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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燕居谦	网林摘葩	darkingwing 2013-1-22	2 2306	duanjian 2013-1-22 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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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SC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之建国后的几次税制改革: 大黑蚊子 2012-8-22 01:06; （本文为改定版本，与西西河版本有所不同，有些说法过于激烈，请勿外传）一、 1 g ~6 |( i* _6 r- O' F 缘起要写这个题目，并非一时兴起，远的驱动力是看到朋友在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那其实是个大事记体裁的编年纪。当时就有个想法，有机会说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就好了。近的驱动力是去年，北京地税局要编写新的《北京税务志》，要把 1993 年之后的变化写进去，主事人颇为烦恼。主编者的烦恼其实是志书编者的共同烦恼。方志的难点在于很难找到一条合适的主线去串起历史事件，稍一不慎，就变成罗列堆砌事实，完全看不出事件的源流和意义。其实可以找到两条合适的主线去串列财政税务史实。一条主线是怎样在尽可能多收税和涵养税源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既要应收尽收，开拓税源，保障国用，又要扩大税基，降低税负，使人民能够忍耐。第二条主线是怎样在保障中央财政收入和发挥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两者之间求取平衡。地方政府分的少了，没积极性征收或者干脆藏富于民，中央也不见得真的能多得；地方政府分得多了，实力增强，形成枝强干弱的局面，跟中央讨价还价，危害统治。这两条主线之间的平衡和失衡，就构成了中国历史王朝兴衰的财政税务解读。从盐铁论发端，一直到解放军退出经济活动，诸多大事，都可以用这两条线穿起来去观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政治历史论点，绝大多数或为异端，或为邪说，一律收入“放之四海而皆不准”专栏，谁相信谁倒霉，本人概不负责。本文只涉及上述的第二条主线，也只涉及建国之后，不声明版权，不禁止转载，引用错误，本人亦不负责。以后有空，再去补上古代部分吧。以下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一下本共和国几次税制改革的过程和其中各方的博弈。本文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 1 、 1952 年税制改革，所谓阴谋不过是误解与误判 2 、改革开放，分灶吃饭，十年大包干的得与失 3 、 1993 年，惊险跳跃，分税制 4 、 2001 年所得税制改革，是政治行为还是经济行为 5 、展望，枝与干争取养分，同根生更要争夺二、 1952 年税制改革，所谓阴谋不过是误解与误判首先，要准确理解建国之后的中央地方财政收支分权分利关系及其演化过程，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收制度渊源和实际执行的基本制度。共和国的税收制度主要继承自两个先驱。一个是中华民国体制，这是个清朝遗留体制和欧美日本引入体制混为一体的大杂烩，在执行中又被搞得千奇百怪，名声扫地；另一个渊源是苏联体制。民国税收体制以税捐结合，繁杂随意，超收预收，重复征收为特征，继承这个体制之后，主要的任务自然就是简化税制。苏联的思想就更简单，人家那叫“非税思想”。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资源归国家，生产资料靠划拨，产品靠分配，压根不需要税收这个调节工具。所以今天说到税收，大家千万要搞清楚，税收是个资本主义概念，也是个剥削工具，在经典的共产主义思想里边，这是个反动的玩意，只有资本家才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有税收，只不过是因为它暂时还不够纯粹，需要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妥协，也因为世界上的主流是资本主义，在消灭他们之前，还有和魔鬼交易的必要。这两个渊源一结合，建国之后税收工作的主基调就是简化。简化而又简化，一直简化到 1973 年只剩下 7 种税。不管怎样，还是有税，财税体制方面，我国基本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体制，这既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有关，也和我们长期战争条件下的“先军体制”有关，这里不多说了。中央政府没有办法亲自到千家万户去征税，必须委派地方政府去收。取之于民，征税归地方；用之于民，花钱归中央。地方政府虽说是儿子，但是讨饭打架弄来的钱统统上缴家长，要花多少钱另外申请，多劳不多得，闯了祸自己挑着，基层自然没有积极性。要发挥基层的征税积极性，就要给点好处。有钱最好，没钱，给自由也行，这叫争完待遇争政策 …… 于是，我们在总体统收统支的体制下，实际实行的是三种体制：收支挂钩，收入分成，定额包干。收支挂钩是多收了压岁钱可以多花一点，收不到压岁钱就不给买新书包；收入分成是收十块钱压岁钱就给孩子五块，买书包还是买冰棍儿随便；定额包干是不管你收多少钱，只上缴五块，超收统统归自己，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不上学打游戏机也可以。很显然，孩子们都喜欢最后一种方法，所以我们的体制逐渐向最后一种方向进化，直到发展为诸侯经济。这个过程还产生过一些杂种和变种，比如包干制就分为 6 种：“定额上解”，“定额补助”，“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采用哪种方法，定额基数如何，各地根据自己的情况跟中央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很滑稽，但是太专业，就不细说了。总的套路是有增长的地方喜欢定额，把增长留给自己；没增长的地方爱分成，提高自己的比例。书归正传，说说 1952 年税制改革。历史这玩意就是讨厌，要说 1952 年，还是要先说从前。共和国是在农业和手工业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是穷社会主义，毕竟也要仿效苏联老大哥，建设公有制社会。那么，税收上就必须有利于公有制发展。 1950 年 1 月，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其中关于所得税的规定大致是：（ 1 ）纳税人和征税对象。凡在中国境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工商单位和个人，除另有规定者外，不分国籍，不分经济性质，不分经济成分，都是工商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其征税对象为工商业者所经营获得的所得额。但对公营企业的所得，采取利润上缴方式，不征收所得税。　　（ 2 ）税率。采取 14 级全额累进制，分级计征，最低税率为 5% ，最高税率为 30% 。　　（ 3 ）减征优惠。对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生产部门，分别给予减征所得税 10% 至 40% 的照顾。这就是一个扶持公有制发展的税收政策。然而实际执行的结果如何呢？官方《财政税务志》的记载如下： “ 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工农业生产达历史最高水平，税源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经营的税收的比重大大提高。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有较大改变。由国营企业委托加工、代购代销、包销等业务日益扩大，购销环节减少，经济虽日益繁荣，税收却相对下降。对此，国家采取在调整公私关系的同时调整税收，保证税收收入，简化税制。执行修正税制时，按“公私一律平等”的要求，一度批准私营批发商在批发环节免缴营业税，同时取消对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的照顾，造成工重于商，国营、合作社营企业出现营业额相对下降，不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实施。 1953 年 8 月，对私营批发商恢复征收营业税，对国营企业、合作社从事批发业务实行免征营业税政策。 ” 官样文章用干巴巴的文字，记载了这场短命改革的一系列事实： 1949 年建国，经过三年发展，经济繁荣了，税收却减少。政府不得不修正税制，“公私一律平等”，取消了对公有制企业的优惠，以扩大税源。然而不到一年就又恢复老办法。到底发生了什么？《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对公有制企业的优惠措施里有这么几条：国营工商业总分支机构内部调拨货物不纳税；委托私营机构加工只按收益纳税；私商为国营企业代购代销，只按实际所得的手续费纳税；新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免纳营业税和所得税三年；新成立的供销合作社免一年所得税，营业税按 2% 税率再打八折征收。这就是政策。它扶持公营企业，压制私营企业，促进社会向公有制转化。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些措施导致商品流转环节减少，批发营业税流失，这是直接代价。上有政策，那么下边有些什么对策呢？刚刚经历过“三反五反”的私营企业一边呼吁公平税负，一边大量挂靠，分享国营企业的优惠政策，也就是所谓“ 私营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也有较大改变，由国营企业委托加工、代购代销、包销等业务日益扩大 …… ” 政策执行了三年不到就税收严重下降。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样样需要钱，收来的钱不够花销，干不下去了，必须要阻塞漏洞，保障税收。 1952 年 9 月，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薄一波主持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修改税制，主旨是简化税制和保税。这个税制最大的调整就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税制调整方案于 1952 年 12 月向周恩来汇报并由政务院政务会议通过，以中财委主任陈云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公布，于 1953 年 1 月 1 日推行。开拓财源保障国用是好事了吧？可是且慢 …… 有人得益就有人吃亏，这个改革谁吃亏了呢？取消了优惠政策，当然是国有企业吃亏，这可是亲儿子呀。说到中国历史上对亲儿子的优惠，无过于明朝。朱元璋给了 58 位宗亲免税优惠，到嘉靖四十一年就有 28840 人连同挂靠他们的农户都享受这一政策，弘治年间全国一半的耕地都享受优惠政策而免税了。（有兴趣了解这一段的可以去参考在下的农业税帖子，这里不多评论）享受优惠政策的人，他是不会因为优惠政策而感激任何人的，他只觉得这是天经地义，是他该得的。国用不足关他屁事，你皇帝自己想办法去。但是你想取消优惠政策他就要拼命，要上纲上线说祖宗遗法不可废，跑到太庙去哭灵，说你不配做太祖的子孙。在他们心目中，自己就是国本，“爸爸哥哥最伟大”，他们打下江山，不就是为了我们享福吗？彩色江山万万年，动摇国本，这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不是几块钱的问题（其实确实就是几块钱的问题）。 1952 年这次也没两样。被侵犯利益的人祭出来的法宝仍然是经济问题政治化。北京上海纷纷反对，说是新税制导致物价上涨，造成抢购，造成上访。山东省委第二书记向明更是联合其他人上书中央：“我们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划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毛泽东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也很有个人特色。“这事儿中央没讨论过，我也是看报纸才知道的，而且也没看懂为啥要这么做，无怪乎向明搞不明白 …… ” 问题一下子政治化了，不再是调整税种和征收范围的具体行政事务，是不尊重中央的路线错误。既然抓住由头，就按路线斗争的搞法来干，首先当然是削减内阁权力：撤销政务院总党组（直到现在国务院也没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党组直接向中央汇报；削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权力，只让他负责外交。计划工作和八个部的权力分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负责，饶漱石管人事劳资；召开财政工作会议，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在大会作检查，接受揭发和批判；免去薄一波财政部长职务，任命邓小平兼任财政部长；恢复税制上的扶公抑私，差别税率，实际是回到老办法去。这就是《财政税务志》上述那三百个字后边的大风波。路线斗争虽然是大是大非，可它变不出钱来，回到老办法，钱仍然不够用怎么办？新任财政部长邓小平的措施也很有个性，一共六条。 “一归口；二包干；三自留预备费，结余不必上缴；四精简人员、严控编制；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六严格财务监察。” 语言特点是简明，基本原则是谁的孩子谁自己抱回去养，吃得起米的吃米，吃不起米的吃糠，养成什么样我不管。完全是邓氏风格。这六条言简意深，值得多说几句，为各位无米下锅的当家人需要耍花枪的时候启发一下思路，做个参考。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面临的问题是这样的。前任薄一波面临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税源流失依旧，税收不足依旧。一大帮孩子围着一口清汤寡水的大锅稀粥流口水，谁都吃不饱，而且这口锅还漏 …… 薄一波的思路是堵住大锅的漏洞，各家孩子再把自己兜里的米也放点到大锅里来，大家一起喝。这其实是个负责任的办法，美中不足就是把大家的觉悟想的高了一点。结果谁都不肯拿出米来，还要大骂火头军，老爹知道了孩子们在乱吵一气，也不满意。部长犯了众怒，稀里糊涂弄成了路线错误，下台了。邓小平的六条办法是貌似业务办法的纯政治解决方案。你们不是怕丢权吗？归口！谁的困难归谁自己解决，不要到我这里来吵。还想要权？包干！给预备费，拿了这点钱自己去找饭辙，省下来的都算私房钱，不必上缴。这就是大锅里给每人舀一勺稀饭，谁管你吃不吃得饱？还要糊弄你说你要是有本事干脆不吃粮食，省下来都归自己。毕竟还有人喊饿。于是新任火头军就开骂了，谁让你那么能吃？要精简人员，压缩胃口！最后，不是说不尊重中央吗？还不是因为老大也没私房钱花？这好办，留总预备金，老大说给谁就给谁！根本问题没解决怎么办？好办，假装它不存在就完了。这再次证明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不承认有问题。把自己手里的权分完，把自己手里的钱送完。你看都是这点钱闹的，没钱就没矛盾了吧，两手一拍，以后我只管监督你们。于是邓大人当了 9 个月财政部长，从容而去。这个基本思路和处事方略，以后邓大人还多次使用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这件事直接让高岗、饶漱石误以为刘少奇、周恩来在合作化问题上犯了严重路线错误，已经失势，于是动手取而代之。邓小平刚刚新任财政部长，地位上升，自然是拉拢的对象，于是去拉拢之，许诺以副总理之位，却不料被邓小平举报，反误了卿卿性命。这一段大家比我熟悉，就不说了。最终的政治事件是个大事件，是所谓大阴谋，可是这个大阴谋的导火索，却只是私企挂靠国企揩油税务优惠政策导致的税收不足。所以什么阴谋论呀大棋论呀，我是不太相信的。很多事只是走一步看一步罢了。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事后再来说自己当年如何深谋远虑明见万里，也无非是些先开枪再去在弹孔周围画靶子的勾当。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大棋论阴谋论还有个大隐患。这个神秘的思路的另一张脸其实是上纲上线把小事说成是大事，把失误说成是恶毒阴谋，来打击异己。那个著名的弄坏蹄铁输掉战争的铁匠，在这种理论的光芒照耀下，逃不掉现行反革命的下场。三、回归，分家在十月很不幸，本来要说分税制，结果发现还是要先说从前，简单理一下社会主义大锅饭是怎么变成社会主义小锅饭和社会主义井田制的，所以先来个间奏。所谓大锅饭，四世同堂聚族而居，是建立在老子有威信、有能耐，孩子也不能自立的前提下的。民族要独立，个人要解放，从蒸汽时代以来，伴随着张扬个性的思潮，人类历史的发展大趋势就是家庭单元的不断缩小，也许连婚姻关系也将走向终结。