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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十九世纪 “统计学” 革命 —— 对于 “天才” 的研究（转） ... ...: gordon 2017-3-18 02:42; 法国思想家、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尼·狄德罗说得好：“想给天才下定义的人，对他的感受多于对他的认识。应该由天才来介绍他自己。”这用在高尔顿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近百年来更为流行的关于天才应具有由杰出的实际成就反映出来的高度创造性的观点，就来源于这位英国人类学家。的确，对高尔顿来说，研究天才不但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有他的优异条件。弗朗西斯·高尔顿（SirFrancisGalton,1822—1911）出身于英国伯明翰一个在动产、实业方面都大有能量的公谊会世家，从小就显露出他的学术上的前景：四岁那年，他就能做加减乘除法，能读懂任何英语读物，能流利地讲拉丁文，还能说几句法语。有专家说，如果让他接受智力测验，他的智商或许可达200，属于最高智力者中的一位，可以和19世纪伟大的德国自然哲学家约翰·米勒、德国大诗人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和德国大数学家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等人相媲美。不论是最初入金·爱德华学校，还是在伯明翰总医院做一名医学生，或随后进伦敦国王学院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接受正规教育，高尔顿都一次次显示出他的超常才赋。一方面，他兴趣广泛，气象学、地理学、指纹学和心理学等都无不喜欢，他所发表的九部专著和大约二百篇论文，内容涉及指纹的应用、相关微分学、双胎、输血、犯罪行为、不发达国家旅行技术和气象学等各种问题；另一方面，他成绩突出，就学时就获过解剖学、化学、法医学的最高奖，三十一岁和三十六岁分别被选为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和皇家学会会员，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为后人开辟了新的领域，表明他实实在在算得上是一个天才。高尔顿是彻底把变异、选择和适应的原理应用于人类个体和种族研究的第一个人。以往的工作已经表现了高尔顿以后具有毕生献身于统计学和遗传学的基本优势，他自己的经历更加深了他研究遗传和天才的热情。　 1853年8月，高尔顿与露易丝·巴特勒结婚。露易丝的父亲乔治·巴特勒原是剑桥大学高年级数学考试一等奖获得者，后来还担任了创建于1571年的著名学府哈罗公学的校长，最后成为彼得保罗大学的校长，不用说，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人物。作为他的子女，不仅露易丝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女，她的四个兄弟无一不是富有才智的人，他们都曾获得第一等的学位，而且个个都成为公立学校校长或律师。这一家族的智力，使高尔顿觉得是对他以前曾经思考过的把动植物的遗传应用到人的设想的有力支持。他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在其《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中认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提出了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高尔顿由此立即联系到心理的遗传。于是，他便重新开始思考智力遗传、双生、优生这些方面的问题。正如高尔顿在一部著作的“序言”中说的：“我从思考我的同时代人在中学、院校和晚年的气质和成就开始，发现才能似乎常常都是继承而来的。后来我对各个历史时期大约四百多名杰出人物的血缘关系作了一次粗略的调查，结果和我的看法一样，除了有限的尚需进行研究外，完全可以确定天才就是遗传这一理论。于是我开始搜集了大量周密选择过的传记材料。” 不过不同于特曼，高尔顿研究的不是那些仅仅具有高智商的“潜在天才”——儿童，而是已经显示出杰出的成就和创造性的真正的天才。高尔顿相信，量的测量是成年科学的一个标号，于是他采用比利时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阿道夫 · 凯特尔（AdolpheQuetelet,1796—1874）将统计学和概率论应用于社会现象的常态律，把天才产生的次数化作天才的程度的测量来研究。高尔顿就以这种量的方法来研究他精心选择的、在智力、才能和身材、眼睛的颜色以及疾病等方面都富有特征的贵族、军人、诗人、作家、画家、牧师、音乐家、裁判官、政治家、科学家和划桨能手、摔跤运动员等著名人物的家庭，确定一个字母分级的量表，一方面由刚出于“中才”之上的A，上溯到G和G以上的X各级；另一方面由位置于“中才”以下的a，下降至“白痴及愚笨”，如f、g及x。这样，经过四十年严肃认真的统计和研究后，他写出了被认为“关于各家天才遗传的一种审慎的传记研究”《遗传的天才》（HereditaryGenius,1869）以及《英国科学家》（EnglishMenofScience,1874）、《人类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InquiriesintoHumanFacultyandItsDevelopment,1883）等几部重要著作，得出的结论是，智力的特征和体力的特征同样传自祖先，其信念之强足以形成其个人的宗教哲学；证明无论是天才或者是白痴，都是先天遗传的。　高尔顿曾经深入研究过二百八十六名裁判官的亲密家系，发现这些人，九人当中就有一人是另一个裁判官的父亲、儿子或兄弟，并且都是些“精力旺盛、机敏伶俐、注重实际、乐于助人的人”；而同是这些裁判官的另一些近亲，又都是医生、主教、诗人、小说家或最高级的陆军军官。比较间接的亲属，有卓越成就的比例就比较低。他对一百名皇家学会会员所作的类似研究也获得同样的发现。根据这样的研究，特别是这些统计学材料，高尔顿肯定了聪明才智的遗传作用，相信在每一个例证中，那些人物不仅继承了天才，像他们一长串的先辈人物所显示的那样，而且还继承了先辈的才华的特定形态，认为优越的智力才能往往以一种特别的形式，例如在科学、法律、艺术或者实业方面重现于家庭中，后裔智力才干在家庭中的比率超过以数学或然率所计算的比率。高尔顿用如下公式来表示这一比率：“父母两人对后代的遗传是按比例二分之一或继承总数的（0.5）；祖父母是四分之一，或（0.5）2；曾祖父母是八分之一，或（0.5）3，依此类推。因而祖先遗传的总和，是｛（0.5）＋（0.5）2＋（0.5）3等等｝的级数表示，总体为1。” 　　例如，高尔顿说，优秀的人常比任意挑取同数量的一般人有更多的优秀亲属，而且一位杰出的法学家或者律师往往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尤其是法学界的显赫家庭。