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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关于“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的讨论: 热度 39 landlord 2018-5-8 00:57; 看到老燕说：“ 当年在西西河，地主曾经很小心地问一个乱认祖宗的校友，被怼的都不想去理那位了。 ”想了好一阵才有些影响，去西西河搜了一阵找到了2007年写的这篇。那就搬过来吧 2007-07-26 09:41:31 昨天在网上闲逛，无意中看到一位北大人称“北大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正式大学、第一所国立大学和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感叹于自己的孤陋寡闻，本着“内事不决问老婆，外事不决问Google”的原则，查了一下“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查找结果是发现网上对此并无定论，只是似乎认同天津大学（北洋大学）的略多一些。于是给博主留了个言。今天发现博主在博客里给了俺回复，首先确定了一下俺的孤陋寡闻--“你没有听说过不代表就不是”，其次指出北大是名称里第一个带“大学”字样的，并告诉俺其另一篇“关于北大历史定位的论断”的博文。俺看了看，文中称“北大的前身应当是太学（国子监）”，“北大以西汉太学（公元前124年）作为诞生年份，从逻辑以及校史追溯原则上是说的通的，甚至比当前许多高校的校史追溯更合理。这样算来，到今年北大已经2130岁了。”，“作为晚清中央政府所建立的唯一的一所大学，北大代表了国家意志，身兼国家太学（国子监）制度与现代学校建置的双重身份”。看了以后，俺更觉汗颜，于是小心翼翼的回复了一些被俺自以为事实的评论。不久，得到回复：“我们的讨论与我博客上的文章无关，我已经删除。”俺大吃一惊，窃窃地问，北大校训不是“兼容并包”么？立刻被博主一针见血地指出：“兼容并包并非是大帽子随处可戴，很多外校人恰恰以此来要挟北大。”，并正告于俺：“我的博客中，凡是关于北大历史地位的文字，每个字都是斟酌过的，每个字我都可以保证其正确性。”，至于删除俺的那些评论，因为：“与那篇博文无关，而且会误导读者。” 惭愧之余，俺默默滴打开收藏夹，将此博的链接删除，虽然博主最后给俺的话是“若还有疑问，可以问我。我很希望有人能challenge我”。。。附一些在网上查到的候选者： ★ 圣约翰大学：教会大学，它的前身是“圣约翰书院”，1879年建立于上海。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并入在沪其他高校。校址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所在地。 ★ 武汉大学：历史溯源于1893年的“自强学堂”，后更名为“方言学堂”。1913年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武昌师范大学”。 ★ 天津大学：成立于1895年，初名“北洋西学学堂”，后改为“北洋大学堂”，建国后改名“天津大学”。 ★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成立。1912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俺也知道有点儿无聊，可还是忍不住吱一声，嘿嘿; 个人分类: 胡说八道|262 次阅读|14 个评论

分享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 “泰山北斗” 的地位（转）: 热度 1 gordon 2017-4-7 15:02; 　　我是1951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陈振汉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经济史的领路人。从1951 年我进入北大到2008年陈振汉先生逝世，我们作为师生和同事相处了58年之久。陈振汉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方显廷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是陈振汉先生的老师。　　我没有见过方显廷先生，但我不仅从陈振汉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方显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了解到方显廷先生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使我很早就对方显廷先生十分仰慕。商务印书馆在2006年出版《方显廷回忆录》之后，立即准备出版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原来是请陈振汉先生撰写序言的，但陈振汉先生这时已卧病在家（2006年他已94岁高龄了），他嘱咐我代为执笔，我应允了。这篇序言，既可表达我对方显廷先生这样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崇敬与仰慕，又可作为我对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的纪念与追思。　　方显廷先生的早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据他在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中的记述，他原籍浙江宁波，1906年他3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火，一切尽化为灰烬。7岁时，父亲病故，家业衰败。他在家乡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那年（1917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了学徒。厚生纱厂的经理是著名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同时也是学徒们的师傅。由于方显廷先生刻苦学习英语，英语程度较高，所以只做了半年学徒，就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他工作出色，得到穆藕初先生赏识。1921年，方显廷先生18岁，在穆藕初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继续学习，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在纽约大学读完本科，获学士学位，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第二年（1929年）他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陈振汉先生是1931年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的，在这段时间内受业于方显廷先生。　　陈振汉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方显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统计学三者并重和交融。