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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警察国家的两难 —— 视事太易（转）: 热度 1 gordon 2016-5-13 21:53; 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文｜郭建龙（行者，自由作家）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总结世界上国家转型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最近几年最大的教训来自于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对该地区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访问学习，但学习的结果却让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结论是：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我对革命抱有深深的疑虑。但是，为什么革命不一定有好结果，却有如此众多的革命发生？如果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革命不得不发生，是被前政府逼的。一般来说，要发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维稳式的警察国家。第二，政府财政出了问题，已经养不起维稳机构（特别是警察），只好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如果这两个条件具备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权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首先是长期的死寂，如同铁板一块，仿佛没有尽头，但突然间，铁板绷断了，让人们目瞪口呆。这是一场脆断，使得人们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无法做出恰当的反应，不仅让统治者狼狈下台，还害得社会陷入混乱，于是，整个社会为独裁政权做了陪葬。我们可以从阿拉伯革命的首发地突尼斯，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这两个特征如何让一个国家陷入革命和混乱的。突尼斯的脆断和拯救时间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这一天，突尼斯Sidi Bouzid市的一个蔬菜水果小贩、26岁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时，还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标是买一辆运货卡车，好好做生意，供养家里的八口人，甚至还要帮助一个妹妹交大学的学费。可是中午时分，他却将自己身上倒满了汽油，纵火自杀。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怒，这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场惊天变局，革命爆发了。但是，如果仅仅追究这件事本身，人们却完全可以将它视为一场普通的执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为此，我们回顾一下案情。这天早上，一位市场执法者、45岁的女官员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负责在路上执法，她发现了Bouazizi的小摊，走过去检查他的证件。按照该市的规定，摆摊是需要证件的，而这证件需要由市场执法部门签发。Bouazizi没有这个证件，Hamdi按照规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据称，为了进货，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经被抓过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贿给了警察约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货。这一次，他还想按照上次的办法来做，可是或许是因为嫌钱少，或许是为了秉公执法，Hamdi拒绝了他。 Hamdi的大公无私招来了小贩的反抗，随后，他们发生了言语的冲突（也可能有肢体冲突，但不确定），随后Hamdi叫来了警察。经过认定，Hamdi没有任何错误，小贩就是缺乏证件，属于非法经营，于是货物被没收。 Bouazizi还是不死心，这一次，他跑到了当地市政官员那儿继续申诉，还是没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没有证件就是没有证件，一个小贩没有权利去质疑政府法规的权威性。到这时，早上还幻想着买车养家的Bouazizi却连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杀了。这种自杀到底是一时钻牛角尖，还是的确舍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错了，还是小贩错了，不同立场的人仍然可以争论，但是，革命却等不及争论的结果，突然间爆发了。可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执法事件如何会演化成一场革命呢？这要从突尼斯的政治结构说起。在Bouazizi自杀后，并没有马上死亡。他在住院时，突尼斯的最高领袖、总统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医院去看他。总统认为自己也是仁至义尽，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斯的统治者Ben Ali已经执政了20多年（从1987年开始）。Ben Ali虽然是一个独裁者，但在突尼斯的发展问题上，却是很有功劳的。在他的任上，开始大规模发展私营经济，引进外资、搞活开放，使得突尼斯人的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问题出在Ben Ali的维稳思路上。为了维持突尼斯形势一片大好的发展环境，必须保证政治的长治久安。为了保证政治稳定性，就要求反对派暂时闭嘴，等突尼斯经济搞上去了，成了发达国家，那时反对派再想说啥就说啥吧。不过，按照Ben Ali的观点，到时候突尼斯就没有反对派了，因为社会发展得这么好，人人都为突尼斯的成就唱赞歌还唱不完。为了让反对派暂时闭嘴，Ben Ali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建立了超过突尼斯财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进行维稳工作。任何一个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必须要建立一支超强的警察队伍，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当数量庞大的警察队伍建立后，接下来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饭养家。警察的数量一多，依靠政府财政吃饭的人数就大大增加。由于突尼斯的财政并不算宽裕，总统就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做法：让警察自己去找食养活自己。也就是说，因为出不起高工资，政府给警察的薪水是比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过一定的罚款来补贴自己。这种以罚养警的做法，必然产生一定的操作空间。我之所以说“操作空间”，不说“腐败地带”，是因为警察可以不明着腐败，也照样获得灰色收入。警察国家的一个特征是：许可证多，规矩多，需要缴钱的项目多。