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郎归不归？——唐诗论情之刘禹锡

xiejin77 · 发表于昨天 10:53

刘郎归不归？——唐诗论情之刘禹锡（上）

序章：命运的开场——前度刘郎
公元815年的春天，长安城在一场盛大的喧嚣中醒来。十年前被帝国权力中心驱逐的诗人刘禹锡，回来了。

这不是一次荣归。长安的空气对他而言，熟悉又陌生，像一件早已不合身的旧袍子，裹着一个被岁月和苦难重新雕琢过的灵魂。那年他四十三岁，鬓角或许已染上了朗州（今湖南常德）蛮荒之地的风霜。十年，足以让一座帝都忘记一个人的名字，也足以让一个人看清一座帝都的凉薄。

此刻，他正走向玄都观。那不是一次寻常的踏春，而是一场无声的对峙。春风扬起的“紫陌红尘”，温柔地拂过他的脸颊，却像砂砾一样磨砺着他的内心。这尘土里，混合着新贵们的马蹄声、仕女们的欢笑声，以及权力的气味。整个长安都在谈论玄都观的桃花，仿佛那不是花，而是帝国最新的恩宠与时尚。

他穿过涌动的人潮，那些“看花诸君子”，一张张春风得意的脸，在他眼中不过是模糊的剪影。他们是十年间朝堂上新崛起的力量，是靠着他与同伴们政治革新失败后的废墟，才得以攀上高位的人。他们赏的不是花，是自己的权位和胜利。

刘禹锡的呼吸或许有些沉重，每一步都像踩在自己被埋葬的青春之上。十年前，他和柳宗元、王叔文等人，怀着利刃般的锐气，试图为这个积弊丛生的帝国刮骨疗毒。那场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如夏日惊雷，短暂地照亮了中唐晦暗的天空，却也迅速被盘根错节的宦官与藩镇势力扑灭。那一百四十六天的理想主义，最终换来了长达十年的流放。他被扔到遥远的朗州，一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一个足以让任何人的雄心壮志都化为瘴气的地方。

现在，他回来了。站在玄都观前，他看到了那“千树桃花”。它们开得如此恣意、如此炫目，仿佛在向他炫耀一个没有他的长安是何等繁华。他能听到周围人的议论，能感受到那些投向他这个“前朝旧臣”的、夹杂着好奇与轻蔑的目光。

悲伤？愤怒？不，那都太平庸了。在刘禹锡的胸中，正升腾起一种更为复杂、更为锋利的情绪——那是极致的骄傲与极致的嘲弄混合而成的烈酒。

他一定是在某个瞬间停下了脚步，整个世界的喧嚣都退去了。他的眼中只有那些桃花，那些在他离去之后才被栽种、如今却被奉为奇观的桃树。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击中了他。他找到了一个词，一个动作，来定义这十年，来回应眼前这整个虚伪的盛景。

于是，他提笔写下了那首足以再次改变他命运的诗——《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当他写下最后一个字，“栽”，那一刻，他不是在记录一个事实，而是在进行一次宣判。这个“栽”字，是他投向整个时代的一柄匕首。它轻描淡写，却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他在说：你们引以为傲的这一切，不过是我离去之后才发生的小事。你们是后来者，是新贵，而我，刘禹锡，是历史本身。你们的根基，甚至都还没有我的放逐史来得长久。

这便是刘禹锡。他不是一个在命运的铁蹄下呻吟的懦夫，而是一个敢于用诗句直面命运、甚至反唇相讥的斗士。他的情感，从不由他人定义，他的悲伤，总能淬炼出最坚硬的骨头。

现在，让我们潜入刘禹锡的世界，去看一个被誉为“诗豪”的男人，如何在长安的迷梦中锻造利刃，如何在巴山楚水的泪痕中淬炼灵魂，又如何在东都洛阳的晚霞中，寻得最终的安宁与不朽。