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经济理论缺乏深厚的功底，研究难以深入，更难以有新的见解。经济史研究，是指研究者应当具备广博的经济史知识，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脱离历史背景去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认清规律，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而统计学，则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结论通常是缺乏依据的，或者会误导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陈振汉先生自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所以多年来一直强调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陈振汉先生还说，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多年坚持的治学方法。从方显廷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的融合。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好评。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19世纪中期前后的英国工厂组织，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个体手工工匠、家庭作坊制和工厂制度来划分的，而方显廷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则按照另一种划分方法，即按照手工艺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分类，这种分类主要突出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工厂制度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胜利。（第47、135页）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　　方显廷先生回国以后，除了对欧洲经济史继续进行研究以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在这次出版的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先生的力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在该书中专门论及中国棉纺织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等章节，反映了方显廷先生对国民经济中这一重要产业的远见卓识。　　在有关中国近代地区发展史方面，方显廷先生由于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所以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他所撰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第71页）尽管这项研究在方显廷先生从事之前已由南开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做过，方显廷先生认为：“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同上）正因为有了详细而认真的调查，才完成了《天津地毯工业》这样一本专著（1929年出版）。　　对于华北的乡村工业发展，方显廷先生选择了河北省高阳的织布业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定为《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这是同方显廷先生的博士论文有相当密切联系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篇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先生用商人雇主制度作为工业化初期的分类形式之一代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中的家庭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度使工业化初期的商人雇主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了商人资本在活跃城乡经济和以供给工具和原料、订货和包销等手段成为乡村工业的实际控制者，从而说明了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距工厂制度的建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方显廷先生的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探讨。方显廷先生早就认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前途充满信心。1941年至1943年，他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先在哈佛进行研究，半年后去华盛顿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后改称国外经济管理局，以后又改称为国外开发总署）做研究工作。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好几百名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研究亚洲国家经济状况。战后中国经济如何重建，是该组织研究项目之一（第138-139页）在这期间，即1943年12月4日至14日，方显廷先生由美国去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泰国的150位代表。（同上书，第 141页）这次会议对中国在过去6年来（1937-1943）抵抗日寇侵略战争之举表达敬佩之意，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一致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允许朝鲜独立，惩罚日本战争罪犯，解除日本武装并支付战争赔款等（同上）。　　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重建问题，方显廷的经济观点和政策建议，见文集的第3卷（《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等）、第5卷（《现代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挽救途径》、《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等）。