这样一来，警察就可以将腐败所得变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个小贩直接要钱，那是腐败，可是一旦政府规定，从今往后禁止小贩在街上摆摊，除非有许可证，如果没有，就要没收或者罚款，这就让几乎所有的小贩处于“非法经营”状态，而警察可以 “合法”地运用权力来获得收入了。当然，直接腐败也是存在的。但我们必须清楚：警察国家的确可以让警察“合法地获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败获得的还要容易还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这样的合法没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时，政府还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总结起来，突尼斯的状况就是：维稳必须要有超过社会承载能力的警察势力，为了养活大批警察，又必须让他们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为了获得收入，必须将许多生意变成非法，再从这些行业中获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须允许警察这么做，并在必要时为警察背书。但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一旦为警察背书，就必须为警察所有的行为负责；一旦有人死去，人们对警察的怒火必然会转移到政府头上。另外，由于小贩的确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夹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为所欲为，这就产生了社会的超级稳定。可是，一旦人们对于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发出来，就会立刻席卷全国，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断）。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脆断呢？答案是：在维稳经费出现困难的时候。由于警察以维稳为目的，这样的警察执法效率会越来越低下，但是花钱能力却越来越高上。有一天，当政府财政出现困难，即便加上警察罚款收入依然无法保障警察的执法积极性时，社会就会出现脆断现象。这时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引起整个社会的爆炸。政府为了维稳而建立庞大的警察队伍，但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还是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在突尼斯革命后，幸运的是，Ben Ali虽然是个独裁者，在任时却给反对派留了一条生路，镇压而不灭绝。许多较为成熟的反对派虽然失声，却依然存在。另外，工商业和法律阶层也有较为独立的地位，所以，经过了革命后几年的混乱，在成熟反对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暂时稳定住了局面。不赶尽杀绝，这也算是Ben Ali对突尼斯的一个贡献。在突尼斯之外的其他国家，则缺乏这样的幸运。 *************************************************************************** 埃及的循环往复我们往往认为，埃及革命是一种传染的结果，也就是革命从突尼斯传染进入利比亚，再传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但实际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种内生的行动，人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早就隐藏其中，而爆发的导火索，也是维稳的警察们。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个网吧上网时，突然间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袭。安全警察将他带出网吧时，Saeed拼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双手拧在背后，把他的头往石头上、铁门上、台阶上死撞，将他的头撞烂。有两个医生路过赶快施救，却毫无希望。就在医生试图救人的时候，警察还在继续击打着Saeed已经死亡的躯体。到底为什么要抓捕Saeed，是一桩迷案。根据警察的声称，之所以抓他，是因为他涉嫌偷窃和携带武器（不是嫖娼），但这个指控是有疑问的。令人发指的是，在他死后，警察往他的嘴里塞了一嘴毒品，试图伪造他因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结果，这个青年不仅死去，还背上了携带武器、偷窃、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于人已经死了，连伸冤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案子令人震惊，就在于埃及的维稳力量已经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们可以无故抓人，可以随便把人打死。他们随身携带毒品，随时用来栽赃。他们是法律之外的上帝。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在于他们是穆巴拉克总统离不开的打手，已经和独裁政权牢牢绑在了一起。埃及的政治和社会要比突尼斯复杂得多，穆巴拉克总统的前任萨达特就死于极端分子的暗杀，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后，也是大肆动用强力手腕，既镇压极端势力，也镇压反对派。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个超乎法律之外的维稳组织。但是，埃及的财政状况比突尼斯还要糟糕。为了赎买底层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钱财来补贴穷人，供给他们廉价的食品和用品。同时，穆巴拉克总统的家族和盟友、军队的头目们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块饼，剩下的饼还要用在和以色列的斗争上。与前任总统相比，穆巴拉克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减少财政开支，比如，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节省了一大笔军费。但是这笔节省出来的钱转瞬间又用在了内部维稳上，安全警察队伍的不断膨胀，使得总统还是养不起。到最后，穆巴拉克也采取了与突尼斯同样的措施：允许警察们自己找食吃。结果，警察们立刻利用手中的权力，将组织黑社会化。他们随意抓人，随意制定规矩收取保护费。这种权力的扩张让人不寒而栗。到了Saeed死亡之时，人们已经预感到，如果这种态势继续发展下去，那么任何人都不会再有安全感。于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个反抗的契机，这个青年死亡的照片传得到处都是，一个名叫“我们都是Saeed”的运动随之兴起。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恰好此时，突尼斯小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鸣，于是，脆断终于发生，革命开始了。革命最初，人们是希望发动针对于维稳机构的大游行，目标不是指向穆巴拉克总统，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将这个维稳机构砸烂。但是悲惨的总统却发现，自己的政权已经无法和警察相分离了。他无法充当中立的角色，因为他就是警察们的大老板，警察的一切所作所为，要么来自于他的授意，要么来自于他的默许。而人们也迟早会意识到，要想反对警察，必须把目标转移到对政权和总统的反对上。就这样，穆巴拉克总统稀里糊涂地因为几个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更令人感到悲伤的是，埃及和突尼斯不同，这个国家缺乏成熟的反对势力，工商阶层也不够发达，商人们和政府捆绑过紧，当革命推翻了现政府之后，埃及立刻陷入了无法组织起有效行政机构的困境。