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汉学鄙视链（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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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老外有没有资格谈中国文化？当然有。中国文化是什么？是一个客体，谁都可以去接触，就像一个硕大的实心的地球模型，你可以整个人铺在上面尽可能多地接触地表，也可以拿个钻去往深处钻探，随你喜欢。就连那些油头串儿爷和女德大师，都可以张嘴闭嘴传统文化，外国人又有何不可呢？何况对于外国人来说，中国文化只不过是一个学科，一类研究对象，他们不需要以它挟天子以令诸侯，不需要将其神圣化宗教化，或者将某些话题视为禁忌，所以还时不常就捣鼓出一些中国人觉得“哇靠还能这样？”的新鲜观点和路数来。认为“外国人不可能懂中国文化”或者“外国人没资格碰中国文化”的人，闭关锁国或者把女儿锁在绣楼上不许接触外人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种态度，反而是小看和物化了中国文化。
何况，在上百年对中国文献、考古等材料的搜集，中国文化的介绍，研究的过程中，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早已形成了独立的学科。这个学科，在欧美叫做汉学，在日本叫做中国学。所以所谓“汉学家全是外国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汉学本身就是外国学科，是从外部对中国文化的各方面进行研究，某种程度上说，是与“国学”相对应的概念。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早年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和与侵略大抵同步的对中国的探索，基本都具有深厚的汉学传统，不过最近这些年来，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陆国家的汉学研究有所衰退，而英美的汉学乃至东亚研究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美国的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哥大，伯克利之类都是汉学重镇，不但有相当多的学者，也有相当优秀的图书馆，英国的剑桥和SOAS，日本的东大和京都大学，都是提起来就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我本科时，阎步克老师说过一个笑话，说开国际会议，大家自报家门，“我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我是剑桥大学的博士”“我是京都大学的博士”“……（搓手，搓手）我是北京大学的博士——诶呀总觉得差了点意思。”虽然有吐槽学界鄙视链的意思，但毕竟也体现了相当的实际情况。
在研究方法上，汉学、中国学也与中国对古代文史的研究有着明显的思路差异。当然了，不同的流派又各有其喜好。比如美国相当一部分汉学家习惯性地用西方的理论——比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去研究中国文化，以及最近这些年非常热的文本成型研究等等，可以说即使是对中国学者来说，也是颇具启发性的。
但是——嗯呐没错我急着睡觉所以急匆匆地使用了“但是”这个词——对于海外的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以及海外所藏中国文献和考古材料，也并不用当做神话来仰视。国际学科排名这种事，其实有很大的客观因素，并不能完全代表研究实力——其实国内也一样，有一次教育部评估，北师大中文系排了全国第一，几乎要把当时做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陈平原气死过去。不管是汉学研究，还是海外藏文献，都是如此。
先说汉学研究。虽然老外从外部来观察、研究中国文化，可以比较客观，以及独辟蹊径，但是，一个与此并生的问题在于，他们毕竟隔了一层，这首先就表现在对语言的掌握上。很多汉学家，其实都处于一种“我觉得我很懂中国古文”的状态，而且他们做研究，从文本字斟句酌出发的毕竟是相当少的，现在像康达维翻译文选，倪豪士翻译史记那样的工作毕竟不多——偷偷说一句，其实康达维翻译的《文选》里，错误也是相当……那个多的_(:з」∠)_，当年梅维恒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也被外国读者吐槽译文错误太多，而康达维带领自己的学生翻译北大版《中华文明史》，翻译最好的是新加坡人以及常年生活在美国的台湾人，而团队中唯一一个白人，虽然当时已经马上就博士毕业，虽然号称在家和妻子中日英三国语言混合使用，但翻译的错误那简直是让人都不忍心下手勾出来（之所以可以说这个话，是因为当年我核对了几乎所有译文，然后帮某老师整理了厚厚的材料去和那个美国人商榷）。经常有人吐槽我只会抠字眼，实际上，在学术中，抠字眼是极其重要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无法正确理解字眼的前提下，直接套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文献，是非常危险而且不负责任的，比如我曾经见过一位美国教授引用汉代一条材料，因为里面的“女”字而用女性主义理论讨论汉代对女性读书的引导，然而那个“女”字实际是“汝”，而几十年前某著名东亚系教授在讲金瓶梅时，带领学生们复原其中的菜谱，用鸡翅尖做了一道鸡尖汤，然而从教授到学生都不知道，在中国北方方言中，“鸡尖”绝不是鸡翅尖——这种“这特么就有点尴尬了”的错误，在汉学研究中，其实是很多的。