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论情：李益系列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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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论情：李益系列之四》诗心归寂，映照大唐残阳？
4 t. ~# C6 G/ S6 n4 h8 `晚年荣宠与诗心归寂 (太和时期，827 – 829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唐帝国步入了唐文宗李昂的太和年间（公元827-835年）。这位年轻的君主，是在其兄长敬宗被宦官弑杀后的宫廷权力游戏中，由宦官势力推上宝座的。文宗即位之初，并非没有励精图治之心，他试图整顿朝纲，展现一番作为。然而，此时的朝廷早已非盛唐气象，宦官势力盘根错节，朝臣之间的党派门户之争愈演愈烈，政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祥的预兆，为日后那场血腥的“甘露之变”悄然埋下了伏笔。正是在这样一个帝国辉煌褪去、内部矛盾丛生的时代背景下，已是耄耋老人的李益，迎来了他漫长而复杂人生的最后乐章。这一时期，他短暂地登上了个人仕途的顶峰，却又迅速选择了归隐田园。他的诗歌创作，也如同秋水般趋于沉寂，不再是边塞的号角或情场的悲歌，转而流淌出一种历经沧桑、洞察世事后的淡泊、内省，甚至带着一丝与时代同步的迟暮哀愁。本章将深入探寻李益生命的最后轨迹：他如何在太和初年的风云变幻中达到仕途的顶点？又为何在极顶之处选择飘然引退？他晚年的诗歌，特别是那首与早年名作遥相呼应的《春夜闻笛》，如何揭示了他心境的深刻变迁？这种心境又如何与他一生的经历以及大唐帝国自身的命运轨迹相互映照？最终，他的离世和身后哀荣，又为我们理解这位充满争议的诗人提供了怎样的终篇注脚？

* h7 {4 R8 Q! O" H: A' C仕途巅峰，荣登礼部尚书

就在唐文宗改元太和的第一年，即公元827年，年岁已然超过八旬的李益（若依天宝五载生年计），收获了他跌宕起伏仕宦生涯中的最高荣衔——升任 礼部尚书。作为唐代中央政府核心架构“三省六部”中的一部主官，礼部尚书官居正三品，是名副其实的朝廷重臣。礼部执掌国家礼仪规范、祭祀大典、科举选拔、官学教育乃至对外交往等关键事务，其长官不仅地位尊崇，更在维系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秩序及人才选拔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将如此重要的职位授予垂垂老矣的李益，这无疑是朝廷对他漫长资历、卓著文名以及最终在官场上所累积地位的 最高层级的官方认可。这标志着他从一个初涉官场便屡遭挫折的青年才子，经过边塞近二十年的风霜磨砺，再到重返朝堂后的宦海沉浮、几经起落，最终凭借其不朽的“文章”才华与或许是岁月磨练出的政治生存之道，一步步攀登至唐代文官体系的顶峰。这次任命，仿佛是他波折一生、毁誉参半的仕途轨迹上，一个最为圆满和荣耀的收束，是他个人世俗成就的顶点。

2 ^- t$ q3 n8 x极顶而退，致仕归隐洛阳

然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李益在礼部尚书这个显赫职位上的任期极其短暂。几乎就在他刚刚获得这项任命之后不久，便毅然做出了 辞官致仕 的决定，选择从权力的中心舞台上谢幕。关于他此举背后的具体原因，现存的史料并未留下明确的记载。但考虑到他此时已是八十多岁高龄，身体机能自然衰退，因年老体衰或健康状况不佳而主动请求荣退，无疑是最为合乎情理、也最为常见的解释。功成名就之后，在身体尚可之时告老还乡，颐养天年，本就是古代许多高级官员所向往的理想结局。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其他更深层次的考量。太和初年的朝廷，表面看似力图振作，实则内部暗流汹涌，宦官专权之势已成，朝臣党争日益激烈且有公开化的趋势。或许，这位一生饱经宦海风波、阅尽人世沧桑的老诗人，以其晚年或许更为敏锐的政治直觉，感知到了当时朝局中潜藏的巨大风险与难以预测的动荡，不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再被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之中，因而选择主动引退，以求明哲保身，安度晚年。无论真实动机为何，他最终离开了长安的政治漩涡。

