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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权力的积木7：暴力的垄断（转）: 热度 3 gordon 2016-1-2 20:16; 马克斯·韦伯（Max Webb）将国家定义为一种垄断暴力的实体，即，它宣称在其领地内，只有它自己或经它允许，才能合法的使用暴力；这一定义（或至少作为判别标准之一）被政治学家普遍采纳，它确实抓住了国家的核心特征，对暴力的垄断，是私人武装组织向国家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假如一个社会始终没有任何组织能做到这一点，它便处于无政府状态。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出于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当武装组织从特定劫掠对象那里榨取财富时，假如他预期这是与对方的最后一次遭遇，那么最优策略便是洗劫一空，但是由于活动范围总是受限于地理、交通和生态条件，劫掠者往往只能从十分有限的一群受害者那里渔利，此时，竭泽而渔，毁坏潜在劫掠对象的生计，或将其吓跑，皆非最佳策略。这一点和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就政府税收政策所提出的一条原理类似：当税率从低水平提升时，税入增加，但税率提升同时也在削弱税基，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继续提高税率反而会减少税入；同样，在长期劫掠/勒索关系中，也存在一个相当于拉弗极限的最优剥削策略。然而，要实施最优剥削策略，就必须垄断暴力，否则，你不竭泽而渔，别人也会，你精心呵护税基，结果却只是让竞争者占了便宜；为了避免这种特殊的公地悲剧，武装组织就需要在其势力范围内排除竞争者，从而将公地私有化，变成专属领地。一旦垄断地位建立起来，这些组织的行为模式也随之而改变，索取定期贡赋将取代机会主义的劫掠行动，因为定期收保护费比伺机劫掠省事多了，遭遇的反抗也少得多，对于无力保护自己的弱者，纳贡也好过整日担惊受怕、生死难卜，固定的纳贡-保护关系对双方都是更有效率的安排，它避免了对抗所造成的阻值耗散，当然，这一安排的道德含义则另当别论。实际上，取得优势地位的武装组织，只要有机会，总是会谋求在自己地盘内垄断暴力并建立此类纳贡保护关系，尽管我们很难追溯国家起源之前的这段发展，但从那些因各种原因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中，可以看到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其中被研究的最多的一个例子，是西西里黑手党。西西里的历史是被一连串形形色色的外来政权轮番转手的过程，就像一个成长过程中换了十几次爹妈的苦命孩子，民众对政权历来深怀疏离感和不信任；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推行的土地改革逐渐瓦解了原有的封建体系，特别是长子继承制的废除，导致贵族的大地产不断分割，经过两代人之后，西西里的土地主数量从两千增加到了两万，和土地贵族相比，这些小地产主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保留他们的私人武装以维持地方秩序。 1860年的加里波第革命给了西西里本已脆弱不堪的社会秩序以致命一击，一时盗贼蜂起，但混乱并未持续太久，一种新型组织很快扮演起了地方秩序维护者的角色，它通常由一位权势人物（主要是早先替贵族打理地产的管家）网罗数十位追随者，组成恩主-门客关系，向当地土地主和商户勒索保护费，同时替他们防范盗贼，摆平争端，以及对抗政府管制和逃避关税。如同其他黑社会组织一样，明确领地边界并在边界内实施垄断，是每个黑手党的头号诉求，领地之争也是各黑手党组织（名为“家族”，其实并非血缘组织）之间时而发生火并的主要原因；最常见的领地纷争，发生在一个家族为执行其保护任务而需要进入另一家族领地打击盗贼时，或者当某家族首领身亡，其旧“客户”安全信心动摇，转而向其他家族寻求保护时；为了减少领地纠纷，各黑手党家族还组成了被称为“委员会”的协调机构。垄断暴力有着重要的制度含义，它迫使垄断者不得不扮演起纠纷裁决者的角色，而同时禁止针对其客户的同态复仇和自我执行等传统自力救济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很难和普通攻击或勒索行动区分开来，而后两种都是对他本人的直接挑战；比如甲从乙店里强行拿走几袋面粉，说是乙欠他的，于是乙向收了他保护费的丙求助，此时丙就必须查明实情之后才能决定如何行事，特别是当甲也是他的客户时，更不能单听偏信。然而，等到自力救济既已发生，再要查明真相并实施矫正，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而且自力救济往往会发展成轮番报复和血仇循环，造成大量不可逆的后果，最初的是非曲直早已湮没于漫长纷争之中，后果更是无从矫正，如此一来，组织所提供的保护便失去了可信度，所以，可行的做法是干脆禁止自力救济（当然会有一些必要的豁免，比如紧急情况下的自卫），一切纠纷必须提交保护者裁决后才可实施矫正行动。这样，保护组织便承担起了一种司法职能，它不同于传统部落社会常见的司法机制，后者的仲裁结果通常没有强制性，其约束力仅仅来自熟人社会的道德压力，因为这些社会缺乏拥有压倒性武力的组织可为裁决提供执行力，而且即便有这能力也未必有意愿，因为强制执行总要得罪一方，而社会秩序和其他公共品一样，大家都希望搭便车，却不愿为维护它而付出高昂代价，但垄断性保护组织就不同了，领地内的秩序直接关系到保护费收益，同时他也拥有执行能力。对暴力的垄断不仅表现为抵御外部攻击和压制内部冲突，也体现在对 “对外攻击行动” 的约束上，因为攻击会招致报复，而报复行动常无差别的落在整个群体头上，这既抬高了保护成本，也会破坏保护组织与邻近组织的友好关系，从而危及其领地控制，所以只有符合组织外交策略的对外攻击才会被允许，假如没有这样的约束力，外交策略便无法展开；那个人人都是战士，谁都可以自由组队、自主选择对象发起攻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正如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所分析那样的，在某一群体内取得支配地位的保护组织，为了有效履行其保护责任，不得不约束所有群体成员的行为，无论是不是向其缴纳保护费的客户；结果，无论出于裁决纠纷的需要，还是约束行动的需要，保护组织必须向群体成员施加一套行为规范，它将部分取代原先由自发协调所形成的社会习俗。至此为止，政治学家用于识别一个国家的那些元素，已逐一就绪了：一个职业化的统治团队，一块边界明确的领地，对暴力的垄断，常规化的财政来源，向社会成员施加一套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系统；从霍布斯自然状态中，巨人利维坦正森然浮现。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自由人自愿向利维坦让渡权利这样的事情，只有威胁和恐惧之下基于利益考虑所达成的均衡，一些社会契约论所宣称的让渡契约，只是基于后来才出现的政治伦理，为将国家起源过程合理化而作出的理论虚构，这些伦理原则显然不存在于前国家社会，因而不可能被用来规范最初的让渡和缔约过程，相反，它们是国家所建立的和平秩序长期持续的结果，有些甚至只是近代化过程的新近产物。国家的诞生改变了社会结构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将大型社会的组织从社会关系协调问题转变成了政治组织和控制经营问题，统治团队无须与被统治的各群体保持熟人关系，只须通过定期征收赋税、裁决纠纷和惩罚叛逆来反复宣示统治权，在文官系统建立起来之后，核心权力集团甚至无须与下层官僚保持熟人关系，只须确保他们既可履行职责又不掌握武力即可。