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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出国留学，什么最值得学习？: 热度 17 清风徐来 2016-2-18 11:04; 来自：纽约时报编者按：目前大把孩子出国的目的与其说是将西方教育作为自己已经受到的中国教育的比较与延伸——如同二十世纪初的前辈一样——不如说是对中国教育的放弃与逃离。在美国读高中的作者认为，许多美国人对周围的环境和现象，都具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分析的本能。这才是最值得学习的。在中国，一种现象成为潮流，常常只是眨眼间的事情。 2005年，我去美国读高中时，国内的学生出国读大学尚属少见。前年，我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实习时，为当时供职的美国杂志社写稿，发现出国读高中在大陆已经蔚然成风，自己当年申请的 Deerfield Academy，每年的中国申请人已经翻了20倍不止。如今身在北京，又是在一次写稿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采访的对象已经变成十三四岁的初中生，甚至刚满十岁的孩子。越来越多地，中国的家长正趁暑假的时候把孩子送去国外参加夏令营。电话那头稚嫩的童声，已经在向我描述黄石公园的优美景色和迪斯尼乐园的乐趣横生。不出意料的，许多父母送孩子早早出国是希望能帮助孩子增加考上国外名牌大学的筹码。然而在对话中，我感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希望替孩子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无法给予的教育方式和社会环境。「我的孩子属于在学校挂上名了的淘气，」一位北京的父亲向我描述他十岁、正在美国参加夏令营的儿子。「他喜欢的书读过几遍可以背下来，不喜欢的科目却无法强迫他学习。中国的教育对这样的孩子不合适。」已经在中国流行了多年，例如「批判性思维」一类的西方教育概念，也已经在家长脑海中逐渐具备了具体而实际的意义。「在中国的文科教育里，它只教给你东西，事实，而不是教给你思维方法和逻辑，这是和美国最大的区别，」一位北京女孩的母亲解释，「与其在中国，还不如出国学一点真东西。」另一位江苏的父亲言简意赅地说：「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不要人云亦云。」作为从国外读书回来的留学生，目睹这种变化让我感到十分欣喜。十几年前家长在书店抢购《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心态已经渐渐被一种更理性的态度所取代。比起学校的名声，他们更加看重的是教育在每个孩子成长中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心态无疑也会对出国的孩子造成影响，改变他们的追求与对留学的理解。加之现在的学生留学日趋低龄化，在他们兴趣与性格仍然十分可塑的阶段便接触到西方的通识教育和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对他们吸纳西方教育的真谛会有意义深长的帮助。通过个人经历，我感到这种吸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人文学科的学习。然而这正是留学生在出国前，国内教育为他们做出准备中最薄弱的一项，也由此成为他们在留学时往往最被忽视的一个领域。从国外回来，和中国的朋友们聊天，有时大家会开玩笑，将我们新一代的「小留学生」和二十世纪初由清政府、达官显贵或书香世家送出国的那一代「前辈」做比较，说在东西方社会受教育的经历可以让我们像那一代人一样，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中西合璧。这样的比喻总让我偷偷汗颜。二十世纪初留学西洋的莘莘学子，成长在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起伏动荡之中。他们在出国以前许多人已经饱读诗书，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国难当头，各种思潮争鸣，为中国寻找出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留学海外的行为，也被赋予了历史使命，成为那一代中国人对未来的一种尝试与探索。而如今出国留学的新一代留学生，出国以前对中国的了解和文化的积淀又来自于哪里？是语文课堂上对古诗古文的大卸八块囫囵吞枣？还是历史课上对抗日战争的歪曲理解和文化大革命的肤浅认知？是思想政治课上逐条铭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还是地理课上不容置疑的「台湾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教育在学生身上留下的痕迹难以磨灭：虽然如今的学生对这样的灌输早已不是全盘接受，不过却也无法公然挑战，于是有口无心地跟从着书本，难以享受到人文学科本应带给思想的挑战和乐趣。于是大部分的学生在出国以前，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和好奇心早已被中国教育磨灭。出国的目的与其说是将西方教育作为自己已经受到的中国教育的比较与延伸——如同二十世纪初的前辈一样——不如说是对中国教育的放弃与逃离。留学也由了从开阔眼界，挑战自身认知的行为而变成仅仅是增加自身就业竞争力的砝码。这从出国以后的中国人在学校所选择的学科与专业便可见一斑：据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刚刚发佈的《2012年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显示，管理学、经济学和理工科的回国就业人数佔了留学回国就业总人数的80%，导致这些领域求职人员远远供大于求。这种现象在我身边同样常见：和我一届毕业的来自中国的大学同学，现在绝大多数在香港从事投资银行。我与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大学裡选择了经济作为专业，原因是人文学科那时在我眼中虚无缥缈，纸上谈兵。然而出国时间久了，我渐渐了解到，也正是美国学府中这些看似「不着边际」的学科，正在无形中改变着我的思考方式。英文课上的圆桌讨论让我逐渐抛弃了以往被动而死板的阅读方式，不再习惯性地去用简单的语言去概括中心思想，而学会将材料当作文学作品去鉴赏，调动感官和想像力，将阅读变成一种立体而多元的体验；写作课的宽松的思维环境和严谨的逻辑训练教会了我在写论文时如何就一话题自己立论、论证与总结，而并非像国内的议论文训练一般，文章能够採纳的角度和观点早已被题目死死框住；社会学讲座上老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明白了如何用抽象晦涩的社会学理论来分析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让我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被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铭记，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理论接受分析与质疑时，原来也可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在美国大学的学习过程点燃了我对这些学科迟到的兴趣，也帮助我在毕业后选择记者这一行业，将所学所想用来分析了解中国这个庞大而複杂的社会。正是在走上这条路后，我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具备与欠缺这种批判性的人文教育所带来的差别：在我的美国同龄人中与记者中，我发现许多人对周围的环境和现象，都具备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和客观分析的本能。他们在看待事物和分析现象时，会对已经被广泛接受的传统看法和固有的成见保持高度警惕，不断去挑战它们，避免因为自己的思维懒惰而将複杂的问题简单化。他们很少会因为认同一个人而将他的观点不假思索全盘接纳，也很少会因为否定一个人而彻底拒绝去斟酌他的想法，而接纳与反对，又很少取决于对方的权威与身份。当然，心理学有所谓的确认偏误，人们总是有选择性地选取收集某些证据，忽略不利的观点和资讯，用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这一点倒是在我接触的高学历背景美国人中显得较为突出些。这种思维习惯并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从一方面来说，这是生活在一个言论开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带来的益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离不开西方高等教育中对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视和教授的方式。