致仕之后，李益选择了在唐代的东都 洛阳 定居。洛阳不仅是仅次于长安的政治文化副中心，更是当时许多卸任高官和文人雅士钟爱的养老之地，以其相对安逸的生活环境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着他们。可以想见，晚年的李益在洛阳的私宅中，终于可以远离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远离了昔日边塞的烽火狼烟、金戈铁马，进入了一种相对平静、闲适的生活状态。

晚期诗歌，喧嚣落尽后的心境沉淀与帝国斜阳的余晖

当李益褪去象征权力的朝服，隐居于洛阳的宅邸之中，他那颗曾经热烈、敏感、饱经忧患也曾激荡着万丈豪情的诗心，似乎也随之进入了一种 沉潜、归寂 的状态。史料显示，他晚年的诗歌创作数量相比其创作高峰期锐减，流传下来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且其中不乏应酬、赠答之类社交性的篇章。这固然是古代官员致仕后生活重心转移、创作精力自然衰退的普遍现象，但更深层次地看，这或许更是诗人内心世界经历了一生风雨洗礼后发生深刻嬗变的必然写照。从少年得志前的长期压抑与期待，到边塞近二十年的严酷磨砺与创作激情的大爆发，再到重返朝堂后的宦海沉浮、荣辱交织，乃至个人生活中可能承受的巨大情感创伤与社会非议（无论是《霍小玉传》所影射的负心薄幸，还是《旧唐书》明确记载的晚年“妒痴”），李益的一生，几乎尝遍了人世间所有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当这一切喧嚣终将落幕，垂暮之年的他，其诗歌的表达自然不再追求早年的激昂悲慨、中年的缠绵悱恻，而是转向了一种更为 内敛、冲淡，充满回望、自省，甚至带着一丝与时代同步的迟暮哀愁 的境界。

这种深刻的心境转变，在他为数不多却极其珍贵的晚期作品中，留下了清晰而动人的印记：

• 《春夜闻笛》，时空流转，心境迥异的悲歌
  : S1 [5 \% p$ G3 I晚年所作的这首《春夜闻笛》，其题目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与他青年时代一举成名的千古绝唱《夜上受降城闻笛》之间意味深长的遥远呼应，仿佛是命运之手在他生命的终点安排的一次深沉回响。然而，时移世易，物是人非，两首同样以“闻笛”为触发点的诗歌，所承载的心境、所描绘的场景、所抒发的感慨已是天壤之别。细致对比这两首作品，便能极其清晰地勾勒出诗人从青年到暮年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的巨大变迁：
  

  《春夜闻笛》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
  

  
  
  • 场景与氛围：不再是《夜上受降城闻笛》中“沙似雪，月如霜”的酷寒、空旷、充满军事肃杀气氛的边塞堡垒，而是发生在某个春天的夜晚。然而，开篇的“寒山”二字却透着一丝不同寻常的凉意。这“寒山”或许是实指某地（如洛阳附近的山峦），但更可能是一种 心境的投射——即使春天名义上已经到来（笛声在“唤春归”），但诗人内心或其所感受到的周遭环境（无论是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依然残留着挥之不去的寒意。笛声试图“唤”春归，本身就暗示了春天的迟滞、艰难，或者是一种对逝去美好时光（个人青春？帝国盛世？）的徒劳呼唤。
  • 听者与情感：核心听众不再是《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广大的、身份相对单一的“征人”集体，而是变成了“迁客”——那些因政治原因被降职或流放的官员。这是一个特定的、带有政治失意色彩的群体。“相看泪满衣”，描绘的是这些失意者们在听到笛声后，彼此对视，泪水浸湿衣襟的凄凉景象。这眼泪，不再是青年时代戍卒们那种直接、纯粹、主要是由思乡之情引发的泪水，而是 饱含了更多复杂成分的泪：有对个人政治前途渺茫的哀伤，有对朝政混乱、是非颠倒的愤懑，有身处异乡的孤独，或许还有对共同命运的惺惺相惜。这是一种 更成熟、更压抑、更具社会政治内涵的悲哀。李益本人一生宦海沉浮，数经贬谪，对“迁客”的心境有着切肤之感的理解和同情，此时的他，无论是亲身经历还是感同身受，都能够精准地捕捉并表达这种特定的愁绪。
  • 意象与象征：“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洞庭湖的浩渺与夜晚的深沉，构成了一个广阔而略显压抑的背景。无穷无尽的大雁，在夜色的掩护下，不等天亮就急匆匆地向北飞去。大雁通常象征着迁徙、归乡、信使。它们如此大规模、如此急迫地连夜北飞，营造出一种 强烈的、近乎恐慌的逃离感或归心似箭的渴望。这既可能象征着“迁客”们渴望摆脱现状、重返朝廷或故乡的急切心情，也可能暗喻着在当时混乱的时局下，许多人（包括大雁这种自然生灵）都感到不安，急于逃离某种潜在的危险或压抑的氛围。这种集体性的、仓皇的“北飞”，与《夜上受降城闻笛》中戍卒们只能原地“望乡”的静态悲伤形成了动静对比，更添一层动荡不安的意味。
  • 心境对比总结：如果说《夜上受降城闻笛》是青年李益在特定环境下对 个体生存困境（乡愁、战争）的直接、强烈、带有集体共鸣的抒发，其基调是苍凉悲壮的；那么《春夜闻笛》则是晚年李益对 一种更普遍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失意与忧患（迁客之悲、时局之忧）的间接、复杂、群体性的描绘，其基调是凄凉哀婉、隐含着对现实的忧虑和对未来的迷茫。前者是青春热血遭遇现实严酷的呐喊，后者则是饱经世事后对人生与时代困境的沉郁反思。
    
