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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3067点是最后的逃命机会和房地产的最后逃命	Forum	nettman 2012-9-5	14 458	川江客 2012-9-6 19:46
本地房地产土地拍卖价格的一点点变化	Forum	zouhl123 2012-10-2	5 389	zouhl123 2012-10-7 20:31
对于2013年一些经济问题的思考	Forum	飞翔的煎蛋面 2013-2-20	6 304	小牛 2013-2-21 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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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黄奇帆就任财经委首次演讲，万字讲透房地产症结（完整...	黑虎帮	穿着裤衩裸奔 2017-5-28	13 849	tataayu 2017-6-15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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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工薪阶层是否购买房地产的判断问题（转）: 热度 3 gordon 2017-3-10 18:08; 工薪阶层是否购买房地产的判断问题这个问题，我也留心了很多年，但是没有人给出一个满意的解答现在终于找到一个，答案也很简单。如果当下能买的起，就赶紧买；如果当下你买不起，就不要管它了。（这个答案借用了 “期权” 的概念）越是享受人生，越成为 “正常人”，越容易成功。 *************************************************************************** 通俗的建个模，你如你能承受的房价是1万，工作6年后可以攒够首付。等你住上用1年。累计23+6+1=30岁买房住上。这时候房价合理，然后你的用房价值很大，前面还有30年。等你60岁以后，用房价值就不大了。假如你59岁才能住上自己的房，那其实跟没住也没区别了，对么？因此你的时间 utility=UT（合理且最佳）=30年所以你的边界条件是：尽早以自己能承受的价格买房。没错吧？现在北京房子10万。那么你买不起，买不起的办法是攒钱，攒钱需要耗费时间，你的UT就减少了。比如你40岁，你的UT就变成20了。这时候由于你还付出了更高的房价，因此相当于用更高的价格买到了更少的东西。没错吧？但这时候，你已经是价外期权了，你希望房价跌，这样你就是认沽的买方。房价跌，你手里（心里）的期权价值会上涨。但这个期权是有时间期限的，就是你的60岁。然后按照我们上面说的模型，12%的M2，然后M2和房价正相关，然后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的beta是2，就是说，市面上货币集合规模增加1倍的时候，房价涨2倍。由于北京上海深圳，特别是北京已经无再建新房（有，非常少，会越来越少，而且由于越来与少，因此建的会是豪宅），这样，所有的购房者都是改善需求，也都是边际需求，这样还要在乘一个系数，算30%。也就是说，M2如果在未来十年继续以12%的速度膨胀，10年后M2和可比类型的货币子集之和会是现在的3.1倍，算3倍，Beta=2，那么房价会是现在价格10万的2×3倍=60万每平米，由于边际效应，再乘以一个你希望住的房子的30%边际系数，也就说，房价会在80万左右。这些都是铺垫，过去十五年，台湾大学生起薪没涨，香港微涨，大陆也微涨，薪资总体上涨速度赶不上房价。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买不起的话，10年后，理性的判断是你更加会买不起。这样，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深度虚值的认沽期权的买方（持有期权者），将来，你会变得更加的深度虚值。你的这个期权，对房价，有一个价值delta p，由于深度虚值，价值很低；你已经虚值到这样的地步gamma p：你这个期权对房价变化率（上涨的速率）的价值也不敏感了。说难听点，土豪晚上睡谁的媳妇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最后，你的这个期权，的gamma p是如此之小，届时每年涨5万还是涨10万，对你都无所谓了，这时候gamma变化的速率就变得相对重要了，那时候时间也重要了。由于你的UT已经不足 30年的一半，你希望这出戏。。。越早（结束）越好。由于房价届时从100万下跌到比如60万，对你p用都没有，也就是说，你的期权只对上涨有敏感度，假如故事结尾是每平米房价200万，你会怎样希望呢？你希望每平米跌倒40万然后继续买不起，还是加速上涨去触碰200万的边界，尽早去离开这个游戏，好好使用自己剩余的UT呢？ *************************************************************************** 跟人所有的期望一样，如果达不到，就赶快结束。它或者你自己不复杂。一个东西你想要，它价格不变，你需要的只是努力赚钱。如果它开始上涨，但上涨速度恒定，你会仔细去选择自己的职业去跟上这个速度。如果它价格上涨的速度也在增加，你就会崩溃。如果它上涨速度的增加值也增加，你就希望赶紧结束，它或者你自己。 *************************************************************************** 当你是深度虚值的认沽期权的时候，如果期权的持续时间和你生命的主要时间类似，你的gamma如此之小，以至于gamma的对价格的三阶偏导 speed 开始不能被忽略了（泰勒展开项高阶忽略），就是说， 100万和110万你都买不起，你会开始希望它大幅的上涨。。; 25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成都房地产见顶时间: 热度 15 樱木花道 2017-2-16 21:14; 2017年 10月12号在以后16个月下跌10％（我）－20％（我同学估计）即高新区20000 被拉到25025 然后在2018年－2019年下跌到 22522或者20200 举个例子招商大魔方～买房的人每平方亏2000到3000外加利息和机会成本; 1067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六、只有“房地产”才能救中国: 热度 3 pea 2016-5-24 23:56; 综合以上分析，和平崛起需要持续 20 年大量进口，数量级在每年进口 6 千亿 -1 万亿美元。缩小贫富差距，需要安排 1 亿农业人口就业，只有服务型行业才有可能，需要 20 万亿美元的产业均贫富，只有大众消费品才有可能。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需要承接房地产上下游产业。遍历各行各业，只有房地产业才能满足以上要求，因此，我们必须供给一个新的房地产业，来替代旧的房地产业。猜猜吧，新的房地产业是啥东东？; 644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英国的经济: gordon 2016-4-6 15:35; 英国和我天朝是一样一样的。经济发展靠信用扩展，银行是全社会最赚钱的，房地产又能住又能炒，换手率又低，天然是最好的超发货币的池子。债务危机的最终解决方法是把债务从政府和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中剥离出来，塞给居民，让居民去死。 ************************************************************************************** 呵呵，我们还想搂英国一点呢（毕竟英国还是西方国家嘛，能搂一点，搂一点）互补，哈哈注：就像电影《华尔街》中，gordon 遇见 “风语者” ，相见恨晚; 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平衡货币政策下的房地产（转）: gordon 2016-3-17 03:59; 假设中国央行采取平衡的货币政策，也就是“温和通胀”这种，很良性这种货币政策。房地产会怎么走呢？《财联社》这篇文章写的不错（2016年3月16日 17：31） http://www.cailianpress.com/single/76054.html **************************************************************************************** 房地产回报率长期领先刚性兑付下对长期利率形成冲击编者按：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长期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截至到2015年三季度的财务数据，剔除掉金融行业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ROIC（全投入资本回报率）在4%左右，而房地产行业基本仍接近6%，优势很明显，而且历史上优势更明显。因此，房地产行业的负债能力是很强的。在正常的公司金融投融资决策体制下，由于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融资规模增加以及成本上升是自然的事情，比如贷款、非标的量价。而由于刚性兑付的存在以及事实上房地产企业强大的偿债能力，其融资利率成了实际上的无风险利率，对理论上的无风险利率比如10年期国债利率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如果说股票投资需要情绪和梦想，以及由此总结出故事来驱动，那么债券市场同样惯常讲故事，或者说交易正是在沿着这些故事本身的框架演进，或者说交易本身也在书写着新的故事并对旧的故事进行反馈循环，进入资产价格波动的 “索罗斯反身性”模式。人类的心智构造决定了我们在叙述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和动态变化的事件时，可以将其看成一个整体，并基于这些经历的故事，形成动机。领导喜欢给下属讲故事，投资者喜欢给市场讲故事，都是如此。最近半年的债券市场最大的故事莫过于“资产荒”，所有机构都感觉负债资金缺乏足够的匹配资产，从而驱动了债券利率的加速下行，甚至导致银行理财委外资金的资产端收益率和负债端成本倒挂，并破天荒的玩起了低利率的利率债波段，实际上金融资产和负债是同步创造的过程，而且大家都在玩命加杠杆，这样讲资产荒似乎有点贼喊抓贼的味道。直到2016年新年伊始，跨过一个会计年度，得重新合计配置资金规模以及成本，当然还要重新审视债市行情，结果发现自2015 年下半年以来货币资金利率根本就没有下调过，基础货币余额增速也在一直快速下滑，央行的宽松跟大家想的不一样，都是金融机构自身在加杠杆创造货币供应。于是反思一番之后，又发现信贷起来了，自然就容易引发债市缩久期、降杠杆，投资更趋谨慎。 ********************************************************************* 这样想，投资者似乎又感觉自己理清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但是前几天出炉的金融和经济数据又给刚清醒的头脑笼罩了一层雾霾。因为整体的经济数据仍然很弱，尤其是工业增加值濒临跌破5%的风险，1月份劲爆的信贷及广义融资规模也被窗口指导给干下去了，但诡异的是经济层面的投资增速迎来了2013年以来罕见的回升，哪怕只有0.2个百分点，金融层面的中长期贷款增速仍明显高于历史同期。这样，供给侧改革、经济趋势性下行，还是需求侧刺激、经济企稳回升，变得很不清晰，而在货币层面对央行行为的预期则更为紊乱，到底是宽信用还是宽货币的结果差异很大。于是长期利率债在市场普遍对数据走低的预期带动下出现了接近10bp的下行，很多人直接就给出了10年期国债2.5%甚至1.0%的下行目标，但是到本周开始利率却向上调整，市场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数据的紊乱，以及故事的完整性都受到挑战，导致市场的分歧加大，基本上没有方向感，一季度债市基本都是这样震荡的走法。其实如果从经济以及金融信息的结构性深刻变化来梳理逻辑，可以抽出一个简洁但却有很强说服力的债券利率波动驱动范式。 1-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4%，创2009年以来的新低，对GDP贡献率也从去年开工时的2.29%降到了1.92%，表明经济仍在下滑，而且从票据融资跳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总投资增速加速背离来看(从0扩大至-2.3%)，实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仍然很弱。但这可能主要体现了海外部门的萎缩以及库存低迷的影响，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反弹了。而结构上，房地产投资增速从2015年的1%增长至3%，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依然在下滑。再考虑到处于产业链前端且不易储存的水泥价格反弹，房地产行业在走升。