只要能组建起一个紧密合作且拥有压倒性武力的统治团队，便可通过征服既有的、已经略具规模的定居社会而创建大型国家；在15世纪以前，秘鲁高原从未有过比酋邦更大的政治实体，每个酋邦约几万人，印加帝国的创建者只用了数十年时间，便逐个征服了这些酋邦，建立了一个拥有上百万平方公里领土、上千万臣民的帝国，这还是在没有车马和文字的条件下做到的。在有了更强大的武器（特别是进攻武器）、更好的交通和通信工具、基于文字的更高效管理与控制手段之后，征服将更迅速，统治也更有效，所以，伴随着每一次重大技术和组织创新，就会有一轮大型国家创建运动，秦灭六国从长平之战算起也只用了40年，最后决战只花了10年，成吉思汗家族在三代之内就征服了大半个文明世界，如此快速而大跨度的征服，说明征服者根本不需要和被征服者具有文化同质性，而这是以往维系社会的必要纽带。大型国家在其广阔领地中所建立的和平秩序，将众多小社会连结成了大社会，尽管占人口多数（常有90%左右）的农民仍生活在村镇庄园等小型熟人社会，但和平条件下变得更繁荣的分工和贸易，也孕育了许多更具流动性的专业阶层，武士、文官、行商、工匠、艺人，其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都突破了旧有的社区边界和家族结构，他们不仅在各社群之间建立了交流网络和联系纽带，也创造了一种全国范围的共同文化和通用语。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兴起演示了这一效果，士最初源自那些在宗法制下难有出头机会的诸侯幼子们，因为长子继承制，幼支小宗的地位随世代更替而不断跌落，特别是当土地充分开发、领地扩张也达到极限之后，次级分封无法继续，小宗子弟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必须发展某种专业技能，以求服务于某位领主。早期的士大多是武士，因为武人是最早分化出的专业阶层，但逐渐的，他们发现还有众多专业技能可以发展，于是有了文士、谋士、策士、术士、方士……，最终形成所谓诸子百家；得益于贵族之间广泛的姻亲关系，他们都能在各国找到接待和庇护者，有能力周游列国寻找效力机会，因而这一阶层变得极具流动性，到战国时，他们已在各国取代世袭公卿的地位，也正是在此期间，该阶层创造并代表了华夏共同文化和民族认同。; 250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马克斯·鲍尔 —— 中国军事崛起的开始: 热度 2 gordon 2014-11-30 01:30; 马克斯·鲍尔作为蒋介石军事顾问团第一任总顾问，他并不是一个军事专家，而是一个军工专家。曾经发明 42公分口径的大炮。他隶属德军总参谋部第二部（1909），也就是行军与动员部（德语翻译的）。军队最重要的任务——动员和展开由第二处(德国处)负责，该处与铁道处共同隶属于第一军需长即作战部长。他是鲁登道夫手下的，查鲁登道夫的资料，这个应该是负责训练和动员的第二处。 1919年春，鲁登道夫返回德国。他拥护极右翼的政策，信奉异乎寻常的北欧日尔曼民族的宗教，并极端敌视现有政权。他参加了所谓的“民族俱乐部”，计划消灭魏玛共和国和建立军事独裁，为此参与组织了1920年3月的卡普暴动。马克斯·鲍尔是卡普暴动的其中一员。1924年夏，宣誓不在德国境内从事政治活动，获得特赦。鲍尔和德国国防部的过节很深，由于国防部对他的不信任，导致他在红军与德国国防部之间的军建合作计划中毫无地位，仅三月余即遭俄方解聘。 1929年三月他还致信俞大维，痛斥德国国防部。在得不到德国外交部的支持与不愿同德国国防部合作的情况下，鲍尔转而拉拢德国工业界人士。第三任总顾问佛采尔，主要起到作战处长的作用。佛采尔对军工生产并无兴趣。法肯豪森，给中国的建议是 “快速轻装” 部队。苏联顾问在的时候，提出了 “三三制” ，都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类似建议。苏军可不是 “三三制” 一比较就知道马克斯·鲍尔对于中国的重要了，稀缺嘛注：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来，鲍尔对中国的意义巨大。 1926年，朱家骅原争取埃里希·鲁登道夫，因《凡尔赛条约》之故，改派退役校级军官以 “工业顾问”身份担任，而非“军事顾问” ，适曾参与1920年的卡普政变而被放逐。拾到黄金了，呵呵他是个炮兵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超级大炮的。苏联也不需要他这种人。中国需要，如饥似渴，尤其是涉及到动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 德国总参谋部第二处德国总参谋部负责动员的职能部门，其前身是米夫林时期设立的总参谋部负责组织、训练、演习、制定动员和进军计划的“第 2 主师”。 1857 年 10 月 19 日，赫尔姆特•冯•毛奇接任总参谋长后，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改组，将以前的“师”改称为“处”，其中第 2 处仍负责动员事务，同时“负责德国本土和南方的瑞士、意大利事务”。从 1864 年至 1871 年，普鲁士接连打了三场战争，即普丹战争（ 1864 年）、普奥战争（ 1866 年）和普法战争（ 1870 年）。在这些战争中，普军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军事动员能力，成为取胜这些战争的重要原因，普军的动员也因此享誉海内外，为众多国家所效法。 1888 年 8 月 10 日，年近 88 岁高龄的毛奇辞去了大总参谋部总参谋长职务，将职务移交给了瓦德西。瓦德西在毛奇的基础上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将各处的职能进行合并由一位军需总监负责，如原第 2 处和铁道处合并为“进军处”，由军需总监负责，全权负责动员计划制定和实施，原第 1 处和第 3 处由第三军需长负责，制定东西两线的作战计划，而战史和测绘部门仍直属于总参谋长。　　从组织上看，1870～1871年战争后出现了一系列变化。柏林的大总参谋部，这个帝国最高军事筹划机构，除负责交通、铁道、电报的部队和新出现的飞艇部队外，并没有自己的部队，也没有指挥权和监督权。自1872年，总参谋部有了自己的军事学院，是军队的最高训练教育场所，直接隶属于总参谋长。负责处理动员和进军事宜的铁道处与第二处 ( 德国处) 合并，由一名军需长负责，成为总参谋部最重要的一个机构。三角处与地形测量处于1875年合并，由一名“地面测量主任”领导。当时，总参谋部还拥有德国测量学领域最杰出的代表，即负责制图的领导奥斯卡·施赖贝尔中将，以及赫尔曼·布德少校，他后来成了普鲁士负责公共事务的大臣和帝国铁道管理局局长，是一位精通铁道事务的专家。为处理总参谋部的人事工作，还专门增设了一个直属总参谋长的“中央处”。原来负责开进、动员、外国要塞、外国军队等事宜的处合并为一个处，统由一名军需长主管。最初，总参谋部只有三名军需长。　　在施利芬离职时，总参谋部编有1名军需总监，4名军需长，以及102名军官。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鲁登道夫少校在第二处(德国处)供职，格勒纳上尉在铁道处工作。此时，有多一半的军官毕业于文科中学，只有20%是旧时候补军官学校的学生，其中自然包括最著名的人物埃里希·鲁登道夫，他当时还是一个无名之辈。　　像历史上许多罕见的现象一样，施利芬没有为自己培养一位继承人。后来任魏玛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格勒纳认为，当时总参谋部训练的主要失误在于缺乏对技术发展的认识。机枪、汽车、飞机和飞船为人们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勒纳自己、施利芬的继任者小毛奇、鲁登道夫及其后来的同事、好友乌克斯·鲍尔上校均属例外。鲍尔当时已经致力于引进现代化的、用机械牵引的420毫米重型臼炮。