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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说说我的头像 —— 日行一善: gordon 2017-2-22 06:31; 说说我的头像 —— 日行一善这个意思是，我是倾向于帝制的共和主义者一个保守主义者就是这两个特性，使得法国第三共和国度过了大革命的困扰。历经梯也尔、麦克马洪、甘必大三代的努力，奠定了现代法国的基础。他们观点各异，都是爱国者当时的人，认为帝制是比较稳定的（连“甘必大”都这么认为），没有想到会成为共和国。成为共和国，纯属意外。梯也尔是保守主义者，它是七月王朝的人，共和思想的君主 ***************************************************************************** 因为法国实行普选，又是小农，群众太热烈了，然后把拿破仑三世选上去了，选上当了皇帝。跟德国把希特勒选上去一样。 ***************************************************************************** 梯也尔力图建立保守共和国，但遭保王派与共和派的反对。 1873年5月，梯也尔被迫辞职，极端保王派人麦克马洪当选总统。右翼势力继续加强，建立合乎天主教规范的“道德秩序”。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加紧勾结，图谋恢复王朝体制，以L.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为确立共和制进行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国民议会最终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1875年宪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共和制，在1876年众议院选举和1879年1月，在参议院选举中，共和派取得稳定多数，在人民群众支持下，甘必大迫使麦克－马洪辞职，共和派F.-P.-J.格雷维当选总统，终于确立共和派的共和国。共和派分为温和与激进两派， ***************************************************************************** 激进共和派—— 布朗热事件布朗热是激进共和派，俾斯麦在德法边境陈兵，迫使布朗热辞去部长职务布朗热当陆军部长时候，给官兵灌输法国沙文主义思想，加强陆军军备，讨论“反德复仇” 俾斯麦威胁，一旦布朗热成为政府首脑或共和国总统，德国舍战争外别无选择。俾斯麦在法德边境集结军队，1887年2月，动员7.2万后备役官兵在洛林举行军事演习。 ***************************************************************************** 最后是温和共和派掌权了路径是：奥尔良派，梯也尔，麦克马洪，甘必大 ***************************************************************************** 七月王朝就没什么问题，因为法国是普选制，然后群众运动胡搞菲利普跑了; 21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大革命的故乡 —— 你要打败一个人，就要先了解它的历史: gordon 2017-2-14 16:46; 其实托克维尔的书，并非是中国学习经验教训最好的书。毕竟时代已经过去好久了，而且没有实证，谁知道对不对。我说的东西，都来自现实，而且都有实证。 ************************************************************************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向以左倾和激进著称，加之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三十年，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风光无限，以至于不少人，尤其是不少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推崇备至的外国知识分子，往往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事实上，在法国本土，却也自有平衡他们的派别，否则法国的社会就不可能健全地发展了。应当说，我们国家在译介同为文化大国的法国的近现代思想家、作家作品的过程中，向来具有一种宏大的气魄，并对法国所谓的左右两派不偏不倚。然而，具体到雷蒙·阿隆著作的翻译问题上，情况却不容乐观。例如，迄今为止，雷蒙·阿隆的许多重要著作仍未被译成中文，相形之下，他的辩论对手如萨特、梅洛—庞蒂等人的著作的中译本却要更多一些，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不久甚至出版了七卷本的《萨特文集》，由此，萨特、梅洛一庞蒂等人的著作更广为国人所熟悉，而阿隆的著作则没有这样的“幸运”。上述现象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学术信息严重不全。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这次的翻译将对纠正这种偏颇有所助益。例如，它将会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更加客观地评价发生在萨特这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雷蒙·阿隆这位法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寨主之间的“三十年战争”。 ************************************************************************ 90后事件，因为我年轻，没有经历这个事情，不知道当时的思潮是什么不过，据忙总说，跟萨特有关。以下均摘自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 ************************************************************************ 【有感】责任感强，有时候是坏事。像我这样的傻瓜，看到可悲可叹的，总想以己之力帮助、点化或渡人，总觉得启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道义。午夜反省，其实这也是一种病，叫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也叫知识分子的鸦片，范围程度不同而已。这种病纯粹浪费自己。该把它抛到爪哇国去了，享受自己的生活吧。 “普罗米修斯式的野心，常常成为极权主义的根源之一。”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里，雷蒙·阿隆这样提醒他的读者。我感知并牢记住了这句话，也常常以此反省自己。 ************************************************************************ “知识分子之走火入魔，多是因为坚持某种意识形态导致知识与道德上的精神错乱。” “对知识分子而言，遭到冷落比受到迫害还要难受。”（雷蒙•阿隆） ************************************************************************ 组织，经理人员，行政人员对托拉斯以及生产资料过度集中在私人手中的现象的揭露，是左派偏爱的主题之一。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并对暴君予以抨击。在左派看来，托拉斯的老板不啻是现代的领主，他们主宰着普通人的命运，并与公众利益作对。左翼党派所采用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解散托拉斯，而是转为由国家来控制某些工业部门或某些大型企业。让我们暂时把这样一种经典的反对意见放在一边：国有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往往是加剧了经济上的多种弊端。劳动者置身其中的技术官僚等级制，并没有因为所有制方面的变化而出现改变。国营雷诺工厂的经理、法兰西煤炭公司的经理同样能够向当权者提出有利于他们的企业的决定。诚然，国有化消除了人们曾指责的工业巨头躲在背后施加的政治影响。但是，托拉斯领导人所丧失的行动手段却重新出现在国家的统治者手中。后者的责任则往往会随着生产资料占有者的逐渐减少而逐渐增大。当国家仍然是民主的时候，它的控制力可能范围广而力度小。但当一个集团控制了国家的时候，它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并实现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结合，而这种结合曾经是左派对托拉斯进行抱怨的原因。近现代生产机构包含着一种我们称为技术官僚制的等级制度。居于这一等级制度上层的与其说是纯粹的工程师或技术员，毋宁说是组织者或经理。在法国、英国或苏联都已在实行的国有化，并未使工人不再遭受其上司的摆布，也没有使消费者免遭托拉斯的坑害。它们只是去除了股东、董事会成员与金融家，而这些人对企业管理的参与与其说是真实的，倒不如说是理论上的。他们只是凭借其财力，在名义上控制并影响着企业而已。在此我们无意对这种国有化的得失利弊进行总结，只是想指出，在国有化的情况中，左派的各种改革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或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或强者的地位。在西方社会，技术官僚等级制度仅局限于生产机构的一个部门。大量的中小企业仍继续存在；农业亦保留着多种身分的从业人员(自耕农、农场主和佃农)；在分配或销售系统中，则是巨人和矮子并列，前者如大型商场，后者如街角的乳品商。西方社会的结构极为复杂，其中有前资本主义时代贵族的后裔、世代相传的富豪家族、私营企业主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等。这些人维持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独立的群体。由此，数百万的人得以在国家机构的管理之外生活。技术官僚等级制度的推广意味着这种复杂性的消除。任何个人都不再服从于另一个独特的个体，而是所有的人均要服从于国家。左派力图把个人从直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它很可能最终使人屈从于公共管理机构的束缚，这种束缚虽然在法律上不那么直接，但事实上却无所不在。然而，国家对社会管理的面越广，······相对独立的群体之间和平竞争的目标就更少。一旦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巨大的企业，处在其顶端的人必然会变得漠视下层群众的意见(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的意见)，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随着这种演变，传统关系的残余和地方共同体显然更像是一种阻碍个人被巨大的行政权力这一工业文明所产生的怪物吞噬的障碍，而不是民主的制动器。由此开始，随着时光的消逝而被削弱和消除的各种历史上的等级制度，也似乎不再是旧的不公正行为的维护者，而更像是一种能抑制专制倾向的事物。为了反对这种不公开的专制，保守主义成了自由主义的同盟者。如果传统留下来的制动器失灵，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再阻止极权国家的出现。 ************************************************************************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他一开始在序言里说的写作动机就抓住了人心，他就是要试图解释为什么“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 ************************************************************************ 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 ************************************************************************ gordon 注：不论你同意或者否定雷蒙•阿隆的这本书，至少它会告诉你，你是从哪儿来的。你来自哪里，你是谁; 24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双元革命之法国大革命: gordon 2017-1-22 10:12; 法国大革命，就是这么牛逼；首开普及教育，等等的先河。后来，拿破仑三世又开“动产信贷”先河，后来，又开数理经济对经济社会干预先河。这又有个 “蛋办法” 。没有办法，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一种状态，丫爱这个注：这其实是一种最古老的方式，国家化凑 “大资本”的方式。跟帝制一样，帝制其实很稳定，比民主国家要简单和稳定的多。当然都想过的好，过不好怎么弄；就没招儿。这是一种稳定态，想打破这种稳定态是不容易的。也是一种智力黑洞，心思不要往这边想，把自己弄好就ok 了。 *********************************************************************** 你觉得它不正常，是因为你的坐标是按英美那种坐标套的我靠，英美那么繁荣 *********************************************************************** 有点脑子好不好，老跟第一名比这种东西，都是它灌输的傻叉注：自己不被别人忽悠，就过的痛快了很多。 *********************************************************************** 你能混下去，混下去，混不下去，去球有人，春节村长送一袋子面，送点食用油，就很高兴呵呵 *********************************************************************** 上学，不要老盯着第一名比。主要是学知识的凤姐要不去美国，现在估计身份就拿到了; 14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法国大革命 —— 早熟: gordon 2016-11-16 04:32; 忘了哪本书了，《粪球》还是啥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是鞋匠都认为自己很有政治才能 ****************************************************************** 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这回事其实是因为能力不足嘛青年往往如此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而是要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研究，并且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不是一个人的事。 ****************************************************************** 命运有时候，运气眷顾你，列在高位下来以后，长期处于低谷，其实很正常。本身你的能力就不足。正像罗永浩所说，有的人年纪轻轻，就 “舔菊高位” ****************************************************************** 罗永浩：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每一个年轻人都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相信自己来到世间要改变世界，充满了雄心壮志。但是到了二十多岁走进社会之后，尤其在中国，这个大环境相对不太健康的中国社会里，走进社会以后，很多人痛苦地发现，那些年轻时有才华、有热情，非常正直耿直的这些年轻人，从二十多岁混到三十多岁一事无成。在中国，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你有能力、有才华、有热情，却一事无成，因为你不会圆滑处事，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会在领导面前拍马屁，不会在同事面前耍心眼，什么都不会。这样的结果是，你工作能力很强、很正直，到了30岁一事无成。这些人痛苦地发现身边那些臭流氓，年纪轻轻十七八岁就活的特别圆滑世故的那帮小兔崽子，在社会上如鱼得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到领导那副德性，简直没法看，见到同事就又是另外一副嘴脸。处事处的很圆滑，到了30来岁都混的非常好，要钱有钱，要车有车，二奶有六个。　　所以这些正直的年轻人到了30岁很彷徨，开始产生严重的自我怀疑，心想我到底在干嘛呢？于是他为了获得生存上的好处，决定跟着耍流氓。所以这些人呢，不管是什么借口，最终选择了去做恶心的成年人社会中的一个恶心的人，最可气的是他们之后还产生了幻觉，说这就是“成熟”。于是又过来毒害年轻人，跟他们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现在我这叫成熟，你这叫幼稚。　　这是成熟吗？我不觉得这是成熟，这是不要脸。我现在看到很多我的同龄人变成这样，很多人都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也曾经充满了理想，充满了美好的这些东西，然后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世界，最后却变成了这种恶心的人。我回家吃饭心情好就敷衍一下，有时候心情不好就忍不住当场戳穿他们。我说：“你看你们这帮兔崽子，年轻时候我们在一块儿聊，都说要改变世界，现在你，你改变个屁了。”然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说：“哎呀，行了，老罗，咱们那时候不是幼稚吗？谁能改变世界？谁也改变不了世界。”我就跟他们说：“你别客气了，你已经改变这个世界了，因为你变成了一个恶心的人，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恶心的人，因此它变得恶心了一点点。” 　　你们听懂了吗？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这是你的宿命，你别无选择。你要么把世界变得好一点，要么把世界变得坏一点。有些人不服气，说：“妈的我就不信了，我自杀。” 你自杀就把这个世界的自杀率改变了一点点。你如果走进社会，为了生存或是为了什么不要脸的理由，变成了一个恶心的成年人社会中的一员，那你就把这个世界变得恶心了一点点。如果你一生耿直，刚正不阿，没做任何恶心的事情，没有做任何对别人造成伤害的事情，一辈子拼了老命勉强把老婆、孩子、老娘，把身边的这些人照顾好了，没有成名，没有发财，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一生正直，最后梗着脖子到了七八十岁死掉了，你这一生是不是没有改变世界？　　你还是改变世界了，你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因为你，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好人，听懂了吧？每一个生命来到世间，都注定改变世界。所以将来有一天你心里挣扎，不知道要做一个流氓，……还是做一个正直的人。你在这个中间彷徨的时候，希望你记得我今天给你讲的这句话，每一个生命都注定改变这个世界。　　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奢望一夜之间改变世界，这也是很幼稚的。你要知道我们的先辈，即使采用很激进的方式，比如暴力革命，比如有人和他的朋友们，领着一群人打游击，上了井冈山，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改变旧世界，用了多少呢？22年。……即使采用最激进、最急不可耐、最暴力革命的方式，也需要22年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你采用理性的、温和的、非暴力的方式，怎么能指望一夜改变世界呢？只能慢慢来。要有足够的耐心，一点一滴地改变世界，就是这样，希望大家都记得这个。; 5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旧制度与大革命 —— 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gordon 2016-11-10 16:01; 中国产业的发展脱胎于旧社会接收伪满的时候，军管，把工厂的头都枪毙了，其实所有人都很熟悉。