通过对学生多年的熏陶，它已经焕化成了一种思维习惯，而对中国教育稍有了解的人们便明白，这正是没有收过真正人文教育的中国学生所欠缺的。举一个为众多中国人所熟知的例子。不少中国读者都读过美国作家何伟的《江城》和《寻路中国》，并且十分喜爱这两部作品。每次和中国人谈起这两部书，我都会问对方他们对作品的好感源于哪裡。「他对中国的观察非常独到」和「他比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是我常常听到的答桉。虽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语言准确表述，我想何伟的作品可以征服中国读者归根结底的原因中或许有这样几条：他能够跳出西方对中国的各种成见，以诚实的笔触将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他能够敏锐捕捉中国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係，将他的描写对象放置在社会大环境之中，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折射一个社会与一个时代的特徵；他对他的所见所闻不轻易做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定夺，而往往将形成观点的权利交给读者。在美国读书多年后，我感到这其中的哪一条也脱离不开我在美国大学学习时，人文社科学科所传达的理念以及培养的思维习惯。在一个节奏日益加快，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环境下，人文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中国人脑海中被广泛忽视，在美国这个有着悠久通识教育传统的社会裡也引起大众辩论。英文、哲学、历史等学科真的可以给予人们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经济下生存所需要具备的技能吗？人们在问着自己这样的问题。然而正如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教授马克·艾德孟森(Mark Edmundson)在八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人文学科价值的专栏中所提到的：「人文学科并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质疑成功。」「处在所有人文学科最核心的，是一场海纳百川而深思熟虑的，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与生存的讨论，」艾德孟森写道，「这场讨论不应盲目崇尚任何结论。」在中国当今的社会环境下，这样的讨论似乎格外有必要，而展开这样讨论的思想基石和恰当方式，便蕴含在人文学科的教育之中。如同学习一门语言，这种人文教育在学生思维定性以前，越早施加它的影响便越理想。在留学日趋低龄化，家长对教育观念开始逐渐转变的今天，让这样的觉悟在他们和他们各自家裡的小留学生脑海中扎根，或许是个不错的开始。; 925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 1908《纽约时报》专访袁世凯: 热度 1 gordon 2014-7-6 05:02; 本文是美国记者托马斯.F.米拉德对袁世凯的专访，刊发于1908年6月14日《纽约时报》。提问袁世凯我接到一封官函，说袁阁下同意在他的官邸接受采访。我到了那里后，被领进客厅。这个客厅是欧洲风格的装饰，正像大多数清国高层人士的住宅那样。我知道袁不会讲西方语言，正在纳闷谁来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呢？但很快地，随我之后进来了一位清国人，我一时没认出他是谁，后才发现他是童凯生（译音Tong Kai-son）先生。童188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我最近一次见到他时，他正身着西装，在给《南华日报》当期刊编辑。《南华日报》在上海发行，是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当我问到他衣着的变化时，童先生笑着说：“是啊，您知道，北京可不像上海那么开化，这里的人们总是比较保守一些。” 对清国的领袖人物来说，操劳过度是在所难免的。过了一会儿，袁世凯走了进来。早就听说袁非常沉溺于他那艰苦的工作，并且这工作也极大地耗损了他的体力和心神，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他的容貌，指望能从中发现一些迹象。但让我惊讶和感到满意的是，袁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时好许多。实际上，现在的袁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出他对自己手中掌握的事情非常关切。袁的整个面貌都显示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在接下来的交谈中，袁说他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工作，一直到晚上9点钟才休息，其间只有短暂的用餐和休息时间，除非偶尔有别的任务让他离开日常工作。大清国缺乏能干的官员，这是清国政治一个最大的缺陷，也使得清国官员中有限的几位先进人物都被委以重任并不得不过度操劳地工作。袁自己也承认了这点，然而他似乎不以为苦，倒更像是乐在其中。注：从秦始皇就开始的，工作狂。正像常常发生在清国官员身上的情况那样，袁通过询问我的近况来开始我们之间的交谈。他问我这次是从哪里来北京的？当我告诉他我刚刚到过满洲时，他就针对我在那里的情况问了一大堆问题，而这也是我非常乐意谈论的事。我非常非常愿意与袁讨论，因为这让我有机会了解在东方危机的问题上袁自己的观点。但正当我准备记录时，袁却把话题转到了美国总统的竞选上。他说虽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崇拜者，但同样也相当推崇塔夫脱先生。去年秋天，塔夫脱先生在上海发表了对大清国很友好的讲话，这给清国上下都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袁热切地期望塔夫脱先生能有机会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并说很多清国人都有这种情感，因为他们觉得塔夫脱先生对远东的情况非常了解，并且真诚地倡导要尊重大清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我已经注意到，受美国教育的大清国人民，比受欧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运用于我们国内的管理。并且据我所知，贵国政府的基本规则也与我国政府极为相似。” 我向袁世凯阁下保证，我自己对大清国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国的管理体制和民众从本质上都是趋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历程一经起动，就将极大地增加帝国复兴的可能。”另外，我还就大清国的现状以及他对改革的期望向他发问。 “我们内部的管理体制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说道，“但这却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它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行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就民意支持的状况而论，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的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 我问袁，在完成这三项改革的过程中，像日本人那样引进外国顾问以求援助，这样的做法他是否认为有益？他对此避而不答，而是说，他认为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我相信，事实上，袁确实认为应该引进能干的外国财经顾问和法律顾问，但是，如果在当前情况下公然迫切地提出类似建议，只能对他的政治敌人有利。因为时下诸如 “复兴的权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观点甚嚣尘上，而袁则是一个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会反对这些观点的。