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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世俗智慧 —— 经济学是解毒剂（转）: gordon 2016-5-20 13:53; 许多青年人在激昂情绪高涨的时候，读读这篇文章，或许有些好处.看了这篇文章，就更明白了:经济学是解毒剂。在经济学艰深的数学背后，它究竟想向人类提供什么？我认为的答案是世俗智慧。应当说，智慧有许多形式，宗教、玄学、纯粹数学、逻辑等等，它们在鲁滨逊世界中照样能够独立存在，许多修行者还特意远离尘嚣去追寻那种智慧。但是世俗智慧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智慧，它指一种对普通大众的日常行为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包括对这些世俗的个人互动形成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解。其关注的是一群世俗的人（有七情六欲，也许并不高尚纯洁）在现实的环境中如何实现互动达到彼此的和谐。如果说人一半是天使一般是野兽，那么世俗智慧主要是针对人的野兽的那一半的可能性而提出的，它所关注的问题非常务实：一群野兽在一起能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如何使野兽也能向天使一样行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世俗智慧不仅教导我们如何对待天使（善），更要教导我们如何对付野兽（恶）。也应当说，并非在经济学充分发展之后的今天才有世俗智慧，许多年前人类就已经有非凡的世俗智慧。“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在过去不无道理。即使是在今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行为准则也没有过时。熟悉演进博弈的人，都可能知道，人人都奉行这种行为策略的社会是一个实现的福利很高的社会。大约年代相当，在西方，撇开宗教精神不论，基督教也蕴含着极其深邃的世俗智慧，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可能从中领悟智慧。《圣经》里提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马太福音，8：12等）”（这是待人处事的“黄金原则”，与孔子的准则相比，前者在积极，后者在消极，会解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人可以仔细体会这两种策略的社会后果，就当做一个练习。当然这种差异也许已经不需要强调，因为社会只要提倡其中任何一种，就已经足够好了）；并且意味深长的是，明确提出“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马太福音22：21，马可福音12：17等）”（这意味着政教分离，世俗社会的治理具有独立于宗教的价值）。还应当指出，也并非只有经济学才贡献世俗智慧，法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也贡献世俗智慧，尤其是法学家。举一个例子：孟德斯鸠曾经注意到一个故事，为什么古代俄罗斯比中国凶杀案的发生率更高。他发现，在中国，抓住小偷不至于把他打死，而在俄罗斯被当场逮住的小偷却要被打死。在后面这种法律制度下，小偷就有很大的积极性杀人灭口。所以，所谓的“乱世重典”也是有条件的，并非刑罚越重就越能阻止犯罪，有时候，过重的刑罚反而会使人们有激励进行更严重的犯罪。熟悉激励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很快能明了这其中的道理：不能狠狠惩罚那些我们认为有害的犯罪实在不是因为这种行为应该原谅，而是因为无法给那些比这种行为更严重的犯罪处以重罚。我们最多只能判人死刑，最严重的惩罚只能给最严重的犯罪，这样才是激励相容的，如果所有犯罪都处以同样严厉的处罚，孟德斯鸠的悖论就会出现。而且，如果不能把所有犯罪的人都处死，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刑罚的正当性以激励那些刑满释放的人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是“公平”的，从而重新皈依社会规范。实际上，法学的世俗智慧与经济学是如此地相容，以至于法律经济学成为了今天法学理论的主流，这不仅仅在合同法、商法领域，在宪法、刑法、诉讼法等方面，经济学也都大行其道。而在有关法律的实施后果的评估方面，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更是显示出优势，行为法学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将可以实实在在为我们理解人们的守法与违法行为提供新的智慧。那么，经济学究竟提供什么独特的世俗智慧呢？这需要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说起。许多人对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大加抨击，以为找到了经济学的软肋。主要的误解可以笼统地分成三类：一类是道德上的抨击；二类是行为学上的批评；三类是技术上的批评。先看道德上的抨击是如何荒谬。我们只要问：哪个人能站出来说他做任何事情都一点没有考虑自己的利益？休谟曾经说过：如果有人向你描述了一个人，他完全没有贪欲、野心或报复心，除了知道友谊、宽容和公共精神之外没有其它快乐的源泉，那么你应该立刻觉察这是彻底的谎言。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绝对的利他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绝对利他主义者如何能活下来，难道这世界上除了他之外没有饥饿的人吗？），而利他如果不是指一种动机，那么在行为上的利他根本就不需要绝对的利他主义来解释。我并不否认利他主义对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区别利他在社会中存在与在个人身上存在是两回事。利他主义是一种社会存在并不需要每个个体都绝对无私（实际上这不可能）。也许目前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什么幻觉了。我们已经老早就看穿了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但为什么却看不清自己的本质？英国人就比较有智慧，当光荣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忘记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议会与辉格党人就比皇帝更不会滥用职权，他们难道不是肉长的吗，新的与老的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并不是要新的皇帝代替旧的皇帝，而是要议会与皇帝互相制约打破彼此都有可能的独裁。光荣革命并没有革掉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利益的这个行为特点，只是改变了一下社会机制。如果6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就明白这点，我们现在也许是另外一个样子。可惜没有。再说行为学上的批评。的确，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不是像解博弈论专家解PBE那样考虑问题，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是有限理性的。这种批评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改进。只要我们承认人或多或少要为自己考虑，在世俗层面，我们就不得不为此做出相应的对策，那么经济学提供的智慧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人们在智力上有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一个“量”的问题（你想不想赢和你能不能赢的区别）。其实对于现代经济学而言，理性的假设不过是一个脚手架而已：建楼的时候要用它，但是楼建好了就没有脚手架的影子了，大厦的形状不是由脚手架的形状决定的。但是，脚手架并非无关紧要，没有好的脚手架，就无法顺利建成大厦。对于研究世俗的人的真实行为而言，理性假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脚手架。不管个体的动机是什么，利他也罢，利己也罢，但是他必须知道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如果互动不影响技术边界，利他还是利己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没有影响；如果互动影响技术边界，那么不管想利他还是想利己，他们都需要同样多的关于博弈结构的知识，甚至利他主义需要知道的比利己主要还要多）第三类批评主要是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提出的：既然是研究人们的日常行为，为什么要用那么高深的数学，那与世俗智慧有什么关系？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研究者需要的知识要远远超过行为者自己的知识。鸟不懂空气动力学，却可以飞的很好，但是研究鸟类飞行的人却要懂空气动力学；细胞不懂分子生物学，但是研究细胞行为的人要懂。当事人可以象《庄子》中的百足之虫一样“动悟天机而不知所以然”，但是研究者却还要知其所以然。高深的数学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及其互动实在是必要的。当然，也需要指出，既然是研究人类的世俗行为，内省对经济学研究也非常重要。这是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最大的差异所在。从自己内心的感受出发，基于常理的理解和推测往往能够成为检验一种经济理论的有力工具，这是经济学的直觉与物理学的直觉的不同之处，在此就不多说了。总结起来，可以大致将经济学的提供的世俗智慧定位为，将人类预设为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他们的互动及其后果。迄今为止，经济学贡献的最伟大的世俗智慧，莫过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早上能享受的可口的面包不是因为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利益使然。这个洞见并不是鼓励人们一定要自利，更不是鼓励人们一定要极端地自私，而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不是即使每个人都没有那么高尚、都或多或少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仍然存在增进社会福利的可能性？这种可能可以在“自由市场制度”下达到。这种智慧的火花也许已经更早就萌芽了。中国古代的韩非子曾经提过：医生为病人吸出伤口的毒不是因为亲情，而是因为利益。韩非还提到一个例子，一个父亲听到军官对他当兵的儿子很好的时候，反而大哭，因为哪样儿子就要为军官卖命了。但是，是斯密首次做了系统的论证，并将他与国民福祉及其增长联系起来。可以说，自由市场制度的确立是近代以来人类最大的进步，难怪斯蒂格勒认为，人们今天的进步大部分是来自市场而不是其他的组织，更不是政府。同时，斯密恰当地指出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是一个“守夜人”。这种智慧与宪政理念互相印证：在政府万能论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宪政。弗雷德曼曾经不无自豪地声称，达芬奇创作艺术、牛顿发现万有引力、莎士比亚创作剧本都不是响应政府或某个组织的号召的结果。当我们在期望政府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的时候，政府从我们这里剥夺过去的权力往往是随着责任成倍增加，而要求控制的资源则增加的更多。