罪状，潘汉年在197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

就为了这点破事就判无期徒刑？还永远开除党籍？说明共产党不想认这个同志了。

潘的审判材料从来没有公开过，估计也不可能公开。如果只根据公开材料来分析，而不是基于真真假假的网络文章分析，那么最权威的就是主席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的讲话，《论十大关系》。网上流传了各种人物的表态，例如李克农报告，陈云批示，谁谁谁调查，等等。证据有强弱。在潘汉年案中，证据力量最强的当然是主席的亲口讲话。其他的可能是杜撰，主席讲话不可能是杜撰。

我先列出相关段落，来自论第8大关系：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我标注了重要信息。主席的讲话当然是最权威的资料。其权威性远远超过真假不明的所谓“李克农报告”。从主席的这篇讲话可以得出几条直接结论：

1. 潘汉年是反革命，抓潘汉年是镇压反革命行动的一部分；

2. 潘汉年的反革命程度跟康泽同列；

3. 潘汉年有可杀之罪；

4. 后来潘被判处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事实上并没有“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

主席是个心肠很软的人。作为开国君主，主席亲自导致被杀的人可能也就一两个。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乱世，简直不可思议。主席都认为有“可杀之罪”的人，说明潘的“罪行”非常严重，远远不是上述见个过气汉奸汪精卫和对党不老实可以衡量。

主席将潘汉年跟康泽并列。康泽是什么人？国民党复兴社、三青团、别动队特务头子，血债累累。这样的反革命当然有可杀之罪。因此，主席认为潘有可杀之罪，显然潘的罪不会比康泽之流轻多少。

王明、张国焘给革命造成极其重大损失。这二人有没有可杀之罪？按照TG的惯例，这二人不算有可杀之罪，连关押判刑都没有。张东荪泄露九兵团入朝情报，间接导致九兵团遭受重大伤亡，这个蠢坏的废物也没有被判刑。

一般来说，导致党组织重大牺牲，尤其是直接导致有烈士牺牲情况的，才算有可杀之罪。死不改悔的国民党特务，也算可杀之罪。按照这种规则推断，潘汉年的罪行估计是这两条相加：

特务 + 造成烈士牺牲。

谁的特务？他很可能是王明派遣回国内的特务。考虑到王明本人都没有别党纪处罚（当然也跟王明躲在苏联有关）。王明的小弟不至于被定为可杀之罪。

那么更进一步猜测的话，潘汉年很可能是苏联的特务，负责刺探TG的情报。并且在某种情况下，直接（也许间接）造成了中共有烈士牺牲。再加一条，潘汉年可能直到被审查前一直再向苏联传递情报。

苏联特务 + 造成中共烈士牺牲 + 一直忠于苏联直到被审查暴露

只有以上三条加起来，才算满足主席专门将潘汉年单列到“有可杀之罪”之列的情况。

老票

库差！  五月兄居然敢碰这个题材，真是猛士啊~~  


先花后看...   

orleans

饶漱石也在列呀，他有什么可杀之罪？

五月

orleans 发表于 2026-8-23 02:06
饶漱石也在列呀，他有什么可杀之罪？

饶明面上的罪行跟高一样是私下串联，私分党的高级职务。燃鹅，这家伙估计还干了特别恶劣的事让太祖极端厌恶，只不过没有公布。真相可能永远是迷了。

蓦然回首

这四条理由都是明面上的理由。苏联特务也谈不上，43年以前整个CPCC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最大的敌人KMT也是苏联一直资金和军火扶持的，抓的啥特务。
毛翻脸的原因恐怕是终于认清了，潘汉年从来都不是自己的人，而是王明的人，这才是不能明说的原因。长征途中唯一的跟苏联联系的电台打坏了，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中共开始独立自主。潘小开背会了整本密码本，回国半年不去延安。如果不是彪帅他哥张浩回来，说共产国际支持毛，毛到了陕北还不能坐稳核心呢。另外，西安事变的时候，潘小开和莫德惠张学良不清不楚的，和王明一起跟着苏联的指挥棒转悠。而苏联要的是喘息政策，控制蒋而不是搞死蒋，抓蒋是苏联撺掇的，放蒋也是苏联坚持的。毛周以为张学良是跟他们直接联系，其实张学良通过潘汉年和莫德惠早都跟苏联直接联系上了。搞得毛周前面说杀，后面再急急改口，在上级组织面前很是狼狈。
主席是个心肠很软的人。这句话我是很认可的，建国后并不主张从肉体上消灭政敌的，其实对潘汉年也是如此。几年前我专门查过关于潘汉年的各种资料，82年给他平反的时候夏衍陈修良李一氓冯雪峰一众大佬还专门写了回忆他的文章结集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回忆潘汉年》。潘其实算两次入狱，55年倒台以后按现在的说法也就算是个监视居住，在北京大兴的团河农场劳动，待遇也不错，工资照发，周末还能回北京。后来文革开始了，小开才开始倒霉的，抓进秦城监狱关了五年，然后72年被“永远开除出党”，发配湖南农场改造。附两篇文章链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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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y

