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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为什么货币的增长总是超过商品和服务量的增长？: gordon 2017-3-30 12:23; 摘自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产量受到可利用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限制，也受到科技水平和先进技术普及度的限制。所以，产量的增长相当缓慢。年轻人刚开始工作，希望尝试不同的工作岗位，积累各种经验，这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美国年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约为3% ，即使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每年产量的增长也只有在10% 左右。现代货币—— 即纸币和账目—— 是不受限制的。（说实话，就是在后台数据库改几个数字，就ok 了）货币数量，也就是美元、英镑、马克或者其它货币单位的数量，可以按任意的速度增长。一般来说，货币数量的增长远远要超过产量的增长。这是常规，中国改开后的发展，有点不像常规发展，所以它的生产非常迅猛。（环保之类的也不管不顾了）可能造成了错觉。 ********************************************************* 马尔萨斯式的数学表述，总是那么简单、直接 ********************************************************* 这个答案也回答了，你老发不了财的原因。除非你是干金融的，不然的话，你的收入受限制很多。比如说，忘情，在铁路上干好些年了，还是 “苦哈哈” 这是因为更接近现实层面，受到的限制更多。所以很难快速的增长。 ********************************************************* 其实一些东西，你想通了很简单，没那么复杂; 1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英国如何解除 “马尔萨斯陷阱” 的: gordon 2017-3-26 16:04; 英国如何解除 “马尔萨斯陷阱” 的别以为英国能解决，英国也解决不了，当时是用船拉人往殖民地运。欧洲的“长子继承制”更残酷，所以爆发了十字军东征。还是大航海时代解决的，或者是修道院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有点土地，有一点收益，能够承担长期的航海探险。 ***************************************************************** 以前这种问题，不是难不难以解决，如果不是马尔萨斯发现这个规律的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这个事呢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起人、进化论学者和人道主义者于连·赫胥黎在1964年出版的著作《进化论的人道主义》中描述了“拥挤的世界”，呼吁制订“世界人口政策”。 1836年，达尔文经过环球旅行以后，回到了英国。这时他已经从神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了，成了一名坚定的进化论者。然而，生物进化的机制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促使生物进化的？他却没有明确的答案。; 2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悲观的马尔萨斯和乐观的李嘉图（转）: 热度 1 gordon 2017-3-6 01:37; 作者：赖建诚（作者系新竹市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3)是否应该废除谷物法，这是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政策上最大的争辩。简要地说，通过关税保护不让廉价的谷物进口，粮价因而不合理地高涨。李嘉图说这会逼迫工资上涨，工商业的成本增高，减弱国际竞争力。马尔萨斯的见解完全相反：廉价谷物进口后，工人的实质购买力上升，必然会生养更多子女，只会让工人阶级人数增加，之外毫无帮助。谷物法的好处是让地主能获得利益，才有意愿在工商界投资，购买设备增加产能改进质量加强国际竞争力。你赞同哪一边？较奇特的是：维护地主的马尔萨斯是个牧师，并无土地私产的利益，而主张打破地主利益的李嘉图，却是拥有良田千顷的大地主。他们的政策建议都不是为了自身，而是追求社会的长远发展。 (4)为什么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者，对李嘉图的分析手法相当赞许？他的长久性贡献何在？有哪些不同的见解与争论？问：这4个组曲听起来内容还算丰富，可否先解说今天的主题：什么叫做“有效需求不足”？我一直以为这是凯恩斯的创见。答：我先说明时代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拥有最长期的统计。Clark (2005)用800年间（1209-2004）的数字，告诉我们几项重要讯息：1800年之前进步非常缓慢，甚至是停滞性的；1800年之后所得几乎以 80度仰角爬升，终于脱离马尔萨斯陷阱，进入富裕的工业社会。这套1209-2004年的数据有两项主要来源：(1)英国建筑工人的薪资（4.6万笔）； (2) 物价和房租数字（11万笔）。这15.6万笔的数字，当然没有漂亮到每年每月都有，但若以每10年的平均数字求取1个点，然后把这80多个点接起来，也很能看清楚长期的趋势。 