金融层面，企业和居民中长期贷款出现了爆发，即使2月份数据出现收缩，但是同比增速仍偏高，如果合并1-2月的数则增速是相当明显的。而广义民营经济等市场化投资主体的需求仍很低，基建到位资金也没有明显扩张，那么信贷需求自然主要来自于房地产企业的贷款投资以及住户部门的房地产加杠杆。综合宏观经济、微观工业品量价和金融层面的信息，基本可以断定房地产行业整个产业链(从销售到投资，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联动)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复苏。与此同时，可以观测到商业银行资产端信贷的扩张、债券配置的低增长，货币市场利率的轻微抬升，3-6个月银行理财利率下降速度明显放缓，以及长期利率债及中高等级信用债利率的上升等等。 ******************************************************************************* 理论上讲，广谱利率的决定需要同时考虑货币的供需两个方面，从前文的宏观经济和金融信息可知，最近俩月的整体经济总需求仍然在下滑，而货币供应层面，汇率稳定下外汇占款流失收窄，央行降准、天量创新货币工具投放对冲资金时点扰动，货币供应并未进一步恶化，超储率基本稳定在接近2%，但却出现了广谱利率的下行终止甚至是上行。从历史上看，在资金基本稳定情况下，10年国债利率和名义经济增速(IP+CPI)也频繁出现背离，因此，看宏观层面的经济总需求似乎过于笼统。结构上经济总需求涉及海内外两个市场，以及企业、居民等多个部门，但是从增长驱动力来看必然是投资成为主角。基于前文的梳理，我们可以初步将房地产投资增速为代表的投资乃至宏观总需求和10年国债为代表的长端利率来比对，1-2月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和长端利率上行是一个深刻的现象，在货币供应稳定的情况下，投资端需求的抬升基本可以解释长端利率的回升，当然这中间涉及到金融市场的传导链条，并非是直接的逻辑关系。实际上将数据的历史周期拉长，也基本可以得到这个较为稳定关系。根据2007年以来的数据，测算10年国债利率(月度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季调，并考虑基数效应)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13、0.29、0.42，在计量层面，房地产投资对长端利率的影响，远强于其他宏观经济数据。 2007年以来10年国债利率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实证关系在形式上基本高相关，有两个例外(2010年上半年、2013年);在解释行情变化幅度上，解释力则更强。首先可以通过技术处理等合理方式将两个例外的案例纠正，这样形式上的相关性会更高。2010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2%的高点逐步回落至 25%附近，10年国债利率从3.7%降至3.2%，但房地产投资增速却从10%的低点持续飙升至35%，这主要是因为 2008年金融危机房价腰斩，投资崩溃，造成2009年上半年的基数很低，而基建投资刺激经济拖住了固定资产投资，剔除掉2010年的基数效应后，大体上同步关系还是成立的;2013年是钱荒，去产能带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缓慢下移，房地产投资增速先上后缓慢下移，但是10年期国债利率却在下半年飙升了120bp，事后市场的共识是，当时的产能过剩部门为维系债务成了资金黑洞，非标等表外信贷融资过度膨胀，带动机构加杠杆，资金需求层面膨胀且结构扭曲，而房地产就是最大的资金黑洞之一，而且相对健康资产负债表也增强了其吸金的能力，事实上2013年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已经回升了接近10个百分点，之后也基本维持在20%的高位，跌幅非常有限，当年非标资产的指数级扩张速度可以为此做一个很好的注解。其次，从变化幅度上来看，房地产投资增速对长端利率的影响似乎更深。如上图4中框出来的三段案例，期间三个10年期国债的大幅下行周期，均对应了房地产投资的自由落体式下滑，而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下行幅度很小，甚至拒绝下行，影射到宏观经济总需求的变化则更不明显。 ******************************************************************************* 房地产投资增速影响10年国债等长端利率在逻辑上的传导路径，大体有两条，即影响无风险利率以及大类资产配置层面的重新调整。其次在研究框架的链条上，还需要解释其他投融资主体与长端利率的相关关系以及影响为什么偏弱。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长期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截至到2015年三季度的财务数据，剔除掉金融行业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ROIC(全投入资本回报率)在4%左右，而房地产行业基本仍接近6%，优势很明显，而且历史上优势更明显。因此，房地产行业的负债能力是很强的。在正常的公司金融投融资决策体制下，由于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融资规模增加以及成本上升是自然的事情，比如贷款、非标的量价。而由于刚性兑付的存在以及事实上房地产企业强大的偿债能力，其融资利率成了实际上的无风险利率，对理论上的无风险利率比如10年期国债利率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在现金流贴现模型中的贴现因子被人为抬高，这个贴现因子有时甚至达到了逆经济周期的地步(比如2013年的非标利率)，导致长债利率的现金流贴现价值被迫减值。在另一个层面，考虑到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巨大的乘数效应 (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接近10%，考虑上下游产业链后的占比约在20%—25%)，一旦房地产投资启动将带动实体经济货币派生能力的回升，能创造出独立于基础货币供应的信用货币，从而压制央行货币政策，并进而阻止长端利率下行。注：央行不要牛逼，知道为啥 “新日铁” 那么牛逼了。另一个货币产生中心。以前搞计划经济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规律，但不知道为什么？银行控制经济，最后还得靠军方。国共内战时候，老共就规定公私账务，必须从银行里走。 ******************************************************************************* 所以说，美联储对某些事情看走眼了，对美元的货币枢纽，看轻了。（肯定要栽跟头；小看了中国） ******************************************************************************* 在商业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中，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行为基本上扮演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色，其需要考虑大类资产的相对价值。最近几年，信贷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虽然从80%左右降低到60%附近，但是仍是绝对主力，如果再考虑到广义的非标信贷，占比更高，而同业、债券的比重大体稳定在25%— 30%，所以商业银行的配置资金在边际上转向信贷，可能在总信贷规模上不明显，但是对债券的可投资资金的侵蚀却是巨大的。在考虑税收溢价、资本溢价之后，房地产投资扩张期的融资工具，一般体现出较好的相对回报率，在大类资产层面，广义房地产链条的融资需求激增，挤压债券市场需求，并进而对长端利率产生不利影响。解释其他投资主体对长端利率的弱影响，则要回到其融资行为本身的特征。基建投资是逆周期调控工具，是在经济下行周期迅猛退出来以托底经济的，所以它会体现为政府财政资金投放加速导致赤字率回升，而不是金融市场上信贷的大幅增加，其次央行会放水对接，这是财政货币化的一种默契，因此，基建投资启动会托底总需求，但是对长端利率波动的影响则没有必然性 ;而制造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筹资金，是内部盈余的扩大再生产，且一般制造业投资迅猛的时候，房地产投资会随之上行，因为经济回升、居民收入增长，购买力提升。至此基本可以梳理出一个简洁高效的投资逻辑，即房地产投资增速定债券买卖，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个投资方法的效率都是可靠的。可以对近期的市场波动给予解释，同样在历史数据周期里可行。中长期来看，人口周期步入老龄化，房地产投资必然是趋势向下的，但是短期可能未必。因为经济托底的需要，房地产投资是短期内的必然选项，因此边际上房地产投资有政策以及销售的支持，具有改善空间，但是幅度有限，要受到库存的约束以及稳增长的目标本身不高的限制。这样债券短期仍然没有资本利得的获利空间，需要等到投资需求的释放，需求托底见成效，并正式启动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届时才会有趋势性的投资机会。注：资产回报挤压资本回报~ （不好解决，这怎么解决）; 15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在岸做多房地产，离岸做空人民币: gordon 2016-2-26 21:35; 在岸做多房地产，离岸做空人民币这个事反正有点怪，中国现在是越来越 “朝着日本”的道路狂奔了。其实中国经济和日本没啥太大关系，是四万亿开始，曲线才重合的。如果说四万亿是不得已，那朝 “房地产泡沫” 狂奔，这叫什么。注：这怎么这么怪啊，到底为什么呢？ *********************************************************************************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美联储在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领导下持续加息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由此产生的强势美元拉大了贸易赤字，这本是美国改革的直接成本，但里根政府以此为借口向德日施压，通过逼迫日元和马克升值转嫁这种成本。日元升值后大笔日本国内的储蓄流入美国，同时投机资本流入日本继续推高资产价格。这是一个资产泡沫支撑基础从本国储蓄到海外负债的转换。当80年代末油价反弹促使美联储持续加息后，投机者快速撤离，但流到美国的储蓄却不能及时回流，导致了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 ********************************************************************************* 去库存已经够意思了，搞成资产泡沫，说不过去。思路换一换，不一定要 “做好 ” ，做到 “不坏” 就行。更关键的原因是很多条件还不成熟。土地合并，不能急；人力资本，不期望；房地产，别出事。走一步要看三步，注意留 “活口” 和 “气眼” ，不要把自己憋死了。 ********************************************************************************* 完美不靠谱， “完美是丑陋的。完美是秩序与和谐的呈现，是强制力的结果。自由的人类不会期望这样的东西。”——山本耀司不但要挖掉小农，还要挖掉革命。做事情不用那么急 ********************************************************************************* 真正的阻力土地合并，“可能会有人反对”，这个事情倒不是问题。谁跟我近，谁跟我关系好，我当然给谁甜头啊，给谁地大一点，给谁大块地。不过，你要用 “投机资金” 换我 “储蓄资金” ，肯定不跟你换啊。就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基本盘，开玩笑; 23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特朗普其人（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11 16:01; 特朗普确实是营销天才，他那些迎合大众的粗话，使人们忘记有关他本人的基本事实，如：他是地地道道的富二代，他祖先是德国人，父亲是纽约房地产大亨；桑德斯也是纽约人，父亲一辈子想买房而买不起。特朗普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出版著作50本，还是个媒体人。把他当做粗人，大错特错。