在《耶拿还是色当》一书中，弗朗茨·亚当·拜尔来茵向典型的忠于职守的老派军官冯·韦格施泰特上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施利芬的名字不如毛奇那么响亮？很显然，对这一点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其实没有任何原因，只是他没有成功……” ********************************************************************************** 德国420毫米重型臼炮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k0MjEyMTU2/v.swf ********************************************************************************** 榴弹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三个月中，每当德法两军战斗开始故事的发展都差不多，法国炮兵可以发射得更远、更快也更准，有的时候碰巧可以让德国佬的进攻暂时停顿下来，但是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中对整个战局的影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德国炮兵在火炮性能上赢不过法国对手，不过他们却有一个优点──在战场上有这个优点就够了──就是德国炮兵总是能把他们的炮弹送到战场上最关键的地方，而他们的法国同行却总是找不出一个好方法，让自己与步兵间协调合作。德国人除了证明了他们的准则优越与训练札实外，在火炮科技上其实并非一无是处，所有的观察家都必须承认一点，那就是德军在榴弹炮科技上的创新，正一步一步改变着炮兵发展的潮流。在1914年的机动战中，德军榴弹炮多半可以在「75小姐」射程外把法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而即便是进入了法国人的射程内，德国炮手也多能把握住隐蔽阵地与钢制防盾的优势，对法兰西的榴散弹攻击几乎可以免疫。相对来说法军75速射炮的弹道比德国榴弹炮更平直，更难利用反斜面阵地或躲在地形地物后面来保护自己。而当1914年秋天来临时，西欧战场运动战阶段结束转而进入静态阵地战阶段，此时德军榴弹炮的多才多艺与庞大数量让战场上的天平日益倾向德国人那一边。榴弹炮最显著的优势是「弹头重／全炮弹重」比例，其次是不那么重要但是更容易被发现的是「射击远距离目标的准确度」。炮身装设在炮架上，而在使用相同炮架下，装置榴弹炮时口径可以更大。举例来说在1916年时美军所使用的3吋速射炮（76.2毫米口径）炮架与3.8吋榴弹炮（96毫米）两者炮架的重量几乎相同；但是前者所发射的炮弹重14磅，而后者为30磅，整整多出前者一倍。同样地美军4.7吋加农炮与6吋榴弹炮两者的炮架重量也相似，但是前者的弹重为60磅、后者为120磅。炮弹重量更大意味着炮弹的体积更大，可以装更多的火药、更可以破裂出更多的碎片，不仅在直接命中的时候破坏性更强，就算没有命中只是接近弹时，更强烈的暴风与震波也能造成壕沟与工事更多结构上的损害。即使在一次大战时榴弹炮的射速没办法赶上速射炮／加农炮，但是战场上的法则很简单，谁可以最有效地打击敌人、谁就是最有效的武器。榴弹炮射击精确度的实验结果在1916年的「野战炮兵期刊（FieldArtilleryJournal）」中有清楚的描述。在相同距离下美国陆军利用3 吋速射炮与4.7吋（120毫米）榴弹炮射击相同大小的目标（目标是一小段战壕），看看从开始射击起到两者「直接命中」目标的数量相同时为止，两者平均要使用多少发炮弹──答案是速射炮所需要的炮弹数量平均值是榴弹炮的两倍以上。榴弹炮最有效的距离是2,000～3,000公尺，在这个范围内速射炮击中目标所需要的弹数是榴弹炮的2.5倍。在1916年秋天美国陆军公布上述实验结果之前，欧洲各国陆军早就在大战的第一个冬天的艰苦胜利中得到类似的经验。虽然大家都知道手中的速射炮在战场上不堪用，但是受限于战前各国的战术思想与工业实力，没有人有能力换掉手中大量的速射炮来追寻德国人的脚步。在1914年10月，法国战争部部长第一次公开地承认他们需要一种更具威力的武器来取代75速射炮，但是在法国陆军守旧派势力的影响下，法国人的策略居然是大量生产19世纪末设计一系列「deBange」加农炮与榴弹炮──那是老旧过时的、专门设计来法国人正在生产着性能超过德国设计的155与105口径榴弹炮，但那居然是要外销给保加利亚的。法军对榴弹炮的抗拒心理可以追溯到法军引入75速射炮，由于75速射炮优越的性能，在法军炮兵中形成了一个学派认为75速射炮足以因应步兵师、步兵军可能面对的所有状况。至于德军105榴弹炮优异的表现，此学派认为不过是德国人的77速射炮性能太差，不得不引进此种武器来弥补本身炮兵火力的弱点。早在1911年法国的「反榴弹炮学派」就已经发行了本小册子，详列出所有速射炮的优点与榴弹炮的缺点。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由于速射炮的射速高、弹道平伸，是所有武器中最好的榴散弹发射工具。当对抗敌人炮兵的时候，速射炮更可以有效地压制敌人。而就算是敌人榴弹炮阵地躲在反斜面后面，这本小册子中指出只要山坡的坡度小于9度，速射炮就可以有效地击中目标。让榴弹炮支持者吐一口怨气的第一个实例发生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当时法军观察家发现隐藏在隐蔽物后方的速射炮阵地通常可以有效击溃部署在空旷地的速射炮阵地，而只要速射炮部署在挖掘好的野战工事，几乎就可以完全抵挡敌方榴散弹炮火。另外一个重要的观察结果是榴弹炮的优点在炮弹威力，而不是在于榴弹炮较高的弹道。当法军高层阅读这些报告后，结论并不是他们需要榴弹炮，而是想办法让75速射炮炮弹的威力加大。在一时间无法克服技术问题的情况下，法军先将原本分散在要塞炮兵部队中的各种155、120口径的加农炮、榴弹炮们──除了一种155榴炮属于新式设计外，其他都是19世纪留下的古董 ──凑在一起，组成5个重炮兵团。在来自德国的情资与巴尔干战争经验影响下，法国战争部在年度预算中编列经费打算采购轻榴弹炮，以组成一支专业的「反榴弹炮炮兵」。在任何民主国家中要采购武器都必须经过国会这一关，而传统上法国国会对于军方采购武器的要求都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但是这次不然──「反榴弹炮学派」的游说赢了，法国国会拒绝拨款采购新型的轻榴弹炮。「反榴弹炮学派」更进一步说服了国会拨款将大量库存的75毫米炮弹进行改良，以便进行高角度射击。法国的盟友比利时与意大利同样拒绝采用轻榴弹炮，受到法国的观点影响，他们同样只把榴弹炮部署在军团炮兵中。不过在比利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比利时国会最后同意了让陆军采购榴弹炮，却为了要采购哪种口径的榴弹炮辩论不休。其他第一流及第二流的强权，如塞尔维亚与希腊则完全不受法国影响，毕竟战场是现实又残酷的，赶快把手中的法制75速射炮换成口径100到122毫米的轻榴弹炮才是合理的做法。俄国人自己在日俄战争中尝到了榴弹炮的甜头，但是受限于国家财政没办法一下子采购足够数量的榴弹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勉强能够在每个军团中设一个有12门122轻榴弹炮的炮营。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英国──则是从来没有忘记榴弹炮，基于之前在南非的经验，到1911年的时候英军在每一个在法国的远征军步兵师中都部署了18门新式的4.5吋（114公厘）榴弹炮。英国远征军并没有向本土防卫军般有着军团炮兵的组织，因此也就没有本土防卫军炮兵的60磅（127毫米）榴弹炮。在战争爆发前夕只有德国陆军在师及军的层级都拥有完整的榴弹炮部队，在当时德军步兵师全部拥有的3,300门火炮中有954门为轻榴弹炮，占了1/4强。