当人们对混乱厌烦了之后，又将另一个与穆巴拉克类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总统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维稳为目的的政权。从这个角度说，埃及的革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只不过又开始了另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仍然以维稳为目标，但必将以脆断为结局。 ******************************************************************************* 乌托邦里的维稳谈完突尼斯和埃及之后，我们试着再进一步，设想一个虚构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皇帝以维稳为目的建立起了庞大的警察组织，并钳制舆论，防止人们反抗。但是，这个国家与埃及和突尼斯不是一个等级的，它拥有着更多的人口，更广阔的国土，更要命的是，它有着更强大的政府，也拥有着更加逆来顺受的人民，同时，它的财政如此丰裕，想雇佣多少警察就可以雇佣多少警察。这样的一个超级国家，是否能够依靠维稳而实现长治久安，避免脆断的命运呢？由于这样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论述只是基于假想之上。首先，这个超级国家在很长时间内能够保持稳定。因为政府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里塞毒品”，或者“虚构嫖娼”的方式，将事情掩盖过去。由于人们缺乏怀疑精神，也必然倾向于认可政府的权力。但是，这个超级国家最终还是会出问题，原因不在于软弱的社会和犬儒的人民，而在于维稳机构本身。维稳机构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会蚕食掉一部分的社会经济活力，在最初表现得还不明显，日积月累，即便经济再强大，也总有在维稳的幌子下被吸干的那一天。一旦经济被吸干，政府将无法再获得丰裕的财政；一旦财政无法养活庞大的警察群体，而政府又离不开警察的维稳，就必须允许他们自己找食吃。于是，各种抓嫖抓赌，各种许可证，各种以维稳名义收取的费用，必然呈现几何级数攀升，警察们扰民的程度终将达到一个阙值。在他们扰民增加的同时，执行能力却在逐渐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经无法控制社会的稳定。这就是革命爆发之时。最终，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实际上，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走在了脆断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经接近终点，有的还需要等很久。正是这种时间上的不确定性，让很多执政者抱有侥幸心理：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当崇祯。注：债务是独裁国家的困境，例如西班牙。以王权为担保的无节制债务简直是任何一个帝国的附骨之蛆; 15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斯人已去言犹在耳: gordon 2016-2-15 20:26; “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 孔飞力 ******************************************************************************** 人物介绍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　　大学期间，孔飞力被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教授（Clyde Kluchholn)教授讲授的心理人类学深深吸引，曾经想投奔克拉克洪教授门下学习人类学。但当向克拉克洪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克拉克洪教授告诉他，要想学习研究人类学，最好先学习一些具体的学科，比如历史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这一引导下，孔飞力选择了欧洲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虽然如此，但人类学的关怀一直留在他的历史研究之中。　　大学期间，对孔飞力影响较大的还有社会学家诺曼包拔(Norman Birbaums)、政治学家塞缪尔·比尔(Samuel Beer)。受他们影响，孔飞力开始研究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并对怎样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理解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4年，孔飞力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到英国著名的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日语与日本历史。1955年夏，回美国，应征入伍，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军旅生涯。他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ontery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尽管难学，但他却逐渐着迷，如饥似渴。一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对孔飞力的人生旅程产生了关键影响。偶然的契机让他开始注意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并与之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中文学校的学习结束之后，孔飞力转移到东海岸。在那里，继续服完了剩余的18个月兵役。与此同时，他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　　稍后，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太平叛乱时期的民兵：团练的理论与实践》(Militia in China During Taiping Rebelli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uan-lien)， 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1962年，孔飞力开始了在芝加哥大学15年的教师生涯，在历史系执教，一直到1978年离开，前往哈佛大学。 ******************************************************************************** 　　学术背景：　　50-60年代的有关学术思潮对孔飞力的学术成长具有深刻的影响。大学阶段，孔飞力就在哈佛大学接受了著名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的指导，萌发了人类学的关怀。接着，诺曼·包拔　　新的史学思潮主张人类社会彼此独立和多元的观点，促进美国中国史专家酝酿“中国中心观”，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年鉴派史学家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与此同时，年鉴派史学家对“总体史”的追求，综合研究倾向和“分解”研究倾向，都导致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孔飞力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明显表现出他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利用;在《叫魂》中，又注意了人类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综合利用。