  帝国斜阳的映射：这两首“闻笛”诗的深刻对比，不仅仅是李益个人生命历程中心境变迁的写照——从投身边塞、渴望建功立业的青年，到历尽沧桑、洞察世情险恶的致仕老人——在更宏大的层面上，它也仿佛是整个唐帝国从盛世走向衰落的命运轨迹的一个微妙而精准的文学隐喻。盛唐那种开阔雄浑、自信昂扬的气魄（如同《夜上受降城闻笛》所蕴含的悲壮中的力量感），在中晚唐逐渐被内部的纷争消耗、被社会的矛盾侵蚀，让位于一种难以逆转的“盛世不再”的失落感和对未来的忧虑（如同《春夜闻笛》中挥之不去的“寒意”、迁客的眼泪和群雁仓皇的北飞所暗示的）。李益晚年所处的太和时期，正是“元和中兴”短暂的荣光熄灭之后，宦官专权日益加剧、牛李党争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的时期，帝国的辉煌已然显露出不可挽回的颓势，正一步步滑向黄昏。李益个人心境中那份沉淀下来的忧患意识和对现实的某种悲观描绘，与帝国走向迟暮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令人扼腕的深刻共振。
• 《立秋前一日览镜》，直面终点的坦然与释然
  如果说《春夜闻笛》更多地反映了诗人对外部世界（时局、他人命运）的关照与忧思，那么这首五言绝句《立秋前一日览镜》，则纯粹是他向内观照、直面个体生命终极问题的写照，将晚年心境刻画得更为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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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
  

