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瓦罗的《致命中国》错在哪?一部影响深远的“警示录”
& m2 M* v& v8 }5 P出版于2011年的《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 – A Global Call to Action》(致命中国:面对巨龙——全球行动呼吁),由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葛瑞格·奥特瑞(Greg Autry)合著,是一部自问世以来便引发广泛争议、以其激烈措辞和对抗性立场著称的著作。它系统性地描绘了一个充满威胁的中国形象——一个被指控在经济、军事、环境和人权等多个维度上,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稳定与繁荣构成严峻生存威胁的国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之一纳瓦罗后来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白宫贸易顾问,使得本书中表达的强硬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并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制定。时至今日(2025年),在全球格局和中美关系经历了深刻演变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并批判性地分析纳瓦罗这本书的主张,对于理解过去十几年复杂动荡的中美互动历史及其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走向,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价值。 $ ]2 N+ G9 A4 j- J; G2 n
《致命中国》的核心论点深度解读" s' Z, E& _+ V' f6 {
本书的核心论点充满了对抗色彩和紧迫感,它坚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在运用一系列被作者定义为不道德甚至非法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弱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
* z: d8 k+ `, V书中首先着重阐述了其所谓的系统性经济侵略。作者投入大量篇幅,详尽地指控中国系统性地运用“大规模杀伤性就业武器”(Weapons of Job Destruction)进行经济扩张。这些武器被指包括提供巨额且违反国际规则的非法出口补贴以扭曲市场价格;长期、刻意地操纵人民币汇率,使其币值远低于合理水平以获取不公平出口优势;大规模、有组织地进行知识产权盗窃和商业间谍活动以掠夺西方创新成果;以及利用极其宽松甚至缺失的劳工权益保护和环境法规来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作者坚称,这一切手段共同作用,旨在系统性地摧毁美国的制造业根基,导致大规模失业。在他们看来,这种竞争模式完全背离了公平自由贸易原则,本质上是中国对美单方面发动的、具有掠夺性质的经济战争。
! {9 v: h1 R# t紧接着,本书描绘了由“中国制造”带来的普遍存在的消费者安全危机。通过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作者指出从日常食品(如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药品(如受污染的肝素钠),到儿童玩具(含铅油漆)、电子产品乃至建筑材料(劣质干墙),中国出口的产品普遍存在致命风险。书中强烈暗示,这并非简单的监管疏漏或个别企业行为,而是中国制造商为追逐利润而不择手段、系统性漠视生命安全的体现,并指责中国政府对此类行为的监管严重缺位甚至纵容,从而构成全球性的安全梦魇。 $ ]* B. ^3 M7 @, C0 c7 H# m
在安全领域,本书大力渲染迫在眉睫的军事与安全威胁。作者警告中国正进行快速且目标明确的军事现代化,重点发展能够挑战美国军事优势的“不对称”战力,如反舰弹道导弹、先进潜艇、反卫星武器(ASAT)及日益强大的网络战部队。书中描绘的中国军队,其战略意图被解读为旨在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主导地位,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霸权。同时,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和持续不断的网络攻击被刻画成中国削弱对手、窃取机密的常规武器。 # J5 H ^& y1 f! ~% y8 D! c
环境方面,作者严厉指责中国进行全球性的环境灾难输出。书中描述了中国令人震惊的空气污染(雾霾锁城)、水体污染(江河湖泊毒化)和土壤污染(重金属、农药残留)问题,认为这是中国为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恶果。作者进一步强调,这些环境破坏并非仅限中国内部,其产生的污染物会跨境传播,影响周边国家乃至北美,且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主要责任。 7 V/ f* R" W2 T0 N
关于中国内部,本书揭示了作者眼中严酷的内部压迫与人权践踏。这包括对政治异见、宗教信仰(特别是基督教地下教会和FLG)及网络言论的严厉镇压;普遍存在的强制劳动和条件恶劣的劳改营;备受争议且执行中充满强制性措施(如强制堕胎、强制绝育)的一胎政策;以及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被作者称为“种族清洗”的同化政策和文化压制。 ! t0 R. D" [, l* n2 Y
对外关系上,本书将中国在发展中地区的经济活动定性为具有掠夺性的新殖民主义扩张。作者认为,中国通过提供巨额贷款和基建援助,换取对当地自然资源(矿产、石油、土地等)的控制权和商品市场准入,但其发展模式惠及当地有限,反而大量使用中国劳工,加剧资源掠夺,并可能支持了当地的威权政权。 - U8 O1 }( Z; W- I4 _7 J
最后,本书特辟章节批评了西方“辩护者”的短视与危害。作者认为,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存在的所谓“中国辩护者”(China Apologists)——包括政治家、跨国公司高管、经济学家、学者和媒体人士——或出于天真理念,或出于保守教条,或直接源于在华商业利益,未能清醒认识到中国的“真实威胁”,甚至为其粉饰辩护,从而阻碍了西方社会采取及时、有效的应对策略。
; C, g b5 W/ r1 d- a最终,本书以一种近乎战斗檄文的姿态,发出“全球行动呼吁”,主张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必须摒弃幻想,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全面的对抗策略。这包括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大幅增加军事投入以维持优势、强化反间谍和网络防御能力,并在人权、环境等所有领域对中国持续施压。 8 w, T0 |0 v, x7 e( u