“作为开国君主，主席亲自导致被杀的人可能也就一两个。”


掌柜滴能不能指明这一两个都是谁呀

五月

indy 发表于 2026-8-23 11:59
“作为开国君主，主席亲自导致被杀的人可能也就一两个。”

张霖之。

另一个是可能，就是害了张霖之的刘卫黄。

hsb

丁东: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当年是如何给潘汉年定罪的？

1955年3月下旬中共代表大会期间，在谈到高饶问题时，毛泽东说，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如果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的，都应当主动向中央讲清楚，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于是在4月1日向陈毅讲了1943年奉党之命与李士群接触时，曾与汪精卫见面之事，并向中央 写了书面材料。

毛泽东看后提笔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第三天，潘汉年即被捕。一个半月后，其妻董慧被捕。

关押七年之后，中央于1962年决定对潘汉年案进行审判，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曾汉周、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组组长丁汾、助理审判员彭树华三人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

丁汾和彭树华到关押潘汉年的秦城监狱，用一个月时间查阅了全部案卷，发现对潘汉年的主要指控，如在国共谈判中投降国民党，投靠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勾结，包庇反革命分子，向台湾提供情报……都站不住脚，于是提出了八点质疑，向曾汉周汇报。

丁、彭、曾三人达成共识后，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德峰汇报。最后汇报到了谢觉哉院长那里。

谢觉哉听完汇报后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最高人民法院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

谢见几位神情茫然，就问彭树华：你读过王勃的《滕王阁序》吗？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贾谊这样有本事的人，又处于圣主汉文帝时代，也遭遇这样不公的待遇，这说明什么？无非是说天下没有绝对公平的事，好人也常受冤屈。

谢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梁鸿博学多才，路过洛阳时，见宫室侈丽，作了一首《五噫歌》，被奸臣诋毁，只好改名换姓，逃到边陲，为人舂米为生。在东汉初期这个所谓政治清明的时代，梁鸿这样有才华的人却遭遇这等不平之事，失志如此，又可奈何？

谢接着谈到宋代的岳飞，说他积极主张抗金，但却被诬蓄意谋反，被宋高宗杀害了。谢自问自答：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意要与金人议和的情况下，试想谁人救得了岳飞？

谢进一步向三位下属解释：明朝书画家文征明很有见识，他为秦桧翻案。岳飞冤死风波亭后，当时及后人都一致痛骂秦桧奸贼，指斥他是谋害忠良的罪魁祸首。而他说秦桧的能耐，只是善于迎合宋高宗一己私欲而已。岳飞被害，秦桧罪在不赦，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宋高宗赵构。

谢继续启发下属：岳飞的功过，后人已有评说，也无须再议宋高宗和秦桧谁是罪魁祸首。我只想说明一点，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时代背景和特殊原因，不是无缘无故的。

最后，谢觉哉明示三位下属：“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杀，就好办了，是非功过，总有一天会弄清白的。”

司法不独立，首席大法官面对钦定的冤案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谢觉哉内心深处的痛苦。

1963年1月9日，潘汉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含冤去世，终年71岁。1979年2月24日，董慧病逝，终年61岁。

hsb

冯胜平：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匿名信事件”与“潘杨案件”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被捕，直接原因是1943年秘密会见汪精卫，隐瞒12 年，没有向组织汇报。抓捕潘汉年，不仅出乎潘的意料，“就是参与其事的陈毅、罗瑞卿等高层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1）

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潘汉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2）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旧话重提：“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物，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杀。”（3）

短短两次讲话，内含十个杀字，显示了毛泽东对潘汉年的特殊情结。

但以后发生的情况是，毛泽东轻易放过了潘汉年。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认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个月后，他被假释出狱，与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团河农场，每个月有200元的生活费，肉、蛋都有供应。虽说头上戴着“反革命”帽子，他仍有一定自由活动的天地，可以进城探亲访友。不知道毛有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的批示，潘甚至还向组织申请去香港继续为党工作。（4）

众所周知，潘案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纵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领导陈毅、李克农和周恩来出手相助，也于事无补。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泽东判案，实可谓天威难测，不按牌理出牌。

凡天下事，必有逻辑。研究一段历史，不仅要看有没有史料，更要看符不符合逻辑。有史料，无逻辑，可能就是错；无史料，有逻辑，真相也许就在其中。潘汉年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仅史料缺乏，当事人也大都去世。本文的目的，是根据已有的史料，对“潘汉年案”做一个尽可能合乎逻辑的的解释。