; 36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的房地产与旧时代的中国: 热度 1 gordon 2016-1-18 04:35;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跟香港人有很大关系，因为香港是用房子养老的。房地产的发展对中国大陆社会的进步抑制非常厉害。剥夺了年轻人发展的机会，和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比较就知道了。 *************************************************************************************** 去西方中心化的谬误二战后整个美国中国研究竟然与美国的政治-哲学思想环境存在如此紧密的联系现在西方的学术研究有去“西方中心化” 的倾向，很多论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注：思想并非凭空而生，跟社会潮流有关。其实西方学术也很平庸，只是因为社区差异，思想差异；不同地区面临的约束不一样，看法会不同。让你觉得比较新奇。 *************************************************************************************** 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从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考虑，更重要的是另一种，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不同部分结合而组成的观点。其所声称的目的是“去西方中心”化（de-center the West），所采用的不仅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是新保守主义的全球化原教旨自由市场主义。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之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曾经因其把现代化主义颠倒过来而声誉显赫一时。而在20世纪90年代，凭借其对学术潮流异常的敏感性，想重演过去，这回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经济观颠倒过来，争论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他借用的在根本上是自由市场主义和货币主义，但给予其以去西方中心化的激进包装，由此组合了其新的模式。（Frank，1998）他的《重新看待东方：全球经济的亚洲时代》居然在1998年到2002年间被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重印了四次。⑤与其之前的著作同样，此著作也比较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　　其经验证据核心是世界的白银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一直从西方流向中国这个历史事实。弗兰克本人，因其散射似的写作风格，并没有集中有序地在单一处解释清楚这个现象，但其实质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从1400年前后开始，欧洲（尤其是西班牙）白银相对丰富，其后则由于16世纪在新大陆（尤其是在秘鲁和墨西哥）发现白银，白银价格在西方要比在中国低廉，在16世纪欧洲白银和黄金的比价约为12：1，在中国则是6：1，其后在17世纪（中国）上升到先是7—8：1，而后是10：1，但一直要到1750年前后，其与西方间的差值方才消失（见陈昆，2012：第7-9页的表）。这就意味着白银不仅作为交易货币，也作为商品，从西方（从新大陆经过欧洲或马尼拉）流向中国是有利可图的。加上当时中国的丝织产品，以及棉、麻、茶、瓷等产品比起西方既价廉（丝织品价格才是欧洲和墨西哥的三分之一——见陈昆，2012：第3页）又物美（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的早发展），西方的买商既可以获利于商品的廉价也可以获利于其用以支付的白银的更高值。两者相互提高了其分别的盈利。结果是白银在这期间相当大量地流向中国。根据弗兰克提供的数字，在1550年到1800年的250年间，从西方流向中国的白银总量达到六万吨，也就是平均每年240吨。（Frank，1998：149）对弗兰克来说，这就是证明当时中国是全球最富裕和最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是其处于“全球经济／体系”（world economy / system）中心位置的经验证据。　　正是从这个经验核心，弗兰克建构了其中国中心的1400年到1800年全球体系“理论” 。由此出发，他更建构了一个长达五千（乃至七千）年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该体系不仅是一个整合的体系，而更是具有可以辨析的一系列的“长周期”（long cycles）的体系。其中，从1400年到1800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长周期，之后被西方中心的长周期所取代，但行将再次被以中国和亚洲为中心的长周期所取代。如此这般，他批评了所有此前的论著，包括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认为他也是西方中心的，因为他仅仅关注了西方1500年以来的兴起，而弗兰克本人才是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论者，论证了西方的兴起只不过是全球视野下数千年中众多长周期中的一个周期而已。　　弗兰克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商品（不仅因为白银的差价）会比西方的便宜，但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现象。笔者过去已经详细论证：人地关系的压力促使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副业生产（使用家庭的较廉价的辅助劳动力，即妇女、老人、儿童），尤其是蚕桑（和缫丝）以及棉纺织来协助维持生计，由此形成了远比欧洲强韧的农耕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英格兰和西北欧在其“原始工业化”（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就呈现了农耕和手工业的分离，一个成为农村的生产活动，另一个成为城镇的生产活动，两者都能够分别满足其生产者的生存需要。那就和中国十分不同，因为在中国两者都不能单独支撑其生产者的生计。因此，它们一直紧密缠结，一直到1949年之后的当代中国仍然如此。（黄宗智，2011，2002，2014a：第3卷，第13章；亦见黄宗智，2014a：第1卷， 2014a：第2卷，2014c）注：感性认识，可以参考《王海回忆录》，就是朝鲜战争中空军的王海，回忆录名字叫《我的战斗生涯》。　　正是西方白银在中国的相对高值、中国丝织和棉布等优势产品的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中国人口和国家的规模，促使中国出口比进口要多的产品，因此导致白银随着西方购买这些产品而流入中国。这个现象所揭示的不是中国当时是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而其实是其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麦迪森（Angus Maddison）合理地估算了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和中国的差距：1700年英格兰的人均收入是1405美元，中国是600美元；1820年英格兰和中国的人均收入分别是2121美元和600美元（根据1990年“国际美元”估算［Maddison， 2001：90，表2-22a］）。注：它认为是中国比较富，其实更反映较低的人均收入，和大量的人口。　　这个现象其实有点类似于近三十多年来美元之流入中国。廉价和守秩序的中国劳动力制造了相对廉价的中国产品，而美元（作为如今国际贸易的定值标准和储备货币）的丰足促使其价值在西方要低于中国，在美国财政部可以随意印刷更多美元的现实之下尤其如此。两大因素的结合推动了美元大量流入中国，如今已经达到四万亿美元之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积聚了全球的财富，而这真正反映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外包”而借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巨额的利润：跨国公司所掌控的是高利润的产品设计和销售两端，把低利润的中间生产环节外包。苹果公司和富士康（台湾公司，雇佣了一百万中国工人，主要为苹果公司代工）便是典型，其始末两端的利润率高达30％，因此使苹果成为美国利润率最高的公司之一，而中间环节的利润率则才7％（封小郡，2015）。在全国人均收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的数据，美国的是55260美元，中国的是7380美元，二者的比例是7.5：1（World Bank， 2014，根据其“Atlas”计算方法⑥）。我们如果以“非正规经济”的（即没有法律保障的、没有福利或只有低额福利的）农民工（是其所雇佣的大部分的工人）来计算，差距还要大得多。（黄宗智，2014a：第3卷，第11、12章）这绝不等于弗兰克所说的（中国是）全球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只是在总量上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对弗兰克来说，根据其市场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经济观，这种贸易和货币的流动是经济高度发展的无可置疑的证据。他的整个七千年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其“长周期”是根据这样的“证据”来建构的。⑦对他来说，它证明了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要到其后两个世纪方才被西方所取代，但如今行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这就是他“去西方中心”建构的整体。　　如此的“理论”的问题是，它完全无视之前的贸易“体系”和如今的体系之间的截然不同的规模和性质。白银在弗兰克研究的1400年至1800年间的流动总量只占当时中国经济体的一个极其微小的百分比。我们即使只考虑当时的物流条件以及中国的人口规模，此点便已十分明了。具体估计的话，根据弗兰克的年平均240吨白银流入中国的数字，它只占到1750年中国粮食生产总值的 0.4％ ——这是根据目前最好的估量来计算的数字。⑧这就和如今的中国十分不同，其进出口总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以上（黄宗智，2014a：第3卷，第12章；亦见Naughton，2007：377）。一个是微不足道之量，另一个是极其重要之量（虽然并不是单一决定性的）。把两者等同起来是荒谬地把如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投射于截然不同的前工业化历史时期，极端地夸大了世界贸易在前现代的作用。其所真正说明的是，当时世界各地有一些贸易接触，但绝对没有形成像如今这样高度整合了的世界经济体系，更不是一个遵循和今天同样的逻辑和带有周期性运动的体系。注:当年的贸易和中国当代的贸易不能同日而语，当年的贸易对于中国是微不足道的，和农业相比。夸大了世界贸易在前现代的作用　　但是，在弗兰克比较荒谬的“理论”著作之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与其观点比较接近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可以说是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彭的著作重申了弗兰克的论点，试图论证直到18世纪末，中国（和其最先进的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活水平及劳动收入与西方（和其最先进的英格兰）基本一致。彭慕兰争论，两个经济体在市场发展程度方面基本相似，在私有产权方面也基本一致，在资源禀赋乃至人地压力方面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其“大分流”要在之后19世纪的工业发展方才呈现，而那个变化的导因主要是英格兰（偶然的）特别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及其从殖民地所获得的资源。