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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二八事变后，“铃木大拙” 对中国的访问: gordon 2017-3-29 05:33; 内容提要：铃木大拙是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学者。1934年他曾经来过中国，并在上海短暂停留。本文考察了铃木在上海期间的活动，分别介绍了他在上海与王一亭、鲁迅见面的的情况，以及参观公大纱厂的情形。由于这一次是铃木专程来华调查中国佛教现状，因此他的行踪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时间已过半个多世纪，许多当年的遗址与事件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一些人物也被人们遗忘，现在笔者试图恢复过去的场景，还原过去的情况，就是想说明我们应该去认真的对待已有历史，通过实地考察，再现历史也是佛教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这里笔者只是作了一些尝试而已。作者邢东风，1959年生，日本爱媛大学教授。　　铃木大拙（1870—1966）是日本著名的佛教思想家和学者。在他90多年的生涯中，以其丰富的经历和大量的著作与许多国家发生过交涉，产生过世界性影响，因此被称为“世界的禅者”。在这位世界性人物的生平经历和精神世界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与中国的关系。说到铃木与中国的关系，恐怕人们首先会想到1980—90年代他的著作在中国流行的情况，对于多少了解禅宗史研究的人来说，也许还会想到他与胡适的交往。其实铃木大拙与中国的关系远不限于这些，且不说他的精神世界——即知识、学术、思想等方面——有许多与中国难分难解的成分，仅就他的经历来说，他生前曾经两次到中国访问，其中第一次是在1918年，第二次是在1934年。至于他在其他场合与中国人的接触，也不仅仅限于胡适。大致可以说，铃木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日本人，他对中国的兴趣及其和中国的接触，比起有的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人来也未必逊色多少。然而遗憾的是，相关的资料在中国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于是人们很难了解他与中国交涉的具体情况；在海外，此类资料虽有相对较多的保存，可是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岁月流逝，铃木大拙与中国交往的一幕幕经历，大多已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残存的记忆仅仅是一些碎片而已。　　为了弄清铃木大拙与中国接触的情况，笔者近年来断断续续地搜集中日两国保存的相关资料，并结合铃木访华遗迹的实地追踪调查，试图尽可能将他的访华经历加以复原。目前主要关注的目标是铃木1934年的访华经历。铃木此行是一次专门性的佛教之旅，为的是调查当时中国佛教的现状，而且他是抱着对中国佛教的希望以及对中国友好的态度而来。在这次访问中，他在中国各地走访了许多著名的寺院和相关场所，会见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学术界以及政界的许多重要人物。这次访问既使他对中国佛教获得了具体的了解，又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激发了他对佛教问题的思考。此外，通过他的这次访问，还给后人保留了当时中国佛教的许多记忆，由于这些记忆在中国已经踪迹难寻，于是也就显得更加珍贵。总之，通过对铃木此次访华的经历进行追踪调查，尽可能弄清他当时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何等人物，有过怎样的接触，相关人物、地点、机构的背景资料，造访地点的遗迹状况，等等，既可以了解他与中国接触的具体过程，又可以再现已经失去记忆的当初中国佛教的某些场景，因此很有意义。　　由于铃木此次访华走访的地方较多，本文只限于考察他在上海访问的情况。至于铃木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则容另文介绍。　　铃木大拙1934年的中国之行是在当年的5、6月间。当时访问的行程大致如下: 　　5月4日，上午11时从神户出发。　　5月7—10日，访问上海。　　5月11—13日，访问杭州。　　