  这不仅仅是对年华老去、容颜衰朽的简单感叹，更是一种 饱含人生智慧的生命哲学反思。“万事销身外”——这五个字，如同千钧重担被轻轻放下。它背后浓缩了多少曾经的执念与追求，又蕴含了多少最终的彻悟与解脱！是少年时渴望功名的壮志，是边塞岁月里建功立业的梦想，是重返朝堂后在权力场中的周旋与角逐，是文坛上“文章李益”的赫赫声名，是《霍小玉传》流传百年所带来的非议与标签，是《旧唐书》中“妒痴”记载背后可能隐藏的强烈占有欲、不安感与内心的挣扎……所有这一切，在生命行将结束前回望，似乎都已褪色、远去，成为了与此刻镜中这个衰老的“我”不再有本质关联的“身外之物”。这是一种 主动的、近乎决绝的剥离与释然，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后，对世俗价值体系的一种超越性认知，是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彻悟。“生涯在镜中”——漫长而复杂的一生，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情感波澜、所有的成就与缺憾、所有的荣耀与伤痛，最终都沉淀、凝聚、浓缩在了镜中那个白发苍苍、容颜憔悴的影像之上。这是一种 高度凝练的自我审视与生命总结。镜子成为了一个残酷而诚实的媒介，不仅映照出时间的无情流逝和肉体的必然衰败，更促使诗人对“我是谁”、“我这一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最终成为了什么”这些终极问题进行最后的叩问与回答。“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这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诗人晚年心境最凝练、最传神的表达。面对即将来临的、象征着萧瑟、凋零与生命终结的秋天（立秋之后便是秋风起），诗人没有选择逃避现实、哀叹命运，也没有试图粉饰或抗争，而是选择了一种 近乎平静、肃穆甚至可以说是坦然 的姿态。他所能依凭的、或者说他所全然接受的，就是这一头代表着衰老、代表着岁月无情印记的“两鬓雪”。就用这最真实的、无法更改的生命状态，去迎接那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和人生的最终归宿吧。“对秋风”，不是激烈的抗争（如青年时的壮怀激烈），不是悲伤的屈服（如中年时的缠绵悱恻），而是一种 清醒的、带有内在尊严的、平静的接纳。其中或许仍有一丝淡淡的萧瑟与孤独感，但更多的是一种 历经人间万般滋味后，返璞归真的从容与安详。这种心境，与他早年边塞诗中那种面对严酷环境时的悲壮、坚韧，以及中年诗歌中可能蕴含的激烈情感（无论是爱是恨是怨），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对比，标志着他人格与诗风的最终成熟与圆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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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心境的总结

总而言之，李益晚年的心境，呈现出一种 从青春的激荡、中年的纠结到暮年的平息，从情感的外放到精神的内收，从对外部世界的执着追求到对内心世界的深刻反省与最终释然 的深刻转变。他似乎终于从一生的是非纠缠、荣辱得失、恩怨情仇的漩涡中挣脱出来，获得了一种异常珍贵、来之不易的内心宁静。这种宁静并非简单的麻木或遗忘，而是建立在对生命复杂性、无常性有了极其深刻体验与领悟基础上的 一种沉淀之后的清明、淡泊与和解。他的诗歌，也因此染上了一层 洗尽铅华的哲思色彩和夕阳余晖般的静气。这种转变，既是他个人生命历程在时间长河中冲刷、淘洗后的自然结局，也无意中与他所处的那个正一步步滑入黄昏、辉煌不再的帝国时代，形成了一种意味深长、令人唏嘘的同步与呼应。深刻理解他晚年的这种心境，对于把握李益作为一个完整、立体、充满矛盾的复杂个体形象，以及全面、公允地评价其贯穿一生的诗歌创作风貌与文学史地位，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溘然长逝与身后哀荣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在东都洛阳的那座或许承载了他最后宁静岁月的宅邸中，经历了八十余载人生风雨、见证了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关键节点的诗人李益，溘然长逝。如果以学界较多采纳的天宝五载（公元746年）作为他的生年推算，那么他去世时享年高达 八十四岁。在人均寿命相对较低、且政治风波不断的古代社会，这无疑是令人称羡的高寿，本身也算是一种善终。

李益去世后，唐文宗朝廷给予了他一项规格极高的身后哀荣——追赠他为“太子少师”。太子少师是从一品的荣誉性官衔，位列辅导太子的“三师三少”之中，通常只授予那些德高望重、功勋卓著或在学术、道德上被认为足以为人师表的前朝元老重臣。这一追赠清晰地表明，尽管李益的一生充满争议，性格上也有着难以辩驳的瑕疵（如“妒痴”的记载），但最终官方对他的评价是相当正面的，充分认可了他作为前朝元老、著名文人以及最终官至礼部尚书的崇高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他完整的墓志铭全称——《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扬州大都督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其妻卢氏墓志铭中提及，其中部分显赫头衔可能为生前或死后累次赠予）——更是以无可辩驳的文字，进一步证实了这项身后哀荣的隆重与规格之高。这似乎也为他复杂而充满争议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来自官方层面的、相对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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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论情之总论李益：诗心与世情交织，辉煌与阴影并存的一生