这，是一个关于爱、痛、痴与怨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颗伟大的心脏如何搏动的故事。

第一幕：长安之梦——利刃与朝露 (793-805)

幕布拉开：一个危机四伏的帝国与两个理想主义的青年

中唐的长安，是一座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华美宫殿。安史之乱的创伤犹在，帝国的肌体上长出了两个致命的肿瘤：内有宦官专权，外有藩镇割据。宦官们掌握着京城的精锐部队神策军，甚至可以废立皇帝，权势熏天；地方的节度使拥兵自重，视朝廷号令如无物，俨然一个个国中之国。这是一个英雄无力、理想显得尤为脆弱的时代。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两个年轻人走进了长安。公元793年，二十二岁的刘禹锡与二十一岁的柳宗元，同一年进士及第。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初次相见时的情景。或许是在雁塔题名之后，长安的酒楼上，两个同样才华横溢、同样对未来充满憧憬的青年，一见如故。刘禹锡，或许带着江南水乡的灵秀与北地士族的傲骨，言谈间锋芒毕露；而柳宗元，出身世家，气质更为沉郁，但目光中同样燃烧着改变世界的火焰。他们的相遇，不是偶然，是那个时代仅存的一点理想之光，在寻找彼此的映照。

这份友谊的真正淬炼，发生在他们共同担任监察御史之时。御史台，是帝国的眼睛和耳朵，本应是激浊扬清之地。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盘根错节的腐败和令人窒息的黑暗。每一次弹劾，都可能撞上宦官或权臣筑起的高墙；每一次调查，都让他们更深地触摸到帝国衰败的脉搏。这共同的经历，让他们的友谊超越了诗酒唱和，升华为一种坚实的“革命情谊”。他们不再是旁观者，他们决心成为棋手，要亲自扭转这盘必输的棋局。

他们找到了那个能让他们放手一搏的人——太子侍读王叔文。王叔文是当时太子李诵身边最受信任的智囊，一个同样渴望改革的政治人物。于是，一个以王叔文为核心，以刘禹锡、柳宗元等青年才俊为骨干的政治团体悄然形成。他们在等待，等待一个机会，等待太子登基的那一天，用他们手中那柄磨砺已久的利刃，划破笼罩大唐的阴霾。

那时的他们，就如清晨的朝露，晶莹剔透，却也预示着在日出之后，必将蒸发消散的命运。

永贞革新：一百四十六天的烈火与幻梦

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久病的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历史的闸门轰然开启，一场名为“永贞革新”的风暴席卷朝堂。这短短的一百四十六天，是刘禹锡一生中最接近权力之巅、也最接近理想实现的日子。

我们必须闭上眼睛，去感受那一刻他内心的激荡。他不再是那个只能写诗抒发愤懑的御史，他成了历史的推动者。当一道道革新政令从他们手中发出时，他的笔尖一定在微微颤抖，那不是紧张，是兴奋。

想象一下刘禹锡和柳宗元在政事堂通宵达旦的场景。烛火摇曳，映照着他们年轻而坚毅的脸庞。他们讨论的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帝国的命运。当他们决定“废除宫市”和“罢黜五坊小儿”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那些被宦官强买强卖、倾家荡产的长安市民的脸。当他们着手削夺宦官兵权、抑制藩镇势力时，他们感受到的，是与一个庞大而腐朽的利益集团正面交锋的巨大压力与快感。史书记载，革新措施推行后，“市里欢呼，人情大悦”。这欢呼声，穿过长安的街巷，传到刘禹锡的耳中，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那一刻，他会觉得所有的冒险都是值得的。他与柳宗元，这对“同榜进士”、“同朝为官”的挚友，并肩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