基于事实的批判性反思与解读- t+ N+ l: k" x0 u0 X7 g
尽管《致命中国》敏锐地捕捉并放大了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例如贸易结构失衡、知识产权摩擦、特定领域的安全事故、环境压力以及人权分歧——但其整体叙事的选择性、论证的偏颇性、结论的极端化以及贯穿始终的对抗性基调,使其更像是一份政治宣传册而非客观严谨的分析报告。结合该书出版(2011年)至今十多年的发展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
7 j5 t3 \( q4 A/ p在经济层面,本书将中美经济互动描绘成一场中国对美国的单向掠夺,这严重忽略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与内在的互惠维度。数十年来,美国消费者确实从价格相对低廉的中国商品中获得了巨大的实际利益,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提高了购买力。同时,众多美国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供应链,不仅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全球市场竞争力,更在中国市场的蓬勃发展中斩获了丰厚的利润。此外,中国已成为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高科技零部件以及金融、教育、旅游等服务业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将美国自身面临的经济挑战,如制造业就业流失、中产阶级困境等,完全归咎于中国,是无视自动化浪潮的冲击、全球产业结构的深刻变迁、美国国内在教育、再培训、税收及财政政策方面的抉择失误等更为根本和复杂的内在因素。对于书中反复强调的货币问题,现实远比“蓄意操纵”一词复杂。自2011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经历了显著的升值过程,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的评估也多次认为人民币币值不再被低估或基本处于合理区间。将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简单、直接地归因于汇率因素,忽略了储蓄投资结构、财政赤字、全球分工格局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决定性作用,是一种缺乏专业性的经济分析。同时,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产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到世界各地。“中国制造”的标签下,往往凝聚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众多国家的先进技术、关键零部件和设计理念。将生产环节简单地“搬回美国”不仅面临巨大的成本挑战,也可能割裂高效的全球价值链,最终损害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参与方的利益。 : J( p. @- q& ?" E6 ~5 i
关于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本书存在以偏概全与恶意揣测的倾向。书中提及的三聚氰胺、玩具含铅等事件确实是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然而,作者将这些孤立或阶段性的问题无限放大,暗示所有“中国制造”都潜藏着致命风险,这缺乏全面的数据支持和客观的风险评估。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监管体系的逐步健全,中国产品的整体质量和安全标准在过去十多年间已有显著进步,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且挑战依然存在。将个别不法企业的恶劣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蓄意的“投毒”策略,缺乏可信证据,更像是一种阴谋论式的指控。此外,产品质量安全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曾爆发过各种规模的产品召回和安全丑闻。将其描绘成中国独有的原罪,不仅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推动建立更有效的全球供应链监管和国际合作机制。这更应被视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治理难题。 5 `8 P( K3 t- W3 d
在军事威胁的论述上,本书表现出过度渲染与单方面意图解读。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在南海等区域日益自信的姿态是客观事实。然而,本书将其所有军事发展——从航母建造到太空探索——都解读为针对美国的、意图颠覆现有秩序的侵略性行为,这忽略了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一方为自保而增强军力的举动,可能被另一方视为威胁,从而引发军备竞赛。中国的军力发展,从其自身角度看,包含了维护国家统一(台湾问题)、保障能源和贸易通道安全(经济发展依赖)、应对周边复杂安全环境以及洗刷近代历史屈辱等多重复杂动机,并非全然指向与美争霸。尽管中国军费持续增长,军力提升迅速,但在关键技术领域、全球力量投送能力、联合作战经验以及整体军费规模上,与美国相比,截至2025年,仍然存在显著的、甚至是代际的差距。本书的描述方式,常常通过列举个别“杀手锏”武器,营造出一种中国军力已对美国构成均势甚至优势的紧张氛围,这与军事现实并不完全相符。至于间谍与网络攻击,这些已成为当今大国博弈的常态化工具,美国及其盟友同样是此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虽然中国被广泛认为是网络攻击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但本书将其描绘成唯一的、邪恶的攻击者,忽略了这一问题的全球相互性和复杂性,未能将其置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分析。