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早日实现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他是这样主张的，20 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仍坚持这一观点。　　把凯恩斯经济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是方显廷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贡献之一。这同他自1939年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和1941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关。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但又是双重意义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另一方面是政策意义上的革命（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政策代替传统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参看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119页）方显廷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研究所之所以将培训研究生的方向选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是受到1936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议员出版《货币通论》之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影响。” （第111页）稍后，方显廷先生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时，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他在美国设法为研究所通过海运，并通过滇缅通道运来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20世纪40至50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列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1947年，方显廷先生应联合国的聘请，在联合国及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具体任务是研究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该委员会原在上海，1949年1月迁往曼谷，那年方显廷先生46岁。1964年他61岁时从联合国机构退休。但紧接着又担任了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提供资金的、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和培训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为宗旨的机构。方显廷先生在这里工作一年后便离去，过着自己向往的清闲退休生活。但不久他又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再度退休，从此去瑞士定居，安度晚年。　　从1947年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起，到1971年自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为止，将近25年的国外生活，使方显廷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专心致志研究中国工业化转而关注东南亚经济发展。在这些年内，他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收集到这部文集的有：《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新加坡的小型工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策略》、《亚洲及远东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等。但他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编辑历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上。这套年鉴很有价值，它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如何一步步从衰退趋于复苏，再迈向成长和繁荣的。　　方显廷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即使他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多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的工业化，忘不了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的内容自1953年起有所改动，即“《年鉴》对于中国内地的发展给予更为透彻的报道”。（第 175页）　　此外，1953年11月出版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刊物，创刊于1950年）上，发表了方显廷先生撰写的《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引起了国外经济界的注意。方显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国政府公布的许多数字，他用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文章中写道：“生产的恢复受益于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无疑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文章还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度变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制度的改变对于自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关于在过去几年过程中，中国经济框架的改变对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判断应当是中肯的。” 　　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出版了。这里记录下方显廷先生一生的主要论著。