然而，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他们的最高支持者唐顺宗，在即位前就已中风失语，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政治靠山。他们的锐意进取，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宦官俱文珍等人的核心利益。宦官们控制着神策军，那是悬在所有改革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改革的后期，刘禹锡的内心不可能没有焦虑。他或许在某个深夜，从堆积如山的文书中抬起头，看到窗外沉沉的夜色，会感到一丝寒意。他看到的是一个与整个旧世界为敌的自己，他们的力量，终究只来源于皇帝一人微弱的信任。他们的改革，像一场在烈火上烹煮的盛宴，香气四溢，却随时可能锅毁人亡。

这一时期，刘禹锡没有留下太多诗歌。他的全部心神都投入到了这场政治豪赌之中。他的诗，就是他参与起草的每一份诏书，他推行的每一项政令。他的情感，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行动来表达的。那是一种燃烧的、奋不顾身的、带有强烈使命感的情感风暴。

最终，风暴在公元805年八月戛然而止。宦官俱文珍联合藩镇，策动了一场宫廷政变，逼迫病重的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史称“永贞内禅”。王叔文被赐死，而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位核心成员，则被尽数贬为偏远州司马。史书用一个冰冷的词汇为他们定了性——“二王八司马”。

巅峰之下：梦碎之处，长夜之始

长安的梦，碎了。那柄闪耀着朝露光芒的利刃，在与顽石的第一次碰撞中就已崩裂。对于三十三岁的刘禹锡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更是一次信仰的崩塌。他曾相信，凭借才华和热血可以重塑乾坤，但现实却给了他最残酷的一击。

当贬谪的诏书送达时，他与柳宗元这对曾经的政治盟友，此刻成了患难与共的“贬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最后一次在长安的对视，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只剩下无尽的苍凉和对彼此命运的担忧。他们将要被抛向帝国的边缘，一个他们从未想象过的、充满未知与凶险的世界。

从权力中枢到蛮荒之地，从帝都的万众瞩目到天涯沦落人，这巨大的落差，是理解刘禹锡后半生所有情感的起点。长安的繁华与理想，像一场短暂而绚烂的烟火，在他生命的天空中炸开，留下的，是漫长而寒冷的黑夜。这黑夜，将长达二十三年。而他与这个世界最初的、也是最激烈的对抗，才刚刚开始。

第二幕：巴山楚水——一个灵魂的淬炼 (805-815)

幕布拉开：朗州的风、瘴气与悲歌

永贞元年（805年）的初冬，刘禹锡抵达了朗州。这个位于今天湖南常德的地方，在唐代是名副其实的“巴山楚水凄凉地”。这里没有长安的亭台楼阁，只有简陋的茅舍；没有昔日的同僚挚友，只有陌生的方言和猜疑的目光。他名义上是“司马”，实际上是一个被严密看管的囚徒，政治生命已被宣判死刑。更残酷的是，朝廷随后下达诏令，宣布“二王八司马”等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彻底断绝了他们短期内重返权力中心的一切希望。

这一时期的主导情绪，是灭顶的绝望。刘禹锡后来形容初到贬所的心情是“鸷禽毛翮摧，不见翔云姿”，一只羽翼被折断的猛禽，再也无法想象翱翔云端的姿态。这不仅是政治上的失意，更是精神上的囚禁。

然而，命运的打击接踵而至。在这片蛮荒之地，他遭遇了人生中又一重创——他的妻子不幸亡故。史料对刘禹锡的家庭生活着墨甚少，我们无从得知他妻子的姓名，也找不到像元稹《遣悲怀》或苏轼《江城子》那样泣血的悼亡名篇。但这沉默，或许正说明了悲痛的深重。在一个举目无亲的流放之地，失去相濡以沫的伴侣，那种孤独与无助，是任何语言都难以描摹的。我们可以想象，在无数个湿冷的夜晚，他独坐寒灯之下，耳边是凄厉的猿鸣，心中是无法言说的“丧妻悼亡之痛”。

政治理想的破灭与家庭的破碎，双重的打击将他推入了人生的谷底。正是在这样的谷底，刘禹锡的性格中一种最核心的力量开始显现。他的乐观，并非天真，而是一种在彻底认识到生活残酷之后，依然选择与之对抗的意志力。他没有沉沦，而是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自我救赎。