如一个能干的裁判官，他的儿子就要比普通的人成功的机会大五百倍……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他的这个结论，说那是因为他有一个成功的父亲帮助他获得成功，对此高尔顿反驳说，他的统计材料还表明，正如裁判官有一个能干的儿子一样，他也常有一个能干的父亲，难道能说这儿子会有很多的机会去教育和栽培他的父亲吗！于是就把反对者的口封住了。当然，天才是极其稀罕的，高尔顿举出的数据是，一百万或一百多万人中，大约只有二百五十人的智力称得上属“优秀”，而只有一人称得上是“杰出”，另一方面则大约有二百五十人是属于毫无希望的低能或白痴。注：两三代人，都好强。呵呵　　犹如高尔顿从查尔斯·达尔文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达尔文也受益于高尔顿的著作。达尔文在他划时代的著作《人类的由来与性选择》（1871）中承认：“ 通过高尔顿先生的令人钦佩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天才也倾向于遗传，所谓天才就是高度才能的异常复杂的结合；另一方面，同样地，疯狂以及退化的心理能力肯定也在一些家族中得到遗传。”事实上，达尔文最初读了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后就曾给高尔顿写过信，说：“ 在一定意义上讲，你已经使一个持异议者改变其信念，因为我一直坚信除了资质最低下的人们之外，一般说来，人的禀赋不相上下，只是由于热情与勤奋程度不同而成就各异。” 　　现在，天才的遗传已经受到更多的人的关注和重视，相信没有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热情和勤奋”只能起有限的作用，难以甚至根本无法达到天才所能达到的创造高度。但是，光有遗传的、“潜在的”天赋，仍然算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以“潜在的”音乐天才来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伦·温诺（EllenWinner）在《创造的世界——艺术心理学》（InventedWorld：ThePsychologyoftheArts,1982）中指出：“幼年的非凡悟性，父母的培养训练，以及本人的自觉的刻苦学习，这三者对于一个作曲家或演奏家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神童们的音乐才能出现得很早，但没有严格的管教和正规的训练，它是不会成熟的。” 　　1840年5月27 日，当“小提琴之王”尼科洛·帕格尼尼（Niccol　Paganini,1782—1840）在法国尼斯去世的时候，著名的匈牙利音乐家弗朗茨·李斯特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在讣告上写道：“我毫不犹豫地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帕格尼尼了。”李斯特的话也许过于绝对化，但是就帕格尼尼所从事的领域来说，把他看成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天才，这一点也不过分，至少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达到像他这么高的成就。　　对帕格尼尼的天才，当年的《巴黎评论》（RevuedeParis）曾这样评述他在巴黎的一次演出：“帕格尼尼是艺术领域中一个绝无仅有的现象……他有着非常发达、非常灵巧的手指、手掌和腕关节。他的手像闪电一样在乐器上飞速地移动着，而他的乐器就像是飘浮在空中，能够自己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对帕格尼尼的弓子与提琴的最好的比喻是把它们比作魔棍，比作一根能使整个世界处于其控制之下的魔杖。”0确实，帕格尼尼的演奏天才只能使人想象是一支魔杖在挥动。不妨以他自己写的《无穷动》（MotoPerp　tuo）为例。这是一支非常难懂的曲子，直到今天，就连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也极少能够演奏此曲；即使能演奏，也得花三分三十秒钟。而帕格尼尼只需三分钟就够了。这就意味着帕格尼尼每分钟必须奏出一百二十六个节拍，即一千零八个音符，这是多大的难度啊！更主要的是帕格尼尼以完美的音色把曲子解释得十分明了，正如德国小提琴大师路德维希·斯波尔(LudwigSpohr)说的：“他连拉得极快的时候都非常和谐！”帕格尼尼还喜欢以奇特的方式来炫耀技巧。他常在音乐会上才华横溢地即兴演奏，有时故意弄断一两根琴弦，然后在剩下的琴弦上继续演奏；他还经常仅仅靠下巴而不是用左手支撑，就让小提琴牢固地保持恰当的姿势，熟练自如地进行演奏，而且演奏时，能够毫不费力地把拇指往后翻到不寻常的地步，并不需活动整只左手，就使它各个指头的第一指骨作奇妙的屈曲动作，轻易、准确又敏捷……这使他的私人医生弗朗西斯科·本纳蒂（FrancescoBennati）惊叹不已，并说：“一定是造物主让他在实践中完成这种构造特性的。” 　　说得对。小提琴是最难以驾驭的乐器之一，帕格尼尼却以他无与伦比的技巧，打破了音乐史上的一条“准定律”：不朽的伟大只有作曲家才能获得。作为一个著名的例外，帕格尼尼不是因为创作出多少名扬乐坛的小提琴曲，而是由于他的演奏，才赢得永久的称颂。他是以他在实践中学习、培养和训练，才使自己先天的才赋获得充分的发展。　　从五岁起，当帕格尼尼的父亲发现他的儿子具有不平常的音乐禀赋后，就把他关在房间里，也有人说是关在地牢里，逼着他开始练习演奏，每天连续十个小时以上，只有在六岁那年一次因麻疹或猩红热之类的疾病出现“强直性昏厥”几乎死去才中断过几天。随后帕格尼尼即师从剧院管弦乐队的小提琴手安东尼奥·塞尔维托 (AntonioCervetto)和热那亚第一流的小提琴家贾科莫·科斯塔(GiacomoCosta)，正式学习小提琴。后来，他又去意大利北部的帕尔玛向小提琴大师亚历山德洛·罗拉（AlessandroRolla）求教。此后，不管在什么时候，尽管他生活放荡不羁，也从未停止过技巧的探索。在他去世的时候，人们发现他个人竟拥有二十二把极有价值的乐器：其中七把小提琴、两把中提琴和两把大提琴，都出自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AntonioStradivari,1644—1737）之手，后者被人们公认为最著名的意大利小提琴制造家，他使小提琴制作工艺达到极为完善的地步。另外，有两把小提琴是来自于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造业家族阿马蒂家族（Amatifamily）；四把来自于意大利另一个著名小提琴制造家族瓜奈里家族（Guarnerifamily）；特别有一把他最喜欢的，是瓜奈里家族中最伟大的小提琴制造家瓜奈里·德·哲苏（GuarneridelGes 　,1687—1745）1742年制作的。从这也可以看到，帕格尼尼甚至对他所使用的小提琴也那么注意，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技艺，在各方面都达到完美啊！　　帕格尼尼的实例充分说明了一个“潜在天才”是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天才的。