之后随着德国开始动员，但榴弹炮生产速度赶不及步兵师数目大量增加速度，轻榴弹炮在德军步兵师火炮中的比例稍有下降，到1914年战争爆发时约占总数的 1/6。在轻榴弹炮上的优势由德军在重型榴弹炮上的优势增强。德军在1914年拥有416门可与法军最新式榴弹炮匹敌的150榴弹炮，虽然这些火炮名义上属于要塞炮兵部队，但德军把每四个炮连编成一个重榴弹炮营、让他们机动化，并且在每一个现役的步兵军中都部署了一个。在1914年的时候德国现役步兵军中并没有设置军炮兵指挥官，因此这些个重榴弹炮营都直接配属给步兵军中两个步兵师某一师的炮兵旅。轻榴弹炮满足了德军炮兵军官想要摧毁躲在掩体中敌人步兵、炮兵的渴望，造在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德国观察家就发现到，就算速射炮发射高爆弹也无法消灭躲在掩体中的敌人。经过长久实验德军在1898年采用105口径的轻型榴弹炮，而在1909年进一步改良了这种武器的制退机构。当轻榴弹炮首次被引进德国陆军时，战争部的计划是将当时德军步兵军所属的８个炮兵营中的一个改成榴弹炮营。但在1905年德军仔细分析了1897年希土战争、波尔战争、八国联军及日俄战争的战例，深信增加榴弹炮的数量将为德国在未来战争中带来极大的利益。自此德军开始了榴弹炮倍增计划，让每个步兵师都能拥有一个由18门榴弹炮组成的炮兵营。德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重榴弹炮的领导国家，很大部分必须归功于德军内部不同学派的论战。早在1891年希里芬担任参谋总长的时候，由于希里芬计划中的一个关键性成功因素是克服法国与比利时境内要塞的速度，因此要塞炮兵势力在希里芬的刻意培植下大幅扩张。而基于要塞炮兵的专业背景与希里芬计划的需要，大量重型的长程加农炮与榴弹炮走出了要塞，成为希里芬脑海中「加强右翼力量」的重要一环。而为了有效地将这些大家伙搬到前线去，希里芬计划中甚至规划了详细的动员计划，以便征用足够的民间马匹来拖曳这些火炮。虽然希理芬与他的要塞炮兵支持者们想尽办法增加火力，各步兵军的军长们还是不断地试图在德皇面前进言反对这样的计划。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与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德军胜利都是靠着他们优异的作战机动能力。这样的机动能力一方面要归功老毛奇所率领的参谋本部优异的铁路后勤作业能力，另一方面则需归功给步兵的双脚与马匹们，德军倚靠着他们强健的体魄与坚忍精神，永远可以在离开铁路终点站之后先敌军一步运动到敌军到不了的地方。德军军长们担心大量的重型火炮不但会让士兵与动物们丧失过多的体能，更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交通阻塞；拖曳重炮时消耗大量体力的马匹需要更多的饲料，也会让轻炮兵与骑兵部队的马匹没有东西可吃。在实兵演习中发现拖曳重炮的马匹更会流失大量汗水，让急行军中的部队需要不断地寻找、运输清水给这些可怜的动物。不断的兵棋推演与实兵演习让德皇体会到真正会让德军速度减慢的不是重炮，而是法国人可恶的要塞。在1900年一次实兵演习的讲评中，德皇亲自下令陆军需要在野战炮兵中装备105毫米口径「轻榴弹炮」，在要塞炮兵单位中装备150毫米口径「重榴弹炮」。受到要塞炮兵传统的影响，德军重榴弹炮使用高爆弹作为主要的武器。在配备了延迟引信后，这种炮弹可以有效地穿透攻势的水泥顶部后在工事内部爆炸。虽然这种炮弹主要是为了摧毁物资而设计，但是其震波对一定距离内的人体有着相当强的杀伤效果。在对付空旷地上的部队时，德军最初为各种口径的榴弹炮配发了榴散弹。同时德军也为105榴弹炮设计了「通用弹」──减少高爆弹弹体内的火药量，并且加入了一些金属散弹。这种炮弹可以使用定时引信空炸、利用触发引信表面炸，或利用延迟引信来穿透炸。而自1905年起，这种「通用弹」是一次大战前德军轻榴弹炮唯一的炮弹弹种。就像历史上在承平时期设计的各式各样通用武器一样，德军的「通用弹」在一战爆发后也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一种武器。在高爆弹里面加装金属散弹让整枚炮弹造价高昂且加工不易，而减少火药后让炮弹的高爆效果大幅下降。想要同时得到两种效果的结果是两种目的的成效都很差，因此在1918年8月战争爆发后，德军很快就恢复生产高爆弹与榴散弹两种炮弹，而不再生产这种通用弹。虽然有着这样炮弹上的缺点，但却丝毫不减损德军105与150榴炮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事实。当俄国人忙着与奥匈帝国纠缠、比利时人退守国家的中枢要地、英国人忙着重建他们的迷你陆军，法国人则忙着沿着德军前线筑起战壕──这意味着德国人独享着榴弹炮所带来的一切好处。当德军的榴弹炮把法国人的壕沟开肠破肚的时候，法国人的75速射炮只能勉强骚扰壕沟中德军的好梦。榴弹炮惊人的威力让法军在被炮击时常常惊慌失措地逃离他们浅浅的壕沟──只可惜德国人没有足够的炮弹来歼灭法国部队，或是把局部的胜利扩张让战场恢复机动。战场上的胜利让德国领导人们更坚信榴弹炮的力量。举例来说，当在1914年10月德国建立他们战争爆发后第一个新的步兵师的时候，这个步兵师──没有足够的骑兵、没有足够的机枪、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没有足够的火炮──但是在这个步兵师中榴弹炮与速射炮之间的比例，由战前步兵师的1：3提升到了1：2。而等到战争爆发后成立的第二批步兵师──1914年12月成立──这个比例更进一步提高，不但在步兵师中105榴炮与速射炮的比例提高到1：1，每个步兵师中更多了一个由8门150榴炮组成的建置重榴弹炮营。要生产足够榴弹炮来装备新成立的步兵师比较容易，但要生产大量榴弹炮来取代数百个既有步兵师中的速射炮比较困难，1915年3月德国战争部重整了所有的步兵师，在新的编装表中每个步兵师有一个炮兵团──由两个速射炮营与一个轻榴弹炮营组成──而在经过了两年的拼命生产，德军终于可以让每个步兵师中105轻榴弹炮与速射炮数目的比例达到1：2。直到1917年下半年之前，在每个德军步兵师中重炮兵──包括重榴弹炮──所占的比例都还不显著。从战争开始起，每个月德军高层可以临时配属给各步兵师的重炮数量都不断地增加，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军总共有148个重炮连，其中104个是配属给各步兵军的重榴弹炮连，其他的则是210毫米榴弹炮与280、 305、420毫米口径臼炮及原本希望可以用来摧毁敌人要塞的100毫米口径加农炮。在战时动员生产之下，到1915年底德军重炮连的数量已经从原本的 148增加到了1,380个炮连，成长到了10倍。注：这下把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搞明白了。机动性和协同能力非常重要。就是刘伯承元帅强调的 “合同战术” 。中国当年应该对鲍尔很满意，当时中国对于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时期的经验。为了同一 “ 目的 ” 的两种方法：甲午战争，日本为了机动选择了易于拆卸驮运的山炮；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为了机动，选择了威力巨大的榴弹炮。 ********************************************************************************** 德国总参谋部的问题，毛奇应该负责毛奇将以“概略命令”实施指挥的方法发展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他在教育培养新一代军官的过程中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即抛弃了沙恩霍斯特要做“政治”军官的理想，取消了军事学院广泛的普通课程，一心要造就素质一流的军事专家。