（Pomeranz， 2000；黄宗智，2002）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彭慕兰所采用的理论逻辑：即在前工业化时期，两个经济体的市场发展程度如果基本一致，就必定会导致类似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水平。所以，如果中国在（自由）市场发展（包括私有产权的确立）方面和欧洲基本相等的话，其经济的其他各方面也会基本相等。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会大致相等——如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在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中，根本就没有“劳动力过剩”或“人口压力”可言。同理，双方的人均收入和消费也必定会基本相似。这样，要促使农业现代化，只需要现代技术的投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如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和中国的分流要到18世纪之后方才出现。西方和中国的“大分流”要到19世纪的工业化方才实现。（Pomeranz， 2000：尤见“导论”）　　未经明言的是，中国后来的革命把其经济从正确的市场经济轨道挪移了出来，因此，要到之后在其改革时期的市场化下，方才走上快速发展的正轨，而且可能行将超过美国。⑨这正是弗兰克所打出的论点，而他是以被认作是彭慕兰等的所谓“加州学派”的成员之一而引以为荣的。（Frank， 2001）注：彭慕兰其实想论证这个呢，改开后经济才蓬勃发展。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事情。　　这样，哈耶克的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原教旨市场主义，把市场贸易设定为经济体系的决定性核心因素，并排除了人口和国家等其他因素，被与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去西方中心主义结合成为一个统一论点。这样，新保守主义对市场主义的普世化信仰（包括诺斯和科斯的私有产权主义）被全球化而纳入了中国经济，由此一举抹掉了中国（过去和现在）与西方的巨大不同。在这样的建构下，人地关系的不同、社会关系（如主佃关系、商农关系，乃至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的不同、城乡关系的不同、殖民国和被殖民国、资本投资国和劳动力供应国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等，都变得无关要紧。　　彭慕兰论点的错误，除了其理论-意识形态依据之外，和弗兰克同样在于忽视了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实际。18世纪中国家庭农场的耕地面积只是当时英格兰的百分之一，在人地关系资源禀赋上中国面临的是严重得多而不是相似的人口压力。正是那样的压力迫使耕作主业和手工副业紧密结合，副业的低收入则由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纳，两者共同组成的是维持农家生计的两柄拐杖。这迥异于英格兰当时已经呈现的城镇“原始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其从农村种植业的分离。沉重得多的人地压力是把副业劳动报酬压低到不可单独维持生计的主要原因，也是阻止为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资本投入于农耕和手工业的主要原因。　　彭慕兰完全忽视了中国和英格兰之间的这个差别，并无稽地试图论证当时江南地区农民每人每年的生产和消费（他简单地把两者等同了起来，无视长江三角洲农民多通过地租向城镇和全国其他地区输送大量棉丝），不止十套棉布和将近两套丝绸衣着（14.5磅棉纱⑩和2磅生丝——Pomeranz， 2000：138，140-141）。他似乎不知道只有城镇的上层社会才会穿着丝绸，而农民则一般每人只有两套布衣。（黄宗智，2002：166；Huang， 2002： 522-523；亦见黄宗智，2014a：第1卷，2014a：第2卷）在前工业时期，这是非常悬殊的不同，是贫穷和相对富裕之间的差别，也是生存边缘与相对高收入的差别。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基本常识。彭慕兰的著作因为完全没有一手研究，所依赖的完全是根据二手资料的推论，才会出现如此脱离实际的错误。（黄宗智，2002）　　彭慕兰对长江三角洲的错误认识也可以见于他关于棉纺织手工业的论述：他争论，当时棉纺织手工业的回报其实已经超过种植业。他所以得出这样的论点是因为他错以为较高回报的织布程序乃是棉布生产程序的全部或大部分。（Pomeranz， 2000：102，322-23）但实际上，在生产一匹布所需的七天之中，织布只占一天，而低报酬的纺纱（只有种植业的1 / 3到1 / 2的回报），则需要足足四天（剩余的两天用来弹花和上浆）（黄宗智，2002：158）。正是那样的错误认识使他完全忽视了关于中国农村生产的常识，也就是人们广泛使用（耕作）“主业”和（手工）“副业”两词来表达的区别，11前者主要由家庭主劳动力来做，后者则主要由“辅助”劳动力（女人、老人、儿童、少年）来做。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基本知识。注：这个看工业革命史，早年的突破在织布上，纺纱是后来才突破的。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首先发明飞梭,提高织布效率一倍，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奏曲开始了。织布革新以后，造成织与纺的矛盾，从而出现了长期的“纱荒”。（人家的方法是自然促进，我们是放大招，方法根本就不一样；就是计划经济模拟相互促进，人家是自然选择，我们是人工选择）　　至于英国，数十年的关于18世纪英格兰的社会经济史和人口史研究已经证实，该地的“原始工业化”更导致了早婚和更普遍的结婚，因为其青年男女可以凭借城镇的手工业来维持生计，不必再等待继承其家庭农场才能够独立谋生（Levine， 1977；Schofield， 1994）。这些现象完全没有在中国出现。伴随英格兰原始工业化而来的城镇发展更导致了消费上的演变（以及其所包含的城乡贸易发展的含义）——亦即德弗里斯（Jan de Vries）称作“早期城镇化”（early urbanization，即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的发展）的变化（De Vries， 1984），以及辛勤的劳动者所促成的（所谓的）“勤勉的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12（De Vries， 1993， 1994；参见Weatherhill， 1993）。中国则不同，城乡贸易主要限于强大人地压力下的贫穷乡村向城市的输出，而不是双向的贸易。小农户为城镇居民提供细粮、肉-禽-鱼、优质棉花、生丝等；他们不具有购买城镇产品的能力——他们的市场交易主要是生存物品，以棉布换粮食或反之。（黄宗智，2014a：第2卷，第5、6章）18世纪的英格兰-西北欧洲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十分不同。但这些差别都完全被彭慕兰忽视了，因为他关注的只是要论证中国和英格兰的同等，其目的是时髦的所谓“去西方中心”。（黄宗智，2002）注：80年代的中国就是小城镇，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后来变成了大城市和房地产的发展。（这个就不用说了，你懂的）这也是英格兰不太注重教育的根本原因，不像苏格兰，苏格兰经济不发达，但很注重教育。所以来说， 8、90年代上学其实是亏的，丧失了机会成本。　　诸如此类在经验和研究层面上的基本错误，在我们这个认为所有经验 “事实”不过是某种话语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以及认为原教旨市场主义乃是不需验证的给定公理的新保守主义时代，似乎无关重要。在这个信息无穷无尽的时代，越来越少的人关注经验证据、依据经验证据而作出判断，而大多倾向依赖简单笼统的概念，没有认识到它们多是来自没有经验依据的理论-意识形态，只是不久即将成为过时的短暂时尚倾向。　　彭慕兰的论点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李中清及其协作者们的著作。他们试图在人口史领域作出同样去西方中心化的论述，坚持中国也具有类似于西方的相对晚婚那样的“预防性”生育控制行为。在李中清那里，其关键概念是其“产后堕胎”建构，匪夷所思地把溺杀女婴说成是“理性的”“预防性”生育控制，把其等同于西北欧的晚婚。具体来说，这个建构使得他能对其相当严谨地得来的数据 ——即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要远高于西方（寿命预期则远低于西方）——进行调整：一旦把被溺杀的女婴（根据他们自己的数据，高达25％）理解为“产后堕胎”便可以把其排除于生育率之外，也排除于死亡率之外，这样，便把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压低到和西方比较接近的数位（Lee and Campbell， 1997：70； Lee and Wang， 1999：61）。这也是彭慕兰所重述的论点（Pomeranz， 2000：38）。正是这样的逻辑使李中清和彭慕兰都能得出中国和西方在生育率、死亡率和寿命预期上相差无几的结论。他们并不在乎，实际上溺杀女婴大多是贫穷人们由于生存压力迫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此事实本身便说明中国所面对的极其沉重的人地关系压力，达到西方所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那样的压力导致了中国18世纪中叶之后的两个多世纪的严重社会危机，即便今天仍然是中国乡村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黄宗智，2002：167-174；亦见Huang， 2002：524-531）他们的论点其实等于是抹掉了（人们至今仍然称作）中国的“基本国情”。　　常被彭慕兰和李中清所依赖和引用的中国学者李伯重，则进一步试图论证中国江南地区在宋元明清时期的生育控制技术要远远超前于其同时期的西方，争论当时堕胎已经广泛被人们使用（李伯重，2000）。这个论点被李中清所引用和重述（Lee and Wang， 1999：88，90-91，92）。最近，所有这些著作所采用的“经验证据”被苏成捷一一系统检视，证明其实他们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堕胎案例为证，连一个都没有，而不过是根据一些医学著作的选择性推测来作为其论证依据的—— 是根据书本的想象而不是实在的案例。而苏成捷，根据其所搜集的诉讼案件档案，挖掘了共24个实际堕胎案例——其中，17名妇女因堕胎而死亡，其余的要么事后严重患病，要么没有记录。（Sommer， 2010：130；亦见苏成捷，2012：28-29）更有进者，根据民国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的较翔实的资料，传统的堕胎方式明显仍然是具有生命危险的应急性措施而绝对不是人们所广泛采用的措施。苏成捷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李伯重、李中清和彭慕兰等人是把自己的想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想象投射于清代中国。但是，在我们这个后现代主义时代，苏成捷的此篇著作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注意，起码在中国以外的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如此，也没有被热衷于认为中国比西方优越的史学家们所接受。在近年来兴起的，重要的世界历史著作潮流中，有不少盲目接纳了上述的彭慕兰、李中清的论点，这是其一个比较严重的弱点。注：没学过文言文，中国的书中的数字，好多都是虚数。　　我们看到，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结合两者的后现代市场主义（“后现代新保守主义”），仍然主要是源自西方的理论-意识形态观点，与中国的实际和实用需要的关联十分有限。如果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我们会更多地关心不同的问题：譬如，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2.7亿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中的绝大多数，但他们仍然是在没有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有低等的福利下工作的二等公民——几乎类似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民众（而且，他们没有能力长期在城市居留，而其家乡环境已经严重污染、社区已经近乎崩溃）；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严厉生育控制之后，人地压力有所缓解，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持续的每对独生子女夫妇必需协助赡养四位父母的困境。