莫扎特也是以他在所有音乐体裁中创作出的伟大作品，证明他是从一个神童成长为一个所有作曲家中最高的全才和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的。 ******************************************************************** 这种傻逼的理论，我从来就不相信但确实有一些东西是先天的，比如说东亚人的 “乳糖不耐受”。 ******************************************************************** 有些牛人，两三代人都很强，也是事实倒不是阶层固化，“我爸是李刚” 的原因。; 23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十九世纪 “统计学” 革命（转）: gordon 2017-3-18 02:28; 在19世纪，有关概率和统计学的三个主要领域都获得显著的发展。第一个领域是数学理论（以拉普拉斯为先导），第二个领域是统计学应用于对社会的分析，从所谓的“道德统计学”开始；第三个领域是为科学引入了一个统计学基础。其中第二个领域通常与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凯特尔以其关于某些数字恒久性或合规律性的意外发现 ——婚姻、死亡、出生、犯罪等等——而使全世界的读者震惊。　　我们有一个相当充分的证据可以雄辩地证明有关社会的新的统计学的发现的革命影响。正如约翰·赫歇尔爵士在1850年所说的（PP．384－385），“人们开始惊奇地——但并不是没有某些良好的渺茫的期望——听到” 　　　　不仅生死和婚嫁，而且法庭的判决，普选的结果，在抑制犯罪时所进行的惩罚的影响——医疗的比较值以及治疗疾病的不同方式——自然研究的每一个部门的数字结果中的有限的概差——自然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原因的发现，——而且，甚至证据的重要度，以及合乎逻辑的论点的确实性——似乎都可以用对一个无偏见的分析的敏锐的彻查来测定。这里所说的对一个无偏见的分析的敏锐的彻查，即使不会立刻导致实在（实证）真理的发现，至少也将保证发现和排除许多有害的和不断侵扰的谬误。　　这一段文字搞自《爱丁堡评论》（1850年7月）中关于刚刚出版的凯特尔与阿尔贝特国王有关《概率论》的通信集的译本（1849）的一篇人们广泛阅读和争论的文章（见赫歇尔1857，365ff．）。　　但是，发生过一场革命吗？估计对社会所作的新的统计学的分析是否由于其深远的意义而被视为一场统计学的革命的一个方法，就是认识反对新的统计学思维方法的激烈程度。以统计学为基础的科学或知识的两个反对者是奥古斯特.孔德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bk．6，Ch．4）中嘲笑“ 某些几何学家妄想使社会研究服从一种奇异的数学的概率论而使社会研究成为一种实证研究’h855，492）。孔德严厉驳斥詹姆斯·伯努利，尤其是孔多塞企图把概率论和统计学应用到社会理论（或社会学）之中。他说（p．493）　　　　人们开始普遍认识到政治哲学的真髓，而且事实上由于孟德斯鸠、孔多塞本人的努力，这一真髓已被揭示出来，此外，社会的新的动荡也强有力地鼓舞着人们。在这样一个时候，拉普拉斯再重复这样一个哲学错误，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从那时起，一系列模仿者用单调乏味的代数学的语言继续重复这个幻想，而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滥用了恰恰属于真正的数学精神的荣誉；所以，这个谬误现在只是将会使用它的政治哲学的极端无能的一个不自觉的证明，而不是像一个世纪之前那样，是科学研究的不成熟的本能的一个象征。再也没有哪个概念比这个概念更荒谬了：它把一种假设的数学理论作为它的基础或它的操作模式。在这种理论当中，符号被误认为思想，我们计算和测定数字的概率；进行这种计算也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无知看作是测量我们各种观点的几率次序的自然手段。　　孔德反对统计学和概率论很可能是基于他这样一个信念：“一切科学的目标都在可预见”（即准确的预言）；他在1822年关于“改造社会”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论点（弗莱彻1974，167）。为达到这一目的，“由对现象的观察所确立的规律”应当使科学家能够预言现象的接续和演替。由此可见，“对过去的观察应当像我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中所看到的那样，揭示未来”。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六卷（“社会物理学”）中，孔德扩展和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论题。在其中的第三章中，孔德主张，“社会现象服从自然规律，同时容许合乎理性的预见”。孔德这里所说的是合乎理性的经典力学的简单的因果律的预言——他认为，这些预言与统计学和概率论的“不准确的”预言是相对立的。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最重要的或“主要的哲学著作”《逻辑体系》中，反对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统计学论点或对概率的误用。密尔认为（1973－1974，1142），“确实需要有充分可靠的证据使任何有理性的人相信，我们的无知可以通过一个对数字起作用的系统而溶入到科学中去”。密尔又说，“这个奇怪的意图无疑导致一位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孔德先生——极端地反对整个的这个学说，尽管事实上保险业的实践以及其他大量实在的经验天天都在证明着这一学说 ”。这个陈述，如同《逻辑体系》第一版（1843）中的其他陈述一样，在第二版和后来出版的其他版本中被删除了；但是，没有哪一位读者会忽视或忘记这样一个明显的结论：密尔对于概率的基础以及运用概率的有效性抱以完全否定的态度（见密尔 1973－1974，8－9：bk．3，ch．17－18，app F，G，pp．1140－1153）。当密尔在其《逻辑体系》（1973－1974年，bk．3，ch． 18，3）中说“对概率运算的误用”已经使之成为“数学的真正耻辱”时，人们对他的观点就确信无疑了。　　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或者直接反对在科学中使用概率和统计学，或者对在科学中使用它们的正确性表示极大怀疑。迟在1890年，彼得·格思里·泰特在其《物质的特性》第2版中，可能仍然采取一种反统计学的态度，并且说到“由于对《概率论》的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正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的 ——而大大增加的”气态运动论中“仍然存在着的困难”（p．291）。　　克劳德·贝尔纳对在科学中对统计学和概率的运用进行了更频繁的和坦率的批评。贝尔纳通常被人们称作近代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他在其《实验医学研究导言》（ 1865； 1927， 131－139）中直率不讳地说他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在统计学的基础上教授应用的精密科学”。