他关注对中国历史的横向研究，把中国分为省、地区、县乃至更小的地区单位。他对1796-1864年的军事化问题研究，就限定在中国中部和南部区域。他还考虑对中国历史的纵向探讨，着重“由下而上”地研究中国社会，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基层社会，特别是绅士阶层与家族。他试图表明，中国社会也是充满着差异和变化的社会，中国社会是“停滞社会”的说法没有根据。他试图通过对中国的家族和绅士阶层的研究，进一步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特点。　　孔飞力精于概念分析、重视运用中国原始档案，具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基本功。孔飞力等第二代中国学家注意从新的理论视角解释过去被简单地理解为 “西方冲击”下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学术交流的正常化，使美国学者获得直接接触清宫档案的机会。这些都为孔飞力的中国学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　　孔飞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书之间出版的间隔都很长，但每一本著作问世都引起轰动; 18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论如何促使统治者将利益向寒门倾斜（转）: 热度 3 gordon 2014-9-3 16:54; 注：它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有两点，一是对君主的制衡，二是多元化，成功领域的多元化，不必自古华山一条路了。奥斯曼国家，尽管侵占东南欧500年之久，在这个大陆上安营扎寨，但却没有融入大陆的社会或政治体制。它始终基本上是欧洲文化的外来客，是伊斯兰世界对基督教世界的入侵，同时也造成了时至今日如何展现欧洲大陆统一历史的棘手问题。实际上，在欧洲大地上长期而毗邻地呈现这样一种与欧洲大陆普遍形态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国家结构，就提供了一个相关的尺度，借以估量工业资本主义到来之前欧洲社会的历史特征。实际上，自文艺复兴起，绝对主义时代的欧洲政治思想家们就一再地用如此贴近而又极其疏远的土耳其秩序作为对照来界定自己所处世界的性质；他们谁也不曾把这种距离简单地简化为一种宗教距离。在 16世纪初的意大利，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个把奥斯曼国家作欧洲君主国的对立物的理论家，在《君主论》（the Prince）的两个核心段落里，他单单挑出土耳其的专制官僚制作为同所有欧洲国家分道扬镳的制度：“整个土耳其帝国是由一个主子统治的，其余的人都是他的臣仆；他把自己的王国划分为若干“州”，派遣各种行政官员去治理它们，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或撤换他们。······他们都是臣服于他的奴隶和奴才。 “他又指出，奥斯曼统治者可以任意支配的那种常备军也是当时大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今天没有一个君主拥有一支在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根深蒂固的职业军队。······土耳其君主是一个例外。这是因为他经常控制着一支由1.2万名步兵和1.5万名骑兵组成的军队。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君主政权的最高原则就是确保这支军队的忠诚。” 这些思考是“欧洲”最早进行自我界定的探讨之一。60年后，当法国正经历宗教战争的磨难时，博丹提出了一种政治对比，一方面是必须尊重臣民的人格和财产的君主国，另一方面是不受限制地统治其臣民的帝国。第一种是欧洲国家的“国王主权”（royal sovereignty），第二种是诸如奥斯曼国家的“主子权力”（lordly power），后者实际上是欧洲之外的。“土耳其人的国王被称作大君（Grand Seignior，直译“大领主”——译者注），这不是因为他的王国面积特别大——西班牙国王的领土比他大十倍，而是因为他是王国人民和财产的绝对主子。只有在他的宫廷里长大和培养的奴仆才被称作奴隶。而提马尔日——大君的臣民是他们的佃户——完全是由于他的默许才获得提马尔的；他们的采地每10年更新一次，而且在他们死后，他们的后嗣只能继承他们的动产。在欧洲其他地方没有这种主子君主国。······欧洲民族比亚洲民族更高傲，也更英勇善战，自匈牙利人（指“匈奴人”——译者注）入侵时代以来，他们从来没有容忍或者说从来没有见识过主子君主国。”在17世纪初的英国，培根强调指出，欧洲和土耳其体制的主要差异就在于，奥斯曼王国的社会没有世袭贵族。“ 一个根本没有贵族的君主国乃是纯粹和绝对的专制政体（tyranny）；土耳其人的君主国就是如此。因为贵族能够抑制君主权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把民众的目光转移到王室以外的地方。” 20年后，即斯图亚特王朝被推翻后，共和主义者哈林顿（Harrington）把对比的重点转移到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基础，认为这是土耳其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基本分界线：苏丹对地产的垄断权是土耳其帝国的真正标志：“如果说有什么人是一块领土的唯一地主，或超过人民占有的土地，例如占有四分之三的土地，那就是大君，土耳其大君的称号就是根据他的产权而获得的，他的帝国是绝对君主国。······在土耳其，除了大君外，任何人拥有土地都是非法的。” 到17世纪末，奥斯曼国家权力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有关它的评论也发生了变化。在有关土耳其体制的论述中肯定欧洲的历史优势的论点开始占支配地位，而土耳其体制的缺陷则被笼统地推衍到所有的亚洲大帝国。这种新态度的关键一步是法国医生贝尔尼埃（Bernier）的著作。他游历了土耳其，波斯和莫卧儿诸国，后来成为印度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的私人医生。当他返回法国时，他把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描述成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土耳其的更极端的翻版，他指出，这两个国家了无生气的专制统治的基础就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他形象地将其后果同路易十四统治下其乐融融的农村做了对比：“与其自然优势相比，土耳其的财富和力量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如果私有财产权得到承认，像它这样人口众多、耕作精良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毫无疑问，它还能像以前一样保持庞大的军队。我几乎游历了这个帝国的各个部分，亲眼看到它是多么惨败和凄凉。······剥夺了土地私有财产权，就必然会导致专制统治、奴颜婢膝、贪赃枉法、冤狱丛生、乞丐遍地、粗鲁野蛮。土地荒芜，无人耕种；结果将是民族的毁灭、国王和国家的灭亡。能够激励一个人的希望是，他能保留自己劳动的果实，传给自己的后代。这种希望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好每一件造福于人的事情的主要基础。如果我们考察这个星球上的各种不同的王国，我们就会发现，这些王国的兴衰就取决于这种希望是受到承认还是受到谴责。