对上述的这些问题，李中清、彭慕兰等学者的中国没有人口压力的论点显然不会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只可能妨碍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有，我们要问：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结合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革命性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今后将如何维持两者的结合？对这个问题来说，后现代市场主义（后现代新保守主义）的去西方中心化和中国／东亚／亚洲中心化论点，显然完全无济于事，同样只可能导致对实际的误解。; 2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ZT隐形富豪车峰的三个“贵人”：两位大鳄与一位少女: 热度 20 坚持到底 2015-6-17 05:48; 在香港四季酒店常住的大陆富豪，如果没有参加过车峰或其代理人组织的饭局的话，那至少说明他还没怎么摸着这里的门路——尤其是“超级掮客”苏达仁已于2013年被带走调查的情况下。 2015年6月2日以后，车峰的饭局也戛然停息。知情人士称，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他，于当日在北京的一个饭局上，被突然出现的调查人员带走。第二日，其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字王国（00547.HK）股价大泄，让更多人知道了车峰这个名字，也暴露了他的“资本帝国”一角。（详见6月5日报道《数字王国股价暴涨后腰斩隐形股东车峰被曝遭查》）没有人能详细地计算出这位现年45岁的“资本大鳄”究竟具体握有多少财富——一位曾为其做过资本运作的人士称，车峰的财富或可与各种富豪榜的前列企业家相PK。梳理公开资料可以发现，车峰手里掌控着至少30多家公司，包括在北京的10家公司。这些公司里除了本世纪初，他短暂涉足的房地产以及互联网行业外，大多都是无实际业务的投资公司，并且不少注册在海外，专门用以资本运作。通过这些投资公司，他持有着数字王国、MI能源控股（01555.HK）、高阳科技（00818.HK）以及大庆乳业（01007.HK）等多家港股上市公司股份，并曾持有和出售大陆的两家金融巨擘——中国平安（601318.SH；02318.HK）和海通证券（600837.SH；06837.HK）的大量股权。过去十五年的时间里，车峰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了亚洲富豪榜上的很多人。车峰出生在安徽的一个中产家庭，初中毕业的他，经商的起点不过是上海滩的一家服装店面，本世纪初甚至还曾遭遇生意失败。何以在最近的十余年里，迅速成为如今的“资本大鳄”？多位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士均称，在车峰“成长”过程中，两位比他更为大众熟知的“资本大鳄”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一位少女时代即与他相恋的女子，亦在无形中给予了车峰不小的力量。这是一个从未上过富豪榜的富豪的故事，另一种中国富豪的故事。起于上海的事业和爱情早年与车峰熟识的人士透露，1995年之前的车峰，只是上海泱泱小生意人之一。1970年出身的他，当时拥有的所有财产就是一家街边店面，主要做服装贸易，身家还不及当下淘宝店的老板。出身军人家庭的车峰，不知何故，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从500多公里外的合肥奔赴上海，开始淘金梦。身高180cm的车峰，外形俊朗。尽管只是做服装生意，车峰身边经常会有几个跟班“小弟”，俨然一副“小大哥”模样。不久，车峰吸引了一位年约17岁的少女的目光，这位少女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关于他们如何相恋的细节不得而知。上述早年与车峰熟识的人士回忆称，郎才女貌的适龄人在一起恋爱也属正常，而那个恋爱中的女孩“是她父亲的独生女”，她的父亲，是位金融机构监管官员。和所有的创业者一样，早期的车峰对未来充满抱负。上述人士回忆称，当年车峰对一切都表示了极大热情，又积极好学。尽管仅有初中学历，比同龄人早入社会的车峰有着与年龄不匹配的成熟。很多事情，他都能够自圆其说。但在批评者眼中，过早成熟的车峰对身边人以及合作伙伴都报以极大的防备心理。长期以来，上海都是冒险家乐园，车峰在上海的日子，正值浦东开发的高潮，一切都变得可能起来。与未来妻子认识的那一年，车峰就转身进入房地产行业。当时正值中国政府推进房地产改革政策，房地产开始市场化，一批先知先觉者开始涉足地产行业。此时，车峰人生中一个“贵人”出现了。车峰进入地产行业的领路人，为当时上海明申集团实际控制人郑建明——现今依旧是香港资本市场“大鳄”，担任着亚太资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早在2010年“国美之争”时，作为持股4个亿的神秘大股东，郑建明成为黄光裕、陈晓双方的拉票对象，他对黄光裕的支持也最终导致了陈晓出局。2014年，郑建明控制的顺风光电出资30亿元，收购破产的光伏巨头无锡尚德；2015年3月，他又领衔一个财团，完成了价值33亿美元的对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旗下LED业务的收购，始终活跃在资本市场上。 1995年秋天，郑建明控制的上海明申集团出资75%，与国有企业上海色织一厂成立了上海天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天健地产”）——这是上海近西康路的澳门公寓的项目公司。车峰被郑建明方委派至天健地产出任法人和董事长。公开资料显示，车峰在项目竣工前夕辞去了所有职务。该项目的物业管理给了法人为张晓燕的上海沃和物业管理公司——张晓燕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多次出现在车峰控股核心公司的高管名单中。在此期间，车峰曾短暂介入海南地产领域。2006年，作为中国平安的监事，上市公司披露的资料显示其曾担任了海南海皖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海南恒业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熟悉车峰的人士透露，当时的车峰并没有资金和资源进入地产领域，依旧依附于郑建明。公开报道显示，1993年之前，和冯仑、潘石屹(微博)等内陆拥有敏锐商业嗅觉的生意人一样，郑建明已经着手规划海南地产运作了——这也是其早期的资本运作故事。1995年，郑回归上海滩做地产项目，其中就包括由车峰打理的澳门公寓项目。两年后，亚洲金融风暴爆发，郑建明南下冲入香港楼市，赚了不少，由此在资本界名声大震。作为车峰朋友圈最早的“资本大鳄”，郑建明成了车峰在资本运作方面的启蒙老师。未能联系上郑建明就其与车峰的交叉经历置评。互联网创业无果而终上个世纪末，正值全球互联网泡沫高峰。在郑建明的地产公司历练几年后，车峰决定自立门户，北上创业，深耕互联网行业。当时国内张朝阳等互联网明星刚刚崭露头角，车峰也想要抓住这次机会——用一位与车峰相识近二十年的知情人士的话来说，年轻时候的车峰总是激情满满。事实上，这也非他首次为了事业入京。早在两年前，在追随郑建明的时候，他曾以法人和总经理的身份，北上管理北京市丰事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咨询，于2001年被吊销，其大股东为郑建明实际控股的海南恒业房地产有限公司——车峰也曾在该公司任职副总经理。新世纪的第四天，车峰终于在北京做上老板了：他注册成立了北京沃和赛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沃和赛腾”），出任法人和董事长，其“发小”周福林任董事——他的名字在未来的15年里，同样多次出现在车峰实际控制的核心公司高管名单上。公开资料显示，沃和赛腾主要与卫生部合作，经营“卫星卫生科技教育网”（“双卫网”） ——用于全国卫技人员远程医疗培训，这一培训项目由英的亚伦有限责任公司、东联控股（后并入中青实业，港股交易代码01182.HK）、北京赛腾远程卫星科技网络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这一创业在三年后以失败告终。车峰创业期的合作伙伴透露，车峰“把原始资金烧完后就撤了”。车的公司当时规模近三百人，都在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黄光裕旗下鹏润大厦20层办公。另一位知情人士称，车峰当时烧完了大股东1亿多资金后，项目迟迟未上线。2003年“非典”前，公司快要解散时，车峰连租金都交不起，还找了老朋友帮忙垫付。东联控股2002年的财报也证实了这一点。该财报提及，“囿于管理层对业务的不熟悉”，决定撤出投资，尽管已经在该项目上亏损了1.5亿元人民币。在成立沃和赛腾之前的一年，车峰已经和卫生部谈妥合作事宜，笃定北上，成立了北京沃和生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沃和生康”），主营生物制品及仪器的技术开发和培训，股东为深圳沃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深圳沃和”）和周福林。车峰在京颇受挫折的创业生涯中，也并非一无所获。其在创业期间，注册的一系列以“沃和”为名的公司，已经搭建了日后用于资本运作的“沃和系”、“鼎和系”雏形。转身资本运作速成“大鳄” 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2002年，一位影响了车峰此后财富积累的神秘合作伙伴出现了——彼时世纪中天实际控制人刘志远。刘志远也是一位“资本大鳄”。公开报道显示，1957年出生（亦有1956年生一说）的河北人刘志远，作为上市公司贵州世纪中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纪中天”，后更名为中天城投，深交所交易代码000540）实际控制人，以业绩作假和坐庄的手法，在1999年5月10日至2003年4月16日4年间，将世纪中天的股价从最初9.08元拉升到每股65.07元，区间涨幅高达716.6%，而最高时甚至达到了887.3%，被称为中国证券史上的奇迹。与此同时，刘志远也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大量上市和拟上市公司的股份，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其关联公司中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投创业”），这一公司持有了两家中国金融业巨擘的大量股份。同时熟悉车峰和刘志远的知情人透露，2002年秋天，当时仍为刘志远持有的中投创业从平安保险原股东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手中购买了6600万股平安保险股权，总计3.4亿元。除此之外，中投创业的工商资料显示，2002年对外投资中，有一笔获取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亿股增发股份的投资记录。工商资料显示，2002年底，中投创业的法人已经变更为车峰的“大管家”之一周福林，随后车峰另一心腹周健以及张晓群等也加入了该公司核心管理层。第二年，中投创业改名为鼎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鼎和创业”）。与车峰有过生意往来的人士表示，鼎和创业的实际控制人为车峰。车峰刚刚接盘刘志远的中投创业时，公司有巨大债务即将到期。对于尚无资本积累的车峰，能够快速解决债务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公司持有的相关股份进行抵押贷款。 2005年，已经正式迎娶了相恋10年的妻子的车峰，沿袭两位“导师”郑建明、刘志远的传统，开始了一系列的资本运作。环渤海集团的知情人士称，车峰当时找到环渤海集团董事长郑介甫和时任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微博)，希望借用环渤海集团来代持海通证券股份，由此作为抵押，从民生银行贷款。环渤海集团是一家大型民企，当时资产超过100亿。相对于一般民营企业来说，环渤海资产和资信都很好，更便于贷款。据知情人透露，董文标在饭局上立马答应了车峰融资6.5亿元的需求，很快便将资金打到环渤海集团账户上。上述环渤海集团知情人士称，“到账当天便被车峰转走了”。值得注意的是，车峰的岳父曾在环渤海集团注册所在地工作；而董文标早前在另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工作时，为车峰岳父的下属，亦曾担任过海通证券的董事长。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车峰的岳父在此次代持、抵押贷款中发挥了作用。未能联系到董文标、车峰、郑介甫置评。