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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d2 {, i7 e( r7 t6 B美国的裂缝：重读作者的《美国反对美国》* s( r( p$ j& s) c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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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王沪宁出版了一本书，记录他1988年在美国半年的所见所思。这不是游记，而是一次解剖。他想搞清楚一件事：一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怎么就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社会？ 他给出的答案就在书名里——"美国反对美国"。意思是，美国的每一种优势都在制造它自己的敌人。科技进步让人活得更方便，也让人沦为机器的附庸；个人自由解放了人，也让人陷入彻骨的孤独；财富堆积如山，贫民窟却从未消失。任何一股向上的力量，都拖着一条向下的影子。 这套分析框架拒绝把政治、经济、文化割裂开来看。在作者眼里，美国社会是一张无限错综复杂的网，每根线都和其他线纠缠在一起。你拽动任何一根，整张网都会震颤。他从最小的社会细胞——家庭——一路看到最庞大的政治机器——联邦政府；从隐形的意识形态控制——思想库——看到显性的街头冲突——种族对立。六个月的田野观察和社会调查，最终拼成了一幅关于美国政治社会管理过程的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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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飞机：一场盛大的障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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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爆炸解体，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电视直播画面传遍全球。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灾难，更是一次国家信心的重创。美国人引以为傲的航天霸权，在那一刻碎成了大西洋上空的残骸。 两年后，1988年9月，"发现号"成功升空。举国欢腾的气氛里，作者站在人群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回事。 他觉得这场发射是一种"误导"——用技术的壮观掩盖社会的溃烂。航天飞机拖着长长的火焰划破天际，观众的目光被牢牢吸引，没有人再去想贫民窟里的绝望、种族隔离的顽固、家庭解体的蔓延。火箭发射成了一种精心编排的政治景观，一剂注入国民静脉的强心针。它让人们暂时忘记，这个国家的深层肌理正在腐烂。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航天计划从来不只是对宇宙的探索。它是利益集团的博弈场，是军工复合体维持预算的工具，是冷战地缘政治的延伸。星球大战计划把这种逻辑推到了极致——技术竞争的本质是政治霸权的争夺，每一枚火箭背后都站着游说团体、国防承包商和国会山的选票算计。 但作者更关心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异化。美国人太相信技术了。他们相信砸钱、砸工程师、砸实验室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登月可以，攻克癌症可以，消灭贫困、弥合种族裂痕，似乎也可以。这种"技术万能论"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信仰。 问题在于，有些问题根本不是技术问题。作者举了一个例子：美国人给残疾人发明了电动轮椅、声控电脑，技术层面堪称完美。但这解决不了残疾人在社会上遭受的歧视，解决不了健全人看他们时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不自在，解决不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被系统性排斥的现实。技术提供便利，但不提供尊严。你可以用工程学让一个人移动得更快，但你没法用工程学让他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 这种错位背后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技术成为解决一切的默认方案，那些本质上属于伦理、文化、政治范畴的难题就会被遮蔽。人们不再追问"什么是正义"，只追问"怎么更有效率"。价值理性让位于工具理性，目的让位于手段。 更深一层的异化发生在人与技术的关系里。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技术不再仅仅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它反过来成了统治人类的异己力量。这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代延伸，也带有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的影子。人不再是机器的主人，而是庞大技术系统的附庸与节点。你在流水线上拧螺丝，在格子间里填表格，在算法推送里刷视频，每一个动作都被纳入一个你看不见全貌的系统。个体在复杂的社会分工链条中感到无力与渺小，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日益丧失。 与此同时，现代人对技术指令的服从程度已经超过了对政治权威的服从。