朗州十年：在废墟之上重建精神家园

在朗州的十年，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转型期，也是他精神世界重塑的关键时期。他用两样东西对抗着绝望：诗歌与友情。

第一声反抗的呐喊：《秋词》

朗州的秋天，必然是萧瑟的。空气中弥漫着腐败落叶的气味，沅江的水汽带着寒意。对于一个贬谪之人，“自古逢秋悲寂寥”是最自然不过的情感流露。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他：你的生命也如同这秋天，正在走向凋零。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刘禹锡独自登上德山，或是徘徊在枉渚岸边。他看着枯黄的草木，听着悲切的猿鸣，内心的悲凉几乎要将他吞噬。他完全可以写出一首哀婉动人的诗，博取后世的同情。但他没有。就在那悲秋情绪达到顶点的瞬间，一股强大的逆反心理，一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骄傲，从他心底喷涌而出。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秋日的天空，因为洗去了春日的浮华和夏日的躁动，反而显得更加高远、更加清澈。一只仙鹤，冲破云层，直上云霄。那一刻，他与那只鹤产生了强烈的共情。那不是孤独的鸟，那是他自己不屈的灵魂。于是，他提笔写道：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这首诗的“诗眼”，是那个“言”字。这不是简单的“说”，而是“宣言”、“宣告”。这是刘禹锡在精神上与整个悲秋传统、与自身悲惨命运的决裂。他在宣告：你们都认为秋天是悲伤的，但我，刘禹锡，宣告它比春天更富生机。当他写下“晴空一鹤排云上”时，他写的不是景，而是心。那只鹤奋力“排”开云层的动作，正是他内心对抗绝望、冲破精神枷锁的写照。这首《秋词》，是他吹响的第一声反击的号角，是他精神上站立起来的标志。

在民间寻找新的生命力：《竹枝词》

被剥夺了士大夫身份的荣耀后，刘禹锡开始将目光投向他周围的普通人。他深入乡间，饶有兴致地倾听和收集当地的“民谣俚音”。那些被称为“竹枝词”的民歌，充满了原始的、鲜活的生命力，吟唱着当地男女的爱情与生活。

想象一下，刘禹锡坐在沅江边的吊脚楼里，听着船家女用清亮的嗓音唱着那些质朴的歌谣。歌声里有少女怀春的羞涩，有劳作的欢快，有对情郎的思念。这些情感如此真实、如此直接，与朝堂之上虚伪的客套、权谋的算计形成了天壤之别。他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意识到，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地方，生命以一种更本真的形式存在着。他不是以一个猎奇的眼光看待这些民歌，而是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他开始模仿、提炼、再创作，将七言绝句的格律与民歌的活泼巧妙地结合起来。于是，一批全新的《竹枝词》诞生了：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天气，实际上写的却是爱情中那种患得患失的微妙心理。“晴”与“情”谐音，堪称神来之笔。当他写下“道是无晴却有晴”时，他不仅仅是在记录一种民间情歌的巧妙构思，更是在进行一场自我疗愈。这首诗里，没有了政治的沉重，没有了人生的失意，只有纯粹的美和人性的温暖。通过拥抱民间文化，刘禹锡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出口，也为唐诗开辟了一片全新的天地。他不再仅仅是那个长安的失意政客刘禹锡，他成了属于巴山楚水的人民诗人刘禹锡。

精神的磨砺：淬火成钢，百炼为诗

在这十年间，将他从绝望深渊中拉出来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是他与柳宗元的友谊。他们虽然身处异地（柳宗元在永州），但书信往来从未中断。他们一同探讨哲学，刘禹锡写下《天论》三篇，声援柳宗元的《天说》，共同批判韩愈的天命论，这是他们在思想上的相互扶持。他们也相互慰藉，柳宗元在母亲去世后悲痛欲绝，是刘禹锡的信件给了他力量；而刘禹锡在困顿中，也从柳宗元的来信中获得慰藉。