关于车峰忽然接手中投创业的原因，一位与车峰以及刘志远皆有交集的人士透露，他们在此之前也有不少合作，中投创业一事上，他们就此转让曾有过协议，但具体细节未知。刘志远将中投创业转手给车峰的两个月前，刘的主要靠山之一、贵州原省委书记刘方仁于2002年10月在北京被中纪委“双规”。知情人士分析称，不排除刘志远当时为了转移资产，而将持有海通证券、平安保险股份的中投创业转至合作伙伴车峰。次年3月，刘志远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并于2005年10月因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刘志远自由后不久，海通证券开始寻求借壳都市股份，在上海交易所上市。2007年7月，车峰找到郑介甫，要求将环渤海集团代持的5亿股海通证券增发股份，转移给车峰控制的鼎和创业（前身为中投创业）。半个月后，海通证券成功在上海证券所借壳上市，股价一度达到124元。海通证券2007年年报显示，前十大股东中，车峰实际控制的鼎和创业持有1.73亿股，持股占比4.22%，当时市值超过百亿。在解禁期后，鼎和创业逐步减持海通证券。公开报道显示，车峰从海通证券的投资中获益近30多亿。不久，车峰即将环渤海集团向民生银行借贷的6.5亿贷款还清。参与此交易的知情人士回忆称，车峰仅还了本金而已，相当于民生银行免息借给车峰用了两年多。与此同时，鼎和创业持有的平安保险已于2006年上市。公开报道显示，车峰在2008年相继抛售平安股票，全年获得的投资收益达65亿元，全年缴纳的税收实际上超过了16亿元——巨额的缴税还一度惊动了企业所在地相关部门。巨额财富常常诱发冲突。在套现的过程中，因为利益分配上的分歧，刘志远也与车峰闹翻了。知情人士透露，在中间人的协调后，2008年左右，车峰与刘志远相互做了妥协，重新进行了利益分配。两人后来还曾于2011年，一起入股了中汇医药(后更名为铁岭新城，深交所交易代码000809)。对于双方在中国平安、海通证券股权上的合作与纠纷，暂未能联系到刘志远和车峰置评。此时的车峰，因为尝到了资本运作的甜头，再无心互联网创业的梦想，开始专心从事资本运作。除了中国平安、海通证券，此前的报道曾披露，车峰还通过一系列BVI（英属维京群岛）公司，在港股投资了一系列上市公司，获利不菲。在其投资港股期间，2007年，曾一度有消息称“港股直通车”将在天津试点，促成了港股一轮上涨行情。车峰此后甚至还涉及了博彩业。一位对澳门赌场业熟悉的企业家称，车峰先后拿出了200亿元，在澳门投资了从事赌场贵宾厅中介人服务（俗称“叠码仔”）的恒升集团。据恒升集团网站资料,该公司于2011年7月成立,截至2013年8月,恒升在澳门拥有12个贵宾赌厅,共90张赌台,每月转码量约500亿元,以此计算,年转码量高达6000亿元。该公司在2014年一度传出消息，称正寻求在港股借壳上市。为了更好地进行资本运作，车峰引入了更专业的投资团队，但却希望钱来得更“简单粗暴”。接近车峰的人士透露，2010年，车峰从澳大利亚最大投行麦格理挖了一个精英团队来做投资项目。作为常规的投行军，来到大陆后，该团队却无法完成车峰下达的指标。来自此团队的人士表示，车峰希望团队用更为简单粗暴的方式获取财富，而不是正规的投行操作模式。最后，该团队因无法认同车峰的投资理念，选择集体出走。尽管车峰拥有巨大的财富，但其在各种富豪榜中始终保持隐身状态。与之相对比的是，其代理人之一周健，在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上2007、2008年连续两年入榜。没能回来的四季酒店“大哥” 完成原始积累后，车峰入籍香港，常年居住于此。一位与车峰熟识的企业家透露，车峰拥有香港中半山的“富汇豪庭”一处豪宅，以及半山地理根德里12号“誉皇居”的顶楼豪宅，并在后者配有4名保姆。此外，为了便于工作和社交，车峰还常居住在香港四季酒店。上述人士称，车在行政楼租了几个套间，还把自己的独立间衣橱做了相应的改造，便于放下他那些价格不菲的衬衣西装。 2014年11月的报道《滞留香港四季酒店的大陆富豪们》，披露了以“捞人”著称的“超级掮客”苏达仁，常帮助滞港大陆富豪们传递信息，平息调查，以此收取费用的内情。报道还称，在苏达仁被调查之后，“某一线港台女星新生儿的父亲”成为了四季酒店新的“红人”。此人是香港融汇资本有限公司CEO纪晓波，实际上，纪晓波只是车的“马仔”，车峰投资的恒升集团，亦由他打理。他也比车峰更为高调，时常在四季酒店组织饭局。上述熟识车峰的企业家透露，2010年春天，车峰在四季酒店的套房里对着屋子里人谈起自己的生意经，言语态度都颇为“自傲”，他说自己看好的项目就会有办法“弄过来”。大意就是，他能够做到很多别人办不到的事情。和苏达仁一样，车峰在香港的活动也涉及“捞人”——若是有人在大陆涉案了，车峰会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把涉案人员解救，且还能帮忙“消案”。当然，这个代价并不低，远高出苏达仁的收费。上述企业家透露，2010年时，内蒙某企业家的公司因与当地公安部门不融洽，一位副总被刑拘。当时公安已准备对该企业家“采取行动”，后者随即逃往香港。和大多数富豪一样，这名企业家也对车峰有所耳闻，经中间人介绍，他与车峰相识，并准备了3000万元的“费用”。但车峰拒绝了，即使这名企业家主动将价码提高至1个亿。车峰的条件并不是钱，而是觊觎该企业家旗下公司的15%股份，继而包装上市套现——这和该名企业家最初打算只与车峰做“一锤子买卖”的计划有很大不同。这一细节，也体现出车峰对于资本运作的“痴迷”。这名企业家最后未答应车峰的条件。当时内蒙这家公司资产已过百亿资产，15%股份价值已经远超1亿元。除此之外，该企业家向上述知情人表示，自己也了解车峰的强势，有着庞杂的背景及关系网，若是车峰果真入股，自己迟早会失去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财富带给人更多权力的诱惑。车峰不时也会组织四季酒店的常客们回大陆看项目，而地方政府也都非常买账。2010年时，车峰曾经带着一堆人乘坐私人飞机至杭州进行考察，称要投资当地某家发电厂。一行人落地杭州机场后，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等领导班子到机场列阵欢迎。然而，这样的礼遇，或许车峰再也享受不到了。过去的五天里，坏消息在四季酒店像瘟疫般蔓延开来：“常驻大哥”车峰，已经于6月2日在北京被相关部门带走了。有消息称，车峰被查是因涉及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及北京政泉控股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一案，车峰与郭文贵曾先后投资过数字王国。熟悉环渤海集团的知情人士透露，因为资金紧张，郭文贵曾在了解车峰在海通证券与环渤海集团的代持及资本运作细节后，以此威胁而获得后者提供的6亿现金。随后，郭通过虚假合同将盘古大观某栋楼以及一套“空中四合院”作为对价转给车峰。但车峰一直没能真正获得房产实际控制权。无法清楚风口浪尖上的车峰，为何会选择在6月份回到北京。早在两年前，车峰还曾在四季酒店自信满满地劝告苏达仁不要赴京“捞人”，否则将一去不回。他准确地预测了苏达仁的命运，却没有意料到自己的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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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去年年底关于国内智库的几次会议上，关于经济的核心议题就是　　　　　　莳萝 ... ... ...: 坚持到底 2015-2-5 17:17; 关于道长法国的观点我赞同，美国是专注坑队友一万年不动摇的。中国的GDP下滑不是坏事，目前的需要的不是增长而是调整，去年年底关于国内智库的几次会议上，关于经济的核心议题就是：房地产软着陆，切割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共同体，扼制地方政府干涉经济的权限等。所以我一直觉得花帅家族搞不好会被挂城头。油价下滑打击了俄罗斯，但是不会致命，本身俄罗斯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上是排得上号的，并且国民素质确实很高，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国民是大学生，又加上有被西方世界坑到吐血的惨痛经历，西方所谓的橄榄枝能否在俄罗斯找到市场这点我很怀疑，但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绝对是很有限的，只能是最低的输血量，毛熊曾经的颐指气使、远东的领土争端、外蒙的独立等等等，和俄罗斯的债并不比日本少，只是现在还不到和毛熊翻小账本的时候，等到美国退出亚洲，无力再扩张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和俄罗斯再起领土争端的时候。石油行业的博弈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有好处，非常有好处。现在油价下跌，中国一边乘机囤油，一边大力发展新能源。; 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关于房地产: gordon 2014-9-30 18:48; 新房价格不见得涨, 二手房必然要跌, 这下子又多出一堆的存量库存~~ 注：现代社会很多东西是反直觉的这个政策的结果必然是房地产下跌原因呢是 “ 之前部分高利率的房贷，消费贷，转成首套房贷 ”; 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兔子在南海岛礁的基建速度够快的啊: 热度 43 silentdarkness 2014-9-2 00:38; 房地产不景气，水泥钢材过剩产能可以在南海消化了。看来兔子的高脚屋也就是三代了，再往后都是人工岛了。啥时候直接把青藏高原的土方挖到南海，把南海填平算逑，省的一群国家闹来闹去的赤瓜岛南薰礁华阳礁南薰礁赤瓜礁赤瓜礁东门礁华阳礁东门礁赤瓜礁; 2008 次阅读|21 个评论

分享小心房地产（转）: gordon 2014-6-16 13:00; 微刺激，哪里干裂哪里打点滴救援，结果呢，还没几个月，农产品CPI就上4%，还能打多久，眼巴巴看着高准备金率，存贷比，就是不敢动。食品大通胀会断绝打点滴之路，即使到时地产，基建等再怎么通缩，也只能看着，看着而已。注：其实房地产爱下跌，跌去，不要跌太狠就行。 ×××××××××××××××××××××××××××××××××××××××××××××××× 个人无责任观点，纯属屁话，不要关注。【快讯】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基建将参与英国三大铁路租赁公司之一的Porterbrook的竞购，市场估值高达25亿英镑。（21世纪经济报道）注：老李还是得送点投名状的，不送投名状还行。大米换高铁，消费换基建。全球消费换基建。; 24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啥90年代钢材、房地产好干啊？: 热度 4 gordon 2014-6-10 10:29; 我突然明白了，台湾的小企业向大陆转移，什么康师傅啊，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小、轻工都不好干，真的。问问90年代创业那帮人就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是因为台资过来了，我操所以国内的创业都集中在房地产上，或者钢铁、煤炭、建筑、运输、汽车上。因为台湾没重工嘛，它的引擎、特种钢材都是进口日本的，我去 ××××××××××××××××××××××××××××××××××××××××××××××××××××××××××××××× 　　到了90年代初期以后，也就是92、93年，当时的台湾当局出于经济发展的需求，默许或间接承认了来自台湾的商人间接到大陆投资的行为，开始允许台商经第三地间接到大陆投资，这样部分台商就得到了所谓的“合法化”。如此一来，在92、93年形成了第二波到大陆投资的热潮。 92年一年台商到大陆的投资，就超过了92年以前所有台商投资的总和。而93年一年的台商投资又超过了92年以前所有台商投资的总和。所以，这两年台商对大陆投资是增长最快的时期。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之后，两岸经贸的发展带动了台湾的产业升级。　在9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的电子产业特别是电脑产业，也开始向大陆转移，但这次转移同以往的传统产业的转移还不太一样。一般来说，当一个产业进入夕阳产业，不具有发展优势的时候，才开始外移。而台湾的电子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在90年代中后期，也开始向大陆大量转移。到2005年的时候，台湾的笔记本电脑产业，已经拆掉了在岛内的最后一条生产线。　　台湾电子产业的大规模外移，与大陆的经济优势和整个国际电子产业发展趋势和环境是分不开的。台湾的许多产业，不论是传统产业也好，还是电子产业也好，都是做代工的，也就是OEM，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这些产业跟成本、市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注：毛利低，成本敏感。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台湾电子产业的情况及国际环境。当时，台湾的电子厂商大部分都是代工的厂商，也就是给人家打工的厂商，需要按客户的要求做。