没有人会因为总统的一句话就改变生活方式，但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遵守手机APP的推送提示、智能手表的运动建议、导航软件的路线规划。科学技术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道德和法律的知识霸权，它不需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只需要证明自己的有效性。 教育体系也随之异化。学校不再是培养完整的人的地方，而是生产适应技术系统运转的零件的工厂。课程设置围绕市场需求转，评价标准围绕可量化指标转，人文素养成了奢侈品，批判性思维成了绊脚石。年轻人被训练成高效的执行者，却丧失了追问"为什么"的能力。 作者说，美国人可能要花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看清这层"误导"。技术的光环太耀眼了，遮住了它投下的阴影。 8 K$ g' {8 `4 m+ Z/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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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 A, o, u' }7 }0 h孤独的心灵：自由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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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技术异化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尽管解决得很糟糕），那么家庭与情感领域的危机暴露的就是人与人关系的深刻裂痕。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不仅改造了工厂和市场，也侵入了卧室和餐桌。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正在被一种无形的力量腐蚀。 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本来是对清教徒禁欲传统的反叛。几百年来，美国社会被一种严苛的道德律令束缚着：性是羞耻的、危险的、只能在婚姻内部被容忍的。60年代的年轻人不干了。他们高喊"make love, not war"，把性从婚姻的牢笼里解放出来，把身体从宗教的禁锢里夺回来。这场反叛确实打破了旧秩序，但问题是，新的秩序是什么？ 资本主义市场很快接管了这场反叛。商人们发现，性是门好生意。广告里充斥着裸露的身体，杂志封面越来越露骨，色情产业从地下走向半公开。到80年代初，美国色情业年产值高达40亿美元，全国据说有两百万妓女，其中六十万是未成年人。这组数字触目惊心。它意味着性已经被彻底商品化——不再是情感的表达，不再是家庭的粘合剂，而是货架上的一件商品，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当性从家庭中剥离出来，家庭的根基就开始动摇了。性解放的逻辑是：性是个人自由的事，和婚姻无关，和责任无关。如果性只是感官快乐的追求，那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承担养育孩子的重担？为什么要和同一个人过一辈子？ 数据证实了这种动摇。到1980年，15%的男女选择同居而不结婚。每年几十万私生子降生。离婚率节节攀升。单亲家庭从例外变成了常态。家庭本来是社会的减震器，吸收个体在外部世界遭受的冲击，提供情感的慰藉和归属的锚点。现在减震器坏了，冲击直接传导到每一个赤裸裸的个体身上。 更严重的问题是孤独。托克维尔一百五十多年前就警告过：个人主义把人从阶级和家族的枷锁里解放出来，这是它的功绩；但它也把人扔进了无边的孤独里，这是它的代价。传统社会里，人被束缚在血缘、地缘、行会的网络中，不自由，但不孤独。现代社会里，人挣脱了所有的束缚，自由了，但也漂浮在真空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住。 作者在美国看到的，正是这种孤独的蔓延。人和人之间隔着一层透明但坚硬的壁垒，叫"隐私"，叫"个人空间"，叫"别管闲事"。你可以在同一栋公寓楼里住十年，却不知道邻居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五年，却从未和同事有过一次真正的交谈。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气泡里，礼貌地保持距离，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越界。 这种隔离是制度性的产物。为了保护所谓的"隐私"和"个人自由"，社会建立了一整套隔离机制：独立的住宅、封闭的汽车、隔音的耳机、互不干涉的社交准则。这些东西确实保护了个人空间，但也筑起了一道道高墙。真正的情感交流变得稀缺。"一点点温暖可能意味着金钱"——作者引用的这句话冷得让人打颤。它的意思是，在这个社会里，如果有人对你表现出超出常规的热情，你首先想到的不是友谊，而是他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人际关系被彻底货币化了，每一次互动都在潜意识里被换算成成本和收益。 这种社会性的孤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人是社会性动物，需要归属感，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当这些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心理问题就会爆发。抑郁症、焦虑症、药物滥用、自杀率上升——这些都是孤独的症状。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来应对这些问题，建立心理咨询热线，扩大精神卫生预算，收容流浪者和瘾君子。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孤独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本身，在于资本主义逻辑对一切有机联系的瓦解。 