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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篇一带一路，观点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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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重点宜不同
2015年04月27日 余淼杰（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目前中国拉动经济的重头戏。作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的战略提出，自然是好得很。不过，更关键的是要坐实。不要如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所讲的变成“大领导轰油门，中领导挂空挡”，最后政策没有落到实处。
一带一路，是两个拳头打人，但重点宜有不同。大陆的丝绸之路应重在通过加强与中亚独联体各国的经济合作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自苏联经济解体后，中亚独联体各国经济虽有发展，但表现依旧不尽人意。他们有很强的意愿向中国取经，跟中国合作。年前，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署联系了北大国发院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希望与我们一起合作，组织介绍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国际培训班。结果，乌兹别克斯坦和孟加拉各派出10多人的官方代表团来参加学习，其决心和诚意可见一斑。
中亚各国基础实施目前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对各种钢材、水泥、电解铝的需求很大。加强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有利于消化我们过剩成能，帮助国内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上的互利共赢。同时，通过打造新世纪版的丝绸之路，也有助于出口中国高铁相关的大型机械设备，加强实现中国在交通运输设备出口方面的比较优势。当然，陆上的丝路的进口中国主要是加强与中亚各国的油气开发和加工合作，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
不过，如果说陆上的丝路目标是消化过剩成能、促进出口的话，笔者以为，海上丝路的重点则主要应该是扩大进出口，做实中国—东盟（亚细安）自贸区产业内贸易。
自2010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建成世界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对东盟10国的进口关税已实现了97%的商品进口零关税，双边和多边贸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最近，我们一项研究发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模式主要是行业内贸易，即进口和出口都属于同一大产业，比如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橡胶轮胎等原材料或中间品，但向其出口奇瑞等汽车产成品。这种贸易模式事实上不但有利于中国产品升级换代，实现价值链爬升，同时也有利于开拓新的发展中国际市场，是一举两得，值得大力鼓励的。
中国出口产品应针对不同市场调整
相对于欧美成熟市场，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虽然比较零散，但大有可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应该做到针对不同的市场，产品模型和价格设计上有所差别。
以汽车市场为例，日本的国际营销策略就很成功。日本新型先进的汽车款型主打欧美市场，与其本地品牌竞争。成熟大众的汽车款型则主打新兴工业国家如韩国、印尼等，落后淘汰的二手车则充斥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如缅甸、柬埔寨。他山之石，师夷长技。中国很多产业的出口事实上都值得好好研究日本汽车产业的经验。
总之，大力推动产业内进口，形成最终品产业内出口，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应是海上丝路的工作重点。
不过，一带也好，一路也罢，可能最终都帮不了中国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在新世纪，中国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不断技术升级或者加大资本投入，成为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
比如耐克鞋在美国缅因州就不是传统的劳力密集型产业，而因为不断加大资本投入变成机器化一条龙生产，已经成为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符合美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实现了其比较优势。但显然，这条路对中国大多数的低端劳力密集型产业来讲并不现实。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一条：劳力密集型企业走出去，如林毅夫教授所大力推荐的，去非洲绿地投资。
刘勃良：“一带一路”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2015年04月27日 作者是吉林大学在读研究生
“一带一路”作为本届中国政府主推的国家战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笔者认为，与其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国力增长后信心满满的主动出击，不如务实地定性为中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不得不做出的积极应对。对于“一带一路”的解读，必须放在中国经济活动的全局下进行考量。
众所周知，在经济三架马车——消费、出口、投资中，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支点是出口和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出口为主要支点，而出口的主体是轻工业和低端制造业相关产品，代表的经济区域是珠三角、长三角。2008年后，中国经济转为以投资为主要支点，从4万亿元人民币为起点，以国内基础建设为依托保持经济增长速度。
目前，这两种模式都很难继续作为中国经济的支点。就出口而言，一方面海外市场需求依旧低迷；另一方面过去中国低端制造业所依赖的优势逐渐消退；就投资而言，地方债务已经造成广泛的担忧，进一步的投资已经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保持经济增长的新支点。
扩大国内需求，一直是被寄予厚望的经济支点。一般观点以中美家庭消费结构作为对比，认为目前中国家庭在储蓄和住房两项比重过大，随着收入进一步增加会转为消费能力的增加。但笔者以为这样的对比存在缺陷，这一假设忽略了中美两国社会财富分配的区别。从国家的角度看，中美两国存在不同的财富结构。就中国而言，社会财富的主体集中在以国企和国有银行为代表的政府手中，而家庭在社会财富中占有的比重不大。
这一点是支持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更是维持中国式集体主义的基础，不容改变。在这样的基础上，寄托于家庭收入增加，甚至达到美国家庭收入水平，需要中国整体社会财富远远超越美国，这一点难以实现。中国的事实是，家庭收入会增大，消费能力会有所上升，但很难有太大的增长，所以国内消费不能成为经济的新支点。
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也是当下社会的热门话题，但这一点能否实现同样让人担忧。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本上需要技术创新，但国内高校能否为此提供足够的支持，还是个疑问。这一点，许多高校学术权威已经表达了担忧。一方面国家在高校科研方面的投入依旧不足，另一方面国内高校科研被项目捆绑的情况相当严重，科研活动变为高校教师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实现产业升级不容乐观，通过出口高端产品支持中国经济也就很难实现。在消费和投资都不能成为支点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支点重新回到出口上，这是无可选择下的一种选择。只是此时的出口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出口模式，传统的出口单纯出口产品，而“一带一路”所代表的出口是以产品、资本、产能，甚至和服务结合的整体性出口。以高铁为例，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高铁车辆，而是资本、工程能力、高铁技术，甚至包括后期运营。这种出口模式解决了中国两大问题，相关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和巨额外汇储备问题。
但是，这种以国家意志为依托的跨国项目存在许多潜在风险，效果如何仍然有待观察。首先，“一带一路”项目过重倚重国家意志，增大了参与的相关企业违背经济基本规律，强行上马的可能性；其次，沿途参与国经济活力普遍一般，甚至有些长期财政赤字。中国巨大的投资能否取得预期回报，让人担忧，更不用说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地缘等复杂问题；更让人担心的是，“一带一路”可能为国内经济带来的负面效果，“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必然以央企等国有企业为主体，这很可能进一步加深国企在社会经济中的分量，进一步加深“国进民退”现象，长远来看存在导致国内经济活力下滑的可能性。
整体而言，“一带一路”都是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无可选择之下的选择，这一战略本身存在巨大风险，但中国却必须承受这种风险，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去面对。笔者以为，“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是，具体项目操作回归经济活动本身，相关企业必须以经济基本规律为考量，绝不能让国家意志凌驾于企业决策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