1.潘汉年案的三个关键人物和事件

李士群，（1905-1944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区情报员。不久，李要求中共允许他归队，经考察，不果。抗战爆发后，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汪伪做情报工作。1939年秋，为留退路，李再次向中共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与中共合作。经中共中央社会部批准，潘汉年与李士群建立联系，派关露到李身边工作。（5）

潘汉年1943年会见汪精卫，始于李士群的安排。潘本来的任务是到上海与李见面，获取有关汪伪“扫荡”的情报。不料李为提高自己在汪政府中的地位，通过胡均鹤把他诱往南京，以半激将、半挟持的方式带他见了汪精卫。潘汪会谈本身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重要的是会见的政治意义和影响。

回到根据地，潘汉年本想据实汇报，但因为当时正值淮南根据地整风高潮，杨帆等敌工干部被审查，潘怕被牵连，对饶漱石隐瞒了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第二年，李士群、汪精卫相继去世，会面的见证人只剩下自己和胡均鹤两人，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潘汉年的侥幸心理。

1945年初，潘汉年参加七大到延安，毛泽东与他单独谈话。阴差阳错，已准备和盘托出的潘又一次隐瞒了他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情况。

不久，国民党当局捕风捉影，在报上披露了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李富春在武汉秘密会见日本占领军高级军官的事。时任中共社会部领导的康生亲自向李富春、潘汉年核实，再次遭到了潘汉年的否认。于是，毛泽东亲自批发了由刘少奇、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6）

毛泽东亲自为潘汉年辟谣，后却得知潘欺骗了他，有理由相信毛会恼怒。但反应如此之强，惩罚如此之重，却似乎有些不合逻辑。（潘原以为只会受严厉批评或纪律处分，在上交材料后已打点行李准备返回上海。）潘对会见汪精卫事件的解释合乎情理，他在党内对毛也无威胁。放潘一马，既能显示主席的气度，又能鼓励更多人向党交心，毛何乐而不为？细品毛以后对潘案的讲话和处理，感觉他们之间的过节似乎不是一种”公怨“，而是一段”私仇“。

胡均鹤，（1907－1993年），早期中共领导人，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后投靠日伪，抗战后帮助中共，是潘汉年案的当事人之一。潘的三大罪状之一是任命”汉奸特务“ 胡均鹤等人在公安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潘主动坦白见汪一事，源于知情人胡均鹤的被捕。

李士群死后，胡均鹤成为”76号“负责人。抗战结束后，胡被国民党判10年徒刑，3年后再次启用。1949年初，中统在撤离时将胡留下，指定他担任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无意再替蒋介石卖命，胡派人到香港和潘汉年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奔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随华东情报部进入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与中共合作的历史渊源，更由于形势的需要，杨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将胡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主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 和军统）人员表“。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反特“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4年秋，”受杨帆牵连，胡均鹤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胡被定性为“潜伏特务”，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中统曾指示他尽可能打入中共内部。（7）

1955年3月，潘汉年随上海代表团到北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通报“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后，毛泽东敦促历史上有其它问题的人从速交待。会议还专门印发了逮捕胡均鹤和将杨帆隔离审查的材料。这使潘汉年坐卧不安：杨帆是自己分管的公安局局长，胡均鹤更与自己有说不清的关系。有理由相信，当年在南京擅自见汪一事已为中央知晓，毛泽东的讲话可能是对自己在旁敲侧击。

1955年4月1日夜间，为争取主动，潘汉年向陈毅交待了当年在南京见汪一事。4月2日上午，陈毅向毛泽东报告。时隔19年，毛泽东第二次对潘汉年下了 “不能信用”的断语（第一次是1936年8月，潘带密码从莫斯科归来，迟迟不去延安报到）。4月3日，罗瑞卿带人秘密逮捕了潘汉年。

以后的历史表明，胡均鹤被捕后并没有揭发潘汉年，这也许是他对潘汉年大权在握时对其重用而没有杀人灭口的回报。1982年，潘汉年平反，胡随即被假释。1984年，有关部门对胡案做出复查结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鉴于胡因受潘扬冤案牵连关押28年，上海市公安局决定：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寿终正寝，（8）

杨帆，（1912－1998年），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1932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1937年到上海，参加上海剧艺社，秘密加入中共。解放初，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1954年入狱，1978年获释。

杨帆与潘汉年的友谊源于一场冤狱。1943年，借“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名，康生密电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将杨帆逮捕。阴差阳错，潘汉年成了杨帆案的审理人。经调查，潘认定杨无辜，但又不能无视康生指令，贸然释放杨帆。无奈中，潘作诗一首，传给尚在狱中的杨帆。