这十年，是一场漫长的淬火。朗州的烈火与冰霜，烧尽了他年少轻狂的浮躁，也洗去了他身上的官场尘埃。他失去了很多——权力、地位、妻子，但他得到的，是更坚韧的意志，更深刻的对生命的理解，以及一种全新的、更贴近大地和人民的诗歌语言。

他不再是那柄锋芒毕露的利刃，他被锤炼成了一块百炼精钢，坚硬，沉重，且带着无法磨灭的伤痕。这伤痕，将成为他日后诗歌中最动人的纹理。

（未完待续）

xiejin77 · 发表于昨天 12:15

刘郎归不归？——唐诗论情之刘禹锡（下）

第三幕：玄都观的桃花——不屈的归来者 (815-826)
幕布拉开：短暂的曙光与更深的黑暗
公元815年，在被流放整整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将刘禹锡和柳宗元召回长安。这无疑是他们黑暗人生中的一道曙光。我们可以想象刘禹锡接到诏书时的心情，那是一种压抑了十年的渴望瞬间爆发的狂喜。他以为苦难已经结束，他将有机会重新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长安迎接他的，却是一场更为残酷的闹剧。正如序章所述，他在玄都观写下的那首《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这首充满讽刺意味的诗，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当权者虚伪的体面。执政的武元衡等人，本就与当年的革新派有旧怨，读到此诗，更是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他们向皇帝进谗言，说刘禹锡“语涉讥讽”，心怀怨望。

于是，刚刚回到长安的刘禹锡，屁股还没坐热，一纸更严厉的贬谪令就下来了：改任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播州，比朗州更为偏远，更为凶险。如果说第一次贬谪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这一次，则纯粹是因一首诗而获罪。命运的嘲弄，莫过于此。

我欲归来：友情的巅峰与生死的诀别

就在刘禹锡即将坠入更深深渊的时刻，他与柳宗元之间那段被千古传颂的友谊，绽放出了最耀眼的光芒。

友情的极致考验：“以柳易播”

柳宗元同样被外放，贬为柳州刺史。当他得知好友刘禹锡的遭遇，尤其是了解到刘禹锡身边还有八十岁高龄的老母亲时，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在那个时代，带着年迈的母亲前往播州那样的“瘴疠之地”，几乎等于宣判了老人的死刑。

柳宗元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焦虑与不忍。他深知朋友的才华与傲骨，更理解他此刻的绝望。他无法改变朝廷的决定，但他可以尝试用自己去交换。于是，他立刻上书皇帝，奏章中的话语，字字泣血。他陈述播州的艰险，坦言刘禹锡母子此去九死一生，最后提出了那个石破天惊的请求：他愿意用自己的柳州，去交换刘禹锡的播州。他请求自己去那个更艰苦、更危险的地方，只为让朋友和他的母亲能有一个稍好一点的去处。这就是“以柳易播”的典故。这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友情，这是一种可以将对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更重的、近乎神圣的情感。虽然唐宪宗最终没有同意交换，但柳宗元的义举感动了朝中裴度等正直的大臣，他们纷纷为刘禹锡求情。最终，皇帝改任刘禹锡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刺史。连州虽也偏远，但比起播州，已是天壤之别。

最后的诀别两位好友在南下的途中，于衡阳相会，然后便要各奔东西。我们可以想象那场离别的宴席，酒杯中盛满的，是感激，是担忧，是此生或许再难相见的彻骨悲凉。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最沉重的托付：“身后托孤”

公元819年，仅仅四年之后，长期在南方潮湿瘴气环境中生活的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年仅四十七岁。临终前，他心中最挂念的，除了自己年幼的子女，就是一生的文章心血。他将这两件最珍贵的东西，全部托付给了远在连州的刘禹锡。