总之，这一原则，盛行还是被忽视，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并使之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色彩。”贝尔尼埃对东方的批判描述，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启蒙运动时期的几代思想家。 18世纪初，孟德斯鸠就紧密呼应他对土耳其国家的刻画，指出：“大君把绝大部分的土地赐给自己的将士，自己却有任意处置的权限；他能够攫取帝国军官所有的遗产；当臣民死而无嗣，其女儿只有财产用益权，因为土耳其统治者取得所有权；结果，社会大部分财产的占有都是不稳定的。”“如果一个君主宣告自己是一切地产的所有者和一切臣民遗产的继承者，这样的专制主义（国家）是最招致伤害的。因为其结果总是导致农业废弛。如果统治者介入贸易的话，则各种工业都会毁灭。”当然，到这个时期，欧洲殖民扩张实际上已经深入和扩展到全球，在同巴尔干的奥斯曼国家遭遇时所产生的政治观念的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用以界定中国及其他地方。因此，孟德斯鸠的著作就第一次包含了一种关于被他归类为“专制主义”的全面比较理论。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所谓的专制主义是指欧洲之外的政体，其整个结构同欧洲“封建主义”所产生的原则相对立。但是，这一概念的普遍性保留着一种传统的地理涵义，强调气候和地形的影响“亚洲是世界上专制主义可以说是很自然地安家落户的地区。“ 日本封建主义是经过长期酝酿，自14和15世纪起发展起来的一种发达的生产方式。它具有与欧洲封建主义相同的基本组合：效忠-封地-豁免权混合成一种采邑制度，构成基本的政治法律架构，在这种架构下，压榨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日本完全再现了军事服役、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制和领主司法权之间的联系。另外，领主、封臣和部曲之间的梯型等级制也同样构成宗主和附庸的链条。一个骑士贵族构成世袭统治阶级，农民在法律上也以几乎与庄园农奴制（glebe serfdom）相同的方式被束缚于土地。当然，日本的封建主义也有自身的地方特点，从而与欧洲封建主义有所不同。水稻耕作的技术条件决定了它的独特的乡村结构：没有三圃制。日本庄园很少有领主自己经营的土地或家用农田。更重要的是，在乡村之上，在领主和总领主之间的关系中，效忠关系往往高于封地关系：主仆之间的“人际”纽带历来比受封的“物质”纽带更牢固。与欧洲相比，封建契约不那么具有契约性，也不那么明确：臣仆的义务更广泛，而主人的权利更武断。就荣誉和服从，互惠和不平等之间的平衡——这是封建关系的标志——而言，日本历来更强调后者。尽管同所有真正的封建社会一样，氏族组织正在被取而代之，但是主仆关系的压迫性“法规”来自于亲缘关系的代码，而不是法律成分；领主对臣仆的权威比欧洲更具有家长制特点。这里既没有大领主犯罪的概念，也没有分封领主法庭；法制观念总的来说是极其有限的。日本领主内部等级制所具有的这种更强烈的威权主义不对称性质造成了一种极其关键的重大后果，即无论是地区还是全国都没有等级会议制度。这无疑是日本封建主义同欧洲封建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当作自我封闭的结构）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界线。但是，除了这些次要的重大差异外，从总体上看，这两种历史形态之间的基本相似性是明白无误的。最重要的是，日本封建主义也同样具有下述基本特征：被严格分割的统治权，层级私人土地占有制。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统治权的分割获得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更有组织，更系统和更稳定的形式;层级私人土地占有制在日本比在中世纪欧洲更具有普遍性，因为日本农村根本没有自由土地。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这两种中的封建主义现象的基本相似性最终在各自地区后来的命运中得到最引人注目的证实。众所周知，欧洲封建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正是欧洲封建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产生出一种大陆范围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要素，而且，正是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导致和酝酿了与之相伴的市民阶级的兴起。由工业革命造就的充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欧洲给予全球的礼物和祸害。在20世纪后半期的今天，只有一个欧洲及其海外定居区之外的重要地区获得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这就是日本。正如现代历史学研究充分证明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前提深深地植根于在19世纪后期令许多欧洲人惊讶不已的日本封建主义。因为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这种有利于迅速工业化的内部因素。同西欧一样，封建社会的农业已经造就了引人瞩目的生产力：也许比今天印度洋和南亚大部分地区还要高。另外，普遍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地主制经济，农村商业化的总指数之高也令人惊叹：可能占全部产量的一半甚至更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封建晚期的日本出现了一种城市化趋势，除了同时代的欧洲外，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都没有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现象：18世纪初，日本首都江户比伦敦或巴黎还宏大，日本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1万人以上的城市里。最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日本的教育程度不逊于西欧最发达的国家，日本被西方打开门户前夕，大约40%-50%的成年男子都识字。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而成功地将工业资本主义移植到日本，其决定性的历史前提在于德川时代封建主义的遗产，即独树一帜的发达社会。但是，欧洲的发展同日本的发展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异。尽管日本最终实现了比任何欧洲或北美国家更迅速的工业化，但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向资本主义剧烈转变的基本动力是外生的（exogenous）。正是西方帝国主义对日本封建主义的冲击，促使内部力量展开对传统秩序的全面改造。这些变革的深度绝不是德川体制所能容纳的。当1853年佩里的舰队在横滨逗留时，除去其他方面不说，日本同使之感到威胁的欧美列强之间的历史差距是极其巨大的。日本农业再分配方面高度商业化了，但在生产方面远不是如此。封建贡赋（主要是实物捐）依然占去剩余产品的大部分，尽管后来变成现金形式。直接为市场进行的生产在整个农业经济中依然是次要的。日本城市是庞大的城市聚落，拥有严密的金融和交换机构。但是，制造业依然是原始的，由组织成传统行会的手工业支配着；工厂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还没有形成任何规模较大的雇佣劳动；技术也十分简单原始。日本的教育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但是同西方对手相比使得大约二分之一的人具有读写能力。整个国家的文化明显地落后；科学完全停滞，法律几乎毫无进化，哲学几乎没有，更遑论政治和经济理论了；批判性史学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换言之，没有任何能够稍微同文艺复兴相提并论的东西。