“ 坦白从宽 , 抗拒从严 , 首恶必究,协从轻免” 它又搞民主制，依靠底层工人，又把隐藏在社会中的产能给吊起来了。 *********************************************************************** 如果以纺织工业为中轴的话，以长城为界的两块区域，前向联系——土地农民，后向联系——纺织机器，铁路，火车 *********************************************************************** 火炮单独说火炮制备，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仿制法国的火炮，就遇到了困难。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还是有差别的。有其特殊性同一阶段，美国生产的步枪和无烟火药终于超过主要盟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弹药没问题，但是火炮不行，美国弄不成，搞完第一次世界大战都结束了。 *********************************************************************** 内地的大学生因为东北没有大学，日本成立的大多是技术学校。基本上，从内地派过去的大学生，都是从实践中获得工业经验的注：所有东西都是党给它的。 *********************************************************************** 馍晒干，磨成面，面再蒸馍，再磨成面基本上就是这么搞 *********************************************************************** balance 平衡还是做的不错，抗美援朝后，东北的经济比日本全盛时期还要好。日本时期，畸形发展 *********************************************************************** 东风113 没有一种战机的性能如此＂超前＂，其性能号称＂双二五＂，即飞行速度2．5倍声速，飞行升限25千米。 *********************************************************************** 没有啥，正像法国科学的沉寂期一样，储备用完了克鲁格曼是真专家，像美国经济，克鲁格曼也想不出啥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像中国这种波动性的高速增长，才是不正常的稳健发展才是正道 *********************************************************************** 就是在东风 113 这儿出了问题，靠发动群众，靠什么都解决不了了 “超英赶美” ，呵呵; 19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关心政治呢？？: gordon 2016-11-2 05:58; 孔飞力在《叫魂 ——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里试图给出一个解释。 *************************************************************************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 —— 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出的就是人们无权无势的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当代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这种幻觉权力进入社会的例子，我还记得1982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对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文化大革命是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进身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而得的权力使他的心理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 这种 “受困扰社会”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这和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很相似。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在帝制后期的中国从未有人设想人的努力能够产生无限的进步和成长。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 *********************************************************************** “ 受困扰社会 ” 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注：少数革命者 vs 大多数 “搭便车” 者呵呵; 17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杨小凯对保守派的理解（转）: gordon 2016-5-21 16:31; 早就没有理想，有很多踏实做事的人和按部就班的螺丝钉，我不觉得他们比起私营企业的员工就该受鄙视。注：你的思想好陈旧啊，呵呵你认为真正干活的，是螺丝钉啊，呵呵 ********************************************************** 杨小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保守派中虽大多是些唯唯诺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对秩序和既有权威的尊重的确有着可贵的价值。如果你看不出这种价值，你就去仔细研读一下近代史吧，正是这种保守主义，对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尊重，使这两个国家至少在经济上比法国（他们大多是有革命欢快症的人）更大的成就。我自己对造反派的反思可以写本书，但是这种反思最有意思的是对革命的反思。文化革命第二阶段虽然暴发了毛泽东并不能完全控制的革命，但这革命却象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大革命一样，其丑无比。对于我们这些当时被革命欢快症感染的造反派，革命的确看似象盛大节日，小偷都成了圣人。但这个革命却充满着残暴，混乱，互相残杀，和黑暗。 ********************************************************** 干活儿，本来就是很枯燥的你很难说，往前走一步，到底是对还是错年轻人，总是求进步的嘛注：说实话，这个东西是个选择的问题 ********************************************************** 扩展阅读：每个人的选择（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9752; 1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法国大革命 —— 《墓畔回忆录》: 热度 2 gordon 2016-5-18 03:25; 夏多里布昂其人历史上多数伟人，都是非常复杂的人。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就是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伟人。夏多布里昂一七六八年九月四日出生于布列塔尼地区圣马洛镇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那正是腐朽的法国封建社会即将土崩瓦解，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年代。他呱呱坠地时，“预告秋分的狂风掀起的海浪发出阵阵咆哮”，盖住了他的哭喊声。他后来认定那景象预示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在中学里打下了扎实的古代文化基础，毕业后曾谋求通过考试获得海军军官资格，未果而改读教会学校，准备将来担任教职，只是不堪忍受教会学校的清规戒律和艰苦生活，返回他家的领地贡堡，无所事事，经常沉湎于孤独的冥想，只与姐姐吕西儿性情相合。一七八六年家里给他谋得一个少尉职位。他在哥哥引荐下进入巴黎的沙龙和文艺圈子，成为德·马尔泽尔布的门生，深受卢梭思想的熏陶。他还有幸进入宫廷，陪同国王路易十六打过猎。他二十一岁上，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发动起义，攻占巴士底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这是夏多布里昂头一回面对剧烈的社会变动。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并不本能地反对起义者的主张，但他毕竟是夏多布里昂家族的一员，从小是站在贡堡的城堡上观看世界的，所以觉得他们的行为十分可憎，并且清醒地预见到这一事件可能产生血腥的街巷专政。如果革命有秩序，十分纯洁，他也许会被卷进去，可是他看到的是血淋淋的暴力，便主动地站到了受威胁的一方。不过他不是革命坚定的反对派，而希望远离革命和反革命两个阵营，觉得此时的法国暂时无法待下去了，便在二十三岁上乘船去了美国，实现他早已萌发于心的美洲探险计划。先抵达巴尔的摩，接着一直北上抵达尼亚加拉大瀑布。他甚至声称见过华盛顿，并对之大加赞扬。可是他在报上看到法王路易十六企图出逃而被捕，法国贵族逃亡国外，而军队将领们在法国亲王的大旗下聚合。夏多布里昂并不信任君主政体，但相信忠诚这一做人的道理，便决意回国，于一七九二年一月二日返回法国。此时的巴黎，是丹东执掌的靠断头台支撑的铁血政权。夏多布里昂加入勤王军，不幸负伤而辗转逃到伦敦。伦敦的流亡生活是夏多布里昂一生中最困苦的时期。他贫穷潦倒，体质衰弱，凄怆孤独，生活拮据，靠法译拉丁文和英文作品的菲薄报酬维持生计。在此期间，他获悉国内不少亲朋被送上断头台，他母亲、妻子和姐姐朱莉亦遭监禁，更是受到沉重打击。不过，在困难中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通过研究英国法律，发现尊荣与自由可以出色地结合起来，在议会和自由的新闻媒体监督下，可以保留君主政体，就是说他隐约看到了恢复法国君主制度的可能性。这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又何苦呢？” *********************************************************************** 另一方面，他潜心研究历史上的历次革命，写成《论革命》一书，于一七九七年三月出版。这部论述历史上历次大革命的气势磅礴的著作，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位感情上的共和主义者，理性上的保守主义者，信仰上的无神论者，是一位持怀疑论的才子。因此这本书共和派不喜欢，君主主义者反感，甚至他的家人例如他母亲和姐姐，也为他担忧犯愁。但是这本书使他结识了知识界的朋友，恢复了与法国思想界的联系。例如他与古典主义诗人、心怀大抱负、天生具有行政才能的丰塔纳成了朋友。一七八三年五月，他母亲出狱后病故，遭此巨大悲痛，恢复了对宗教的信仰。他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在《论革命》里，他显示出不信宗教，并且相信基督教必将衰落；此时，他却遇到一个捍卫基督教的机会。丰塔纳告诉他，许多法国人已准备迎接基督教的复兴。那么，他夏多布里昂能否成为替这场复兴鸣锣开道的诗人和哲人呢?正是在这种抱负的激励下，他开始写作《基督教真谛》这部巨著。法国人欢迎基督教的复兴，与拿破仑的需要是相吻合的。拿破仑发动雾月十八政变。共和派完成了向帝制的转变，把拿破仑推向个人专权。拿破仑迫切需要一种思想、一种宗教把法国人凝聚起来，巩固他的统治。他说：“只有宗教才能给国家以坚实的持久的支持。”“宗教，我会重建它的，不是为你们，而是为我自己。”他同时表示，不问过去的政治态度，不分党派，“论才用人”，因而吸引在国外的流亡者纷纷返回法国。夏多布里昂在已经飞黄腾达的丰塔纳帮助下回国。一七九一年他动身去美国时，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还试图打消一个英国人的宗教信仰。事隔十年，他一八○○年从流亡的英国返回祖国时，却携带着他业已完稿的一部鼓吹复兴基督教的杰作——《基督教真谛》。在丰塔纳等人的精心操作下，《基督教真谛》出版的时间，与拿破仑和教皇签订“政教协议”的时间很接近，而且该书出版当天的《箴言报》上，刊载有拿破仑的一篇声明，紧随其后就是丰塔纳对这本书的一篇评介文章。这便使得《基督教真谛》像一本圣书，一本官方出版物。反响是巨大的。夏多布里昂感受到了一部思想著作引发的最大轰动。一八○三年这本书再版时，作者在前面加了一段献辞，以简洁高贵的文字，对拿破仑大加奉承：“第一执政公民，您曾愿意把本版《基督教真谛》置于您的保护之下。您素来支持在您统治下取得成功的庄严事业，这又是一个证明。”“自从您把国家的基础和您的长久幸福放在宗教上面，法国就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 注：第一公民的意思就是凯撒。这样，夏多布里昂便依附了拿破仑。当然，他之依附拿破仑，首先无疑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和抱负。但同时应当承认，这反映了他在感情上赞成共和的倾向，而对拿破仑，他打内心里充满了敬佩，因为在他心目中，拿破仑前所未有地代表了法国的尊严、光荣和伟大。夏多布里昂的奉承令拿破仑心满意足，他因此得到了报偿，于一八○三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公使团秘书。这一职位也是他自己要求的。他本质上是个文人，却自认为是个活动家，并且雄心勃勃地要做出类拔萃的活动家。可是他有着不可救药的文人的傲慢和迂阔，无论是在为波拿巴还是为波旁王室效力的过程中，他出任公职没有一次能够平平和和地做到头，不是遭到排挤，就是被迫辞职，甚至遭到贬黜。每当失意或失宠，他便采取逃避态度，回到孤独与清贫之中。他头一回出任公使团秘书，就因我行我素而与公使闹翻；他给第一执政写信状告公使。拿破仑对身边的人说：“夏多布里昂有自由和独立思想，我明白他想进我的政府做事，不能让他进来。”拿破仑的这个看法，后来始终没有改变过。然而，拿破仑喜欢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欣赏他的才华，知道他是圣日耳曼城厢最受宠的作家，明白这样一个作家对于装点他的统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对夏多布里昂大都留有余地，即使惩罚也是发发怨气而已，不管他多么专制，也不至于把夏多布里昂往死里迫害。辞去驻罗马公使馆秘书之职的夏多布里昂，又获任命为驻瓦莱公国代办。这时局势动荡不安。一八○四年万森特别军事法庭经秘密审判，处决了路易·德· 波旁即当甘公爵。当甘公爵是孔代家族最后一个传人。从道义上始终忠于波旁王室的夏多布里昂，听到这一消息，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在耳边炸响。他说：“ 这场审判改变了我的一生，也改变了拿破仑的一生。”他毅然拒绝去驻瓦莱使馆赴任，而投入反对派阵营，成了正统派客厅里的英雄。这期间，夏多布里昂于一八○六年赴希腊拜谒基督陵墓，游历了土耳其、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直至西班牙。归来时，他成了坚定的保王主义者，同时因为耳闻目睹土耳其专制主义的种种暴行，而更加坚定地信奉他的自由主义。他过早地认为君主主义反对派可能获胜，花两万法郎买下《信使报》，发表署名文章，抨击专制主义。对该报所造成的影响，他沾沾自喜地说：“拿破仑摆脱了各国国王，却别想摆脱我。”拿破仑大为震怒，夏多布里昂不得不退出主编的位置，逃避到他的乡间别墅“狼谷”。在那里，他完成了《殉教者传》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并开始写作《墓后回忆录》及《历史研究》。夏多布里昂看来与皇帝闹翻得相当彻底。不过正如前面提到过的，拿破仑始终偏爱夏多布里昂的才华，始终愿意拿他来作帝国的点缀，而夏多布里昂也始终心仪拿破仑，只是大过看重自己的面子和生命的美学价值，不肯轻易卑躬屈膝而已。两人的共同朋友丰塔纳则千方百计不让双方的关系恶化。不幸的是，正当寒冰就要消融之时，又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夏多布里昂的堂弟阿尔芒刺探情报被捕，他请求皇帝免其一死，未获恩准。这不啻给他们的关系雪上加霜。最后，皇上以给作家、学者和艺术家颁奖的办法，来弥补他与夏多布里昂之间的裂痕。可是法兰西学院竟把《基督教真谛》的作者排除在授奖人名单之外，令皇帝和舆论都十分愤慨。后来，法兰西学院因为皇帝钦定才勉强接纳夏多布里昂为院士。夏多布里昂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件事一定会促成皇帝与诗人的和解。丰塔纳嘱咐他，在接受仪式的演讲上赞颂皇帝。他却说：“在学士院唱赞歌，我清楚该唱到哪一份上。”他把演讲变成了讨伐专制主义的檄文。他那布列塔尼人的固执和文人的傲慢，使他与拿破仑的关系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决裂。夏多布里昂有一个相当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政治转折的关头善变。一八○九年皇帝被开除出教。法国人看到波拿巴可能垮台，全国上下一片惊慌。人人都在考虑，在即将降临的灾难之中怎样做出选择。夏多布里昂希望波旁王室重掌乾坤。困难在于，由革命和帝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人，几乎不知道这个曾数代统治法国的姓氏。于是，夏多布里昂写了《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的小册子。把拿破仑写得比古罗马最凶残的暴君还坏，政治上罪恶滔天，是一个“假伟人”；另一方面，对波旁王室则大唱赞歌。小册子作者的目的，是让法国人摆脱拿破仑，重新归附波旁王室。在帝国还貌似不可战胜的时候，写这样一本小册子，的确需要胆量。一八一三年三月三十日同盟国军攻进巴黎，帝国投降。夏多布里昂急忙宣传并出版《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他头一回觉得自己是站在胜利者阵营里，认为路易十八重登王位，他的小册子所起的作用，甚于十万大军。他处处这样说，因而很快就相信，路易十八和波拿巴也都说过同样的话。在督政府时期，他曾通过一部杰作使法兰西眷眷于其宗教传统；现在他又通过一部新的杰作，使法兰西恢复了君主制的传统。可是，复辟后组成的临时政府，却把夏多布里昂排除在外，尽管他做了许多努力，甚至修改小册子。夏多布里昂受新主子的侮辱，并不比受旧主子的侮辱少。其实，为了协调法兰西的崇高精神，重建法兰西精神的统一，像夏多布里昂这样的诗人和史学家，是不可多得的。可是，夏多布里昂看到自己的两个朋友丰塔纳和库赛格进了宪章起草委员会，而他根本没人理睬，就因为那两位与他相反，反对新闻自由，主张尽量少赋予法国人民权利。所公布的贵族院议员名单里，也没有《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作者的影子。路易十八不喜欢夏多布里昂。他曾对人说：“请当心，千万别让一位诗人参与你的事务，他会把一切都搞糟的。这种人毫无用处。”在这一点上，路易十八的观点倒是与拿破仑不谋而合，尽管是出自不同的理由。他喜欢风趣、诙谐的人，这个傲慢自负，夸夸其谈、劳而无功的作家令他反感。这是国王一个严重的判断错误，因为夏多布里昂对公众舆论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而当时正亟待对公众舆论进行引导。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夏多布里昂随国王逃到冈城。路易十八在那里临时组阁，任命他为虚有其名的内务大臣。而当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路易十八在进军巴黎时，暗示过将让夏多布里昂担任王室大臣。可是，夏多布里昂没有政客的权谋和钻营的本事，失去了宦途中最好的一次机会，最终还是被排除在外，只得到年薪区区二万四千法郎的无任所大臣一职。在不喜欢夏多布里昂的黎塞留担任宰相之后，夏多布里昂更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十分苦闷，于是写了《根据宪章建立君主政体》的政治小册子，主张按英国的君主政体，维护议会君主制，各党派乾流坐庄，实行新闻自由。他认为自由主义虽有危害，但其危害不如专制主义严重。小册子令王上震怒，这个忠诚的保王党人被撤掉国务大臣之职。凭才凭德本该他担任的职务，却一再拒绝给予他，这不免使他变得尖刻，严厉，但他一直忠于“国王、宪章……”的公式，主张干脆建立“立宪政府”。后来，他先后出任驻柏林公使和驻伦敦大使，一八二二年以全权公使的身份，参加决定对西班牙战争的维洛纳会议。在会议上，他充分展现了才华和能力，得到广泛尊重和赞赏。