Clark告诉我们：(1)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1798）时，为什么笔调那么悲观？因为1798年建筑工人的实质薪资，是1760-1860年间的最低点。(2)为什么李嘉图写作《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1817）时那么乐观，因为正值景气大幅反弹。如果以1860年代的平均所得为100，1789年的平均所得约45，1817年大增至约65。(3)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1848）时平均所得约 80，那为什么还需要革命呢？因为从1840年开始英国进入“饥荒的1840年代” ，平均工资从1836年的83跌到1840年的75，反弹到1842年的85，又跌入1848年的80，这十年间起伏太快太大，失业严重、暴动频传。问：《人口论》的悲观有史实背景，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和李嘉图的《赋税原理》（1817）不是只隔3年吗？当时工人的平均所得一路上升，为什么马尔萨斯还需要悲观？答：那是因为1803-1815年间英法打了好几场仗，称为Napoleonic Wars（注意有s）。这是指拿破仑称帝统治法国期间（1804-1815），在欧洲各地与诸多国家的多场战事。但是1812年的侵俄战役惨败，1815 年的滑铁卢之战又败于英军，结束长达13年牵扯全欧的大战争。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争论的时间点，正值“ 拿破仑战后的萧条 ”（post-Napoleonic depression）。 1815-1820年间的萧条有几项特征：(1)资金不足难以累积投资，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K/L比值太低（工人可分配到的生产性资金太少），因为有许多资产在战争期间被摧毁了。(2) 资金不足就无法雇用足够的工人，造成严重失业。(3) 1815-1816年间农业大丰收，价格下跌，农户收入降低；工业部门的需求不足，造成购买力不足。马尔萨斯给当时的症状开出诊断书：关键在于“需求不足”（a failure of demand）所造成的“过剩”（glut）。问：我对有效需求说所知有限，可否先解说马尔萨斯的逻辑？答：他的有效需求不足说（或是“消费不足说”）有一套因果逻辑：从个人的过度储蓄，推论到景气低迷不振。简单地说， 1815年战后因为景气不佳，失业率高，民间所得低，自然就会节约支出（提高储蓄率），市场上的可用资金就会不足，无法筹到足够资金投入生产设备与聘雇工人。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有效方法，就是鼓励消费，创造有效需求。最有消费能力的是谁？地主和政府。为什么？因为通过谷物法的关税保障，在高粮价政策下才会有高地租收入，才能把资金投入生产创造就业。另一方面，地主家庭的贵妇开销、聘用仆人与园丁，也是在增加就业机会，这就是创造有效需求。政府能做的事，是积极从事公共工程，造桥修路兴建学校，目的也是创造就业与有效需求。问：这不就是凯恩斯针对1930年代初期大萧条的处方吗？答：是的，今天的重点是对比李嘉图的相反见解。李嘉图认为消费不足说，是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内，最重要但也最难以接受的论点，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李嘉图说：“目前我真的觉得有点困难，我不太能清晰地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论说体系。”这个困难点你恐怕不容易体会，必须先说明双方思维上的差异，才好解说为什么不易相互理解。在实际生活上，李嘉图是股票金融业出身的富豪，买了许多地成为士绅后，进入国会参与决策，他当然不是个书呆子，而是见多识广的精明商人。但在写作上他是个具备相当科学性思维的人，习惯从基本的公理（axiom），通过逻辑的演绎建构出一套推理。最明显的例子，是为了解释全国的产出如何在三个阶级（工人与农民、工商业者、地主）之间分配，他凭空创造出“差额地租”这个不实际，但又能“歪打正着”的概念。换言之，李嘉图要看到内在的逻辑推演，才能明白对方的思维。马尔萨斯的手法是古典学派的类型，叙述很多事实之后得出一些见解，是“归纳性”的，也可以说是“新闻体”的。这种文笔缺乏科学上的优雅与“一般性”（跨越时空），但它诉诸常识与直觉，较能掌握现实感与读者的情感。换句话说，李嘉图经济学走的路线是抽象分析派，马尔萨斯走的是事实直观派。分析派为了得到精确的结论，通常要做出不符现实的假设，例如“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问：李嘉图是精明成功的商人，又是参与国事的决策者，如果他只靠抽象推理，怎么可能在生活上成功？答：我举现代的例子你比较容易明白。好几位得过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也在《新闻周刊》或《纽约时报》写专栏评论时事，例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70年得奖）、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76年得奖）、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1992年得奖）、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8年得奖）。这些人用右手写抽象数学推演的论文，左手评论现实议题。李嘉图就是这种“人上人”，而马尔萨斯是只能写具体议题的“人下人”，他不会写抽象推理演绎的论文。我觉得（恐怕也是实情），李嘉图看不起马尔萨斯的分析手法，不同意他的见解，就委婉地说“不太能清晰地了解马尔萨斯先生的论说体系”。