年轻一代的状况尤其令人担忧。艾伦·布鲁姆用"社会孤立者"这个词来描述他们。这些孩子在破碎的家庭里长大：父母离异，或者干脆从未结婚；监护人忙于工作，无暇顾及他们的情感需求；电视机和后来的互联网成了他们的代理父母。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必要的家庭温暖，导致情感发育不良。对"爱"这个词，他们感到陌生甚至麻木。你跟他们谈亲密关系，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渴望，而是警惕——那意味着被伤害的风险。 政府每年花几千万美元收容流浪少年，但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家庭教育功能的失效导致这些孩子缺乏基本的社会化训练，不知道怎么和人相处，不知道怎么遵守规则，不知道怎么延迟满足。他们更容易走向犯罪，更容易滑向社会边缘，更容易成为统计报表上的负面数字。 作者的担忧比这更深。他担心的是一种文明根基的动摇。民主制度的运转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公民需要具备某种程度的道德感、责任感、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这些东西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家庭和社区中习得的。当家庭解体，当社区瓦解，当年轻人变成虚无主义的孤立者，民主制度的文化根基就会被侵蚀。形式上的投票程序还在，但支撑它的精神内核已经空了。 如果没有某种传统价值观来对抗个人主义的离心力，美国社会迟早会碎成一盘散沙。这是作者在1988年就看到的危险。 $ _8 u1 a. n7 z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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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x9 u' t( H黑人困境：隔离墙换了一种材料1 y9 q5 |5 H: F# I2 l!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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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作者没有回避它，而是将它上升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根本性挑战。 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一场壮阔的斗争。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我有一个梦想"的声音传遍世界。运动的成果是实实在在的：1964年的《民权法案》和1965年的《选举权法》在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和投票歧视。黑人终于获得了形式上的平等公民权。 但二十多年后，作者在美国街头看到的景象是：隔离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法律不再是那堵墙。法律条文白纸黑字写着人人平等，任何基于种族的歧视都是违法的。但法律管不到的地方，另一堵墙悄然竖起——经济。 "白人逃离"是一个典型现象。它的运作机制是这样的：当黑人家庭开始搬入一个白人社区，白人家庭就开始搬走。表面上的理由是担心房价下跌——黑人社区的房产价值通常较低，这是统计学事实。但这个"统计学事实"本身就是歧视的产物，于是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循环。白人担心房价跌，所以搬走；白人搬走了，房价真的跌了；房价跌了，证明黑人社区就是不值钱。 这种基于私有财产保值增值的市场行为，构筑了一堵比法律更坚固的隔离墙。你没法告它违法，因为人家只是在做一个"理性的经济决策"。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是"合法"的，但加总起来的结果就是系统性的隔离。黑人被禁锢在落后、肮脏的贫民窟里，和白人的中产社区隔着一道无形的边界。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吊诡之处：私有财产权的逻辑往往凌驾于平等的政治理想之上。法律说人人平等，但市场说房子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法律无法干涉市场，市场就成了歧视的避风港。 贫民窟里的生活是一个恶性循环，作者将其描绘得很清晰。起点是环境的恶劣。黑人社区普遍存在单亲家庭——"娃娃妈妈"现象触目惊心，十四五岁的女孩就生下孩子，自己还是个孩子就要当妈。她们没有丈夫的支持，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依靠微薄的福利勉强度日。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缺乏良好的基础教育，缺乏稳定的家庭结构，缺乏对未来的期待。 接下来是技能的缺失。受教育水平低，意味着在高技术时代找不到像样的工作。现代经济越来越依赖知识和技能，那些只能提供体力劳动的人被无情地甩在后面。黑人年轻人辍学率高，犯罪记录多，简历上的地址一看就是贫民窟——这些东西让他们在就业市场上处处碰壁。 然后是经济的边缘化。找不到工作，或者只能干低收入的服务业，意味着贫困的延续。贫困意味着住在烂社区，把孩子送进烂学校，下一代重复上一代的命运。 最后是社会病理的爆发。绝望会让人走极端。毒品泛滥，暴力犯罪，帮派横行——这些都是贫民窟的标配。高犯罪率进一步加深社会对黑人的刻板印象和排斥，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更难离开贫民窟。循环闭合，无处可逃。 政府不是没有尝试过打破这个循环。"肯定性行动"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它的核心思路是：既然黑人在历史上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和压迫，那么现在应该给予他们补偿性的优惠待遇。