国内人士尽管过去对方显廷先生的学术贡献了解不多，但我深信，历史是公平、公正的，只要认真阅读了《方显廷文集》中各个时期的著述，就一定会了解方显廷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治学方法、学术成就，以及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2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梁任公在学术上的跨越: gordon 2017-2-25 00:56; 民国时期，统计就很强，像保险公司遍地。后来学苏联，学术就废弛了。 **************************************************************************** 梁启超是跨学科研究的开路人，他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作解析史事的纲领，引统计方法入史，“非但是现代史界的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的第一人”。自1920年代开始，大学历史课程出现社会科学化趋向，昭示着学风的转变。1920年代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的主要举措就是增设大量社会科学的科目，推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不过，这场改革随着1930年代朱希祖的去职而中止，社会科学化灰飞烟灭。傅斯年虽认识到：“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但他更倾向于利用不带主观色彩的自然科学，而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一直有所抵触，尤其是对史观式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相当反感。真正使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是清华历史系。受美国新史学影响，蒋廷黻强调研究历史须具备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他认为，多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蒋廷黻任系主任期间，大幅增加社会科学课程。清华历史学系1929至 1930学年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等外系课程，须选其中二门，本科第三年，须选择其中一门，本科第四年，仍可选一至二门上述外系课程。1934至1935学年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总修学分30至38，他系课程须选修8至12；本科第三年总修学分30至36，他系课程须选修4至8；本科第四年，总修学分28至32，他系课程须选修4至8。这种课程设置**扩展了学生的学术基础和学术视野。当年北大朱希祖改革的一大弊病是教学与研究脱节。而清华大学的改革已然克服这一弊病。跨学科研究是清华学人的拿手好戏。1940年接替蒋廷黻、刘崇执掌历史系的雷海宗即兼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他既了然于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从演绎方法、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到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的演变，又对19世纪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门类有着深刻认识。雷海宗借助各学科的成果与方法研究历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雷海宗又以治史之法应用于其他领域，撰为《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论文。雷海宗因而被称为“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 *********************************************************************** 清华历史学派社会科学化取向最显著的体现是“史学研究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创立于1934年5月的“史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包括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都曾先后就读于清华。他们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这“不但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社群的集结，更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在学科层面上的交汇”。“经济学者从历史学者身上学到了社会变迁的眼光，历史学者则从经济学者的身上看到了经济的动因，两者结合的结果，一种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下观察社会变迁与经济活动的研究取径就此出现”。梁方仲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赋役史研究驰誉中外，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开创一种用社会科学方法去研究王朝制度与社会变迁的新途径”。梁方仲的一条鞭法研究，“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王朝制度进行分析性研究的一个典范，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制度与经济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表现出与传统的制度史研究完全不同的旨趣”。谷霁光的《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一文，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省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问题。张荫麟则将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的理论相提并论。与经济学方法密切相关的统计学方法也为研究会同人所广泛采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量化，才能达到相对精确。这也是现代经济史学与传统经济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1935年，梁方仲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上发表《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文，并对利用史籍中的数字应当注意的问题作了阐述。