因此，很自然地，国家结构本身是支离破碎和僵化的。日本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封建主义经历，但是它从未产生出绝对主义。在工业化的西方入侵之前，德川幕府统治日本列岛两个半世纪之久，实现了长治久安，恪守着严格的秩序，但是它的体制恰恰与绝对主义国家相反。幕府没有垄断日本的强制手段，各地大名保持着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加起来比幕府本身的军队多。它没有实施任何统一的法律，它的法规基本上只通行于全国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地区。它没有任何能够在自己拥有宗主权的全部地区发号施令的行政机构，各主要采邑都有自己的自主的行政机构。它不征收全国性赋税，因为四分之三的土地在其财政管辖之外。它不进行外交活动，因为官方闭关自守的政策禁止同外界建立任何正常的联系。军队、财政、官僚机构、法制和外交——欧洲绝对主义的各种重要制度机构——在日本要么残缺不全，要么毫无踪影。日本同欧洲这两个封建主义家园在这方面的政治差距显示和概括了他们的历史发展的深刻差异。在此，对封建主义在各自发展轨迹中的“地位”而不是两者的“性质”做一个比较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也能给人以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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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条鞭法、美洲白银与英国长弓 —— 人民与统治者的货币格斗 ... ...: 热度 2 gordon 2014-5-7 12:08; 夏原吉是明朝历史上有名的五朝老臣，他以犯颜直谏著称。就在朱棣去世的1424年，夏原吉官复户部尚书。他向新上任的仁宗皇帝朱高炽提出了放开银禁交易的建议。如果这一建议得到批准，这将是明朝货币史上的一场重大变革。　　明朝前期，纸钞的价值稳定，金银、铜钱、纸钞三种货币都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瑞威说，明朝时，中国的市场存在着两种货币系统，一种是作为日常买卖使用的铜钱和白银系统，一种是作为交税使用的纸钞系统。　　在银铜没有上升到交纳税赋功能之前，纸钞的作用就是交税，还包括应付关卡和作为政府的官俸。大明宝钞始印于1375年，从一开始就被明政府推到了本位货币的地位，这是仿效元朝的做法（从元世祖开始至1287年，元政府一直发行和使用纸币--至元宝钞，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但大明宝钞贬值，民间重钱轻钞，明太祖不得不在1395年下令禁用铜钱，并限令军民、商人在半月之内，将所有铜钱收官，依数换钞，并下令"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者，罪之"。　　1398年，因杭州诸郡不论货物贵贱，一概以金银定价，"钞法阻滞，公私病之"，明政府再次颁布禁止以金银交易的命令。为增加纸钞的政府信用和减少官方对粮食的需求，1402年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官俸六成为粮食，最低级的官员只收到两成，其他官俸则发放纸钞。后来，在都督府和都指挥使司、各省和诸王的封地完全领取稻米作为薪俸的官员，也部分接受了纸钞。　　1405年7月，郑和第一次率队下西洋。在下西洋之初，明政府大量使用纸钞作为交换货币，但伴随着纸钞贬值，外国使团不再收取纸币作为官方交换物，明政府不得不在1408年开铸永乐通宝，且做工精良。同年，明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再次申明严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即处以死刑。第二年，明政府"又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钱"。　　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政府对铜钱的政策泾渭分明：在对外贸易中可以使用，但在国内禁止。铜钱与兵器、丝绸、陶瓷、黄历以及儒家伦理经典、六经、诗词传记、医学针灸等著作一道，被郑和船队带到西洋广加赠赏，交换贡品。　　当国内收藏界还惊诧于永乐通宝钱币在国内出土为数不多，甚至在许多明清时期的窖藏钱币中也不见一枚时，在南海和海外却有大宗的发现。从日后印度尼西亚、日本、越南等国及南海出土了大批永乐通宝钱币的情形来看，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堪称是中国货币在亚非大陆的推广史。明朝在当时的世界地位，决定了明朝铜钱与其前代的铜钱一样，在600年前是亚非贸易尤其是东南亚贸易的硬通货。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客观上是近现代中国货币走向亚非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官方推广。　　明政府纸钞购买信用力的下降，加速了铜钱的铸造和外流。作为纸钞、铜钱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伴随纸钞的贬值、铜钱在郑和下西洋中的透支和在国内市场的缺位，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注：中国并不怎么产白银，大部分白银产自美洲。白银作为中国的主币，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 也是在这前后，美洲和日本都发现了大量银矿。16世纪40年代，西属美洲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银矿，1554年，一种便宜、简单使用水银和盐以提炼低含银量矿石的炼银法--汞齐化法诞生，自此，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大量增加。　　因白银提纯技术的提高，在此前后，秘鲁波托西银矿的白银产量猛增到原来的3倍，随后又增至5倍；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至16世纪末，日本发现大量银矿，"灰吹法"的白银冶炼方法也由中国传入日本。　　到嘉靖年间，江南行省以法令的形式规定田赋用白银缴纳，而广东自1450年起，就已采用了部分徭役折成白银的形式。16世纪初，大臣桂萼提出了赋役新构想：将杂役、正役和两税（即夏粮和秋粮）合而为一，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这一设想被后人概括为"一条鞭法"。嘉靖后期至隆庆年间，明朝名臣南海人庞尚鹏在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琼山人海瑞在南直隶地区先后推行"一条鞭法"，东南沿海遂成为全国较早实施新赋役法的地区。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铜钱在与白银的较量中已经完全处于下风。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税制从1465年的户口、食盐等钱钞各半兼收的局面，进而演变成1581年完全用白银交纳的张居正"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能得到推行，就是因为经过多年经营，晋北边疆防区各类屯田--军屯、民屯、商屯皆有增长。首辅大臣张居正将大部分田赋、徭役和其他杂税折成银两缴纳，取代陈旧而复杂的赋税制度，并向全国推广，最终使得白银成为明朝的税收和贮备货币。一条鞭法标志着，我国税法由税人向税物、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化。