不仅是欧美学者，即使是向来以严谨著称的日本学者，其实也经常不靠谱。我曾经看一个日本著名中青年历史学者讨论元嘉律和元嘉历的论文，发现他对所有引用文献基本就没有理解正确的——他甚至连两种律尺“一尺比一尺x分”究竟谁长谁短都不清楚，他通篇使用材料，只为了证明自己关于刘宋正统性的观点，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不懂，还是抱着一种“反正也没谁懂”的心态在浑水摸鱼——然而这篇文章已经在日本相当权威的刊物上发表了。所以说，如果对汉学学者的水平盲目信任（且不论崇拜），就很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判断力，从而影响到自己的研究——要知道，对国内学者研究中犯的错误，大家就不会那么宽容了哟~
然后说说海外藏中国研究的材料。不可否认，国外的相关材料真的是很多的。不过我今天看到一个哥们儿说“大陆所有的中国古代史第一手材料加起来都比不上京都大学”，这个评价还是让我吃了一惊，这个，我确实知道京都大学藏有很多中国文献，但是“中国古代史第一手材料”这个概念宽泛得吓人，要知道一件陶罐都可以属于这种范围，而这种陶罐在中国不知道有多少（啊我又想起了南京博物院整面墙整面墙密密麻麻全是六朝陶器的“好烦啊怎么摆不完啊”的气质）如果真的如他所说，那京都大学恐怕有个平行世界的入口，才能放下它所拥有的所有“第一手材料”吧……其实我对“中国文化在台湾”这句话也不以为然，好多人都觉得台湾藏的古代珍宝特别多特别好，但是要知道，张光直先生的一大愿望，就是来大陆考古啊！作为一个“番薯人”，作为台湾考古界当之无愧的泰斗，他老人家所向往的却不是带到台湾的那些顶级国宝，而是大陆的泥坑黄土地。因为台北故宫也好，大都会也好，大英博物馆也好，那些在国内都几乎见不到的精美绝伦的文物只是鲜切花，而大陆这片地不爱宝的土壤，才是中国文化的根。而材料毕竟是死物，放在哪里，其实并没有由谁所用，如何去用重要。
好了不吐槽，老老实实说海外藏材料。确实很多啊！多到让人想挠墙啊！而且很多馆藏机构的材料用起来很方便啊！不管是不是善本，借阅复制都方便啊！说起这些确实让人很念那些机构和学校的好（当然了，也有一些特别抠门的，比国内还抠门，属于“就不给你看，咬我啊”的范畴）。然而我想说的是三点。
第一，材料多是有历史原因的，那一段想起来就让人心疼不已的血泪史大家都懂，考古文物在民国时被盗卖的情况应该用惨烈来形容，所以我在美帝看博物馆真是一路从东海岸哭到西海岸。文献方面也有相似的问题，说起这个就很羡慕本土没有经历全面浩劫，所以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很多文献的日本。光是一个涵芬楼被轰炸，就毁了多少书。好在北平国立当时把甲库善本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保管，虽说后来老美把这些书送到台湾还给常公了，但好歹把这一批珍贵的文献保留了下来。所以对我来说，访书是很兴奋的事情，也是很容易让人低落伤感的事情，却不是让我对海外感到艳羡的事情。
第二，材料收集保存得多，并不代表他们对这些材料有足够的整理、保护和研究。不管是文物还是文献，都是如此，大英博物馆、宾大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轻视甚至毁坏，早就为国人所知。我在美帝看博物馆的感觉是，埃及、两河流域之类的文物，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考古学家亲自参加考察发掘的，他们本身是确实了解，是学术性较强且带有感情的，而展品也比较成体系，常常有陵墓、神庙、墓穴之类的复原展示，以及半开放实验室等等。而中国文物，就像是一个个被捆在麻袋里扛在肩上卖到山里的姑娘，虽然很多都是真绝色，但是零散不成体系，有种考古陈列与古董摆设的差距感——所以大都会206厅常常被用来举行音乐会等活动，乐队就坐在美丽的广胜寺壁画下面，厅里人挤人人挨人，甚至可能会有人靠在已经并非原貌的孝文帝礼佛图上。而他们对中国文物其实也缺乏深度了解，所以宾大考古人类学博物馆对中国文物的展品摆放和说明常有错误——比如一个北魏金铜一佛二菩萨二弟子造像，这种小型金铜造像其实在北朝满常见的，而展品说明中说，中间的是释迦摩尼，两个胁侍菩萨疑为弥勒和观音——EXO ME？？请问弥勒什么时候当过胁侍菩萨？北魏的弥勒又是何等地位，而观音又何尝做过释迦摩尼的胁侍？这种都是非常基础的知识，所以在这个世界闻名的考古博物馆的“中国大厅”里看到这个错误时我简直都惊呆了。
文献也是同样的情况，这甚至不仅仅限于中国的文献，整个东亚的文献都是如此。前几年我去美帝扫书之前，发现国会图书馆藏有我们所需要领域内的五十余种日本古钞本，是在1906-1907年间，由当时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理人朝河贯一购买的，而当我们和东亚部的日本馆员取得联系，请求借阅这批书的时候，他完全不知道这批书的存在，一百多年里，除了编书目以外，从来没有任何人借过它们。他甚至允许我们完全复制了这批书，直到几天后才反应过来，请求我们拷贝一份复本给他，再有人阅览的话，直接看电子本，原本不再拿出来——所以如果日后有人看到这批书，请记住这是猫爹我舍弃午饭不吃不喝一页一页扫描下来的23333。回国后，经过对勘，我们发现藏在美国的这批文献中，有不少都具有独特性，与日本现存版本存在较大的文字出入甚至多出大段的文字。这么重要的版本，居然在之前从未被注意过，让人觉得实在是非常可惜的。