5月17日，自上海前往宁波。　　5月18—25日，访问宁波。　　5月26日，返回上海。　　5月28、29日，访问苏州。　　6月1—5日，访问南京。途中于6月4日访问镇江。　　6月8—15日，访问北京。　　6月16、17日，乘火车自北京至天津，再乘船至大连，然后至沈阳。　　6月18、19日，访问沈阳。　　6月20—25日，取道朝鲜返回日本京都。① 　　铃木当时是乘船从神户到上海。在乘船的场合，即使在现代也需要大约两天时间，所以铃木到达上海的日期应为5月6日。到达后的第二天，他便开始了在上海的访问。根据桐田清秀教授的研究，铃木大拙在上海的访问行程如下: 　　5月7日访问王一亭。　　5月9日参拜玉佛寺。　　5月10日会见鲁迅。② 　　桐田教授的记载比旧版《铃木大拙全集》中铃木年谱③的相关记载详细具体，但还是比较简略。实际上，根据铃木大拙访问上海期间拍摄的照片，可以了解他在上海活动的更多情况。具体如下: 　　5月7日访问王一亭　　公大第一厂事务所　　江湾一带　　5月9日访问玉佛寺　　5月10日会见鲁迅　　新公园　　上海神社　　上列记录中没有5月8日的行程，因为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他这一天活动的记载。但是可以肯定，这一天他也在上海。 ********************************************************************* 　　铃木到上海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7日，首先访问了王一亭。　　王一亭（1867—1938），本名震，字一亭，号梅花馆主、海云楼主，中年以后自号白龙山人，浙江吴兴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画家、佛教居士。少年时因家境贫寒，到上海裱画店作学徒，后来在钱庄工作，1896年任日资日清轮船公司总代理，1907年与他人合作创办面粉厂、电器公司、轮船公司、银行等，长期从事工商业、兼营金融和船运，曾两次担任上海总商会主席，在船运、金融和工商业界颇具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与陈其美、沈漫云等人积极参与上海起义，后任沪军都督府交通部长、商务总长等职务。袁世凯称帝时，资助二次革命，支持讨袁，为此而遭通缉。早年学画，曾得徐小仓指点，又师从任伯年，与吴昌硕相友善，二人过从甚密，又在上海创办美术学校。擅画人物、花鸟、走兽、山水等，尤其长于佛像，其作品不仅流传国内，且在日本深受喜爱。因受母亲影响而虔信佛教，为近代上海著名大居士，曾任中国佛教会执行委员兼常委、上海居士林林长、上海佛学书局董事长等职。一生乐善好施，积极从事慈善、赈灾事业，先后创办上海孤儿院、中国救济妇孺总会、上海慈善团等10多所慈善机构，并担任全国和上海的多种慈善机构的领导职务。此外，由于种种因缘，王一亭与日本关系甚深，曾多次组织中日书画家互访和举办展览， 1931年4月作为中国艺术家访问团团长率领张大千等艺术家访问日本，引起轰动。 1923年 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王一亭义卖书画救赈日本灾民，日本人称其为“王菩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占据上海，日方试图迫使王一亭出任伪职，但他拒不合作，毅然出走香港，不久病逝。　　铃木访问王一亭的地点是在王的府邸梓园。梓园原名宜园，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进士周金然购筑，乾隆年间为乔光烈所有，同治八年（1869）郁熙绳买下，改名借园。清末民初，郁家衰落，王一亭与郁家后代郁钟麟私交甚笃，以高价买下占地10亩的郁家花园住宅，因园内有古梓树，改名梓园。如今梓园门楼还在，上面的“梓园”两个篆字为吴昌硕所书。1922年，王一亭曾在这里接待到上海访问的爱因斯坦夫妇，梓园由此而闻名。1923年，日本天皇特派建筑师到上海，在梓园内为王一亭建造日式楼房。　　铃木访问梓园时留下了３幅照片。照片中的人物除王一亭和铃木大拙以外，还有其他人员，他们中既有铃木访问团成员的藤井静宣、中村戒仙、高畠眉山，也有日本佛教住上海别院的僧人，如高西贤正（东本愿寺上海别院）、伊藤正侗（妙心寺上海别院），还有公大纱厂各分厂的人员，如福长永太郎（公大一厂）、河村浩逸（公大二厂）、丰福伊太郎（公大三厂），此外还有中国人何耀光④。何耀光的身份目前尚不清楚，日方人员除了铃木访问团成员以外，则是住上海的工业界和佛教界人士。从照片背景可以看出梓园当年草木繁茂、山石嶙峋的一角，以及局部建筑的面貌。照片下面的注文称王一亭为“王大人”，由此也可看出铃木大拙对王一亭的敬重。　　