当时，刘禹锡因母亲去世，正护送灵柩北返，途经衡阳。也正是在这个他们当年分别的地方，他收到了挚友的死讯。史书记载，他悲痛得“如得狂病”。这三个字，蕴含了多么巨大的情感冲击！他失去了那个与他“半世飘零客，一生好哥们”的知己。他立刻停下行程，为柳宗元料理后事，写下泣血的祭文。他没有辜负朋友的托付。他将柳宗元的遗稿仔细整理、编纂、作序，最终刊印成《河东先生集》，使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得以完整流传后世。他还将柳宗元的儿子柳周六接到身边，视如己出，悉心教导，最终培养他考中进士，光耀了柳家门楣。刘禹锡用自己的后半生，践行了对亡友的承诺。这份情谊，沉重如山，也温暖如光。

十四年后的归来与胜利
在连州、夔州、和州等地辗转多年后，刘禹锡的政治处境随着当年政敌的相继离世而有所缓和。公元828年，在他写下那首桃花诗的十四年后，他再次回到长安，再次来到了玄都观。

这一次，玄都观的景象已完全不同。当年那“千树桃花”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一片荒芜，菜花和葵麦在风中摇曳。物是人非，但这一次的“非”，是对刘禹锡最彻底的平反。

刘禹锡站在观前，心中不再是十四年前那种激烈的、充满攻击性的嘲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历经风雨后的平静，一种带着淡淡悲悯的、冷峻的胜利感。那些曾经因为他的诗而将他再度流放的权贵们，如今安在？他们和那些桃花一样，都已化作尘土。而他，那个“前度刘郎”，在经历了二十三年的风霜雨雪之后，又回来了。他再次提笔，写下了《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的情感核心，在最后一句——“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七个字，掷地有声。它没有狂喜，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平静的、不容置疑的陈述。我在，我还在，我回来了。这是一种超越了个人恩怨的、与时间本身的对话。他用二十三年的生命，证明了自己的坚韧，也见证了对手的灰飞烟灭。这首诗，是他为自己、也为亡友柳宗元谱写的一曲镇魂歌，一曲关于幸存者的、苍凉而骄傲的挽歌。

风暴平息，长河入海

这一阶段的人生，是刘禹锡情感世界中风暴最猛烈的时期。他经历了希望与绝望的急速转换，品尝了友谊的极致甘醇，也承受了生死离别的无尽苦楚。他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搏击的船，桅杆断过，船帆碎过，但他始终没有沉没。

当他写下“前度刘郎今又来”时，意味着他内心的风暴已经平息。他战胜了政敌，战胜了命运，更重要的是，他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怨恨与沉沦。他不再需要用激烈的言辞来证明自己，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诗人生命的長河，在经历了险峻的峡谷之后，即将汇入一片更为开阔、更为平静的水域。

第四幕：洛阳的晚霞——与君歌一曲 (826-842)

幕布拉开：扬子江头的相逢与慰藉

在经历了第二次玄都观的“胜利宣言”后，刘禹锡的仕途并未从此一帆风顺。他仍在苏州、汝州、同州等地辗转担任刺史，直到开成元年（836年），六十五岁的他才以太子宾客的身份，分司东都洛阳，真正过上了安定的晚年生活。

然而，他人生的最后一幕华彩乐章，其序曲早在十年前，即宝历二年（826年）的那个冬天，就已经奏响。那一年，五十五岁的刘禹锡结束和州刺史的任期，北上洛阳。在扬州的扬子江渡口，他与另一位同龄的伟大诗人——白居易，平生第一次相遇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白居易，字乐天，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诗人，他也曾因直言进谏被贬江州，写下《琵琶行》这样的不朽名篇。相似的经历，让这两位早已神交已久的文坛巨擘，一见如故。

名场面再现：我们可以想象那场在扬州举行的盛大宴会。江风带着水汽，酒香混合着诗情。白居易看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只大一岁、却经历了远比自己更为残酷的二十三年贬谪生涯的朋友，心中充满了敬佩与同情。他举起酒杯，为刘禹锡写下了一首《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平：