虽然他主张他的国家能真正适应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国也许还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接纳它们。袁说，日本人仅仅是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袁强调说：“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外有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其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当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对大清国多加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大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化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您对清美关系怎么看？”我问道。袁说：“大清国的政治家们，自从开始考虑我国的国际关系时，就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切，并且将来也一定会继续下去。我觉得，我们需要和贵国保持友好和令人满意的关系，这种需要的程度怎么说都不过分。贵国一直是大清国的朋友，并且贵国从未错过任何机会以无私的方式表示出这一点。的确，美国一直对东方国家非常友好，并且从未显示过哪怕是最轻微的军事部署要去攻击它们。如果说在不远的将来，大清国在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时刻必须挺身抗争的话，我们会期待并信赖美国能够为保护我们的权利而在国际上善施影响。当然我们会对所有那些友好的列强国家抱有同样希望，然而我们更加信任美国。” “清国人民怎样看待美国舰队访华的提议？”我问道。 “我本人对于贵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善意地考虑我们的邀请而感到高兴。并且我确信，大清国的百姓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感觉。众所周知，大清国已经被外国武力很多次地 ‘访问’过了，我是说包括友好的和非友好的。然而在这件事上，甚至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任何一支外国海军舰队认真考虑过我们的愿望，或者曾友好地等待我们邀请。大清国人民能够通过美国海军的友好访问而理解到贵国对我国的友谊和重视。并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你们的舰队将受到所有清国人民的欢迎。我希望不会发生什么事阻碍这个计划的实施。大清国人民将把这件事当成我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袁用下面的话结束了我们之间的交谈。他说这是他首次正式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他对美国总统及美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在引用袁世凯阁下的话时，我当然未能精确地遵循他的措辞，尽管童先生把袁的话翻译成了英语的习惯用语，但我仍尽量希望能保持语言和神情的原貌。当然，袁在某些话题上是有保留的，这是很自然的事，并且在这种环境下无疑也是非常恰当的。毫无疑问，袁对自己目前在大清国政治舞台上所面临的危险非常清醒，他不但十分明了这些危险的源头所在，而且也知道这些危险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作用。速写袁世凯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对于关注和研究远东问题的人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认真地对待这些人。大清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名义上的主权，并且在外来列强瓜分势力范围的叫嚣声中继续下去。大清国的领土组成现在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她可以全部被分割，在日本和欧洲列强之间重新分配；或者，在公正和富于同情心的外部力量鼓励和援助下，成功地改革陈旧体制，沿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向前进，做自己民族命运的主人。然而，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清国人本身的愿望都至关重要，而这也就引起人们对清国当代政治人物的人格和个性的关注。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推认为第一。虽然他步入政界已经超过30年，但只是在过去的10年里，他才成为这个国家的要员，并且在过去的三到四年里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声望。学生时代的袁世凯虽然有从政的抱负，也努力通过了各项考试，但他并不是特别有才气。其后的多年里，他主要从事军务。在大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的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他展示出了这样的一种才能，即详尽而精当地重组和指挥了朝鲜的军队，并且在日清战争前不久，他还作为清国官员居住在汉城。他参加了这场对清国人来说可谓是损失惨重的战争，然而，他的声誉和威望并未受到多大损伤。这表明袁是一个具有异常才智的人。从青年时代起，袁世凯就受到李鸿章的鼓励和呵护。李鸿章发现了袁世凯异常的秉性，并且袁早期的进步也归结为受到这位清国著名政治家的影响。现在，袁世凯成了李鸿章的真正接班人。李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仍然隐约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1901年在他去世之前，我曾和他有过短暂的谈话，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并且仍然关注着国家的未来。在生命处于弥留之际，他把一些年轻人召到床前（其中就有袁世凯），并把改革大清国的使命交到了他们的手中。当把大清国的改革与李鸿章这个人相提并论时，还会有人发出冷笑吗？李鸿章和当时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他有一个比其他人更为宽阔的视野。当然，在他身上也有混迹官场必不能少的一些传统恶习。然而，他毕竟远远地走在了他这个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据说李鸿章在临终前请求清国皇帝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结果袁获得委任担当了这个重要职位，这标志着袁世凯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开始崛起。人们发现，在大清国凡是有职位的人当中，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我就听说过他被称为政治家、改革家、煽动家等等，还有一些稍微不同的其他称号，而每种称号后都会跟着一大堆详细的描述。说人们对他的评价都有几分道理，这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人人都认为他是“重要人物”，并且人们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袁世凯是大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袁当然不是大清国改革运动之父，但他能让改革继续进行下去。他富有才干，野心勃勃。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大清国政治舞台第一角色的机遇。他也从清日战争和“义和拳”叛乱中正确地汲取了教训。他认识到，大清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巨变，但他也深深了解大清国的国情。大清国的改革家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提高了他们的声音，事实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鼓吹进步的学说。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被流放、被处决。