对于军队而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军事学院教学计划的改变，在沙恩霍斯特时代所形成的良好的、涉猎面广泛的普通教育被毛奇否定了。在毛奇看来，近代战争要求一流的军事专家，而且只能是经过纯粹军事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德国参谋部这帮人本身就很保守，他们稍微进步一点，是因为 1848年革命。理解德国参谋部的一些情况，就比较容易理解马克斯·鲍尔，他是保守群体里面相对进步的一个人。正好蒋介石刚和苏联合作过，所以一拍即合。经常与毛奇发生意见分歧并遭毛奇指责的俾斯麦，创造了一个恶意的词：“神人”。后来，这个词汇就与总参谋部形影不离。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不能怪李德。很可能他从学校里学的就是如此。; 7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你根本看不清时代的洪流（转）: 热度 3 gordon 2014-11-17 05:56; 谨以此文纪念马克斯·韦伯（1864-1920）诞辰150周年一、知天命 “我们每获得一个胜利，距离和平也就远了一步。”1915年10月1日，马克斯·韦伯在被德军占领的布鲁塞尔写下了这句话（《韦伯传》，第413页）。此时，一战进入第二年，前方频频传来捷报：在东线，俄国人损失170多万人，被德军逐出了立陶宛、波兰、西加里西亚和匈牙利，被迫退到里加湾到德涅斯特河一线。即便尼古拉二世御驾亲征，也改变不了俄军的命运；在西线，德军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抵挡住了协约国在香巴尼和阿杜瓦的两轮攻势，并开始着手反攻；土耳其击败了英法联军，坚守住了达达尼尔海峡；保加利亚战胜了塞尔维亚，站到同盟国一边；唯一的坏消息是，意大利退出三国同盟，掉转枪口向奥匈帝国宣战。不过不少人感觉，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在此时，韦伯辞去了预备役部队医院督察官职务，再次遁入书斋，开始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这一年，韦伯51岁，刚刚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如既往，此时的他每天早上要一丝不苟地梳理好头发和胡子。虽然最近长年的神经官能症有所好转，但还是给他的外貌留下了些许痕迹。每次面对镜子，他总是锁紧眉头。两眉之间形成了两条深深的皱纹，好像大地上被犁新翻出的沟壑。失眠、过量阅读和写作，使得他的双眼下垂着两层眼袋。韦伯特别厌恶拍摄侧面像，因为那会使他的鼻子格外突出。络腮胡虽然与他的年龄相符，其实却是为了掩盖年轻时的放浪生涯。在他右侧的脸颊上，有一道三寸长的疤痕。那是读大学时击剑留下的“纪念”。此刻，韦伯并不知道，命运只给他留下了五年时间。韦伯自己也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身份来形容自己。其实，那些令人眩晕的头衔——“现代社会学奠基人”、“政治经济学家”、“宗教社会学大师”——都是他死后很久之后才获得的。1915年的他，什么身份都没有，是个无业的中年人。韦伯几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同龄人。他6岁时经历了普法战争的胜利，次年（1871）帝国在凡尔赛镜厅成立。韦伯的前半生几乎和崛起中的帝国一样辉煌：25岁获得博士学位，三年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Habilitation）。1894年，刚刚而立之年的韦伯受聘弗莱堡大学出任教职。和他同龄的绝大多数人，此时还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三年后，当他接替克尼斯的教席出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时，在旁人眼中，俨然是半人半神的角色。但是这份工作，韦伯实际只干了一年。由于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虽然大学给了他三年的带薪假期，并一再挽留，但韦伯还是最终在1900年辞去了教职。优越的家境，使得他不需要为生计担忧。虽然膝下无子，但夫人玛丽安娜知书达理，不遗余力支持他的决定。他夫人回忆到：“……他再次表达了让他最感痛苦不堪的是什么东西。始终是同一件事情，即‘尸位素餐’所造成的心理压力：领着薪水，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有所作为。同时他还感到，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有职业的人（Berufsmensch）才算是完整的人。” 按照今日对学者的要求，韦伯大概是不合格的。到五十岁时，他只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成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也没有出版过任何专著。或许对韦伯而言，六年的教授生活并非命中的天职，仅仅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其实，和同时代的德国学者，几乎没有人声名超出韦伯。这并非因为他们的懒惰或平庸，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重估一切价值”之后的时代，一个思潮林立、主义盛行、湍流奔腾，难以沉淀的时代。韦伯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看不到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能否取得成果，看不到我们的后代能否认我们是他们的先辈。”哲学家泡尔森（Friedrich Paulsen）这样描绘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思想状况（《德意志史》，第196页）：知识界的无政府主义是主体对于在学校、教会、社会和国家里长期以来不得不俯首帖耳聆听的教会和训斥的反作用。长期的约束管教所引起的效果是：我们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许多次的考试，通过公众舆论和私人训斥，通过总有那些翻来复去、永无休止的长篇大论的爱国节日，通过威胁和利诱等手段才练会的正确思想：对一切事物的——对历史的和政治的、对宗教的和道德的、对文学的和语言的——正确思想，最后使得我们感到这样的枯燥乏味、无聊愚蠢和难以忍受，使我们把一切都撕下扔掉，扔掉那些正确的见解和古老的真理，扔掉那些传统的伟人和用旧了的圣物，最后把逻辑和道德也一扔了事，于是我们把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奇谈怪论的欢宴之中，庆贺那把一切价值都重估的盛大节日。韦伯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碎片化的时代。后来在晚年的演讲中，他将之称为“价值的多神论”——“各个领域、各种价值的主宰神相互争斗。”再也没有一个人、机构或神明，可以来统一支离破碎的价值领域，我们不得不认识到“多神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对个人而言，他/她不得不自己做出选择，“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学术与政治》，第179页）。在这样一个价值如流沙的时代，但凡有所深思的人，都会感到自己如浮萍一般。随波逐流不容易的，做出选择更为艰难。