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

彼时彼刻当刘禹锡听到“二十三年折太多”这句诗时，他的内心一定受到了巨大的震动。这二十三年，是他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充满了痛苦、屈辱、挣扎与失去。他从未向人言说这其中的全部辛酸，他总是以一种硬汉的姿态示人。然而此刻，白居易，这位新相识的朋友，却用一句诗，精准地道出了他心中最深的伤痛与不甘。这是一种深刻的理解，一种发自肺腑的共情。它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刘禹锡尘封已久的情感闸门。

他所有的委屈、感慨、坚持与骄傲，在这一刻，都找到了宣泄的出口。他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将这份理解，升华为一种更为宏大的人生感悟。于是，他当场和诗一首，这便是千古名篇《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首诗，是他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也是他后半生的宣言。前四句，他坦然承认了自己被“弃置”的痛苦与物是人非的苍凉。然而，后四句，却展现了惊人的思想飞跃。当他写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时，他已经完成了对个人苦难的超越。他不再将自己视为唯一的受害者，而是将自己的人生置于历史长河与自然规律的宏大背景之中。他看见，个人的“沉舟”与“病树”，无法阻挡时代“千帆”的竞发和自然“万木”的逢春。这是一种何等开阔的胸襟！这句诗，蕴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哲理，也闪耀着人性中最乐观、最坚韧的光辉。

白居易读到此诗，大为折服，称赞其“神妙”，并从此将刘禹锡引为可敬的“诗敌”和“诗豪”。这次相逢，不仅开启了“刘白唱和”的诗坛佳话，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刘禹锡找到了一个新的情感支点。如果说柳宗元是他青年时代的战友，是他共患难的兄弟；那么白居易，则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共鸣者，是他“暂凭杯酒长精神”的灵魂慰藉。

诗豪归宿：洛阳夕照下的生命唱和

晚年的刘禹锡，定居洛阳。这座神都，没有长安那种紧张的政治空气，多了一份从容与闲适。在这里，他与同样退居洛阳的白居易、裴度等人，过着诗酒唱和的宁静生活。他与白居易之间的酬唱诗，占据了他晚年创作的绝大部分。他们的诗，像一场持续多年的、关于生命、衰老与死亡的深刻对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典型的场景。在洛阳里坊的某个庭院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对坐饮酒。秋风拂过，落叶飘零。白居易或许会发出一声叹息，写下感叹年华老去、精力衰退的诗句，他的态度是温和的、顺应自然的。

此时此刻刘禹锡听着朋友的诗，端起酒杯，眼中闪烁的却是不一样的光芒。他的一生都在战斗，他习惯了对抗，即使面对的是“衰老”这个无法战胜的敌人，他也要发出自己不屈的声音。他不同意白居易那种消极的态度。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并不因年老而减损，反而可能在最后阶段，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于是，在回应白居易的《咏老赠梦得》时，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酬乐天咏老见示》：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细思皆幸矣，下此便翛然。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这首诗，是他一生情感与哲思的最终结晶。他承认衰老的种种迹象——“身瘦”、“发稀”，但他话锋一转，将衰老带来的经验视为财富——“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最震撼人心的，是最后两句。当他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时，他完成了一次惊人的意象创造。他将人生的黄昏，比作天边最壮丽的晚霞。晚霞，是太阳即将落山前的最后一次燃烧，它短暂，却将整个天空都染成金色和绯红，其瑰丽甚至超过了日出。这不只是一句诗，这是刘禹锡的人生哲学。他告诉白居易，也告诉所有后人：不要哀叹晚年的到来，生命的最后阶段，依然可以活得光芒万丈。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积极的、充满审美情趣的老年观。他用这句诗，为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最完美的句号。