凯恩斯说李嘉图派经济学的成功，其实是一大灾难，因为他们会轻蔑那些没有抽象思维的见解。其实逻辑的严密与体系的优雅，有时会遮蔽简单的重要议题。幸亏诺贝尔奖是瑞典人颁的，他们的眼光不错，愿意颁给不会建构数学模型、不会用计算机验证计量模型的哈耶克（Hayek，1974年得奖）、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86年得奖）、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91年得奖）、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1993年得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2009年得奖）和奥利佛·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2009年得奖）。“人上人”未必样样高明，“人下人”也会有“上上智”。问：这个道理很浅显。我想知道李嘉图怎么说明他的研究方法。答：他写信给马尔萨斯说：“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探讨国家财富的本质与起源，但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用来探讨财富创造之后，如何在不同的产业与不同的阶级之间分配的‘法则’。…我愈来愈觉得前者（探讨财富的本质与起源）是‘白费力气与虚幻的’，后者（追寻科学性的法则）是科学的唯一真正目标。”用现代的话来说，会写数学模型的人，轻蔑只用文字的同行，说你们的工作白费力气又虚幻无用。弱势的马尔萨斯坚信，经济现象是复杂的多面体，无法只用法则、逻辑、演绎来掌握。问：这是第一个角度的对比，不是还有另一个角度吗？答：第二个角度是学派之间的认知差异，你也可以说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落差。简单地说，李嘉图和许多古典学派的人，都接受赛依法则（Says Law：供给会创造本身的需求），所以就算某个行业短时期失衡，但不可能会有全盘性的失衡，因为复杂的经济体系有自动调整的机制。今日的主旨是对比基本的认知：有无可能发生全盘性失衡，或产品过剩或非志愿性的失业？马尔萨斯认为有，因为所得太低造成购买力不足，这是1803-1815年战后萧条的主因，所以必须有积极的作为（刺激有效需求、政府透过公共工程创造就业）。但李嘉图认为这只是短期的失衡，不必干涉就会自动回复均衡状态，不必担心产品过剩（glut），因为“供给会创造本身的需求”。问：你是说双方的辩论是鸡同鸭讲？答：恐怕是没有生产性也没有结论的争辩，因为观点不同价值观迥异。学界很多人觉得马尔萨斯的分析不深入，论点平常，跟不上科学的脚步。其实爱因斯坦也犯过科学上的大错误：(1)他原本认为宇宙是静止的，直到哈勃用天文望远镜证实，星系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表示宇宙还在膨胀。(2)量子理论的特点是“测不准原理”，但爱因斯坦生前一直认为不可能，因为上帝“不会掷骰子”（不会有测不准这种事）。李嘉图遵循的赛依法则，到了1930年代才被凯恩斯的《一般理论》推翻。凯恩斯热情地写一篇《马尔萨斯传》（38页），极力推崇“有效需求不足说”（消费不足说）。问：马尔萨斯如何反驳李嘉图？答：他说，“某些非常有才华的作者认为，虽然时常可以看到特定商品会有过剩（glut），但不可能会有全盘性的商品过剩。因为依照他们的观点，（制造）商品一定是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某项产品的超额供给（excess supply），只是证明其他商品在供给上有缺失，所以全盘性的超额（general excess）是不可能的。……这种说法及其应用，对我而言是无稽之论，也和供需原理完全违背。”这段话的主旨，是在反驳古典学派共同遵守的赛依法则：不会有超额供需，市场终将均衡。马尔萨斯从“个人的需求与行为”，来观察市场运作机制，站在微观的立场，认为每种商品都有它的市场特性与管道，正如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与特点。相对的，李嘉图站在宏观的角度，主张商品的存在就是为了要和其他商品交易，没有人会在交换不到商品的情况下，去生产自己的商品。各行各业的商品种类何止千万种，如果我是制造棉被的工人，我能预知今年应生产多少才不会过剩吗？你怎么会在夜市买到大量廉价的倒店货呢？那不就是超额供给吗？问：李嘉图是否为了维护模型的优雅，而否认供需失调？答：有可能，因为 “失衡模型”被学界接受，是凯恩斯学说得势之后的事。在1820年代很难处理失衡问题，因为这是破坏科学对称性、破坏理论简洁性的讨厌鬼。赛依法则是一块完美的遮羞布，让供需永远相等，保障魔术师得到热烈掌声的法宝。马尔萨斯是个不识相的老实人，硬要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硬要说国王的新衣并不好看。他喜欢混乱但较真实的理论，李嘉图喜欢提出跨越时空的优美法则。在马尔萨斯“真实但丑陋”，和李嘉图“优美但较不真实”之间，或许是源自面对自然科学时的自卑感，经济学界选择了李嘉图，只有勇敢的凯恩斯力挺马尔萨斯。这项差异也能解释，为什么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会兴起：他们要用动人的故事，对抗高深优雅但生冷不符实况的模型。问：前面提到凯恩斯说，李嘉图的胜利是百年来经济学的大灾难。答：凯恩斯不只同意马尔萨斯的结论，也赞同他的分析路线，我引两小段给你看。“经济学的写作并不是在做数学证明或写法律文件，而是要激起或诉诸读者的直觉。”“经济学并不是和数学一样，要在逻辑上写得密不通风滴水不漏。……最能一般化的理论通常也最没有讨论价值，……但是如果作者不能提出严谨清晰的作品，我也担心他恐怕无法发表。”