怀炎　　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无权拆狱空叹息，咫尺天涯几许愁。（注：杨帆字“炎”）。

10个月后，杨帆获释，和他的“专案组组长”潘汉年成了朋友。他们的友谊延续了十年，直到1954年12月31日，杨帆被一个电话约去北京“开会”。杨再回到家，已是24年以后了。

1978年，杨帆已被逼疯，连前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不认识了。见到妻子李琼，杨帆大喊：“你是江青派来的！”虽是疯话，却一语道破天机：24年的牢狱，非潘汉年之累，乃江青所赐。（9）

至今仍不清楚，当年的“潘杨案件”，是潘汉年连累了杨帆？还是杨帆连累了潘汉年？或许，他们相互连累，自始至终，这就是一起“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莫须有”冤案？1936年，潘汉年携带共产国际密码回国，迟迟不去延安报到，得罪了毛泽东。1939年，项英反对毛江结婚，杨帆为其搜集材料，又得罪了江青。新仇旧怨，历历在目；潘杨关系，欲理还乱。毛泽东对潘大动干戈，若仅仅是为12年前见汪精卫一事，似乎太小题大作。但若理解为毛对历史旧债的清算和对一年前“匿名信事件”的反应，却能够解释许多以前不能解释的问题。

2.“匿名信事件”

1954年3月下旬，江青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收。江青收到匿名信后，先是找了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谈了一个上午。据前公安部长王芳回忆：

“第二天，江青找我谈，也谈了一个上午，也是讲自己的历史，说自己青年时期就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坚强的革命者，现在有人诬蔑她，是别有用心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江青还把匿名信递给我看了。

“我瞄了一眼，就不想再往下看了，把信递过去。

“江青一脸严肃地说：‘你不看谁看？这是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你公安厅长看清楚了，要给我破案。有人编造谎言诬陷我，醉翁之意不在酒，矛头实际上是针对主席的。’

“匿名信主要写的是她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丑事和被捕变节的历史问题，内容非常具体。写信人肯定对江青过去的历史十分清楚。因写信人深知江青 30年代的历史及党内上层情况，江青推断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当时我理解写信人揭她老底，挖她疮疤，是对她如今贵为第一夫人的 骄横作风非常不满，向她提出警告和批评，要她识相一点，不要太张狂。

“江青给我看了匿名信后，突然问我：‘你熟悉杨帆吗？’

“我当时对她的发问毫无警觉，随口就说：‘解放前，我是八路军，他是新四军。解放后，他在上海当公安局局长，我们来往比较多，关系较密切。’

“听我这样一说，江青就有点不高兴，半阴半阳地说：‘你知道他过去叫什么名字？他过去不叫杨帆，叫殷杨。在国民党南京剧专工作过。’”（10）

这里涉及到江青和杨帆之间的一段公案。30年代，杨帆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被捕变节、复杂社会关系以及风流丑闻了如指掌。1938年9月，杨帆调新四军军部担任秘书兼军法处调查科长，负责情报搜集。1939年，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指示杨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杨帆。

报告落入了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他把它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份报告，但对江青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忘了谁，她也不会忘了杨帆！

1954年匿名信的内容，和1939年项英报告的内容相同。信又发自上海，在杨帆的管辖之下。

王芳继续写道：匿名信被定为“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会议并对案件进行了具体分析，把重点对象放在３０年代曾在上海文艺界工作过的人员身上。

“侦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亲自抓案件的侦破工作，每隔几天就要听取一次汇报。

“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 就有五六包之多。这些侦查对象，包括江青过去房东家的女佣人秦桂贞，她了解江青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她曾说过对江青不满 的话，也被列为怀疑作案对象。然而，时间拖得很长，案子还没有结果。

“当时受侦查时间最长、怀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赖少其引起的。赖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届党代会上提过一个议案，要求组织上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

“江青极其忌恨贺子珍。公安部门注意赖少其后又发现，赖少其的妻子曾菲与贺子珍一家关系密切，并且对贺子珍的处境深表同情，而且对毛泽东1952年在上海没有与贺子珍女儿李敏见面一事颇有微词。另外，赖少其又恰好是在华东文委工作！”（11）

经过一年的折腾，“18号案件”始终没有侦破，成了死案。毫无疑问，江青相信杨帆与此案有关，而杨帆领导正是潘汉年。有理由相信，“潘杨案件” 此时已进入酝酿阶段，缺的只是一个突破点。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也相信江青的判断。但他后来对“潘杨案件”的处理，的确给人一种借题发挥的感觉。比较靠谱的推断是：毛即使不信，至少也疑。毕竟，对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往事，潘杨都是知情人。