长河落日，霞光满天

从扬子江头的初逢，到洛阳城里的唱和，刘禹锡的晚年，是在一种温暖而深刻的友谊中度过的。他终于卸下了与整个世界为敌的铠甲，内心的锋芒被岁月打磨得温润，但并未消失，而是转化成了一种更为深沉的智慧。

他完成了从斗士到哲人的转变。他不再执着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开始思考更为终极的生命问题。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人证明了，一个人的精神可以何等强大，一颗饱经患难的心，可以何等乐观。

会昌二年（842年），刘禹锡在洛阳去世，享年七十一岁。他的人生，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像一抹壮丽的晚霞，燃烧尽了最后的光和热，然后平静地融入了永恒的夜色。但他留下的霞光，却穿越了千年的时空，至今仍在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终章：不朽的心跳与回响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我们回望刘禹锡的一生，试图为他的灵魂描绘一幅最终的画像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悲怆的底色，也不是狂放的笔触，而是一种以钢铁意志为骨架、以不屈诗情为血肉的、英雄般的肖像。

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核心的情感特质，不是悲伤本身，而是对悲伤的漂亮反击；不是对命运的屈服，而是与命运周旋到底的骄傲。

他的一生，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当世界试图将你摧毁时，你该如何回应？

他的答案是：用诗。

当十年放逐生涯试图磨灭他的意志时，他回答：“我言秋日胜春朝”；当新贵们的桃花试图炫耀他们的胜利时，他回答：“尽是刘郎去后栽”；当二十三年的沉浮几乎耗尽他的人生时，他回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衰老试图让他承认生命的终结时，他回答：“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他的诗，就是他一次次从废墟上站起来时，拍掉身上尘土的声音。

这份情感为何能不朽？因为它触碰到了人类共通的、永恒的困境与渴望。

让我们想像这样一个场景：

深夜的都市里，一个备受挫折的中年人，正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电脑屏幕上，是刺眼的DDL和无助的代码。他感到自己的世界正在崩塌，就像那艘沉没在江底的破船。他滑动着手机，漫无目的地浏览着，一行古老的诗句偶然跳入眼帘：“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那一瞬间，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他仿佛看到，在自己这艘沉船的旁边，依然有无数的船只正扬帆远航；在自己这棵枯萎的病树之前，一片生机勃勃的春天正在到来。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只是宏大生命进程中的一个微小节点，它并不意味着结束。刘禹锡，那个一千二百年前的诗人，像一个穿越时空的朋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告诉他：站起来，你看，生活还在继续，希望就在前方。

这，就是刘禹锡的不朽。他没有提供廉价的安慰，而是提供了一种宏大的、超越个人悲欢的视角。他用自己一生的苦难，为我们熬制了一剂精神的良药。他让我们明白，生命的韧性，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他用自己的经历，触碰到了人类灵魂深处最坚硬也最柔软的地方——那是在废墟中重建的勇气，是在绝望中寻找光明的本能。

现在，让我们将这位诗人的形象，最终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不是那个在长安春风得意的青年才俊，也不是那个在朗州孤灯下写诗的贬臣。他最终的形象，是那个站在洛阳城头，眺望西方落日的老人。夕阳的余晖，将他的白发染成了金色。他的脸上，刻着岁月的沟壑，但眼神却平静而辽远。他看着天边那一片燃烧的晚霞，嘴角或许还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他的一生，都在与命运赛跑，而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与命运达成了和解。他不再奔跑，只是静静地站着，成为了风景本身。

他就是那片晚霞，是他自己诗中那个最壮丽的意象。

风吹过，他的衣袍在猎猎作响，仿佛在低声吟诵着那些不朽的诗句。然后，夜色降临。但我们知道，在某个地方，那颗搏动了七十一年的、坚强而乐观的心，它的回响，将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下，在每一个读到他诗句的人的心中，激荡不息。

黄序 · 发表于昨天 22:50

再顾茅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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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刘郎归不归？——唐诗论情之刘禹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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