他认为，对统计学的使用必然“只能产生推测的科学”，而且 “永远不可能产生出富有活力的实验科学，即根据一定的规律调制现象的科学”。而且，他主张，“ 依据统计学，我们可以推测关于某个特定事例的或大或小的概率，但是却永远不可能获得任何确实性，也永远不可能获得任何绝对的决定论”。既然“事实从来都不是同一的”，所以，“统计学只能是所进行的观察的以经验为根据的点查”（pp．138－139）。因此，如果医学以统计学为基础，那么它就“只能是一种推测的科学；只有以实验的决定论为基础，它才能够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即一门可靠的科学”。贝尔纳在这里指出了他所说的“所谓观察敏锐的医生”的观点与“实验医生”的观点之间的区别。贝尔纳认为，实验科学导致了一种严密的决定论；他和其他生理学家认为，这种严密的决定论是与概率论或统计学的考虑或看法不相容的。　　在1904年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期间召开的“艺术和科学大会”上的一篇演说中，特别有哲学头脑的理论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简短地论述了如何把统计学应用于科学和社会科学。他捍卫“统计力学的定理（公理）”，认为“它们像所有有根据的数学定理一样”，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他特别注意到，把统计学应用于其他领域有一个困难，例如，在设想“基本错误的相等几率”时，就是这样。他暗示要把统计学应用于“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社会学等等，而不是只应用于……力学的粒子”；同时，他让人们注意把这样一些研究置于概率论的基础之上而产生的“原则困难”。他说，“如果采用了可以从其他基本的观念推演出来的相等概率的概念”，那么，这一学科“就像数学的任何其他分支学科一样精确和严密” （1905，602）。　　在1983－1984这一学年期间，在比勒费尔德大学举办了一次国际性的跨学科的讲习会和专题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1800-1930年间概率论的革命”。在那里所进行的各种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19世纪在社会和科学的思想中持续不断的变革，展现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但是，我认为，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由于统计力学的发展，革命（即使有的话）到19世纪末时已经不只是一种论著中的革命了。另一方面，随着一个概率论的或统计学的基础引入遗传学和进化概念被引入量子论，物理学和生物学在20世纪都经历了一次非常彻底的变革。量子革命通常被看作是科学中所曾发生的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而且，由简单的因果关系向统计学的考察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它的最革命的特点之一。因此，我敢断言，在20世纪，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中全面的革命意义上的‘概率论的革命”（或更确切地说，“概率化的革命”。这至多只是一场直到20世纪初才获得科学中的革命的潜能的论著中的革命。到1914年，在一本题为《概率》的著作（它对“不同学科的科学知识中”的概率和统计学作了非专门性的一般解释）中，法国数学家埃米尔·玻莱尔指出，“ 我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面对着一场真正的科学革命 ”（p．ii）。　　应用科学中的革命　　史学家们一致认为，19世纪的伟大革命之一就是科学作为推动技术和社会变革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崛起。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对这场革命作了非常简明的描述；与此同时，他指出，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的方法的发明。我们在下述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可以看到这种技术或工艺革新的生产力：杜邦公司1942年的销售总额中，几乎有一半的产品在1928年之前是没有的，或者是那时没有大规模地生产的。而这就是公司的一个研究计划的影响和作用。注：杜邦的发明，导致日本的丝绸没有销路，导致了日本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行列（以前降落伞，就是用日本的丝绸制作的；后来用杜邦的尼龙了。）　　尽管我们今天常说，基本的科学知识中的进步，对于改变我们衣食住行的必需品、我们通讯和运输的材料，以及我们谋生和进行国防的方式，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在一百年之前一般是不可能的。从培根和笛卡尔以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曾预言，知识的发展和进步将使人成为他的环境的主人，但是，关于这一进程，并没有多少令人信服的例证。我们有一个大约是在1800年之前的重要例证，它标明，一位科学家完全为了知识的进步而进行的研究，作为一个始料未及的副产品，导致一个对人类有益的实际发明。这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对导体和绝缘体的性质、静电感应现象、物体的形状对其电的特性的影响、接地在电效应中的作用，以及辉光、放电、瞬态放电和剧形放电（电晕放电）的性质所作的基本研究。这一研究使富兰克林认识到闪电放电是一种电的现象，然后又促使他进行了检验这个结论的实验，并最终发明了避雷针装置——缓释带电的云，从而避免雷击，以至把雷击安全地传导到地面。迟在19世纪初，在法国的一次公共的辩论中，关于避雷针的这一段个人历史可能还被当作基本的科学研究如何导致出人意料的实践发明的一个基本范例而举证。但是，如果由此产生的实际发明与饮食或健康、通讯或运输、国防或谋生的方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例证实际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就科学对技术和工艺的影响而言，在19世纪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这首先表现在染色工业中。在19世纪中期以前，染料是从自然资源获得的：植物，昆虫，甲壳类动物，以及某些矿物。到19世纪末，合成生产出的染料几乎完全取代了这些自然的产物。这场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是，1856年威廉·亨利·珀金发现了一种新的染料，它可以把丝绸染成一种红紫色（苯胺紫）。