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穆旦《赞美》 及 《 九十九家争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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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1年12月
1959年1月1日——西历新的一年开始，诗人穆旦（1918-1977）在日记中写到：
正午希武来午餐，下午艮良夫妇来晚餐。谈到我最近受处分的事。我总的感觉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不再对组织及党怀有一丝不满情绪，以后应多反省自身，决心作一个普通的勤劳无私的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不再抱有个人的野心及愿望。[[1]]
希武即穆旦的妹夫刘希武，时为天津市五中教师；艮良即周与良的三哥周艮良，时为天津建筑设计院工程师，都是关系亲密的自家人，会面的时候自然会谈些私密的事情。“受处分的事”世人多半已知晓，即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依据1958年12月18日天津市人民法院（58）法刑一管字141号判决书，穆旦被依法判处管制三年，撤销副教授职务，由六级降为十级。判决的主要依据为：
查（按：穆旦原名查良铮）在1940年以前在西南联大时，曾参加“青岛”（按：应为青鸟）、“南荒”等反动文艺社，发表反动文艺，同时在匪中央日报上书写反动诗《火炬》（按：应是指《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1942年2月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回国后在匪国民党干训团充中校秘书，1948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南京办事处任翻译，同年12月到暹罗又任该处秘书。1952年回祖国，……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与南开大学×××形成小集团对抗领导，肃反被宽大处理后仍心怀不满……1957年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在人民日报发表《九九家争鸣记》（按：指《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动文章。[[2]]
穆旦被判决一事，据说是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由法院到学校宣布。“当时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较多的是受到‘内控’，只有极少数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3]]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尽管从表象事实来看，在偌大的南开校园之内，在“历史问题”方面，人微言轻的穆旦似乎并不足以成为最严重的几个人物之一。
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后，穆旦被赶下外文系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所谓“监督劳动”，“就是扫地，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4]]和后来对于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劳动改造相比，劳动强度要小不少——但初次经历此类事件的穆旦，改造自我的决心还是很大的。1959年1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到：
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
前两日，冯老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冯老”即时任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自动”、“提前”、“要求”这些词汇表明穆旦显然希望通过更大强度的劳动量、更为积极的劳动姿态，来获得“组织”的认可；但在冯文潜这样历经世事、学养丰厚的花甲老者眼中，“历史反革命分子”或许并不算什么错误——有理由相信，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冯老”当年应该知晓年轻的外文系助教查良铮弃教从军的事迹（即判决所称“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组织说不用”，并告知要保持“精神愉快”，这可视为组织对下属，或者说，一位老者对于一位年届中年的知识分子的安慰与关爱。
（余下部分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50e450101d26c.html）
(刊《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文学史新视野”栏目）
[[4]] 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8-162页。
九十九家争鸣记
百家争鸣固然很好，
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
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
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
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老李去年做过检讨，
这次他又开起大炮，
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
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
“怎么？这岂非人身攻击？
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文件，
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问题转到了原则性上，
最脑人的有三个名词：
这样一来，空气可热闹了，
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
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
还有一位是“假前进”，
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
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
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
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
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
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
“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
主席说过不要扣帽子，
因此，后一句话说得很弯曲。
就这样，我挨到了散会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发言，
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
我就站起来讲了三点：
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
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
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
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附记
读者，可别把我这篇记载
来比作文学上的典型，
因为，事实是，事过境迁，
这已不是今日的情形。
那么，又何必拿出来发表？
我想编者看得很清楚：
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
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
19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