统收统支是所有大锅饭体制里最大的大锅饭，只要老爷子不是最挣钱的那个人，只要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个体制就维持不下去。要维持大锅饭，光靠呼吁孩子们提高觉悟是没有用的，必须有所激励。所以我们新中国这个统收统支体制其实一直实行的是几个变种。从 1959 年到 1970 年，实行的是收支挂钩体制；从 1973 年到 1975 年，实行的是收入分成体制；从 1976 年开始，恢复收支挂钩体制； 1980 年邓小平复出，财政改革，开始“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也就是所谓“分灶吃饭”。这都是些什么意思呢？收支挂钩体制，是按照地方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配。多收说明能挣钱，能挣钱就有权多花钱，算是个合理调整。怎么个挂钩法呢？是把当地收入和支出的比例计算出来，下一年度按这个比例分。比方说广东收了 1000 亿，支出了 300 亿，比例是 10:3 ，那么下一年度收了 2000 亿，广东可以自己花 600 亿。这个方法有利于提高地方收钱的兴趣，但是且慢 …… 地方很快就发现了这里边的诀窍。多收钱固然可以多花，没多收钱而是多花钱的结果也是一样可以多花。还举刚才这个例子。比方说广东收了 1000 亿，支出了 300 亿，比例是 10:3 ，那么下一年度收了 2000 亿，广东可以自己花 600 亿。可是如果广东第一年收了 1000 亿，自己花了 800 亿呢？那比例就成了 10:8 ，下一年度按这个比例分，那就哈哈笑啦。于是各地纷纷扩大支出，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嘛！肉烂在锅里，我们也要大干快上 …… 这个制度下，沾光的当然是那些支多收少的省市，最倒霉的是那些收得多支得少的地方，比如上海。所以这其实是个鞭打快牛，贡献越多越吃亏的体制。这个体制维持了许多年，有不得已的原因。国用不足，强行积累，不敢轻易调整政策是最重要的一条。收入分成体制是中央和地方直接分收上来的钱，地方分到钱之后自己安排，中央不管地方具体支出需求多少了。这个方法实行的成效不显著，施行时间也很短。 1980 年之后，农村大举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砸掉了人民公社大锅饭，成效显著。财政当然也不满意各省宁肯围着中央财政大锅喝稀粥也没兴趣赚钱的懒儿懒女，祭起“一包就灵”的法宝，砸掉统收统支大锅饭，开始分灶吃饭。大致的方法是，地方财政收支自求平衡，不再由中央统一平衡；财政支出由各地分块安排，不再由部门按照条条下达；包干比例和补助金额也从每年一定改为一定五年不变。中央从指令机构变成指导监督机构，分家时代降临了。究其实质，这就是邓小平部长 1953 年 6 条办法换了个新封面，重新面世。前边说过，包干制分为 6 种：“定额上解”，“定额补助”，“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收入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具体不多解释，只拿上海做个例子。上海实行的是“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制度的一个变种，叫做“定额上缴，超收分成”。财政收入在 165 亿元以内时，上缴 105 亿（吓人吧！），其余部分留上海本地支配；收入超过 165 亿元的部分，上海和中央一家分一半。从这个分法上，就可以看出，上海的收入，对中央财政有多重要，即使他们一年只收了 105 亿，也要上缴这么多，地方一分钱都不能留，中央缺不得这笔钱啊。由于我国重新进入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时代， 1983 年开始对工商业税收体制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从上缴利润改为依法纳税，这就是所谓“利改税”。从此时起，至 1992 年，我国税种从 7 种恢复到 20 种，“公私一律纳税”，薄一波部长 1952 年的办法也回来了。回归意味着胜利吗？很难说。 “一轮明月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分了灶，会赚钱的孩子高兴，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也不太爱听家长的话了；赚不来钱的孩子不高兴，哭着到家长那里讨补贴，家长也不能看着他饿死呀，只好掏腰包补一点。那么，家长的心情可谓是喜中有忧。在大锅饭时代， 30 来个孩子围着锅乱吵乱哭，衣不蔽体，确实够烦恼辛酸的。分灶之后，眼看着能干的孩子不听话，不能干的孩子要揩油，各人扒拉自己的小算盘，谁也不替大家庭打算，家长心中又是另一份心酸了吧。话说凡是大家族，只要族长日进斗金，孩子们都不愿意分家。不得不分家的，其驱动力都是因为核心族长创收能力下降，变成没钱还要唠叨的老不死。没有钱就管不了子孙，只好允许他们各奔前程。这时候寄希望于孩子们各自找饭辙，回家来还孝悌如故，那就太天真了。分灶吃饭之后，中央到底得了多少好处，又付出了什么代价呢？请先看两张表格： 1980 年至 1992 年全国财政收入与 GDP 增长对照表年份 : J" V4 @% C f: d5 ] 财政收入国内生产总值（ GDP ） T$ T7 O: t6 E% `1 n 财政收入占 GDP （ % ） " p1 }3 R6 i$ P% S: U2 j 总额（ R ） . c. N# JQ6 D 增速（ % ） 1980 - `5 i, n9 ?3 k" l* a5 E 1159.93 - e; Q- m( y; ] 1.2 ( ?" X1 v4 n1 H, O5 Z 4517.80 . _4 {7 D$ o' {) Z3 X+ Q 25.7 1981 s2 ^: Z1 c! @ j8 H 1175.79 4.1 ) E/ D# B J/ e M% k0 W0 Y 4862.20 24.2 1982 1212.33 ) g: S( T. ~+ m) J" A 3.1 5294.70 " b5 j, c2 ?8 r# E4 x: | 22.9 + ]$ `2 h; g Y4 p3 G2 q 1983 $ z2 F% `8 u- T% R, a% P 1366.95 % fks. - } 1985 2004.82 22.0 8964.40 , u3 y" s8 y3 A% h' p# j8 ? 22.4 , D2 E. f# K) }) f0 E2 Q 1986 0 D* L! U# b% O 2122.01 5.8 10202.20 20.8 + i% x 6 X 2357.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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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开征“预算调节基金”，这是个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的东西，就是明说了缺钱做不平预算要搜刮，连名目都懒得想了。撕开脸皮之后，还要放下身段，除了发行国债向全国人民借钱之外，几年间连续三次向地方借款以维持生计。主要领导到地方坐催借款，不给就不回北京。这些借款既没说什么时候还，怎么还，也没抵押没担保。说白了，这都是些借的时候就不打算还的钱，即使是富裕的地方，也很不情愿借。有句俗话说，没有奶水就没法做娘。现在做父母的不但没有奶水养儿女，还要腆着脸去儿女那里求贷，看儿女的脸色，您说这酸楚滋味吧 …… 那么，地方各省都是怎样挖空心思，用了些什么手段来跟中央博弈，才战胜了薄和邓这两位大师，达到小灶红火大灶冷清的效果的呢？想要尽可能的不上缴，主要有这么几招：一曰不出头。各地发现收的越多上缴越多，收的少了上缴也就少，那就决不当先进，能少收就少收。据老部长刘仲藜的回忆，有某个省就公然行文，要求属下控制财政收入年增长率不得超过 4% ，另一个定额包干，超收部分要和中央五五分成的地方，十几年间从来都没有超收过。二曰深挖洞。少收是为了不上缴，绝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为了人民觉悟高到自己不要钱，怎么才能既不上缴，地方政府又不少得呢？先办上一大堆地方政府拥有的大集体小国企，再大肆给这些企业减免税。藏富于企业，也就是藏富于地方了。整个八十年代主要是减免这些企业的所得税，九十年代开始连流转税也开始减免。儿女家里肥狗胖丫头，营养很好，可就是没啥现钱，老爹想分成也没成可分啦。三曰小秋收。所谓小秋收就是生产队里收割过的田地，允许农民家里的妇孺再去捡点收割漏掉的麦穗地瓜，谁捡归谁，不必上缴。这个比喻套用到财政税收，基本上就是个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的关系。正式收割的稻谷属于预算内，要统一分配，小孩子后来又去捡了几个稻穗，马上抓把干草烤了吃掉，也不算违规。各地发现预算内的收入要跟中央结算分成，预算外的临时性收入则不必分成上缴，于是就想尽办法把收入从预算内转到预算外。预算外资金 1979 年是 452.85 亿元，到 1992 年猛增到 3954.92 亿元。这已经是发展到把该收的稻谷割下来扔在田边，做好记号让家里的小孩子去捡，是以小秋收为名损公肥私了。四曰高筑墙。各地办自己的企业是为小家置产业，自然就追求小而全，别人有什么企业，咱也要搞同样的企业，主要搞那些短平快项目，价格高，利润大的加工工业项目，客观上就形成了大批重复建设，小烟厂小酒厂遍地开花。这些企业没特色不善经营，赚不到钱怎么办？亲生儿子自己心疼，就利用公权力行文推销，直至设卡禁止外地同类产品输入。这就是事实上的经济割据。时代在发展，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家都聪明了，再也不是你上边一忽悠他就兴高采烈地去奉献的时代了。所谓解放思想，放开脚步，无非是“私字当头”，各捞自己的好处。您不信？解放思想的若干年里，就没听说谁解放思想是少种自留地，多上缴中央的，都是你不让他违规捞钱的时候他骂你保守。放开也就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失控，从经济上看，提高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放开了沿海省市发展的束缚，国家总体上走上了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这些算是 “得”。小河有水，中央依然窘困，不但财政力量没有同步增强，反而丢掉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甚至影响力，诸侯各怀心思，不但跟中央讨价还价，还互挖墙脚，形成了事实上的经济割据，这是放开所付出的代价，算是“失”。没有了共同的利益，还会有共同的理想吗？实践的结果好像很不乐观。分灶吃饭这个新版大包干实施的得失之间，从中央的角度看，经济上全国大发展，中央受益不多，没啥实惠；政治上走向失控和割据，出现地方豪强，大大地不合算。吃饭问题其实是最大的政治问题。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财政，就没法维持稳定的大一统国家，所以必须改革，强干弱枝。然而这次改革，触动的既得利益就多了，遭到的反抗也五花八门 …… 四、 1993 年，分税制改革（一）、弊多利少，不改不行。分灶吃饭给地方带来了经济发展积极性，各地的收入激增，相应的，中央财政入不敷出，中央控制力减弱，算是有失有得。那么，中央搞分灶吃饭的最初目的是什么？这些目标达到了吗？按照老部长刘仲藜的说法： “最大限度地增强经济活力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 …… ” “财税改革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 …… 对地方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 对企业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不规范的减税让利，再到承包经营责任制即所谓大包干 …… 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干” “但是，包干体制实际结果是包死了中央财政，企业经营执行中是包盈不包亏，结果是国家财政来源没有保障，结果是财源枯竭，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 还使中央与地方政府，国家与企业处于无规则的博弈之中 …… 从 1987 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 话虽然说得婉转，但就中央财政而言，大包干是失败的，这个基本判断非常明确。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制定者，其作为可以叫做“一直在改”，但是这一次却是存亡之争，“一定要改”了。中央这次的对立面是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和绝大部分大企业。瞥一眼人大代表和党代表的来源构成，就知道如果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有足够的力量让你搞不成任何改革。其实，早在王丙乾部长期间就进行过分税制探索，还在九个省搞了试点，最终得不到各方支持，无疾而终。（二）、分税制改革的背景、目标和指标。税改的基本背景：税改需要在两大矛盾之间求取平衡。一是中央增收直管和鼓励地方积极性之间的矛盾；二是既要把国有企业推入市场，参与竞争，又要继续保证其履行社会义务，维持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力。有些年轻朋友也许对当时情况不太熟悉，这里对当时的国有企业状况要多介绍几句。国有企业承包的问题的一面是承包额度国家与企业一对一谈判，过程不规范，结果不统一，执行中包盈不包亏，企业经营不善最终国家买单，政府实际上被绑架。另一面则是企业负担奇重。国有企业承担着 55% 的所得税，还要上缴利润，企业留不下钱，发展后劲不足。企业养活着大批在职职工、退休工人、回城知青。在企业办社会的传统下，企业从幼儿园、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等机构一应俱全，实际上履行着社会保障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不承包，国有企业都没有办法与民企和外企同等竞争。另搞一套，又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公正统一法制的基本精神。税改对国有企业的处理原则，是让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营，这是我国建立西方式现代企业制度的起点。这一点极其重要！制度的背后是价值观、是非观和方法论。借鉴制度而不接受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绝无可能！只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说法而已。海森堡在《物理学与哲学》里曾经说过，那些使用现代物理学仪器和实验方法去探测世界，只接受其数据结果而不想去接受现代物理学理念的人，完全是痴人说梦的一厢情愿。因为仪器的设计和程序的设计，背后都是西方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理念体系，这个体系里出来的任何数据结果，都打着体系建立者的思想烙印。因此，政治上的所谓和平演变，并非以政府更迭为标志，而是以这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向哪个体系靠拢为标志的。流血战斗的暴力转折，就是革命；不流血而实现价值观和制度变化的，就是和平演变。按照这标准来判定，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已经成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也成长为他们最大的对手。税改新政有两个目的，同时也有明确指标。税改的一个目的是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采用分税制，中央和地方统一按税种划分收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种，废除财政大包干。税改的另一个目的是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改革的主方向是减税让利，增加企业活力，推向市场。具体的指标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分税，中央集中 60% 左右的收入，中央本级支出 30% ，余下 30% 左右的收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分配到地方，主要支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则是通过降低税负，免除上缴利润等方法进一步增进企业活力，以图实现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一体纳税的统一市场经济体制。分税制改革于 1993 年推出，正值邓公南巡方罢。经济发展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失控，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严重，这时推出制度性大改革并非最佳时机，然而形势逼人，也顾不得那许多了。虽说是志在长远的百年大计，但是实行起来却是个急就章。 1993 年 6 月下决心搞，连空中楼阁都还没有，却要求 1994 年就实施。