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学生，而且他所发现的染色物质则是从事生产合成奎宁的不成功实验的最后结果。生产这种染料的原料是煤焦油，而煤焦油则是通过蒸馏法生产从煤中提取的照明气体的过程的副产品。珀金开始成批生产新的苯胺紫染料，而且在随后几年，一种新的工业产生了。这种新的工业的基础就是能够合成现有的通常是从自然产物中获取的染料或者创造全新的合成染料的化学家们所进行的研究。这些新的染料比较便宜，而且染色也较快。我们也许看到了这种新的工艺和技术在一种染料——苗草红或“土耳其红”——的历史中的革命作用。19世纪60年代，茜草红是从茜草属植物茜草根中提取的；而苗草属植物则是普罗旺斯的主要农作物，而且在西班牙北部、意大利、希腊和北非被大面积种植和栽培。几十年之后，合成的茜草红几乎消灭了西草属植物农业，而在今天，茜草属植物只是作为珍品在植物园中种植。　　与许多比较早的合成染料大不相同，茜草红——染料化学家维特认为（哈伯1958，83）——是“化学研究中一种新的趋势，即有目的的化学的第一个结果”（“人工合成的基本原理”；见O．N．维特1913，520）。化学家们现在被组织起来，以把他们的研究引向特定的技术和工艺目标。最后一种被合成产品取代的天然染料是靛蓝，它的生产几乎是完全由英国人控制的。早在1880年，靛蓝实际上就已经合成了，但是，这个制作过程比较缓慢，而且代价也相当大。在合成的靛蓝1897年上市之前，引导这方面的研究，把从事工业研究的化学家们的科学劳动及其学术成果集中起来，花去了17年的时间。巴登州的苯腔和碳酸钠制造厂为此投入的费用合计达五百万美元，这是到那时就单个研究项目所投入费用的最高数目。三年以后，德国的总产量相当于从25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的靛蓝的产量（布隆克，1901）。　　正是在染料工业中，科学第一次显示了它的巨大的技术和工艺力量。广大地区的整个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了，这正像以前专门用于种植和栽培茜草类植物的土地或者被翻耕转向种植葡萄或其他作物，或者被迫休耕或荒芜一样。国家和世界的命运受到应用化学研究的成果的影响。在19世纪60年代初，德国几乎没有什么染料工业，但到了1881年，它则成了世界上几乎一半染料的生产国。到1896年，这个数字上升到刀叽，到1900年则达到SO-90％。德国的制造商成功地夺取了世界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能够利用一大批相当能干的化学家；这些化学家对研究的通常是不辞劳苦的热爱，是除瑞士外的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哈伯1958，129）。最后，还应当注意到，由于不稳定的染料是易爆炸物，所以，德国由政府倡导和资助的染料工业在为世界战争生产着一个潜在的武器库。　　认识应用化学中的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要注意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1896年出口的依靠天然原料生产的靛蓝，其价值达350万英镑之多，到1913年，这个数字跌至6千英镑。此外，1913年德国（合成靛蓝的主要生产者）出口的靛蓝的价值约为200万英镑。但是，其他一些资料表明，这场革命的全景是，在这十七年间，靛蓝染料的价格由每磅约8个先令下降到每磅约3．5先令（见芬德利1916，237）。 ************************************************************************* 中国社会的革命是从日本尿素开始的。日本尿素、的确良，取消 “粮棉” 限购。化肥、炸药、染料工业。（当年在解放战争中的从事军工的女同志，后来去学了染料。） ************************************************************************* 6-70年代民谣 “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条料子裤，前面日本产，后面是尿素，裤挡净重80斤,腰里系着百分数。” 6-70年代日本援华的尿素，包装袋是国内少见的尼龙织品，结实耐用，两个袋子可裁成一条裤子。分到各地后，化肥袋到不了农民手里，供销社以五角至两元的价格卖给走后门的公职人员。袋子上的黑字，是怎么弄也去不掉的，以最佳裁剪方案做成的裤子，“日本” 二字显示在前面，屁股后面带“ 尿素 ”，裤挡处显示“净重40公斤”，“含氮量46％” 的那部分在裤腰处。这就是上述“民谣”的由来。建国三十多年后，这个国家连许多公职人员都是拣战败国破烂遮体的叫化子！一般“没门子”的老百姓连“拣破烂”权都没有！注：早年棉花是限制的；“粮棉” 嘛; 18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保险公司与吸烟致癌 ——— 澄清一些关于中国统计学的错误认识 ... ... ... ... ... ...: gordon 2016-6-4 05:04; 1933 年，年仅26 岁的吕富华从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后，赴德国弗莱堡医科大学留学。当时，保险公司在对死亡者进行赔偿时，发现吸烟者的死亡率比正常要高出许多，由此保险公司产生疑问：是不是人的吸烟与死亡有关？如果是，那么对吸烟者的保险要慎重些了，理赔金额也应有所调整。在保险公司的委托下，一些研究人员开始在小白鼠身上做 “烟草与癌变”实验。 *********************************************************************************** 以前我认为在计划经济之前，中国的统计很差劲。后来才发现，民国时期，有保险公司经历的教师，统计学都非常厉害。也就是说，民国时期，中国的统计就已经初步具备雏形了。注：民国保险公司这帮老教师，讲课讲的也清楚。他们翻译了一本书，就是钟开莱老师的那本。瑞典那哥们的 Cramer Harald 和苏联的柯尔莫哥洛夫也认识 *********************************************************************************** 民国的教育，主要偏英美这帮。例如英国的皮尔逊注：说老实话，英美的入门教材写的真是棒。深入了就无所谓了，俄罗斯有些东西很牛逼的；但是不建议初学者看这种东西。; 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统计学大讨论 —— 理论依赖于实践: gordon 2016-4-8 14:21; 统计和概率论的来源不同。一个是从处理实验误差过来的，强调的是正态。（实验数据处理，三次实验数据，做一个平均。这个经验规律的依据是什么？）一个是从社会统计过来的，强调的是变异。 ************************************************************************* 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统计学界一扫过去万马齐喑局面，又迎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研究春天，于是对统计学性质的认识产生了新的飞跃。