随后一八二三年他获得外交大臣的职务，马上发动了入侵西班牙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要从西班牙造反的共和派议会手里，拯救国王费迪南德七世。实际上是一场扼杀西班牙革命，扼杀共和制，维护君主制的战争。夏多布里昂却认为他是为法国的荣誉、尊严和地位而战，以布列塔尼人绝不后退的意志，取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他把西班牙战争看成是“政治上的《勒内》”，即视为他得意的另一部杰作。可是回到宫里，从国王到群臣谁都不认为他有什么功劳，反而上下串通，阴谋撤掉他的处长职务。他像仆人一样被解雇，永远不得再返回权力中心。这次侮辱极其严重地伤害了他，把他推到了反对派的阵营。这位君主制的忠诚拥护者，最终成为君主制的反对者。他心里充满怨恨：“大臣们是我的敌人，我是他们的敌人。作为基督徒，我宽恕他们，但作为人，我永远不会宽恕他们。”他认为自己对内阁发动攻击，正是效法英国议会的传统。路易十八驾崩，查理十世阿尔图瓦继位。夏多布里昂仍把查理十世的登基视为自己重新依附君主制的一个机会。他写了一本题为《国王驾崩，国王万岁》的小册子。其为查理十世登基所造的舆论影响，不亚于《论波拿巴与波旁王室》为路易十八复辟所造的舆论影响。可是他并未得到新王的恩宠，在官场上他太不机灵。他预言君主政体如果继续犯错误，共和政体就会取而代之。有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漠不关心和保持沉默，这就是新闻自由。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自由主义和他对宪章的尊崇，他作为文学家的苛求和他作为论战者的兴趣，是相当吻合的。我们说夏多布里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在政治上他始终忠于君主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正统主义者。为了一再排斥和迫害他的君主们，他最后失去了一切。他步入老年的时候，一无所有，可怜兮兮，茕茕孑立，忠于一位年幼的国王亨利五世，而这位幼主将来也许会像自己的先辈一样来迫害他。夏多布里昂不需要报答，毫无所求。他在有生之年为波旁王室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接受贝利公爵夫人的委托，不辞劳苦，以年迈之体，千里迢迢，出使布拉格，向路易·菲力普为贝利公爵夫人解释和求情。他对波旁王室的忠诚，可以说无以复加。然而在思想上，在认识上，在意识形态上，他是赞成共和制的，他主张议会民主，以战斗的姿态捍卫新闻自由，在《墓后回忆录》的结尾，他甚至显示出超前的认识，预言了社会主义：“地位和财富过分悬殊的差距只要还被隐瞒，就是可以忍受的；一旦这种差距被广泛发觉，那就要遭到致命打击了。”但他模糊地看到，社会主义平等只有通过专制和专政才能建立。纠正的办法比弊端更糟糕，取消私有制将导致一种奴役——历史上无论追溯多远，都找不到如此严重的奴役。舍弃私有制，任何人都休想获得解决。所有制即自由，而不是别的东西。一八四八年七月四日，夏多布里昂与世长辞。而在此前几个月，二月革命的枪炮声震撼了巴黎，他问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身边人告诉他，是巴黎人推翻了他所反对的路易·菲力普七月王朝，他说了声“干得好!”想出去看看，但他老得已站立不起来了。他生于风暴死于风暴。生前他为自己在圣马洛港外一座孤悬的岛上选了一块墓地。他被安葬在这里，没有墓碑，没有铭文，没有装饰，只有一块无名的方石上面立着一个粗硕的十字架，孤独而傲岸，永远迎着大海的汹涌波涛。关于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一生，安德烈·莫洛亚在《夏多布里昂传》里，作过精彩的总结：“卢梭的弟子和罗伯斯庇尔的对头，波拿巴的仰慕者和拿破仑的敌人，君主制的拥护者和国王们的反叛者，自由派和极端派，有理智和爱幻想，四十年间，夏多布里昂是一个被无情分成两半的人，而且他的两半从来没有能接合起来。”“他发誓效忠的王朝的覆灭，终于给他提供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机会，使他相互矛盾的激情，在内心组成一个卡特尔，使自由派的夏多布里昂和封建的夏多布里昂，在对篡权夺位、胆小如鼠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共同憎恨中团结起来。” 夏多布里昂终生致力于文学，从未停辍。是文学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名声。如果他不是以《勒内》、《基督教真谛》、《墓后回忆录》等传世杰作作者的不朽名字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现在有谁还会记得驻伦敦大使、出席维洛纳会议全权公使抑或曾任外交大臣的夏多布里昂吗?他跨了两个世纪，实际上跨了两个世界：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放纵和激情，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恐怖年代爆发时他二十五岁。其时，司汤达只有十岁，拉马丁三岁，维尼没有出世，雨果当然也没有。拉马丁十七八岁时曾爬到树上，去窥伺住在“狼谷”的夏多布里昂。雨果则在自己的小学作业本里写道：“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一无所成。”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都仰慕他的名声。司汤达讨厌他，但巴雷斯和阿拉贡都怀着仰慕阅读他的作品，受益匪浅。夏多布里昂是十九世纪贵族阶级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笔者之所以特别指出他是贵族阶级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因为浪漫主义从其整体来看，的确可分为贵族阶级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但是，请不要因此而简单地以“消极”、“没落”、“反动”等词语给文学的夏多布里昂做出结论。正如夏多布里昂在政治上是一位旧制度的保守主义者，一个忠于正统君主制和天主教、忠于传统的人，却具有自由主义思想，提倡议会民主，捍卫新闻自由，甚至预言了社会主义；在文学上，尽管他的作品和他所塑造的人物，反映了没落贵族阶级悲观绝望的心态，尽管他的美学思想可以加上“消极浪漫主义”的形容语，但他被认为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他的作品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卷帙浩繁，他的全部作品都带着时代的标记。皮埃尔·布吕奈尔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中概括说：“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既是一个世界的历史，又是一种良知的小说，它不属于所有已确定的门类，而标志着一种新人和现代文学的产生。” 夏多布里昂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论革命》(Essai Ristorique，politique et moral sur les révolutions，一七九七)是一本历史著作。在一个政治激情如火如茶的年代，这个流亡贵族青年，这个牺牲品，却能超脱于宗派和党派之上，纵论历史上的历次大革命，尽管他在作品里显示出留恋旧秩序的倾向，显示出基督教徒、自然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的矛盾状态。但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闪耀着强烈的智慧之光。正是这种卓越的能力，给了他创作《基督教真谛》这样一部宏篇巨制的信心。《基督教真谛》(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一八○二)是夏多布里昂的代表作。从创作的初衷讲，它是一部护教作品，力图证明“在以往存在过的一切宗教之中，基督教是最富有诗意的，最人道的，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的。”它包括四个部分，即《教理和教义》、《基督教的诗意》、《美术和文学》、《信仰》。整部作品囊括了各种考证、哲学论述、旅行回忆、艺术评论，并穿插进小说，旨在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论证基督教的真谛所在，突出基督教的诗意美，促进基督教的复兴。然而，这部作品从文学观点来看，远比从宗教观点来看重要得多。作者试图论证自然的完美以证明上帝的存在，现在读来，未免令人觉得苍白无力。但作者致力于通过文学作品寻求基督教的深刻精神，则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第二三部分给读者提供了不少壮丽的图景，其中描绘大自然和大教堂等脍炙入口的名篇，激荡着摆脱古典主义约束的情感，勾勒出文学的新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穿插于《基督教真谛》中的两个中篇小说《阿塔拉》(Atala，一八○一)和《勒内》(René，一八○五)。《阿塔拉》的内容紧紧遵循《基督教真谛》的主旨。少女阿塔拉爱上了被她的酋长父亲俘虏的沙克达斯，设法在执行火刑前一天的晚上与沙克达斯一块逃进原始森林。但是，这对相爱的青年男女与一般私奔的情侣不同：在阿塔拉看来，她与沙克达斯是不应该结合的，因为她是白人所生，信奉基督教，她母亲在去世之前还反复叮嘱她要信奉基督教并献身天主，而沙克达斯是印第安人，即野蛮人，异教徒。阿塔拉忠于母亲的誓愿(她母亲虽是印第安人，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宁死也不背叛天主，她对沙克达斯说：“我信仰的宗教使我同你永远分开，”“如果你真爱我，那么你就改信基督教，将来同我会合。”阿塔拉最终服毒自尽，以身殉教。在她死后，沙克达斯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的灵魂结合到了一起。作者的意图显然是要说明：宗教信仰重于爱情；在基督教精神的感化下，野蛮人会被驯服，变成忠实的基督信徒。整个作品着意歌颂基督教的神圣和为天主献身的精神。《阿塔拉》在《基督教真谛》出版一年前作为试探气球单独出版，获得相当广泛的欢迎和赞赏。《勒内》像《阿塔拉》一样，其要义也是力图“使人热爱宗教，并表明宗教的必要。”它的主要人物和大部分题材也都源自《阿塔拉》。它的故事框架也与阿塔拉相似。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它远比《阿塔拉》重要。在夏多布里昂的全部作品中，《勒内》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它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物典型，即“世纪病” 的典型。勒内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因不是长子，没有继承权，所以没有财产，也没有地位，只有在姐姐阿美莉身边才感到温暖。苦闷驱使他出国周游。但他越来越感到孤独，忧郁，绝望甚至厌世，想以自杀来摆脱这一切。姐姐阿美莉获悉这种情况，赶到他身边劝慰他。但阿美莉一直爱着弟弟勒内，而且这种“罪恶的激情”再也压抑不住，她只好给弟弟留下一封信进了修道院。勒内漂泊到北美纳戚兹人的部落，为了适应印第安人的风俗，娶了一个妻子，但不同她一块生活，经常一个人跑到森林深处，打发孤独、忧郁的时光……勒内这个人物形象受到广泛欢迎，他的魅力风靡一时，描写忧郁、孤独、痛苦的人物性格，成了文学创作中一种时代的新潮，连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作品中也产生了不少勒内式的人物。勒内这个人物的生平与作者的生平很相近，而且勒内与阿美莉是一对，夏多布里昂与吕西儿也是一对，彼此很相像，尤其作者在描写他的主人公的痛苦时，不得不描写自己，因此勒内忍受的苦闷，实际上就是《墓后回忆录》的叙述者袒露的苦闷。然而，不应过分看重生平与人物组合等方面的相近，勒内的“我”毕竟不能与作者的“我”相混同。这一点作为读者是必须注意到的。夏多布里昂在写作《墓后回忆录}的同时，完成了宗教方面的系列作品：《殉教者》(Les Martyrs，一八○九)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L'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Lisalem，一八一一)，还有《朗西传》(Vie de Rancé，一八四四)。《殉教者》是一部宗教历史小说，主旨是阐明《基督教真谛》的意图，曾经收在这部巨著之中。《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与前一部作品一样，都是作者从近东旅行回来后写成的，实际上为前一部作品的创作汇集了基础材料。在夏多布里昂的宗教系列作品里，最重要的是《朗西传》。这部作品出版于《墓后回忆录》之前，但写作则晚于《墓后回忆录》，是夏多布里昂的最后一部作品。朗西是十七世纪缄口修会的创立者，在经历了动荡的青年时代和爱情幻灭之后，隐身于拉特拉普修道院当院长，后被封圣进入圣人行列。《朗西传》是夏多布里昂的忏悔师、修道院长塞甘指定他写的。年事已高的夏多布里昂，对于这样一部作品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但是，这却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写出一部文笔最成功的作品。传记的素材是从前的文件和著作提供的，对于一个大文体家来讲，这是有利的条件。他可以在既定的坚实框架上，运用自己的经验，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文笔优势，反复锤炼，创作出一部文笔极为简洁、凝练、紧凑，脍炙入口的作品。但是与其说是写拉特拉普修道院院长，还不如说是写作者自己。实际上，夏多布里昂正是通过朗西，寻找一个老年的勒内：“日月荏苒，我见过路易十六和波拿巴的死；此后活着是一种嘲弄，我在世上干什么?”他信仰基督教，但始终摆脱不了怀疑论：“我相信上帝，同样坚定地相信我自己的存在。我相信基督教，把它看成永恒的伟大真理，尽可能把它视为宗教。我信仰了二十四小时，可是魔鬼来了，让我陷入了严重的怀疑，到快死的时候，我正竭力弄清这些怀疑。”然而，作家高于拉特拉普修道院的革新者，他拥有创作的时间距离，不时抒发充满哲理、令人玩味和深思的议论或感叹：“一个个早已消失的社会，又有多少社会接替了你们!在死者的遗骸创立了舞蹈，在快乐的脚步下生长出坟墓。我们在自己的朋友们的鲜血浇灌的地方欢笑和歌唱。昨天的痛苦今天那里去了?今天的幸福明天又将在何方?在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我们能给予怎样的重视?友谊?所爱的人变得有权势时，友谊就会消失。爱情?爱情是上当的、短暂的或有罪的。名望?你将把它与平庸或罪孽一块分享。是否可以把这种肤浅算作善良?还剩下所谓幸福的日子，在家庭关怀的黑暗中不知不觉地流逝，既不给人留下生活的欲望，也不给人留下重新开始生活的欲望。”是的，在自愿脱离俗世，进入修道院的朗西和被生活抛弃的年迈的夏多布里昂之间，确乎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传记的主人公毕竟不是《勒内》的“我”，也不是《墓后回忆录》的“我”，尽管这个“我”比隐藏在勒内身后的我更加真实。这正是夏多布里昂多部作品的特点。夏多布里昂的又一部巨著是叙述他一生的作品《墓后回忆录》(Les Mémoires d'outre-tombe，一八四八)。这部作品他一八○九年在狼谷开始撰写，一八一七年为了朱丽叶·莱卡米埃才又捡起来，先后在柏林，伦敦和罗马写过。到一八三○年手稿已完成十二章。叙述了他的青年时代。这时他设想了一个更宏伟的计划，使他自己的历史融入他的国家和他的时代历史的框架，写成一部文学纪念碑式的巨著，一部史诗。整部作品不是一气呵成写成的，创作期间有过许多动荡不安，发表期间同样如此。一八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作者在最后一页署上自己的名字，但直到逝世之前，一直执著地进行润色，修改最小的细节，以达到浑然一体。一八三六年，一个股份公司获得《墓后回忆录》的版权，准备以遗著的形式出版。但一八四四年它不得不转让给《新闻报》，让其连载。夏多布里昂大为愤慨，认为人家是要“零售他的思想”。作品一八四九—一八五○年在报上连载，一八四九年出书。为了不冒犯和损伤同时代人，在作品发表之前，夏多布里昂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删去许多文字，致使初版大为减色。我们现在读到的版本，是否完完全全是他当初的手稿那个样子，都很难说。《墓后回忆录》由四部分组成，共四十四卷，卷再分为章。第一部分(第一卷至第十三卷)题为《我的青年时代，我的士兵生涯和旅行生涯》，涵盖一七七四—一七九九年，叙述童年生活，贡堡岁月，后来到了巴黎，涉足沙龙和文学圈子，而后是北美之旅以及回国和流亡伦敦。第二部分(第十四卷至第十八卷)为《我的文学生涯》。着重叙述初期作品《阿塔拉》和《勒内》的成功，提供作者自己的解读，并叙述他出任罗马大使、当甘公爵被处决以及他遭受到的感情挫折，一直叙述到他的近东之行。第三部分(第十九卷至第三十四卷)是《我的政治生涯》。这个部分又分成两部分：“论波拿巴”和“论王政复辟时期”。书中以六章写拿破仑，分析他的传奇生涯，阐释他的成功和失败，颂扬他的天才，抨击他的专制。其后叙述重建波旁王朝给夏多布里昂带来的政治上的失望，以及他的政治生涯半途而止，其间勾画了路易十八、维莱尔、塔列朗、雷卡米埃夫人等许多人物的肖像。第四部分(第三十五卷至第四十四卷)《第四种和最后一种生涯——前面三种生涯的混合，我的旅行生涯、我的文学生涯和重新找到的生涯》。另外几次出任大使，几幅肖像，几个政治事件。在这里，夏多布里昂总结了自己的一生，综观了社会生活，对许多重大问题，包括社会发展问题，展开广泛的思考和严肃的沉思。在《墓后回忆录》里，夏多布里昂把“自我”的描绘汇入到一个变化的世界广阔图景的描绘之中，使他这部作品从普通的散文上升到了史诗的高度。作品的叙述者以“我”的口气说话，一切事件和活动都是“我”参与的，而这个“我”是真实的，不像早年的《勒内》里的“我”是虚构的，这就保证了作品具有真实的内涵。然而，与事实相较并非完全真实，却具有一种更高的品质，一种真实的本质。这一点，正是一些批评者据以诟病于《墓后回忆录》及其作者的。其实，从文学和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何必那么计较夏多布里昂是否忠实于史实呢?应该把这个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和评判。夏多布里昂是个艺术创造者，他力图把自己融入整个时代和国家的历史中，写出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他的叙述虽然与其人不尽重合，但却提供了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传世佳作。《墓后回忆录》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我仅仅生活了几个小时，而时代的重负已经在我的额角打下了烙印。”作品里的这个“我”来到世上便寻找自己的正身。而世界给他的感受是模棱两可：“当今世界似乎处于两种不可能之间，即往昔的不可能和未来的不可能之间。”他要叙述的，正是与这样一个世界融会在一起的他的回忆即经历：“我们的岁月和回忆伸展成规则的、平行的一层层，分别处在我们一生的不同深度，被相继从我们身上掠过的时间的波涛所摒弃。”既然如此，在叙述了自己经历的往昔之后，作者便自然而然地开始寻找流逝的时间：“我想重新爬上我的美好岁月的山坡：这部《墓后回忆录》将是一座死神的神庙，它耸立在我的回忆的光辉之中。”在寻找流逝的时间的过程中，叙述者“挣扎着反抗时间”，企图通过文字的魅力来摆脱时间，譬如故意追求一些含义古奥的词汇，象征性地标志作者的喜爱，反对时间的消失。作品里充满纷繁的意象，频繁使用隐喻，使时间和空间、过去和现在、恒久的事物和易逝的事物，交错重叠。由于时间和空间交错重叠的作用，那个在一生的不同阶段被分割的人，逐渐抹去了裂痕。蒙布瓦西埃那只斑鸠的鸣声所引发的回忆既精彩又典型：“我的思索被一只斑鸠的啁啾打断了……这神奇的声音立时使父亲的田庄重新浮现在我眼前；我忘却了刚刚目睹的灾难，突然被带到往昔，又见到那些田野。我过去在那里常常听到斑鸠的鸣声。”这种感觉源于“情感的”记忆，呼唤突然而至，往事闯入眼前意识中的现象，与二十世纪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吃牛奶泡小甜糕的感觉所引发的回忆，何等相似!加埃唐·皮孔在《世界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精当的论述：“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会像《墓后回忆录》那样，有力地给予我们这种感觉：一个新人刚刚诞生，他每时每刻都感到和知道自己处的时间的航行中。在他看来，大地在不断移动……现代小说以《墓后回忆录》为榜样，紧记最雄心勃勃的创作，可能是一幅法国社会的图画，或者是个人对失去的时间的追忆。”