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而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 ×××××××××××××××××××××××××××××××××××××××××××××××××××××××××××××××××××× 张居正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时，积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战备”的方针，重视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张居正曾目睹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 俺答军队围困北京时所暴露出来的国防虚弱，军备废弛的种种弊端，内心深有感触。有鉴于此，待他执政后，“殚心尽力”，决心对边防进行一番整顿。张居正一面精心选任驻边将领，练兵备战，修治边防要塞，同时训令诸将在边境屯积钱谷，整顿器械，开垦屯田，务必做到兵精粮足，战守有备。在选任边将时，张居正知人善任，他所重用和信赖的一批守边将领，大都英勇善战，效忠王朝，并为保卫边防做出重大的贡献。在蓟州一带，他任用戚继光镇守，练就守边的精兵，修筑了沿边防线的“空心敌台”，还因地制宜地练习车战战术，保卫了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沿线的边防。历史家称赞戚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戚继光也深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万历十一年（1583)，当戚继光移镇广东时，陈第赋诗送别，诗云：“谁把旌麾移岭表，黄童白叟哭天边。”反映了边境人民对戚继光保境安民功绩的景仰和舍不得让他离去的深情厚意。在辽东，张居正重用李成梁。李成梁作战能力高强，善于指挥御敌，威望甚高。在他镇守辽东期间，曾多次平息东北少数民族的进犯，保卫了东北边境的安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北部的宣府、大同防线，西至延绥、宁夏一带，张居正重用王崇古，支持王崇古对俺答所部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获得了重大的成绩，使蒙汉两族人民和睦相处，通好互市，相安无事。当时朝廷有一部分官僚反对和俺答设市贸易，说这是媾和示弱。但是张居正力排众议，坚持正确的主张。他据理力争，反驳说：“让俺答入贡通好，开设边境市场，使边民互通有无；限立期限，指定地点，严加管束，这不但没有坏处，反可使边境安定，屯田耕牧，阻止塞外其他部落的侵扰。这样每年可以节省调援边塞的大批粮食，有什么不好呢？” 由于张居正的大力支持，协同筹划，使王崇古在边塞得以顺利执行睦邻政策，在大同、宣府附近设市贸易。当时规定每年限期一月，蒙族人民可以用金银、牛马、皮毛和汉族人民交换绸缎、布匹、铁锅、铁釜等物品。双方各派军队驻守保护，从此边境相安无事。对此，张居正在《九塞称臣》一诗中踌躇满志地写道：“幕南秋色静王庭，月满边关夜不扃。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屯田督护休乘障，破虏将军早勒铭。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 “月满边关夜不扃……九重端拱万方宁”，并非张居正的无端夸饰。据《明史》记载：东起延永，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什七”，从而节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张居正还在东南沿海地区分段设寨，修整兵船，严申海禁。在他当政的万历初年，基本上肃清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明廷的“南倭北虏”的边患。注：雇佣军队或者职业军队，他这种办法能打得过蒙古，打不过满清。在欧洲，瑞士也是很牛叉的。 ×××××××××××××××××××××××××××××××××××××××××××××××××××××××××××××××××××× 在欧洲，爱德华三世也是很早就建立了职业化军队。到了 1415 年的阿金库尔战役，震惊欧洲大陆。清政府比较幸运的是在云南发现了铜矿，其实中国根本就不是银作为主币的，而是铜。; 22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假如统治者也读幻想文学: bayer 2012-6-28 17:41; 《一九八四》在本质上应该属于政治讽喻小说，但是在我的记忆中，最早是作为科幻小说被介绍到中国的。该书中出现的电幕、高速传送装置、核子战争和大量新式武器，确实也符合科幻小说的一般定义。由于该书的政治讽喻过于露骨，伪装成科幻小说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定位策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其潜在读者——青少年，同时避免某些国家的监管部门的注意。《一九八四》这本书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指出了现代东西方极权统治的理论基础，描绘了一种可能的未来，还在于它具有极高的实用性，可以直接拿来指导现实。更有甚者，该书的许多观点，恰好指出了20世纪极权统治的软肋，反极权主义者可以拿来作为攻击的利器，极权主义者也可以拿来作为防御的坚盾。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了《一九八四》和其他反乌托邦作品的主要区别。下面就让我们看看，这本书究竟可以为现代极权统治提供哪些指导？第一：问题的关键是控制中等人，下等人是可以忽略的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全部20世纪的统治者都错了。古代的统治者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控制臣民的思想和行动，而20世纪的统治者则滥用各种技术，企图对全体臣民的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但是，无论技术手段多么进步，无论政府组织多么复杂，要想控制几千万或者几亿人民的全部思想和行动，都是不可能的，必将牵扯统治者的大部分精力。此外，无孔不入的刺探和监视很可能激发人民的逆反心理，从而成为埋葬统治者的导火线。《一九八四》则雄辩地指出：人类历史是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互相博弈的历史，下等人从来不曾达到自己的目的，只能成为中等人改朝换代的工具。上等人丧失权力，从而都是由于中等人煽动下等人发动起义，而非下等人自己产生什么自由、平等的观念。而当中等人变成新的上等人之后，新的中等人又慢慢地诞生，从而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要永远保持统治地位，必须严格限制中等人，如果不能使他们消失，至少要对他们予以强力钳制。对于下等人则可以忽略，只要使他们陷入愚昧的状态，根本不需要施加太多限制。在该书中，占据人口2%的“核心党员”是上等人，占据人口13%的一般党员可以算作中等人，而占据人口85%的无产者则是下等人。党在全体党员的家中、工作场所都安装了电幕，方便随时监视；一般党员即使想私下约会，或者传递一个纸条，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党对无产者却宽容到了纵容的程度，不但不用电幕监视，还允许他们喝各种酒（一般党员只能喝杜松子酒），在百货商店里买日用品（一般党员只能凭证供应），甚至专门为他们出版黄色小说（一般党员连自由恋爱都是犯法）。但是，党又不给无产者任何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只能成为生产和生殖的工具，在酒精和性爱当中消磨精力，不能对党构成任何威胁。核心党员非常清楚，如果党的统治有朝一日会灭亡，那只能是因为一般党员煽动无产者；所以党的政策就是要让一般党员没有机会去煽动无产者，而无产者又过于愚蠢而无法被煽动。这是最有效、最不浪费资源，也最稳固的统治手段。与此相反，在20世纪的某些国家，对臣民的监控变成了一种炫耀性的目的，而不再是统治的手段。国家机器对个人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全面监管，结果是挂一漏万，无法集中精力防范真正的威胁。对下等人的酒色欲望的监管，则是最没有必要的，反而提高了他们被煽动的概率。