由此他又被称为“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张荫麟在《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一文中，也试图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汤象龙对张氏运用统计法上的缺失还提出过批评。这种批评实际上是围绕社会经济史问题经济学者与历史学者进行的跨学科对话。 *********************************************************************** 梁任公说：自从和日本打了一败仗下来，国内有新人真像睡梦中捉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指挥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的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的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近著》下，238）粱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 *********************************************************************** gordon 注：梁任公 “知耻而后勇”，也算是人杰。; 15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设计大型冷却塔: 热度 5 gordon 2017-1-13 19:02; 作者：武际可那是 1973 年秋，北京大学力学系已经奉命迁往汉中四年了。那时虽然已经招进了两届“工农兵”学员，但日常活动却是早上“天天读”毛著，然后是劳动，有时还会有学军“拉练”。教学虽然很难组织，但由于工农兵学员教学所需要的知识起点并不高，所以总的来说，并不需要费多少脑筋。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员，主要任务仍是思想改造，接受再教育。有一天，从北京总校传来消息说电力部有一项任务，说是在设计大型冷却塔方面遇到了困难，要请力学系教员帮忙解决。由于从 59 年开始我一直是在力学系教结构力学和薄壳理论，而这项任务大致是和薄壳的强度有关的，于是系里派了我和另外一位教员到北京洽谈这项任务。到北京一了解，才知道这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任务。原来发电厂的大型发电机需要大量的冷水去冷却。冷却水的需要量非常之大。比方说，每十万千瓦就需要每秒 3 立方米的水去冷却。例如北京市用电是数百万千瓦，需要的水每秒是以百立方米来计。北京附近最大的河永定河，平均流量才每秒 22 立方米，何况有时候还会断流。我们没有那许多水，就需要用循环水。即把水冷却后再使用。这就要建造相当大的冷却塔。具体说建造一座百多米高、直径也有百多米的大型薄壳结构，把冷却电机后的热水从大约 10 多米高处淋下来，热水加热了空气，热空气上升带走了热量，水就被冷却了。冷却后的水再去冷却发电机。而这样高大的冷却塔最薄处厚度不超过 20 公分。这就要仔细分析它的受力。恰好 1965 年，英国渡桥电厂的 8 座大型冷却塔，在大约 8 级风的情况下被刮倒了三座而造成大的停电事故。而在此之前，我国设计的冷却塔都是小塔，大约不超过 60 米高。新的电厂需要更大的塔，设计人员心中没有底，就要求北大力学系帮忙解决。我们觉得当时教员有多年没有接触过业务了，便把任务接了下来。这项任务内容很多，包括风作用在冷却塔上的风压分布，这就要进行冷却塔模型的风洞实验，要加工实验模型，还要根据所给的实际凤载温度分布计算冷却塔上的应力与位移分布，要编制计算机通用程序来完成计算。为了验证所采用的力学模型和计算结果的合理性还要进行弹性模型的应力测量。最后还要对冷却塔进行抗震的校核，这又要编制分析冷却塔在地震下动力响应的程序。等等。虽然任务有相当的难度，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可观。那时我们接受再教育很有成效，只向对方核算了风洞吹风所需的电费、模型加工费、计算机机时费和少量的出差费，总共要求对方投入 25 万元。而知识分子的人工费一点也没有计入。因为那时领导不断提倡共产主义风格，一方有难要八方支援。再一说，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劳动也是不值钱的，在汉中分校几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修护坡、种地和学军拉练中度过的。我们当时心里的想法是把教员们组织起来做这件事，帮助教员们重温好几年没有摸的已经荒疏了的业务，又解决国家建设中的急迫问题，总比天天做体力劳动更有意义些。任务接下来之后，先后组织投入了 20 多名教员和实验员进行紧张的工作。其中风压的任务是由孙天风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来完成，我和王大钧、庄业高、袁明武、曲圣年则负责薄壳应力分析，要编两个计算薄壳应力的通用程序，一个静力分析一个动力分析。工作一开始，困难接踵而来。就拿应力分析来说，当时有限元方法刚传入中国，美国人当时用来分析冷却塔应力的计算机是 IBM-375 ，它的内存是 256M ，而我们当时能够使用的计算机是国产机 DJS-21 ，内存只有 8K ，运算速度也要慢一两个数量级，而且汉中还没有机器，只能出差到北京上机。计算机小和物质上的一些困难还是次要的，我们对克服这些困难是有自信的。凭着早年在北大学习所打下的厚基础，和我们对这项任务的责任心，我们硬是一个一个内存算计，能用一个决不用两个。对程序的长度也一条一条地抠，能一条的决不用两条。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当时汉中分校的负责人（包括军宣队和工宣队的负责人），他们随时给你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到北京查资料或上机了，说你不安心三线建设，甚至是破坏三线建设，为了技术问题需要加班加点了，说你业务冲击政治、搞唯生产力论，不一而足。为了要你安心三线建设，他们援引当年上海交通大学向西安搬迁时的先例，凡是提出要回上海的人一律劃了右派。在这种压力和挨批的情形下，连到北京上机经常需要利用一年中两周的探亲假时间，我本人也是心灰意冷，想洗手不干。好在王大钧性情比较好，他有耐心，而且在各种风言风语的条件下还能够专心工作，在他的感动下整个任务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总算完成了。到 1975 年，经过反复考核的静动力分析程序总算都可以投入工程设计应用了。程序计算的精度是令人满意的。与国外同类程序相比，他们要么漏掉固有振型，要么在某些点上结果是不对的。而我们的程序计算结果，曾经与一些精确解比较，前四位有效数字完全相同。运用以上两个程序我们对大量算例进行了分析对比，从而为冷却塔设计给出了一些新的概念：（ 1 ）建议抛弃以往塔厚从基部开始沿高程指数变化减小厚度的方案，改为基本上等厚的方案，仅在基部附近厚度增大而且线性过渡。这样做，不仅对塔体应力分布有利，而且减少了施工的复杂化．（ 2 ）在大部分情况下，塔高不超过 90 米时，风载是主要的控制载荷．（ 3 ）在能抵御风载引起的内力以及能经受风载下稳定性考验的条件下，壳体的厚度应当尽量小，以使减小由于壳内外壁温差引起的温度应力．