铃木大拙访问王一亭的具体经纬如今已不得其详，但王一亭身为商人和佛教大居士，不仅在上海佛教界中举足轻重，而且与日本有着广泛密切的关系，这种身份对于铃木来说自然就很重要，于是他成为铃木此行的第一位访问对象。根据铃木大拙在《支那佛教印象记》里附加的“写真细说”，他是通过公大纱厂（钟纺）的帮助而得以会见王一亭的，会见时谈到由于武藤山治的倡议而有此次中国佛教访问，王一亭深有同感，同时沉入对武藤的回想，并对与自己同年的武藤的去世惋惜不已 ⑤。另外，铃木大拙在“写真细说”中还提到，由于王一亭的介绍，他后来在杭州灵隐寺得以会见褚民谊（时任行政院秘书长）⑥。又据斋藤利助的记述，由于王一亭的帮助，铃木得以会见中国各地主要佛寺的住持和僧侣⑦。根据这些记载不难想见，王一亭是与日资企业关系甚深的上海工商界巨头，武藤山治生前是日本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简称“钟纺”）的社长，二人很可能早已相识，而且铃木大拙访问王一亭时有钟纺在上海的分支企业公大一、二、三厂的人员陪同，由于这样的关系，铃木在到达上海后得以顺利地访问了王一亭；由于王一亭是著名的佛教大居士，在上海及各地的佛教界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于是通过王一亭的介绍，铃木一行得以继续接下来的访问活动。　　此次铃木大拙对王一亭的访问，很可能并非二人初次会见，至少他们在1925年有过见面的机会。1925年10—11月，王一亭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的成员赴日本参加东亚佛教大会，在那次访问期间，中方团长太虚法师曾接受许多日本著名佛教学者的访谈，当时参加访谈的日方学者中就有铃木大拙，假如当时中方代表也列席参加的话，那么铃木与王一亭很可能曾在这一场合相遇。另外，此次陪同铃木大拙来访的藤井静宣，也可以算得上王一亭的老相识，他在1925年的东亚佛教大会期间曾经接待王一亭等中国访问团成员，会议结束之后，又陪同中方一行游访日本各地，1927年6月在上海又曾专程到王一亭的府邸进行访问⑧，以后又于1928—1931年间在中国留学三年，其间与上海佛教居士林关系密切⑨，因而也有和王一亭接触的可能。　　铃木当年到访过的梓园，位于今上海市乔家路113号。笔者于2008年2月到此查访，看到园中残存的建筑。现存建筑有门楼、主楼、佛阁、大堂等。门楼为二层建筑，上层原为客厅，下层为拱形通道；主楼为多棱角形二层建筑，系当年日皇派人建造，现有10余户人家杂居楼内；佛阁也是二层建筑，上层为亭子形；大堂为平房，据说为第二会客室。梓园的建筑大多还在，但因年久失修，加上后来的增建改筑，所以显得陈旧破烂，而且整个院落变得拥挤狭窄。原来的花园早已不在，花园的位置现为上海市起重安装队的厂房。　　铃木访问的第二站是“公大第一厂事务所”。这个公大第一厂，就是通常所说的上海公大纱厂。该厂建于1896年，原为英商开办的“公茂纱厂”，1925 年被日商收购，改名“公大纱厂”⑩。今为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位于上海市平凉路2767号。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侵华日军陆军司令部曾设在这里，附近还有马队和步兵大队，后来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这一带再度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地点。　　铃木访问上海公大纱厂的缘由目前不详，但显然与钟纺有关。钟纺全称“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创立于1887年，是当时日本最大的纺织企业。铃木此次访华的资金来自多家公司的赞助，其中就有钟纺；另外，钟纺的前任社长武藤山治（1867—1934）正是此次访问的倡议人之一，并且为了筹集资金而不幸遇害。从这些情况来看，铃木访问公大纱厂很可能有钟纺的背景。　　铃木在上海访问的第三站是江湾一带的“一二八”抗战遗址。当时他们留下了两幅照片，一张题记“江湾□□阵地（一）、上海事变战迹”，另一幅题记“クリーク（二）”。其中第一幅照片中都是人物，照片题记中“江湾”与“阵地”之间的二字难以辨认，故现在无法判断照片拍摄的具体地点。题记中提到的“上海事变”，即指“一二八”抗战。1932年1月28日～3月3日,日军侵犯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抗战，日方习称“上海事变”。铃木到访是在这次事变的两年之后，到访的目的可能是参观当年的战场遗迹。第二幅照片是铃木等人通过一座石桥的画面，石桥下有小河，远处有村庄和农田。题记中的日文片假名“クリーク”意为小运河，应为日本人习惯所说的“吴淞クリーク”之简称，系指吴淞江或苏州河。