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个好例子，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mindset）很不相同，如果坚持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对方的论点就变得无法理解或甚至可笑。也正因为有这种坚持，才会产生各种学派（古典派、新古典派、马克思派、奥地利学派、凯恩斯学派），也才会有主流和非主流的区隔，这些都是路线不同和认知差异所引起。我的结论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对“有效需求不足说”（消费不足说）的辩论，是一场鸡同鸭讲的争执，不会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中，科学的（会设计引擎）是否比直觉的（会处理车祸）优越，那就未必了。最后我引个例子，说明斯拉法（Sraffa）并不同意凯恩斯对李嘉图经济分析的偏见，也不同意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过度欣赏。1932年12月凯恩斯草拟《马尔萨斯传》时，他请斯拉法提供当时正在编辑中的《李嘉图全集》，因为其中有一册是这两位论敌的通信。斯拉法知道凯恩斯对李嘉图有偏见，而李嘉图是斯拉法的偶像。斯拉法在23日回信说他很愿意在数据上配合，但请凯恩斯“dont treat too ill my David”（不要太恶待我的戴维·李嘉图）。; 83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的那一年，英国正好跨出马尔萨斯陷阱 ... ...: gordon 2017-3-5 13:34; 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的那一年，英国正好跨出马尔萨斯陷阱其实，把马克思的理论改一改，就可以用 ******************************************************************* 马尔萨斯的说法是 “节欲” 马克思的说法是技术进步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脱掉 “马尔萨斯陷阱”，技术进步也解决不了 “社会问题” 。那是个数学问题。 ******************************************************************* 老马这个人呢，是个律师。正经律师，它只所以会换个学校拿博士学位，是因为德国的律师，考证考过就行。（就是司法考试，考过就行了）拿那个博士学位呢，是一个给自己装门面的东西。就是你的律师事务所，挂一个博士学位，看起来比较吊。其实，你通过司法考试，有执业资格就行。博士学位不是强制的 ******************************************************************* 他生活在那个年代，理论不一定对，但他描述的现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2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一切提高死亡率，降低出生率的行为都是美德 —— 马尔萨斯的世界 ... ... ... ... .. ...: gordon 2016-5-14 13:49; 基本上，以人均收入水平为出发点思考，一切提高死亡率，降低出生率的行为都是美德，例如暴力，不讲卫生，等等。 ************************************************************************ 还有两个很惊诧的结论， 1、收入不平等，有利于一个社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其二，阶级的分化也是有助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如歧视社会歧视也好，阶级分化也好，等于变相的形成收入不平等。 ************************************************************************ 暴力、不讲卫生、收入不平等，歧视、降低人口。都有助于一个社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在越战中打败了，被美国打败了。改革开放不可避免，以后的发生的事情，也不可避免。所谓平均主义，平等的思想，随风而去。注：计划生育已经算是最仁慈的办法了，引起的社会问题也最少。 ************************************************************************ 当然军队的文化是官兵平等。不丢下一个伤兵，“ 冲锋在前，撤退在后 ” 是美德。但是社会的局部行为，无法改变大的行为。整个社会的big picture 大道废小术。你只要选择争霸这条路，这种长期影响就无法避免。 ************************************************************************ 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你蠢嘛财产权与英国老处女，这是工业革命史里最著名的典故，; 16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凤凰传奇：《吉祥如意》 —— 马尔萨斯弹簧，秦帝国的诞生 ... ... ... ...: gordon 2016-4-2 01:31;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zMTk5MjQ=/v.swf 你们不是喜欢毛伯伯嘛，我就把 “毛伯伯” 招过来 “毛伯伯” 出主意，我们干活，呵呵; 23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马尔萨斯弹簧（转）: 热度 1 gordon 2016-4-2 01:03; 为什么明清时代的中国越来越喜欢用人力替代机械，而同期的欧洲正好相反？