袁在仔细地观察帝国的现状，观察北京宫廷那些胆怯和垂死的党派，观察时代发展的种种迹象，他似乎已经得出结论：在改革的大潮里，他将登上权利的顶峰。这里所说的改革并不是那种如果改革家失败了就会掉脑袋的改革，而是用大写的C开头的保守的改革，这种改革并没有激进到要立即引起新旧体制的决定性对抗，而是允许进步分子们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适当采取些行动。袁世凯当上大清国的直隶总督后，行动谨小慎微，并且总是随身带着一双胶鞋。在此同时，他的外国军官们也在稳步扩充和训练着“北洋六镇”，或称新军。这支新军是袁世凯向慈禧皇太后做出担保，并因此获得许可创建的。接着发生了日俄战争，泛东方主义的浪潮开始觉醒。大清国的新生力量也开始崛起。袁注意到了，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子。然而，他同时也一直都预备好，那就是当遇到哪怕是一丝反对的迹象时，就迅速横跨一步以躲避打击。一方面，他使用着慈禧皇太后赋予他的权力（她曾依靠她逃脱1898年的宫廷阴谋）；而另一方面，他又在鼓励着进步的因素，并费尽心机地招揽更多有才干的人加入其中，以便让这些人为他自己的个人前程效力。袁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的各种政治机遇，并聪明地利用了它。而此时，比他职位更高但却是更加胆小的官员们还在犹豫不决。袁明智地勇往直前，直到在大清国里除了慈禧皇太后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与他争锋。袁在帝国上下正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力和影响。袁攀升到他现在的位子，并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抵制。他是一个汉人，而在北京的满族党人，从根本上就反对任何汉人爬升至任何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位子，更别说帝国的总督了！清国中枢的高官们对新军极不信任，而袁世凯是新军的领袖。仅仅在不久以前，宫廷内还忙于密谋着要破坏袁的前程，并且也及时说服慈禧皇太后和军机处：除非夺去袁世凯手中的权力，否则，他对朝廷必将构成威胁。然而，保卫袁世凯的力量是这样的强大，他指挥着完全对他效忠的新军，以致任何人都别想简单地把他驱除。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极端可行的措施能够把他拉下马来。于是，他的政治对手们采取了间接方法，并成功地于一年以前把他召回北京，让他去处理那些大量琐碎的诉讼案。也正是在他暂时处于困境之际，新军指挥权移交到了别人手中。然而，袁是这样强大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一直被埋没下去。时值大清国的国际处境越来越趋向危急，满族皇室需要他的足智多谋去抵抗日本和沙俄的侵略。所以，袁被调任为军机大臣，并被任命为外务部尚书。说到行政部门之间的联系，外务部和大清国中枢其他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这也是大清帝国正处于演变之中的确凿证据。直到1861年，清国朝廷都没有认可外交关系的客观存在。然而，一年前当她在英国和法国手下蒙羞之后，由咸丰皇帝亲自提议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来决定和处理对外事务。由此颁布法令，宣布成立了所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实就是外务部。起先这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和军机处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然而，直到1890年，通过登记到“红皮书”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存在才正式得到认可，清国人接受事物发展的过程可真够慢的！清日战争和“义和拳”的叛乱，使大清国动用了她所有的重要力量。有了这两场经历，北京政府感觉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在是太笨了。她终于在1901年将其重组，改称号为“外务部”，其成员数量被削减，并且在管理上引进了更为现代化的方法。外务部配备了最能干和最具有进步思想的高官来进行联系，这表明，北京政府终于认识到了它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大清国对来自外界的影响力不再实行漠视的政策。要知道，北京政府对这个问题已经心安理得地忽视了好几个世纪。注：外务部是民国最强大的一个部门之一，精英汇聚。袁世凯的性格是很有趣的，他的素养也相当全面。他是在如下情形下来负责大清国对外关系的，即大清国有可能依靠其外交关系而带来国家命运的转折，她也寄望外交关系能有助于推动这里正发生着的并切实可行的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 ×××××××××××××××××××××××××××××××××××××××××××××××× 谈到美国时，袁说道：“我一直期待着访问美国。在所有未访问过的国家里，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国。这也许是因为，在我周围，有很多年轻人都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觉得，尽管我们两国政府在形态上有明显的差异，但实际上，美国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更接近我们的体制。因为袁的班底大多都来自北洋水师，他叔父袁保龄的亲朋故旧。很可能他整的跟美国差不多，国务卿拥有很大外交权利，这也是海洋国家的特征。松散的国家统治 + 强大的外交。; 20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纽约时报：跑步真的伤膝盖吗？（转）: 热度 18 就爱抬杠 2014-6-30 17:15; 一本受人尊敬的学术期刊《骨骼放射学》杂志，去年在引起了欧洲轰动。据报道，奥地利多瑙河医院的研究人员对比了1997年维也纳马拉松马拉松选手使用磁共振成像的膝盖影片，和十年后他们再次扫描相同的选手膝盖成像影片，得到惊人的结果：经过10年时间的间隔，马拉松运动员的膝关节没有新的损伤。只有一个参与调查的马拉松运动员出现了严重问题，而他却是1997年之后退出马拉松运动。他在1997年膝关节 MRI检查发现软骨病变，红肿等异常症状，在退出马拉松运动随后的几年里他的膝盖变得更加糟糕。膝关节的软组织损伤产生更严重的病变。他的案例，促使研究人员得出这样的结论，持续锻炼可以保护，而不是破坏到膝盖的健康。《马拉松运动员的膝关节磁共振成像的变化：10年的纵向研究。》链接：http://www.ncbi.nlm.nih.gov/pubm ED /18483739 “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我没有听说坚持运动会毁了你的膝盖的案例，坚持运动通常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可以根据运动习惯而改变，从而适应更大的运动量 ”罗斯·塔克说，他与南非的生理学家和合作了新书《身体的跑步》。该书的主要观点是最新的运动科学可以帮助您运动得更强，更快。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有足够的适应能力，甚至可以自行治愈关节炎。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很多运动会诱发膝盖的过早患上关节炎。在英国的一项研究中，几乎一半的优秀的退役中年足球运动员被发现至少有一个膝盖患有关节炎，严重的甚至瘫痪，退役举重和NFL运动员也有同样的高发病率。与传统观念相反，长期坚持跑步并不能让膝盖承受更严重的损伤。从1984年开始的20多年的时间里，研究人员对一些50-60岁的长跑者（不一定是马拉松）进行了跟踪研究，并将这些人的情况与那些年龄相当但不跑步的人进行了对比。结果很让人吃惊。在1984年的时候，跑步者中大约有6.7%的人有膝盖问题，不跑步的人中则没有这样的问题。20年后的结果却显示跑步者的膝盖更为健康：跑步者中有20%的人发现了关节问题，而不跑步的人中有32%的人发现了关节问题。跑步者中约2%的人患了严重的关节炎，而非跑步者中这一比例高达10%。完成该研究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伊丽莎，她对此很感意外，因为她们最初的假设跑步者的关节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问题更严重。据《软骨与骨关节外科》杂志二月号报道，最近研究的证据表明，跑步可能会一定程度上缓解关节炎。斯坦福大学的工程师和医生组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运动你的膝关节，你走路或跑步时，关机会产生一种润滑剂润滑你的关节，进而促进骨关节新陈代谢，让关节生适应你的运动习惯。让你可以跑几十公里，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而不伤害膝关节。通常跑步习惯的转变会是一种伤害，让这个精致的平衡被打破，膝关节的运动部件不再是他们习惯于对准和“退行性途径”。软骨会如同不平衡的轮胎一样磨损、使人疼痛，并最终让膝关节组织解体，最终关患上节炎。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首先确保你的膝盖在跑步的时候不受到伤害。“伤害最大的是旧伤复发，”塔克说，“当膝盖第一受伤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力量训练最好的应对方法。髋关节稳定，股四头肌，腿筋和核心都必须足够强大。只要有弱点，一些其他的肌肉或关节必须受力，这时会伤害到膝关节。” 斯坦福大学步态研究与软骨错位研究员建议“如果你的膝盖在过去受过伤，尤其是曾经撕裂，跑步前应该与你的医生交谈。但对于大多数选手则可以安心跑步。”她说，“我们研究的马拉松选手至今仍然跑步，或许他们平均每星期只跑90分钟。”; 个人分类: 转载|1022 次阅读|11 个评论