方案和人员培训统统一片空白，可火烧眉毛顾眼前，战略目标和战术手段只能一锅烩了。（三）、分税制改革的基本过程。认真推行一个新政策，必有三大步骤：造舆论，拿办法，谈价格。这次干了些什么活呢？理论准备，造舆论。最基本的舆论准备就是基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江泽民在十四大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抛出的重要理论武器，是胡鞍钢、王绍光的《加强中央在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主导作用——关于中国国家能力的研究报告》（简称《国情报告》）。 1993 年 5 月，胡鞍钢从耶鲁大学经济系返回中国， 6 月中旬，王绍光从耶鲁大学政治系返回中国，两人就此报告做学术演讲并向中央有关部门介绍要点。 6 月 22—24 日，财政部就在门头沟的龙泉宾馆召开会议探讨分税制改革，部分地方财政厅长和预算处长参加，部长刘仲藜主持。会议上常务副部长项怀诚手拿笔记本，亲自介绍该《国情报告》。这个《国情报告》共分六部分。国家能力；中国国家能力变化；国家财政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国家能力下降的严重后果；中央政府在市场转型中的作用；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途径和建议。有了这个报告提供的理论依据，紧锣密鼓的大造舆论，定向吹风和其他相关预备工作立即开始了。拿办法。整个 1993 年下半年，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夜间灯火通明，加班不断，国税总局甚至把干部分成“业务班子”和“改革班子”两套。 1993 年 7 月底，第一个方案出台：产品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为中央税；所得税、营业税、资源税作为共享税，地方得到 10%~20% ，中央得 80%~90% 。该方案中央将集中超过全国 60% 的财力，遭到发达省份强烈反对，胎死腹中。 1993 年 8 月底，妥协方案出台：消费税归中央；增值税作为共享税，中央得 75% ，地方得 25% ；资源税暂作地方税（后改为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归地方）；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征收；其他税归地方；以 1992 年为基期年（即以 1992 年财报为准）。该方案中央将集中全国 57% 的财力。 1993 年 11 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 800 余字论述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三条： 1 、包干改为分税，中央和地方分立各自的税收体系； 2 、改税制，推行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 3 、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基本框架就此确定。如果说包干制的方法是各省交公粮养活爹娘的话，分税的办法，就是自己直接去孩子们的粮袋子和菜篮子里去取，可以保证自己的伙食不会比孩子差。这说明中央政府不再相信地方的觉悟，不再唱什么“全国一盘棋”的高调，而是把地方当作了平等对手。谈价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包括拉同伙，也包括瓦解敌军，也包括跟死硬分子妥协。大家各出法宝。上边呢，主要是靠尚方宝剑，讲政治，讲觉悟 …… 下边呢，主要是靠“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讲特殊，摆困难 …… 这是个锱铢必较的争执，大家很有耐心地磨呀磨 …… 中央地方的谈判，在收入划分、基数、返还比例和基期年度选择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节节争夺。收入划分，主要是前边说的，先搞一个激进版方案，然后再讨价还价有限后退，地方就感觉舒服了很多。根据刘仲藜部长的回忆，收入划分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确定的： “维护国家权益和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为鼓励地方发展第三产业、农业和效益型经济，将主要来源于这些领域的税种如营业税划分为地方税；为淡化地方追求 GDP ，防止地区封锁，减少重复和盲目建设，对国家控制的产品由中央征收消费税；对加工制造业（当时最红火）的流转税，地方独享的增值税实行共享，中央拿 75% ；为体现资源国有，中央要分享资源税，但是由于资源主要来自中西部穷省，这些省本身都是贴补对象，把资源税几乎全留地方，中央只保留海洋石油资源税” “改革选择生产型增值税，主要是两方面考虑：一是不能影响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财政收入，这样生产型增值税比消费型增值税有利于完成任务；二是 1993 年投资失控，消费型增值税恰恰会刺激投资，与紧缩政策不一致。” “增值税税率，财政部原定为 18% ，是按照改革后不增加企业税负的原则，对完税额高达 80% 的 3.8 万家大中型企业统计测算出来的（当时已开始在业务中使用电脑部分开展了财务电算化）。改革前征收产品税，名义税率 8% ，实际税负 6% ，增值税定为 18% ，相当于企业缴纳 6% 的产品税，企业税负不变。” 但是企业主管部门不同意，要求增值税税率定为 16% 。理由呢？不需要理由，人多势众就是理由。你有千言万语，我就一句话“会影响企业生产积极性，企业不接受”。不讲理？就威胁你了，你怎么着吧。于是财政部和经贸委就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吵。终于常务副总理朱镕基受不了了：“我们不扯了，刘仲藜你当召集人，经贸委主任王忠禹一个，国家税务局金鑫局长一个，你们三人小组去商量后报给我，我再拍板决定。” 刘仲藜说：“我就把他俩请到我的办公室商量。我说，这个不要争论了，复杂问题简单化，我退一步降到 17% ，你们也退一步，由 16% 增到 17% 。他俩说，好吧。第二天就报给朱副总理，朱副总理说，你们三人都通过了，我没意见。” 然后是征求各地意见。上海最细心。财政局长周有道把这个税率拿到企业去模拟，看看比原先交产品税的时候税负变化如何，模拟的结论是实缴 6.7% ，比原来的产品税率 8% 明显下降，（还记得前边刘仲藜说 18% 的增值税率相当于 6% 的产品税吗？上海模拟的结果是 17% 的增值税率相当于 6.7% 的产品税率。嘿嘿）于是回复财政部说是对税率没有意见。这也为财政部的立场提供了新弹药。增值税率就此确定。税率风波初定，接着抠细节，扯进项扣除。增值税需要扣除进项，只对增值部分征收 17% ，于是财政部指出别看 17% 数字吓人，扣除进项后其实没多少，还是很体贴企业的。这人哪，就是不能得了便宜卖乖。电力部门当即跳出来了：水力发电的水是天上落下来的，老天爷不给开发票，没有进项可扣， 17% 的增值税可就是扎扎实实地增加负担啦。于是财政部赶紧对县以下小水电出台微调政策，按照简易征收办法征销售额的 6% ，作为妥协。然后科技部门提出科技产品进项很大一部分是无形资产，很难量化，但不扣除而直接按照销售收入征税的话加重科技企业税负，不利于技术进步。于是再给一个微调。类似的调整政策有多少？在 1994 年一季度，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为类似的微调共发文 84 个，几乎一天一个文件。返还比例。上划中央的增值税，其增长部分按照 1:0.3 返还各省。这个返还，中央财政原打算全国平均分配，大致就是中央先全部收上来，然后把该返还的部分，比如 1000 亿元，除以 29 个省市自治区，大家分的一样多。这里边有一点劫富济贫的意思。被济的穷省很高兴，被劫的富省可不乐意了。谁的意见更重要呢？当然是富省啦，富省如果没积极性去赚钱，穷省可拿什么来分呢？为了鼓励增收，返还政策改为额度与各省增长挂钩，多增长多返还，不增长不返还。这下对增长不抱希望的省吃不消了。因为企业经营状况不佳，黑龙江财政厅长曹广亮起初坚决不同意挂钩，后来是商定有困难单独补贴这才勉强同意挂钩。基数。基数其实就是各自的底线，不管怎么分割共享，方案出台一定要满足两个要求：地方的生活水准不能下降，原来吃多少还要吃多少；中央的收入不能少，钱不够花不行。对地方而言，改革不能让地方收入下降，分成后，地方的总所得额不能比基数少。越改越穷，谁都不会接受。那么就要采用返还的概念。设地方去年总收入 10 亿，以此为基数，中央地方三七分。那么今年收入还是 10 亿的话，地方分得了 3 亿，中央有义务从自己的分成里返还给地方，补到 10 亿，也就是返还 7 亿。全都还给地方了，跟没改一样。如果地方今年总收入上升到 20 亿，那么地方得 30% ，是 6 亿元，中央需要补给地方 4 亿元。地方才能达到 10 亿的基数。这样中央实得 10 亿，地方实得也是 10 亿。对于积极收税，收入增加速度比较快的省市，中央还会从自己的收入增加额里拿出一个与地方增速挂钩的比例做奖金奖给地方。项怀诚制定的方法，是按照 1:0.3 奖励返还。这样的话，就刚才的例子，地方总收入上升到 20 亿的话，中央得 10 亿，还要再返还 3 亿奖金。总算下来地方得 13 亿，中央得 7 亿。如果地方收入达到 30 亿，增长 20 亿，则地方本来就有 30% 的分成 10 亿元，中央不需要返还。但是中央需要在增加额里按照 1:0.3 给地方发奖金，再奖励 6 亿，这样地方总得 16 亿，中央得 14 亿。所有这些，都以基数为基本依据计算。基数越大，地方越沾光，没有基数，就啥都说不清了。基数就是这么重要。地方的伙食水平不下降，那么以哪年为准呢？这就要选定基期年。基期年也就是基准年度，这一年的蛋糕有多大，地方吃多少，以此为准。选哪一年合适呢？按照惯例，只有两种选法，或者取几个历史年度来平均，或者直接选上一个已经决算结束的财政年度作为基准。 1980 年是按照 1979 年底电报数为基数， 1985 年是以 1983 年决算数为基数。这有什么可吵呢？财政部就是打算直接以 1992 年为基准年度的。然而不。大跃进之后最壮观的“八路军糊弄共产党”的闹剧上演了。由于经济过热，各省 1993 年的收入都不错。广东算了一下，如果以 1992 年为基数，与以即将结束的 1993 年为基数相比，执行 8 年，到 2000 年，广东地方将少收入至少 600 亿元。于是广东提出要以还没结束的 1993 年为基期年。指青苗算收成，这不但是个荒唐说法，还很难实施。 1993 年的年报，要到次年 4 、 5 月份才出得来，这个帐来不及算。事先确定基期年，也给各省作弊注水提供了方便。财政部坚决不同意这个搞法。广东拿什么理由来支持自己的主张呢？还是老办法，经济问题政治化。广东提出：邓小平同志以前要求我们 20 年之内赶上四小龙， 2010 年必须完成任务。广东财政如果按照 1992 年为基数来计算，上缴太多，没有办法完成邓小平的指示，这个政治责任，广东负不起。广东又提出：邓小平同志南巡，是政治意义重大的大事。南巡讲话发生在 1992 年上半年，反映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是在 1992 年下半年，在财政收入上是在 1993 年上半年开始反映。假如以 1992 年为基期年，就是故意不把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成果包含在基准之内！这个大帽子一扣，上上下下顿时鸦雀无声。 9 月 13 日朱镕基常务副总理率领 60 多人赴广东调研，废然而返。回京次日， 9 月 16 日中央政治局开会，忍痛决定即使牺牲眼前利益也要换取机制转换，并准备发行 1000 亿元国库券以弥补 1994 年可能发生的财政赤字。 9 月 29 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珠岛宾馆中南西南 10 省领导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以 1993 年为基期年。项怀诚部长事后曾经回忆，当时他和刘仲藜部长对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以 1993 年为基期年的决定是持保留意见的。当然，后来他也认为这是必要的妥协。 9 月没有结束，还剩下一天，当月收入尚未报结。地方作弊灌水的动作可以有多快呢？ 9 月当月，全国就有 4 个省当月增收超过 100% 。 1993 年截止 9 月份，海南增长 102% ，广东增长 36% ，上海增长 30% 。 1993 年全国合计， 9 月份增长 51.8% ， 10 月份增长 62.5% ， 11 月份增长 86.1% ， 12 月份增长 121.3% ！（按照刘仲藜部长的回忆，这几个数字中。地方财政收入在这四个月里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60% 、 90% 、 110% 、 150% 。）这个增长，光光靠各地财政是玩不成的，这要政府号令，全体动员，为自己的家乡争好处才行。我所知道的某省，就是常务副省长直接从曾培炎那里打探到消息，财政厅从部里打探到消息。两相印证之后，星夜动员，省委省府值班室紧急通知，所有市县书记市长带财税领导一起来开紧急会议，统一部署，各出奇兵，行政税务手段一起上，财税收入噌噌地就上去了。到 1993 年年底，全国财政收入达到 4348.95 亿元，比 1992 年的 3483.37 亿元猛增 900 多亿，其中要返还地方的高达 600 亿元。换言之，如果 1994 年的财政收入比这个灌过水的 1993 年收入增加不到 600 亿元，中央还要倒贴。各地作弊灌水，中央自然也不会逆来顺受。大权在手，这就组织专项财务大检查，派出工作组奔赴各地清理虚收过头税，严肃纪律，压缩水分。说来蹊跷，检查组忙了一圈，在江苏只查出 2 亿元虚收，在云南只查出 6500 万元虚收，在浙江不但查不出虚收，反而查出绍兴尚有 5 亿元应收税收尚未征收入库。原来自从紧急通知一下达，各省干部群众觉悟忽然大大提高。把死欠收起来的；向银行大量贷款缴税的；把历年向各级政府争取到的优惠政策全部放弃，补缴多年优惠部分税款的；甚至有已经倒闭多年的企业，也忽然复活过来主动缴税。这真叫再狡猾的鬼子也斗不过共产党，何况老子跟儿子斗呢？我就没听说哪个老子在跟儿子斗争中成功过的。现在说起来可以付之一笑。在 1993 年底 1994 年初，财政部可是愁云惨淡。经济过热已经在政策紧缩了，刚出台的税制改革又碰到各地疯狂灌水做大基数。改革后能不能收得上来？会不会增长？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都在未定之天。刘仲藜部长回忆说：“我担心方案中存在遗漏的问题或者不合实际的问题，而财政制度、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又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堆积起来又会引发更大的问题，包括：新财税体制把经济搞下来啦，新税制推动通货膨胀啦，税金收不上来，国家出现支付危机啦。这几个问题无论哪个都是天大的事，都会造成财税改革胎死腹中，都会对党的执政能力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发生这种情况，第一个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是我 …… ” 关于承担责任的这一句话绝非危言耸听。以 1993 年为基期年搞出来的事端，虽然责任不在刘仲藜，他也不同意这个搞法，但出了事情肯定只能是他一个人兜着。 1952 年的薄一波部长就是例子。后来的国税总局局长金鑫，也因为出口退税问题背了黑锅，黯然去职。 “ 1994 年财税体制改革当时，全国财政非常困难，中央财政尤其拮据 …… 推出财税体制改革有大风险，而改革方案又由分步实施改为一步到位，培训、准备又十分仓促，能不能按照预想把钱及时足额收上来，保障政府的正常运转，成了 1994 年一季度尤其是一月份关键的关键 …… ” 为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刘仲藜部长找到朱镕基，请求批准财政向人民银行临时借款。朱镕基当即批准借款 120 亿，存在中央金库，时限三个月，专门用于可能发生的支付危机。当时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本来是明确宣布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借款弥补的，这时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1994 年的 2 月 8 日，大年三十，一月份财政快报出炉。一月份收入 277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收 106 亿，增长 62% ，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的税款也都按照新规定上缴中央金库和地方金库。值班的项怀诚副部长收到报告后，立即向正在北京慰问财税干部的刘仲藜部长报喜，并且要求取消每年初二初三必开的财政部党组会，大家放松过个好年。刘仲藜当即同意，第二天就赶到国务院向领导报喜，赶紧归还了借来的 120 亿元。当年，中央财政多收了 900 多亿，算是初步成功。此后分设国地税局， 1994 年德宝饭店会议，项怀诚部长又主持设计了两项重大调整，以保证中央收入，调动地方积极性。这些大事里边，都有不少讨价还价，但是再也没有像确定基期年那样的委曲求全事件了。分税制扭转了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下滑势头， 1993 年 -2007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 22% 提高到 54.1% 。