在大学招生中给黑人留名额，在政府合同中给黑人企业留份额，在招聘中优先考虑黑人候选人。 初衷是好的，效果却充满争议。白人开始抱怨"反向歧视"：凭什么我成绩比他好，却因为我是白人就被拒之门外？凭什么他能力比我差，却因为他是黑人就拿到这份工作？公平竞争的原则被打破了，新的种族紧张由此产生。那些受益于肯定性行动的黑人也未必领情——这种优惠待遇像是一种施舍，暗示他们靠自己不行，必须借助政策的拐杖才能和白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作者看得很透：种族问题的根子扎在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里，扎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逻辑里。你可以修改法律，但你改不了市场。你可以推行配额，但你堵不住白人的怨恨。美国的政治制度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得软弱无力，因为它不敢触动根本的财产关系和分配机制。 个别黑人明星的存在改变不了什么。迈克尔·乔丹在球场上飞翔，迈克尔·杰克逊在舞台上闪耀，他们赚的钱比大多数白人一辈子都多。但这改变不了整个族群的处境。他们是例外，不是规则。而且即便是他们，也依然进不了白人精英的私人俱乐部，依然会在高档商店里被保安多看几眼，依然会在某些时刻被提醒：你的肤色是你永远无法洗掉的标签。 形式上的政治平等，遮不住实质上的经济鸿沟。这是作者在1988年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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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力量由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影响公共政策。作者对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端是边缘化的激进组织，另一端是如日中天的思想库。这种对比揭示了美国精英政治的运作密码：吸纳可以驯服的，排斥无法消化的。 作者在市中心看到过一个场景，他把它写进了书里。繁华街道的角落，人流如织，一个年轻姑娘守着冷清的书摊。摊子上摆着什么呢？《共产党宣言》、托洛茨基的演讲集、卡斯特罗的文集。几乎没有人停下来看一眼。行人匆匆走过，目光从那些书脊上滑过，像是看到了某种与现实无关的古董。 这个画面有一种寓言般的意味。美国有成百上千个这样的小组织：共产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环保激进派、动物权利极端派，形形色色。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护它们的存在权，保护它们发声的自由。它们可以印小册子，可以摆书摊，可以举着牌子游行。但它们在政治上毫无声音。 这种失败不是源于暴力的镇压。美国政府不会把这些人抓进监狱，不会禁止他们的出版物，不会强迫他们解散。镇压的方式更加"软性"，也更加有效。这些组织缺乏资金——没有哪个大财团会资助它们。它们缺乏媒体渠道——主流电视台和报纸不会给它们版面，偶尔提及也是作为猎奇新闻。它们缺乏进入主流政治议程的任何可能——两党制的结构像一道铁幕，把所有激进的声音挡在外面。 最终，这些组织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证明美国的"自由"。你看，我们这里什么声音都能发出来，连共产党都能公开活动。但这种自由是无害的自由，是橱窗里展品的自由。它点缀着政治景观，却无法撼动权力的根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这些名字频繁出现在报纸的头版、白宫的备忘录里、国会听证会上。它们是美国政治生态中的重量级玩家。 作者把思想库称为"活跃的智慧"和"社会医生"。它们是美国政治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承担着四大核心功能。 第一，它们是政策思想的源泉。思想库负责生产长期的战略构想，那种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到效果的大蓝图。这些想法短期内可能不被采纳，可能被政客们束之高阁，但它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决策者的思维框架。当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当时机成熟，这些想法就会从抽屉里被取出来，变成法案、变成政策、变成政治现实。里根时代的供给侧经济学，冷战后的"历史终结论"，反恐战争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这些东西都不是在白宫里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思想库里酝酿了多年，等待着自己的时代。 第二，它们是政策方案的推销者。光有想法还不够，还得让人接受你的想法。思想库擅长把复杂的政策主张包装成简洁的口号、可操作的方案、有说服力的论据。它们出版研究报告、举办研讨会、组织媒体吹风会，把特定的政策主张合法化、科学化，然后推销给政府和公众。一个成功的思想库，其影响力不亚于一家大型媒体。 第三，它们是政府绩效的评估者。政策出台之后效果如何？有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有没有产生意料之外的副作用？政府需要有人来做这些评估，但让政府评估自己，总归不太可信。思想库充当了这个第三方角色，它们相对独立，至少看起来相对独立，它们的评估因此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这种评估机制是体制内部的纠错系统，让政策能够不断调整和完善。 第四，它们是人才的蓄水池。这可能是思想库最独特的功能。