皮埃尔·布吕奈尔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里引述了这段话之后说：“这种革新已被某部‘完全不像古典小说的作品’的作者承认了，这个作者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因此他肯定夏多布里昂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的确，夏多布里昂以《墓后回忆录》这部杰作，为现代文学打开了道路。最后，谨借这个机会简单谈谈这本书书名的汉译。这个书名过去多译为《墓外回忆录》或《墓畔回忆录》。笔者觉得这个译法并没错，只是不够准确。按字面理解应译为《墓那边的回忆录》。笔者向法国学者询问过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他们都回答说，作者之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他不想在生前出版这本回忆录，而是决定在他身后再出版，并且具体定为他辞世后五十年才让这部回忆录问世，后来仅仅是因为经济问题才提前出版。所以《Les Mémories d'outre-tombe》的确是《墓那边的回忆录》之意，但文字上嫌哕嗦，故我反复琢磨，遂试译为《墓后回忆录》。能否成立，尚需让读者和时间来考验。此前，郭宏安先生将这个书名译为《墓中回忆录》，并有言之凿凿的说明，笔者曾对他说过很有道理，现在仍无法否定他的译法。本书由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嘉应大学的廖练迪先生校定，他为本书付出了许多劳动，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罗国林二○○一年十一月于广州; 13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牙刷广告与法国大革命: gordon 2016-3-5 06:16; 我们日常所见的牙膏广告都会用露齿而笑的图片来作为宣传.却很少人追究这个脸部动作的渊源.据Colin所说,该表情是十八世纪巴黎贵族阶层的创造,随之兴起的则是现代牙医行业. 大革命期间,这一表情因被认为是与旧制度文化密切相关的而遭禁.但该表情文化却传入美国,为美国口腔卫生行业的发迹奠定了基础.; 15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用法国大革命太笼统，还是用经济来解释: gordon 2016-3-3 12:47; 如果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不是卖国贼的话，那五四运动就是个笑话。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章宗祥的议案，明白说他们是“国贼”。连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揣骨相》，指桑骂槐地骂他们 “没骨头，金钱搂足，以外人为护符”；属于“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子，是“现代秦桧”。曹、章、陆三人，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在中国早期的留学史上，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但绝大多数留日学生，都在速成学校学习。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专为“清国留学生”办了许多速成学校，一年就了事，许多人连语言关都没过。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学了几个新名词，回国就可以唬人了。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大约只有3%～4%，进大学读本科的，不足1%。曹、章、陆三人，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见机赶早的缘故。曹汝霖先进早稻田，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陆宗舆也不差，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其实命运很是不错，留学赶上优待，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考学艰难，在日本上一个专科，都难上加难。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早期的优待全无。更幸运的是，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时、用人之际，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春风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职，到清朝覆灭时，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变成部领导了。 *********************************************************************************** 拉美化国民政府时期跟工会的摩擦啊，就是拉美化。经济拉美化（对经济熟悉的话，就会明白了）还有工会跟吴佩孚的摩擦 *********************************************************************************** 拉美化的中国，还碰见两个大事，一个是土地革命，一个是日本入侵。 *********************************************************************************** 原教旨主义回归原教旨主义回归，跟现在伊斯兰没啥差别（伊朗的改革失败和中国很类似）真正的变量是另一个，整理国故运动；基本上中国是以儒教做为社会基础的。（新文化运动）注：没有啥差别，有点象宗教改革，原教旨主义的基础变了。（教义变了） *********************************************************************************** 土地革命还伴随着另外一件大事，金融革命和信贷革命。 *********************************************************************************** 这是一个失败的社会如何重建的故事？和为什么能够重建的故事。注：原教旨主义回归，已经无法遏制。虽然汪精卫先生知道义和团不对，不能再搞义和团，但是已经无法遏制原教旨主义回归了。宁汉合流：蒋介石政权和汪精卫政权还是有差别的。军政两条线 *********************************************************************************** 不是用法国大革命简单套一下，就能解释的事情。或者说，颗粒度还可以更细。差别在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革命，是和工业革命并称的。辛亥革命可以和法国大革命一起讨论，因为都是传统社会，现代性的入侵- 应答模式，爆发革命。一些改革，腓特烈大帝是先声。即使法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法国还是很先进的。德国的崛起，还有赖于拿破仑时期修建的道路。法国的教育、科学、理性，英国的平民教育不普及 *********************************************************************************** 而后来的中国土地革命呢，反而像是一个失败社会爆发的一场革命。而且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恶劣影响，他们也知道。那就是失败社会的一场革命。注：新文化运动，遏制了它的下限。土地革命、信贷革命、金融革命，让它获得了新生。（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回归，和 “义和团” 没有太大差别）基本教义发生了变化对于失败的社会来说，原教旨主义回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经济现实还是最重要的，陈独秀先生已经无法领导了。（经济拉美化，死结） *********************************************************************************** 我们的问题不是苏联导致的，反而苏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框架。 *********************************************************************************** 所以我说，不要抱太大期望，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事情。分析已经穷尽了，已经无法产生新知了。只能自己再往前走，摸一摸，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吧（留点 “抵抗风险” 的钱就行了。）注：我也不可避免的受中国社会影响，不可避免的带有 “士大夫” 情节，结束了。搞分析，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害怕失败。心理学原因，怕拒绝。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穷。一个是穷，一个是怕失败。还有就是完美，做的次数少，还期望完美。本质还是 “贫瘠的综合症” ，还是穷; 1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一派胡言的《法国革命论》: gordon 2016-2-3 17:29; 贡斯当读完伯克的《法国革命论》就说，“该书的荒谬之处比该书的字数还多”。事实上，英国自身自19世纪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也开始一轮又一轮的民主化浪潮。然而，英国却避免了象法国那样的激进民主革命。托克维尔在英国考察时说：“如果革命指的是法律的重大变化、一种社会转型、以一种支配原则取代另一种，那么英国无疑正处于革命当中，因为曾经是其政体根本原则的贵族原则正日趋没落，很可能民主原则将很快取而代之。如果革命意味着猛烈的、急剧的变化，那么看起来革命在英国还时机未到......” 法国很麻烦，他们既不是在历史上一直拥有限制王权传统的英国人，也不是生而平等的美国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应当被批判，之所以比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都更能激起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者的想象力，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开启了革命政治。 ************************************************************************************ 国家在历史上和地理上乃是一个民族的载体，它体现了人的社会功能，并且它是世代沿袭的。这样就形成为一种值得人们尊敬的传统，其中包含着人类世世代代智慧的结晶。这种传统也就是人们所谓的文明。所以人们对于传统只能是满怀敬意地加以珍惜，小心翼翼地加以维护，而决不可动辄轻举妄动地加以否定，乃至砸烂。现实生活中的丑恶是必不可免的，唯一的补救之道就只能是求之于经历漫长的时间考验的传统智慧。传统作为人类悠久的智慧结晶，是不应该彻底砸烂的，而且也是不可能彻底砸烂的。相反地，它是人类最可宝贵的财富，是人类健全的进步和发展的唯一保证。但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则恰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它把一切美好的传统都摧毁了；它以蛊惑人心的口号摧残了人的权利和法制的秩序，使得各种不同的利益再也无法相互调和并且各得其所。伯克的基本立论大体如此。 ************************************************************************************ 准确预言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冲击了并且动摇了社会秩序和自由的基础，以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人类文明的瑰宝。他预言这种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这是历史上最罕见的准确预言之一。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发表的《法国革命论》。那时候伯克都老了。当时英国两党中，辉格党比较强调自由，而托利党比较强调秩序。伯克是辉格党的，为了法国大革命，他和很多辉格党人都闹翻了。还有他的很多朋友。后来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保守派的首席代表。 ************************************************************************************ 英国人对抽象原则的看法 “一切哲学的结果只是使我们把人类的盲目和弱点发现出来，我们每一次转折都会看到它们——虽然我们竭力想逃脱这种观察，避免这种观察。”休谟告诫我们：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归纳推理，每一次知识论上的大反转就像是一个个响亮的耳光。如果用成文法取代习惯法，就等于用少数统治者的抽象知识取代共同体全体成员的经验知识，用未经实验的危险创新取代久经考验的可靠传统。注：因为英国人对抽象原则不信任，呵呵 ************************************************************************************ 1757年他写成了一部美学著作《对崇高观念和优美观念之起源的哲学研究》此书不但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而且在美学史上也成为一部经典性的著作。它标志着18世纪早期古典形式主义的审美理论朝向浪漫主义思潮的过渡。古典主义认为美的本质在于它的合规则性和明确性。此书则相反地提出了，最伟大和最崇高的事物都是无穷的和无限的，所以不可能是有规则的和明确的，最能激发人们想象的，并非是我们可以明白加以表述的东西。激发了我们的敬畏之情的，乃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无知。正是我们的敬畏才构成为崇高感的内容。这一论点在以后的美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注：说实话，资源贫瘠地方的人，认为简洁是美。但有的人认为复杂且不昏乱是美。以前我认为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这种没啥用，后来才知道，不同的人对事物的看法是不一样，可以启发你的思考。而不是你要教育它，给它上上课。（你知道吧，这种人挺多的） ************************************************************************************ 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有它的种种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种种弊病；所以现实世界必定总是好与坏、善与恶相互掺杂并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人们一味追求纯之又纯的完美，其结果反而只能成为导入歧途的欺人之谈并且产生专制和腐化。因而革命就有可能完全成为以暴易暴，假纯而又纯之名，以行其专制与腐化之实；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人们的责任就应该是怎样尽力防止世界变得更坏。因此以暴易暴的革命就是最应该反对的。而这种智慧并不存在于什么别的地方，它就存在于传统之中。传统既然是人类智慧的积累，所以它本身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断在成长、在演变、在调节它自己以适应于新的环境和新的情况并解决新的问题。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纳粹德国也是犯了这个错误。 ************************************************************************************ 归根到底，指导政治的理论应该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而不是以空想的或者哲理的概念为依据。其实这一诘难卢梭也早已预见到了。卢梭预见到了一定会有人攻击他的理论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所以他预先就声明他只是要探讨权利而并不要争论事实。而伯克所要争论的，则恰恰是任何权利都必须依据于事实，权利就是由事实之中长成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决不可撇开现实而凿空立论。为什么法国人就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其旗帜的传统来呢？他的答案似乎是这样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自由”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那只能是造成灾难。真正的自由乃是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自由。注：其实中国人对这个事最熟悉了，有些事你没有名份，但却有现实的自由。; 25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大革命与狼图腾: gordon 2015-5-24 12:56; 摘自《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一点写作背景：这本书其实是三部曲，帝国、大革命、旧制度。它是个倒推法，实际上，本来它针对的是拿破仑三世。但是它的读者对象是法国民众，因为拿破仑三世是法国民众选出来的。小农嘛，就是如此。所以它的源发思想首先是帝国，拿破仑的帝国，讨论拿破仑必然涉及到大革命，讨论大革命，必然涉及到旧制度。既然大革命在世界上是全新的，就必然涉及到和其它国家的比较。注：为什么他老引用腓特烈，就是因为他要比较拿破仑和腓特烈。他其实是用社会学的一个方法。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 摘自《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我声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　　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心什么自由。　　我只是恳求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妨想想，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指《论美国的民主》）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专制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专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专制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专制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20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对此人们不会不以为然。　　此外，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的大多数反对者的分歧，也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小。一个人，假如他所属的民族有善于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生来就奴颜婢膝地仰赖某个同类人的好恶，而不去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我认为并不存在。专制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来说，人们对专制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让我顺此潮流，恐怕尚须时日。