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统计就很强，像保险公司 遍地。后来学苏联，学术就废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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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启超是跨学科研究的开路人，他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作解析史事的纲领，引统计方法入史，“非但是现代史界的第一人，且为二千年来史学史的第一人”。 自1920年代开始，大学历史课程出现社会科学化趋向，昭示着学风的转变。1920年代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改革的主要举措就是增设大量社会科学的科 目，推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不过，这场改革随着1930年代朱希祖的去职而中止，社会科学化灰飞烟灭。傅斯年虽认识到：“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 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之工具。”但他更倾向于利用不带主观色彩的自然科学，而对于社会 科学方法一直有所抵触，尤其是对史观式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相当反感。

真 正使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是清华历史系。受美国新史学影响，蒋廷黻强调研究历史须具备其他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他认为，多门学 科的知识和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工夫”。蒋廷黻任系主任期间，大幅增加社会科学课程。清华历史学系1929至 1930学年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政治、经济、地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等外系课程，须选其中二门，本科第三年，须选择其中一 门，本科第四年，仍可选一至二门上述外系课程。1934至1935学年课程规定：本科第二年，总修学分30至38，他系课程须选修8至12；本科第三年总 修学分30至36，他系课程须选修4至8；本科第四年，总修学分28至32，他系课程须选修4至8。这种课程设置**扩展了学生的学术基础和学术视野。

当 年北大朱希祖改革的一大弊病是教学与研究脱节。而清华大学的改革已然克服这一弊病。跨学科研究是清华学人的拿手好戏。1940年接替蒋廷黻、刘崇执掌历史 系的雷海宗即兼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他既了然于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科学从演绎方法、浪漫主义之历史方法、天演论之生物学方法，到心理学方法与统计学方法 的演变，又对19世纪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理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各门类有着深刻认识。雷海宗借助各学科的成果与方法研究历史，《殷周年代 考》和《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正是这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运用的体现和结晶。雷海宗又以治史之法应用于其他领域，撰为《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和《古今 华北的气候与农业》等论文。雷海宗因而被称为“我国总体把握人文社会科学和交叉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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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华历史学派社会科学化取向最显著的体现是“史学研究会”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创立于1934年5月的“史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包括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 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 所），都曾先后就读于清华。他们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这“不但是一个社会经济史研究社群的集结，更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在学科层面上的交汇”。“经济 学者从历史学者身上学到了社会变迁的眼光，历史学者则从经济学者的身上看到了经济的动因，两者结合的结果，一种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下观察社会变迁与经济活动 的研究取径就此出现”。梁方仲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赋役史研究驰誉中外，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创造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开创一种用社会科学 方法去研究王朝制度与社会变迁的新途径”。梁方仲的一条鞭法研究，“是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对王朝制度进行分析性研究的一个典范，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体现的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在制度与经济社会历史研究中的运用，表现出与传统的制度史 研究完全不同的旨趣”。谷霁光的《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一文，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省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问题。张荫麟则将洪亮吉的人口论与 马尔萨斯的理论相提并论。

与 经济学方法密切相关的统计学方法也为研究会同人所广泛采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 以量化，才能达到相对精确。这也是现代经济史学与传统经济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1935年，梁方仲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上发表《明代户口田地及田 赋统计》一文，并对利用史籍中的数字应当注意的问题作了阐述。由此他又被称为“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张荫麟在《北宋的土地分配 与社会骚动》一文中，也试图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汤象龙对张氏运用统计法上的缺失还提出过批评。这种批 评实际上是围绕社会经济史问题经济学者与历史学者进行的跨学科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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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说：

自 从和日本打了一败仗下来，国内有新人真像睡梦中捉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 这班人中国学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指挥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的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的许多 好处是要学的。”（《近著》下，238）

粱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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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注：   梁任公 “知耻而后勇”，也算是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