李益的一生，恰似一幅浓缩了中唐时代诸多激流、暗礁、矛盾与变迁的、色彩斑驳的画卷。他出身于声名显赫、冠冕相承的陇西李氏，拥有令人艳羡的早慧才华，年少即以诗名动京城，却在初入仕途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长期困顿与沉寂，品尝了怀才不遇的苦涩。命运的无常之手将他抛向了广袤而严酷的边疆，近二十年的幕府生涯，如同最严酷的熔炉，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视野，更意外地点燃了他创作生命中最炽热的火焰，成就了他作为中国文学史上 地位卓著、风格独特的一流边塞诗人 的辉煌。

当他最终凭借那些响彻朝野、甚至传入宫掖的边塞诗篇重返长安后，又一头扎进了更为复杂、更为凶险的宦海之中。在这里，他经历了数次起落沉浮，既曾因个人才干、抓住“元和中兴”的历史机遇而获得步步升迁，也曾因性格上的恃才傲物、口无遮拦以及难以完全切割的藩镇经历而遭受贬谪的沉重打击。他周旋于朝堂的权力游戏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之中，最终以礼部尚书这一文官的极高职位荣退，在东都洛阳平静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并获得了太子少师的隆重追赠，从世俗功名的角度看，可谓是功成名就，善始善终。

然而，在官方认可的显赫功名与最终的平静结局背后，李益的 性格呈现出极其复杂、深刻甚至令人惶恐的矛盾多面性。他既是那个才情冠绝一时、风流倜傥、赢得“文章李益”美誉的大诗人，也是那个被严肃的正史《旧唐书》明确记载晚年“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甚至因此在民间留下“妒痴尚书”恶名的怪诞老人；他既能写出“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样情景交融、意境阔大、感人肺腑、堪称千古绝唱的边塞诗篇，也能吟咏出如《写情》般“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这样凄婉决绝、令人心碎的情感悲歌，更能创作出如《春夜闻笛》般描摹“迁客相看泪满衣”的、充满政治失意与时代忧患的复杂诗作；同时，他的名字又永远地与唐传奇《霍小玉传》中那个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切齿的“薄幸郎”形象纠缠在一起，无论其真实性如何，都已成为他公众形象中难以剥离的一部分。这种深刻的内在矛盾与复杂性，或许恰恰真实地反映了在那个动荡变革、充满机遇也充满倾轧、旧秩序逐渐瓦解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的中唐时代，文人士子们为了生存、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所可能展现出的多样生存状态、扭曲的人格侧面与深邃的内心挣扎。

尽管围绕他个人品行的争议与阴影从未散去，但李益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最无可争议的贡献，无疑是在 诗歌领域，尤其是他独树一帜的边塞诗创作。他并非仅仅是书斋中的想象者，而是以长期的亲身经历和极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唐时期边疆地区那种特有的苍凉、壮阔、危机四伏的景象，以及戍边将士们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思乡之切、厌战之苦、对和平的渴望又不得不坚守岗位的复杂心声。他的边塞诗，成功地 将盛唐诗歌的雄浑气魄、开阔意境，与中唐时代更为内敛深沉、注重个体感受的感伤笔触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其诗歌意境高远，情感真挚深沉，语言高度凝练，尤其在 七言绝句 这一体裁上取得了登峰造极的艺术成就，达到了足以与李白、王昌龄等盛唐大家比肩的高度。他的作品，不仅是中唐边塞社会现实和军旅生活的生动艺术写照，更是对战争与和平、离别与乡愁、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等人类永恒主题的深刻表达，其强大的艺术魅力穿越千年时空，至今仍能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与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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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霍小玉传》这部极具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以其巨大的传播力和深入人心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李益负面的公众形象，使其个人品行蒙上了一层难以彻底洗刷的阴影，这本身也成为了文学影响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个经典案例。但这并不能，也不应完全掩盖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其生平经历、宦海沉浮、诗歌创作历程及其心境演变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剖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 中唐社会政治激流与文化变迁的惊涛骇浪中不断挣扎、奋进、求索、创作，最终留下不朽诗篇，同时也展现出人性诸多复杂面向的鲜活诗人个体。

李益之一

李益之二

李益之三

另：唐诗论情系列我已经写了不少人，显赫如李白杜甫王维李商隐之类的，早有著作汗牛充栋，而且作者也是鼎鼎大名。我就不再附庸了。爱坛的朋友要是喜欢哪位小众一些的唐代诗人，可以跟帖，俺看看能不能找点时间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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