为什么阿兹特克人会热衷于除了俘虏没有任何好处的战争？为什么藏传佛教的寺庙能集聚如此巨大的社会财富？中国人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出现在中国？中世纪后的欧洲，几乎是沿着不断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向直线前进，而中国则在宋朝发展到顶峰后开始转向——宋代出现的大量水力驱动的机械，明清几乎彻底消失，水力被人力取代，一切都朝着使用更多人力的方向前进。衡量一个古代社会文明的水平高下，我们通常喜欢用它能养活多少人、人口密度的高低作为衡量指标，一个生产效率更高的社会，当然会比生产效率更低的社会养活更多人口。人口越多，自然会有更高的社会分化和职业分工，当然就能生产更精致的工艺品、发展出复杂精妙的文化，能够兴建更宏大的建筑——照通常说法，这样的社会就是高度繁荣的文明。为什么明清时代中国人口不断突破历史纪录，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反而不断降低？文明总会不断繁荣吗一个社会分工是否精细、文化艺术是否发达、工艺品是否精良，这些指标其实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基础性指标：一个社会有多大比例的成员能脱离生存必须品的生产，专注于其他技艺的发展，简言之，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文明就越繁荣。这里的“剩余率”并非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剩余，而是一个社会生产的食物及其他生存必需品，超出维持全体成员基本生存繁衍所需的部分，一个社会的剩余率越高，用于支撑其文明活动的资源便越多。毫无疑问，一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全社会的剩余率也越高；而劳动生产率来自技术进步，自然，技术进步就会带来全社会剩余率的提高。这里会有什么问题吗？马尔萨斯把人口要素放进来考虑后，得出来完全不同的观点：技术进步确实可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人口增长很快又会将劳动生产率拉下来，结果只是增加了人口，这一过程只须几代或十几代人即可完成。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传统农业社会，除非技术进步连续涌现，或永远存在可供拓垦的新土地，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并不会持续提高剩余率，所以文明并不会一直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 我们先从城市化率来分析。脱离食物生产的人通常都生活在城市，除了早期城邦，城市居民大多不是农民，所以，城市化率是个直观反映文明繁荣程度的指标。进入现代化之前，多数传统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都不足 10%，这会给人一个错觉——这个比例是农业社会的常态，但实际上，在没有达到出现危及生存的人口压力前，农业社会的城市化率完全可以达到 15-25%。经济史家赵冈统计，（按两千人以上标准）战国时期城市化率达 15.9%，南宋更高达 22%，汉唐介于两者之间；以物质丰富度和文化多样性衡量，两宋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期，此后，随着人口压力渐增，城市化率一路下滑，到近代前夕已降至不足7%，据施坚雅测算，清代繁荣程度最高的江南，城市化率也只有7.8%。赵冈对宋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在各家中偏高，但并非最高，斯波义信估算的上限为 30%，而最低估算数（柳平生与葛金芳）是 13-14%，但同时，赵冈对清代城市化率的估算同样偏高，按施坚雅的较保守数据，1843 年的城市化率仅为 5.1%，所以，无论取高估数还是低估数，清盛期城市化率都只有南宋鼎盛期的约 1/3。 ▍中国各个时期大致的城市化率城市衰微也体现在顶级都市的规模上，明清最大城市不过 80 万，而唐长安、北宋开封、苏州，南宋临安，人口都过百万，宋代还有武昌、泉州、建康等大批数十万人口的都市。人口压力和城市退化的关系，从华北城市的衰弱中也可见一斑，由于华北平原开发历史更久，人口更早饱和，那些著名的古代中原大城在中古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过。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德川幕府结束战国时代后，日本进入长期和平阶段，人口持续增长，城市繁荣，城市化率从 1600 年的 6%上升到 1721 年的 12.6%，但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城市开始萎缩，1874 年明治初期，城市化率已跌到 10% 。德川家于 1615 年攻克大阪，发布一国一城令，弭平全境，到 1721 年重新落入马尔萨斯陷阱，满清于 1681 年平定三藩，到 1796 年爆发白莲教之乱，被许多史家视为人口压力开始起作用的标志，这两个长度极为接近的周期，或许并非巧合，和历史上典型中原王朝的人口恢复周期大抵一致。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农业产量与人口数量的变化 ▍1600-1850 年全日本的城市化率与人口密度的变化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虽然违背人们的直观印象——技术进步必然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却能解释这种“异常”。