吴松江乃黄浦江支流，古名“松江”，发源于太湖瓜泾口，自西向东穿过江南运河，流经吴江、苏州、吴县、昆山、嘉定、青浦等县市，在上海市区外白渡桥附近注入黄浦江，全长125公里，其中上海的一段俗称“苏州河”。从这两幅照片被编排为同一个系列来看，可知照片中的两个地方都在铃木参观“一二八”抗战遗迹的访问范围之内。　　5月9日，铃木大拙访问了玉佛寺，这是他在上海访问的第四站。　　玉佛寺是上海著名的佛刹，得名于寺内供奉的两尊玉佛像，其像系该寺开山祖师慧根法师于清末光绪年间由缅甸携来。玉佛寺原在江湾，1911年被毁，后于 1918—1928年间重建，寺址移至现在的位置，即上海市安远路170号。当时铃木一行在寺内大雄宝殿前和方丈入口处分别拍摄了两幅照片，照片中有两位中国僧人，应系当时玉佛寺僧，然究系何人，目前尚不清楚。不过，在1932—42年期间，玉佛寺住持为远尘法师（？—1973），当铃木大拙来访时，最有可能代表玉佛寺方面出来接待与合影的就是此人。　　5月10日，铃木大拙会见鲁迅先生，这是他上海访问的第五站。　　关于这次会见，也有照片资料保存下来，这张照片分别见于《铃木大拙全集》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内山书店旧址陈列室。照片中的人物除了铃木和鲁迅之外，还有藤井静宣、中村戒仙、高畠眉山、内山丸造夫妇。关于二人的会见，铃木在后来的《支那佛教印象记》“写真细说”作了如下附记: 　　因内山书店主人的帮助而会见鲁迅先生。与短躯伟貌的鲁迅先生的会面尽管时间很短，但完全可谓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感觉，是那一问一答的心中美好思念。　　这是铃木关于此次会见的印象。通过这个记述，可知二人相会是通过内山书店的主人内山丸造的介绍，他们会面的时间很短，但是鲁迅给铃木留下了“短躯伟貌”的印象，就是说鲁迅的身材虽不高大，但是在铃木看来，他的精神气质却显得伟然，大概当时二人的对话非常投机，所以给铃木心中留下“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感觉。可惜的是，二人当时谈了什么，如今已经无从知晓。　　另外，鲁迅日记中也有关于这次会见的记录: 　　上午内山夫人来邀晤铃木大拙师，见赠《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和刻一帙四本，并见眉山、草宣、戒仙三和尚，斋藤贞一君。　　根据鲁迅的记载，可知鲁迅是通过内山夫人的邀请而参与此次会见，会见的当时，铃木将和刻本《六祖坛经·神会禅师语录》一套赠送鲁迅。这套书在铃木大拙此次访问中国之前不久（1934年4月，森江书店出版）刚刚出版，内容是关于慧能和神会资料的研究和整理，其中包括铃木大拙与公田连太郎校订的《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敦煌出土六祖坛经》、《兴圣寺本六祖坛经》，以及铃木撰写的关于上述资料的解说和目次等。铃木把自己关于禅宗研究的最新成果送给鲁迅，或许是因为他已经知道鲁迅是对佛教也感兴趣的作家和学者。鲁迅日记中提到的“草宣”就是指藤井静宣，而斋藤贞一则是铃木此次访华的随团秘书。几个月后，铃木大拙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写成《支那佛教印象记》一书，于同年10月由森江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寄给鲁迅一册，鲁迅于当月28日收到该书。　　铃木和鲁迅等人照相的地点在内山丸造住宅的院内，即今上海市山阴路2弄3号。　　内山丸造（1885—1959），日本冈山县人。1913年到上海，从事药品生意，1917年开办内山书店，最初经营西书，后来主要经营日本书籍，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开办的最大书店。书店原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929年移至现在的上海四川北路2048号。内山和鲁迅于1927年相识。1933年4月，鲁迅迁居到大陆新村（今上海山阴路132弄9号），直到1936年10月去世。鲁迅的住所距内山书店只有一二百步之遥，因此当铃木到访时，内山夫人邀请鲁迅亦非难事。　　铃木与鲁迅的会见是通过内山书店的中介，那么铃木又是怎么知道内山书店的呢？关于这一点，目前尚未有资料透露消息，不过，与铃木同行的藤井静宣早在 1927年6月访问上海时就已到过内山书店，后来在留学期间又熟悉上海的情况，因此，即使不通过其他中介，而单凭藤井静宣作向导，铃木也能顺利找到内山书店。　　1945年1月，内山夫人在上海病逝。同年10月，内山书店被国民政府封闭。1946年12月，内山丸造归国。如今，内山住宅的旧址、铃木来访时合影的地方依然犹在。2008年2月，笔者曾到这里参访。当年内山家的房屋，现有林姓老夫妇居住。