分税制改革最终实现的内容，按照刘仲藜部长的说法，包含五方面变革： 1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整； 2 、国家与企业的关系调整； 3 、增值税与所得税两个重要税率的确定； 4 、国税地税两个税务局的分设； 5 、返还比例与各省增长率挂钩和保证基数两项重大政策的调整。（刘仲藜部长的回忆可参见他的回忆文章《财税改革的历史机遇》 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yjfx/20081210/23385618901.shtml ，以及《分税制改革内情》 http://stock.sohu.com/20091009/n267226984.shtml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央基本上是软硬兼施，又打又拉，忽而强硬，忽而妥协。按照朱镕基自己的说法：“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 …… ” 对于这么一个强硬干练爱憎分明的人，也真是难为他了。我的看法，分税制改革是分水岭式的大事件。通过这个改革，中央夺回了大头，也就夺回了经济话语权。由此，中央政府不仅仅政治集中，而且实现了经济集权。所谓诸侯经济，受到了根本性的制约，藩镇割据威胁逐渐解除；曾经甚嚣尘上的联邦制改革之路，从此关上了大门，整个国家重归大一统的中兴之路。这条道路会通向何方，我们暂时不得而知，功过利弊，也不是我们评论得了的，但国家不会走向分裂，是基本可以确定的前景。我的看法，分税制改革使得国家避开了晚唐的割据结局，脱离了承包这种小农经济框架，正式走上了现代资本主义标准的产业发展道路（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财税制度），这就是它的核心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完成这一大工程的主事者，历史将会对其有一个公正的评价。 1 KR! x1 xs4 N+ U5 \ 五、 2001 年所得税制改革，是政治还是经济？国家的钱是永远都不够花的。在全社会都在大搞加工业的时代，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分税制改革分的是流转税。随着社会财富增加，大家都赚钱，腰包鼓了，国家就开始盯上所得税。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内国际的基本形势是：国际上受到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围堵和压迫；国内东西部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中央财政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例始终摇摆在 50% 左右，并没有真正夺回发球权。为了打破围堵，需要向西和西南实现对中亚南亚和东南亚方向的陆上突破；为了维护统一，实现均衡发展，需要对中西部予以扶持。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此展开。这是国家大事，要中央花大钱，中央财政也要进一步增加自己的财政话语权，所得税制改革应运而生。不是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可以控制全国财力的 57% 吗？怎么又成了徘徊在 50% 左右了呢？原来，分税制改革之后，起初中央财政的窘迫局面初步打破，地方财政倒有些吃紧的迹象。以前说过，大包干时代，地方财政为了不上缴，大办加工工业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的减免税和补贴来逃避上缴，企业亏损与否不太重要。分税之后，地方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背这个包袱，就吃不消了，不得不让这些企业大批破产或者改制。往好处说，这客观上促进了企业机制转换。地方钱不够用了，自然要想辙。在分税制的新体制下，怎样才能多搞点钱而又不上缴呢？主要是四大手段：一是挖潜力，加强地税征收。所得税，营业税，契税，通通应收尽收。二是甩包袱，地方原属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凡属亏损的都转制破产，卖光送光。三是做生意，就是所谓“经营城市”，主要以卖地为第二财政来源。四是小秋收，开动脑筋在其他非税收入中扩大财源，什么经营权出让之类。地方这样干的结果，中央财政就只在 1994 年那一年财政收入比重达到 55.7% ，高兴了一年，之后 7 年又降到 50% 去了。 1993 年到 2000 年这 7 年间，企业效益开始凸显，国民收入增加比较快，大家都赚钱了。而且，这时候第三产业逐渐成了气候，不需要制造批发零售有形产品也可以赚钱，所得税增长的速度就超过了流转税，成为一个分量越来越重的税源。 1993 年，全国个人所得税 25.5 亿元，地方企业所得税 293.3 亿元，不值一提。到了 2000 年，全国个人所得税 510.2 亿元，增加 2000.78% ；地方企业所得税 1005.5 亿元，增加 342.8% ，这不再是微不足道的小数字了。见财起意，中央财政开始动脑筋在所得税上做文章。如果说在流转税上做文章是“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这种雁过拔毛手段的话，那么在所得税上做文章就是“你赚钱，要请客”直接分肥的把戏。投石问路，先来个小动作。 1999 年 11 月 1 日，开征个人储蓄存款利息税。这本来属于个人所得税，是地税征收范围，然而中央却将其列入中央收入。这个税既小得可怜，又是由银行代征，各地税务局谁也没当回事，没把它当做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来对待。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个利息税金额虽小，却意味着个人所得税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看到大家没什么负面反应， 2001 年财政部就上报方案要求实行所得税分享的改革。 2001 年 10 月 17 日，李岚清批准财政部方案后，召开 30 个省和 6 个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长会议。项怀诚部长宣布所得税分享方案：中央与地方分享两个所得税，比例为中央 75% ，地方 25% ；或者中央 70% ，地方 30% ，要求地方财政厅局长回去汇报，限期书面答复。板刀面还是馄饨面，你们自己挑！八年河东，八年河西，进入 21 世纪的中央政府，已经是强势政府。今非昔比，用不着忍气吞声一家家跟诸侯商议了。对比 1993 年税制改革，如在梦中。地方上都乖乖地在五天内书面答复。内容还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一套把戏：“坚决支持中央决策，不过我们家有点具体困难 …… ”大致上还是两个要求：增分享比例，以 2001 年为基期年。地方既然这么乖，总理决定让点甜头，给识相的诸侯一个作弊的机会放放水，同意以尚未结束的 2001 年为基期年。项怀诚部长却不同意。主要理由是所得税弹性很大，作弊空间也大， 1993 年殷鉴不远，不宜重蹈覆辙。 11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会议的休息时间，朱镕基找到正在散步的项怀诚，说是决定以 2001 年为基期年。理由很有意思： 1993 年那么困难我们也搞成了，现在经过“三讲”，干部觉悟都提高了，应该没问题；再说已经 11 月中旬，想来下边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不好说这是个过于轻率的决定，但肯定是个过于自信的决定。 11 月 14 日，朱镕基亲自在国税总局副司以上干部会议上宣布以 2001 年为基期年，并且发狠说：到年底还有一个多月，如果有人造假，等待他们的将是严厉的打击！ 11 月 23 日，财政部预算司张弘力司长主持布置所得税改制工作。 12 月 21 日，国务院印发了《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很明显，与 1993 年相比，这次改革，从中央到财政部，心情放松得多，规格低得多，措施简单得多。然而，中国财政是个靠基数说话的体制。利之所在，水火不辞，刀兵不避。 11 月份，地方所得税增收 139.4% ！国税总局不得不在 12 月 3 日紧急下发《关于作好 2001 年 12 月份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遵守坚决不收过头税的组织原则，严禁各级违法多征、虚征、混淆税款入库级次；前 10 个月按季征收的，不得改为按月征收；预缴税款数额要按照前 10 个月的办法确定；应该于 2002 年以后征收的税款，不得提前入库。 12 月 10 日，国税总局召集 10 个主要省市座谈，金人庆局长亲自苦口婆心劝各地不要乱冲基数，并再次传达了朱镕基的警告。然而，继 11 月各地基数高速增长之后， 12 月份地方所得税收增速继续狂涨不已。 12 月未结束，仅仅上中旬的数据，地方所得税征收完成 137.82 亿元，同比增长 187.1% ！雪崩一来，排山倒海。 12 月上中旬所得税增长超过 100% 的省市依次为：江西省增长 816% ，宁波市增长 708.7% ，河南省增长 609% ，广西增长 597.7% ，青岛市增长 577.2% ，内蒙古增长 496.9% ，浙江省（不含宁波市）增长 467.5% ，宁夏增长 462.2% ，安徽省增长 404.5% ，贵州省增长 376.5% ，新疆增长 352.9% ，吉林省增长 314.8% ，山东省（不含青岛市）增长 235.6% ，天津市增长 230.1% ，江苏省增长 223.5% ，重庆市增长 197.5% ，湖北省增长 179.2% ，河北省增长 173.3% ，甘肃省增长 167.4% ，大连市增长 164% ，山西省增长 155.7% ，云南省增长 142.8% ，湖南省增长 128.6% ，陕西省增长 104.6% ！面对如此局面，财政部束手无策，只得于 12 月 29 日打报告给国务院，要求国务院直接干预。国务院连新年也过不好了，径直于 2002 年元旦当日，以 1 号文件转发财政部《关于 2001 年 11 月份和 12 月上中旬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的报告》。重申纪律之余，严厉警告说 2002 年 1 月份就将派出调查组组织专项检查，一旦发现弄虚作假，不但要扣减基数，还要严肃处理责任人。法不责众。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又没往自己腰包里塞，怕什么？乌纱帽也是当地政府管的，又不是你朱镕基管，为了本地利益，个人摘了乌纱也不怕，当地领导兜着，决计吃不了亏。 1 号文件下发之后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2001 年第四季度，全国企业所得税平均增长 111.4% ，增幅最高的省增收 700% ，全年平均下来，增长 62.7% 。事实给了相信“三讲”威力，相信干部觉悟，实则是过于自信自己权威的国务院领导一记响亮的耳光。 2002 年 1 月收到报表的总理，恼羞成怒之余，年也不过了，立即派审计署赶赴各地专项检查所得税征收问题，要求对违规人员严惩不贷。 1 月 15 日起，财政部和审计署倾巢出动，派出 16 个审计特派办检查组和 19 个财政专员办检查组共计 1500 余人。除了西藏没去，到 35 个省市专项检查了一个月。朱镕基对检查结果很不满意。财政和审计只好过完年再出发，对这 35 个省市进行了全面检查了半个多月，期间各地至少有上万名财税干部配合调查核实。检查梳理到五一节前，总算有个结果，查出 256 亿元不正常收入，占增收总数的 40.6% 。财政部据此提出了处理建议。估计是想起了 1993 年忍气吞声的往事，旧恨新仇涌上心头，这次朱总理坚决不肯饶过这帮家伙，拒绝接受财政部的处理建议，一定要上升到政治高度，认定这是严重的作风问题，一定要处理到人。说起来，政治人物的特点就是一切问题都会被他弄成政治问题，然后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也就是整人。政治人物在他的生涯里有时会被人整得很惨，这绝不意味着他会从此厌恶整人，恰恰相反，他有了机会的时候，整起人来，多半比他的对手还要狠。古今中外的历史，不厌其烦地重复证明着这个道理。 2002 年的春天，经济问题又一次政治化了。事后看来，事件的起因是双方判断失误的合成结果。地方凭着 1993 年税改的老经验，以为依旧可以先搞既成事实，法不责众，逼迫中央追认，忘了现在已然是强势中央。总理强势了好几年，雷厉风行，予取予求，感觉好得很，完全想不到底下会公然叫板。一大帮串通作弊的小学生面对着一个抓狂的班主任，怎么收场呢？班主任虽然抓狂，权威一定要维护，但是也不能真的把全体学生统统开除，那样你去当谁的老师呀；学生沉默不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嘴脸，谁也不主动自首认错，说实在的，当过学生的都知道，这时候也没法单独出来认错了。这种其实是听天由命的沉默又被老师认为是坚持对抗，双方这就掐上了。原来不同意以 2001 年为基期年的项怀诚，这一次是当打手呢还是当和事老？一个好干部，就要对工作负责，做好本职该做的事。不能因为当时我正确，你们领导一意孤行弄砸了，我就不来收拾残局。也不要再去多说当时我怎么怎么英明，你们领导如何如何愚昧。秋后算账的事总是不可避免的。 “公门里边好修行。”项部长提出经济问题经济解决，不要上升成政治运动，弄得腥风血雨。这是好心，要设计一个台阶让大家走下去。具体怎么做才能把事办好，得到总理认可呢？好事办好不容易，有一套太极拳要打。于是项部长就跟张三丰似的，于大庭广众之下，掐架的两帮人之间，行云流水，一招接一招，圆转通融地练将起来。首先是不承认地方报上来的 2001 年基数，但是也不说为什么不承认，不去指责地方恶意欺骗中央，不追查责任人。那么以什么为基数呢？是以 2000 年地方企业所得税实际为基准，乘上一个不太离谱的增长率，推算出 2001 年的基数。这个算法符合国务院文件精神，总理就有了面子。其次是一股脑搞了八个不同的处理办法，接二连三地报给总理，显示出我们很认真用心解决问题。同时也给他机会研究比较一番，弄死领导几个脑细胞，消磨一下领导的火气。再其次就是选择时机。趁着陪朱总理视察长江大堤，总理心有旁骛的机会， 6 月 12 日项部长在安徽铜陵报告解决方案，总理基本同意。于是项部长摸出随身的计算器就开始算账，搞出了两个互为补充的公式。具体公式就不说了，挺简单也挺巧妙。趁热打铁，两天后， 6 月 14 日总理办公会议通过该方案，又过一个星期， 6 月 21 日财政部就召集各地财政厅局开会，推出基数的两种算法。算下来，核定后的 2001 年增长率为 35.6% 。如果说 1993 年基数是忍气吞声的结果，这一次可以说是以假对空。你们既然作假，我就凭空算一个基数出来。家家都有计算器，不信算数不如你。嘿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做好事的人，最关键的一点是要保护好自己。做好人可以，当烈士就没意思啦。为了保护自己别给人抓住小辫子，反而弄得擦屁股的人不干净，这次会议，财政部拒绝发放书面的领导讲话稿和会议资料，只给各个省分别发了一张试算表格。各省厅局长回去之后怎么跟省长书记汇报，那就看大家的才华。反正我财政部是给大家擦屁股的，擦成这样，已经很仗义了。于是风波平定 …… 反过来说，假如项怀诚部长不主动出头打圆场，用经济方法解决这场风波，事态的发展会怎么样呢？首先，这时候的强势中央肯定无法接受 800% 增长这种离谱增收，一定要找茬收拾人，下边这些个财税局长多半都没有好果子吃。可是如果把这次违规的干部都处理了，那以后谁来替你收税呢？其次，这些干部也是挺可怜，两头不是人。为地方工作是他们的本分，听本地领导的话也是应该。如果别的省都超收，自己不超收，算是无能不尽责，跟当地交代不了；超收了不能自圆其说，违反制度和财经纪律，跟财税系统上级交待不了。再其次，缺一个台阶。朱总理已经判断失误，雷霆震怒，已经走在大清查严处理的道路上，自己是没法自找台阶下场的，总不能说也查不出什么大问题，就这么偃旗息鼓，必须有人给他铺这个台阶；底下收税干部已经超收，中央不接受，三轮大检查，事实俱在，难道要自己自首说我弄虚作假？还是硬着头皮不认账？所以项怀诚部长这个台阶铺下来，是一件大大的功德。无怪乎地方的许多财税局长说项部长这个方案提出来，大家全部解脱，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呢。综观 1952 年税改， 1993 年税改， 2001 年税改这三次变革，都是在政治形势驱动下的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 1952 年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搞得血雨腥风，全面倒退； 1993 年是政治需求向经济低头，委曲求全； 2001 年是差一点点就经济问题政治化，最终和平解决。这从另一个大家不注意的角度，反映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演进。上纲上线，整人整死的斗争哲学已经不再时兴，中国进入商业社会，大家靠资本说话，为利益商量，谁都不愿意见血了。选择这三次税改来介绍，主要是提供个看问题的视角，如果能对大家的思考有帮助，幸莫大焉。（注：改革开放没几年，当事人的回忆和各方的数据已经千奇百怪，互相对不上号。本文以上文字里的数据，如非确有另外的准确来源，一律引自《中国财政五十年》和翁礼华先生《双赢的博弈》，事件经过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内容，首先以当事人回忆文章为准，其次以翁礼华先生《双赢的博弈》为准。