对下等人实施思想教育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必知道；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反而会促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变成中等人，这是对极权国家的最大威胁。第二：统治者绝对不能世袭，而必须选任《一九八四》中的核心党员奥伯伦说：为什么一个极权政体一定要世袭？历史证明，如果统治者要长期保留地位，那么继承的原则不能是世袭，只能是选任。核心党员的子女不一定能成为核心党员，一般党员有可能升为核心党员，只有无产者基本没有上升的机会（当然，这样的概率是存在的）。奥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少有贵族能持续几百年，而天主教会这样的选任组织却存在了上千年。党的根本目的是让自己的统治万古长存，如果世袭会增加统治风险，那就应该放弃世袭，改为从全党当中选拔人才。这真是维持极权统治的不刊之论。在《一九八四》的社会中，虽然上等人已经彻底控制了中等人，并且消除了下等人被煽动的土壤，但是这个上等人集团仍然可能由于自身腐化而丧失统治能力。奥伯伦说的好，极权统治瓦解的第一部，是统治者自身丧失统治信心，从而给中等人趁虚而入的机会。那些衔玉而生、长于深宫的“二世祖”们，是最容易丧失统治能力，从而逐渐丧失统治信心的。摆在统治者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坚持世袭，满足短暂的私欲，却在长期内不可避免地丧失统治地位；要么采取选任，让最适合的人继承统治地位，而自己的子女照样可以享有荣华富贵，至少也是中等人中的佼佼者。这个观点，其实早在顾炎武的《明夷待访录》中，就有过论证，可惜后世的统治者仍然不能克服短暂的私欲，常常无法贯彻选任的原则。按照《一九八四》的描述，党似乎从来没有想过世袭，也没有任何对“二世祖”的宣传。像奥伯伦这样的核心党员，其知识之丰富、理论之精神、手段之残忍和神经之顽强，绝不是一般的“二世祖”可以做到的。党只有一代一代地筛选全体党员，才可能选出足够多的称职的统治者。就连该书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如果学习得当，表现出足够的统治意志和能力，都有成为下一代统治者的机会——虽然在书的末尾，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机会了。第三：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要适可而止，不可过分平心而论，《一九八四》中的无产者的生活水平，说不上很坏。一个老大妈可以抚养十几个孩子，可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一个垂暮老人可以每天喝一公升葡萄酒，专注于闲聊而不用工作；人们的伙食虽然不算好，至少有肉、有菜、有咖啡、有酒、有香烟，还有巧克力。党对于经济并没有完全的控制，而是默许百货商店、酒吧之类地方的存在，只是限制一般党员从中接触有害思想而已。无产者虽然只是社会的填充物，但至少有住房（从书中描写看来，住的还不算差），有职业教育（但仅限于实用知识），有娱乐，还有假期。《一九八四》描写的人民生活，带有强烈的两面性：一方面，许多人甚至没有鞋穿，咖啡和酒也掺有大量劣质原料，算不上精致的生活；另一方面，人们又不用担心自己的生计，无论是养育十几个孩子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国家都会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谁会产生反叛的冲动呢？下等人造反的因素只有两条，第一是实在没有活路，尤其是自己的子女也没有活路，甚至没有一席安卧之地；第二是实在按捺不住冲动，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在荷尔蒙的驱使之下犯下谋逆大罪。党已经慷慨地解决了第一条问题，下等人虽然不能指望升为中等人、上等人，却对子孙后代的生活有相当的信心；第二条问题则可以通过酗酒、黄色小说和战争胜利的庆祝活动来达到。罗马皇帝也是这样控制罗马市民的——一方面给他们一口饭吃，另一方面又经常举行凯旋式和角斗来消解他们的破坏冲动，于是国家就长治久安了。 20世纪的统治者在物质和娱乐两方面，做的都不够。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不给他们起码的生存条件、全方位地与民争利，当然可以增加统治者的福利，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从长期看，这增加了人民的怨气，不利于保证统治长治久安的根本目的。至于给人民提供娱乐，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成功的统治者是绝对不会限制人民最基本的酒色欲望的，这只会给统治添乱。第四：要让人真正热爱统治者，而不是仅仅害怕 20世纪的大部分统治者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镇压异己不够得力，而是因为他们满足于让臣民害怕，而不是热爱。奥伯伦说的很好：即便斯大林通过严刑拷打，让异己分子全部丧失了人格，在法庭上屈膝求饶，十几年之后他们还是被视为烈士，因为人人都知道那是屈打成招。在《一九八四》的世界里，拷打、逼供和折磨只是手段，目的则是让人们发自内心地热爱“老大哥”。如果有一种手段可以不采用武力，就能让人发自内心地热爱党，党是肯定会采纳的。《一九八四》里的统治手段很多，但最有效的无非两条：第一条是“双重思想”，让人们（主要是指党员，因为无产者是没有思想的）对现实的荒谬采取习惯甚至欣然接受的态度，并丧失逻辑思维的能力；第二条是“发动群众斗群众”，思想教育从娃娃抓起，在家庭、单位内部掀起自我监视、自我举报的浪潮。虽然“电幕”无孔不入的监视让一般党员紧张，但是最有效的揭露来自党员的亲朋好友，甚至亲生儿女。总而言之，党的统治虽然伴随着高压，但并不炫耀这种高压，甚至有意淡化这种高压——把统治者取名“老大哥”，就是给高压加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至于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党一定要竭尽全力用“双重思想”把他们教育到“热爱老大哥”为止，绝不仅仅肉体消灭了事。恐惧是一种力量，所以如果统治者让他的臣民感到全方位的恐惧，他离覆灭就不远了。熬长治久安，必须用热爱来代替恐惧。但是，要想让臣民真正热爱统治者，统治者必须拥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组织结构以及妥善的经济政策。简单地说，统治者必须先做到以上三条原则，才能真正达到第四条原则。通过控制中等人来控制意识形态，通过选任制来保持统治集团的紧密，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适当控制来控制人民的情绪，才能最终让人热爱统治者。这是20世纪的统治者们无法学到的终极秘笈，到目前还没有人能真正学会。简短的结论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无情讽刺，也是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朝鲜等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情鞭挞。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奥威尔用一本幻想小说，形象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欺骗性，以及修正主义的极权本质。看完《一九八四》，我们将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才是通向未来的大同之路。而那些醉心于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或者主张抄袭苏联当年的修正主义道路的人们，都应该好好阅读本书，吸取思想养分。; 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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