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家相信，工业革命前，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长期处于马尔萨斯陷阱（毋宁说是常态）之中，证明这一点的最佳证据是工资铁律（Iron Law of Wages）：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始终徘徊在生存线附近。人类在进入定居农业社会之前，也取得过许多重大技术进步：标枪、弓箭、石器、掘棒、渔网、陷阱，火的利用，团队合作与狩猎计谋，这些进步让人类散布全球，但并未带来经常性的剩余和积累，进而发展出文明。人口与路径选择如果我们不同意马尔萨斯的观点，把人口增长视为社会繁荣的指标，那么除非有灾难性事件发生，文明总是趋向于进步，而大规模消灭人口的战乱、瘟疫和饥荒总是降低文明水平。但是，如果从中国文明史中寻找历史线索，或许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是文化上的艺术和思想观念、器物层面的工艺和技术，还是组织模式和制度要素，最重要的源头，大都出现在宋代，南北朝和更早的先秦，同样是文明的“富矿”时代。这几个历史时段对应的都是人口压力相对较松弛的阶段，这是一种巧合吗？宋代的产业生态很像工业革命前夕的英格兰，其核心特征是广泛采用非人力能源和劳动节省型机械，水力作坊遍地开花，包括大型水力纺车。但是，宋代人口很快突破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亿人大关。王祯《农书》中的水转大纺车到了明代中叶，中国人口从战乱中恢复后又迈过了两亿大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人口成就 ——明代农耕定居地区与宋代人口最多时相当。到了清代太平天国爆发前，人口更进一步增长到四亿，已逼近土地承载的极限。巨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式，不再朝着节省人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可以让更多人“糊口”的方向发展，毕竟劳动力比高效率的机械要便宜得多。王祯《农书》中的农业和工业机械，到了清代几乎消失殆尽，铁鎝锄头代替了耕牛，推磨的水力换成了人力。宋代曾有大量工厂式的纺织作坊，到了清代，纺织业彻底变成家庭副业式的生产。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西欧的农业开发较中国更晚，中世纪西欧人口密度大大低于黄河流域、江淮这些农业发达地区，德意志地区的人口密度不及南宋上述地区的一半。 14 世纪中后期的黑死病，消灭了欧洲 1/3 到 1/2 的人口，此后黑死病反复流行，长期抑制了西欧的人口增长；但正是从那时起，欧洲的城市化率开始快速持续上升，（按五千人标准）从 1300 年的 9.5%升至 1400 年的 12.5%，这明显早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更远早于工业革命。经济学家 VothNico Voigtlander 和 Hans-Joachim Voth 认为，正是黑死病加上连绵不绝的战争，让欧洲长时期内大幅远离马尔萨斯极限，才促成了几个世纪的城市扩张和经济繁荣，并为此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黑死病提高城市化率，并非因为它消灭了更多农村人口，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指出，古代城市极高的人口密度和恶劣卫生条件，令其在瘟疫中的死亡率远高于农村，这在欧洲尤为突出，因为不存在粪肥市场，欧洲城市的卫生条件远比中国城市差。但由于瘟疫大幅提高了工资率，在恩格尔定律作用下，对城市所生产的非农业产品需求大增，带来更多城市就业机会，不断吸引大批农民进入城市，这反过来又提高了瘟疫带来的死亡率。欧洲人口长期处于远低于土地承载极限，使之能持续性地保持完全不同于明清时代中国的发展路径——全社会不断追求提高生产效率，以节省相对较贵的人力。工业革命是这一势头顺理成章的产物。压在人口弹簧上的巨石可是，文明毕竟诞生了，那究竟是什么带来了剩余？必定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人口增长到耗尽全部剩余的程度。有两种力量起了这样的作用：国家权力和私人财产权；原理如下图所示：随着人口的增加，剩余率减少；随着人口的减少，剩余率增加 ****************************************************************************** 随着人口增长，投入于单位土地的劳动增加，但新增产出却不断降低，在没有赋税（或租金）的条件下，会一直降到仅够新增人口勉强维生，此时人口便达到自然极限（Pa），但有了赋税，食物产出被拿走一部分，所以人口增长会在边际产出率降至最低生存需求加赋税的水平时提前停下来，此时人口为 Pb，而由于 B 点的边际产出率高于 A 点，因而剩余率也更高（即 SbSa）。上述原理可归结为这样几条：当人口接近极限水平时，1）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减少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提高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比例，因而使文明更加繁荣，同时也让受益于赋税和租金的群体要么更庞大，要么更富裕；2）通过改变分配结构，赋税和财产权会压低人口，3）若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他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形象的说，文明就像一块巨型浮石，压在人口弹簧之上，它在压低人口总量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大弹力来支撑其体量。