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我发表的这本书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节虽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M2MzM5ODc2/v.swf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g0MjYwNzYw/v.swf; 19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法国大革命的推动力是什么？: gordon 2015-5-24 08:16; 注：现在想来是科学，是造就“新人”。（就是“革命史观”那套东西）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举出许多人，他们几乎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的傲慢，对民众则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骄傲。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对他们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几乎所有革命家后来都显示出这一双重性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公民多数人的感情所表现的那种尊重相去万里。在他们国家，理性对自身充满自豪和信心，但从不蛮横无礼；因此理性导致了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丰特内尔和伏尔泰、霍布斯、科林斯、沙夫茨伯里、博林布鲁克之辈，这些伟人给宗教以致命打击。这些人开始检查他们一向愚蠢地崇拜的东西；理性打垮迷信；人们对自己一向相信的神话嗤之以鼻。注：怪不得那些人，一直批评老独裁者我们以为是小节的东东。我还以为那些人有洁癖。 ****************************************************************************************** 其实没什么，法国大革命只是重复走了英国大革命的路，而已。那种必然产生大革命的精神，那种积极活跃、不安现状、机智灵敏、锐意革新、雄心勃勃的精神，那种新社会的民主精神，正在开始推动一切事物，在瞬息间颠覆社会之前，它已足以促进社会动摇和发展。; 16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具有君主制的特征？: 热度 1 gordon 2015-5-23 17:15; 注：因为傻叉很多，呵呵大革命爆发不足一年，米拉波（1）就暗自写信给国王说：“请你比较一下新旧形势，然后你会觉得安慰并重新燃起希望，因为国民议会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显然有益于君主制政府。高等法院和三级会议省取消了，教士没有了，特权阶级和贵族等级也没有了，这些可都不是小事！只成立了一个公民阶级。一想到这个，宰相黎塞留不但觉得欣慰，而且非常高兴，因为这种平等对执行权力更有利。为了加强国王权威，数届专制政府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还不如这场革命一年的成就大。” 法国大革命的目的，是变革旧政府并废除旧社会结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须同时向现存的所有权力发起进攻，把一切公认势力都打垮，以新的风俗习惯取代各种传统习俗，把根深蒂固的顺从思想从民众的头脑中彻底清除。在这些断壁残垣之下，其实隐藏着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在此之前，这些权力都分散在许多从属权力机构、等级、工作、家庭、个人身上，后来这些零散权力都被集中起来，变成了如今这个集所有零散权力于一身的中央政权，这个政权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独一无二的政权。与其说这个新政权是大革命创造的，还不如说这个新政权是在大革命将旧制度摧毁之后自动产生的。相比之下，大革命所建立的新政府确实要脆弱一些。不过，跟大革命所推翻的所有政府相比，大革命所建立的新政府还是要强大百倍。受同一原因的影响，大革命兼具脆弱和强大的特性 ********************************************************************* 它本来的目的是想推翻君主制的（至少嘴上是这么说），却建立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君主制社会。呵呵注：以前讲过这个事，袁世凯梦寐以求的事，被实现了。它的财政脱离了海关收入，你懂的，建立了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袁世凯搞不成是因为“清末新政” 对他有制衡。 ********************************************************************* 一切独*者对这一制度叹为观止（摘自《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章最后一段）在旧制度被摧毁时，米拉波已经透过旧制度的瓦砾洞悉了新制度的轮廓。新制度虽然简单、正规、庞大，可是当时的民众却没有察觉到这个庞然大物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逐渐认识了它，各国君主对它更是倍加关注。在谈到这个庞然大物时，不光是那些推动大革命的人表示赞赏，那些曾经抵触大革命的人也一样，甚至连那些曾经与大革命势不两立的人也对大革命充满了赞美和羡慕之情。他们使不同等级的人拥有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废除贵族，让官吏取而代之；取消地方特权，建立统一的规章制度；取缔各种各样的权力机构，建立统一的政府。他们兢兢业业地忙于革命事业，并借用法国大革命的手段和准则来清除各种障碍。如果有必要，他们还会把穷人动员起来，让穷人们去跟富人作对；或是发动平民与贵族作斗争；还有可能让农民起来反抗领主。可以说，法国大革命在给民众带来灾祸的同时也教会了民众许多道理。 ********************************************************************* 注：它也没准备骗你，“儒法之争”，为秦始皇翻案（只是现在不太提这个了）在现有基础上改的话，唯一的改法，就是从“东方专制主义”转向西方的“君主制” 这已经是最平滑的一种办法了。（关键是把原理搞清楚） ********************************************************************* 更牛逼的是，它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这个机制），然后走了一遍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cxNzQwOTMy/v.swf 五百年后; 14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zt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热度 10 天狼星 2015-2-26 12:39; 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作者：杨继绳时间：2013-12-07 17:25:20 分类：默认分类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3120696592.html 　　文革产生的原因要在文革前的17年的制度中、当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中寻找。毛泽东开始认为半年、一年、三年文革就可以结束。但在进行过程中出现了原来没有想到的情况。他没有想到1967年8月全面失控，不得不抛出文革的坚定支持者王、关、戚；他没有想到1968年军队内部出现不可调和的争斗，不得不抛出杨、余、傅；他希望“九大”以后转入“斗批改”，没有想到林彪和他出现分歧，最终酿成震惊世界的林彪事件。毛泽东的文革理念遭到实践的反复碰撞以后，偏离了它初期的目标，只能在进退维谷的泥潭中挣扎。林彪事件之后，毛还是想将运动拨回文革初期的方向，但此时文革已失掉民心，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周恩来。这样，继刘、林之后，周又成了毛的革命对象。一个新问题接着一个新问题，用后一个错误纠正前一个错误。文革是问题导向，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摸就是十年。如果不是毛逝世，还不知道文革如何收场。　　文革像钱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涌动。每一波都是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恶浪吞没。随着文革原动力减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强，观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渐衰减，最终波平浪静，直至文革失败到完全被否定。　　文革像一个长期革命过程的浓缩，像巨大革命画卷的缩微：开始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动反潮流，破坏旧秩序。旧的秩序破坏以后，群雄蜂起，你争我斗。今天这一派得势，明天那一派掌权；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战友，明天的仇敌。当全民被政治斗争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就出现了派别的联合，由动乱向稳定转变，社会思潮和人的行为由激进趋于保守。价值观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后由混乱走向秩序。　　文化革命中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野蛮、黑暗、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在权力斗争的深层还有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之争，权力是实现政治道路的工具。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根据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的残局取得了成效并在党内赢得了威望。毛泽东大权旁落。于是就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经不起分析。第一，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毛7月23日的一次讲话就把掌握兵权的彭德怀元帅搞下了台。1965年底，毛召开一次会议就把彭、陆、罗、杨四个位高权重的高官打倒了。毛要打倒刘少奇何必兴师动众搞文化大革命？第二，毛把文革当作他平生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文革的目的仅是夺取刘少奇手中的权力，能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等重要吗？第三，毛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第一次已经把刘少奇打倒了，权力拿到了手，为什么今后还要七八年一次？毛、刘当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再过七八年他和刘都不在世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权力斗争？第四，毛并没有“大权旁落”，如果真正大权旁落了，他能力排众议发动文化大革命吗？　　不可否认，整个文化革命过程，从中央到基层都充满了权力斗争，而且权力斗争的尖锐性、残酷性、野蛮性表现得淋离尽致。但是，在政治家那里，权力不是赏心悦目的玩物，而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政治目标就是中国的政治方向，即“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一点上，毛、刘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　　走社会主义道路，利用政权的力量，统筹全局，实现社会公平，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中共领导人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　　刘少奇也强调阶级斗争，但他的斗争目标是地、富、反、坏、右、腐化堕落的基层干部和不听话的知识分子；毛当然是1949年以来打击各路“阶级敌人”的始作俑者，但他的斗争目标重点在党内，在高层，因为只有党内高层才对中国发展方向有决定性作用。无疑，三年大饥荒是加剧毛刘分歧的重要原因。毛不甘心“三面红旗”的失败，还想再找机会建立他的乌托邦。他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要建成这个社会，就必须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限制按劳分配原则，在经济上建立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依靠这样社会组织进行大生产。他坚信“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经济对社会、对人心有强烈的腐蚀性，按劳分配是社会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认为，如果放任小生产发展、追求物质利益，放弃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党就要变修，国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他这种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　　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　　其实，社会主义这个“善”，只是知识分子设计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作为集体主义这个大范畴的社会主义，是以抹杀个人为前提的，是违背人性的。毛泽东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他试图改变人性。用强权将社会主义目标构建的制度必然是极权制度。社会主义理想在几百年的实践中处处碰壁，没有成功的先例。社会主义在中国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毛泽东不从社会主义这个乌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而归罪于“修正主义”，归罪于“阶级敌人”。　　毛搞阶级斗争就是为他建立这种乌托邦扫清道路。令毛忧虑的是，不仅刘少奇抵制他的政治路线，刘少奇周围的一批人都站在刘的一边。刘少奇这些人并没有达到背离社会主义的程度，但他们确实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困难而畏缩不前。刘少奇等人收拾大饥荒的残局的作法（“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与毛的路线背道而驰。毛对这些不符合他的路线的作法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不同意走他这条道路的高级干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认为，要按他这条路线走，就得让千百万人接受他的路线，就得动员千百万人齐心协力。大规模发动群众搞文革，不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主要是为了实现他的革命路线，建立他设想的美好社会。所谓“反修防修”就是为毛泽东的主张扫清障碍，所谓“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改造人性，为乌托邦清理心灵的基地。　　毛泽东想按他的梦想在中国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个梦想一旦付之实施，“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然而，直到21世纪，中国还有人高喊“道路自信” ，真是咄咄怪事！毛泽东选择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背景。在文革中，这种意识形态鼓动起狂热的群众运动。全民的疯狂、对政治贱民和不同观点的人的空前凶残，是因为意识形态迷惑了全体民众，毒化了整个社会心理，否定了传统道德。　　文革是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一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吵架，父子因看法不一而翻脸，至亲好友为路线不同而分道扬镳。1966年秋，我到贵阳串联，一下火车，一群小学生就围上来质问：你是什么观点的？我在湖北串联听说，夫妻二人正在包饺子，一边包着一边谈文革，谈着谈着，就吵了起来，把包好了的饺子掀翻了。文革卷入人数之多，参与者投入之深是空前绝后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主动参加的，政治贱民们为没有参加的资格而苦恼。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但是，群众是怎样被运动起来的？是靠多年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前十七年，通过教科书、报纸、会议等一切形式，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每一个人灌输官方意识形态，对与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对外来思想严密封锁，使得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了每一个人的头脑，指导每一个人的行动，充满了全社会的整个话语体系。由于官方意识形态滲透到中国人的灵魂中，很多人是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参加运动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劳动者的节日”那种快感。意识形态不仅使单个的人对政权心悦诚服，还造就全社会的群体意识。社会群体意识鼓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向着意识形态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这个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会被浩浩荡荡的狂奔群体踏成肉泥。　　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情劳动者，反对压迫和剥削，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因面具有极大的魅力。它那严密的理论体系也使很多知识分子臣服。它的道德魅力和美好前景，让千百万人愿意为这个“主义”献出一切，包括生命。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剩余价值学说就是揭露资本主义剥削。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剩余价值理论没有把资本、科学技术、企业经营管理当作生产力的要素，从而得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结论。　　要消灭剥削就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从消灭剥削这个角度来说，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解决的“固有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毛泽东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反剥削、反私有制、反资本主义，这些主张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必须经历的五个发展阶段，通过这五个阶段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历史规律的必要。