分享纽约时报：最高法院支持密歇根州禁止“平权法案”: 热度 8 qyangroo 2014-4-22 23:37; 刚刚出来的新闻: Supreme Court Upholds Michigan’s Affirmative Action Ban 链接： http://www.nytimes.com/2014/04/23/us/supreme-court-michigan-affirmative-action-ban.html?_r=1 这对于加州反对sca5的家长们是个好消息啊。它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华裔孩子上公立大学可以少受歧视了。; 个人分类: 孩子|869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纽约时报：巨鲨戏小虾——暗访仁爱礁废墟: 热度 33 natasa 2014-1-19 16:40; http://fm.m4.cn/2013-11/1216540.shtml 摘自《纽约时报》原文标题A Game of Shark and Minnow 阿云金暗沙距菲律宾150海里。除了丰富的鱼类资源和安全的海港，这里乏善可陈。唯有一点，阿云金暗沙地处一个叫礼乐滩地区的西南角，那里据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那里还有一艘二战时代的军舰——谢拉马德雷号，菲律宾政府从1999年开始，把这艘搁浅的军舰作为一个后启示录性质的军事要塞。一小队菲律宾士兵驻扎在那里，在极度的精神孤寂和肉体折磨中生存着。无论怎样，谢拉马德雷残破的船体都不像是一场地缘政治争端的战场，这场争端将会左右南中国海，以致整个世界的未来。 8月初的一天，我们乘坐一艘破旧不堪的渔船，经过一晚的航行，从南部接近阿云金暗沙，突然看到停靠在礁石两侧的两艘中国海岸警卫快艇。我们一行人数不多：两个西方人和几个菲律宾人，领队是欧亨尼奥•比托奥农市长，他管辖的区域包括菲律宾声称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大部分岛屿。中国人出现在阿云金暗沙，让菲律宾海军不敢执行为戍边军队补充供给的任务，但中国人还不会阻拦渔船。我们必须装作是普通的渔船，由于机械故障或者寻找避风港而需要靠岸，也就是说，不能使用步话机。我们慢慢地开出几英里，等待中国海岸警卫队的反应，却只有一片可怕的寂静。比托奥农站在船头，紧张地看着两艘快艇。到西北方的中业岛探望他的选民，必须要频繁穿过阿云金暗沙，市长因此遭遇过不少险情。他说，去年10月，中国军舰两次横穿他的护卫船队，速度很快，险些弄断两艘护卫船之间的拖曳绳。今年5月的一天，当市长的船在午夜接近阿云金暗沙时，一支中国巡逻队用探照灯照射他的船，足有一个小时，直到确认他的目标不是阿云金暗沙。市长说：“他们越来越过分，我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攻击我们。”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攻击。我们用望远镜和摄影机观察中国快艇是否会向我们驶来，紧张了几分钟之后，我们知道他们不会采取行动，允许我们通过。我们很快进入暗礁区，谢拉马德雷就在前面。我们开到船的右舷，两名海军士兵从高高的登艇梯上面犹豫不决地探出头来。军舰古老的通讯设备和雷达矗立在他们头顶，似乎随时会倒下来。快速地和市长交谈了几句之后，海军士兵示意我们把缆绳丢上去。一两分钟之后，缆绳被系好，我们开始把袋子递上去。我们还带来了几箱可口可乐和甜甜圈，这是海军指挥部给这些饥饿的男人送来的礼物。突然，有人指着中国快艇，它们开始移动了。它们离开了原来的位置，行驶到礁石的东边和西边，与船的右舷形成一条直线。那是礁石距离军舰最近的位置。中国海岸警卫快艇在谢拉马德雷视线所及范围之内。市长和其他人静静地站在甲板上，看着它们逐渐驶近。中国人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们看到你了，我们就在这儿盯着你。中国快艇在谢拉马德雷前面兜着圈子。市长假装他们在摄像，说“挥挥手，我们将成为YouTube上的大明星。” 危险之地要了解阿云金暗沙（西方称其为汤姆斯第二滩）为何会成为你争我夺之地，就需要知道这里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外交政策未来走向的微缩景观。还需要知道，其混乱的主权归属其实包括了历史、地理，甚至道德方面的因素。判断正确与公平的难度并不低于在中东地区讲道理。斯普拉特利群岛大约覆盖率16万平方英里的海域，周围包括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台湾和中国的海岸线，这些国家都声称拥有部分岛屿的主权。包心菜战略中国目前与周边几个邻居颇有不合，中国人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挥舞手中的大棒。我们可以察觉到，为了展示自己的力量，他们已经等待了很久，而这一刻终于到来了。美国和平学会亚太项目主任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说：“中国没有所谓头脑一热就下决心的事情，你现在看到的所有举动都已经酝酿过多年，甚至更久。所以，很明显海域问题对中国非常重要。” 南中国海对美国同样重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2010年7月河内举行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会议中表达了鲜明的态度。克林顿声称，南中国海的自由通航权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还说“许多国家更喜欢依据历史先例而不是地貌来证明自己诉求的合理性”，这似乎可以直白地理解为中国的九段线是不合理的。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明显被激怒了，他离开会议现场一个小时，回来后发表了长篇、抨击性的讲话，说与外部势力的勾结是危险的。从那以后，奥巴马总统和他的代表不断重申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人明确拒绝在领土纠纷问题上支持任何一方。但是中国的势力不断壮大，加上自由通航权和对南中国海航线的控制等因素，这必将成为21世纪重大的全球政治问题之一。据外交关系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5.3万亿全球贸易额中，有1.2万亿在美国港口进出。于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开始出现倾斜。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去年在新加坡发布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描述了美国未来的战略重心：“尽管美国依然是维持和平和稳定的全球力量，但我们也必将会重新部署亚太区的军事力量。”他把美国称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大写的P并不含有讽刺意味。之后他宣布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是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50%和50%的海军力量，在2020年将变为60%和40%的比例。鉴于美国庞大的海军力量，这样的转化是惊人的。 6月，在美国的斡旋下，中国和菲律宾签订一项协议，双方和平离开斯卡伯勒礁（译者注：黄岩岛）。但中国并未离开，他们最终封锁了这片岛屿，用一个船队阻止外国渔民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将军张召忠在5月份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对峙之后，我们开始采取一些措施封锁、控制黄岩岛周边地区。”