90年代中后期以后，台湾电子产业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则是由跨国公司促成的。在电子产业中，有个“摩尔定律”，即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或者说“三年翻两番”，它对电子产业要求快速地生产、减少流通的环节，要争取做到零库存。当时这个潮流要求代工生产的成本要尽可能便宜，并且要求要就近接近市场。而台湾的劳动价格很高，市场也基本饱和。而大陆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非常明显，所以在跨国公司的要求之下，台湾的下游代工产业就不得不到大陆来。这也就是台湾电子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外移的原因。 1991年两岸关系解冻，台商开始大规模进入广东和福建，将失去竞争力的出口产业——洋伞、鞋类、纺织品、自行车——迁移到大陆，并利用二手机器设备作为投资，依靠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赢得了新的优势，将传统的出口以“台湾接单、大陆出货”的方式转移到大陆实现，其销售也主要以通过香港实现的出口为主。1993 年以后，随着大陆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台商开始卓有成效地开拓当地市场，以食品、饮料、摩托车等内销型产业，以及为大陆台商服务的化工、塑胶等中上游产品的投资为主，带动了台湾投资大陆的新热潮。同时，配合台湾经济转型，其新兴的资讯产业的低档部分，如电脑的键盘、滑鼠、电线等，也向大陆转移。内销型外资，和资讯产品投资，一般要求当地有较强的市场网络和市场吸引力，并且要求当地的工业有一定的基础。因此，1993年开始，台商投资的重点逐渐从广东和福建转移到华东一带，并向北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推进。 1996年台湾资讯的制造业对江苏的投资首次超过广东，理由是当地技术能力较强，台湾新转移的生产也集中于技术水平要求相对较高的滑鼠、主机板、监视器及其它周边产品等，由此也带动了当地乡镇企业资讯产品的迅速发展。注：不过话说回来了，当年大陆连电脑主板都做不了，呵呵（大陆能做电脑主板都到90年代末了，毛利很低）改开这一段，是谁做重工谁发财，跟普通人想的反一反。你出厂房、土地，他出二手设备，关键是投资有风险，在商言商，这才是做生意的，呵呵 ××××××××××××××××××××××××××××××××××××××××××××××××××××××××××××××× 说实话，大陆发财这帮人还得感谢辉哥经过李登辉访美风波之后，1995年底，连战提出两岸关系以经贸为主轴，并建议专门为大陆而设置的经贸特区，实施两岸局部三通，随着统一、台塑等策划在大陆投资电厂，大企业准备大步迈向大陆之际，李登辉提出了大陆政策要戒急用忍，一下又来了一个急刹车。　　李登辉的考虑和政治反应，实际上正是担心经贸整合过快会使台湾对大陆依赖过度，“以商迫政”，使国民党政府在政治上无法维持实质独立的地位，动摇台湾政府的权力基础、李登辉及其政治联盟的权力利益。给辉哥打个kiss ，辉哥我爱你实际上从1994年开始，两岸经济整合已在台湾政府的制约下出现了逆转的趋势。在下游企业输出大陆之后，台湾传统的上中下游一贯制产业结构，势必带动中上游大企业对大陆的投资，以便整合它们原来的下游市场。但是，这种中上游投资明显受制于政治因素。其实就是大陆的中上游 + 台湾的下游产业，这么一个格局。由于台湾赴大陆投资急剧增加，又集中在制造业，难免造成台湾产业空洞化的危机。台湾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87年的39.4％下降到1994年的30.8％，下降幅度很大。虽然在转换时，台湾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由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工业向重工业和资本与技术密集工业转化，大陆也可以这么做，向重工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转换。现在这个方向其实是对的，钢铁、冶金、造船、石化、半导体。只不过是中、日、韩、台成本交织在一块儿了。另：现在想来柳传志说的是真的，90年代电脑公司也有倒闭的，例如长城。史玉柱以前做汉卡的，也不做了，汉卡核心人物是 “ 姜巨满 ” ，巨人集团倒下。豪杰解霸的梁肇星以前是巨人公司的。在传统印象里，一直以为90年代是充满机会的年代，实际上生存还是很现实的。; 662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毛大庆：全国房地产将下行搞不懂北京楼市: 热度 2 martian 2014-5-2 16:32; 以下内容不代表本人观点，仅供参考。毛大庆：全国房地产将下行搞不懂北京楼市官方回应; 1346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破解房地产困局的神来之笔: 热度 1 gordon 2014-3-22 01:36; 从房地产到互联网金融，从互联网金融到优先股。连调了两次，神来之笔。密室脱困，都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生憋出一条路来，呵呵境外资本流入+ 房贷 —— 房地产 ——互联网金融 —— 优先股 ×××××××××××××××××××××××××××××××××××××××××××××××××××××××××××××××××× 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之所以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是因为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金融创新之所以对个人消费者很关键，是因为这些创新可以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长、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注：事实上，所谓那些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对合理的产权与法治过分关注，而对金融创新关注不够。有时候也没办法，这是由价值观决定的。或者说信仰，有钱人都是没良心的，呵呵 ×××××××××××××××××××××××××××××××××××××××××××××××××××××××××××××××××× 说到财富，我们会认为一个国家富不富，关键取决于其自然资源的多少。小时候上学，我们学到中国“地大物博”，并认识到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中国是多么富有。我们看美国，我们发现美国也是“地大物博”，而且更富有。两个国家的心从而更贴近，更坚定了我们的“地大物博” 更富有的观念。但是，相比之下，日本的自然资源有限，尤其是新加坡，它是靠填平一片海水、一块空地从无到有人造出来的。可是，到2002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63万美元，日本为2.8万美元，新加坡为2.47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为4 600美元（按实际购买力计算）。这些数字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一国的财富并不完全取决于其自然资源。一个国家可以地小，物也不博，但它照样可以很富；同样地，一个国家可以“地大物博”，但并不一定就很富。这种现实显然对我们从小就学到的财富观念构成冲击。那么，一国的财富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为什么世界各国贫富悬殊呢？既然中国、美国、俄罗斯与印度都“地大物博”，那么是什么使这些国家的财富状况千差万别呢？注：近期看明清史学到的就是大清和西班牙对输入型通胀都是束手无策的，反而荷兰走出来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和古老的中国告别，向荷兰学习，这是开天辟地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出口获得外汇收入，这在满清都可以做到，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中国本身就有经商的传统。 ×××××××××××××××××××××××××××××××××××××××××××××××××××××××××××××××××× 观念啊，观念，中国人太重工科，对理科太轻视。但实际上，如果想成为先发国家，理科就要处于领先的地位。正是“地大物博”财富观在专业选择、职业取向中的具体应用，以为只要中国有更多的工程师制造出更多的机器，从而就更“物博”了，财富就更多了。直到近几年，人们还是认为像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既不造物，又不生财，所以普遍被认为不重要。创新不是象中国人想的瞎试，瞎胡弄，以为只要解放思想，就可以无所不为、无法无天。创新其实是谨慎的冒险。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民族还是一个婴儿。 ×××××××××××××××××××××××××××××××××××××××××××××××××××××××××××××××××× 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居民在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加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我们要说明的命题是：经济增长链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注：很多人都爱谈制度，但是没有把这个道道讲透。思维定势造成了一种僵化，僵化后就死磕，鸡蛋碰石头或者石头碰鸡蛋。中国人的学术大都如此。如果质疑是没问题的，那肯定是某一点你没搞透，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哎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是瞎解释 ×××××××××××××××××××××××××××××××××××××××××××××××××××××××××××××××××× 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20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张欣谈房地产，中规中矩: 热度 1 gordon 2014-1-27 03:58; http://you.video.sina.com.cn/api/sinawebApi/outplayrefer.php/vid=124959048_31_31_1_b0PhRypuXjSP+Eh0HTWxve0D+PcXuvDoj2mwuFqnJglPE1Xaap2bZtQC6SnSCNkhqDIcOMFhLvMnwVh0PKdb3yVuMwQS/s.swf 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的本质区别：国外速度快，中国有效率低——融资慢，出问题速度也慢，这与我们商业DNA符合。房地产回报率是在下降，但出现泡沫不可能。; 62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房地产仍然是朝阳行业: 热度 5 gordon 2013-2-27 19:49; 忙总以前提到会有“城市农村之间的中间人”，两头不着地。但现在的事实看，可能过虑了。现在在大城市打工的一些人在大城市买房可能不行，但是在中小城市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农村出来的打工者，都在家乡附近的小城镇买房了，这就是“城镇化的本质”，农民从农村搬出来住进了城镇。如果交通跟的上的话，其实比大城市并不差。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没有 “车库工厂” ，怎么可能创新呢？唯一的担忧是人才不愿往小城镇回，农村出来的打工者知识结构跟不上，很有可能又变成了城市里的大房东、二房东，房地产又成了泡沫。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智力投资也得投钱的。简单技能的劳工挣了钱不当房东或者做点小买卖，又能干什么呢？; 394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套你9年的苦逼房地产: 热度 10 樱木花道 2012-6-3 15:45; 周末马不停蹄看了 n个房地产项目。判断是成都室内3环外的房地产买了以后很有可能绝大多数 9年不涨，将会是套你9年的垃圾不动产。; 747 次阅读|14 个评论