当时官方教科书一再强调，历史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阻碍历史规律者必然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这就是说，历史发展规律是“天律”。这种历史决定论不仅被理论界否定，也被二十世纪的实践否定。但它在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按照这个意识形态。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都是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绊脚石，清除他们是为了实现“天律”，是“替天行道”。在这个神圣而高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只有阶级情分，没有私人情分。“亲不亲，阶级分”，背后告密和当面揭发不仅是必要的，还是光荣的。儿子出卖父亲、妻子出卖丈夫是“大义灭亲”；学生打死老师是因为“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对政治贱民的屠杀当然不会有负罪感。这种意识形态把人性中凶恶的一面全都煽动起来了，还穿上了崇高而正义的外衣。　　所谓阶级，本来是一种经济范畴。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1936年的苏联完成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认为苏联社会中的阶级已经消灭了，没有阶级斗争了。然而，像苏联这样以集体主义为宗旨的政权是扼杀个性、违背人性的，必然有出自人性的反抗。没有强力镇压，这样的政权一天也不能维持。革命队伍以外的敌人消灭了，就在革命队伍内找敌人；经济范畴的阶级消灭了，就在政治范畴和思想范畴上划分敌我。1939年苏联开展了对高层大屠杀的“肃反”运动，以后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苏联一方面说消灭了阶级，一方面不停地镇压。他们这样做了，但没有形成一套理论。1956年的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放弃阶级斗争，还逐渐形成了一套理论。这套理论1964年基本成型，著名哲学工作者艾思奇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也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个阶段的马列主义”。艾思奇的这一说法来自中央高层。1962年2月13日至3月2日，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2月25日发言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 1964年，艾思奇在多次内部报告中传播“第三个里程碑”的观点，我当时看到了在大学生中传阅的油印稿。两三年后，“第三个里程碑”进一步发展成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报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就是“斗私、批修”，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在共产党已经掌握政权之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毛认为苏联变修了的原因之一是用物质利益作为激励人的手段。为了防止人的自私、贪图享乐的本性使人的思想蜕化、政权变质，毛泽东强调“精神”，强调“突出政治”，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强调“精神可以变物质”。在政治领域要“兴无灭资”，在私人领域“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企图用这个意识形态改造人性，塑造出不追求个人利益、一心为公的“全新的人”，只有有了“全新的人”，才能造就“全新的社会”——他心中的乌托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矛头指向了享受特权的领导干部。在全社会普遍存在官民矛盾的情况下，这个理论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也站到支持这个理论的行列之中。　　虽然一再声称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但毕竟是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人格化。意识形态强化了毛泽东的权威，毛泽东的权威又强化了意识形态。长期以来，毛泽东不仅是最高的政治权威、最高的军事权威，还是最高的意识形态权威。在皇权时代，士以“道”自重。他们以“道”来批评政治，并希望按“道”来建立政治社会秩序。“道”就是那时的意识形态。可见意识形态的权威高于政治权威。明末学者明确提出“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可以用“圣人之权”批评“帝王之权”。毛泽东集“理”和“势”于一身，既是“帝王”又是“圣人”，没有独立于毛泽东之外的批评政治权威的“理”。这样，全国只有一个人是大智大慧的哲人，其他人不是政治愚民，就是被迫的政治哑巴。这就实现了中国人全体一致地喜笑怒骂。意识形态一旦成了人们的信仰，人们就会为实践这一意识形态赴汤蹈火。信仰是很多人参与文化革命的动力，在文革中无论是高级官员还是大知识分子，虽然自己被批得体无完肤，但还要争先恐后地批判他人。他们在被逼自杀时，还要留下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遗书，要求子女听毛主席的话。这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意识形态所俘获，普通百姓就更难逃脱意识形态的天网了。　　意识形态成了宗教，毛泽东就成了向全民布道的主教。在文革中常见的万人集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手一挥，广场上就掀起狂热的浪潮，这是罗马教宗望尘莫及的壮观场面。文革的群众运动胜过宗教的狂热。　　在意识形态煽动起来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人们没有个性，也没有理性。他们变成一个群体，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单独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只要他们公认的领袖发出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正派廉洁的人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滥杀无辜被认为是“除恶务尽”，．．．．。在做这些荒唐事时，最谦和的公民会变成最野蛮的暴民。不管这些人在群体行动中如何残暴，然而他们都是专制者最为恭顺的臣民：在专制者面前，他们像虔诚的教徒跪拜在上帝面前一样。　　用传统观念看来，文革中道德堕落到极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种把整体目标置于一切之上，为整体目标的实现不顾一切，也是一种道德观。正如哈耶克说的：“像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一类运动背后所蕴含的道德情感的强度，也许只有历史上伟大的宗教运动与之相比。”“哪里存在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 共同目标就是共产主义。群众无私地投入一个伟大目标，是极权制度的一个特点。　　二十世纪人类的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厦轰然倒塌。中国的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破除了中国人对它的信仰。但是，这个意识形态留下的精神垃圾还没有清除。以这个意识形态为旗帜的官僚集团、把这个意识形态当作精神支柱的人们，还在倒塌的废墟上留连不舍，企图用废墟上破砖烂瓦来恢复它昔日的辉煌。这是徒劳的。物质在大厦崩溃以后可以按原样重建，心灵的大厦崩溃以后是不可能按原样重建的。21世纪还有人宣称“理论自信”。其实，他们说“理论自信”，实际是“理论心虚”。这正如中国民间的一个歇后语：“走夜路吹口哨——自己为自己壮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就是共产党的官僚专制制度，文革的产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灾难不能仅归结为毛个人品质，必须在社会制度中找原因。　　毛处在特权制度金字塔的顶端，他享受着最优厚的特权；毛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当然会被权力这种最强的腐蚀剂所腐蚀。但是，如果把文革归结于毛的个人品质和操守，那就过于简单。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论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说：“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 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文革前的制度是产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这个制度实行了高度的经济垄断、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在经济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把每一个人的生产和生活都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国家政权的控制力深入到了社会的每一个毛孔。尽管当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尾声，但这种制度对社会、对民众的钳制比历代帝王更为严密细致、更为深入广泛。在皇权专制年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不过是皇家的愿望，实际上皇家权力很难深入到中国版图的每一点、落实到每一个人。那时还有蛮荒之地，化外之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靠现代武器、现代交通工具、现代通讯技术和组织手段，国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山野村落、一切车间田头，深入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大脑和肠胃。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到了尽头，到了极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极度集中的严酷制度，我不能为这种制度取一个名称，只知道totalitariansystem（极权制度）是它的近义词。　　多少年来，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即中国人是原子化的个体。这些“原子”文化低下，对外界知之甚少。毛泽东用意识形态和组织手段把这些“原子”聚集起来，就成了他手中掌握的“原子弹”，他可以用这“原子弹”来对付任何人。当时中国人口１０亿，即在１后面９个零。毛泽东是１，是被视为救星的伟大导师和领袖；９个零是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识的群众。他们为毛的乌托邦作出无私的奉献。没有这9个零，毛泽东不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没有毛泽东这个“1”，9个“零”就毫无意义。这就是极权制中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毛泽东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严密组织的社会，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制度化。　　这个严密而严酷的制度是由数百万官僚组成的权力金字塔构成的。由于社会被行政权力完全吞噬，官僚集团几乎是治理国家的唯一依靠。这就是官僚政治。　　王亚南说：“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在极权政治条件下，特权更为严重。　　皇帝通过治官来治民，治官是皇帝的主要职责，也是皇帝最大的难题。中国古语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毛泽东也面临这个难题。毛泽东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一员，他又不同于他以下的官僚群体。他是董事长，不是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他需要官僚集团实现他的意志，但官僚们有二重性：他们有恪守职责的一面，也有为自己、家庭和“山头”谋求利益的一面，官僚集团有独立于最高统治者之外的利益。前者为“公”，后者为“私”。　　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并不满意。他发现，这个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和他的初衷不一样。中央部委的“条条”和地方政府的“块块”交织成禁锢社会的锁链，官僚们通过这个严密的锁链对社会、对百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钳制。1958年毛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的权力来打破苏联体制，结果造成混乱。文革中他再一次下放权力。但这种排斥市场的“行政性分权”，多次进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这和他骨子里的民粹主义、和他年轻的一度相信的无政府主义相抵触，也和他终生相信马克思主义相抵触。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担心这种作法会把社会引向人欲横流的境地。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他担心特权和腐败会使掌权者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他当然熟悉“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古训。　　1964年７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中的第九篇）一文，毛泽东下了很大功夫参与修改、定稿，甚至亲自改写了一大段话：“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职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毛泽东批评苏联，也警示中国 1964年12月12日，陈正人上报了《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几天以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的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　　毛泽东说的 “特权阶层”包括“官僚主义者阶级”和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主要部分、核心部分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无独有偶。南斯拉夫的密洛凡·吉拉斯在《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中写道：“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的贪婪而不能满足，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并无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朴素和节俭的美德。新阶级的排斥异己正像贵族阶级一样，但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格。”“这个新阶级的极权暴政和控制，如今已变成了驱使全民流血流汗的桎梏” 吉拉斯指出，该阶级的权力并非基于拥有财富，而是对于国家所有财富的控制。吉拉斯在《新阶级》里的宣判：新阶级将留下“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 这个新阶级就是官僚特权阶级。　　虽然毛泽东和吉拉斯都认为共产党政权里有一个新阶级，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解决办法完全不同。　　吉拉斯的《新阶级》认为：“共产主义对于我是一种理想的幻灭”，造成这一幻灭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斯大林式的“暴政”和“原始与简单化的教条主义的共产主义”。吉拉斯的最终理想是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暴政，走向“民主社会主义”。而毛泽东却维护斯大林，企图建立一个超越斯大林体制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吉拉斯落后了一个时代。毛对这个制度的一切不满和忧虑没有触及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建立的极权制度。　　毛泽东企图从国家理论的探索中找出路。文革期间，毛泽东号召干部要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这几本书都分析了国家的本质。可见毛泽东对国家问题的专注，他希望更多的人研究国家问题。　　人们痛恨国家，又离不开国家。痛恨它，是因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官僚主义的温床。在毛泽东推荐的这几本著作中说国家机器“像蟒蛇一样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网罗起来（缠绕起来）”，是“与社会分离而独立社会之上”的“寄生赘瘤”，还有“国家是祸害”、“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国家消亡”等说法。为什么又离不开国家呢？因为国家有三重性：阶级国家；官僚国家；公共国家。人们痛恨的是阶级压迫的国家、官僚特权的国家，但不可缺少管理公众事务的国家。　　国家是人类的社会性的产物。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他们在一起生活、娱乐、寻求食物和配偶，个体之间难免有冲突，有纠纷，这就需要权威来判断曲直，定了曲直以后还不服从，就得由权威来惩罚。柳宗元说：“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 作为一个群体社会，需要有一个组织机构来处理公共事务。如果没有公共国家，则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是非曲直难以分别，内部纷争不可调和，对抗外部的侵犯没有力量。所以，人类不能无政府。政府、军队、警察、监狱，都是公共产品，都是保证人类社会活动正常进行的必需品。　　什么是阶级国家呢？就是“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的国家，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 就“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 林彪说得更明确：“政权是镇压之权”。毛泽东时代，经济上的阶级已经消灭，却用政治、思想上的阶级镇压了大批人，形成了亿万政治贱民。　　什么是官僚国家呢？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 于是，官僚们就“由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在没有权力制衡的专制制度下，“社会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们一旦变成了“社会的主人”，由于人性恶的一面，就必然对被统治者进行压迫和盘剥。　　