他使用的是斯卡伯勒礁的中文名称（这一片荒芜的礁石总共有三个名字，由此你可以了解这里的情况有多么复杂）。他描述了一个所谓的“包心菜战略”，用各类船只包围这个争议地区，包括渔船、渔业监管船、海上监视船、军舰，这样“这个岛就像包心菜一样被一层层地包裹起来”。毫无疑问，包心菜战略从5月份开始对阿云金暗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张将军在几个月之前接受采访时，把仁爱礁（阿云金暗沙的中文名称）列为解放军在南中国海的“一系列成就之一”。他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胜利，尽管还有8名菲律宾海军驻守在那里。他似乎甚至对这样的策略有些洋洋自得。对于从菲律宾手中夺取领地，他说：“未来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对于这些小小的岛屿，上面只能驻扎极少的部队，而且上面没有食物和饮用水。如果我们采取包心菜战略，你就不能向岛上输送食物和饮用水。一两个星期没有补给，这些部队必将自动撤离。一旦他们离开，就再也不能回来。” “如果你想活下去，吃东西。” 在谢拉马德雷号甲板上，随着清晨的阳光照射在碧蓝的海水上，雄鸡的啼叫响彻军舰上空，上士Joey Loresto和军士Roy Yanto开始了他们一天的手艺活。31岁、谈吐温和的Yanto前几天丢失了一只鱼叉的箭头，他从一只旧水桶上拆下把手，用一把生锈的柴刀把它敲直，试图再做一只矛尖。谢拉马德雷号上的一些都是这样——临时改造的。Loresto说他曾经给其他即将到船上驻守的部队介绍情况，他们都知道需要自己捕鱼来补充食物。“别人都是有备而来，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准备。” Yanto独自在条件艰苦的船上生活，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蚊帐、一支M-16支撑着墙壁，还有一张挂在铁棍上的帆布把他和大海隔开。他还在船上养了三只公鸡，它们被绑在船尾的栏杆上。只要有人走近“卫生间”，它们就会大叫。所谓的卫生间是一个没有坐便器的瓷盆，用铁管和木头悬挂在水面上。 Yanto有一个妻子和一个6岁的儿子住在三宝颜市。像其他人一样，他每个星期会给家里打个电话，船上有两部卫星电话，他们设法让设备保持干燥、充满电。在谈到每次与家人5到10分中的通话，他说：“对我来说这足够了，重要的是我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像Yanto一样， Loresto也穿着一件无袖的运动衫，前面印着“MARINES”，从胸部到腰部都是镂空的网眼。这是世界上最具有异域情调的篮球队比赛服。Loresto说：“这是个非常孤寂的地方，但我们想办法让自己非常忙。” 矛尖完成之后，Yanto走到两个覆盖着塑料布的大桶前，里面装着他昨天在自己的鱼线上逮到的鱼。鱼线在船的左舷整齐地排列，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鱼线，他们每天花几个小时整理这些鱼线。Yanto把鱼切开，撒上盐，然后在甲板上的一片木板上把它们晒干。他指着那些鱼说：“这是不错的早餐。” 鱼是这些人最主要的食物。鱼——新鲜的、油炸的、风干的——是这些人得以生存的主要食物。所有人都营养不良、体重下降，尽管捕鱼、吃东西和准备食物是船上的主要活动内容。当被问到他最想要大陆上的什么食物时，Yanto毫不犹豫地说：“蔬菜，它比肉和所有其它食物都重要。”厨房附近的墙上喷着这艘船的一句座右铭：“Kumain ang gustong mabuhay”。大意是“如果你想活下去，吃东西。” 午餐到晚餐之间的漫长时间里，大部分人都回到自己的住处打发时间。Yanto和一个海军水手住在最上层的阁楼里，其它水兵都住在舰桥上原来海军军官的房间里。当谢拉马德雷在1999年首次驶往这里时，那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差事。船上的铁锈没有那么多，你想睡在哪儿都可以，人们可以在甲板下巨大的船舱里打篮球（现在船舱里全是死水和士兵们丢弃的垃圾）。除了这些千疮百孔、锈迹斑斑的房间，再也没有其它对人体无害、未被水淹没、与大自然隔绝的地方可以休息了。在坏天气里，他们都聚集在二楼的通讯室，那里有Loresto的DVD播放器，他们会看电影或者唱卡拉OK。（他们都是卡拉OK高手，Yanto更是高手中的高手，他可以用生动的表情和手势演绎George Michael的“Careless Whisper”。）如果他们不在电脑旁边，就都会聚集在一个狭窄、黑暗的健身房，那里有一辆健身自行车（你可以用手拉绳子增加阻力）、一个古老的杠铃推举器和一套越南时代的美国通讯设备。维护人员Roel Sarucam、Joey Loresto、Charlie Claro、Lionel Pepito、Israel Briguera和Antonio Olayra在谢拉马德雷号的甲板上。谢拉马德雷号最早在美国哈尼特县建造，是二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之后被改造为可供直升机降落的快速军舰在越南河流中服役。1970年，美国把这艘船送给南越，1976年，又被转送给菲律宾。但是从没有人愿意花点时间拆除通讯设备，甚至1970年美国的航海日志和操作指南也原封未动。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会到外边活动，破旧的铁皮遮挡着这艘船的小厨房和生活区。“墙壁”是帆布、改造的门板、旧铁皮和柜子背板。“地板”是两片搭在一起的金属板，架在甲板上很大一片空间的上方。人们走在上边，板子发出爆裂声，在下面的空间产生巨大的回响。整个空间是倾斜的，所以皮面剥落的沙发腿和桌子腿都被锯掉一块，保持表面的平衡。正中间有一个柜子，是甲板上最干燥的地方，里面存放着大部分已经坏掉的电子设备和一台小电视机。电视机有卫星连接线，但每次只能维持5分钟。人们在晚上聚在一起，观看菲律宾队在国际业余篮球亚洲锦标赛上势如破竹地前进，只是不稳定的天线时不时让电视变黑。他们不得不把一根金属线插入电视机的一个孔中，关掉电视，然后再打开。一个士兵说：“修不好了。” Loresto笑着摇摇头说：“太旧了。” Loresto是船上的活跃分子。当他们玩一种纸牌游戏pusoy dos时，他总是极为兴奋，经常把决胜的一张牌贴在前额上，从不服输，放肆地大笑。他来自巴拉望岛的Ipilan，35岁，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分别是2岁、10岁和12岁。在来这里服役之前，他在菲律宾群岛最南端的棉兰老岛上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作战10年。当被问道他更愿意打仗还是在谢拉马德雷号上驻守，Loresto想了想说：“打仗。” 他在船上的确有一项军事任务，操作无线电，并汇报礁石附近船只的数量和活动。他还负责记录一家架美国侦察机P-3C Orion的活动，一旦中国人有比较大的行动，这架飞机就会出动，飞过礁石上方。一天晚上，中国轮船在谢拉马德雷号右舷缓缓巡游，比托奥农市长拿出笔记本电脑，打开一个PPT 文件，展示菲律宾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所占领的岛屿。船上大部分人都从未见过这样的信息，市长坐在凳子上，他们围在他后面仔细听他讲解。演示之后，他对我说：“他们这方面的知识是一片空白，他们甚至不知道晚间新闻都在说些什么。” 除了几句“无需护照造访中国”的笑话（即被中国人逮捕），两国交战前线的生活其实并不真的像火线上的生活，感觉更像是世界上最梦幻的捕鱼野营。中国轮船经常出现，但它们带来的并不是恐惧，而是神秘感。Yanto有一次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那里逡巡，他们在寻找我们吗？他们有什么目的？” 在比托奥农看来，中国人的目的在明显不过了。早餐时，他说：“他们随时可以开过来，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这真的发生了，这些人该怎么办？他举起双手，笑着说：“投降。” 欧亨尼奥•比托奥农市长在他的辖区卡拉扬岛群有228张支持票。他坐在一张竹制躺椅上，这是他在谢拉马德雷号上五天五夜的办公室、采访地和床。他说阿云金暗沙是中国称霸太平洋的舞台，“中国人既要掌控这里的渔业，也想要天然气。他们用捕鱼做借口占领这里，但天然气才是真正的目标。”几乎与此同时，一艘中国海岸巡逻快艇在礁石北部驱逐一艘渔船。市长边看边说，希望我们离开的时候别有同样的遭遇。他问道：“如果他们真这么做，代表什么？我再也不能来这里，来中业岛了吗？”早些时候，他开玩笑说，如果中国人截停他的船，报纸的标题将是“一位市长在他自己的辖区被逮捕！” 陈旧的协议市长辖区的官方名称是卡拉扬岛群，从地理上说，它围绕着整个斯普拉特利群岛，但实际上只有5个岛屿、2个沙洲和2座礁石在菲律宾目前的控制之下。他有288名选民，其中120人住在唯一有常住民的中业岛上。大约有120人住在中兴岛上，包括平民。他是一个消瘦、精神矍铄的57岁老人，一种怪异的幽默感让他可以把对菲律宾政府高层腐败和舞弊的批判，揉合在友善和不置可否的笑话中。