在极限水平附近，降低人口将提高剩余率，从而让国家更容易征收税赋，供养一个更大规模的政府，这可以为我们理解国家权力的基础提供两个启示：首先，和传统的国家起源理论相反，国家的征税潜力和财政基础并非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剩余，而只需要足够的暴力手段和组织能力，通过食物产出再分配压低人口水平，提高剩余率，便可获得可持续的税赋基础。其次，尽管古代政府规模远不如现代政府那么大，但也并非都像晚期帝国的政府那么小。在人口压力还没那么大的古典时代，政府规模明显比后来的更大，相对于其人口水平，秦汉的行政系统不仅数量更多，专业化程度更高，组织更严密，对社会的控制也更深入和细致。秦简上也可以看出秦代对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施坚雅的研究发现，从西汉到清代，尽管人口增长了六倍，有效疆域扩大了一倍多（西汉整个南方基本上处于未开发状态），但基层行政单元并未增加，汉初 1580 个县，清初 1510 个；而且越是战乱、分裂的人口低谷期，县反而越多，南北朝晚期只有四千万人口，却供养着 2300 个县，还有三个中央政府；同理，每个王朝初建之际，县的数量通常也处于峰值水平 1500 多，随着王朝稳固，人口恢复，便逐渐下降到 1200 上下。 *************************************************************************************** 传统社会人口增长到逼近极限时，必引发大规模战乱，但统治者不可能有意建立一套有效压低人口的制度，以避免这种周期性的人口增长和消灭，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自然演进出一套这样的制度。阿兹特克晚期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200 多，其中宜耕地区更高达 500 多——这已比今天人口稠密的西欧密度还要高了。阿兹特克人没有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帝国，而是城邦林立，于是为饥荒所困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战争形态，战争既不源于冲突或纠纷，亦非为了劫掠勒索或征服扩张，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可能多的获取俘虏，杀死并吃掉。阿兹特克诸城邦之间的战争，最初的动因是纳贡和贸易关系，但后来，常规战争已满足不了对俘虏越来越大的需求，为此，城邦之间时常安排一场“花式战争”（xochiyaoyotl），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战。此类战争唯一的功能就是消灭部分人口并获取肉食。玛雅和阿兹特克都有类似的活人献祭印加帝国的人口密度虽没有阿兹特克那么高，宜耕区每平方公里超过 120 人，但安第斯高原的土地十分贫瘠，同样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经济学家 Louis Baudin 将其称为马尔萨斯定律的绝佳案例——印加人的解决方案不是杀了吃，而是计划生育和强制迁徙。印加帝国在每个行省设有国营作坊，名为“太阳神处女院”，会定期挑选一批少女，她们名义上是印加王的候选嫔妃，但实际上，除少数被作为献祭人牲和分配给有功者外，绝大多数被终身幽禁在作坊内，纺织和酿酒，不得结婚生育。一处“ 太阳神处女院 ” 大规模强制迁移是另一种应对人口压力的办法，把人口从过密地区迁到数百公里外的人烟稀少之地，不但可缓解人口压力，还可打散重组原来的族群纽带，加强政治控制能力。印加与阿兹特克这种极端人口控制手段，或许和它们的土地制度有关，这些社会始终没有形成私人土地财产权，土地皆由社区集体所有，这样，抵抗人口压力以免剩余被其耗尽的力量，就只剩下国家权力了。低生产力上的文明前面提到，如果统治者有能力压低人口，它便可能更容易获取赋税，理论上，由此提高的剩余率若能稳定维持，那么就可能培育滋养出更为繁荣发达的文明。但实际上，国家权力和地租这块压在马尔萨斯弹簧上的巨石，通常只能稳定一定的剩余率，而无法通过下压人口来获得更高剩余的。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一个社会因为特殊的组织和制度安排，能不断大幅降低人口——哪怕只是在一定时段内，从而大幅提高剩余率，最后我们能看到其文明繁荣程度有显著提高？藏传佛教之于一个社会的影响，或许正是符合这个特征的罕见情形。吐蕃王朝统一青藏高原后迅速强大，很快成为一个与唐帝国、阿拉伯帝国三雄并峙的强大帝国。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吐蕃在唐代时，人口不少于三百万，更控制了数百万其他民族的人口，虽然强大而极具侵略性，但文明的积累和繁荣程度极低。 ************************************************************************************ 佛教进入青藏地区后，经数百年发展，逐渐改变了其文明形态。由于藏传佛教的特殊地位，大量成年男性脱离生产成为僧侣，导致人口逐渐下滑，明代嘉靖时期，吐蕃人口降到了约 200 万，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又降到了接近 120 万，此后人口便稳定在这个数字上。