至于本文离经叛道的观点，均不由上述两书的作者负责，本人亦不负责。） : I9 N/ q6 v0 i 五、余言，枝与干争取养分，战斗正未有穷期（可不看的呓语）按照我写东西的惯例，最后总有一个总结和展望性质的段落，与主题有点关系，但是基本是另外一个东西，称为余言。这部分纯属瞎想瞎说的废话，既没事实依据，也非科学或者玄学预言，照例可以不看。六年前在海洋帖子里的阳光预言基本实现了，我很高兴；四年前在农业税帖子里的预言有好有坏，也基本实现，我心情很复杂；这一次的预言是黑暗预言，我衷心希望我是错的。不过错不错与我关系其实不大，反正到那时候我已经死了。以上是废话中的废话。大一统国家总会面临上下左右分权的选择。强干弱枝还是强枝弱干？这个选择也经常被表述成小河有水大河满还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争执，似乎是个只要觉悟高就会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美妙故事。然而在实质上，这是争夺食物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一切都只不过是说法，掌握食物才掌握发言权。先宕开一句，说说古代的事。从中国大一统以来，近两千年的历史，经济政治权力争夺博弈的过程，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双赢或者多赢，只是大家捣浆糊，妥协而已。从中央政府的手段，根本的就是树立几方力量，居中制衡。那么，随着王朝的兴衰，一般有几方力量参与分权争夺呢？简化来说，大致上是诸侯、贵戚、文官集团、宦官群体这么四大帮派。诸侯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基本是在夺取政权过程中皇权与军事集团的承诺分肥有关，这些军事集团可以是王子领衔，也可以是功臣为首。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这个集团的后盾是武力，他们的基本诉求，是公然要求军政财权统统独立的割据式分权。可以认为这些人是公司的创业小股东。只要有了兵，就想要独立财权，有了财权，又想干预行政。岳飞要掺和立储，彭德怀要议论大跃进，吴三桂要搞西选的官员，年羹尧也搞所谓“年选”。“兵者凶器”，凡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虽然明白但是做不到放弃兵权的，都不大有好结果。冤枉不冤枉，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军人干政，最终不见得都是坏结果，应该说都有大结果。不是自己灭亡，就是黄袍加身。所以只要是军人干政，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动机好不好，一定会走向生死存亡决战的结局，几无例外。为了制约功臣皇子这些诸侯的军政割据，就要帮助另外的力量成长起来，首选是拔擢文官集团，利用行政权力和财税手段制衡和慢慢削弱军政诸侯集团。这是个引入职业经理人制衡创业股东的过程。文官集团的最大问题，一个是不团结，一个是靠不住。一言以蔽之，私心重。不团结是因为这伙人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多种多样，内部倾轧起来千奇百怪；不可靠是这伙人其实只有文化根基，没有物质和人力基础，真打起来就不中用了。他们制衡诸侯没什么本事，跟皇上要权力耍清高发脾气炒作自己倒是起劲得很，怪讨厌的。而且他们只是一帮打工的，分给他们太多好处既心疼又犯不着。那么，国家的好处，分给谁不心疼呢？当然是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也就是所谓贵戚。他们是真正的自己人，也有动力去制衡诸侯。然而这批人虽然也有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杰，大部分却是娇生惯养，所以多数是靠国家庇佑，专营专卖来做垄断生意，在经济领域施展才华。施展才华的结果，贪墨不少，反响很坏。帮忙不如添乱多，国家还得给他们擦屁股，算算账并不便宜。谁比亲戚更可靠呢？当然是奴才，生杀予夺概随主便。所以最后一个群体就是宦官。宦官不读书甚至多数是文盲；卖身为奴，没有独立人权；身体残缺被人瞧不起。他的唯一好处就是忠诚。忠诚而又没操守没学问的人适合干啥呀？当特务，帮主子盯着有才能的人。所以只要是宦官当道的社会，都是特务政治和小人政治。王朝初建，与功臣分权；而后利用文官的职业经理人队伍削弱地方，利用贵戚平衡制约地方诸侯，最终走向使用宦官搞小人政治和特务政治。走到最后这一步，衰亡不可避免，但也总比给诸侯拿了去好。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宁与洋人，不与家奴”，被称为卖国。然而人家后边还有句话：“洋人只要我们的钱，家奴造反是要我们的命呀！” 慈禧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华民族的捍卫者和中国文化的守护人，她只不过觉得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也确实是他们家的。从保护家族利益也就是股东权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慈禧只不过说了老实话，是个明白人。黄光裕宁肯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力量付代价赢得对国美公司的控制权，也不会向陈晓屈服。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以上说的是古代。我们现在是民主社会，一切权利归人民，这些道理全部都不适用啦。未来的大一统之路。稳定的大一统国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然而她在技术上很难做到。幅员广大，族群混杂，交通通讯不便造成信息滞后、虚假，无法进行实时的监督和管理，也无法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分别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杭州人进京告个御状，路上的时间据说是“旱路三月，水路五月”。林则徐在广东和英国人打起来了，八百里加急传递军情，北京立刻批复，广东也要在一个星期之后才接到指示，真的是黄瓜菜都凉了。这种情况下只能用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把人民凝聚起来，操作上依赖官员自觉和宗族自治。现在不一样了。资源卫星满天飞，分辨率达到分米级，村里边违规用地，乡里还不知道，国土资源部已经知道了；信息传播达到即时全球传播速度，李刚的儿子撞死人，李刚还没得到消息，中央和全国人民已经知道了；计算机加电子汇兑，清算汇总，划拨上解，全国两天就完成；就连教授们都怨气冲天，现在挪用个课题经费可有多难？眼瞅着账户里有的是研究经费，就是不能花，人家科技部直接盯着呢。互联网，卫星摄影、管理软件和现代通讯技术为当代的中央政府提供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社会管理体制适应这种技术条件也是完全应该的。中央政府第一次可以做到明察秋毫，反应适度，调整及时。大一统国家不再仅仅是靠文化和血脉凝聚起来，而是靠卫星照片、互联网络、移动通讯和管理软件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有了现代技术条件的支持，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的劣势正在消失，而它的优势正在体现出来。 ....... ) P4 P' {c$ g2 t) ^ 今后看，财税体制会不会重新走向统收统支的道路，真的很难说。我的看法是一定会。因为人的贪欲永无止境，中央政府既然大权在握，就一定会遵守惯性继续扩张，绝不会因为吃饱了或者良心发现而收手。但是新的大一统仍然会遭到地方的反对和抵抗，真正的大一统国家注定要建立在地方诸侯和贵戚豪强的鲜血之上。这仍然是《盐铁论》时代的延续。 2 J4 ?9 H" S2 Ut! b 国务院有发改委，国资委来管理国有企业，中央还要另设企业工委；国务院有银监会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央还要另设金融工委。从这个制衡关系上看，防止文官政府做大的机制已经稳固。 2 y/ g; M( m! E 中央培育央企以增强自己的话语权，制衡地方。而央企正在成长为另一股有独立意志和独立利益的力量。这种无属地，以经济力量为核心，以垄断专卖为表征的政治力量，就其属性而言，非常接近于古代的贵戚政治集团。 ! C/ h9 x5 z3 M" \" K 分税制改革使得国家避开了晚唐的割据结局，诸侯割据的风险基本解除，文官政府也早就不成气候，权贵阶层和他们把持的央企正在蓬勃成长。那么，我们避得开东汉晚明那种豪强兼并的结局吗？ 3 b0 M' b1 j" {% O% b+ j 我认为观察豪强威胁度的标志，我们是否走上四步骤的最后一步，就看是否会更多地启用无能而又可靠的身边太监，是否更多地采用特务手段。人的需求近似，贪欲无穷，所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所以我们会不断地“看着他起高楼，看着他楼塌了”。只不过建好的高楼未必有我们的房间，楼塌的时候我们倒是躲不过掉落来的砖头。这个可以说是一种悲哀，也可以说只不过是宿命。 - p1 x4 L1 h Z, P% g' C7 C 只要觉悟高，我们就可以很快乐。只不过是暂时的……; 0 个评论

分享 <转>伪满建国大学和“五族协和”: 热度 2 gordon 2012-7-28 00:57; 伪满建国大学和“五族协和” 山根幸夫（日本东洋文库）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在满铁沿线的柳条湖对中国军突然发动进攻，战火随即扩大到了东北全土。不久，东北就几乎全部被关东军占领。起初，日本军部曾拟将东北作为日本的殖民地，由日本直接统治，但因遭到当地中国人的抵抗，同时顾虑国际上的反对，遂改变方针，决定建立傀儡国家。这个傀儡国家，就是日本关东军颐使下的“满洲国”。中国称“伪满”、“伪满洲国”。对于“伪满洲国”，日本人是很少有不满的。特别是战败前在东北居住过的日本人，有些还对“伪满”的称呼表示愤怒。武田彻《伪满洲国论》（河出书房新社，一九九五）强辨说中国没有过“满洲国”。然而中国并非没有过“满洲国”，而是它是傀儡政权，所以被称为“伪满洲国”。在关东军操纵下，当地的中国人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宣布成立“满洲国”。由于东北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满族的居住地，所以“请出”隐居在天津的清废帝溥仪，由他出任“满洲国”执政。当时在东北居住的民族有汉、满、蒙古、朝鲜、白俄及日本人。但大部分是汉族，占总人口的九层。东北的原住民满族不足一百万，而且绝大多数已不懂自己的母语棗满语，几乎已被汉族同化。而在“满洲国”，占压倒多数的汉族被包括在满族内，将满、蒙、朝鲜、白俄、日本称为“五族”， “五族协和”或“民族协和”和“王道乐土”一起，成了“满洲国”高唱的口号。然而，即使五族中的四族是满洲国民，日本人有日本国籍，绝非满洲国民。如真要建立五族协和的“满洲国”，日本人应首先放弃日本国籍，取得满洲国籍，并未如此，正可说明殖民国家、傀儡国家“满洲国”的实态。据原建国大学教授冈野鉴记的回忆，“满洲国”首任总务长官星野直记曾向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表示，将 “满洲国”作为殖民地统治是错误的，对此东条讥讽说“你以为满洲国真是独立的么？真有民族协和么？真这样考虑么？” “满洲国”的实际统治者关东军的基本方针，并非是让“满洲国”独立，更无意实现什么“五族协和”。所谓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的理想，不过是空想。真是想实现王道乐土并为之认真努力的日本人，只不过是唐　吉柯德。　一关东军给予“满洲国”的待遇，使“满洲国”的建设不可能顺利。首先国联派出了“李顿调查团”，对东北问题作了各种调查。一九三二年十月，调查团向国联报告了调查结果，结论是“满洲国”并非纯粹、自发的独立运动。这个报告在国联总会只有日本一国反对，世界各国都将“满洲国”看作由日本军部一手制造的傀儡国家。对此不满的日本，退出国联，成了世界的孤儿。这样，“满洲国”从最初起就是一个受诅咒的存在。 “满洲国”自成立之时起，居住在那里的汉族人就认定它不过是关东军制造的傀儡国家，在各地开展了反满抗日运动，维持治安很不容易。五族协和和王道乐土是“满洲国”的基本方针，但对它相信的汉人几乎没有。对这一状况感到忧虑的参谋本部的石原莞尔，一九三六年夏以浅原健三为使者，在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许可下，提出了设立亚细亚大学的构想。其主旨是：为了以民族协和为国是的理想国〈满洲国〉的永远发展，由满洲国自己培养自己的领导者，进而为亚洲的解放、复兴作贡献。注：日本人真是下本钱啊，板垣赞成这一提案，立即命令参谋部的辶政信立案。辶在三六年末开始起草，三七年携草案赴东京。看了辶草案的陆军省军务局的满洲班长片仓衷，即命班员三品隆以、松平绍光、多田督知等设立建校事务所。由于创建大学非军人专擅，所以又请来了大学教授。当时，最受年轻陆军将校信赖的是东大国史学科的教授平泉澄。平泉提倡“皇国史观”，以国史科学生为中心组织“朱光会”，同时集中学生中的核心开展“青青塾”的活动。不仅在国史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受到军人们的尊敬。平泉被推选为组建建国大学的最主要协力者是当然的。当初由谁提名平泉，现在不知道，或许是板垣。平泉推荐了笕克彦、作田庄一、西晋一郎三位教授。笕是东大法学部退休的名誉教授。是狂热的神道主义者，以神道作为自己的法的理论和国家论的基础。同时将天皇绝对化，提倡天皇中心主义，为军部推行的超国家主义出了大力。所以平泉首先推荐了笕。作田庄一，山口县出身，东大法学部毕业，专攻国际法。一九零八年受聘于中国湖北法政学堂，教授经济学。後成为山口高商教授，也是教经济学。一九二二年就任京大经济学部副教授，此後他即以“神道”来解说经济学，也是热心的神道主义者。平泉也是出于这点向军部推荐的。西晋一郎，东大哲学科毕业，最初研究T·H·古里恩的伦理学，後转向东洋的伦理思想。他认为西洋和东洋不同，强调後者优于前者。当时他是广岛文理科大学的教授。他不是笕和作田那样的神道主义者。他受到平泉的正面评价是由于他主张东洋优于西洋。随着平泉、笕、西、作田四人参加，建国大学的创建工作在东京正式开始。陆军省的年轻将校最初似专门征求过四教授的意见。狂热的神道主义者笕向他们大谈他的那套诡谲的理论。在四教授中最受军部信赖，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是平泉，因此最初拟由平泉出任校长，但因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不希望他离开东京，此事遂作罢。值得注意的是，说是创立“满洲国”的大学，但参与其事的都是日本人，又是在东京。而且陆军掌握着创建工作的主导权。（其间石原莞尔的“亚细亚大学”案被否定，改采军部提出的“建国大学”。）最後，建国大学创建委员会的东京委员赴长春，和“满洲国”方面的委员东条英机、星野直树、辶政信等，对正式方案拍板。建国大学的创建，没有任何“满洲国”人参与，很好地反映了这所大学的性质。建国大学校长一职，军部又曾拟陆军中将牛岛贞夫出任，最後由“满洲国”国务总理兼任，副校长由准备委员作田庄一担任，具体负责大学的日常工作。建大的大多数教师和日本学生对作田都抱有对超人的那种信赖感，不少学生成了他的追随者。建大的教师，多由平泉、作田、西等推荐，大都出自东大、京大、广岛文理大。此外东北大教授山田孝雄也曾推荐，所以也有东北大的毕业生。他们大多是国家主义者，抱持天皇中心思想，追从自己的恩师。他们似乎都是怀着一种荣誉感奔赴建国大学的。他们中有数人出自文部省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此所成立于一九三二年，目的是以明确的国民精神的原理，建立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理论体系，以防范年轻学生的左倾化。在当时的教师中也有极少数的左派。他们中有人以唯物史观为讲义，有人公开赞赏因赤化思想被逮捕入狱的元京大教授河上肇。这些人都非创建建大的四教授推荐，大多由现地录用。建国大学教师九层以上是日本人，都用日语授课，只有不到一层的非日本人用汉语或蒙语上课。这样的学校，能叫“满洲国”的“国立大学”么？　二建国大学的学制，分前期和後期各三年。当时日本的大学前期称预科，後期称本科或学部。当时“满洲国”的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师范大学等学制都是四或五年，建国大学六年，在学制上也是特别的。现在说“大学”，我们马上会想到四年制的新制大学。旧制大学有个显著的不同是预科和本科有明确的差别，预科生叫“生徒”，本科生叫“学生”。建大没有这样的区别，但前期仍是预科，课程是一般高中基础教育。 “塾制度”被称为建国大学的一个特点，实际前期和当时高中的“寮”的制度是对应的。旧制高中的寮，除了第一高等学校采取全寮制那样的特殊情况外，普通高中只有一年级是全寮制，二、三年级只限于自愿者。建国大学规定不论前後期都有住寮的义务。建国大学每年招生一百五十名，其中半数七十五名是日本人，汉人五十名（当时称“满人”，但真正的满人只是极少数），朝鲜、蒙古、白俄二十五人。 “满洲国立”大学，作为外国人的日本人比汉人还多，实在很奇妙。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关东军以为这样才对日本有利。建大“塾制度”由谁提出，今天已难确知。如前所述，平泉澄曾将私淑的东大生聚拢在“青青塾”加以训练，当时青年将校憧憬幕末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置塾的由来也许和这些都有关。