但很明显他对于缺少资源和政策干预感到很沮丧。他说，菲律宾人对于他们掌控的岛屿几乎没有任何开发，而越南和马来西亚都把一些占有的礁石和岛屿开发成旅游胜地，这样一来中国就很难再从他们手中把岛屿夺走。除了中兴岛，那里有菲律宾最偏远地区的居民，有些甚至比阿云金暗沙还要远。三天后，我们驾驶一艘无蓬小船登陆马欢岛的沙滩，它位于谢拉马德雷号以北60海里。与阿云金暗沙类似，马欢岛地处礼乐滩蕴藏的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门户位置。但与阿云金暗沙不同之处在于，马欢岛就像一个天堂荒岛的明信片封面——一片珊瑚环绕着20英亩的天然草甸、棕榈树、鸟类保护区和海龟栖息地。 Robinson Retoriano少尉率领一支由11名邋邋遢遢的菲律宾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大部分队员都穿着短裤、拖鞋和短袖背心，他领着我们游览这个严密伪装的小岛。他自豪地向我们展示新建成的兵营和一个篮球场，还有一个用“漂浮物”做成的漂亮的秋千。马欢岛是一片珊瑚围绕的天然草甸、棕榈树、11名邋遢的菲律宾士兵和一个篮球场。我们在院子里坐下，一等兵Juan Colot瘦瘦的肩膀上挂着一支M-16，他吹口哨招来一只驯养的海鸥。海鸥直接飞到他的手里，兴奋地鸣叫。Retoriano来自马尼拉，我们问他一个像他这样的城市男孩在南中国海的一个岛屿上做什么，他说：“我也搞不清楚。” 从某种程度上说，马欢岛上的人比驻守阿云金暗沙的Loresto和Yanto还要孤独。他们不可以使用卫星电话等设备，甚至不可以给家人打电话。Retoriano说：“这让我们之间的距离更加遥远。”为了打发时间，Retoriano有时候给队员们找些事情来做，只是为了让他们忙起来。每天早晨，他们6点起床，打扫营地。下午，他们在外面建造吊床，以便在新鲜空气中睡觉。在几个小时的参观过程中，Retoriano不止一次把这个岛比作“天堂”。它的确是，如果你指的是它的自然美景，而不去想生活在这里有多么艰难。与其它几座岛屿——南钥岛、北子岛、西月岛、司令礁、费信岛——比较而言，这些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能生活在坚实的地面上。司令礁、费信岛和杨信沙洲上的民居大都是搭建在浅水处或沙滩上粗糙、原始的建筑物，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在上面进行唯一的消遣活动——钓鱼。比托奥农说，驻守司令礁的士兵在坏天气的夜里，曾经把自己绑在空油桶上，当海浪把建筑物卷走时，至少他们还能浮在海面上。当我们准备离开马欢岛时，Retoriano说：“很多菲律宾人并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争夺这些岛屿，但是一旦你看见它、登上它，你就知道了原因，它就是我们的。”他穿着全副军装和黑色的战斗靴，陪我们淌水登上小船，水淹到了他的腰部。他托着我上了船，说：“很高兴我们没有谈敏感的政治问题，但是如果你问我，我认为中国就是一个以大欺小的坏蛋。” “我从未见过这么紧张的局势” 菲律宾把抵抗中国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华盛顿K大街电力走廊一间精致的办公室里。Foley Hoag事务所的律师Paul Reichler擅长国际领土纠纷争端，他是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领土仲裁案的首席律师。这个案件起始于1月份，其目的是推翻中国的九段线声明，把领土划分决定权交给联合国大会海洋法，中国和菲律宾均签署并同意这个条约。这个案件的复杂性主要围绕着专属经济特区和大陆架问题，并没有要求明确解决主权问题。中国拒绝参与案件的仲裁，但菲律宾依然坚持。涉及到谢拉马德雷号的关键问题是，案件反映出这片水域的现实状况。Reichler对我说：“阿云金暗沙也是案件中的一部分，目前中国实际上占领了这里。”他希望审理委员会可以把阿云金暗沙定义为“水下地貌”。他解释道，水下范围一般被认为是海床的一部分，谁拥有该地区的大陆架，这个范围就属于谁，而不是谁碰巧占领了这里。他说：“实际占领方并不一定拥有主权。” 这恐怕需要花点时间才能理解。历史上，在谢拉马德雷号上驻军是菲律宾重要的战略行动，而现在，他们在那里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中国人显得并没有完全占领那里。这是否与菲律宾的利益相违背呢？Reichler说：“不，只要我们并不真正占领它。”他的意思是说，菲律宾人想通过占领水面来抵消对方对水下范围的主权声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阿云金暗沙、美济礁和其它目前被中国人掌控的岛屿。但如果这真是他们打算采取的策略，你不禁会想，为什么这些人依然坚守在那里度日如年，而司法程序的目的让这一切变得不重要？美济礁是类似于阿云金暗沙的一个沉没礁，位于西部大约20英里，这是一个值得活生生的例子。它以前属于菲律宾，但是在1994年，中国人利用台风过境时菲律宾海上巡逻的暂歇期，迅速在上面竖起一个歪歪斜斜的建筑物，然后就声称他们不会再离开。之后，他们不顾菲律宾的抗议，逐渐把它变成一个军事前哨。现在它是中国军舰巡逻阿云金暗沙和其它地区的一个中继站。中国对美济礁、黄岩岛，以及现在对阿云金暗沙所采取的做法，就如记者Robert Haddick在《外交政策》上所描述的“切香肠”和“聚沙成塔，每一步都不能被视为宣战，但假以时日积累成战略优势。”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大学亚洲与全球中心主任黄静说，包括黄岩岛和阿云金暗沙在内的所有冲突，中国都坚持只派出民兵，理论上这些人都不配备武器。这有着重大的双重目的：首先，中国人不首先发难，尽管他们总是咄咄逼人；其次，他们认为南中国海发生的一切都是内政。正如黄所说：“中国的做法就是把两只手背在身后，用大肚子把你挤出去，同时让你先出拳。这样的做法颇为有效。” 为了让他们的抱怨得到仲裁，菲律宾人使用了他们手里唯一的筹码：努力占领道德高地，引起国际关注。作为回应，中国试图孤立菲律宾——不欢迎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总统出席上个月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努力让东盟会议议程回避在南中国海的法律行动准则达成最终一致意见。（一名美国前高官对我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有能力像沿木纹分裂木材一样分裂东盟。”）中国说，他们认为所有领土争端都是双边问题，需要中国与每一个国家逐一商谈，这个策略可以让中国对每一方发挥最大程度的影响力。仲裁结果最早将在2015年3月发布，尽管中国不乐观的仲裁前景或许会引起公众不满的情绪，但中国不会望而却步，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强力执行的机制。Stephanie Kleine-Ahlbrandt说：“坦率地说，中国详尽地研究了美国霸权的行使规律，他们说：‘我们必须要遵守法院的判决吗？’他们说，只要涉及到自身利益，美国就会厚颜无耻地践踏国际法。中国认为强权势力就该这么做。”（多次向中国政府申请对此的评论，但都没有收到答复。）国务卿希拉里和克里酝酿出的美国官方态度是，美国在领土争端问题上不会支持任何一方。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Daniel R. Russel对我说：“我们最大的利益来源于该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经济增长和避免冲突。”基本上来说，我们不会插手此事。但是，美国已经加紧了与菲律宾的联合军事演习，包括最近在黄岩岛附近模拟两栖登陆。还有一些言论称，美国即将增加其在前军事基地的驻守兵力。希拉里•克林顿手下前助理国务卿James Steinberg对我说：“我认为我们想要的是找到一个遏制中国并且消除菲律宾的顾虑，同时又不会介入战争的方法。中国负责任的行动让我们受益最大，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领土归属与我们无关，我们要参与，但不要介入。”奥巴马政府的前助理国务卿Kurt Campbell更直截了当地说：“海上领土争端毫无疑问是外交人士在亚洲面临的最大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原意在这些问题上妥协，我从未见过这么紧张的局势。” 黄静说：“这个地区的国家都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十年前，美国是这个地区的绝对霸主，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人们只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他们的国家利益，决定他们的外交政策，这个标准就是美国。现在他们有了两个标准，政治标准依然是美国，但经济标准是中国。” 美国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风光不再，所以目前只能允许中国一小片一小片地切掉香肠，直逼阿云金暗沙。