1915年的深秋，韦伯就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二、爱国者韦伯虽然饱读诗书，却丝毫没有知识分子的那种踌躇。他思考起来瞻前顾后，行动起来却异常地果决。一年前的初夏（1914年6月底），当萨拉热窝刺杀案的消息传来，韦伯全家还沉浸在闲散和古典梦幻之中。舒适的生活让韦伯感到若有所失。有亲戚说：“要是有一股巨浪掀起，将他卷入生活的洪流之中，那该有多好啊！”（《传》，第398页） 50岁的韦伯已经超过了服役的年龄，再加上患有疾病，本可以免除一切兵役。但大战当前，他为自己无法上前线而难过，他甚至无法接受自己无所事事、袖手旁观。韦伯是一个爱国者。战争爆发后，他立即去卫戍部队司令部报到，并被任命为预备役部队医院管理委员会的纪律督察官。但韦伯很快意识到，虽然国人热情高涨，但似乎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韦伯接手时，战地医院的供货合同是二十年前拟就的，现今已经根本不再适用。而十几天内有好几家大型部队医院必须建立起来。他每天工作13个小时。涉及伤兵护理的器具和物品有上千种，他不得不分别去找供货商，甚至要购买大到整套厨房设备、小到锅碗瓢盆的东西。在整日忙乱中，他的直截了当有时让人感觉有些失礼。卡尔斯鲁尔军需处来函询问，为何一个部队医院需要一部电话。韦伯将来函寄回，附上了这样的批注：“原件寄回。正常人都知道为什么那里需要一部电话，对不正常人我则无法解释。”此后不久，内廷总监打电话来询问伤员情况，并讨论大公爵夫人前往探望的可能性。韦伯简单地说了句，我没有时间，就挂断了电话。开战后不久（1914年8月28日），韦伯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不管战争的结局如何，这场战争都是伟大而神奇的”。在这场“伟大而神奇的”战争中，韦伯不得不亲自处理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事情：医学权威们插手彼此负责的事情，或者独自做出了某种安排；监察员对护士“举止失礼”；主任医师的情妇冒犯了别人；护士对粗野的家伙出言不逊；鸡蛋和葡萄酒被盗；某个女厨用炖汤锅洗了头！这些鸡毛蒜皮，是韦伯直接观察和亲身参与科层制的难得机会。他写下了大段优化医院管理的笔记。若干年后，这些都将以理论的形式出现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他在医院中看到，那些非专业的护士，大多是典型的年轻德国姑娘。她们虽然大都“怀有非常真挚的激情，多愁善感，不自觉地追求有轰动效应的东西”（《传》，第419页）。但韦伯认为她们的激情无法持久，也缺乏讲求实际的作风，因此很快就被日复一日的繁琐工作所压垮。韦伯是爱国者，但并没有被几场战役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从战争一开始，就将这次战争视为一场防御性的战争，应当尽早结束。在他看来，任何想要长期占领他国领土的想法，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开战不到一年，韦伯家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14年8月，韦伯最小妹妹莉莉的丈夫赫尔曼·舍费尔（艺术家）死在东线坦能堡（Tannenberg）战役中，留下年轻的遗孀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莉莉在战后自杀，孩子被韦伯夫妇收养。次年，好友犹太哲学家埃米尔·拉斯克和弟弟卡尔·韦伯（建筑师）战死疆场。韦伯似乎感到了某种召唤。在沉默了十八年之后，韦伯重新登上了“讲坛”。这个讲坛是在讲授临床医学的半圆形阶梯教室举行的——韦伯给伤残军人开设了两场讲座，主题是关于货币的本质以及俄国与德国的土地政策。韦伯依然说：“只要德国能够永存，即使我一去不复还也在所不辞。”（《传》，第406页）然而1914年底，韦伯做出了那个重要的决定。他提交了辞呈，并很快获准离职。在履行了义务之后，他又成了无业的中年人。三、耶利米韦伯想在世界大战中做一名隐士。宗教社会学研究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05年）一文的继续。虽然表面上的议题是关于万里之外中国，但内底的问题却是欧洲现代性的自我理解。韦伯始终认为，没有其他文明的比较与对照，所谓理解自我均是虚妄的。这个时代最缺少就是自知。从1915年9月起，《诸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系列论文开始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上连载。马克沁机枪、克虏伯超级大炮、毒气和“水柜”（坦克）陆续在西线粉墨登场，在文明的哀嚎和恸哭中，韦伯要追问，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韦伯很快就不得不放弃了“隐修”生活。报纸上传来的消息与国内的论争，让韦伯无法继续保持沉默。1915年5月7日，德国海军潜艇U-20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在爱尔兰东北部海域击沉了卢西塔尼亚号邮轮（RMS Lusitania）。该船在18分钟内沉没，1198人死亡，其中有128名美国公民。韦伯对此事的评论（1916年2月7日）是：“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eum deus perdere vult, quem dementat）。”（《传》，第431页）3月，韦伯与弗里克斯·索莫瑞（Felix Somary）一起起草了一个反对扩大潜艇战的声明，并公之于众。但是，韦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曾说战争是多种斗争形式之一，但也许并不是最为卑鄙的一种。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在战争中对战争的目标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分歧。海军元帅提尔皮茨（von Tirpitz）提出要升级潜艇战，而且要进行无限制潜艇战。韦伯对此忧心忡忡。他担心这样下去，和美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军人不应该只知道开战，而应当知道如何结束他开始的战争。被泛德意志运动（Alldeutsche Bewegung）驱动的民众、军人和政客已经头脑发热，提出了不切实际政治与军事目标，甚至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韦伯年轻时加入过泛德意志联盟，但很快就退出了。韦伯并非典型的书斋学者。他曾经长时间在帝国的东部进行考察，写下了长达900页的《德国易北河地区农业工人状况调查》（1893）。他也曾在外祖父的纺织厂中，调查了纺织女工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他看来，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根本没有顾忌国家的现实和国民的生存状况。口号的背后其实就是赤裸裸的“雪耻”两字——一些人是在用肾上腺思考，另一些人则在用荷尔蒙代替批判。韦伯在矛盾中思考着。他看到老一辈的学者，如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在大学教室里贩卖着自己的廉价政治主张。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从不说明自己主张的依据，也从不考虑行动可能造成的结果。“‘以科学的名义’兜售关于世界观问题的权威性的课堂裁定，这可真是史无前例的状况。”