接下来，一个严重的困难是如何说服设计人员放心地使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的程序虽好，但当时一些设计人员并不理解，特别是处在负责岗位的设计人员，他们知道设计安全与否干系重大，并不接受我们的研究成果。理由是，第一，“我们原来委托你们是要求一个冷却塔的专用程序，而你们交来的却是一个旋转壳静动力分析的通用程序”，而对旋转壳的一般理论他们又是不熟悉的所以不会用；第二，我们程序分析结果配用钢筋量比他们以往设计经验的配筋量要少，所以不敢用。就在设计人员对我们的研究这种犹豫状态下， 1976 年 7 月 27 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次地震帮我们说服了设计人员，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原来在唐山有一座 60 米高的冷却塔，在事前我们分析过，它当时的设计可以经受 11 度烈度的地震。唐山地震后发现它在当地 11 度烈度的地震下塔筒完好无损。这时，汉中分校的负责人也开始认为这是一项成果了，在他们向人民日报发的消息中说，这项成果是在“批邓”提高了觉悟才能够取得的。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这完全是一片鬼话。“破坏三线建设”和“批邓提高了觉悟”，由他们反过来正过来随便说。大约从 1976 年之后我们的研究成果在电力部的设计人员中就逐渐建立起信誉。从山东辛店电厂第一座 90 米高的冷却塔，一直到后来数百座超过 100 米的大塔都是依靠我们的程序做应力分析来设计的。 1978 年我们把我们的研究结果结集为一本书《旋转壳的应力分析》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书后并且把静动力分析的源程序也公布了。随后为电力部办了两期短训班系统讲解冷却塔的载荷与应力分析。之后我们还对冷却塔的稳定性分析、地基和斜支柱的应力分析相继进行了研究。按理说，这些结果完全能够满足我国电力工业的大型冷却塔的设计了。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是我们这些做具体研究工作的人所难以预料的。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开放”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吸收国外的好经验和先进技术，另一种是打开国门出去公费旅游，或者是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只要是外国的即使用高价也应当“引进”。而后一种往往打着前一种的旗号，使人难于分辨。果然， 1984 年电力部的部分设计人员向上打报告要求引进欧洲专门从事冷却塔设计和施工的哈蒙公司的冷却塔分析程序。共需经费为 360 万美元。尽管电力部有不少设计人员反对，最后还是批准了。几个人到欧洲接受几个月的培训后带回一个程序。程序还缺少理论文本。随程序来了一位比利时培训专家。在与这位专家见面的会上我提了几个问题，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原来这位“专家”只会程序的操作，对其中的原理一概不知。问他，才知道他们公司是请德国鲁尔大学的教授帮助开发的。鲁尔大学在此以前一直和我们保持着学术交流。他们在薄壳和计算力学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清楚的。所以我便不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了。后来了解到，经过对哈蒙公司的程序一年的消化后，他们向部里有关部门打报告说，哈蒙公司程序分析的结果和北大程序的分析结果大致一样。其实应当说，北大程序能够分析的许多冷却塔的关键问题哈蒙程序并不能分析，或者结果是错的。例如稳定性、大开口、支柱应力、环梁应力等等。我退休有年了，想起当年为了完成冷却塔的研究，受苦、费脑筋、挨批，都没有气馁和中断。但想起在已经有很好的研究结果的条件下，国家还花重金从国外引进一个毫无用处的程序，不免有点令人心酸。这一切说明，在一些有权的人看来，我们的智慧和劳动是可有可无的。也不免联想到我的同班同学王选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价廉物美的。”的确，就拿冷却塔的研究来说， 25 万人民币包括程序、风压曲线和弹性模型的实验验证等等。而哈蒙的仅程序和少量施工机具是 360 万美元。不管有没有我们的研究，他们都是会去花大钱买洋人的程序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价廉了，会认为你必定是次货。其实，人的价值既然是低人一等，处于“老九”的位置，他的劳动也是不会被尊重的。高尔基说的好，尊重人就在于尊重他的劳动。若干年前，有人对我说，就你们得到的这项成果，要在国外，早就都是百万富翁了。我想，这不过是说着玩而已。当年和现在我们都从没有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发财的打算。我们所以那样认真教书和研究，是从我们的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为人师表的传统行业道德。其实，就是在国外，在世界各国，凡是立志投身于教育事业的人，也都并不想发财。首先想的是把学生教好。王选也说过“价廉了，物也就不会一直美下去”。这种价廉，首先是说明劳动没有被尊重；其次才是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值钱，待遇过低，生活上有后顾之忧。所以也难怪有那么多的年轻人，要么下海经商离开教育行业，要么出去走上了不归路。; 182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中国颠覆性新技术：活流感病毒直接转化为疫苗: 热度 17 longcheng 2016-12-2 23:09; 据科学网消息，12月2日，国际顶级期刊《Science》发表了北京大学药学院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周德敏教授/张礼和院士课题组的突破性研究进展，他们以流感病毒为模型，发明了人工控制病毒复制从而将病毒直接转化为疫苗的技术，该研究成果被称为是一种“革命性”或“颠覆性”的发现。周德敏博士生司龙龙和徐欢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题为“Generation of Influenza A Viruses as Live but Replication-Incompetent Virus Vaccines”（“制备复制缺陷的活流感病毒疫苗”）。 http://www.guancha.cn/Science/2016_12_02_382677.shtml @关中农民可信度如何？够不够炸药奖级别？; 1918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 热度 5 pea 2016-5-24 13:34; 四、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中等收入陷阱有一系列的表象，但核心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停滞不前等都是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结果。中国收入最低的阶层是农民，年轻的农民都进城工作了，剩下的是文化低的 40 岁 -60 岁人员，城镇化的困难就是因为存在就业短板，如果能解决这部分大约 1 个亿农民的就业，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十三五”消灭贫困人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乃至打虎灭蝇，中央正在为缩小贫富差距而努力。