林夫人姓庄，1946年随父母迁居到这里，当时她才10岁，至今在此生活了60余年。林老夫妇知道内山是鲁迅的朋友，始终怀着敬意对待这所旧宅，虽经多次维修，但总是尽量修旧如旧，保持原样，并且经常热情地接待来访的中日人士。　　内山书店与内山住宅近在咫尺。1950年代初期，内山书店旧址归中国人民银行山阴路储蓄所所有。1980年8月，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设为上海市纪念地点。1998年10月，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虹口支行在内山书店原址设立陈列室。如今，铃木和鲁迅、内山等人当年的合影就展示在这间陈列室内。离这里不远的鲁迅故居于1959年被指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至今保存着鲁迅当年的生活陈设。　　当时铃木一行还留下两幅照片，一幅题记为“新公园风景”，另一幅题为“黄包车、上海神社前”。根据这两幅照片，可知他们在5月10日这一天还到过当时的新公园和上海神社，这两处地方不妨看作铃木上海访问的第六站。　　新公园就是现在的鲁迅公园，这里离内山书店及内山住宅不远，铃木一行很可能是在访问内山和鲁迅之后来到这里。　　上海神社原址也在今天的四川北路，离内山书店不远。这座神社的前身为“沪上神社”，原在六三园内。1908年，日本商人白石六三郎（1868—？）在西江湾路230号（今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230号翦淞閣）建日本料理店“六三园”，该店占地宽广，附有日式庭园，1912年4月在园内建“諏访神社”，同年7月，根据上海日本总领事有吉明的建议而改名“沪上神社”。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諏访神社毁于战火。1933年11月，日人在上海江湾路 118号重建，名曰“上海神社”，社内供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神武天皇。后于1945年被毁。　　最后探讨一下铃木大拙在上海下榻的地方。　　铃木大拙此次访华期间，先后三次进出上海。第一次是5月6日自日本抵达上海，10日或11日离开上海赴杭州；第二次是5月14—16日间自杭州返回上海，17日离开上海赴宁波；第三次是5月26日晨自宁波抵达上海，27日离开上海赴苏州。把他这三次进出上海的日程合计起来，可知他在上海实际停留了大约 7天有余。但是关于铃木在上海的住处，史料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1934年5月26日，铃木大拙曾给日本东京的德富苏峰寄出一信，发信地址为上海西华德路万岁馆。这封信应写于铃木从宁波返回上海之后，从发信地址可知，他当时下榻的地方就在万岁馆。万岁馆是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旅馆，位于虹口区西华德路（今长治路），建于1904年，当初是上海最好的日资旅馆，1920年代，芥川龙之介曾在这里住宿。根据铃木大拙的信件，目前仅知他于5月26日在此住宿，但是可以推测，他在此前的两次进出上海时很可能也是在这里下榻。　　据网络资料显示，似乎万岁馆的遗构至今还有保存，但是各资料所显示的遗构并非同一座建筑，其中一座为红色三层楼房，另一座是灰色五层楼房，孰者为是，令人疑惑。为确认万岁馆的遗迹，笔者于2009年3月1日到上海长治路一带进行了调查。长治路是从白渡桥向东延伸的一条道路，大约数百米长，沿路两侧的老建筑或被夷为平地，或是早已经过改造，保存完整的当年遗构只有一座，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座红色三层楼房，另有一座正在维修，由于被完全包围封闭，笔者未能看到它的样子。那座红色三层楼房位于长治路和闽行路的交叉点，左侧为闽行路，右侧为长治路，因整座建筑有多个入口，故门牌号码亦有多个，其中长治路一侧为 117号、119号等。该建筑现为住宅楼，从外观和内部格局来看，亦不像是宾馆。笔者向多位周围的老住户询问，没有人知道“万岁馆”之名。这样看来，网上的资料尚不可轻信，换句话说，当年的万岁馆虽然就在现在的长治路，但它是否就是那座红楼，目前还不能断定。至于上面提到的那座灰色五层楼房，笔者也曾试图寻找，但因没有任何线索，不知其位于何处。总之，白渡桥一带当年曾是宾馆集中之地，万岁馆也在这里，它或许尚存，或许已毁，究竟如何，还须要进一步调查。　　另外，铃木大拙此次访华的成员一共5人，除了铃木之外，还有藤井静宣、高畠眉山、中村戒仙、斋藤贞一。其中藤井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僧人，高畠是日本临济宗圆觉寺派僧人、佛日庵住持，中村是日本临济宗大德寺派僧人，斋藤贞一是铃木的友人斋藤利助之子，此次担任随行秘书，访问期间拍摄的照片大多出自其手。　　