第一届建大生入学时，建有六塾，每塾容纳二十五人。塾是一层的独立建筑，入口的左侧是寝室，右侧是自修室，里侧是塾头室、盥洗室、厕所等。第一届的塾头是石中广次、江原节之助、藤田松二三人，每人分管两塾。他们以极高的热情和强烈的使命感投入工作，每天住在塾头室，与学生们休戚与共。每日清晨点名後升日、满两国“国旗”，遥拜东京皇居和满洲“皇宫”。上午上课，下午主要是训练，包括军事、武术、体育、农业等。晚上自习。每周或隔周座谈一次，由塾头提出问题，学生讨论。第一、第二两届塾头、塾生参加座谈都很热心，甚至日本人以外的塾生有批判性的发言。以後因塾头兼任教授等教职，不常在塾舍住宿，塾制度便逐渐徒有空名。建大同学常以“塾制度”的独特和优秀自负，其实它的有效期很短。大学当局对“塾制度”的期待，是监视其他民族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塾头在学生离开时，常常偷查学生的物品，如发现有危险思想（如共产主义）和反满抗日的书籍，不仅立即没收，以後更会严加监视。从这点上说，“塾制度”和“五族协和”正是背道而驰的。大学当局和关东军采取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学生的“不安分”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绝非像年轻无知的日本学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五族协和”的实践场所。现在仍有日本人对建大的“塾制度”给予很高评价，我们实在不应忘了它的这一真面目。由于一名塾头很难有效的管理二十五名学生，于是为每塾各选派两名高年级学生，协助塾头，监督、指导学生。这样的学生称为“指导学生”。最初仅由日本高年级学生充任，後因日本学生多被征召入伍，其他民族的“指导学生”逐渐增加。其中的汉人“指导学生”积极向低班的被指导的学生灌输民族主义，甚至呼吁“反满抗日”。由于日本学生对民族问题完全无知，这样的塾内状况意外地没有受到他们的注意。这一由塾头、指导学生管理的塾制度，最初限于一、二年级，後来还适用于三年级。後期生（四到六年级）的塾舍不同于前期，距前期塾舍也有相当距离，校方似乎有意隔离前後期生的交往。一九四三年首届学生毕业，校方从被认为可以信赖的中国人选任了“塾头补佐官”，以协助塾头工作。从实际效果看，塾制度是否达到了大学当局和关东军预期的意图？还是反成了反满抗日的温床？实在是不能不使人感到疑问的。　三那种以为建大的学生除了日本人外一无可述的说法，不能让人同意。汉人和其他民族的建大学生也有很多优秀人才。他们并不相信大学当局提出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口号。他们进入建大前，对日本侵略者在“满洲国”的横行不法的行为早已耳闻目睹，也许他们自己也已身受其害。“满洲国”绝非独立国家，只不过是关东军统治下的傀儡国，大多数汉人学生早已有意识。据《满洲国史》记载，一九四零年赴东京参加日本建国二千六百周年庆贺的建大三年级学生，由于和南京汪伪政权的留学生接触，受到“反满抗日”的宣传，开始走上了抵抗运动的道路。我们现在无法确知建大学生何时开始进行反满抗日的活动，但抱持反满抗日的思想应在和汪伪政权留学生接触以前吧。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三周後，在哈尔滨、沈阳、长春等地，因组织反满抗日活动，伪满的官吏、报人、学生五十余人被逮捕。中国称为“一二·三零事件”。其中没有建大生。但次年三月二日上午，在新田塾头带领下，伪满特高科警察闯入教室逮捕学生十六名。此前已有两名学生被捕。合计因“反满抗日”被捕的建大生共十八名。因被捕的大多是後期生，日本学生不用说，不少中国学生也未注意到此事。这当然也和校方严厉的钳口令有关。为“满洲国”培养忠实臣仆的大学，因“反满抗日” 使一批学生被逮捕，使校方十分狼狈。尤其是副校长作田的责任受到追究是当然的。在关东军的压迫下，作田辞职，後任是陆军中将尾高龟藏。校内空气发生了变化，对学生的监视愈益严厉。当时，建大内已开始了初步的“反满抗日”活动。召开读所谓“禁书”的读书会，汉人学生鼓吹民族主义，也有人决意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在《回忆伪满建国大学》中，有不少关于汉人建大生在高年级引导下轮流阅读“禁书”，唤醒了“抗日救国”的意识的记载。建国大学同窗会文集《遥远的欢喜岭》（一九九一）中数位汉人同窗也提及了阅读禁书的事。所谓“禁书”是大学当局禁止阅读的书籍，如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别是论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学生们读得最多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其它有《社会科学概论》《社会科学十二讲》《社会发展史》等。有关共产主义的书，开始读的是《共产党宣言》《从空想到科学》，然後是李达的《唯物史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战斗的唯物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日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贫乏物语》《马克思经济学》《唯物史观经济史》，永田广志的《史的唯物论》等。为了理解祖国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读得最多的是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平心的《中国近代史》等。因为对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战斗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抱有很强的关心，孙文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也是基本读物，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不易读到，但《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读到。耐人寻味的是後者是在《东亚》杂志上连载的。《东亚》一九二八年创刊，是东亚经济调查局的机关刊物。最初是启蒙性的刊物，但很快成了专业刊物，刊载严肃的调查和研究论文，是了解当时中国最新情况的重要刊物。因是公开杂志，建大学生可以在图书馆自由的阅览。文学作品也是当时建大学生的主要读物。鲁迅的《阿Q正传》《呐喊》《彷徨》，巴金的《母亲》《灭亡》《新声》，茅盾的《激流》等，都是被读得最多的。苏联小说也很受欢迎。上述书籍，除了文学作品，多数都是校方规定的“禁书”。这些书的来路，一是图书馆。建大研究院图书馆和後期图书馆收藏很多，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籍并不出借，但学生们利用管理上的松散总是有办法到手。其次是当时城内清水町的旧书店。这些书主要是日本人卖出的。三是同学朋友间的交换。四是从东京的内山书店定购。建大学生在阅读这些文献时，往往由志同道合的同好组成读书会，若干读书会联合组成更大的读书会。这样的读书会对“反满抗日”运动起着促进作用。有些读书会甚至发展到与校外联合。组织扩大会带来暴露的危险，但这是为了运动发展无法避免的。读书会不过是运动的初步形态。由读书会而对“满洲国”的状况逐渐加深认识，思考自己究竟应该走什么路。他们对教师们说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欺瞒是有自觉的。但在关东军宪兵和伪满特高警察严密监视下的东北要想进行抵抗，很容易立即遭到逮捕。所以考虑直接去关内参加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的学生不断增加。他们中有些人去了国府统治下的重庆，有些人去了中共根据地延安。当时建大生对毛泽东有很强的关心，当然这绝非说是对蒋介石的全面否定。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国共开始内战，对站在敌对两方的建大同窗来说，这是一个悲剧。　四呼吁“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多数日本人建大生对这一口号是真信的。半个多世纪以後的今天，仍有不少人对自己曾实践民族协和仍感到自得。然而，必须认识到的是民族协和的本意并非指不同民族的友人的友好相处，“满洲国”是将其作为国家理想来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的。在建大塾生活中異民族塾生的友好相处，是实现不了所谓的“民族协和”的。元建大生、後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的S氏对我说：“侵入他国领土的侵略者，呼吁被征服的民族‘民族协和’，实在是毫无意义的。”（四期生铃木博回忆）可建大副校长尾高却这样说：“你们不必过于拘泥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舍弃的话，自然也就解决了。”名誉教授平泉也说：“满洲国的所谓五族协和，不是什么新东西，日本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实行了。”（二期生谷口勉回忆）建大的当事者们对五族协和的理解，就是如此的浅薄。一方面，日本学生中也有少数人对现实有很清醒的认识。建大一期的三村文男说：“日本在王道的名义下实行着帝国主义的政策，压迫当地的满人。我看到了在入学前没有看到的现实，在这样一个体现着榨取的大学学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就是走脱落者的路（指退学）。”（一期坂东永太郎引用）三村只上了一学期就离开了建大。四期生伊藤清也说：“相信五族协和，而且以为可以简单达成……但满族（汉族）学生不会这样看。在世代相承的土地上，征服者任意掠夺，在这里出现一个所谓的‘建国大学’，高唱‘五族协和’，愤怒和产生误解是当然的。” “民族协和”的实态，在日本战败前夕的一幕，很有说明意义。苏联参战後，八月十二日全校紧急集合，校方命日本学生站在左侧，其他民族学生站在右侧。副校长尾高宣布所有日本学生都要参加“满洲国”保卫战。其他民族学生愿意参加的出列，结果没有一人站出来。因为对他们来说，“满洲国”只是日本的傀儡国，不必他们来保卫。“五族协和”不过是日本人的幻想而已。十三年不断高叫“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满洲国”只是空中楼阁而已。（程兆奇译）参考文献：汤治万藏编《建国大学年表》上下（建国大学同窗会，一九八一）编辑委员会编《遥远的欢喜岭──建国大学同窗会文集》上下（编者，一九九一）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伪满建国大学》（编者，一九九七）《欢喜岭──建国大学一期生文集》（建大一期生会，一九八九）《建大九期生》（建大九期生刊行世话人会，一九九五）水口春喜《大的幻影──满洲建国大学》（光阳出版社，一九九八）宫泽惠利子《建国大学和民族协和》（风间书房，一九九七）; 63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转>我在伪满建国大学的经历（刘成仁口述；齐红深整理） ...: gordon 2012-7-28 00:29; 刘成仁，男，汉族，1922年5月3日出生。籍贯：辽宁省辽阳市。 1929—1935年，在沈阳、锦州铁路扶轮小学校学习；1936—1940年在海伦、哈尔滨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学习；1941—1945年8月15日，在伪满建国大学学习(前期已毕业)；1945年8月—9月在公主岭市组织青年工作，参加“自强会”；1945年10月后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公主岭市工作；1946年4月后在军队院校学习，后担任文化教员，宣传干事，政治主任教员等工作； 1977年9月转业，先后在大连水产专科学校、大连铁路学院、辽宁师范学院担任领导职务；1983年离休。伪满“建国大学”(以下简称“建大”)是日本侵略者自诩为有成效的“民族协和”教育的典型。我是“建大”的四期生，1941年1月入学，1943年12月前期毕业，1944年2月转入后期学习，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垮台为止。现在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揭露批判日本侵略者在“建大”的殖民地教育，并介绍中国学生对殖民地教育的斗争和参加“勤劳奉仕”的情况。一、“建大”与其他大学的不同处日本侵略者经过多次的研究和讨论才决定在伪满洲国建立“建大”的。它是日本侵略者直接控制的，由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任学校总长。这在伪满是独一无二的。学制为六年，分前、后期各为三年，毕业后经过“大同学院”半年的特殊训练后，任命为荐任官——高等官。其他大学的学制为三年，毕业后任命为委任官。这是以“高官”为诱饵。它全部是官费学习，包括教学书籍、被褥、服装、鞋帽、医疗费、伙食，另外每月还发5元的零花钱等等，这又以优越的待遇为诱饵，培养学生的优越感。仅从以上三点特殊性就可以清楚看出日本侵略者建立“建大”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批为其服务的“高等”奴才或鹰犬。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都受过些中国教育，从九·一八事变中目赌过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的罪行，从中国同胞们所处的亡国奴的现实生活中，以及入“建大”后阅读进步书刊中受到的启发，很快地认请了日本侵略者建立“建大”的真实目的，从而增强了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反满抗日的思想和行为日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所以在“建大”学习的各个方面有着对殖民地教育的抗争。这也是“建大”的另一方面的特殊性。二、我入“建大”之初的见闻和感受我入校后分配在十六塾居住和学习，塾即是学生的宿舍。我走进塾内的左侧一看，一进门的西侧就是两排“三·八”步枪和刺刀、子弹盒，左右的小屋为置物室，再往里一走是两排大床，上面铺着日本的草垫子，可睡上30个人。塾的右边是自习室，四张书桌对面放着，共有八组，上面有个电灯。其后，指导学生(有中、日先期生各一名)领全塾学生到供应部门去领被褥和服装，回来由指导学生做示范动作，告诉如何叠法和摆放在什么地方。然后指导学生领着我们到校内走了一圈，看了食堂、教室、图书馆和“养正堂”(实际是武道训练场)。回塾后，日本的指导学生说，我们和你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可以及时来问。这时塾头(即是舍监)也说，塾就是你们的家，我就是你们的家长，今后咱们和睦相处，你们要听我的管教。他们讲话很简短，但是很严肃吓人。尤其那个日本指导学生面孔阴森可怕。当时，我心中暗想这不是进入“兵营”了吗？这里也不是军官学校，为什么常备着步枪呢?今后就要在日本人的监督下生活了。这是自己忧虑之处。另一方面，由于父亲是铁路司机，一到五十岁时就被免职了，父母多年来由姐姐家奉养，我寄居在叔父家念书。我从国民学校毕业时，连考师道大学都供应不了。所以我只报了官费的“建大”，侥幸地考取了，今天看学校又供应了这么多的东西,自己也暗想今后可以不依赖别人念完大学了,内心也觉得很喜欢的。晚间休息时，原哈尔滨市第三国民高等学校毕业考入建大二期的三位同学肖春浦、马镇山、宗恩吉先后来看我，他们都对我考入“建大”表示庆贺。有人就直接了当地说：咱们可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啊，看看咱们的同胞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来“建大”学习不是为了当“高等官”的，而是为了学习今后能够用得上的知识和本领。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和锻炼，你想看点什么进步的文艺作品可以到我们那里找找有什么可以看的。这样内容的话，现在我还记忆犹新。他们说话的含义，我心中是非常明白的。我心中暗想，在“建大”学习四年的学生竟有这样的思想，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惊，对我教育感受很大。周六晚间的欢迎新生的晚会上，中国的上级同学们唱的歌有“大路”、“我们是开路的先锋”、“满江红”等歌曲。在听到“大家一起流血汗，为了活命，哪管日晒筋骨酸，合力拉绳莫偷赖，团结一心，不怕铁滚重如山……自由大路快筑完”，“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不怕你关山千万重，几千年的化石积成地面的山峰……炸倒了山峰，大路好开工……轰、轰、轰。”这些歌词太激动人心了。我心中暗想这两首歌不是规定为禁歌吗，为什么“建大”的学生敢于这样公开的大唱呢? 过去我虽自学过“满江红”的词,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因此当听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歌词时，我的全身激动了，唤醒了我复仇报国，收复中国的大好山河的决心。注：日本人培养大学生真是舍得投入啊。三、塾的生活与学生的思想状况学校副总长作田庄一说：“塾是学生修养的道场，同时又是日常安居的家庭。”《建国大学塾纲领》规定“塾是在起居之中领会建国精神的真髓，培养为弘扬建国精神而不惜身命的觉悟和信念的道场。”