1978年1月27日至12月9日，国家统计局在四川峨嵋召开了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全国统计教学、科研规划座谈会。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统计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中国统计学界主流统计学派对数理统计学认识和态度的转折点。 ************************************************************************* 改造新人—— 纪律与队列训练早年是个指标，你就按照指标改造吧，呵呵方阵里的 “纪律和队列训练” 队长管纠错，或者叫士官也行。按照编码理论来说，就是一个纠错码 ************************************************************************* 早年，是通过诉苦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毛泽东将革命内化为每个人对翻身做主人的诉求和渴望，从而启动了革命。通过划分阶级和阶级斗争，每个人都要检视自己的 “ 成分 ” ，并且鼓励揭发他人，革命被内化为每个人的自我检视和批评，并把对他人的检视和批评当成自己的一项任务，革命的对象和目标被建构起来，此谓 “ 内化 ” 的自我。毛泽东时代人与人之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与否，在于能否认识当时的社会风向，而现在人与人之间主要是 “ 外在于人 ” 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比如收入、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行业和职业等的区别，它们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首要根据，是一个人判断自身社会位置的首要标准，此谓 “ 外化 ” 的自我。对于 “ 外化 ” ，需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作为社会人，从出生开始就被档案化，以事件当事人、系统评价对象和社会统计对象的角色参与日常活动，这必定是外化的体现。这里强调的不是客观结果，而是一种自我的主观定位，毛泽东时代的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定位自身，以期调整自己达到国家的要求或是个人生存所需；而在统计化的现今时代，一个人依靠外在的归类和描述作为自己的行为导向，并树立客观性的目标，例如 “ 我要富起来 ” ，转变自我与意志再无过多瓜葛，而在于制度是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注：“ 诉苦大会 ” 这个方法是余秋里发明的，但一般人都把这个标签归给 “毛主席”，约定俗称就这么说，我也这么说。 ************************************************************************* 一个人首先需要被贴上标签，成为可测量和计算的角色后，才有可计算性。但这个东西，你不能先搞个指标。是我们从现实中归类出一个特征。你不能先搞个指标，然后按照这个指标搞。注：现在，你明白是谁复活了吧，不是毛主席；是另一个人。呵呵; 1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女士品茶》作为统计学史的入门书籍其实是不合适的 ... ... ... ... ... ... . ...: 热度 7 gordon 2013-7-1 08:01; 《女士品茶：20世纪统计怎样变革了科学》作为统计学史的入门书籍其实是不合适的，萨尔斯伯格的序言写的不错，但很多东西他并没有讲出来，讲透。国内的教科书大多是从数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统计的角度讲这个问题，开头就是讲赌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探索性数据分析》陈希儒老先生写的序，有人说写的很好，我看过以后，还是不开窍。（也许陈先生把数学忘了，可能会写的清楚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世纪初之前，误差分析和统计学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学科。统计学的产生最初与“编制国情报告”有关，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统计学面对的是统计数据，是对多个不同对象的测量；而误差分析研究的是观测数据，是对同一个对象的多次测量。因此观测数据和统计数据在当时被认为两种不同行为获取得到的数据，适用于观测数据的规律未必适用于统计数据。19世纪的统计数据分析处于一个很落后的状态，和概率论没有多少结合。而概率论的产生主要和赌博相关，发展过程中与误差分析紧密联系，而与当时的统计学交集非常小。将统计学与概率论真正结合起来推动数理统计学发展的便是我们的统计学巨星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 (1796-1874) 。 1831年，凯特勒参与主持新建比利时统计总局的工作。他开始从事有关人口问题的统计学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凯特勒发现,以往被人们认为杂乱无章的、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如同自然现象一样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凯特勒搜集了大量关于人体生理测量的数据，如体重、身高与胸围等，并使用概率统计方法来对数据进行数据分析。但是当时的统计分析方法遭到了社会学家的质疑，社会学家们的反对意见主要在于：社会问题与科学实验不同，其数据一般由观察得到，无法控制且经常不了解其异质因素，这样数据的同质性连带其分析结果往往就有了问题，于是社会统计工作者就面临一个如何判断数据同质性的问题。凯特勒大胆地提出：【把一批数据是否能很好地拟合正态分布，作为判断该批数据同质的标准。】凯特勒提出了一个使用正态曲线拟合数据的方法，并广泛的使用正态分布去拟合各种类型的数据。由此，凯特勒为正态分布的应用拓展了广阔的舞台。正态分布如同一把屠龙刀，在他的带领下，学者们挥舞着这把宝刀在各个领域披荆斩棘，攻陷了人口、领土、政治、农业、工业、商业、道德等社会领域，并进一步攻占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统计学及气象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正态分布的下一个推动力来自生物学家高尔顿，当正态分布与生物学联姻时，近代统计学迎来了一次大发展。受凯特勒的启发，他对正态分布怀有浓厚的兴趣，开始使用正态分布去拟合人的身高、胸围、以至考试成绩等各类数据，发现正态分布拟合得非常好。他因此相信正态曲线是适用于无数情况的一般法则。 