1961年，林伯渠夫人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林伯渠死后的一些遗留问题。经查对，两封信的笔迹一模一样。朱明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12）

毛泽东、江青这时才知道，抓错人了。中央设立“18号案件”，要抓的是朱明，却误抓了潘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潘杨成了朱明的替罪羊。江青与潘汉年素无恩怨，整潘纯粹是误以为“匿名信事件”与杨有关，而潘又是杨的后台；毛泽东与潘虽有过节，若无“匿名信事件”的影响，很难想象对潘的处置会如此严厉。

写匿名信相互攻击，是中共高官夫人之间“阶级斗争”的特殊表现。男人在政坛上斗，女人在醋坛上斗。毛泽东说：“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于是，我们看见朱明斗江青，江青斗王光美，严慰冰斗叶群···。

对毛泽东来说，见汪精卫不是罪，写信攻击江青是罪！否则，周恩来“四·一二”大屠杀后秘密会见蒋介石，为何无罪？陈赓被抓后无故获释，又为何不疑？

3.毛泽东与潘汉年的历史恩怨

潘汉年案的另一背景，是潘与“国际派”的关系。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潘就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13）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1933年1月，博古一到瑞金，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夺了毛泽东的权。6月，潘汉年也到了瑞金，和国际派博古、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打得火热。“遵义会议”后，“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洛甫）取代博古，同时毛泽东回到了最高决策层。为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遵义会议后不久，潘汉年和陈云先后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临行前，“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14）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携密码到达陕北，向张闻天单独汇报。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更糟糕的是，潘 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举。据秦福铨披露：潘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15）正如学者王彬彬所说：“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堪，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16）（关于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向张国焘假传圣旨一事，是中共党史上另一桩公案，笔者将专门撰文探讨。）

在决定派谁先期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接触一事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也有争议。“国际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都主张派潘汉年，毛则表示反对。秦福铨写道：

“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17）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潘汉年下‘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当然，1936年的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命令，否则，正如王彬彬所说，延安整风也就没有必要了。

4. 毛泽东式的道歉——假释

不审，不判，关死为止，似乎是毛泽东最初对潘案的政策。由于朱明的自杀，事情发生了转机。1962年，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主持下，一个袋鼠法庭成立，三名审判员——彭树华、曾汉周和丁汾——被选了出来。根据彭树华的回忆：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 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 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18）

此时的毛泽东似乎已不想再关潘汉年了。审判是毛给自己下台阶，找理由放潘，从最初的“十杀令”——谈到潘汉年，毛先后用了十个杀字——到后来的15年徒刑，再到立即假释并恢复待遇，毛对潘的怨恨好像突然消失了。个中原因与“18号案”侦破、朱明自杀不无关系。当然，潘案的审理不能与“匿名信事件”挂钩：抓的时候没有用那封信为理由，放的时候自然更不能涉及朱明。这是一桩不能提的往事，涉及江青，与伟大领袖的形象有关。

深知袋鼠法庭的功能，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对审判员说：“你们辛苦了。 你们对潘汉年案卷材料看得很仔细，提出了你们的看法，这很好。不过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高法是搞不清楚的。德峰同志跟你们说过了吧，潘汉年案是中央交办的案子，我们只是办理法律手续。”（19）

“谢老一席话，再次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角色。” 彭树华继续写道：

“谢老可能看出我的情绪，转头问我：‘你读过王勃写的《滕王阁序》吗？’然后说王勃的这篇文章里，有这样两句：‘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说完王勃的诗，谢老又看似很随意地说起另一位历史名人：‘王勃的这两句诗说的是汉、唐的事，还有宋代的岳飞，他主张抗金，却被诬陷要谋反。难道当时没有人知道岳飞是被冤枉的吗？当然有人知道。但在当时，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议和，所以谁能救得了岳飞？’”（20）

看来，谢觉哉深知潘汉年案的个中曲折，只是不能说穿而已。

1963年1月，最高法院开庭。潘汉年的审讯进行得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对于起诉书指控的罪行，潘供认不讳。按中央指示，法庭判潘汉年15年徒刑，随即保释。几乎与此同时，杨帆获刑16年，亦保释。

审了，判了，放了。此时毛泽东与潘汉年恩怨已了。真相大白，匿名信的“真凶”朱明已经死了。

1967年，文革进入高潮，潘汉年再次入狱。1970年，在没有任何新问题的情况下，潘被改判无期徒刑。

1977年4月，潘汉年以“萧叔安”的名义在长沙病亡，享年71岁。

五年之后，1982年，中共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五月

蓦然回首 发表于 2026-8-23 11:05
这四条理由都是明面上的理由。苏联特务也谈不上，43年以前整个CPCC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最大的敌人KMT ...