（《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13页）因此韦伯提出了“价值判断阙如”（Werturteilsfreiheit）原则—— 学者不应当在学术研究以及大学的授课中，放入个人的政治主张和价值判断。但是，作为公民，韦伯却判若两人。他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给报刊撰写评论文章，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评估其风险。韦伯开始面对公众写作。他向《法兰克福报》供稿，并写下了《关于潜艇战升级的备忘录》。他看到，与美国关系破裂已经迫在眉睫。而国内各种关于实际问题的讨论，“总是被当作‘荣辱问题’（point d’honeur）来对待，总是拉扯上‘屈辱’及其类似的问题，这样一来便无路可退了。这一切都让人毛骨悚然……”（《传》，第432页）这种屈辱感几乎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胎记。在韦伯出生之前，欧洲大陆上讲德语的人还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大大小小的邦国犬牙交错地交织在一起，却无法团级起来抗衡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当时的德意志还是二流民族。每逢大战，德意志就是一片任人通行、践踏的菜地。从1864到1870年，铁血宰相俾斯麦，通过三场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年普法战争），干脆利索地统一了德意志。当普鲁士军队凯旋，从柏林勃兰登堡门下通过时，全体德国人仿佛一夜之间从欧陆的贱民变为了统治民族（Herrenvolk）。然而，这并没有扫去德国人的屈辱和自卑。法国有优雅的宫廷文化、英国有最优秀的技工和科学家，意大利有历史悠久的古都和绚烂的歌剧艺术。德国是个“大杂烩”：帝制、联邦、代议制、议会、政党、专制、军事政府、警察国家、官僚、殖民……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普鲁士的军队。德国人急需一场胜利来证明自己，来洗刷屈辱，来扬眉吐气。他们在四处寻找敌人，其实是在和“自己”作战。在国内，俾斯麦虽然已经死去好几年，但他的幽灵却一直没有散去。在他治下，德意志第二帝国成了名副其实的“跛足巨人”。一方面，德国的经济与工业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腾飞：1890年，德国的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德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国家；到一战前，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全面超过英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从1871年到1901年，大学生数量翻翻；铁路总里程几乎增长了四倍。但另一方面，在文化与政治上，德国却裹足不前。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Revolution von oben）只不过是容克阶层延续其家长式统治的另一种说法。工会被俾斯麦称为“帝国的敌人”。《社会党人法》（Sozialistengesetz, 1878年）关上了劳工阶层与帝国统治者之间对话协商的最后大门。“现实政治”（Realpolitik）则变成了一面万用的挡箭牌。国际社会的任何批评，都可以用“德意志是特殊的”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来加以辩护。按照大多数德国人的理解，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对德国的指摘多半是国外势力处心积虑的阴谋。在他们眼中，没有欧洲，亦没有世界，只有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继位后，正当壮年的他急于要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自己作为君主和统帅的价值。不过，韦伯对他却从来没有过好感：“德国皇帝有的只是虚荣和满足于权力的假象。……霍亨索伦王朝只知道操练军士型的权力：发布命令、听从指挥、立正和吹牛皮。”（《传》，第308页）爱国并不需要忠君。在城市里，各社会阶层之间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几乎不可能就任何问题达成任何共识。在帝国议会里，保守党、天主教中央党和自由派从没有准备彼此倾听，更不要说进行妥协。他们只是在国会大厦里轮番登台表演。韦伯说：“我们好像被一群疯子统治着。”（《传》，第432页）作为爱国者，韦伯从不吝啬批评自己的祖国，或任何意义上的“国家”。他在大战的隆隆炮声中写道（《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48-9页）： ……它也否认国家有任何独特的价值，而是把国家看作是实现全然不同的其他价值的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辅助手段，国家只能从这些其他价值来获得自己的尊严，因而也只有当它不试图放弃自己的这一行为使命的时候才能保有这一尊严。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真正具有行动的意志、意图和价值。要讨论任何社会团体和机构的“行动”，例如公司、军队、民族，乃至国家，都只不过在谈论社会行动的过程。这被后世的学者总结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对行动者要进行有解释性的理解（erklärendes Verstehen）问题。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首先要对国家进行祛魅（Entzauberung）。 1916年秋的韦伯几乎“骨瘦如柴”。他一边在从事宗教社会学研究，一边在修改《经济与社会》的部分章节，同时还要撰写大量的政论文章。他觉得自己是《圣经》中的先知耶利米，肩负这一种可怕的命运——“在街市上当众说出预言，而且总是反对自己同胞的统治者，反对国王和国王家族”。夫人玛丽安娜这样描述这个“德意志的耶利米”（《传》，第458-9页）：耶利米在孤独中苦苦思索着自己预感到的东西，在宣布了他的预言之后，这个让人感到恐惧和颤栗的人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他不为大众理解，被他们憎恨。他陷入内心孤独的悲怆之中。他没有成群结队、如痴如醉的拥趸追随，只有单个或几个门徒与他分享他孤独的迷狂以及同样孤独的痛苦…… 韦伯的预言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出：德国好像坐在“一列奔向无底深渊的快车上，不确知下一个转辙处轨道是否已经转好了。”他似乎已经洞见了悲剧的结局。四、维也纳每当韦伯对祖国感到失望的时候，学术就好像一片可以暂时躲避的世外桃源。1917年春，他的一篇文章导致《法兰克福报》遭军事当局审查。此时，美军已经在欧洲登陆。韦伯反到全心投入宗教社会学中，研究起了中国、印度宗教和古犹太教。雅斯贝斯这样评价韦伯：“只要这个马克斯·韦伯一天不把精力用在他自己的自我客观化上，而是把它浪费在政治事务上，这一天就令人遗憾。”（《传》，第441页）但是很长时间以来，韦伯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更需要那种“那种正在从事实际活动的感觉”。韦伯是一个有“卡里斯玛”（Charisma，即超凡魅力）的人。他在大学的课程最多时吸引了600多个学生来听课。他在公共场合的演讲，有年轻听众击节叫好，有老者垂泪赞叹。