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慨叹，就对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而言，中国目前还远远没有达到斯密时代的英国人的水平，所以在中国，能推进人们对这一关系的认识的任何人（当然包括经济学家）都可以算是有智慧，相反，对于开倒车的人，就算他在国际期刊上发再多文章，也只能算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却不见的有智慧。 **************************************************************************** 尽管斯密的智慧极其宏伟，但是求知之路没有尽头。博弈论的提出与应用，指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如果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互动环境下，那么社会的福利有可能无法达到最“好” （也就是在技术上本来可以是更好，但是却无法达到）。这一般被称为囚徒困境。那么囚徒困境是不是说明斯密的理论失效了呢？不是。其实仔细地看囚徒困境，它并不是两个囚徒的博弈，背后还有法官、警察、公众、甚至还有黑社会（如果这两个囚犯来自一个团伙）。对于“白道”来说，囚犯的困境正是所期望出现的结果，不能说出现囚犯困境对社会就一定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恶制恶”是极其重要与高超的世俗智慧。这个智慧与斯密的智慧地一脉相承：斯密说“利己惠人”，博弈论说“以恶制恶”。今天，经济学已把博弈论迅速接受为主流的方法，经济学家也已对“以恶制恶”的可能性知道更多。如果警察可能渎职，法官可能受贿，廉政公署本身需要“廉政”，反贪局长自己也贪污，公众自己却喜欢违法（只要有利可图），那么“社会如何可能”？任何主张通过增加监督机关的说法都需要经得起人们这样的推敲：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奥肯剃刀原理完全适用：如果对反贪局长的监督难度与直接监督其他局长的难度一样，那么为什么要增加反贪局？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隐含在一个叫“核心定理”（core theorem）的命题里（Basu，1998）：凡是能被最终实施的行为是包含社会所有成员在内的“大博弈”的纳什均衡，如果不是纳什均衡，那么通过增加科层的级别（例如设置反贪局、稽查员、巡视员等）不能提供新的好处，除非科层数目的改变打破了原先的均衡，并且产生了一个新的福利更高的纳什均衡（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个更差的均衡）。这种智慧难道不应该是一种常识吗？我们已经知道，哪类博弈对于参与者的数量是敏感的，例如古诺竞争，一个寡头的时候会剥夺所有的剩余，但是两个时的均衡就大不一样，当数目为无穷多的时候，寡头只能得到零利润了。这又回到了斯密的智慧：政治的贤明并非来自政治家的高尚道德，而乃是来自给定制度下利益的制衡！所以民主制度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是让两只力量相当的狗互相咬，最后都成了看家狗，轮流看家。主张“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的单一思维，实在不是世俗智慧。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主张政治家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主张应该有一种对付只关心自己利益的政治家的办法。尽管人们也许有许多善良纯朴的愿望，但是把社会制度的良好运行建立在掌权人的高尚动机的假设之上，这比把高楼大厦建立在沙滩之上还危险。学过博弈论的人应该有印象，一个良好的制度是稳健的，而不是实施一个刀刃上的均衡。先小人（非均衡路径的规定）后君子（均衡路径的规定）的制度就比先君子后小人的制度更稳健，因为它能抗万一高估了政治家水平的风险。把十几亿人的身家性命压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均衡是千钧一发的均衡。这世界上有两种悲剧，一种是高估了人性，另外一种是对人性失去信心。所以美国人很务实，他们认为：“人性是善的，所以民主是可能的；人性是恶的，所以民主是必要的”。 **************************************************************************** 这样的理解也适用于所有的组织与机制设计领域。1970年代以来的经济学的最大的贡献可能在于提供了许多对组织运行的世俗智慧，例如契约与激励理论，拍卖与机制设计等等。真正懂这些理论的人一定会叹服经济学家构思的巧妙和智慧。以拍卖理论为例，拍卖并不是仅在拍卖行中发生，也不限于一般的商品交易，体育比赛、排队、跑官、贿赂、晋升、审批、求偶等等实质上都是一种拍卖，只是标价的凭借不同。甚至在动物界，也有拍卖：两只狮子争一头牛就是一种第二价格拍卖。没有经济学家的探索，这种人类社会在2000年前就产生的解决未知偏好下稀缺资源配置的智慧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被发扬光大。所以Myerson和 Kerempler这样的大学者主张经济学家都应该懂点拍卖。在组织领域，也有太丰富的智慧，仅举多任务委托代理做一个例子：摆在摊头的肉的质量比包在饺子里的肉的质量容易观测，如果一个人既开肉铺又开饺子店，那么好的肉就会挂出来卖，差一点的肉就包到饺子里去了。这个最基本的原理可以用来理解中国官员的许多行为，有心的学子可以在这个领域写好多好文章。另外，外部竞争与组织类型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张维迎教授曾经正确地指出基于控制的组织与基于效率的组织的区别（例如，正职领导应该竞选，副职应该由正职任命；但在中国却刚好反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演进方向是一直朝着控制最大化方向，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但是控制会上瘾，权力会导致腐败。虽然历史上，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强，但是组织的竞争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在于越是追求控制的组织，越会倾向于选择听话的官员，而不是越有能力的官员，决策者得到的信息就越失真。你的权力越大，人们欺骗你的积极性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对于反腐败，什么是扬汤止沸，什么是釜底抽薪，一清二楚。注：关于肉的这个事，哈哈哈（几乎中国的所有包子都是这种肉，淋巴）你的权力越大，人们欺骗你的积极性就越大。哈哈哈我们这儿净是这种笑话。 ****************************************************************************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学也告诉我们控制权的重要性：没有控制权的产权是水中月、镜中花。如果你不能对使用阳光的人收费又不能将阳光藏起来，那么太阳的产权属于你就没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来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有制，产权永远是私有的（但不一定是排他的），只是私有的方式不同而已（是按照权力还是按照能力等等）。那些对公有制报有幻想的人应该想想，他拥有的国有资产与他拥有的阳光的产权有什么区别。一些人会说，假如国有资产不流失，国家可以因此多提供福利，那我们就可以少交税，这不是很好吗？可惜这种想法太天真，除了垄断性行业之外，哪些国有企业能盈利？那么多银行坏帐那里来的？我们可以稍微分析一下问题的实质在哪里：如果官员不腐败，将国有资产公平有效地转让到有能力的经营者手里，并不是一件难事，就业、社会保障等都可以公开做价，人们不应该反对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所以反对的是腐败而不是国有资产转让；如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国有资产转也罢，不转也罢都要流失。人们争议的问题可能在于，如果官员是腐败的，那么是应该先停止转让等他们不腐败了再说，还是继续转让。如果是前者，明眼人应该知道等所有国有资产都烂光腐败也不会结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比较利益得失应该从实际的利益出发，而不是根据空头支票上有几个零，索性断了这层幻想还更能看清真正的问题所在。打蛇要打七寸，我们应该将目光集中在反腐败上，并且将反腐败的讨论深入到制度层次。可惜没有。那些自称为或被称为“学者的良心”的人，并没有去真正捅破真实的谎言。作为世俗智慧，除此之外，经济学还能够为我们反思与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观念提供新的线索。例如，关于“诛心之论”。我认为这绝非制恶之道。我们需要分清“恶行”与“恶念”，我们只能观察到“恶行”（有时候连恶行也不容易观察），但无法直接观察到“恶念” 。如果恶行是可以观察并可以确认，我们基于恶行进行惩罚，惩罚的是“恶行”这种行为；如果恶行没有被观察和确认，你怎么知道人家有“恶念”？注意，在身份社会，我们惩罚的是恶人；而在现代社会，我们惩罚的不是恶人，而是恶行。这个转变，是对个体自主的意志能力的唤醒与确认，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差别，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法律上我们也区分故意和过失，这似乎是基于动机，但实际上还是基于行为，故意动机在行为上体现为故意行为）。注：毛大哥，有一双 “X 光” 眼睛，总能把你的心思看穿，呵呵 **************************************************************************** 实际上，问题很简单，暴露坏人的目的并非出于一种对别人内心世界的好奇，而应该是怎样才能对社会更有利。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无法一一辨明“好人”与“坏人”（至多我们只能通过辨明“好事”与“坏事”来推断），那么不要急于给人定性，可以鼓励那些 “坏人”出于假装好人的目的不得不做好事，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至于把一个本来不怎么坏的人逼成坏人（用博弈论的话说，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你认为对方是坏人，所以就处处对他坏，因为你对他“坏”，出于自卫，他不得不反击或者做了对你不好的事，于是这刚好让你证明他果真是坏人。历史上，据说杨国忠为了证明安禄山要造反，处处逼迫，终于向玄宗证明了这一点，但证明的时候恰恰也是自己因此丧命的时候，陪葬的还有唐王朝）。在这个问题上更极端的做法是，想当然地根据出身把一个定为坏人，例如文革中的“黑五类”，这实在是一种更大的“恶”。注： “晒破鞋” ，暴露坏人的目的并非出于一种对别人内心世界的好奇。 ****************************************************************************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能确认的恶行并加以惩罚的恶行总是少于实际上被我们观察到的恶行，我们能观察到的恶行总是小于那些可能导致恶行的恶念的数量（用数学的表达是：任何一个逻辑系统内，我们能严格证明为真的命题集合是所有真命题的真子集）。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事前与事后、一类错误与二类错误之间做折衷。任何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主义的做法不仅不可能而且反而容易导致更大的灾难。所以现代人应该对极端主义保持警惕，不管这种极端注意是基于某种道德的纯洁、宗教的正义与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提出。与此相关，当我们观察到“善行”的时候，不要轻易地为“善行”按上一个恶的动机。