潘是王明的人基本可以实锤。潘对党有大功。按照TG的习惯，有大功的人，尤其是冒过生命危险的人，总是可以有罪减一等的通融。我的研究有三点，

一是潘是苏联情报部门的人；

二是潘搜集和向苏联汇报情报一直持续到很晚；

三是潘向苏联汇报情报可能在建国后就停止了。当然，他建国后不久就被捕了。

一。王明本人就被苏联严密监控。苏修在情报战线的手法跟国民党很像，总结为“疑人可用，用而又疑”。潘本身受过苏修情报部门的正规训练。按照苏修的尿性，不可能把这个情报天才和TG的情报关键人物免费扔给王明不管，必然会伸手直接把潘弄到自己手里。因此，潘很可能就是苏修克格勃格鲁乌内务部什么的直接掌握和领导。

二。潘的效忠对象也是苏修，这是他被打成反革命的重要论据。TG法理上是共产国际的下属单位，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咋回事。这一点在后来保住了潘的性命，也是给他平反的重要法理依据。但是一个中共党员却效忠苏修克格勃（假设），被定为反革命也不冤。

三。其实是二的推论。如果潘的效忠对象是克格勃，归克格勃直接领导。那么作为情报人员，向上级传递情报是必然的。这是他被太祖列为“可杀”并且还在讲话里专门拎出来讲，还跟康泽这种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坏种放在一起说的决定性依据。太祖对于毁灭属下的政治生命非常非常慎重。邓小平跟他的理念有根本冲突，他也知道自己故去后这家伙很可能翻案，但是仍然坚持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四。按照TG的习惯，如果潘在被捕的时候仍然在向克格勃传送情报，那么他的定性应该是“现行反革命”。例如王洪文在被捕是强烈反抗，他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罪加一等。四人帮其他三个都是“反革命”。

当然，我没证据。一切都是书斋臆想，算暴论吧。

蓦然回首

五月 发表于 2026-8-23 12:40
潘是王明的人基本可以实锤。潘对党有大功。按照TG的习惯，有大功的人，尤其是冒过生命危险的人，总是可 ...

潘是刘少奇的人也好，是王明的人也好，总归都还是党的人。如果真有把柄说他是苏共特工，那他就不可能在82年被风风光光地翻案了。潘听命于王明，王明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些都是正常的组织关系。况且苏联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斯大林后来把共产第三国际那些跟中国革命有关的人杀的人头滚滚，什么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加仑将军、强推王明上台的米夫等等，有猫腻早兜出来了。反正我是从来没读到过潘可能是苏联特工的材料，因为没必要，本来就是小弟的小弟。60年中苏论战就已经开始了，苏联撤回专家停止援建二五六重化工业项目，到了62年的时候潘汉年第一次正式被宣判，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中苏关系那么紧张的时刻倘若潘真是有啥他是苏联特务的蛛丝马迹，哪怕是被怀疑也不可能过关啊。82年中苏关系也没解冻，到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才关系解冻。

说潘勾结国民党可以扣一口帽子的，因为潘和王明在1935年底跟国民党代表邓文仪谈判的事情是实锤。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书里写过。《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这书Z-library上有。摘一段：

蒋介石之所以被迫派遣代表，是由于王明同志把原来《逼蒋抗曰》
的策略，发 展 成 为 《联蒋抗日》的策略，也就是在他的论文里说：如
果蒋介石停止反共战争，而调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中国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准备同他和南京政府及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
战线上，反对曰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在 1935年 1 2 月初，委任他的驻
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他个人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经过
苏联政府机关介绍，到共产国际找王明同志。季米特洛夫同志决定要
王明同志和潘汉年同志（他当时化名白灵，作为王明同志秘书）参加
谈判。在 《莫斯科旅馆》内，和邓文仪举行谈判。一共举行了四次。
在头两次谈判中，达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协议。对一般
条件，如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给人民民主自由和抗日自由，停止压
迫共产党和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也达到了双方原则上的同意。但是关
于何时国民党实行抗日战争，红军驻防地区和担任抗日作战防线地
带，给红军发饷和武装等具体问题，邓文仪只是建议中国红军转移到
当时已被日军占领的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其他问题他没有回答。
在第三次谈判中，他说接到了蒋介石的电报。电报里说，关于这
些具体问题，可以由邓文仪陪同潘汉年到南京和蒋介石直接谈。然后
由潘汉年陪同邓文仪到陕北保安县瓦客堡去和中共中央谈判。如果谈
判中双方发生困难，他们两人可以回到莫斯科找王明帮助解决发生的
困难。
斯大林对国共双方谈判极为关注。还在第一天谈判结束后，他就
叫王明到克里姆林宫去，到当时正在举行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例会
的休息室，向他和联共（布 ）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志们报告谈判
的进程。
遗憾的是，后来出了问题。第三天谈判后，王明像往常一样，向
季米特洛夫报告（马努伊尔斯基在场）谈判进程， 马努伊尔斯基怎么
也不能相信蒋介石和国民党真的愿意和中共合作抗日，表示断然不同
意蒋介石建议的继续谈判的方式。他举出的主要论据是他不相信对潘
汉年的安全保障。他建议要求邓文仪以蒋介石的名义写一个保障潘汉
年生命安全的担保书，同时交给中共代表团三十万美元押金。季米特
洛夫和王明都反对他这些建议，但他多次坚决坚持要在下次见面谈判
时，把他这两个条件提出试试看。结果，在第四次谈判中，邓文仪认
为这两个条件不但是对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他本人的污辱，
而且是中共对国共谈判合作抗日没有起码诚意的表现。这就导致谈判
破裂；致使直到 1936年底，西安事变时，才又恢复国共谈判。