但是，他非常谨慎、克制地使用这种能力。因为他深知虚荣可能造成的煽动与无法预计的破坏力，他甚至将之称为“一切献身的死敌”。在韦伯看来，煽动家和政治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1917年秋，维也纳大学向韦伯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前往担任教职。韦伯犹豫了。让他犹豫的并不是是否应当去维也纳，而是是否要重拾教职。命运仿佛在戏弄他。他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也对学术界的状况失望透顶。随后在慕尼黑大学的著名讲演“以学术为业”中，他道出了些许忧虑（《学术与政治》，第165页）：在学术圈内，当一个人把他应该献身是志业，当作是一项表演事业，并以经理人身份自居；当他出现在舞台上，竭力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当他自问：我如何证明我不只是“专家”而已，我又如何在形式与内容上发前人未发之言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把他当作是一个有“人格”的人。今天，这种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它始终给人一种卑劣的印象，并降低当事人的人格。反之，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高贵与尊严。韦伯最终还是决定去维也纳试一试。另一个重要的理由可能是，德国的配给制已经难以填饱韦伯这个老饕的肚子了。韦伯年轻时，曾在帝国西部斯特拉斯堡（今属法国）服兵役。他的体操项目糟糕透顶。一个来自柏林的军这样形容他：“这简直就像上万升的普朔尔（Pschorr）啤酒在单杠上晃悠”。韦伯一直被家里的兄弟姐妹称作“胖子”，按照他夫人的回忆，韦伯在婚后的体重接近100公斤。有一次，他甚至和朋友打赌说，如果体重不到100公斤，每少一磅就受罚一杯啤酒。在饮下好几杯啤酒之后，韦伯当晚阔步跟在马车后面走回了家。如今只有在维也纳，韦伯才能在大学对面的咖啡馆里吃到两个鸡蛋，这在德国已经难以想象了。他每天都要服用的安眠药也出现了短缺，雪茄烟成了要通过“关系”才能搞到的珍奇之物，维也纳大学开始拖欠他的薪水……战争已然从前线降临到了大后方。1918年初，德军虽然还在他国领土上作战，但却进入了明显的守势。韦伯在给母亲海伦娜的信中写道：“每天早上我们都要重新想到战事‘仍在’进行，而这往往难以忍受，心里堵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传》，第471页）五、政治人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没有料到，战争会以这种方式结束。1918年初，柏林的各种党派和势力已经开始同室操戈。韦伯将此时帝国的首都称为“政治疯人院” 。基尔港水兵哗变，柏林、慕尼黑相继发生革命/暴动，罢工此起彼伏。大街上，年轻人强行撕掉从前线归来军官的肩章……耶利米一语成谶。“空谈家、无理取闹的人得宠，仇恨当道。”（《传》，第479页）短暂的暴动，让韦伯看到了政治的残暴。他看到，那些暴动领导人多半信奉“心志伦理”（Gesinnungsethik）——一旦确定某种主义或意念，即要不择手段地达成目的，但丝毫不顾及可能造成的罪恶结果。与之相对的是“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在韦伯看来，真正的志业政治家应当恪守责任伦理——他所做出政治决定，将会引起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后果，其责任必须由他承担。不幸的是，一战终结时的帝国，这样的政治家已经寥寥无几。战争结束后，韦伯本有可能步入政坛。1918年12月初，他获得德国民主党法兰克福选区国会议员候选人。但是一周之后人们发现，另一次会议强奸了民意，将韦伯放在了候选人名单后面。和那些玩弄权术的人相比，韦伯还是太单纯、太幼稚了。最终韦伯在《法兰克福报》上报表声明，放弃了候选人资格。 1919年春，韦伯以专家身份参加了德国赴凡尔赛和会的代表团。他本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为德国争取较好的赔偿条件。但后来他发现，在代表团中几乎没有用武之地。韦伯主张，德皇威廉二世、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应当主动向协约国自首，以拯救民族的名誉和未来。他写了一封信给鲁登道夫，但遭到鲁登道夫的断然拒绝。随后韦伯托人安排了与鲁登道夫的会面，两人争辩数小时之久。在谈及国家荣誉和民族利益时，鲁登道夫答复说：“别拿这个民族来烦我！”（《传》，第504页）鲁登道夫曾经亲自将基尔港水兵哗变称为德国战败的“背后一刀”。然而，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把刀的话，它也是全体德国人在过去四十年共同铸就的。韦伯曾对政治家提出了三个要求：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此时的鲁登道夫显然都不具备。韦伯在一次演讲中说：“一个人想要奉献于世，可是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愚蠢和鄙俗至极，不值得自己的奉献，只有面对这种情况而确信自己不会动摇的人，才能以政治为‘天职’。”按照这个标准，在德国政客遍地，却鲜有政治家。战后不久，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在学生中间开始流传斯宾格勒（Ostwald Spengler）《西方的没落》一书。韦伯始终将斯宾格勒当作一个有才华的“外行”，后者对历史材料的使用多半是削足适履。于是，好事的学生安排他俩同堂论辩。斯宾格勒的基本观点被逐一解构。再此后的另一次碰面中，斯宾格勒向韦伯承认，他自己仅仅是个“诗人”。但是，韦伯却一再回避回答在场学生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如果说，两人有什么根本差异的话，那可能在于：斯宾格勒仅仅对20世纪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表达出了担忧，而韦伯则对人类持有一种大悲观的看法。韦伯在弗莱堡大学的就职演讲（1894年，三十岁时）中，曾经引用《神曲》中地狱之门门楣上的铭文说道：“就和平和人类幸福的梦想而言，在通向人类历史那未知将来的门楣上写着：‘入此门者，当放弃一切希望（lasciate ogni speranza）！’”（《传》，第172页）就此而言，一战仅是一段序曲。参考书目：迪特尔·拉甫著：《德意志史：从古老帝国到第二共和国》，波恩：Inter Nations，1987年。马克斯·韦伯著：《韦伯作品集I：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马克斯·韦伯著，李秋零、田薇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玛丽安妮·韦伯著、简明译：《马克斯·韦伯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原文刊《书城》2014年第11期; 34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以政治为业》: gordon 2012-4-18 19:06; 只是听说，未曾细读，先放在这里有机会再细读吧。德国式的大学好是好，只是无法在德国生根，难逃人亡政息的命运。; 69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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