基尼系数是测量贫富差距的通用指标， 1 表示差异度最大不可能再大了， 0 表示绝对均等。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 0.24 到 0.36 之间 , 美国偏高 , 为 0.45 ，中国的基尼指数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北京大学最近的有研究报道是 0.73 ，或许是世界第一，紧随其后是几个拉美国家，所谓“拉美陷阱”是也。为了缩小基尼系数，可以在现有财富存量中调整分配，但是太过残酷，是走回头路，威胁到政权稳定，只有想办法在财富增量中调整分配，考虑中国匪夷所思的基尼指数，倒推计算，这个财富增量至少要大于现有 GDP （ 10 万亿） 2 倍，即 20 万亿，才有一定腾挪的空间。; 501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骗分ZT : 2015年那些讽刺搞笑的网络言论: 热度 19 树袋熊毛毛 2016-1-7 22:35; 2015年那些讽刺搞笑的网络言论 1 听说每个中国人平均每天摸150次手机，我笑了：怎么可能？明明就一次，睡醒拿起，睡前放下。 ——网友如是说 2 1.你这病很严重。2.但是还能治。3.不过需要很多钱。 ——医生的三句话能让你感受到人生的波澜起伏。 3 中国股市是完全投机市场......企业不分红，拿不到内部收益，只能赚外部收益。每交易一次收一次手续费，中国股民都是活雷锋，为券商和国家打工。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如此评价中国股市 4 男人如果有私房钱可以把它藏在股市里，保证没人发现，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钱去哪儿了。 ——大隐隐于市，股市 5 啥叫抢红包，就像过去旧社会，财主老爷站家门口抓把铜板往外一扔，一帮叫花子抢得满地乱滚，财主老爷哈哈大笑。 ——别把好运气都用在这上面 6 学了二十多年的对错，却发现现实只讲输赢。 ——事物是彩色的，并非只分黑白 7 不嫉妒，不迎合，有话聊，不尴尬。 ——两个人相处的最佳状态 8 道德一作假，其他作假就挡不住。 ——易中天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八个字：守住底线，不唱高调 10 自拍三千，只取一张。 ——朋友圈晒照片的自我修养 11 网上孝子真是多，可惜你妈不上网。 ——网友讽刺“儿女在朋友圈里最孝顺” 12 我的支付宝配不上你的购物车。 ——有种感情的忧伤 13 很多时候，对孩子的最好教育，这三条就够了：1.以身作则，示范；2.耐心；3.等待。 ——做一个好家长并不难 14 我妈让我火冒三丈。我不喜欢照相，她偏逼我去，给我拍照，然后发朋友圈。 ——10岁女童儿童节写日记吐槽 15 对面走来一个人，撞上了叫做爱情；对面开来一辆车，撞上了叫车祸。可惜车与车总是撞，人与人总是让。 ——电影《推拿》台词 16 地中海小辫，小胡子，木框眼镜，亚麻衫、阔腿裤配佛珠，用套装假汝窑茶具喝正山小钟，张嘴就谈南怀瑾、蒋勋...... ——泛中国文青的特点 17 网上所有的愤怒，基本都源于没钱；网上所有的励志，基本目标都是挣钱；网上所有晒的幸福，基本状态都是有钱。 ——互联网现状 18 三分之一的中国建筑都有门槛；哪怕是一条背街小巷过马路，也可能意味着生死考验。 ——英国人巴拉迪是一位坐了30多年轮椅的行动不便者，但这并没有束缚他的行动，他在几年前开启了自己的环球之旅。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都很顺利，直至他来到了中国。 19 沉得住气，翻得了脸，弯得下腰，抬得起头。 ——易中天评孙权 20 每次砍价，只要能砍下来，就觉得自己上当了。 ——砍价心理 21 将薪比薪，是找不痛快的快捷方式。 ——不要随便问别人赚多少钱 22 女人就像股票，本来看好的股票买到手就一个劲儿下跌，以前看不到的弱点和缺点都暴露出来；一旦抛出去，到别人手里又变得那么可爱。 ——男人评价女人 23 我炒股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分析股票需要动脑子，这样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杭州97岁老人炒股躲过暴跌，被封股神，自称炒股为防止老年痴呆。 24 情商高呢，主要是让别人高兴；智商高呢，主要是让自己高兴；智商不高情商也不高呢，主要就是自己不高兴了还要不让别人高兴。 ——智商与情商 25 装扮得很像样的人，在像样的地方出现，看见同类，也被看见，这就是社交。 ——张爱玲 26 在中国，想找个合格放心的餐厅服务员、小时工、保姆之类，非常难。除非给领导服务，比如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否则中国人是不会耐心、甘心、用心伺候人的。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谈服务业 27 跟朋友聊天，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不成熟的市场，政府做了机构的事，护指数；机构做了散户的事，追涨杀跌；散户做了机构的事，为国接盘。” ——叶檀 28 10岁的快乐是清蒸，吃的是新鲜；20岁的快乐是小炒，吃的是生猛；30岁的快乐就已经是红烧，吃的是回味。至于以后，便是五味杂陈、历久弥香的佛跳墙。 ——许亿《旧时光的味道》; 69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文摘】中国高考比美国的更公平: 热度 10 duanjian 2015-12-19 15:55; 一、美国在全美最优秀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 2004年，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74%。其中哈佛大学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只提供了6.8%的学生。 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学生竟占到1/3强。这说明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二、中国具体统计数据较多，请下载后阅读，链接：http://www.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webmanager/wkfiles/2012/8840_1_paper.pdf 三、结论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假如高考分数不再是高校招生的唯一标准，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在艺术、语言甚至阅历等方面增加其进入精英大学的机会。精英大学生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这些来源中学的生源的多样性，基本保证了精英大学的生源多样性。保持并进一步扩展重点中学的生源多样性，是短时期内维持并拓展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保持和增强大学开放性与多样性时，应优先侧重考虑、鼓励和推动重点中学提高学生来源的多样性。