如果一个人不违法，不做坏事，为什么要鄙视他不违法、不做坏事的动机？那怕那仅仅是出于对法律威慑的恐惧。我记的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富翁子女不在身边，二十年来生活起居都由一个佣人照顾，临终前，他要将所有的遗产都给这个佣人。旁人（也许包括他的儿子）都说这个佣人是盯着他的财产才这样照顾他的，不是真心。但是富翁冷静地说：二十年的照顾，假的也是真的。“主人们”应该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孔子老早就说过，“观其言，察其行”，现代人更应该如此。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宽容。宽容作为先动（first moving）策略是应该值得鼓励的，但是作为后动方（second moving），宽容却并非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最有利的策略。当应该惩罚的时候不惩罚就是一种是非不分，等于姑息坏事。但是惩罚是要付出代价的，许多人不愿意承担这个代价（很多人吃了亏的时候，因为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付出的代价还比吃亏更大，尤其在吃的亏要不回来的时候，吃亏已经成为一种沉没成本）。做坏事的人预期到了这一点，他就有更大的积极性做坏事。利他主义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不是很计较个人成本去惩罚那些行为背离社会规范的成员（已经有许多生物学家研究了动物社会存在的这种行为）所以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报就意味着是后动方），为什么不是以德报怨，孔子回答说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是啊，如果作为后动方，对先动方的策略没有区别对待，那么“美德”就不能真正成为美德，不能为先动方提供激励。再一个例子是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泛道德主义不仅仅对于建立良好道德没有好处，反而有害。熟悉战略性模糊理论的经济学子应该明了这种智慧：水至清无鱼。一方面，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应该对个体的行为做出法律上的界定，有时候能界定却不界定反而对社会有好处；另外一方面，法律要考虑执法者本身违法的可能性。中国似乎有一个悖论，对私人道德的指指点点与对公共决策与公共权力的毫无约束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能形成有效的制约，所以只能诉诸道德约束，但是这容易使人注意力转移。总的来说，我们要避免三种幼稚的行为：一，不知其恶；二，知其恶而不知制恶之道；三，向善却不知扬善。的确，如果没有智慧，善花完全有可能结出恶果；善于运用智慧，恶花也会有善果。光有一颗善良的心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教我们善良，而且也教我们如何善良。大到国家制度，小到日常生活，经济学的智慧对我们看问题都富有成效。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学，尤其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并非只带来好消息（对古典精神的现代诠释），同时也带来了坏消息，那就是对于一个包含所有的社会成员在内的大博弈，完全存在一种所有人都欲罢不能的困境，所有人会选择或维持一种对所有人都不利的制度、观念、习俗和文化。这大约是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在冥思苦想不得其解的问题。许多人可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困境所在，却无法改变，这也许是“铁屋子”里早醒的人悲哀的缘由。我们不得不承认知道困境与解决困境是两码事。实际上，个人对于社会非常渺小，要想整个社会变的更美好，个人的贡献相当有限，即使是不可一世的政治领袖与枭雄。“善”往往是千千万万人合作的结果。但是使社会变差，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能力，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也做到，例如水源投剧毒，将传染病传给别人，生产假药，如此等等。社会因此遭受的损害要比个人从中得到的好处大的多。对于政治领袖而言，要使一个社会稳定进步10年非常不容易，但是要使社会倒退50年，却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积于蛛丝，毁于泥沙”，这种“成就”与“破坏”之间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物理规律的作用使然，极端的例子是杀死一个人很容易，但是要死而复生很难，而且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从有序到无序很容易，但从无序到某种特定的秩序却很难，而且其中的变化不可逆。社会进步和财富创造需要众多个体有序的合作，但是破坏却很简单），使得政治家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能避免“败事”的政治家就已经算不错了）。所以，如果不是靠整个社会机制的力量，政治家个人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艰难的原因。从博弈的角度看，在这个大博弈均衡的形成与变动，个体的作用非常有限，有时候甚至希望渺茫。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往往忍受不了这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喜欢“浪漫的革命” ，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从陈胜吴广发出第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农民革命了 2000多年，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反对的不是某种制度，而是反对某个人或者某个朝代，如果我们改变的不是社会机制（权力结构与信息结构），而是改变掌权的人或集团，那么再革命2000年，中国的农民的政治地位还是如此！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彼可取而代之”，不改变制度只改变身份，这可能可以使某个弱势集团不再受压迫，而有另外一拨人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另外一种是通过改变制度，但是却不一定能迅速改变自己的现状。前者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行动，可以内部化个人收益，历代的农民革命多半如此；后者多半属于吃力不讨好的，短期内收效甚微的行动，而且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很多人遇到路障的时候是绕行而不是选择去推开一点点）。真正对社会进步有建设性意义的是后者，前者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所以我喜欢朋友的一句话： “宁可十年不将一军，也不可一日不拱卒”。中国人正需要这种耐性与坚持。是的，2000多年来，大的革命百年一次，小的革命不计其数，我们将军将了 2000多年，但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将死专制和集权的社会机制。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许多热血青年总想做一番“大事业”，崇拜引无数人竞折腰的英雄，个人事功异化成了目的，“以百姓为芻狗”。却不知道推动社会进步实在是比破坏容易的多，不知道改变某个集团的命运不等于改变社会结构，我们要打破是一个格局，而不是要更换局中人的角色。然而，渺小不等于虚无。没有千千万万这样个体的作用，均衡从哪里来？对于不幸的个体，有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例如阿Q；但对于不幸的社会，谁可怜？谁可恨？如果我们还处在一个“坏”的均衡里，这说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均衡的支撑者，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可悲的正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施害者。如果你想对社会有贡献，不需要权力、金钱、地位等等，只需要不沦为“在均衡里的大多数”，甚至只要意识到这点就是一种贡献，因为这至少使一个社会成员获得心智自由。那怕这么做的影响很小很小，却是我们能力之内的。任何人不需要为他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忧虑，应该羞愧的是没有做好自己能做并且应该做的事情。如果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我们首先要帮助自己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在自己没有获得自由之前，却要解放“世界上另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三分之二人民”，这是荒谬的。其实，不要低估任何边际上变化的意义。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民主的时候，特别提及“乡镇精神”的重要性，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一个普通民众的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比国内的专家要有见地的多，这就是世俗智慧的差距。只有当智慧成为普通民众的常识的时候，才可能支撑的起现代法制社会。记得古老犹太法典里的一句话：容忍不能改变的（仁）；改变能改变的（勇）；知道二者的区别（智）。仁与勇是个体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法干涉，如果经济学对于改变中国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教我们区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能改变的，什么是短期能改变的，什么是长期才能改变的。让公众知道这一点是所有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有的话）的责任，而那些自诩“忧国忧民”却毫无智慧、开出的药方的毒害比疾病本身还厉害的所谓学者，实在是不配称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出于沽名钓誉，就是脑筋没转过弯，或者兼而有之。不要轻易相信“愿望是没好的，只是过程出了问题”的借口（这种说法只在你好朋友圈子里适用，但对于官员、公共知识分子不适用），也不要轻易跟从他们的指责：某某人提供一个好主意背后是有其利益驱使。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意只要是好的，哪怕他受利益集团的驱使也可以接受；主意如果是坏的，哪怕目的再纯洁也枉然。政策建议要重效果，学术研究要重论证。而且，一旦两种智慧之间出现冲突，则肯定需要另外一种更高的智慧去解决（两种智慧之间不应该有冲突）。即使对于拥有世俗智慧的人，他也需要谦逊，任何世俗智慧都是有局限的（因时因地因人），过份夸大人类智慧，就象过份将道德律令绝对化一样危险，所以深刻认同智慧的有限性也是一种世俗智慧。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所有有眼光的人都曾经、正在或将要长期面临这样一种困境：不得不容忍社会格局改变的艰难性和对建立良好社会制度的无能为力，但又不能无所作为。每个现代的人要认识到个体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却又不至于虚无。我们不得不在失望甚至绝望中坚持，这大约可以叫“悲悯”吧。 “生命是灰色的，而理论之树常青”，我十分喜欢邹恒甫教授反唱歌德的诗，这对我们特别贴切。的确，面对灰色的生活与社会，我们能做什么呢？呼唤更多的人懂经济学，呼唤更多的人有世俗智慧。; 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教科书为什么以微观经济学开头？: gordon 2016-5-4 07:10; "概括太广，只能导致无用的结论。只有以特殊性做限制的广泛概括，才是有用的概念。" —— 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 ************************************************************************************* 教课呢，以宏观开始教是最有意思的。但是这个体系却不是这样建立的。科学的体系，总是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体会到它的精妙。其实教科书不容易写。 ************************************************************************************* 萨缪尔逊确实是大家，而且带有文艺复兴的底子。插图本《解剖学》教科书注：有版权的，也是为了卖钱。（自由都市）; 1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节约悖论 —— 《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经典问题: gordon 2016-5-3 19:53; 这也是合成谬误的一种，大家都节俭，造成了降低产出的窘境。所以必须给消费者补贴。（花钱有理，为国家做贡献了） *********************************************************************** 国民产出的增长主要依靠储蓄和投资，并且我们从小就受到教育并笃信勤俭节约重要，“省下来的一分钱就是赚到的一分钱”。储蓄得越多对经济就越有利吗？在一次饶有兴趣的争论中，凯恩斯指出：“当人们想储蓄得更多时，其结果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能够储蓄更多。” 假如在一个给定的商业环境中，人们试图增加储蓄，降低消费，销售量就会下降，厂商就会减少生产。这就是节约悖论。 “ 当集体决定储蓄得更多时，其结果却会导致产出和收入的减少，而储蓄并不增加。 ” 用乘数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 储蓄只是对个人有利，因为收入是无法控制的，支出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跟风险有关）国家如果管居民的就业问题，那么国家和个人就是矛盾的国家希望有人消费，而居民是不愿意消费的。那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注：其实对消费补贴，就是对风险补贴。 *********************************************************************** 但是投资啊，也是跟储蓄相关。有人储蓄，有人消费才是合理的。实际上，是中国的高积累政策扭曲了这么一个东西。 ***********************************************************************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多么英明”，这批最早消费的人，是人民英雄。你们的储蓄增量，都来自这一部分先富的人的贡献。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33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财政赤字与外商直接投资 —— 西原借款与橡胶股票事件: gordon 2016-4-29 10:51; 　　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本应该从富裕国家流向贫穷国家。富裕国家人均资本存量较多，资本边际生产力相应较低；贫穷国家人均资本量较低，资本边际生产力相应较高。如果资本从富国流入穷国，富国获得更高的资本收益，而穷国得到更多的资本，可用于物质资本投资，如机器设备、基础设施等，可提高穷国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但国际资本流动的现实情况却是，资本不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而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倒流。尤其是一些资本边际报酬高、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发展中国家经历了持续的资本流出而非资本流入。这被称为“国际资本流动悖论”。　　这一悖论首先是由卢卡斯（Robert Lucas）在1990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出来的。“卢卡斯悖论”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从数据来看，1980－1998年，资本输出国的人均相对收入水平高于资本输入国，这表明资本的确是从富国流向穷国，但其规模大大低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预期。从1999－2008年，资本输出国的人均相对收入水平持续低于资本输入国，这说明资本出现了从穷国向富国的“倒流”。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逆差和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顺差是造成国际资本逆流的一个原因，但这一现象并非只发生在中美两国。即使剔除中、美、日等国的数据，从1999年开始，经常账户逆差国（资本流入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确实持续、稳定地高于经常账户顺差国（资本流出国）。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按照卢卡斯自己的解释，要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差异。他以美国和印度为例，指出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差异，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将是美国的58倍，但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差异之后，印度的人均产出就没有那么高了，印度和美国的资本边际报酬之比大约为1.04，所以能够说明为什么穷国相比富国而言，对资本的吸引力并不是那么大。后来，更多的学者将制度的差异纳入分析框架，提出政府违约、产权保护程度不足、官员贪污腐败等因素，都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另一种解释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相对发达，能够提供更具安全性和流动性的金融产品，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往往较为落后，普遍存在金融抑制，这导致其国内储蓄率过高，出现经常账户顺差，而它们更愿意到发达国家投资，以期得到更稳定的回报。 ************************************************************************ 这就是典型的“橡胶股票事件”，老外的信用高啊。中国人拿钱给外国人投资。民国时期，中国的有钱人更愿意到国外投资。国内没啥投资机会啊 ************************************************************************ 北洋财政赤字，确实是日本资本往国内涌入。国内的资本反而喜欢到国外投资，或者交给外国人投资。 ************************************************************************ 政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 understand ？百姓肯定不能把钱交给政府啊注：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呢，我不是说了嘛，政治权利很重要。政治权利整个影响资本流动。 ************************************************************************ 五四运动是把 “政府怕洋人” 这个链条打破了，那北洋就没钱了，北洋就死定了。清政府死掉是因为 “橡胶股票事件” ，最后引发 “保路运动” 。 “橡胶股票事件” 是民众投资失败，让政府救助，政府没救助。导致经济大衰退。颠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两个人：蔡乃煌和徐世昌。不管了，爱谁谁（蔡乃煌的后台是袁世凯，袁世凯下台了，都反对他。那就去他妈的吧）; 18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人：协作的另一面: gordon 2016-4-28 19:08; 注：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协作总是简单的难道你奋斗那么多年，还不如你能力不强的时候 ************************************************************************************* 《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四月刊《协作的诅咒》深度探讨了关于合作的管理学盲点。协作虽好，过犹不及。越来越多研究表明，团队协作的热潮也有反作用在现代企业中，协作的重要性从未像现在这么高。公司在邮件和电话之外再添上Slack和Chatter之类的合作沟通工具。开放式办公室无所不在，Facebook公司为员工建了据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工作空间，面积达4万平方米。管理学家不断呼吁员工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随时随地互相帮助。协作的时尚有一定道理，因为组织的意义在于人们能共同完成他们独自无法完成的事。和同事交谈会激发有价值的见解，与不同部门的人往来也很有帮助。但对协作的狂热在知识工作领域登峰造极的同时，这个领域真正宝贵的财富变成了“不受干扰的专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问题十分严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即使轻微的干扰造成的效率降低也比通常认为的严重得多，多重任务处理也跟我们的大脑工作机制不太协调。在充分讨论了协作的好处之后，管理者是时候认真衡量协作的成本和代价了。 ************************************************************************************* 几乎所有现代工作，学习和训练的时候，强度都比日常工作的时候高。注：这也是美国式管理的漏洞，美国式管理有点松。呵呵，很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其实美国式管理很不适应。就跟民国的经验一样，学英国总不对。专注力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在专注力的基础上再谈合作。; 1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通往奴役之路》费边社 —— 英国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gordon 2016-3-26 16:53; 注：如果你知道早年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是英镑，那么对英国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就不会吃惊。