国家机器，这是一个能量强大的怪物。一旦没有国家机器这个权威，不仅公共事务没人管理，而且人类会在自相残杀中消灭。但是，它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成为社会的“赘瘤”，就会伴生出庞大的官僚集团。无政府主义其所以经久不绝，是因为国家机器会产生阶级压迫和官僚特权；国家机器其所以必要，是因为人们畏惧具有破坏力的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就是在无政府和国家权威的矛盾中反复挣扎的过程。　　当时中国所面对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官僚集团，而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嫁接极权主义制度树干上，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官僚体系。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统治下，不仅在官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一重紧张关系），在官僚体系内部也存在着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第二重紧张关系是因为干部任命制、上级决定下级的命运造成的，也与“打天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山头”有关。处在极权主义官僚体系顶端的毛泽东，处在两重紧张关系的焦点上。他常用第一重紧张关系来制衡第二重紧张关系，用民粹主义的口号来缓和第一重紧张关系。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在文革中，这两重紧张关系互相交织、互相纠结，使政治斗争失去了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广大参与者成了角斗场上左冲右突的群氓。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文革前的种种针对官僚集团的斗争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实行，都是通过政权体系自身来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他发现，过去的那些作法就像自己拿刀为自己动手术那样，不可能切除病灶。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他自己直接成为底层群众的代表，甩开官僚集团，直接发动群众、指挥群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火烧”官僚，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实现“天下大乱”，就需要造反派。毛也不能让无政府状态长期存在，要恢复秩序实现“天下大治”，就得要官僚。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　　文革初期毛挥动他的左手，鼓励造反派冲击官僚，让造反派将官僚们“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在官民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哪能“烧而不焦”？文革后期毛泽东挥动他的右手，让官僚们遏制造反派，但要求官僚们“不要整他们” ，在造反派和官僚已经结下深仇大恨的情况下，重新掌权的官僚哪能不整造反派？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历史上的大劫难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对文革的补偿因素就在文革遗产之中。然而，由于官方利用政治权力规避毛泽东和极权制度对文革的责任，官僚体制没有改变，历史的大补偿的得利者是官僚集团，广大群众继续吞咽专制制度的苦果。　　无论从意识形态层面、道路层面和制度层面来分析，文革必然失败。在各省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时，就可以判定文革已经失败，因为革命委员会完全是旧制度的复归，没有一点制度创新；毛泽东发动文革最重要的伙伴林彪出逃以后，进一步表明文革失败，毛泽东因此健康大为恶化；邓小平出山后搞“全面整顿”，加速了文革的失败；1976年的“四五运动”，表明文革已经丧失民心，文革失败已成定局。文革终于失败了。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以他妻子为核心的四个文革领导人被捕。文革一度摧毁的旧制度，在文革后期已完全恢复。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 多件，死亡 123，700 多人；（ 2 ） 250 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 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 ）城市有 4，810 ，000 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 683，000 多人；（ 4 ）农村有520 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 120 万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 5 ）有1 亿 1，300 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 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这两组数据不一致，文革中受害的准确人数恐怕永远无法搞清。虽然数字不能确切，但可以确切地说，文革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大劫难。还有文化上的劫难。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文革这场大劫难也会带来历史的大补偿。而补偿的因素就在文革的遗产之中。文革到底留下了哪些遗产呢？　　第一，摧毁了官方长期塑造的共产党和官员的美好形象，文革前那种对党组织的盲目信任、对官员的盲目尊敬已不复存在。文革打破了1949年、特别是1957年以来，共产党不可批评的神话。对共产党奴隶式的服从已被怀疑和批评取代。官方用“信任危机”来概括这种现象，而这种对政治权力的不信任恰恰是从臣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　　第二，摧毁了长期灌输的意识形态。文革依赖意识形态而发起、而运行，文革的失败使意识形态大厦崩溃，中国人从此摆脱了几十年的精神桎梏，从荒唐的意识形态神话中觉醒。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五阶段的历史发展规律，多数人不相信共产主义。官方认为这是“信仰危机”。这种对精神枷锁的“信仰危机”正是思想解放的必要条件。　　正是官方感到的“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使得群众思想空前活跃，普通百姓的独立意识开始形成。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西单墙，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都是打破精神桎梏后的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也是以后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条件。　　第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残酷的屠刀在文革中罪恶昭彰。它不仅伤害普通百姓，也伤害到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邓小平这类高层。丢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把屠刀，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第四，“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不仅伤害了普通百姓，也伤害到高层官僚。官僚们复职以后重视法律建设。虽然官僚们构建的法制与真正的法治社会相距甚远，但毕竟迈开了走向法治社会的一步。　　辉煌一时的意识形态的大厦已经是一片废墟，强大无比专政机器已经锈迹斑斑，铁桶般的极权制度已经百孔千疮。多数民众已经觉醒，一批有理智、有抱负的官员准备行动，改革开放的列车轰隆而来。从此中国进入了加速现代化的重要时代。这就是历史对文革这场灾难的补偿！　　不幸的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革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文革责任的追究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 “跟随林彪、江青一伙”实际就是跟随毛泽东。如果邓小平提出的这个用人标准是正确和必要的的话，他们却采取了双重标准。文革后清查“三种人”时，对“恐怖的红八月”中骨干人物却大加保护，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因为他们是官僚的后代。而对普通人，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文件，要求对文化革命的头头“记录在案”，还要求今后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必须看这些档案。为了落实这个文件，各单位对文革期间在校的大学生进行了普遍的调查，对一些人限制使用，从而压制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官僚集团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使得改革成本的支付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错位：劳动者、普通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多，分享较少；对改革成本支付较少的权贵集团却享受最多的改革成果。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权贵们都抢占一切有利的先机：普通百姓子弟上山下乡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参军；普通百姓子弟务工务农的时候，他们的子弟被“推荐”上大学。第一波出国镀金的是他们，利用父兄的权力地位下海经商成为亿万富翁的也是他们。　　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员复职以后，没有记住产生文革的教训，却牢记了对造反派的仇恨。他们不怕当“还乡团” ，除了对造反派进行无休止的报复以外，搞起特权和腐败来超过文革以前。不同的是，文革前整个社会贫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财富更多了，特权和腐败有着更充裕的物质条件；文革前没有民间资本，改革以后有大老板，权力和金钱可以互相交换；文革前没有市场经济，有了市场经济以后，权力可以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哈耶克说：“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仍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 在当今中国，恰恰是得势的人致富。　　“革命我有功，文革我有苦，改革我有权”，毛泽东静静地躺在水晶棺内，造反派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官僚们志得意满，为所欲为。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民主进程，有选择地引入市场机制。三十年改革建立的体制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权力市场经济” ，即权力控制市场、操纵市场。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大小小的权力中心像一个一个吸引力极强的黑洞，把社会财富吸引到与权力有亲密关系的社会集团之中。权力市场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公平，有权的人和没有权的人之间太不公平。不公平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官方文革史维护原来的意识形态，维护专制制度，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难免违背文革的历史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情感的影响，站在人类文明和政治文明的高度，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对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仅仅是让后代知道那段痛史，而是为了弄清目前政治腐败的原因和寻求摆脱社会危机的出路。这是因为，目前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续。但是，对文革的研究却受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那个决议的限制。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革的叙述是官方文革史的蓝本。这个决议根据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当时所能允许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历史。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以折衷和妥协的态度来写文革，当然不可能忠于事实、穷究事理。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是不能脬众的。　　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如果真有这两个集团的话，他们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党内兴起、党内消亡的，很难把他们从中国共产党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革命家出身的、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五一六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派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抵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老百姓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说文革恶果是“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造成的。这是为毛泽东开脱，也是对历史的歪曲。其实，１９７３年８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根本不存在“四人帮”。此时，老干部大多复职了。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这前后即使有林彪、江青两部分人，那他们也是支持毛泽东进行文革的重要力量。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就咬谁”，江青和林彪被毛泽东利用，他们不可能利用毛泽东，他们只能利用毛泽东创造的机会清除个别反对自己的人。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为”大多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推进文革的行为。所以，将官方文革史中的“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这个专用名词用“毛泽东”或“中共中央”置换更为接近历史事实。　　由于已经否定文革，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曾经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参与迫害干部、镇压群众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的消息传到杭州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诗兴大发，写下了 “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的诗句。在极权制度的顶层，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他们都费尽心机地揣磨最高的意图，并千方百计地迎合。一旦他的同僚被最高抛出，他们不仅极力划清界限，还像一群恶狼，迅速冲到被抛弃者身边，疯狂地撕咬他的尸体。这些文革中的真实情况，官方文革史完全回避。　　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千倍，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极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写文革史是危险的。你提出任何一个理由充足的论点，都会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驳；你写出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会有人批评你叙述的片面性。这是因为文革的当事人大都健在，这些人在文革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着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体验。当事人的这些批评是很可贵的，它会使研究者不断逼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当代人写当代史才可以获得这种可贵的资源，当然这也是当代人写当代史的难处。　　文革是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是多侧面历史的组合，是多层次斗争的叠加。多种力量、多种角色在长达十年的时间维度和广濶空间维度中反复角逐、多次变换。各种思想、各个群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既有反反复复的斗争，又互相交织、相互纠结。某一时段上的胜利者，在另一个时段上是失败者；某一个时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个时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过整，挨整的人也整过人。用“肯定”还是“否定”这个非白即黑的简单思维，不可能记录和评述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　　写文革历史不仅要跳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经历者感情纠葛。不排除感情纠葛，就很难客观、冷静。没有客观就没有真实，没有冷静就没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场，也不站在文革亲历者的个人立场，那么，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呢？我同意丁东先生的看法：应该站在人类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价值观点来研究和反思文革。当然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们很难超越自身环境的局限。　　