以上内容摘自《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 972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陈岱孙: 热度 6 gordon 2015-7-23 03:39; 1918年毕业于北大、1919年由河南省官费资助赴美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冯友兰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两大派，一派是“我们这些”北京大学毕业的和其他经过“五四运动”的人，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较多，对中国政治和世界局势较关心，缺点是英文较差，社交较差，穿戴较随便；还有一大派，不仅专业学得好，英语也流利，社交活跃，衣冠整齐，但对中国的东西知道得较少，对政治不大感觉兴趣，这一派以清华毕业的人为典型。　　清华在国内传授的各项留美预备课程质量十分过硬，还有它重视体育的传统，使得毕业生出去后受益匪浅，不存在语言障碍，感觉不到太大课业压力，而且能轻易融入当地社会。　　在美国的清华学生除了常举办本校校友的各种聚会外，还是“中国旅美学生会”的中坚力量。这个学生会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大区，每年暑假召开年会。陈岱孙留美六年间一共参加过四次，年会一般为期一周，以校际联谊为主，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像个夏令营。　　陈岱孙在威斯康星大学平稳读了两年，节假日到处游山玩水，什么也没耽误。他于1922年夏天毕业，拿到学士学位。毕业时还有意外收获———跟老同学曾昭承一起各得了一枚金钥匙。　　授予他们金钥匙的团体是自称为“荣誉经济学兄弟会”的组织，又称“Artus骑士团”，由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学会于1915年合并而成，会员仅限于两校经济系专业成绩和全科成绩同属优异的本科毕业生。陈岱孙和曾昭承被吸收入会，获颁象征会员资格的金钥匙，之后借此机缘申请进入哈佛继续读研究生。金钥匙不大，用一根细金链子拴着，佩戴于西服背心的前胸部位，很像是坠在怀表链上的小饰品。它浓缩着陈岱孙对两所美国母校的美好回忆，后来在“文革”抄家中永远地消失了。　　真正的发愤，从哈佛开始　　1922年经过学术委员会层层筛选，在众多申请者中，有大约30人被哈佛大学经济系录取为研究生。陈岱孙和曾昭承本科成绩门门优秀，又有“Artus骑士团”多名会员倾力推荐，自然无甚悬念。志得意满的陈岱孙入学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大部分同学都比自己大，他们都是在本科毕业后从事过若干年教学研究或经济实务工作，为职业生涯的进阶而重回校园深造的，他们经济独立，工作几年都小有积蓄，自掏腰包上学，自然把全部时间都用于苦读。　　研究生当中另外一些从本科毕业后直接升学的，如陈岱孙、曾昭承、李者，俱为各大学本科尖子。陈岱孙有生以来一贯轻松当优等生的日子，在入学哈佛不到两个月后彻底结束，他真正开始发愤。　　“这情况我在入学后不久就发现了。经济系研究生班有一个自修室，自修室旁边有个能容纳三十来人的西敏纳尔室。我们这批第一年研究生，于上课之余，几乎每天都来自修室读书。读书之余，常相互问难。当论点的分歧激化时，为了避免干扰别人，执辞不一的人就退入西敏纳尔室，关上门，然后大声争辩。这种场合我也有时参加，但不久就有点内怯，感到自己的学识大不如人。我发现，在争辩时，许多人提出的意见、论点都不只限于课堂所涉及或指定参考书的范围，而经常有更详尽、精辟的意见。我经常感到我自己的眼光太窄了、识见太浅了。这种落后的情形必须改变。” 　　这个班卧虎藏龙，有后来在1933年提出垄断竞争理论的爱德华·张伯伦，有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在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贝蒂尔·奥林。这些人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时期就已崭露头角，与他们为伍，陈岱孙感到的压力可想而知。“四年发愤苦读的生涯就是在这压力下迫出来的。从这时起，在这四年中，我根本没星期日，只有星期七。” 　　在“西敏纳尔室”里熏了一阵子，陈岱孙才明白读书是怎样一回事。过去只看教材以及教师指定的有限几本参考书，现在则不同———他顺着参考书提供的线索，只要是有关的书籍和文献，凡是能找到的，一概拿来通读。　　“在研究生院两年后，由于导师教授的特别推荐，我获得一个更好的读书条件，被批准在校图书总馆的书库里使用一个摆有一小书桌的专用研究小隔间的权利。我可随时凭证入库，从此我就再不去上述的经济系研究生自修室，而每日待在这小隔间里读书。隔间的旁边就是书库中的一排排的书架，书这样多，方面这样广，我再一次感到典籍的浩翰而自己是如何浅尝无知。我除浏览和我的专业有关的书籍外，还有时兼及于其他有关社会科学、哲学、历史等等的名著。”陈岱孙如此满怀温情的回忆，尽管只是寥寥数语，也足令后世学人心向往之。“这四年是我平生一次最长期的密集的读书时间，也是我的专业知识最迅速长进的时间，更是我感到读书最有兴趣的时间。我离开哈佛大学，别的没多留恋，就是为这个密集读书生活的结束，有点惘然。” 　　博士论文答辩，被考问了几乎一整天　　陈岱孙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学习了两年。1924年，他先后通过法、德两个语种的第一、第二外国语考试（在美国大学英语不算外语）以及博士研究生（候选博士）资格专业考试，同时获得硕士学位。这时，他选定财政学为专业，开始为博士论文进行专题研究。他的导师查尔斯·杰西·布洛克1917~1929年在哈佛主持经济研究委员会，1917~1919年任全国赋税协会的会长，财政学是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师徒二人反复商量，确定了陈岱孙博士论文的选题——— “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口密度的关系”。当时，各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共开支的令人瞩目的增加，正引起政府官员、纳税人和经济学家的越来越大的关注，人口规模的变化一般被认为是影响公共开支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926年3月某日，陈岱孙被考问几乎一整天，汗透重衣，一次通过论文答辩，不久获博士学位。　　陈岱孙发誓此生再不参加任何考试，果然在几十年后的“文革”中，工农兵学员出题考教授，他勇敢地交了白卷。; 22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当所有公民的声音和观点都能得到倾听时，国家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 ...: 热度 47 hotmen 2014-3-23 23:48; 米歇尔昨天在北京大学演讲说:“当所有公民的声音和观点都能得到倾听时，国家会变得更加强大和繁荣。” 居说一位北大女同学站起来问她：“美国的强大是不是因为NSA，CIA一直在倾听美国民众的声音？而且还一直在倾听全世界民众的声音？“; 1343 次阅读|1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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