包括英式英语，许国璋就是“英国范” 实际上很多人对萧伯纳这个人也不太了解。（非常恐怖） ******************************************************************************************** 20 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1883 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布夫妇和萧伯纳。悉尼·韦布在创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此许多20 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学者都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沃拉斯、托尼、多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纳和拉斯基。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经济秩序，而是改变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局势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 世纪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一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吸引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实施控制。19 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休克状态。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经典社会主义的纲领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中性的，他强调，他“从来无意于盲目地崇拜民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得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重要工具。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他对民主的看法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人的权利，多数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人而多数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过， 100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时，你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控制它自身。”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可取，而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建成之间没有内在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引着独裁者的理想的工具。”; 1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制度经济学的立论是有问题的: gordon 2016-3-6 06:48; 制度经济学的立论是有问题的，因为事实不是如此。 ***************************************************************************** 1969年，美国的言论自由是很迟的事情（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7422 注: 美国在1969年才确立 “言论自由” ，就这样，现在还有分歧。 ***************************************************************************** 联邦党人惩治政治对手民主共和党 “中伤”政府官员的言论（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7423 注：选举权扩大话，会带来民粹。美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 还有一个反共济会问题，这个都知道啊。呵呵 ***************************************************************************** 注：产生混乱的思想根源，是辉格史观。简单化的倾向：世界潮流浩浩汤汤，言论自由不可阻挡这大家都知道从哪儿来的（还不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 你国真是奇葩，把一个事情 “ 理清楚 ” ，也是好困难。注：英国、美国扩大选举权，其实都是很晚的事情，呵呵美国以前有个财产限制。英国的扩大选举权是无产阶级运动争取的。（这可是铁一般的事实） ***************************************************************************** 对 “以群众运动起家” 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反而是现在这个局面比较困难。不是扩大选举权困难。（反过来了） “ 意识形态之剑” 还在哪儿呢，那是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不要着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注：其实大多数人都搞错了。包括。。。呵呵，很多人都很糊涂; 12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安倍经济学的最后一箭: 热度 36 holycow 2016-2-13 01:37; 日本央行1月29号出人意料地来了个负利率，原本目的很明显：继续给股市打激素；继续压低日元推动出口。结果此后的日经225指数：而日元兑美元的汇率：这Abenomics可是要搞成Apenomics?; 1346 次阅读|18 个评论

分享中国经济学 —— 大师没有跟你说的事情: 热度 4 gordon 2016-2-8 09:41; 其实有的事情很简单，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好多人都去求忙师，其实常理就能想明白 ********************************************************************************** 中国经济，它是从央行到大国企的控制，例如新日铁、标准石油、美国钢铁这是以前仿托拉斯建的这套体系税收早年时流转税，就是只要有流转就有税，对大国企有利。从婴儿到坟墓国外那一套，所得税，整几个公司对倒，我没有收入就没税嘛，在中国行不通注：我的知识也是好多年以前的，现在什么变化就不知道了。 ********************************************************************************** 效率和国情的均衡垄断谁都知道，好挣钱，但是 “黑寡妇” 容易扼杀新生力量所以中国现实企业采取的办法就是 (Amoeba Management) 就是一个企业之下搞了很多事业部，独立核算。可能也是掩盖复杂度的需要，西方的经营制度，直接就可以用了。注：这个随便找一个卖erp 的就会跟你讲这个东西。 ********************************************************************************** 买凉皮的都知道的道理在西北没有什么经济，就是几个大厂，周边几个卖凉皮的潘长江和姚明平均身高嘛说实话，如果你是管生产计划的，你的计划一个小幅的波动，就会影响供应商的利润率，有时候就能决定它的生死。 ********************************************************************************** 这套体系呢，好处是稳定。缺点呢，就不说了。很多道理，自己都能感受的到。自己不去总结，成天问人，这有啥可问的; 32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阳痿者的出路 —— 从犯罪经济学说起: 热度 1 gordon 2016-1-26 13:09; 所谓阳痿者，大部分过的都不是特别好，希望奔一个好的前程。小弟为大哥挡刀，那是没说的但实际上，这种组织跟演艺圈差不多，第一，出名极其困难。第二赢者通吃，没有人会记得第二名是谁。也就是说，竞争十分激烈，你本身体质就差。 ************************************************************************************* 革命性的产品犯罪经济学中提到 “阿片” 是个革命性的产品，它可以带来长期的、稳定的现金流。优先劣后，你当然认为这个东西不怎么样但是对于不稳定收入的人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 我本来就是从茶餐厅小弟出来的我本来就是从茶餐厅小弟出来的，重去干这个，不想干。是啊，是啊，确实收入不高。但你现在多知道了一点事情，“ 长期的、稳定的现金流 ” 好重要 ************************************************************************************* 提高收入提高收入有好多办法可以想的 ************************************************************************************* 长期打算建政的，或者说长期干的，跟流寇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长期干，总会有一套长期干的模式 ************************************************************************************* 固定资产折旧和提留折旧款耕畜、农机具是多年消耗的生产资料，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它的使用价值每年都要被消耗一部分，这部分被消耗的价值应该得到补偿，提留折旧金正是把这补偿保存起来，用于将来更换时添加新耕畜，农机具之用，以便维持再生产。这才符合保本保值和成本合算原则。以前呢，中国人没这个习惯。压价压的太狠，或者不知道报多少价合适。刚开始问父母要点钱，或从其它地方筹集点钱，总是初期的时候还好。慢慢的牲口减少了，现金也没用留下，有的还负债累累。有大牲畜，没有大牲畜，生产效率差距很大的。哪怕是座“蹦蹦车”呢，跟你步行差距就很大。步行的时间可以干点其它事情了。注：中国人真是特别能吃苦，稍微聪明一点吧，工作时间可以短一点，生活质量能稍微好一点。 ************************************************************************************* 为什么重战术？不求发达，只求跟中国的那些流氓打架，不吃亏。以前的打仗啊，就是偷耕牛。还有就是剥掉对手身上的铠甲。从蛋白质的摄入量来说，汉民跟满族人，根本就不能比。（游牧，或者游猎民，吃肉多）还是文官掌兵，武将皆文盲。说过多少遍了，原生态的单挑，“ 有知识的绝对打的过没知识的 ”，只要你放弃汉民的习惯。我能说这是从努尔哈赤哪儿学来的吗; 16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纪念布坎南教授（转）: gordon 2015-12-8 18:40; 薛兆丰 2013年1月28日两个礼拜前，1月10日清晨，我从“公共选择学会”发来的公告邮件中惊悉，我修过一个学分的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教授，于 2013年1月9日病逝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布莱克斯堡镇（Blacksburg, VA.），享年93岁。