在美国，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身份转换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位学者在思想库里做了几年研究，积累了名望和人脉，然后被新任总统请进内阁，担任副国务卿或者国家安全顾问。干了几年，换届了，下野了，他又回到思想库，继续做研究，写书，等待下一个机会。这就是所谓的"旋转门"现象。 这种"大脑循环"确保了知识精英与政治权力的紧密结合。搞学问的人不是躲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直接参与权力运作；掌握权力的人也不是粗鄙的政客，而是有专业训练、有战略眼光的知识分子。这套机制让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连续性。 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思想库的本质就不那么光鲜了。它们本质上是统治阶级意志的理性化工具。大多数思想库由私人财团资助——布鲁金斯学会背后有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传统基金会背后有科赫兄弟和斯卡夫基金会。资助者不是在做慈善，他们有自己的议程。你的研究如果和资助者的利益冲突，资金来源就会干涸。久而久之，思想库的研究议程自然会向资助者的利益靠拢。 这不是说思想库的学者都是被收买的骗子。大多数学者真诚地相信自己研究的东西，他们会为自己的观点争辩，会在方法论上较真，会努力追求学术的严谨。但他们追问问题的方式、框定议题的范围，早已被资助结构预先塑造了。一些问题根本不会被提出来，一些答案根本不会被探索。思想的竞争是真实的，但这场竞争发生在一个预设的边界之内，而这个边界是由金钱画定的。 更关键的是，思想库把政治问题转化成了技术问题。贫困怎么办？研究一下福利制度的效率优化。医疗费用太高怎么办？研究一下医保市场的激励机制。种族矛盾怎么办？研究一下教育投入和就业培训。每一个问题都有一套精致的解决方案，每一套方案都建立在量化分析和政策工具的基础上。但没有人追问：这些问题本身是怎么产生的？支撑这些问题的制度结构有没有问题？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要不要反思？ 这些问题是不能问的。一旦追问到这个层面，资金来源就没了，旋转门就关上了，你就从体制内的建设者变成了体制外的批评者，和那些在街角卖《共产党宣言》的姑娘一样，成为无害的边缘人。 所以思想库的功能是双重的：它既是体制的修补匠，又是体制的守门人。它解决问题，但只解决那些不触及根本的问题。它生产批评，但只生产那些可以被消化的批评。它让权力看起来更理性、更科学、更开明，但权力的结构纹丝不动。 激进组织被边缘化，思想库被重用。两种命运，两种政治参与的类型。这个对比清晰地揭示了美国精英政治的运作方式：它不是靠赤裸裸的压制来维持统治，而是靠一套精巧的吸纳和排斥机制。能被吸纳的声音会被放大、被制度化、被授予权力的通行证；不能被吸纳的声音会被冷落、被边缘化、被淹没在市中心繁华的噪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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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 N* E- ~) f! l5 a作者的结论悲观又冷静。 美国社会拥有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选举把民众的不满转化为选票，让人们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什么。市场通过价格信号配置资源，不断调整着经济的运转。思想库生产政策方案，充当体制内部的纠错机制。媒体监督权力，至少看起来在监督权力。这些机制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密的反馈系统，能够不断吸收冲击、缓解矛盾、把危机转化为可管理的技术议题。 但矛盾本身不会消失。 技术越发达，人就越异化——被困在看不见全貌的系统里，丧失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个人越自由，社会就越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孤独成为普遍的生存状态。财富越积累，不平等就越固化——私有财产的逻辑构筑起比法律更坚固的隔离墙。政治越开放，权力就越隐蔽——从选票的竞争转移到思想的预设，从明面的压制转移到暗处的排斥。 这些矛盾不是偶然的失误，不是政策的疏漏，不是可以被改良修复的瑕疵。它们写在资本主义的基因里，是这套制度逻辑的内在产物。只要私有财产至上，只要市场配置一切，只要个人主义是最高价值，这些矛盾就会持续存在，最多换一种表现形式。 "美国反对美国"——这个命题既是对现状的描述，也是对未来的预言。两股力量永远在博弈：肯定性的力量创造繁荣、自由、进步，否定性的力量制造异化、孤独、不平等。它们共生共长，形影不离，永远不会分出胜负。繁荣与溃烂同时生长，光明与阴影彼此依存。 这不是一个稳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失衡。平衡被打破，被修复，又被打破。危机爆发，被化解，又再爆发。体制在这种永恒的摇摆中延续下去，既不崩塌，也不超越。 三十多年后再读这本书，你会发现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他说的那些问题，一个都没解决。技术更发达了，人更孤独了。财富更多了，不平等更严重了。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早就废除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依然顽固。思想库更活跃了，激进声音更边缘了。 美国还在反对美国。 ; n/ _ i4 \6 L* o1 g!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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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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