不过呢，这事儿毛周咋也不能咋滴，甚至当时知道都不知道。
按时间点上来说，35年底那会儿红军刚刚长征到达陕北，跟共产国际还处在失联状态。按组织程序来说，跟邓文仪的国共谈判，一是有老子党的正式授权和撮合，二是王明当时的身份在那儿呢。
1931年1月7号在上海秘密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被米夫强扶上台，名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实际上是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明代理。向忠发31年6月份被捕，就被蒋介石下令毙了，王明成了中央最高领导人。31年10月王明带着媳妇去苏联了，走之前找的博古做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继续执行王明路线。35年底王明和邓文仪国共谈判之前，34年10月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国际驻上海办事处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电台负责人被捕，同时红军长征血战湘江，唯一能和共产国际联系上的大功率电台也被打坏了。直到36年的年中，中共才和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在苏联人眼里，35年底王明就是中央的最高领导人，国内的博古是小弟的小弟，而不知道博古其实在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已经下台了，上来的中共实际领导人已经选举出来张闻天了。

蓦然回首

再转一篇沈志华从苏联档案里抠出来的材料，看看苏联人是怎么看潘汉年案的。

材料出自《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1-12卷) (沈志华) (Z-Library)》，第五卷（1954.2-1955.7）， №13019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胡风、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1955年5月25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5年6月17日
与毛泽东同志会谈纪要
1955年5月25日
今天我拜会了毛泽东同志，向他转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5月23日给参加共产党情报局的各党中央委员会信件的文本。毛泽东对这封信和来自苏联的建议表示赞许，他说，这些措施是原则性很强的，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对苏共中央委员会送来上述信件表示感谢。
在随后的会谈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一些党内性质的问题。关于反动人物胡风的行为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很清楚，胡风是反动地下组织的核心人物，该组织曾经获得来自国民党或日本秘密机构的支持。毛泽东说，胡风1925年领导北京的共青团组织，同年，胡风告诉北京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导人陈毅说，他从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原因是，这份工作困难很大，也很危险。那时，胡风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张荫达。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与云南军阀的部队在一起。这些军队名义上都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们在云南省独立行动。在那里，胡风负责政治工作，身居云南部队政治指挥部门要职。[91]
国民党两次逮捕过胡风，不过他很快便重获自由，他对此解释说是他逃了出来。在日本政府严厉压制进步势力和人士的那段时期(1928—1937年)，胡风在日本。[92]
在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并没有压制日本作家白桦子(中文发音)——现在是中共中央委员易边(中文发音)即胡风的妻子。[93]
毛泽东暗示，在这个时期，胡风可能参加了国民党或日本的秘密机构。
目前对胡风的斗争以及由中国共产党有关机构对他展开的持续调查表明，在一些责任重大的领域工作，胡风过去有、现在还有他的代理人。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他的支持者，他的一名主要顾问在北京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系当副主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个主编也是他的支持者。在中国的一些主要城市(如上海、杭州、西安、重庆等)，他都有代言人，这些人过去(现在仍有一些)在党政机关或文化战线工作。据我们估计，在胡风的比较有名的支持者中，有200人是中共党员，但肯定还有其他一些人。胡风及其支持者控制着一部分知识分子，比例可能达5％。在我们呼吁胡风的支持者承认错误，站到党一边时，他们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到现在还在保持沉默。胡风的一些不寻常的支持者，在党的面前认罪后，却跑到胡风那里忏悔，声称他们的坦白认罪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一个人应该这样做：或者融入党内，或者自甘堕落。对此他提到，在最近党员干部的坦白中，有35万党员(在700万中共党员中)被审查出有罪，他们反党反人民，道德败坏，或受某野心和其他动机驱使而入党等。然而，党内仍存在一小撮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斗争正在展开。所有的这些