The gathering of anything that might be called social statistics is often dated from John Graunt(1662) 约翰•格朗特 analysis of the London Bills of Mortality, which tabulated birth and death data collected by London parishes. The beginnings of the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population statistics (now called demography) occurred in the mid-18th century, often attributed to Johann Peter Süssmilch in 1741. Data on moral variables began to be collected and disseminated by various state agencies (most notably in France and Britai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nd were widely used in debates about social reform. 亲，把威廉配第先放一边去吧。我们来讨论一下 “道德统计学”。最狭义的道德统计学通常是指反映社会病理学的（social pathology in groups of people）统计数值数据。例子包括对犯罪 crimes (against persons and property) ，文盲，自杀，非婚生子，流产，离婚，卖淫，往往被称为19世纪的贫困化的经济学的情形。比利时的Adolphe Quetelet (1796-1874),一位通才，建立了”道德统计“这个概念（Moralstatistik，wikipedia上都没有，法语是statistique morale）将人们的特征属性和社会行为用数字统计表达出来。在对人口的研究中加入数学的成分（比如犯罪率的计算），使用概率和多变量表格，并提出”一般人“的概念（根据各种统计特征的平均值)。总的来说，就是将人们的行为和社会事实用数字总结出来 “道德统计学”中还有一位很特殊的人物。前面说过，约翰•格朗特的代表著作是《关于死亡表的自然与政治的观察》（1662），在格朗脱工作的影响下，德国牧师约翰·彼得·苏斯密尔希（Johann Peter Süssmilch，1707～1767）继续研究人口数据中的规律，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秩序》（1741）。他在这本书中比格朗脱进了一步，明确提出，数据中隐藏的规律（他称之为“神定的秩序”）必须在大量的数据中才能揭示出来。所以统计史公认他是明确倡导大量观察法的第一人。有人说他是军队牧师，我暂时没有找到资料。到这里，教材就很好写了，由于资产阶级制度日趋腐朽堕落，社会里出了很多变态，经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发现变态是有规律的，不拉不拉不拉。《Mind on statistics 》一书中说，Mathematics as to statistics is something like hammer, nails, wood as to a house, it's just the material and tools but not the house itself。概率论和统计应该分开来讲，其实这是两门不同的学科。美国统计协会（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和美国数学学会（Mathematical Association of American）的联合课程委员会就曾建议，任何统计的入门课程，都应该“强调如何去做统计思考”而且内容应该“多一些数据和观念，少一点公式和推导过程”。 1992年11月我国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GB/T14745-92 《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将统计学与数学、经济学等学科并列上升为一级学科，把包括原属社会学科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种统计学归并为一门统计学。按萨维奇(L.J.Savage)的说法：统计学基本上是寄生的，靠研究其他领域内的工作而生存，这不是对统计学表示轻视，这是因为对很多寄主来说，如果没有寄生虫就会死。对有的动物来说，如果没有寄生虫就不能消化它们的食物。这就是我关于统计的一点粗浅思考。参考资料：科学松鼠会《正态分布的前世今生》注：这篇文章作为入门文章是我所见的最好的。大场景描述最好的是这本书《The Taming of chance 》（中文名：驯服偶然），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并没有参看这本书，我写完以后才发现的。之所以推荐，毕竟人家是科班出身的，哈金教授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史系，撰写此书花了十年并且有基金会资助。俺就是一个体户，“道德统计学”主要发展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很多资料都很陈旧了，资料不好找，语言也是障碍。有哈金教授的书，当然很好啊。 ××××××××××××××××××××××××××××××××××××××××××××××× 人口统计 CENSUS 这个词本身源于拉丁语 CENSERE，指税金。罗马的人口统计是有第6世罗马王图利乌斯（S.Tullius,公元前578～前534）建立的，当时称之为监察官（CENSORS）的罗马官吏为了课税和决定能参战的男子人数，每5年负责做一次人口和财产的登记。统计学 STATISTICS 这个术语的词根，在拉丁语中是 STATUS（国家）的意思。 State（城邦）一词来自拉丁文status一词，按照政治学的说法，伦理学和政治学是密不可分的。统计学一直被认为是作为国家权术的一种科学，其作用就是成为政府的耳目。19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社会急剧的工业化，民众的关心开始集中在与人们社会境况有关的问题上，这期间，特别是1830～1850年间，一些国家创立了统计学会，而且“为了说明一个社会的状况与繁荣富裕程度，以收集数据并整理发表”为目的，很多国家还设置了统计办公室。法国于1800年创设了世界上第一个中央统计局。然而，原始数据通常是含有杂质并让人感到混淆的，要使其具有易懂的解释并能用于各种政治决策，就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适当的归纳整理。最先进行这种尝试的是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 1620～1674)。第一本对概率论与统计学作广泛充分讨论的著作，是1713年由伯努利（Jacob Bernoulli）出版的《猜度术》(Ars Conjectandi)。