一个自然环境极为恶劣的农牧业社会，能让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男性不事生产，其剩余率当然非常惊人 ——在传统社会，藏族社会也许是知识阶层占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中世纪的西方，知识分子也主要是由僧侣构成。通过压低人口提高剩余率，是西藏能诞生灿烂文化的基础。西藏文化无处不打着佛教烙印的文明。对哲学、思想、文学这些无形的知识系统，外人或难一窥堂奥，但有形的建筑、雕塑、绘画和其他造型艺术之盛，任何人都会为之震撼— —社会剩余财富最终都以艺术方式凝聚、沉淀在宗教体系中。尤其是在人口密度如此之低，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竟然出现如此灿烂辉煌的文化，这样的例子，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个。清代，藏传佛教又传入蒙古草原。如果认为满清有意推行佛教是为了削弱蒙古，应当认为很快就收到了奇成效：蒙古人口从清初的210万降到了清末的170万人，按理藩院说法:“喇嘛日多，人丁日减，召庙日盛，种类日衰。” 但从压低人口总数，增大剩余率，会促进文明繁荣、深化的角度看，你会注意到另外一番景象：佛教传入前，蒙古常年战乱，甚至财富亦难积累。由于没有一个知识阶层，成吉思汗时代发明的文字几乎失传，好不容易积累的一点点文明家底几乎耗散完结。如果持续下去，他们留给后世的文明存在的遗迹，大概还是那种偶尔散落在草原，粗糙拙朴犹如孩童捏泥巴式的石人像。 ▍突厥石人像是草原民族常见的文明遗迹草原上的萨满被僧侣替代后，不事生产的僧侣集团成了首批知识阶层，长期的和平让这些人可专注于手上的技艺，语言、文字、绘画、雕塑、天文、医学获得空前发展。财富的逐渐积累使草原上出现了一下宏大的寺庙，它们吸引了众多信众和商贩，逐渐形成了集宗教、文化、商业和贸易于一体的聚落，定居的城镇第一次在草原上出现，它又大幅提升了草原社会的分工精细程度。虽然在辽阔的藏传佛教区，发展到人口数万乃至十万的大城，仅有拉萨、库仑（乌兰巴托）、归绥（呼和浩特）等少数，多数城镇人口都在数千乃至数百的水平，但城镇人口比例已经明显高于汉地。; 1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马尔萨斯的原始股（转）: gordon 2016-2-27 08:03; 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李嘉图是一个辛迪加的主要成员，这个辛迪加从事政府债券的操作，相当于目前的“包销”。他的辛迪加通过参与招标从财政部的债券总额中得到了包括各种期限的债券，然后作为投资机会逐步向公众销售。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往往要帮马尔萨斯一个忙，马尔萨斯不用掏一分钱，李嘉图就把一部分债券份额记到他名下，这意味着，只要马尔萨斯持有的时间不是太长，一定的收益是毫无问题的，因为辛迪加的初始价格条件比当时的市场价格要低得多。这样，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几天，马尔萨斯发现自己手中的公债正处在一个小“牛”市。不幸的事，他的神经已经无法承受了，他指示李嘉图，只要不是“错的或不方便的”，“就干脆赶紧把你如此好意地承诺给我的收益实现了，哪怕只是一小点也好。”李嘉图执行了这一指令，尽管他自己绝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因为他的消息来源告知他公债可以在滑铁卢战役那一周达到牛市的峰顶。在1815年 6月27日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他谦逊地汇报说：“像往常一样，我从对上涨的预料之中获益颇丰，我成了公债的大赢家。 ”“现在让我谈谈我们的老课题，” 他接着投入到对商品价格上涨原因的探讨之中。可怜的马尔萨斯禁不住心中懊恼：“（他写于1815年7月16日）我得承认我曾以为第一场战役的胜机属于波拿巴，因为他有进攻的机会；的确，从威灵顿公爵的调兵遣将看来，波拿巴一时曾经胜券在握。然而事后看来，法国人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如果他们拿出了为保卫独立而战应有的力量和热情，一场战斗，无论它如何血腥或彻底，是无法决定法兰西的命运的。” 注：我现在爱看这种有意思的八卦李嘉图也是成天没事干了，压榨马尔萨斯的智慧这帮人都是挺逗的 ************************************************************************ 在讨论经济学问题时，李嘉图是抽象思维和演绎法的理论家，马尔萨斯则是归纳性的和直觉的调查者，他不愿意与可验证的事实依据和直觉中偏移太远。然而在实际的财经问题上，这位犹太裔的证券商与这位贵族血统的牧师的角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注：我估计李嘉图这个逼货，写论文时候，是抽线、演绎推论。但在实际中，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估计他自己写的论文，他自己都不信。跟比尔盖茨一样，每次预测都很有道理，但是他自己都不信。; 1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最简单的社科书籍入门书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热度 3 gordon 2012-4-25 20:04; 我的社科类书籍入门说来好笑，就是这本被批倒批臭的《人口原理》，体谅一下民科水平低下，不要笑哦。为了凑分数把片片也贴上。; 333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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