证明这一事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正在变得越来越尖锐。毛泽东说，我们正在利用胡风及其支持者的例子来教育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进一步谈到高岗和饶漱石反党集团。就这个问题，毛泽东说高岗和饶漱石在反党行径中采取两手策略。高岗这人没有道德，企图夺权。高岗在他的支持者中说，毛泽东周围已产生两个不值得信任的集团：一个是由刘少奇领导的，包括薄一波、李富春、刘澜涛、安子文和其他一些人；另一个则由周恩来领导，包括很多人。另一方面，高岗却说，要公开反对这些集团来捍卫毛泽东。
毛泽东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8次晚场舞会：什么时候他想要跳舞，他就下指示召集女人。毛泽东提到高岗在政治上非常无耻。他说，高岗与一个幕后人物张明远关系密切，高岗让张明远作为他和沈阳总领事之间的联系人。张明远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但在高岗的坚持下，张重新获得党的认可，并进入党校接受再教育。在东北解放后，张被高岗调到沈阳，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
毛泽东说，高岗在捷沃相同志访问中国期间，寻找各种手段要参加捷沃相同志访问东北的行程，尽管当时中央已经派李富春陪同捷沃相同志。由于李富春感冒病倒，高岗得以与捷沃相同行前往东北。我回应毛泽东说，我也与捷沃相同志前往东北，可在行程中，高岗只和我们谈过两次话，谈话主要是关于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问题，高岗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手段接近我们。
毛泽东提到高岗与捷沃相同行这个问题后，明显暗示高岗想要亲近到中国访问的苏联政府要员，以便从他们的口中获取信息。
毛泽东说，饶漱石曾经从事地下活动，为国民党和外国秘密机构服务，而同时在党的面前假装忠诚。潘汉年与美国的、日本的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有联系，饶漱石就插手任命他做上海市副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饶漱石、杨帆和潘汉年共同领导了一个反革命组织。
潘汉年向蒋介石集团通报一切情况。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于1950年1月至2月送到台湾。苏联的一个空军师抵达上海地区的消息就是由潘汉年传给台湾的。在潘汉年的要求之下，国民党的飞机于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以后，由于潘汉年为蒋介石集团所做的贡献，他四次获得蒋介石的授勋。关于这些授勋的档案文件以及其他证据已经掌握在中国相关部门的手中。
毛泽东说，1953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困难的一年。他讲到，在离开杭州前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53年12月24日)上，中国共产党有两个指挥部，其中一个行动公开、为克服困难奋战；而另一个指挥部则行动诡秘，利用困难向正式的指挥部——党的中央委员会发难，并散布各种谣言。据毛所说，当时他并没有点出该地下“指挥部”领导人的名字，但在那次会议上，高岗和饶漱石显得十分沮丧。如毛所说，当他们听到宣读贝利亚反党行径的资料时，垂头丧气。
转到国际问题上并提到梅农[94]
访问北京一事，毛泽东说，在梅农访问北京10天的过程中，梅农谈论到中美就台湾问题直接谈判的问题。梅农会见了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根据预先商量好的，中共的政府官员向梅农做出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回答。一些政府官员给梅农的答复让他感到很乐观，而另一些人的答复则让他感到十分悲观。比如，朱德就宣布“如果美国人想要战争，那我们将奉陪到底”，这让梅农战栗不已。中方向梅农讲述了中方在中美直接谈判的态度问题上的一些大体情况。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所有有意充当中间人的国家得知了告诉梅农的一切，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除了印度，那些有意充当谈判中间人的国家有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梅农被告之，印度将被优先考虑作为谈判的中间人。毛泽东说，接受了这一任务的印度人甚至不会把他们在北京听到的一切告诉英国人。毛泽东提到，(英国首相)艾登自己想从新加坡赶到中国作中美谈判的中间人。但是，在曼谷会议后，中国在对艾登访问北京的提议的回复中，故意说艾登可能拒绝来华。中国政府给出这样的答复，主要是因为这个事实：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政府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而艾登从新加坡和从伦敦(从新加坡返回到英国后)分别发给中国的两封信中，基调彼此相差甚远。从新加坡发出的信件中，艾登恫吓中国，声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可能导致战争；而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则没有这样的恫吓。目前，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还是有点差别的。
毛泽东还谈到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飞往北京的事。他说由于担心在香港引起众怒，印尼总理没有在香港停留而直接飞往广东。
此次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师哲和Т.Ф.斯克沃尔佐夫出席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8，п.393，д.9，л.107-112

一看一乐，跟潘汉年有关的那两段儿如果是石锤，82年他也不可能被翻案了。倒是毛说高岗一周之内举行8次晚场舞会这段儿挺逗的，大概礼拜天一晚上两场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