以上是目前了解的铃木大拙1934年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上海——的大致情况。由于相关资料难以寻觅，笔者掌握的情况还远不够全面。为了更清楚地再现近代中日佛教交流的这一片段，还有必要继续进行追踪调查，同时恳切期望方家赐教。; 26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本的伏尔泰﹕福泽渝吉﹕《脫亚论》文言版: gordon 2013-12-15 13:26; 注：福泽谕吉的时代正是日本学习西方的时代，日俄战争后，日本民族主义抬头，再也不提什么脱亚论了，反而想独霸亚洲了。福泽谕吉：《脱亚论》这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章，是日本走上自强和侵略道路的宣言，作者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最重要的思想家，一位西方近代文明的启蒙者和伟大的教育家。福泽谕吉的这篇《脱亚论》写于1885年，当时这篇文章并无题目，是作为《时事新报》（现在日本《产经新闻》的前身）的社论发表的，《脱亚论》这个题目是后人出版福泽谕吉的著作时加上去的。福泽谕吉之所以作此文，是因为那时在日本舆论界展开了一场思想争论：日本应该怎样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打交道？本文发表于《时事新报》 1885 年（明治 18 年） 3 月 16 日。文言版 : 近世以来，交通便捷，西洋文明之风乃借此东渐，其势遒劲，所向披靡，虽草木清风竟不免。概而论之，古今之西人殊无大异，且远古之西人颇称愚钝，然今世反得灵通，盖因借交通之利器也。东方诸国视此西风东渐，倘阻之以螳臂，似未为不可，然放眼四海，洞见五洲，则万不可行也。阻之无益，何若因势疏导，同沐文明之和风，扬帆东海，共享其利，舍此别无他途也。西洋文明恰如疹疫之蔓延也，东京之疹疫，先发于关西之长崎，借春风而东，旋即弥散，当此时也，虽恨其之毒，然防御之策安在？余曰：无良策也。所谓百害之疫，其势汹汹如此，况利大于弊之西人文明乎？故螳臂之阻不可为，惟推波助澜使之广，期国民早得沐此文明之风，诚智者所必为之者也。西人近世文明入我国，以嘉永元年始，虽民心早有所向，然肉食者鄙，循守旧制，何奈何？彼等拒之千里，与西人文明势同水火，如脱旧制，彼等无存，若留彼等，国将不国，幸我朝有识之士，秉 ; 国为重 ; 、 ; 肉食者为轻 ; 之大义，更赖帝室尊严，断然废旧制，立新政，朝野一心，革除旧弊，举凡一切均效法西方列强，以图傲视亚洲诸国。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本与我国旧制无异。或人种之异，或虽同师所授，所得不同，三者相较，彼二国何其相似乃尔，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然仅见闻尚不足以动人心，概因循守旧实为人之常情。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 ; 儒教 ; ，其号虽称 ; 仁义礼智 ; ，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愚以为，彼二国者，于今文明东渐之际，保全疆土尚力有未逮，若非突起智者义士，效法我朝，革旧弊，聚民心，则不出数年，彼定国将不国，自裂其土以供文明诸强分而食之。当西人文明如疹疫流行之际，彼二国逆天而行，杜言防川以自闭，实属不智。虽云 ; 唇亡齿寒 ; ，然彼于我无丝毫之助。非特如此，盖因地理相连，西人或将我与彼二国等量齐观，是故鄙彼即非我也。如彼无法可依，西人疑我亦无法也；二国无知，西人谓我亦如此；彼等卑屈无耻，西人则视我之侠义为无物；韩人刑酷，西人思我亦然；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比如邻庄之人皆无法无天，愚昧残暴，偶有一二品行端庄者，亦不免受其累也。如斯例也，今之彼二国于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唯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待彼二国，则如西人即可，子不闻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国势必拒此东方之恶邻于心念也。; 404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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