布坎南教授1919年10月3日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一个清贫但显赫的家庭。其祖父曾任该州州长；其父亲守着家族留下的大片农地做杂工，英俊幽默，擅长运动，颇得女性欢迎，积极参加当地政治，是社区的和平官；其母亲则好学不倦，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得直到布坎南读大学，还有能力给他辅导功课。布坎南从小就在以其祖父命名的“布坎南学校”接受了十年的基础教育。在大学期间的兴趣集中在数学、英语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布坎南的成绩名列前茅，这极大地增强了他这位来自乡村的少年的自信心。毕业后获得经济学奖学金，到田纳西州大学进修，但布坎南在那里没学到什么经济学，倒是好好地了解了女人和酒，而这毕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算不枉此行。布坎南在二战期间应征入伍，在海军服役并荣获青铜星章。战争结束，布坎南选择了学术之路。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布坎南致力于开拓公共选择的研究领域。他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那是该奖免税的最后一年。据布坎南回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思想的，主要是两位学者，一是他的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的经济学导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教授，另一位是他在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夕偶然发现的其作品的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在布坎南眼中，奈特是一位全心追求真理、不惮质疑任何权威或成见的质朴学者。奈特也来自乡村，没有名校背景，让布坎南感到亲切。布坎南从小在民粹主义的氛围中长大，虽然也反对政府和权威对个人自由的逼迫，但对经济运行规律却一无所知。以我的观察和理解，布坎南当时的这一思想特征，与今天中国网上大部分“公共知识分子”相似。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走进了奈特的课堂。奈特的讲课，既没有教条主义气息，也不试图改变任何人，甚至没有什么条理，但恰恰是这种宽松自然又无所顾忌的研究态度，在仅仅六周之内，就让布坎南学会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世界，并把他从民粹主义者变成了市场秩序的支持者。布坎南从此便坚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遗余力地批评各种经济学胡说。从1950年代开始，大量凯恩斯主义学者，替政府举债花钱的行为鸣锣开道。他们论证说，既然债款来自于人民，并用之于人民，那总的效果就是“我们欠我们自己”。布坎南深深地不以为然。他在1958年发表了第一部个人专著《公共债务的公共原理》，论证了不同的人会由于政府举债而面临不同得失的道理。到1977年，他与瓦格纳（Richard Wagner）又合著《赤字中的民主》。在这部与当时学术主流相对立的著作里，两位作者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政策后果。他们指出，政客为了吸引选票，势必通过举债来给选民甜头，其结果将是巨额的赤字。显而易见，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预言在欧债危机中得到了准确的验证。到1996年，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研究结果，声称提高法定最低工资可以促进就业。布坎南投书《华尔街日报》道：“这种说法，要是认真地生发下去，将无异于全盘否定了经济学，使其科学含义荡然无存；要是这样，经济学家除了撰写迎合意识形态偏好的文章，就别无可为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有一小撮经济学家愿意背弃两个世纪的经济学教诲；我们尚未堕落成一群随营的娼妓。” 布坎南的经济学方法论，牢固地建立在“主观价值论”上，即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依赖于每个个人的主观判断。根据这一理念，布坎南写成了宝石一样的小册子《成本与选择》。他认为，尽管人们愿意用一头鹿换一只海獭，完全基于其主观判断，没有客观标准可言，但这种通过交易形成的比价，却是彰显并可以为外人所观察的。由此出发，布坎南既反对通过效用的简单叠加来计算和优化社会总福利，但也认为价格现象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而经济学理论可以建筑其上，否则经济学家就什么都说不得，而经济学就会变得空洞无物和裹足不前。布坎南一生厌恶特权。这与他来自农村，但自尊心极强有关。他曾经回忆，当年入伍受训时，整个兵营五百多人，按各人姓氏的首字母排序来分组。恰巧，布坎南所在的“B”字附近，没有名校毕业生，而“R”字附近则有好几位来自常青藤大学。结果长官就打破规矩，让排后面的名校生来当他们的组长。布坎南极为不满，直到后来变得成熟，能够理解名校生在统计上更优秀的规律，知道这种做法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后，也依然不能释怀。营房里遭受的歧视，在布坎南心中生根，待他发现维克塞尔，便开始发芽。1948年夏，布坎南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又还有几个月才离开芝大，这时他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维克塞尔在1896年用德文写的关于征税的学位论文。布坎南惊讶地发现，维克塞尔的“除非人人都赞成、否则就有人受损”的观点，与自己对选举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他当即决定把这篇论文翻译成英文，而维克塞尔也成了他的第二位精神导师。待到布坎南领取诺贝尔奖时，他更通篇以维克塞尔的语录为主线。受维克塞尔启发，布坎南与塔洛克（Gordon Tullock）于1962年合著了《一致赞成的计算》。该书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纲领文献。它不仅打破了人们对“少数服从多数”规则的迷信，教人们对这种规则究竟如何得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产生了质疑，它还挑战了“官员比商人更高尚”的信条。在这部著作出版以前，政治学研究是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分法开始的，政府被看作是由官员组成的铁板一块的黑盒，其核心问题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分配”资源才符合正义的标准。而布坎南和塔洛克提供的框架，则是把经济学看问题的视角引入到政治领域，从而让人一下子看到，官官与官民之间，均是以交易关系为连接的网络，这样政治学研究就实现了从“分配范式”到“交易范式”的转变。在一个理解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生眼里，政府扶持、关税保护、市场管制等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再也不是什么民族大义，而只是个体利益罢了。这部著作还预示了布坎南晚年潜心研究和积极倡导的“宪政经济学”的主题：既然社会要达成一致意见很困难，那么为了公平，人们就必须对游戏规则达成一致意见，即我们必须公平地选择“让人们在其中进行选择”的规则。在布坎南看来，没有人能在选择规则的时候，遇见自己将来在社会博弈中的输赢，所以他们对规则的选择是比较公正的。显然，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所主张的“无知之幕”理论也异曲同工。事实上，布坎南和罗尔斯是好朋友，两人曾经有过大量严肃的通信，而其中布坎南称罗尔斯为“杰克（Jack，John的昵称）”。布坎南这种通过立宪契约而达到公平的想法，属于“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特点是专注于讨论“好不好”和“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但是，现实与想法之间总是存在相当的距离。无论理论家们认为“应该怎样”，现实“是怎样”则总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和轨迹。例如，美国宪法就不是征得美国大多数人同意而订立的，它充其量只取得了“当时只占总人口 15%左右的成年白人中的大多数”的支持。不仅如此，两百多年来，美国宪法只经历过少量的修改，而每次修改也没有取得绝大多数人的直接支持。法律毕竟还是以自发衍生为主，而不是以人为设计为主。我认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分离，是布坎南晚年哲学化的“宪政经济学”研究进展变缓的原因。布坎南对公平的追求是如此执着，对不劳而获是如此厌恶，乃至他到晚年还坚持主张政府征收高额遗产税。他认为，像盖茨和乔布斯这样的人赚多少钱都是正当的，但是他人无端接受其巨额遗赠则是不合理的。布坎南的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晚年，这令许多把布坎南视为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的人感到难以理解。布坎南勤奋过人，清晨开始工作，以别人没空喘息的速度回信，自己的全集达20卷之巨；他平常文质彬彬，但也会兵戎相见；他忠实地给予学术朋友以大力的支持，曾经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研究生项目找来第一桶金，但他也由于缺乏耐心，而与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都不欢而散；他对计量经济学相当质疑和排斥，但对博弈论则热情拥抱；他桃李满天下，但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成为他真正的入室弟子；他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盛赞华人学者杨小凯，为其英年早逝深表惋惜。我从布坎南教授那里挣来的那个学分，是一门五整天的课。有个清早，漫天风雪，我到了他专用的独栋“布坎南之屋”，到了才知道学校宣布停课两小时。其他几位也早到的学生，就与布坎南坐在一起，共同消磨那两小时。他读《华盛顿邮报》，我们读书，屋里静悄悄，暖洋洋，厨房飘来咖啡和烘饼的香味，身边的同学低声提醒我，说这一刻真美！恪守经济学教训，解构了政府黑盒和官员动机，捍卫个人自由，并通过宪政经济学研究不懈地追求平等，是布坎南教授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遗产。布坎南教授晚年开始思考“死亡”问题。他有时猜想，他是自由主义思想的载体，尽管肉身是短促的，但自由主义思想会被后人前赴后继地传承下去。其实，已然如此，必然如此！愿布坎南教授安息！; 13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 中国是一个过分重视人权的国家: 热度 3 gordon 2015-12-6 11:01; 中国是一个过分重视人权的国家，这个很多人不明白这个事情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至少在清代就是如此，清王朝的 “永不加赋” ，也是类似的体现。这个现象可以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来解释。现实中的裁决也是如此，至少行政裁决是如此。各级干部也都是这么做的。谁穷谁有理，即使没理，因为穷，就判他赢。这个原因是小农抗风险能力弱，挣扎在死亡线上。 ********************************************************************************** 但这个社会事实造成了一个困境，对中产阶级不利，而且效率不高。因为没有办法按照契约精神走，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你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环境是公共的东西。不能说小农光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有些事该说就说，光政治正确有个屁用。你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注：不能说我说你，心里不好受。不好受也得受你光顾着别人好过，你不好过了。不要把自己当成圣人 ********************************************************************************** 中国的情况有点像老欧州，过分重视人权。只是老欧州表现在福利方面，中国表现在小农方面两者，还都是传统银行业主导的经济。; 25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徐翔二三事: 热度 17 得大自在 2015-11-27 05:52; 2015年11月04日09:52 新浪财经 38岁的徐翔一直在虎口觅食，被捕时很淡定。　　作为经济学上的“理性”投资人，这位泽熙投资掌门人很清楚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可能也想过自己会得到什么。　　喜欢Prada的徐翔，穿着阿玛尼的西装，被认为是穿着医生白大褂被带走。一场服装荒诞剧，似乎是精明投资者徐翔的一幕投资哲学剧本。　　选择能带来利益的客户　　1977年出生的徐翔很有钱。　　据接近他的人士估计，早在2009年成立阳光私募公司泽熙投资时，他的个人资产可能就超过50亿，去年他的身家应该是几百亿，比市场里其他职业投资人更有钱。　　据称，徐翔当年成立阳光私募，只是为了规避庞大的自有资金炒股，被当作不合法的地下资金。阳光化只是生存需要，徐翔没功夫替他人理财。　　“以前每天都收到很多电话来要求买产品，我们一直说，我们不卖产品。”泽熙投资的员工说。　　但能给他带来利益的客户例外。　　从资色小雅接触的泽熙客户来看，除了徐翔自己和他的小兄弟们的钱，大致有三类：　　一是泽熙员工，徐翔以限额的泽熙产品购买权作为激励；　　二是当年泽熙产品代销机构高管，徐翔把泽熙产品购买权作为回报；　　三是其他利益往来机构。　　泽熙员工的购买权按照徐翔对员工的贡献评价和价值评估，设定限额，每份100万元，员工购买权可以让渡给亲友。早年，有贡献大的员工曾经获得3份产品购买权。　　按照泽熙投资今年10月30日公布的净值，收益最高的泽熙三期，从2010年7月成立以来，增长率为3944.93%，涨了近40倍，不算去年发行的定增产品，泽熙旗下收益最差的产品，累计回报也有777.5%。　　为了控制管理规模，徐翔干了两件事：强行大比例现金分红，换句话说，不替你们管那么多钱了，把钱拿回去大半吧。另外，他还四处逼劝投资人赎回。　　据说，为了奖励员工，徐翔还曾经设了一个内部产品，后来资金越滚越大，这个产品解散了。　　“赚钱就是快乐” 　　徐翔喜欢钱，他的生活几乎都跟交易有关。　　一位与徐翔相熟的投资大佬曾经说：“徐翔的工作强度是没多少人能够比得过的。我不及他的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因为他没爱好，只爱好钱。我觉得他赚钱就是快乐了。” 　　每一天，徐翔早上开始八点钟开晨会，九点钟开始研究重点股票，从九点半到下午三点钟，中午是跟卖方吃饭，交易时间没人敢打电话来，下午收盘后又开会，晚上还是跟卖方吃饭。　　据说，一个星期五天，一年五十几个星期，他都这样。　　“徐翔是个职业资本家，对于见什么人，做什么事情，都以利益为前提。你要见他，要先让他知道，你能带给他多少利益。”徐翔身边的朋友告诉小雅。　　2012年，徐翔与当时著名的股市章鱼帝、券商明星分析师——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程定华见面，见面被悄悄录音并被广为流传，程定华成为当时市场最热的当红炸子鸡。　　没有收到对等收益的徐翔暴怒。市场传闻，泽熙投资在安信证券超过5亿元的账户资金被转走。　　“停止给安信证券分仓，这是真的。”泽熙投资的员工当时告诉资色小雅。　　一位投资人曾经“得罪”徐翔，暴怒中的徐翔第一反应，是电话让该投资人赎回泽熙投资的产品。但事后，考虑到该投资人还能再帮他赚钱，几天以后，他们就又在一起吃饭。　　“他也是很简单的人，很痛快，没有永远的仇。”该投资人用一句投资理论解释徐翔的处事原则：“买股票跌了，这个事情跟多少钱买的没有关系。” 　　“对于徐翔来说，能带来利益的就是朋友。”另一个投资人士说道。　　经济学里著名的“理性人”假设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　　高中生徐翔没有读过经济学，却把经济学原理运用到了极致。　　有钱的道理　　关于赚钱就是快乐的论调，小雅并不陌生。　　2010年，小雅采访“法人股大王”刘益谦。当时问刘益谦，凭什么你比我们有钱。　　记得当时刘益谦说，因为他年少就开始跑江湖的经历，我们不可能再有。还有，他比我们更渴望赚钱。　　小雅回他，谁不喜欢赚钱？我也喜欢赚钱。　　刘益谦说，你们就是嘴巴上嚷嚷着想赚钱，或者偶尔脑海里想一下就闪过了，有分分秒秒都想着赚钱吗？有每分钟都在琢磨怎么赚钱吗？　　这个反问让小雅无言以对。确实被他说中了，我们真的只是偶尔嘴上叽歪几句，从来没有认真去琢磨怎么赚钱，这个差别真实存在。　　小雅问：“财富对你来说，根本花不完，不过是一个数字多一个零、少一个零，为什么还想赚钱？” 　　他说：“谁会嫌钱多，每天看见又赚钱了，就很开心。” 　　小雅又问：“难道没有其他更开心的事？" 　　他反问：“你说说看，还有什么更开心的事情？” 　　小雅说：“比如旅游，在全世界看各种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人生。” 　　他立即回：“那有什么意思？哪有赚钱更开心。” 　　从此之后，小雅就知道自己穷的原因了，也不再问有钱人有钱之后，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不用问，答案可能是赚更多的钱，因为赚钱最快乐。这也可能是不少A股投资人的想法。　　小雅曾采访多位投资人，听到很多这样的快乐。很多投资人说，自己只喜欢投研，不做投资就觉得生活索然无味。　　小雅忍不住学着徐翔的思维模式，反过来倒推，如果投资不能赚钱，投资人们还会觉得快乐吗？　　似乎很难！与其说因为热爱而感到快乐，不如像徐翔和刘益谦那样，真诚地说，因为赚钱而快乐。　　有人说，也可以因热爱而赚钱、再因为赚钱而快乐，但逻辑似乎也很容易推倒，因为不是所有热爱都可以赚钱。　　赚钱的智慧　　对于徐翔的赚钱之道，市场一直各种传闻，也曾有各种赞美。　　几乎所有投资人都说，徐翔的玩法必出事，不过早晚。其中，包括徐翔的朋友。　　作为曾经的涨停板总舵主，徐翔曾努力想撕掉交易投资者的标签。　　他参与了多家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都有较长锁定期，他还积极派员入主上市公司董事会，试图用实业投资的方式参与股市。　　一位资深市场人士与徐翔有过多次交流，他对徐翔评价极高。　　“徐翔肯定有很多不合规的地方，但他的能力不可否认，他可能是中国股市最有资格被称为神的投资者。” 　　从小雅获得的信息来看，泽熙旗下产品资金，部分来自对徐翔投资能力极高赞赏的资深投资人。几乎每个与徐翔熟识的投资人都会提到，他极其勤奋和讲究投资纪律。　　一个资深投资人总结了徐翔的两点投资智慧：　　一，他看重复利的价值。他很早就提出，如果一个产品每年有30%的收益率，10年、20年过后就是一笔不得了的财富。　　二是看重回撤风险。他反复强调，你可能获得10倍、20倍的收益，但最多只能亏损100%。这句话的意思是，不管你赚多少钱，赚1倍的和赚200倍的，只要亏100%，结局都一样，全部归零。所以，投资回报的多少，不在于赚了多少，而是少犯错误。” 　　这些都是浅显的道理，资本市场每天都可以听到，但是，能坚持做到的人并不多，徐翔被认为是少有的坚持纪律的人。　　对于徐翔，市场人士有憎恶，也有惋惜。“他是一个聪明人，但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说自己觉得赚钱最快乐，现在连自由都没有了，如果让他重新来过，他一定不会选择这样的快乐。” 　　有投资人感叹：“中国资本市场从不规范到规范，在这一过程里，每一个参与者和获利者都有原罪，巨额财富积累的过程里，更是如此，谁也经不起原罪的追溯。徐翔的问题是，他一直不愿意退出。” 　　事实上，徐翔很享受高收益成功的满足感。　　去年，小雅面对面采访徐翔，徐翔对于多个提问一声不响，憋死提问者。但是，当他听到公司产品净值每天都是红色(泽熙官网上，产品净值创新高时用红色标注)，满脸掩不住的笑。　　记者问他，泽熙反正也不再对外卖产品，为何如此在意宣传产品收益率？徐翔立即回说：那不是，公司二期、三期、四期都有来自外部的资金。　　目前，由于泽熙旗下所有资金都由徐翔独自操盘，对于泽熙投资旗下产品和资金如何处置，其所持有的股票又将由谁出面处置，市场极大关注。　　11月3日晚，宁波中百(15.71, 0.50, 3.29%)(600857)公告称，暂时无法与公司董事长徐峻及实际控制人徐柏良取得联系。　　当晚，大恒科技(17.40, 0.43, 2.53%)公告，经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郑素贞核实，其与徐翔为母子关系。　　此前，多家上市公司快速反应，公告撇清与徐翔的关系。　　投资人的未来　　徐翔曾经在战绩辉煌，一代股市神话落幕，那些股市里被他赚走钱的愤恨，现在漫天飞扬。　　交易市场里，积攒了多少赚钱的快乐，就埋下多少怨恨的种子。　　曾有人用道德去谴责赚钱者，投资人索罗斯反驳说：“我在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是按照通行的规则来做的，如果禁止投机，我也不会投机。如果允许投机，那我就会投机，所以我实际上是参与者，一个金融市场的合法参与者。我的行动无所谓道德或不道德，这里没有所谓的道德问题。” 　　金融游戏里，守在市场底线的终究是法规。现在，公安部出手，徐翔也许就此被“法规”击落，投资人感慨：树上7只鸟，打中1只，还剩几只。　　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11月3日晚，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徐翔专题报道中总结说：“我们期待的是，几个人倒下了，但是信心站起来，股市站起来，制度站起来了。” 　　一个金融市场的信心，资本市场制度的建立，股市站起来的希望，期望来自于几个投资人倒下，让市场唏嘘。　　回头看，2014年5月《资色》创刊时，徐翔送了一句话做赠语——“投资最重要就是赚钱”。　　当时傲气凌人的他，明知在市场里好好活着最重要，但裹挟在利益牵扯的资本大潮里，选择游走在法规海滩上，享受当下赚钱的乐趣。　　说到底，在神秘莫测的A股市场里，谁又知道自己的未来呢。　　小雅突然想起今年很流行的《诗经》名句：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773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短缺经济学—— 那些年我们跨过的槛: gordon 2015-7-9 21:39; “投资饥渴症”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短缺现象在投资上的一种表现。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从企业到各级经济部门，都感到有必要通过投资、扩大再生产来增加产品供给，因此具有强烈的投资“扩张冲动”。但在资金有限并且短缺的情况下，扩张的投资需求是不能得到满足的，表现为强烈的“擦资饥渴症”。短缺经济造成投资紧张，投资越紧张，人们越是把资源集中到投资领域，投资领域吸收的资源和产品越多，更加剧了普遍的经济短缺。 *************************************************************************************************** 既然 “一五”计划，就从工业化这个横断面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以下参考《从手榴弹到原子弹》一书这本书透漏了一个线索，当年兵工的技术工人很多都来自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 ， 1930年，历时半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获胜告终。阎锡山下野避居大连。蒋介石责成张学良统一节制晋、绥两省军政事宜，决定编遣晋绥军。太原兵工厂和火药厂的军火生产因此停止。两厂原有的1.5万名职工裁减为1800名，只作一些军械修配和民品生产。一个科研规律：学到知识点是容易的，现场出方案是困难的，也就是说设计是困难的，尤其是工业。要因地取材，尤其困难现在好了，有技术工人帮助，就是把知识点串起来而已，难度大大降低。而且在实践的过程中，触类旁通，一通百通，思维更加灵活。马克思波恩对这个问题，认识是非常深刻的，科研是建立在工业的基础之上的。 ******************************************************************************************************************************************** 看看49年后的中日历史，才能明白啥叫耻辱！比如1958年人民日报高喊亩产万斤，天朝的弄虚作假和胡作非为达到历史顶峰。可此时，安倍晋三他姥爷、当时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学者行家们的策划下推出一系列非常靠谱的经济促进计划，启动了60年代日本的空前大繁荣。; 0 个评论

