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进行到1949年，大势已定。共产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形势却很不乐观。

从1月起，物价连续上涨。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但在新解放区，商人和群众都不信任人民币，加之生产一时难以恢复，军队就拿着人民币到后方的大城市采购。愿意使用人民币的商人也到老解放区购买物资。投机资本乘机作祟。

陈云后来说这是“部队向前进，票子向后退”。

1月，云集平津地区的部队引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物价上涨。4月，完成了平津、淮海战役的部队就地筹备物资，准备南下渡江，结果再次拉动了物价。

随着解放军跨过长江，情况愈演愈烈：与北方的农村包围城市不同，共产党在南方先占领城市，再进入乡村，一时之间很难从当地农村获得补给。

此时，连同国民政府留下的军政人员，中央政府需要保证各地750多万脱产人员的吃饭问题。

时任中财委副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当时最为严重的情况是收支脱节：收入的大头是公粮，都掌握在地方手里，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自己可以先用，中央拿不到。”

但是野战军“吃皇粮”，由中央支付，“收在下面，支在上面，中央的日子就过不去了。发行钞票主要是中央有亏空。”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1949年，预计全年财政收入折合小米303亿斤，支出则达到567亿斤。

到7月底，人民币发行总额达到2800亿元，是1948年底的15倍，且多集中在大城市。

当时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分析说，中共过去依靠简单的供给模式，由分散的根据地直接用物资维持根据地内的军队，受货币规律影响小。现在使用无固定供给地的大兵团跨地域作战，其方式与组织形态已与国民政府相似，由军费增长引发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

北京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寄书中央政府：中共此时面临的危机与过去3年国民政府的情况相似，如不控制军费增长，新政权成立之时就是中国经济再次崩溃之日。

中央人民政府开会的时候，也有委员提出，人民币可能重演金圆券的悲剧。

1949年4月，中央两次致电东北局，要求陈云速到中央主持经济工作。5月10日，陈云带着周太和出现在北平，筹备一个全国性的财经领导机构：中央财经经济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