--------------------------------------------------------------------------------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15页。　　拙著《墓碑》用大量事实论证了这个结论。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原中央编译局局长认俊卿提出来的。衣因招收入博士后研究生收受金钱和女色贿赂而下台，但还有人继续讲“三个自信”。　　这里说的政治贱民是指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的人群，包括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和国民党执政时留下来的大小官员。他们政治地位低下，当时的意识形态时时刻批判他们，把他们当作危险人物。历史证明，现代股份公司和现代金融制度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当然，金融制度还需要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艾思奇认为，第一个里程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第二个里程碑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第三个里程碑以毛泽东为代表。每一个里程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都解决了它所面临的时代提出的问题。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红旗》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称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三个伟大的理程碑”，此时艾思奇已逝世两年。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3、226页　　这是本书作者的概述，全文请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编辑部文章。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43页　　王年一：《文化革命的发动》，《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９月３０日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１９８０年８月１８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最早的中译者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90页　　陈正人，井冈山时代的革命家，时为中共中央委员、时任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Milovan Djilas，南斯拉夫最早的革命家之一，1953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副总统兼国民议会议长，并內定为铁托的继承人。由于他的一些主张超过了铁托容忍的限度，他被撤銷全部职务，1954年他主动退党　　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大字本内部版，第47、78、93页　　同上，第90页　　孙越生：《官僚主义的起源和模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1-72页　　柳宗元：【封建论】，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8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4页　　列宁：【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9页　　围引自【国家与革命】，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9页　　王力雄也有这一看法，王：《中国从文革得到什么？》，2006年4月写于阿克苏、北京　　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大批好的官员也会受到残酷的迫害。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67页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的谈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49页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中组发 6号，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３日）　　在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拉锯”的地方，共产党将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共产党的军队走了以后，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地主称为“还乡团”。1975年10月，贾启允出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行前邓小平要他放手“整顿”，“不要怕当还乡团”。　　弗·奥·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02页　　吴敬琏先生把“权力市场经济”制度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页　　王年一：《漫谈文革》，香港中大《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版　　丁东：《文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三味书屋，2010-5-4; 565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旧制度与大革命: 热度 2 gordon 2014-9-26 15:49; 中国的问题问题就出在魅力型领导人和搞运动这两件事如果不解决，中国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永远在原地转圈圈。很多事情，不是搞一阵风，搞运动就能解决的，欲速则不达。非坚韧勇毅不可，当然还要 “ 明慧 ” “ 搞一阵风，搞运动 ” 不解决问题。; 304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平民教育发轫于法国大革命: gordon 2014-4-8 15:37; 近代学术兴起和城市兴起有很大关系，基本上意大利、荷兰、英国这些地方，有知识的人大多是商人和sir 们（一些新贵）。平民的教育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英国在早期，认为教育是个人的事。教育是国家的事，这是法、德两国搞的。基本上也是为了战争。以前也有战争，但没有拿破仑战争动员的那么厉害。平民教育也就是国家教育。 ××××××××××××××××××××××××××××××××××××××××××××××××××××××××××××××× 实干主义这个事，是一个纠错的措施。中产阶级、平民就是乌合之众，帆众而锚缺之舟。这个也没有办法，让驴拉一会儿磨，很难弄，还不如老黄牛。但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是这样，能怎么弄。; 54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旧制度与大革命: 热度 2 gordon 2014-3-26 02:22; 旧制度与大革命〔法〕托克维尔　著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张芝联　译前言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 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注：理想主义者总是如此，到实操的时候就拉稀了。说实话，他无法同传统割裂，就象你无法选择你的父母一样。光荣属于法国，这是法国社会学家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我以前把 “ 毛的真实形象” 挖掘出来的指导思想。当然大部分是抄别人的论文了。我就起到了一个综合的作用。 ×××××××××××××××××××××××××××××××××××××××××××××××××××××××××××××××××××××××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与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今天，如果把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给一个外国人看，他很快就会了解我们，甚于我们自己。读者将会看到，在 18 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此外，它从不张杨，因而人们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 ① 。 ① 我特别查阅了几个大总督辖区的档案，尤其是图尔的档案。图尔的档案非常完整，反映出这个位于法国中心、拥有 100 万人口的广阔的财政区的情况。在此我当感谢年轻能干的图尔档案库保管员格朗梅松先生。其他一些财政区——其中有法兰西岛——使我看到，在王国的绝人部分地区情况也是如此。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越接近 1789 年，我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是如何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整个面貌逐渐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顶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点，这就是它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原因，而且也许更有甚者，发现了它将长期建树的目标的先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 1789 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注：对这个东西有更深的体验，来自我自己的学习过程。对计划经济的研究，彻底改变了我自己的思维。当然，选择这个路径作为切入点，也和我干过一段行政工作有关系。我看经济学，其实是从社会学开始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它澄清了很多东西。 ××××××××××××××××××××××××××××××××××××××××××××××××××××××××××××××××××××××× 了解当代中国社会，《联邦党人文集》也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参考书籍。这跟苏联有关。有人知道苏联在哪儿吗？有谁知道呵呵，没有人知道。苏联根本就不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是一个邦联，是社会主义者的祖国。工人阶级无祖国，国际歌就是祖国。就跟穆斯林到沙特朝圣一样。是斯大林首先提出了 “一国建立社会主义” ，解散了共产国际。在从理想主义向传统国家回归的过程中，毛由于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意，发动了一场大革命。苏联在向传统国家回归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大革命。普通教科书说的基本叙事框架还是对的。中国和美国的不同在于，美国转向了联邦，中国转向了国家。 ××××××××××××××××××××××××××××××××××××××××××××××××××××××××××××××××××××××× 中国传统的历史，我们无法忽略；自然大革命的影响，也是无法忽略的。还是那句老话，对这一切的研究，基本框架是法国社会学家提供的。但是在中国，这方面的翻译资料太少了。真是太少了，尤其对于法国社科类研究占据这么重要的学术地位而言。; 21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读旧制度与大革命附录想到的一点点: 热度 11 范进中举 2013-4-3 18:25; 英美法制系统的本质。所谓服务性经济体就是，巨复杂无比的法制系统，税收系统，一般人搞不清楚，然后呢，律师，会计师，法官们就有活干了。英国的法律体系既有他们的中世纪习惯法的剩余也有王权要求的罗马法的架构，也有后来贵族限制王权需要的架构，结果是重叠架屋，非常复杂。但是，这样的复杂精巧的架构，给了英国人很好的面对技术进步，社会变迁的缓冲，在法律的迷宫中的绕绕，反而让英国人可以用这个复杂，大而无当的体系很好的适应。同样法国和德国的大陆-罗马体系，结构严谨，架构合理，但是这种架构是服务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的，面对转型的社会就需要改变重来，往往带来结构性重建，反而不如英国那种渐进了。印度的种种体系，你放到这样的框架中想就明白了。中国走的是德国的体系。所以我们的宪法改了很多稿。美国的宪法管200多年，英国就没有宪法。法国人从1789年到现在国家政体就变了十次有吧。所以所谓的中国没有宪政，所谓的法治，很多时候是胡扯。; 687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读书笔记）《旧制度与大革命》: 水翦双眸 2012-12-24 13:13; 一、版本信息【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北京二、作者简介法国历史学家亚力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 1805-1859 ）成名作《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于 1835 年问世， 1840 年第二卷出版， 1841 年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托克维尔出身贵族，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了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 1839 年起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 1849 年 6-10 月） 1851 年路易波拿巴在 12 月的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 《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这个时候成书的。三、目录导言　《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　　前言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　　和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第四章　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第五章　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第二编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第七章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　　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第九章　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 18 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 13 世纪还糟　　第三编　　第一章　到 18 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第二章　非宗教倾向在 18 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　　点有何影响　　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大革命作准　　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　　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五章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注释　　附录一　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附录二　 1789 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译名对照表前言，从两封信说开来去精彩段落 “立言比立功更好” 第一封、 To ：居斯塔夫德博蒙书中的主题及主题论述方式：他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事实的叙述不再是本书的目的，所以不必去写帝国的历史来说明和使人明白构成这个时代链条的主要缓解的重大事件的原因、特点、意义。事实的叙述变成了作者头脑中的全部思想所依据的牢固而连续的基础。这些思想不仅涉及这个时期，而且涉及此前和此后的时期，涉及这些时期的特点，完成帝国的那位卓越人物，给法国大革命运动、国家命运及整个欧洲命运昭示的方向。第二封、 To ：路易德凯尔戈尔主题产生的基础：一、 1、基于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和自己的心灵的坚守和自我坚守这十年给了我对人事的真知灼见和洞察精微的辨别能力，并未使我丢掉我的才智素有的透过众多现象观察人事的习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趣味向上爬的人，当我从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得不到欢乐时我觉得我简直连个庸才都不如。我这几年来经常寻求（无论如何还有一点安宁，是我可以观察一下四周，观察一下其他事物，跳出是我神仙其中的这一小团混乱）我寻求我可以着手的那个主题，但是无所获，没有是我满心欢喜的心动主题，然而时光荏苒，人生苦短。。。。。于是作者更严肃深入的寻求一步书的主题思想， 2、基于公众感兴趣的和作者感兴趣的结合只有我们的时代的事，当今世界呈现的景象伟大奇异，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使之无法付出许多代价来满足有闲而博学的社会对历史抱有的那些好奇心。于作者天赋习惯结合就是对我们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汇总，对现代社会自由评判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的预见。问题是问二、同类主题的焦点，主题产生的所有思想彼此相遇相连接的一点时，我却没有找到。我看到这样的一步著作的各个部分，却看不出它的整体，抓住了经纱，却抓不住纬纱，无法织成布。所以托克维尔最终提出这个主题是需要找到某个部分，为作者思想提供牢固而连续的事实基础。 ============================================================================================================ == 主题论述方式的最终确定：以梯也尔先生的著作为蓝本，重写一下？作者对这种方式犹豫不定。因为梯也尔著作重在组织史实作者倾向去评价史实。以作者的方式论述主题的困难在于，历史本身和历史哲学结合。孟德斯鸠的著作在一个更广的范围上论述使得叙述历史充分又不赘述过头，其观点也始终清晰可见，作者想，在一个更小的范围内即大革命时期来，透过大量细致精确的事件探索路径。;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2095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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