前期各塾都配备一名塾头，都是高等官或教授，负责塾的全面管理工作。由此可见，学校把塾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塾每天的主要活动有那些呢？早五时听到大鼓声起床，整理内务，打扫室内外的卫生。洗漱完毕，由塾值班带队参加校早礼仪式，升日、伪国旗，唱日、伪国歌，向日、伪皇帝遥拜，做自编的“旋转乾坤”的体操和跑步，如有事由校值周通知。其后，回塾静坐十分钟后到自习室奉读《天皇敕语》或《访日回銮训民诏书》，然后自习。每日三餐都有一套礼仪，饮食前齐诵“谢恩歌”，歌词大意是：餐食五谷应虔诚感戴天照大神之恩赐，并当恩谢世人耕耘之收获的辛苦。餐毕齐喊“丰盛的美餐吃足了!”每次出入食堂时要敬礼，因为食堂的正中供奉着天照大神。每天除上、下午上课和训练外都在塾内生活。晚上在自习后，由塾值班点名，向指导学生报告，指导学生或塾头有时训话。其后各自跪坐在睡觉的草垫子上静坐十分钟，完毕后各向自己家乡遥拜，互道就寝休息。塾的生活还要参加全校性的一些活动。每周一要去建国忠灵庙(在学校附近)参拜，在春丁和秋丁去孔庙祀孔，在伪满的建国节和访日回銮宣诏书日也要纪念。对日本的万寿节、纪元节，天长节和明治节也要举行仪式等等。我们每天在日本侵略者的监督下过着日本的生活方式，并做着许多违心的活动。对“建大”塾的活动，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还是做了一定的抵制的。他们在各种遥拜时，心中都在暗想：“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在饭前饭后齐诵中嘴随便动动，嘟嚷几下就过去，心想连饭都吃不饱，还说什么美餐!感谢他妈的什么天照大神!日本人的吃穿用都是从中国掠夺的。在早晚静坐时，中国学生在国亡家恨的处境下，心能静下来吗？而是各想各自的心中之恨。我在参加读书小组之后，每当此时就背诵小组的誓词。最令人不好过的是塾头要求每人每天写一篇日记，要写自己的感想和体会。在“建大”的环境中能够写自己的真实思想吗？如果真写出来早就把你抓为“思想犯”，送你到思想矫正局去矫正了。抓思想犯，只有伪满有这样的法律。所以每天的日记只好胡编一些身边的小事来应付差事。有一次，我坐在大树下看见一些大蚂蚁(实际是蚍蜉)啃树皮。我突然想起“蚍蜉撼大树谈何容易”的成语。我在写日记中就在蚂蚁啃大树的下面又加了几句：我本想站起来一脚把蚂蚁踏死，一想人是万物之灵，就不忍心用脚踏死蚂蚁，而用树枝把蚂蚁拨弄散开了。我的真实用意是以此寓意日本侵略者想吞并中国就是蚍蜉撼大树。其后塾头在看完日记后把我找去谈心，开始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写的日记出了问题。在交谈中不曾想塾头却赞扬我说：你对蚂蚁的态度是对的。中国不是有句成语“忍为高”和“和为贵”么，今后对待什么事情都应当要忍要和为好。他这么一说更令我害怕了，认为他明白我写日记的寓意了。其后，我真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曾想以后对我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也不知道塾头是真不懂，还是装着不懂，还是对我是以观后效呢。后来由于他不担任我塾的塾头，我才逐渐地消失了这个担心。塾头多次在训话中讲过：“建大”是你们很好的学习地方，一定要认真学习学校授予的课程，不要看杂七杂八的书。但是中国同学从入校后就通过同乡或同校的上级同学借看一些进步的小说和书刊，并且在相互要好的同学中传阅。为了防备塾头的检查，总是将这类书刊放在自己随身背着的书包里，睡觉时也是把它放在一头沉的书桌的最下面。校方要求路过“建国忠灵庙” 时必须敬礼。此处有为伪满建国死去的日满人的牌位。这真是莫大的耻辱与嘲笑。中国同学来往该庙时经常是扬长而过。有个塾头叫寺田刚的，在星期日晚八、九点钟躲在暗处查看，看见有一名中国学生路过该庙时未行礼，他把这个同学叫住打了一个耳光，并训斥了一番。其后中国同学为了避免塾头暗查，就从学校北边的小道，沿着南湖边来往着。宁可多走十几分钟路，也不向该庙低头。我们四期生入校后，同学们就纷纷主动地从上级生找到进步的歌曲，由识谱的同学利用下午休息的时间来教唱“满江红”、“毕业歌”、“在松花江上”、“我们是开路的先锋”等歌曲。学好后，我们在塾的座谈晚会中，就是有日本指导学生和塾头在场时，也毫无顾忌地放声高唱这些歌曲。当时，这些进步的歌曲对我们振奋精神，鼓舞斗志，勿忘祖国都起着激励的作用。塾这个“修养的道场”并没有使中国学生领会“建国精神的真髓”和成为“弘扬建国精神而不惜身命”的人，却成了抵制“建国精神”和神道、皇道的战斗者。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些中国学生曾受过中国的教育，通过学习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并目赌着自己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现实，怎能相信塾的宣教：什么满洲是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以及感戴天照大神等等的欺骗宣传呢! 四、教学安排与我的学习态度 “建大”的教学课程是很多的。前期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作业训练、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第二语学等等。后期有：共同训练四种，基础学科八大学科，共30论，专业学科以经济科为例有五大学科，共26论。教学课程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为训练课程，二为学科课程。训练课程有：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包括：剑道、柔道、合气武道、弓道，每人在全面一般学习后，应专学一门)和农事训练。学科课程以经济科为例有：一、一般科目，如经济地理、经济史、经济思想论、经济统计论、经济学论；二、国民经济科目，如生产论、分配论、财政论、东亚经济论等，这是以伪“满洲国”为主之东亚为对象的；三、国民经济论科目，如开拓论、通运论、配给论、保险论等。四、世界经济论科目有世界经济讯论、世界经济发展史。五、补充学科是学习政治科和文教科中之一定科目。从以上对教学课程的简要的列举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日本侵略者为它服务而培养“高等”奴才或帮凶所必须设置的教学课程。对此，中国学生采取怎样的学习态度，是如何抗争的呢。我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确定了如下的态度和对策： (1)自己认为将来有用的就学，并要好好地学。自己对什么是有用的课程，在认识上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我对武道训练是不感兴趣的，采取应付和混的态度。通过上级同学的开导，认识到应该利用“建大”这个场地和有利条件好好学习，一则可以掌握武斗的技能，二则可以锻炼身体，将来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于在认识上的转变，对武道的学习认真起来了,也免得在柔道中被摔和弓道中被打了。另外，我对马术是非常感兴趣的。自己认为如同日本打起来，马术在快速进攻和通讯联络等方面都是特别重要的。因此对马术的学习，虽然每次需要走十多里路去孟家屯的日本兵营练习也感到高兴。开始练习时，常从马身上摔下来，后边的骑马又从自己的身上跃过去，真是又痛又害怕呀。练习后还得刷马和抠马蹄子中的泥土等，也是累得很。但一想到学习骑马的目的就愉快和不累了。 (2)自己认为无用的课程就不学习或想办法逃避学习。如副总长讲的修身道德和“建国精神”，以及其他教授讲的什么神道和皇道等的欺骗说教就不学习。对这类课程的态度，中国学生都早去教室坐在最后边或较后边，让日本学生坐在前面，这样自己可以偷偷看一些革命的书籍。另外，这类课程是不考试的,也为我们偷偷看书造成有利的条件。有的同学还不来教室听课,而到附近的树丛中去看书。 (3)有的课程作为常识性的了解。如前期的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等，后期的经济地理、经济史、分配论、通运论等等，这对扩展知识面和了解日本统治者的经济理论也不无必要。有些课程中要考试,就得学习认真些，但只求及格.对不考试的就可以马虎了。五、日本宪兵队的大逮捕和学生的读书进步活动 1940年12月30日前后，日本统治者对反满抗日人土进行了全东北的大逮捕。即所谓的“12·30”事件。日本宪兵队从“建大”的一、二、三期的中国学生中逮捕了18名。这对校方和学生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因此，副总长作田庄一引咎辞职。从关东军派来一名退役中将尾高龟藏任副总长。他是张鼓峰事件的日本总指挥官。我清楚地记得，在全校师生欢迎大会中，他大讲今后的治校要求。在讲话中他突然厉声喊着，并手指中国学生李××，说：你为什么跪坐的姿式那样的不端正，太不严肃和认真了。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顿。我心中暗想这个东西来了就来一个下马威! 他的治校要求是什么呢，就是贯彻“建国精神”、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要守纪律，严守校规，安心好好学习。在这个欢迎会上，还有一名副教授做了九·一八事变经过的报告。他抹杀事实真相，胡编侵略有理。欢迎会给人们的印象是今后要实行高压政策了。实践证明正是如此。听说尾高副总长来校以后，召开各种会议大讲正肃校规，要加强管理，要监控非法读书活动。有的教授不满军人治校而自动辞职，有的被尾高免职。此时，各塾的塾头也常在塾内留宿，找学生谈话，问这问那，加强监视和暗查。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生之间的交谈是减少了，私传进步书籍更谨慎起来了。但是，在沉寂一段时间后，中国学生并没有被大逮捕所吓倒，更唤醒了对侵略者更大的愤恨，更增强了反抗的意识。各塾的同学读进步书刊的活动，不但活跃起来了，而且有组织的进行了，上期的同学到下期去串联和帮助，在各塾中几乎都有读书小组的活动。第四期生还将一个年级中三个塾的读书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读书会”。现在，将我参加读书小组的经过和活动情况介绍一下。我1941年1月入“建大”学习。第一学年只是从二期生三位同学(原哈市“三高”的上级生)借一些小说看看。如《春》、《秋》、《家》、《八月的乡村》、《彷徨》、《呐喊》、《三民主义》、《中国社会问题论战》等。从中受到一些启迪，增强了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第二学年开始后，二期生的老同学来告诉我说，宪兵队抓了一些中国学生，校内的风声很紧张，今后我们之间的来往要谨慎些，你可以多同指导学生(指中国人的)多联系，免得塾头怀疑。其后我找指导学生贲长铭谈了自己读书的体会。他鼓励我再多读点进步的书就更好了。有一天同塾的王振堂(哈市二高毕业的学生)同我商量，咱们找几个要好的同学组成一个读书小组，大家从各个方面找进步的书籍，再相互传阅，阅读完了之后再到一起交谈一下自己的体会，你看怎么样?当时我就表示赞同。不久，他又来对我说，经过联系咱们塾的赫崇余和孙景熏也赞同我提的办法。这样咱们的读书小组就由四个人组成了，赫崇余认识的同学较多，就由他担任组长吧。对此我也赞同。王振堂还说由于“12·30”事件后，学校对中国学生监管很严，我们要少搞些集体活动，可个别接触交谈个人的读书心得体会，对传阅的书籍要很好保管。事后我才知道，我们的读书小组是在新来的指导学生贲长铭的指导和帮助下组建起来的。读书小组组建后不久，王振堂交给我一个誓词。它的大致内容我记得是：“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后代。自从日寇侵占东北以后，我们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日寇铁蹄的蹂躏。看啊!大众的鲜血染红了锦绣山河；听啊!中华民族的吼声震动了万里长空。现在日寇还在侵占中国的大片土地，并要灭亡中国。我们有热血的青年一定要担起救国的责任，解放我们的同胞，解救中华民族于危亡。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日寇驱逐于鸭绿江之外。光明即将在祖国大地呈现。”王振堂告诉我背会后立即烧掉。我背会了誓词之后，每天在晚间静坐的时间里，于心中默诵着读书小组的誓词。读书小组除了个别接触交谈读书心得外，还举行一次纪念抗战五周年的会。由于7月7日正值放假，故推迟到九·一八那一天在“建大”附近的小树丛中召开。记得首先向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烈士默哀三分钟，然后由孙景熏做主要发言，他介绍了当时的中日战争的情况，讲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和中国青年的使命和决心。其后大家也谈了自己的体会和决心。读书小组成立后，由于大家分头去找书籍，收集到的书也就多了。当时我们争分夺秒地看书，不仅在教室中偷看，有时也逃课跑到小树丛中去看。记得我看过的书有《腐蚀》、《子夜》、《新生》、《灭亡》、《毁灭》、《大众誓言》、《贫乏物语》、《建国大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义论》、《社会科学十二讲》等等。通过阅读这些书籍，不满现实生活的热血在沸腾，向往直接参加祖国抗战之情在增长着。其后，有一天，我们四个聚在一起议论起来，是在这里继续读书呢，还是去抗战的前线大干一场呢?对此，三个人主张后者，一人主张前者。主张前者的理由是：在“建大”可以看到许多进步的书籍，可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同时在同学间可以扩大宣传，这块阵地不应放弃，一旦中国打回来还可以里应外合。主张后者的理由是：这里虽然能够读些书籍，这只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每天提心吊胆的，弄不好，说不上那一天就被宪兵队抓去，那时什么也别想干了。彼此争论一番，各说各的理由，谁也不能说服谁，人各有志嘛，不了了之。我们读书小组的同学也都能利用寒暑假时间，用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对中学的同学、同乡和亲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讲九·一八事变后屠杀人民和义勇军，实行粮食配给制，强迫农民交出荷粮，强占农民良田建立开拓团等等。他们对我们的宣传是信服的，同时也燃烧起他们反满抗日的怒火。1944年初寒假期间，我和几名同学自愿参加去各地工厂、军队放映电影的慰问。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一些日军在战场上的失利情况。我的讲法表面是鼓励要有信心，实际上介绍日军的失利情况。如在鞍山某高射炮部队讲美国B29飞机常来袭击东北，就是欺负我们的高射炮射程打不着它，但要相信我们一定能制造出能打着它的高射炮。现在美军虽然在太平洋战场上夺回去一些地方，当时我列举了一些地名，但这是美军的最后的垂死挣扎。在我讲完之后，我在哈市“三高”的同学史增寿，当时他在这部队当国兵，走到我面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同学讲的内容，使我们知道战场上的一些真情，你讲的意思我们是明白的。不过今后要注意一些为好，人家会认为你在做失败的宣传呢。”我听到老同学的关心的话感到非常愉快。有一天，我同赫崇余交谈。我问他，你去祖国有引路人吗?他说没有。我说我有一个表姐夫是小学教师，在大逮捕中，宪兵队曾去他家抓过他，但他跑了，听说跑到关里去了，表姐现在沈阳住可能知道。赫说可以请假去问问嘛。于是我去表姐家说明来意，表姐说等你放寒假来时再说吧。我回来后将这一情况同赫说了。赫说这不太有把握，咱们还是各自多方联系吧。在寒假前，我到当地的警察署以去北平观光为理由，开出了一张出国证明。放寒假后从姐姐家准备一些钱，告辞了姐姐(她支持我去祖国参加抗战)去找表姐。她告诉我表姐夫现在河北南宫工作，她的出国证明还未办下来，让我先去保定找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学生，让他通知表姐夫去北平的一个学生那里等他。这样，我就到了北平。由于我的出国证明只开到北平，为了去保定就冒着风险又模仿字体在出国证明上又加上保定二字。我到保定后通过那个人通知了表姐夫后，我又回到北平等待他们的到来。几天后表姐和表姐夫都来到北平。表姐夫知道我找他的来意后，对我说：我现在就要到大同去工作，我们全家行走，再带上你一同走很不方便，也有很大的风险，等我们到大同工作安定后再通知你。好在你在“建大”还有进步的书籍可以看，暂时就回去吧。在这种情况下，不给他们添麻烦，我只好返回学校。其后，我接到表姐从大同某小学校来的一封平安家信后，再未接到他们的来信。“8·15”光复后，听说表姐夫在解放军任教，建国前因病逝世了。现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感到当时未能跟他们走成，实在是一件憾事。 1943年春一开学，就没有看见赫崇余和孙景熏回校，“8·15”后才知道他们跑到重庆去了，赫当了军官，孙在高崇民处工作。我们小组只剩下两个人了。贲长铭告诉我们，今后读书小组的工作由三期生王国柱具体指导。其后，王国柱带来两名下级生参加我们的读书小组的活动。由于有些同学在寒假中去处不明，学校的空气又紧张了一阵子。我们的读书小组只是传阅一些书籍，也没有集体开过什么会。1945年开学后，我被指派为前期第八期十一塾的指导学生。我认为这是帮助下级同学的好机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两位同学民族意识很强，在同学间较有影响。我动员他俩分别组建读书小组。