正因为很多材料所在国家的本国学者无暇，无力或无意处理他们所有的材料，所以现在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整理这些材料的，往往是中国人。现在各大博物馆的亚洲部主任、大学图书馆的东亚馆馆长或东亚部负责人都是中国人，东亚系里中国学生占了相当大的部分，不仅如此，很多整理、修复、编目项目，都是国内相关学者过去做的，比如宾大修复昭陵六骏，就邀请了国内的专家。而现在出版的伯克利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各大汉学图书馆的善本书目，也都是国内的图书馆学专家去编纂的。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算离得再远，毕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断了骨头连着筋（噫，这两句还挺搭），也许这些材料，终归是在等着国内学者去发现和利用。
第三，虽然国外保存了不少材料，但是最近这些年，国内学界的文献复制出版工作一直在进行，各国藏敦煌文献早已出版，北大、南大、国图等学校和研究机构都有条不紊地影印复制国外，尤其是日本和美国所藏的汉籍，从单本的到成系列的，像大仓书库这种重要藏书干脆整体购买回国。国外藏文物的图录和目录也不乏引进出版。虽然文献当然是原本价值最高，但是在研究中，其实原本和高质量影印本的区别几乎可以忽略。可以知道自己想用的文献收在哪里，有什么复制本，在哪些图书馆可以找到，使它们在研究中为人所用，不再有望洋兴叹的遗憾，其实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这比让这些珍贵的善本安静寂寥地躺在国外的书库里更有意义。
不得不承认，国外汉学界，对于国内学界是有优越感的，不止国外，其实港台学界，对大陆学界也仍有种高你一头的优越感。我前面说的那个翻译中错误比比皆是的美国博士，在毕业之后，去了香港八大中的某个学校工作——而一个大陆博士，且不说不会犯这些低级错误，就算是论文无数的学霸，想在刚毕业时就去香港的大学任教，也基本是不可能的，台湾高校亦然。这种古代文史圈欧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大陆的鄙视链的形成，有历史原因，也有身份上的主观性。但是，以我对学界的了解，比较客观地说，现在国内文史研究界与海外港台，至少可以说是各有所长，不分轩轾的。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学界的优越感，很大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不过这也并不算什么，知耻近乎勇，被他们轻视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悄悄地进村，打枪地不要，稳稳地做出自己的成果来。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是想说，不论是看不起老外研究中国文化，还是把老外当成神，看不起本国学术，其实都是一种鄙视链或者地图炮（虽然一个是礼炮一个是意大利炮）。鄙视链这种东西，平时说着玩玩还可以，如果当真的话，就会成为前进中的绊马索，终究阻碍自己的发展。不管是欧美汉学，日本中国学，还是中国的文史学界，都是由很多很多学者的个体组成的，一种风格不能涵盖一个学科，一两个学者更不能。汉学有很多值得中国学者去学习的地方，但是闭眼吹绝对是不切实际的。而与之相对应，虽然国内学界的负面评价很多，但是我对它，尤其是对我们这一代学者，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当然啦，50后60后好多学者基本已经给80后学者扣死“你们不行，比不了我们”的帽子了——你看你看，鄙视链无处不在哈哈哈）。也许在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后面几代，但是我愿意相信，我们终会达到与海外学者毫无身份高低之分地平等沟通探讨，没有追捧，也不会在说出“我是北京大学的博士”时觉得自己比别人差了点意思。
从这个话题，想到了一点题外话。前几天看了一个姑娘说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不同的性向——既不是激烈反对，也不是刻意表达额外的关切，因为这两种态度都会造成隔膜。自然地谈论起彼此的恋爱对象——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而不是时时刻刻把“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多好/多惨啊”挂在嘴边，可能最让人舒服。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都是如此——比如对待其他的民族，其他地方的人，其他的习惯口味，以及，本国国学与海外汉学。两种东西不可能完全一样，这非常正常，但这并不说明，它们就必须是一好一坏，一对一错，你只能支持其中一种。不吹不踩，不卑不亢，不刻意异化也不上赶着凑上去被同化，而是在尽可能地平等客观地接受对方观点的基础上，认识到差异和共性，优点和不足，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和共识，这是我个人认为的理想状态。当然，我也知道这很难，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我想让我自己慢慢培养这个习惯。
我靠，一抬头发现特么的两点了，我到底为了什么絮叨这么多啊！！啊啊啊啊滚去睡觉了。_(:з」∠)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