分享实践言简意赅-“林毅夫讲座-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学发展”-笔记 ... ...: 热度 21 范进中举 2015-3-25 16:28; 这个是本人2年前写的，太长了。实践《杠杆读书术》，要说简单的。林毅夫讲座-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学发展林老师探讨和回答了主要是五个问题一为什么中国的转型和经济改革如此成功，成功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二为什么这样的成功在1979之前不存在？三为什么全世界其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和中国一样起始条件的国家没有成功？四中国的渐进双轨制改革存在哪些问题以及为什么导致这样的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存在什么五中国未来的改革应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并且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 1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创新和模仿，创新很难，模仿很容易，所以中国有后发优势。 2 1979之前，中国解决安全、政治稳定问题，所以不要提过好日子的事情。为了安全问题，必须自力更生，也就是要搞毫无比较优势的产业，“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是顺势而为，对于1979之前不存在。这个事情，中国印度比较就是核心问题，所以印度目前而言还是个三流国家，因为最基本的安全问题解决不了，日本经济强大，但是政治天花板解决不了，韩国就不是大国，巴西连印度都不如，南非本来有希望后来自己退步工业化，俄罗斯，在第三个问题讲。 3 为了解决安全和稳定问题，搞了很多毫无竞争力的扭曲的产业，典型是苏联和东欧。这些企业是吸金无底洞，效率低下必须要改革。 4 接上面，吸金的无底洞大到不能倒，所以双轨制，一边让体制内续命，一边让体制外自由竞争发展，结果是体制内腐败，体制外挖墙角。所以理论上很美的华盛顿共识，解除政府扭曲的手，应该带来快速发展，但是大到不能倒们关系国计民生，休克之后直接经济解体，人民下岗，政局动荡，动荡的政局是没有什么经济发展的，近的请参考乌克兰和阿拉伯之春，远的请参考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大而不能到的直接私有化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私有化的垄断企业非但没有竞争力，还比原来的国企更吸血，因为原来国企领导，你可以反腐败抓他，私企了，人家直接双手一摊要钱，不给钱就死给你看，就是上面的链条，要钱不仅贪婪还毫无节操！这事情普京之前的俄罗斯已经体会了。 5 中国还在工业化后半场，还有模仿的红利可以吃，经过30年发展，我们的有竞争力的企业很多，不需要保护，那么政府的扭曲的手可以拿掉了。这就是改革红利，强总理心心念念的权力清单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体制内过惯好日子的当然不爽，所以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让政府体制内的手往回缩，依法治国就是让手不要乱伸，创新也要开始提倡了。所以互联网+，金融的开放就是撤掉政府的手。 -------------------------- 核心是粗体字，小字是解释和结合现在融会贯通！下面是2年前链接，现在看来，精英就是厉害，当年看不明白的现在看明白很多 -------------------------------------------- http://www.aswetalk.org/bbs/blog-587-32251.html; 783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老虎论经济学: 热度 40 燕庐敕 2014-12-25 22:48; 老虎是苏双册封的四大牛之一，而且是经济学专家。经济学是要很好的数学做底子才能研究出点道道。然而因为经济关乎每一个人，大家有都有自己的体验和观察，所以这也是最容易让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一门学科。你想要是纯数学，导弹加油教的罗教主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用了不到两页纸，而科班出身数学的博士辛教授的评价是：完全看不懂。这实际上就是为什么理工科越分越细从而使得非专业人士很难置喙的一个具体表现。然而经济学不是这样，很多时候说难听了，是人不是人都能出来喷几句，吼两嗓子。而且很多人并没掌握经济学的很多分析手段，所以就用大白话来形容。其中有一个人就是陈经。然后陈经因为没写过什么公式，就被“文科生”了。作为一个知道陈经住在几排几号的，我看得真有点觉得好玩。; 878 次阅读|2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说发展经济是改善中国社会的良方—— 死磕制度经济学 2 ... ... ... ... ... .. ...: gordon 2014-9-11 22:25; 一般来说，经济学不怎么研究社会学问题。但对于中国来说，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些传承多年的行为习惯，如果改善了，能够改善中国社会的现状。这也是在现实条件下的无奈之举。政治问题很多时候，都是禁区。而中国传统社会被伟大领袖批臭了，反而是弱势的一方。但是不过要注意，社会变化不要太剧烈，变化太剧烈就需要强政府。这个以前论述过。慢慢转，脚下泥土在松动就OK 了。而且经济不断的增长，新事物层出不穷，干活也带劲儿，也更有创造力。 ××××××××××××××××××××××××××××××××××××××××××××××××××××××××××××××××××× 当有人把门锁上的时候，不要去和锁较劲，也许墙就是出路。这其实是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说人有没有 “心眼” 有“心眼” 的人，就会看见墙上的裂缝。人和人斗，其实不好斗。和自然斗，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的。《孙子》曰：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 andy 并不是从牢门出去的希波战争中，波斯虽然是陆地之王，但并不是海上的霸主。记不记得摩西是怎么阻挡埃及法老王的追兵的，摩西一杖在手，威风八面杖在摩西手里，正像摩西在神的手里。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Y1NDEyNTAw/v.swf; 15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解决方案: 热度 2 gordon 2014-9-9 10:44; 制度经济学比较推崇制度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实践操作来说，制度和经济耦合度太紧并不合适。你玩过那种拼图游戏就明白了，在格子里移来移去，很麻烦。你把它取出来不就完了，取出来，拼好装进去。这就是 out of the box 的思维。对制度与经济的关系也是一样，耦合度太紧，你要加一个中间层，就是连接器，你把它就插槽或接口都行。这不就解耦合了嘛。 ×××××××××××××××××××××××××××××××××××××××××××××××××××××××××××××××××× 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呢？因为某些制度啊，它是和当地的物质条件有关的。不管是制度还是经济，它需要有一个先走一步，连的太紧，没办法走了。有些是明君，比如它是制度先行。有些是经济条件先走，制度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比如童养媳这个事，那是因为穷，买不起彩礼，从小养一个。增量改革总是要容易一些。; 296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脏字经济学: 热度 8 肥狐 2014-5-23 14:01; 发帖带脏字的，未必想侮辱什么人，而是想让自己的观点更受注意，英文曰“露点”，make a point。用了脏字之后，文字平添爆发力，目的达到了。对于冒犯他人的不幸后果，如能避免是想避免的，但无法避免，也就放任了，没办法，万事都有代价。小虎同志不久前发帖介绍经济学对于日常行为的研究，不知为何我将信将疑，弱弱地问了一句：“这些变量可以测量吗？”。水平所限，问不出厉害的问题，但总是觉得不放心。脏字问题，拿来做个练习吧。先不考虑成本，一个公共发帖、争夺注意力的环境，小虎和肥狐，各有两种选择：用脏字，不用脏字。矩阵就不画了，平衡点很容易找： 1、两人都不用，这种状态不稳定。只要用了脏字就能额外地 make point，两人都趋向于用。 2、小虎用了，肥狐不用，这种状态更不稳定，肥狐觉得亏了。 3、两人都用脏字，达到稳定态。我每天看新浪新闻，网友评论页基本上验证了上述模型。无论开始多么礼貌，不久总开始用脏，并且互脏到一定阶段，不免失去理智。这时经济学就遗憾地无能为力了，生物学或许可以接手。达到稳定态后会有意外的结果：收益降低。万绿丛中一点红，大家都红，你还有什么注意力？这时你只能更红。所以总有人在脏字上发挥创意，形成一种特殊的脏景。这个模型非常简单，但我猜测它有一定典型性，如我这样70年代的人，回忆中国30年世风的变迁，会发现一点点痕迹，日本色情文学似乎把这叫做“崩坏”。上述环境，网友匿名或用暂时的名字，用脏字没有成本。在一个可追及个人的场合，“获得注意”是收益，“让人觉得没礼貌”是成本，个人的决策出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这个数学模型我就不会了，只能闲扯。有些人觉得成本无法接受，从来不用脏字，有人觉得可以接受，就会用一下，个人偏好非常不同。老蒋有没有说过啊“娘希匹”，年轻时应该是有的，壮年就应该很少了，到中年我猜就没有了。成熟，身份提高，接触的圈子变化，偏好改变了。老毛出身农民，讲话厉害，说他坏话的人也多，但从来没有报道说他用脏字，顶到天，写一句“不要放屁”而已。心理学表明，人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有“秽语冲动”，老毛的例子似乎说明古文和诗词对秽语冲动有抑制作用。经常用脏字，越来越多人觉得“此人没礼貌”，成本越来越高。但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惊奇地发现，成本“断崖式下跌”了。对于脏字贴，我们开始觉得触目，多了觉得习惯，再后则开始想念，怎么还不说脏字呢？说脏字“没礼貌”，说再多，也无非“没礼貌”而已。脏字用到一定的量，持续一定的时间，“没礼貌”的特点广为接受后，成本趋向于零了！这时苦尽甘来，全是收益了。所以，如果要用脏字，就应以一定频率坚持，尽快通过成本期，到达零成本阶段，这应该是最优策略。; 848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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