可惜，4月初我们四期生就派到公主岭飞机厂去“勤劳奉仕”去了。日本宪兵队用大逮捕镇压爱国人士，学校以整肃校规和严加监控的高压政策统治学校。从1942年至1944年从第四期生中又逮捕了斐世扬和张权等九名同学。但是，中国学生并没有因为大逮捕和高压政策所吓倒，读书组织继续在发展和壮大。在指导学生和上级生的帮助下，五、六期的各塾的读书组织得更加积极和隐蔽而灵活。其后，听说“建大”的学生前后因在“建大”无法活动等原因去祖国直接参加抗战工作的有31名。以聂长林为首的读书组织有几个同学在去祖国之前，以“东北抗日救国团”的名义写了不少传单和标语在长春的闹市区散发，有的还散发到伪满国务院的“八大部”的门前，搅得日本侵略者终日不得安宁。六、“勤劳奉仕”的情况 “勤劳奉仕”翻译为中文就是勤劳效力、勤劳奉上或勤劳奉献。说白了就是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之后，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弄到东北成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它的实权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里，通过伪“满洲国”来发号施令。他们在教育方面不仅用奴化思想宣传教育东北人民，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和“良民”，还用冠冕堂皇的名义——“勤劳奉仕”来利用东北人民的劳动力。可见“勤劳奉仕”纯粹是为日本侵略者效力卖力的。 1940年前伪满洲国在国务院中新设立了一个部——“勤劳奉仕”部，指挥和部署东北的“勤劳奉仕”工作。首先，每年将征兵中检查不合格的人员,当时一般人称之为“国兵漏子”，编为“勤劳奉仕队”，分配到各地从事一定时间(至少一个月)的繁重劳动，政府只供给食宿。从1942年开始为了利用在校的学生作为劳动力，在大、中、小学校中也实行了“勤劳奉仕”制度。中小学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较短些，大都在学校附近，早去晚归做些临时性的劳动。各地大学的“勤劳奉仕”是集体活动，在时间上每次至少一个月，各学校的劳动地址和劳动任务也有所不同，劳动的强度也是很大的。我在伪满建国大学时，共参加过四次“勤劳奉仕”。第一次“勤劳奉仕”在1942年6、7月间，当时全校共有五期的学生，除一期生即将毕业外，其余二、三、四、五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吉林省东宁的森林地区，任务是修筑汽车公路。第二次“勤劳奉仕”在1943年6、7月间，三、四、五、六期的学生都参加了，劳动地址为黑龙江省霍龙门的森林地区，任务也是修筑汽车公路。第三次“勤劳奉仕”在1944年间。我们第四期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永吉县金珠火车站附近，任务为扩建哈大公路，即从哈尔滨至大连的汽车公路。其他各期学生去的地址记不清了。第一、二、三次“勤劳奉仕”的劳动时间均为一个月多些。第四次“勤劳奉仕”在1945年4月初至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我们第四期的学生去的地址为吉林省公主岭市附近的飞机制造工厂。我和另一位同学分配在一个组装车间进行劳动。其后，让我们领着从开原和昌图国民高等学校来的两个班的四年级学生一起劳动。听说第五、六期的学生也参加了“勤劳奉仕”了。有的去沈阳飞机制造厂劳动。现将各次“勤劳奉仕”的主要情况介绍如下：具体的劳动情况。在森林地区就是砍伐森林和修筑汽车公路。就是先用锯在松树的下根部横锯一定的深度，再用利斧在根部的上面砍下一定的斜侧面，然后，用粗大的绳子挂在树的上端，在其左右侧面用人力将松树拉倒在地。待形成一定的距离时，再集中人力清理树根，将树根拉出来。其后，就是平整路面和用圆木桩子(有二人的，有六人的)打压路基，路基的打压以能通行汽车为标准。在公路的一定距离处还要修筑一个能容纳三、四辆汽车的暂停留处，以便汽车能对开过去。这些劳动完全是人工操作，每天消耗的体力是很大的。尤其是在森林中每天很少受到阳光的照射，总感到阴森森的难受，在风雨天更感到凉嗖嗖的。霍龙门地区位于北纬50度左右和兴安岭的高原地带，六、七月间早四点来钟太阳就出来了，晚上九点多钟太阳才下山。因此，我们的“勤劳奉仕”在五点钟就出工，晚七点来钟才能收工，劳动一天下来是筋疲力尽，吃了晚饭就想睡觉。有的同学讽刺地说：这个鬼地方真是使用劳工的“好地方”。在金珠火车站附近的“勤劳奉仕”则是另一番情况，晴天时在强烈的太阳照射下劳动真是闷热难熬，每天尘土飞扬，汗流浃背，满脸上和耳朵中都是灰尘，下工时就变成一个泥土人了。当时公主岭市飞机制造工厂是生产“敢死队”使用的小型战斗机。所谓“敢死队”即当知道有空袭时，它就飞上高空等待对方飞机的到来，一旦发现有对方飞机来到时，就从高空冲向对方飞机而同归于尽。这种飞机外壳是铝板，内壁是木制的，成本较低。我所在的组装车间就是做铝板间的联结的劳动。即一个人在飞机框架外边用电钻将两层铝板打通一个小孔，放上铝钉，由一个人在内部用铁块顶着铝钉，外边的人用电锤再把铝钉打平而固定起来。一架飞机铝板间的联结工作，真不知打了多少铝钉才能完成。每天就是做着这样单纯的劳动。我们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这个车间做套环同铝绳的联结劳动。即把铝绳套在套环糟内，再将铝绳分开小条用编织的工艺，把铝绳同套环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样的铝绳同机翼和机尾相连，是飞行员控制机翼和机尾的动作。这种劳动也是极其单调而死板的劳动。由于这个车间整天总是电锤叮叮铛铛的燥音极大，震耳欲聋令人烦燥难以忍受。这四处的劳动任务都是军事工程，都有日本兵的监督和严格的质量检查，如发现质量稍有不合格的地方，不是挨申斥，就是进行返工。在金珠地区是住在老百姓家中，还可以看看书或玩玩。在东宁、霍龙门森林地区和金珠地区修建汽车公路过程中，中国的学生们都希望天下雨，这样可以不出工了，可以休息一下。不过在森林地区是住在自己架起的帐篷里，一遇到下大雨时，帐篷内就下小雨。一则要躲雨，二则要用盆来接雨，被褥弄得湿乎乎的，几天都不好受。可是，在公主岭飞机厂“勤劳奉仕”中不论有多大的风雨天也得顶着风雨去上工，虽然我们都有雨衣，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都被雨淋湿了。到工厂后即使拧出雨水，裤脚处的衣袜和鞋子还是湿漉漉的。 “勤劳奉仕”的食宿情况。首先，讲一下居住的情况。进入森林地区是没有老百姓的，没有现成的房屋可住。每到一处要在劳动的附近地方找到一处较平坦的地段架起帐篷。这要砍去杂草和林木，用细圆木或树枝子作底层，上面铺上毛草，放上行李作为休息和睡觉的地方。东宁地区森林中各种蛇类较多，有时蛇钻进帐篷内，首先发现的人就要惊呼打蛇，大家就得忙乎一阵子，如在夜间发生这类事，这一夜就很难入睡了。白天还有一种马蜂子，它比蜜蜂大一倍多，是专叮马的蜂，尤其好叮马的鼻子。马要是拴在树上时，马就往树上将它碰死，在行军过程中马就猛叫暴跳和向前跪，拉马的人是很难控制的。如果马蜂子叮在人的身上，立刻就起一个大红包，疼痛难忍，用药后也得几天才能消肿。在东宁和霍龙门森林地区都有满天飞舞的小黑虫，俗称“小咬”，得用树枝或毛巾挥打它。挥打一下，暂时没有了，不一会儿又很快地聚集在一起来袭咬人。小咬叮在脸上、脖子上或手臂上，虽然不太痛，但非常痒痒，用手一挠就红一片，更是痒痒得很，非常烦人也无法防御。后来我们看见日本兵的战斗帽的左右和后面都有半尺长的布条子，其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小咬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只好用毛巾勤挥打了。我们再从饮食情况讲一下：当时伪“满洲国”已经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度了。城镇的中国人的粮食配给是不够吃的。我们在“勤劳奉仕”中配给多少粮食不清楚。每顿饭到伙房领取定量的饭菜总感到不够吃，在森林地区中个人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记得有时只吃用燕麦做的饭，燕麦本来是日本兵喂马的饲料，人吃燕麦饭到口中滑溜溜的，很不好咀嚼，到胃里也不好消化。有时用大豆和高粱米或大米在一起做成饭，大豆煮的也不熟，也是不好消化的。至于蔬菜的供应由于运输困难更是稀少，菜中的油也是很少，吃咸菜的时候是较多的。吃这样的饭菜，每天劳动强度又是那样的大，当时同学们都在青壮年时期，所以在收工前都感到很饥饿。由于居住条件和饮食条件很不好，有不少同学患营养不良症，患腰腿痛、腹泻和感冒等病症。当时因缺医少药，患了病的人一时很难好转。在森林地区只好硬挺着，希望早日结束“勤劳奉仕”回学校去治病。有的人也因在“勤劳奉仕”中患了病，中途休学回家去治疗。（采集时间：2000年6月10-27日。地点：辽宁师范大学。）; 52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转>伪满建国大学: gordon 2012-7-28 00:22; 伪满建国大学旧址位于长春市卫星路６５４３号，占地６５万平方米。现由长春大学使用。比起旁边的新式建筑，伪满建国大学残留的几处房屋显得异常寒酸，但这里曾经是伪满时期的“最高学府”。“建国大学”自建立到解体，历时８年，在世界教育史上可算得上是短命的大学，它的经历也是其他各国大学所不曾有的。伪满建国大学完全是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创办的。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泯灭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目的，大肆推行殖民地教育。他们采取的措施是首先破坏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关闭所有的中国学校。从１９３３年起，日本侵略者就开始创办殖民高等学校，先后创办了为其进行经济掠夺服务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为培养军事骨干和扩大侵略战争而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等一批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学校。为了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关东军认为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培养出大批殖民统治骨干的场所。１９３７年，由关东军第四课（即满洲课）参谋少佐迁正彦拟定了关于创办培养亲日干部的学校??“建国大学”的草案。经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等审核后，于１９３７年２月在新京成立了由１５名各界要人组成的“建国大学创建委员会”，关东军参谋东条英机任委员长，总务厅长官星野直树为副委员长。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于同年７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在“新京军人会馆”召开创建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建国大学令”、“建国大学创立纲要”、“第一批新生选拔要领”、“教授聘请计划”及建校的三个阶段的具体规定。在这次会上确定了校名为“建国大学”，校址选在伪满新京欢喜岭（今南岭）。经过一年紧张的修建，伪满建国大学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２日正式落成，并于同日举行了开学典礼。溥仪为了表示对该校落成的祝贺之意，特颁布敕语，确立了其伪满洲国最高学府的地位。伪满建国大学校长为张景惠，副校长先后为作田庄一博士、尾高龟藏中将。伪满建国大学前后两期，修业年限均为３年。前期一年级入学资格为国民高等学校毕业或者日本学制中等学校四学年修满者；后期为前期进学者或国立大学毕业者。学员均为健康男子，学费由伪满当局负担。伪满建国大学的学生主要是所谓的满洲国家民族者，即：伪满洲国内的日本人、朝鲜人、台湾人、满洲人、蒙古人及白俄罗斯人。学校纪律严明，学生寄宿于学校。学校主要教授政治、经济、文教及其他基础科学，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农事训练。日本人以汉语为必修课，其他人均以日语为必修课。前后两期毕业后，选其优秀者升入该校的大学院，以进行研究专门学术。在前期学习的三年中，以基础教育为主，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要学习历史课３３０节、地理课２２０节、日文课３００节、汉语课３３０节，而军事训练课也很多，高达４３０节。军训课主要进行各种兵种联合训练、战车训练、航空训练等。还有武道训练，主要是柔道、剑道、弓道等，课时共达６９０节，位居各种课程之首。伪满建国大学招考新生，每年都早于其他各大学，而且报考手续繁杂，要求高，考试选拔也比较严格。考试先后共经过两次：首次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主要有口试、审查及体检。考生审查主要是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品德进行专门的考查，每个新生入学前都要经过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等进行非公开的严格检查，合格后方可入学。其合格的标准是学生除了知道日本和“满洲国”为其“祖国”外，不许有任何的祖国观念，更不准认为自己是中国人。１９４３年，伪满建国大学将前期三年改成二年半，原因是毕业的学生要到伪满大同学院受训３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伪满洲国各大学的学制均缩短，只有伪满建国大学学制仍保持六年。伪满建国大学是专门培养效忠顺从侵略者的奴才学校，所以其地位极为特殊。一般学校归属国务院下设的文教部，而建国大学则直接由伪满国务院管辖，行政级别与伪文教部平行。一般大学校长均由伪满文教部大臣任命，而伪满建国大学校长则由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兼任，大学的人事、财务都归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直接管辖。伪满建国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之一就是协和会职员。在伪满建国大学章程总则中规定：“建国大学的学生是实现协和理念的同志”，学生入校后必须加入协和会。在学校内还成立了协和分会，负责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伪满建国大学把副校长作田庄一编写的《满洲建国原则和意义》一书作教材，该书极力宣扬日本的“大陆政策”，成了该校学生思想教育的主要教材。此外，协和会还经常派人到学校讲学，学生在课余时间也经常到协和会去实习，毕业后约有五分之一被分配到各级协和会工作。伪满协和会是向东北人民灌输“建国精神”的反动政治中心，而“建国大学”的宗旨是培养深刻领会“建国精神”的殖民统治骨干力量的基地，这就使二者相辅相成，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两大支柱。１９４３年６月１２日，伪满建国大学举行了该校首届毕业典礼。伪满皇帝溥仪亲自为毕业生颁发证书。此外，这所大学还是许多“重要人物”访问伪满洲国时的必到之处。如裕仁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高松宫宣仁、三笠宫及李王垠殿下、闲院宫殿下等，就曾先后到该校视察。伪满建国大学历时８年，共有８届学生入学，总数约１３００余人，其中日本学生占一多半，中国学生占三分之一，朝鲜、白俄罗斯学生占少数。总共毕业三届学生，这些人被分配到伪满政府各级部门、协和会各级组织、军需会社、满铁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心甘情愿地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直到１９４５年８月，随着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伪满建国大学也结束了它的罪恶使命。国民党统治时期，这里又被长春大学农学院使用。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于１９４９年在这里建立了长春工业会计统计专门学校，这就是长春大学的最早前身。１９５４年根据院系调整的精神，改为长春工业计划经济学校。到１９５８年，为国家培养输送了３８００余名经济管理专门人才，遍布全国各大中型工业企业，现在大都成为企业经济管理的骨干。１９５８年学校下放吉林省，改为长春冶金专科学校；１９６０年又与吉林工大矿冶系合并，组建省属吉林矿冶学院，以本科为主，附设中专。办学４年为国家输送了３０００余名管理和技术人才。１９６２年贯彻“八字方针”调整院校，改为吉林省工业学校，直到“文化大革命”学校遭到严重破坏，校舍被工厂占用，改为厂办“五七技校”。省工业学校累计为国家输送２５００余名专业技术人才。１９７２年学校才恢复并改名为吉林省机械工业学校，到１９８３年改为吉林机电专科学校之前，为国家输送培养了２２００余名专业技术人才。１９８７年６月，由吉林机电专科学校、吉林科技大学、长春外国语专科学校、长春职业大学等４所高校合并而成为现在的长春大学。; 37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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