分享从房地产危局到财税变革（zt）: David09 2012-3-25 17:34; 【原创】从房地产危局到财税变革于:2006-06-05 22:20:42 主题帖从房地产危局到财税变革为何强调财税的视角 2006年5月17日，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这实际上承认了2003-2005年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失败。那么，本轮调控会成功吗？哪些应对才是有效的？或者更进一步，房地产这个局到底应该怎么看，怎么才能把握住这个方方面面的矛盾在此集中、绽开的焦点问题？如果从短期来看，金融问题无疑是问题的主要方面，这一点国内的讨论比较充分。一方面，国内的商业银行已经过于倚赖于房地产，潜在的不良资产在上升；另一方面，外资在过去一年里开始大举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而这一年来房价的上涨已经有很大部分是外资的“功劳”。所以，从金融风险的角度来看房地产问题，应该是非常切中要害的。不过在这里我却不想谈更多的金融问题，而是想集中谈一下财税变革与房地产的关系，或者更明确得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选这个角度来谈有三个原因：首先，金融的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国内从属于国际。造成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流动性过剩只是源自美国的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一部分，所以国内政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程度是有上限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其次，在房地产危局的症结中，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矛盾更为基本，更有结构性。针对金融问题采取的针对性步骤，比如有人讲的，像朱镕基一样抓几个银行行长，切断房地产的资金，会有立竿见影的调控效果，我是同意的。不过这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救火队模式很难成为一种理顺、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原因很简单，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在闷火在下面烧的情况下只灭明火，最后只能是疲于奔命的结果。再次，国外的经验。日本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房地产泡沫，得出的经验是，财政税收政策对控制房地产投机的作用远大于金融政策的作用，这种前车之鉴值得重视。关于94年分税制下面转入正题。为什么房地产如此容易被炒起来？其实原因很简单，地方政府是房地产背后的最大推手。在房地产的收益分配上，开发商只是代理人，只能拿小头，这是勿庸置疑的，在“官办经济”的现实情况中这也很容易理解。而这一点即使在近期国内商业银行和外资成为把房价推向新高的前台运动员的情况下也并没有改变，眼睛只盯着前台而不注意后台，很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事实上，地方政府主动、深度的介入，也是前期宏观调控效果不彰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这是一个中央和地方博弈的过程。说到这儿就不能不简单回顾一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脉络，尤其是对1994年“分税制”的考察。中央和地方关系之间的矛盾并非始自今天，也不是始自1994年，中国历史上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都很多；这个问题也不独属于中国，美国甚至因为联邦和州的关系没有理顺而最终通过一场内战来解决。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基本问题。那么1994年这个年份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因为这一年“分税制”开始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之前财政包干的制度安排，奠定了中央和地方关系新的格局，而之后的这十几年，谈中国经济，无论是利还是弊，无不或多或少得受之左右。有些事情，越是影响深远，当时可能反而越不容易被觉察，分税制就属于这一类。那么，94年的分税制具体是什么背景，什么内容呢？简单来讲，分税制之前，强枝弱干，中央财政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举一个例子，“神舟”飞船最后决策的时候，需要七个常委拍胸脯说狠话来保证经费，那么到底要花多少钱呢？十年其实才花了两百个亿。这在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却是当时中央财政状况的真实写照。其实何止国防，像免除农业税、实行真正的免费义务教育这类具有高度公共性的事情，当时哪有可能。分税制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可持续的窘境而推出的。实现分税制之后，中央和地方按75%对25%的比例对增值税进行分成，在并不减少地方收入的前提下，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快速增长。这里面的关键，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规范化，一改过去中央和三十个省分别谈判的格局，这是一个重大的有宪政安排意味的制度框架。 94年的分税制之重要就在于是它是一个框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政策。当时的很多具体政策，随着运行时间的增长，逐渐显出各自的局限，比如税收大头增值税，就存在需要从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有提及，也就是说，新一轮税制改革，在2003年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而这些税制改革，都可以看作对94年分税制框架的补充和修正。可惜的是，拟议中的税制改革，几乎没有一个能顺利推出，比如增值税转型、燃油税推出，无不难产。无奈只好稍微调整了一下个人所得税，算是从易到难，聊胜于无。土地出让金：租与税，累退税现在看来，94年的分税制，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的解决还不够完整。94年主要解决了中央的财政收入问题，但对地方的财政收入，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范。地方政府为什么有经营土地作为“第二财政”的动机，原因就在于此。当然除了动机，同样重要的还有手段，而“土地出让金”这种制度安排恰好提供了地方政府便于操作的空间。要谈土地出让金，首先得弄清楚它的实质是什么。按现行规则，土地出让金换取的，是70年土地使用权。它的实质，是土地所有者收取的地租，而且是“批租”，而不是税。它们的区别是，只有“租”跨期收取才是合理的，“税”只能当期收取。形象得说，政府同时扮演了地主和黑社会两种身份，而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政府更多扮演的是地主的角色。“批租”有强烈的杠杆效应。多年地租一次收清，为地方政府操纵地价进而房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事实上相对于正税，无论是“租”还是“费”都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大得多的猫腻空间，这也正是“租改税”的重要性所在。而一旦改为“年租”，地方政府只能收取当年的土地收益，“做东”的实力就大大减小，所以，改“批租”为“年租”，才是破解房地产危局的正本清源之道。同时，改为“年租”以后，“租”和“税”的界限将逐渐消弭，因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土地拥有者和管理者的两种身份是很难切割的，也没有必要切割。至于是仍然叫它“土地出让金”，还是叫“不动产税”或“物业税”，已经不重要了。值得一提的是，香港跟内地实行同样的土地公有制，在1985年以前，也跟内地现在一样实行土地批租制。但1985年以后，逐渐往土地年租制演进，这个演进的路径、经验可以参考。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有两点。第一，改“批租”为“年租”，或“不动产税”，土地的收益仍然归地方政府，所以这个变化并不涉及中央和地方利益的重新划分，而只是地方短期和长期收益之间的重新分配。它只是在禁止地方政府寅吃卯粮的意义上构成了对地方政府短期利益的损害，而因为对各地政府一视同仁，所以地方政府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进行抵制。事实上，不动产税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这种安排再正常不过。第二，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实际上造成的是“累退税”，也就是劫贫济富的效果，这跟通常的不动产税的设计目的正好背道而驰。在土地出让金制度下，富人在房价较低的时间进场，通过炒做作高房价，待资产升值之后倒手，接棒的是以工薪层为主体的中下层收入者，富人不但没有承担主要的税赋，反而获取了收益。而在通常的不动产税下，遵循的是累进税原则，富人承担更大比例的税赋，从而起到抵消马太效应，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实行不动产税的前景那么，实行以年租为本质的不动产税这一政策变革的前景如何呢？应该看到，这种财税制度的重大变革，一般是由上到下进行的推动，地方政府显然不会主动，另外，这种涉及全局制度安排的责任也在中央，不在地方（在房地产问题上对地方政府的批评是很常见的，但我要指出的，是板子光打在地方政府也是不公平的）。94年分税制如此，新一轮财税变革也是如此。那么问题就集中到两个点上：首先是决策层对于不动产税在整个财税变革中的地位是否有准确的认识，其次是推行这一政策的阻力在哪里。前面已经提到，不动产税其实在2003年已经列入了议事日程，但这未必表示这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在最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中，采用的就是“一揽子”式的治标方案，而对不动产税基本没有涉及。而通过前文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不动产税不但是破解房地产危局这一燃眉之急的治本之策，而且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补足94年分税制缺环的重大举措。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宪政层面、影响深远的政治问题。在1993年，中国出了个朱镕基，以其强悍的作风和细腻的手法（93年中央对地方的谈判堪称经典）进行了中心突破，问题解决了一大半。那么本届班子能做到什么程度呢？现在还不明朗。最后谈一谈阻力。财税制度的变革，说到底，是利益的重新分配。那么既得利益格局的受损者会进行抵制，则是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大家都能想到的。想不到的，是既得利益之盘根错节，势力之强大。我上面提到，新一轮财税变革，没有一项能够顺利推出。比如最重要的几个税种中，直接关系到企业、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的增值税转型，推出并不顺利；直接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的不动产税（不动产已经成为财富的主要载体，从而也是攻防的焦点），还没有明确的举措出来；内外税统一，干喊；个人所得税，小打小闹。这个情况是维持不下去的，要么爆发危机（房地产是一个重大的引爆器），要么抢在这之前把引信浇灭，决策者在跟时间赛跑。5月26日，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这或许是一系列重大政策推出的前奏。按步骤来讲，以“科学发展观”为旗帜，胡温政府已经做好了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贯彻了“稳”的作风。但在“准”和“狠”方面成绩如何，具体来讲，能否突破不动产税这一核心问题，然后安内继以攘外，解决金融的问题，从而不仅化解房地产危局，而且理顺社会分配关系，我们拭目以待。关键词(Tags): 万里风中虎 (请你喝可乐) ，财税变革，土地出让金，租与税，资深推荐：不忘中国,无斋主人, 通宝推：问天,本嘉明,; 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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