乌云压境台风带来的第一阵雨在天黑后降下，台风嚎叫着扑向谢拉马德雷号甲板。几天前，我们在收音机里听到台风的消息，它在吕宋登陆之后转而向西进入南中国海。在29岁上尉指挥官Charlie Claro的带领下，士兵们用手柄在甲板上钻孔，把废木头上生锈的钉子拔出，用锤子敲直，重新使用它们。夜晚降临了，海风转化成狂风。我们聚集在生活区，耳边听着风声，内心的感觉与其说是害怕，还不如说是敬畏。Claro少尉每隔一会就探出头去查看它们的修缮工作是否经得住狂风暴雨，其他士兵待在里面唱卡拉OK。之后，他们开始收看国际业余篮球亚洲决赛，菲律宾对伊朗。神奇的是，整场比赛电视信号都很稳定。狂风似乎要把屋顶都我们头上撕掉，但是士兵们的情绪高涨。身处劣势的菲律宾如果能取得胜利，将会是一个美好的大卫和格里斯的故事（译者注：圣经中的故事，以弱胜强的经典）。但是伊朗队每一个位置的队员都要比菲律宾队高出至少9英寸，这对菲律宾队来说太勉为其难了。半场的时候，士兵们出去检查他们的鱼线是否还好，然后就散去睡觉了。接下来的两天是在风雨中度过的，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Yanto和Loresto带我们参观了甲板下巨大、肮脏的空间，危险又锈迹斑斑的电线上挂着荧光灯。我们逐渐可以通过脚步声辨别每一个士兵，那些不那么可笑的笑话也会让我们直不起腰。Michael Navata检查完他的鱼线，说：“玩牌吧，打发打发时间。”于是我们连续玩了几个小时的pusoy dos，互相开着玩笑，Loresto每次把两张方块牌贴在前额时，人们的喊声就会大起来。那种坏天气和孤独的缓慢节奏似乎离我们而去了，好像我们是在Loresto在Ipilan家中的客厅里玩牌。Yanto坐在我的左边，好心地教我怎么玩，他那种不善言辞的指引包含了语言所不能传达的深奥和智慧。有那么一刻，我似乎看到了他们的内心身处。这些海军士兵，在极端恶劣、残酷无情，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耻辱的环境中服务他们的国家，他们尽一切努力，勇敢地做到最好。第二天下午，太阳终于露出来。Yanto立即就去用鱼叉捕鱼。士兵们一个接一个脱光衣服，跳入水中。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轮流从谢拉马德雷号高高的右舷上，跳入碧蓝色的海水中，高度差不多是右舷到甲板距离的一倍。你不得不赤脚站在生锈的船边，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努力忘记这是一艘停泊在鲨鱼出没的南中国海的古老轮船，一跃而下。离水面大约有30英尺高，下落的时间比你预计的似乎要长半秒，但是海水温暖、清澈。我们像水獭一样互相泼水。暴风雨结束了，我们安全了。Claro少尉带领几个人在我们的渔船周围游了一圈，说开航没有问题，然后笑了笑。这真的很令人悲伤。在谢拉马德雷号上度过了5天之后，我们想到了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等着我们，我们来这里路上的遭遇，以及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而这些人还要留在这里为生存而觅食。飞越死星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与一位有战斗经验和执行特殊任务经历的美国飞行员谈话。我想要了解内部人员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的看法，他同意分享一些信息，条件是不能提及他的名字。他说：“中国人很主动，因为我们不在那里。”他近期的训练内容反映出美国重新平衡太平洋军事力量的趋势：很多反制中国技术的行动，更多水上作业和越岛作战内容。他说与菲律宾的联合行动是“展示我们的存在：嗨，我们（语气助词）在南中国海上航行呢，看见了吧，你没辙呀。”但他又说：“有趣的是，中国离那里可不像加利福尼亚海岸离那里那么远。” 无论美国飞行员怎么想，不可否认的是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在历史上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以及无数美国年轻人——丧命的地方。目前各方所采取的都是外交手段：菲律宾寻求联合国仲裁，东盟国家要求南中国海统一的行动准则，而美国像是一个心理医生呼吁和平解决争端。这种漫无目的扫射还是有一些作用的。中国领导人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进攻策略，他们访问了几个东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不包括菲律宾），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它愿意在统一行动准则和多边关系问题上软化自己的态度。两个星期前在文莱召开的东亚峰会上，（约翰•克里代表奥巴马总统出席，因为美国政府正在关闭）克里敦促尽快实施统一的行动准则。菲律宾联络主任Ricky Carandang在会后对我说：“这是一种新的策略，我们欢迎行动准则，也欢迎司法程序，我们认为这一切都应该尽快。”这不同于“嗨，我们尽其所能来缓解紧张局势吧，我们不表明支持任何一方。”但是Carandang也说，奥巴马缺席文莱会议让中国人显得更加嚣张。如果他不能出席下一届会议，或者政府不能兑现一些承诺，东南亚国家或许就会怀疑我们的决心。（据说奥巴马正在酝酿春天的亚洲之行。）没人怀疑中国人的决心。我们离开阿云金暗沙之后，来到中业岛，这是市长的办公所在地，也是他打算施展最宏伟的计划的地点——一个旅游胜地、一个商业渔场和一个相对完善的港口。当我们停泊在岛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几艘大型中国渔船在离岛几英里的地方作业。后期的航空照片会证实他们在收割礁石上的珊瑚，这通常是为捕捞大型蚌类和其它稀有物种。中业岛上破旧的船只、低矮的民居和安静的空军基地里没有一个人能采取任何行动。这里近期经历了一次食品短缺，因为两艘菲律宾海军补给船由于坏天气而取消了行程。在那里度过一晚之后，我们没有回到船上再花30个小时航行，而是高兴地登上一架菲律宾海军飞机。把中国定义为整个事件中的大反派并不难，很多西方记者，甚至几位美国政府高官都向我保证，这些领土纠纷中根本没有“好人”。中国的政治制度尽管有很多问题，但一个好处是它具有长远的眼光，它能忍耐眼前紧张的局势，以达成长远的目标。渚碧礁就是这种策略的一个结果。中业岛上行动不受干涉，但一切并非按其应有的规律运作，在岛上驻留过几天之后，不难把渚碧礁当作是《星球大战》中的死星。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飞越马欢岛，我们在那里遇到了Retoriano中尉。飞行员让我们的摄影师Ashley Gilbertson戴上耳机。当我们飞到阿云金暗沙北部的时候，飞行员通过无线电联络谢拉马德雷号上的士兵，问问他们情况如何。Loresto在那边应答，当他听说我们也在飞机上时，要求和我们通话。Gilbertson戴上耳机，他开怀大笑，就像台风那天晚上在和Loresto玩pusoy dos时那种笑容一样。他们又谈了谈卡拉OK，之后Loresto就挂断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他谈话，或许也是最后一次菲律宾人通过无线电与我们这样的人谈话。整个世界都对南中国海有兴趣，但是中国有14亿张需求越来越大的爱国主义嘴巴需要喂饱，这或许是其它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的。与此同时Loresto和Yanto依然在谢拉马德雷号上坚持着，捕鱼、观察中国人的渔船航行方向。 “你选错了科幻影片，”当我向一位前美国高官讲述了我们在渚碧礁上的见闻和它对阿云金暗沙上士兵们的意义时，他对我说，“这不是死星，而是《星际迷航》里的博格星（译者注：影片中最大的反派）。‘你将被同化，反抗是徒劳的。’”学者黄静用另一种更自然的方式描述：“中国人的扩张就像一片森林，非常缓慢。但一旦他们到了那里，就永远不会离开。” We will add your bi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distinctiveness to our own. Your culture will adapt to service us. Resistance is futile. 我们是博格人。降下你们的护盾，并且投降。我们将同化你们的生命和技术，你们的人民将为我们服务。反抗是徒劳的。这个是船长被博格人同化时候的样子，后来逃出了控制。; 1567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纽约时报力挺中国羽毛球手：运动员目标就是夺金: 热度 11 nj_power 2012-8-4 23:25; 西媒又打又拉地，国内媒体还是太嫩了，不是人家的对手; 542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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