这本书分成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讨论排列、组合和流行的赌博游戏之概率理论。在第四个部分，伯努利陈述了这些数学概念在例如政治、经济或死亡率等领域有更严肃及更有价值的应用。然则我们必须收集多少数据，才能合理地相信从数据所做出结论是正确的？（例如，为了要正确预测选举的结果，我们需对多少公民进行民意调查）？伯努利证明了：样本愈大，结论正确的可能性愈高。而这，正是现在称之为「大数法则」的著名定理。中国文献中比较有名的文章有：《管子》第二十四篇《问第》，一口气提出了60多个要进行调查的问题，涉及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商君书·去强篇》说：“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廪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靠谋利为生的商人）之数，马、牛、刍稾（饲料）之数。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原文：强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 陈希孺先生1934年2月11日出生于长沙市北湘江之滨的一个农民家庭(今属望城县)，因病医治无效，于2005年8月8日21点5分在北京肿瘤医院逝世，享年71岁。; 8491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统计学：数据图像化 —— 单词的诞生: 热度 2 gordon 2013-4-17 09:20; http://swf.ws.126.net/openplayer/v01/-0-2_M8H1NPQM9_M8H1VU4J0-vimg1_ws_126_net//image/snapshot_movie/2012/12/4/L/M8H1VTQ4L-.swf 演讲简介：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员戴·罗伊希望了解他的初生儿子是怎样学习语言的，因此他在家里四处装置了摄像机捕捉儿子成长的几乎每一刻，然后将9万小时的家庭录像进行分析，观察 “gaaaa” 渐渐转变成 “水”的过程。这一惊人的资料丰富的研究对帮助我们了解人类是如果学习起到了深远的作用。注：个人习惯，我比较喜欢直观、暴力的东西。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 相信我，你知道你人生的所有秘密。我人生的第一句话对我母亲有着无尽的烦恼，我母亲总想让我呆在家里，而我总是哭闹不休，“门门” ，“门门” 。然后我学会的第一句话是跟着小贩学会的，“打酱油、打醋嗷”。不过，当时我只会说 “打醋嗷”。; 38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80后与父母的代沟以及抹平的方法 —— 统计学: 热度 2 gordon 2013-3-11 06:40;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社会断裂痕迹非常明显，本来应该是几代人接力的发展方式却在一个时期同时存在了如此多的不同。既然实际情况是离散、非连续的，就不能够再幻想用线性的，演绎的方法解决问题。虽然这种思考方式相对简单，更能为大众所接受。推崇基于统计的方法，还有另一个现实的原因，中国整个社会的思想状态还处于建国前的土工作业时代。而基于统计的方法正是土工作业时代的特点，再加上法国高工、高师的教育，从线性思考方式过渡到基于统计的思考方式，学习曲线更为平滑。土工作业时代最为伟大的人物莫过于法国工程师沃邦，他是那个时代意志最为顽强的军事改革家之一。他的书信和《闲暇随想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建议。就军事生活或有关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紧迫问题而言，几乎没有哪一个方面沃邦未提出过旨在全面改组的众多建议或计划。不论是土工作业还是火炮、地雷，沃邦都有涉猎，而这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最感兴趣的。沃邦还是刺刀的发明者，以代替长枪；他发觉当时使用的铜制大炮颇有缺陷，竭力说服陆军效法海军改用铁制大炮。个人认为当代中国人不比 1840 年鸦片战争时高明多少。 ××××××××××××××××××××××××××××××××××××××××××××××××××××××××××××××× 　　沃邦的成就体现在应用科学和纯粹的应用数学领域。他与后来的法国军事工程师拉扎勒·卡诺不同，不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也不像卡诺的同代人库伦那样，对机械工程做出过重大的理论贡献，或像切尼奥那样发明过蒸汽动力战车。除了几乎全不属于纯科学的要塞设计外，他在工程学领域的惟一贡献，是对挡土墙的恰当比例进行了实证性研究。沃邦在科学创新方面的主要贡献，是尝试将定量研究法扩展到当时别的科学家——他在英国的同行除外——尚未认真尝试的一些领域。他实际上与罗伯特·胡克同为系统气象学的奠基人，并且是统计学领域的先驱之一，惟有约翰·格朗特和威廉·配第爵士才能与之匹敌。他的统计习惯显见于在他的诸多军事和工程报告，其中许多包含着有关法国各地财富、人口和资源状况的看似不相干的细节。　　除身体力行外，他还迫使下属也从事这种艰苦的实地勘察工作。于埃·德卡利尼一度担任敦刻尔克到伊普雷的西北边境的筑垒工程指挥官，曾就此工程写过一份报告，而沃邦看过后回信表示恼火，因为报告中提供的关于该地区情况的资料不够完备。他还敦促德卡利尼提供一份地图，详细标明水上航道和木材供给，甚至包括砍伐木材的日期，并且向他提供关于当地人口的统计数据，详细到将人口按照年龄、性别、职业和地位分类。此外，德卡利尼还被要求提供他所能搜集到的一切有关当地经济生活的事实。沃邦正是依靠自己在担任军队工程师期间辛苦得来的诸如此类的资料，力图将他采用来对待军事问题的那种严格审视和他对于逻辑、秩序及效率的偏爱扩展到民事方面。 ××××××××××××××××××××××××××××××××××××××××××××××××××××××××××××××× 基于逻辑的方法，在现实中应用的束缚依然存在，现实中的利益加上中国人的诡辩传统，对这一方法的制约非常大。小平当年说，“不争论”，这是一个人生经验，也是现实的总结。我猜，当年 “皇家学会” 绕开大学，就有这方面现实的考虑。从历史演变之类线性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在一个静态的环境中可以，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中，还采用这种方法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个鲜明的事实是计算机的普及。; 269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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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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