" H, x6 C; C( |$ `. f$ Q. M对环境问题的描绘则显得静态,并忽视了后续的努力。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付出的环境代价是惨痛的,其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不容否认,本书在2011年出版时所描绘的许多场景是真实的。然而,将此视为中国为获得贸易优势而“故意”采取的策略,可能过于简化。历史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期也曾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更重要的是,本书未能预见和反映2011年之后中国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巨大转变。近十多年来,面对日益增长的国内环境压力和国际社会的关切,中国政府已将环境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投资国和生产国,在节能减排、污染防治(如大气“国十条”、水“水十条”、土“土十条”)、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如《巴黎协定》)等方面展现出积极姿态并投入了巨额资金。虽然环境挑战依然艰巨,但政策方向和治理力度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本书对此缺乏前瞻性。
4 [$ N. _* r1 @ p+ s关于人权问题,本书的批评也存在简化和忽视变化的局限。本书对中国人权纪录的批评,尤其是在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新疆、西藏等特定地区的人权问题上,与众多国际人权组织的观察和报告有相当程度的重合,指出了中国社会治理中真实存在的严重问题和面临的尖锐国际挑战。这部分是本书批评中相对最有事实依据的领域。然而,将数以亿计的中国工人简单地标签化为“奴隶”,是对现实的极大歪曲。尽管劳动权益保护不足、工作时间过长、“血汗工厂”现象在某些行业和地区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十多年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持续显著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也为劳动者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基础。劳工的权利意识在觉醒,维权行动和集体谈判的案例也在增加。现实状况远比书中描绘的“铁板一块”的压迫更为复杂和动态。同样,新疆、西藏等地的民族问题涉及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国家安全等多重复杂因素。本书将其简化为纯粹的“种族清洗”和单向压迫,虽然反映了部分严峻现实和批评声音,但可能忽略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以及政策背后更复杂的考量(这并非为侵犯人权的行为辩护,而是指出分析框架的单一性)。 " O7 \- c# V) ^- m2 @
最后,必须指出本书整体的语气、方法论都有着显著的时代局限性。全书弥漫着煽动性与非理性的排外基调,“死亡”、“致命”、“刺客”、“掠夺”、“战争”、“共产主义祸害”等词汇贯穿始终,刻意营造了一种极端对立和恐惧的氛围。这种情绪化的表达方式不仅远离了客观分析,更容易激发非理性的排外情绪,毒化了理性讨论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空间。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整个中国(而非仅仅是特定政策或行为)的否定,带有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和意识形态偏见。在论证其观点时,本书大量依赖经过筛选的轶事、耸人听闻的个案报道以及立场鲜明的批评者证言(例如书前引用的多位人士均与中国政府存在尖锐对立),并倾向于将这些个案作为普遍现象进行推断。全书缺乏严谨的、多维度的经济数据分析,也鲜见对不同观点的平衡呈现。 其论证逻辑往往是先设定“中国威胁”的结论,再选择性地堆砌材料来佐证,而非基于事实进行开放式探究。最关键的是,作为一部反映2011年前后观察和思考的作品,其分析和预测的许多基础(例如当时的人民币汇率水平、特定的产品质量标准、中国的环境政策力度、中美军力对比的某些具体参数、甚至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过去十多年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经济结构在调整,科技实力在进步,环境治理在加码,外交策略在演变,中美两国的国力消长和互动模式也在深刻重塑。完全基于十多年前的“快照”来理解和判断当下(2025年)复杂而流变的中美关系,无异于刻舟求剑,其现实指导意义已大打折扣。 6 m$ ]: m( \0 \
结论2 E$ `( M/ @5 F8 b8 o
《致命中国》无疑是一部成功的“问题聚焦”之作,它以一种极具穿透力(尽管是高度选择性和偏激的)的方式,将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且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矛盾、具体摩擦和潜在风险推到了聚光灯下,激发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书中提出的某些具体问题,如贸易逆差的持续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人权记录的关切等,至今仍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 p& Q: O0 ]- S: D3 `' Z, R6 c m5 C
然而,其巨大的争议性也正源于其分析框架的极度单一化、论证过程的偏见与夸大、以及贯穿始终的煽动性语言和零和博弈思维。将复杂的国家间关系简化为一场善恶对决式的“生死存亡之战”,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处心积虑、全方位对美国实施毁灭性打击的“邪恶帝国”,这种叙事不仅未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现实,反而可能因制造恐惧和敌意而关闭了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 w) ^: u+ \' F: P0 e9 d' ?理解和应对当今(2025年)高度复杂、深度交织且充满竞争性的中美关系,迫切需要一种超越《致命中国》式简单化、对抗性思维的、更为成熟、 nuanced(细致入微)、动态和基于事实的分析框架。这意味着既要正视两国在经济模式、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深刻分歧与竞争,也要承认双方在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疫情防控、核不扩散、全球经济稳定等)上存在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必要性。批判性地审视《致命中国》及其所代表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警惕极端化叙事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