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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微观经济学读书笔记1：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 —— 中美贸易 ...: 热度 1 gordon 2017-4-19 01:48;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中，提到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其中第五条：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是一条很有意思的理论。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就知道了。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牧牛人和一个种土豆的农夫，他们都可以生产牛肉和土豆，但他们两个的能力有所不同，牧牛人是个强人，他生产土豆和牛肉的能力都要强于农夫，在这样的生产能力下，为了自给自足，农夫每天花 8 小时生产 4 单位的牛肉和 16 单位的土豆，而牧牛人每天花 8 个小时生产 12 单位的牛肉和 24 单位的土豆。可以看出，牧牛人生产两种商品所花的时间都强于农夫，那么如果牧牛人与农夫交易的话，其结果如何？不论哪种商品，牧牛人自己做肯定都要比农夫成本低，那么交易中牧牛人是否吃亏了呢？这里假设牧牛人以 1 单位牛肉换 3 单位土豆的价格，与农夫进行交易，前提是农夫只生产土豆，而他则减少土豆的生产，将更多的时间用以生产牛肉，每天交易 5 单位牛肉，那么结果及比较是怎样的呢？结果已经很明显了，通过贸易，农夫和牧牛人每天所能拥有的牛肉和土豆都增加了，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牧牛人很强（生产成本低），但在交易中他同样能够得到超出自己能力的收益，也就是说，再强的人，通过交易也可以获利，能力弱的人也可以获利，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共赢”。 ***********************************************************************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先引入几个概念： 1 ，绝对优势：用比另一个生产者更少的投入生产某种物品的能力，上面的例子中，牧牛人就是拥有绝对优势的一方，他生产土豆和牛肉的投入都比农民少。 2 ，机会成本：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必须放弃的东西，上面的例子中，牧牛人生产一单位牛肉所需要的时间是 20 分钟，而这 20 分钟如果他用来生产土豆，则可以生产 2 单位，那么他生产 1 单位牛肉的机会成本就是 2 单位土豆，以此类推，可以得出农夫和牧牛人的机会成本 3 ，比较优势：一个生产者以低于另一个生产者的机会成本生产一种物品的行为。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牧牛人生产 1 单位牛肉的机会成本要低于农夫，他在生产牛肉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农夫生产 1 单位土豆的机会成本也要低于牧牛人，他在生产土豆上具有比较优势。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可以在生产所有物品上都拥有绝对优势，却不可能在生产所有物品上都具有比较优势，而专业化和贸易的好处就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于是交易就变得有利可图了，其奥妙就在于，用于交易的商品，其价格一定是低于自己生产的机会成本的，例如对于农夫，他买 1 单位牛肉需要付出的代价是 3 单位的土豆，而如果他自己生产，则机会成本是 4 单位，这中间 1个单位的差值，其实就是他在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反之，对于牧牛人也一样。这其实就是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贸易可以使社会上每个人都获利，因为它使人们可以专门从事他们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样是利益最大化的。这里面其实还有个定价的奥妙，也就是前面没讲的，为什么牧牛人给出的价格是 1 单位牛肉换 3 单位的土豆呢？其实这也是跟机会成本息息相关的，牧牛人生产牛肉的机会成本是 2 单位土豆，农夫生产牛肉的机会成本是 4 单位土豆，那么这个定价一定是在 2 ～ 4 之间的某个数值，这样双方都能获利，如果定价低于 2 单位土豆，那么大家都会去买牛肉（因为这个价格低于两个人的机会成本），如果定价高于 4 单位土豆，那么大家都会去卖牛肉（因为这个价格高于两个人的机会成本），但事实是这是个两个人的交易，必须有一个买方一个卖方，不能都是买方或者都是卖方，这就是定价的道理。; 202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扩招以后，我们应该读大学吗？: 热度 2 gordon 2017-4-18 06:05; 美国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尽管大学教育的净现值是正数，但它并不是很大。为什么进入大学的财务报酬不是很高？在美国，对于大多数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是很容易的。换句话说，大学教育基本上是自由进入的投资。在自由进入的市场，我们应该期望得到零经济利润。当然，一个低的经济报酬并不意味着你不该完成你的大学学业—— 除了未来的收入增加，大学教育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益处。 ***************************************************************** 想发财，你首先要变得聪明。你本身就不聪明，还想发财，这不是很可笑的事吗？ ***************************************************************** 何为“零经济利润”？当厂商进入某一市场时，它希望其投资可以获得报酬。零经济利润表明厂商的投资获得了正常的（即竞争性）收益。正常回报作为资本使用者成本的一部分，是指厂商使用这些钱去购买资本而没有投资于其他用途的机会成本。因此，获得零经济利润的厂商将其资金投入其他用途是一样好的，它的资金获得了竞争性回报。因此，这样一家厂商已经表现足够好，应该继续经营。然而，如果不能预期到将来其财务状况可能会改善，一家经营利润为负的厂商应该考虑退出市场。 ***************************************************************** 就是你跟卖早点蒸包子的，没啥区别。（就是起早贪黑，挣点这钱）就是你读书读的好的话，可以读。读的不好的话，就不用读。; 22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战后重建经济学 —— 从斯密到穆勒: gordon 2017-4-17 10:46; 大多数的事，都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的斯密提出一个概念，而穆勒是看着大英帝国成为全球霸权的穆勒没有提出什么概念，而是给出了一个解释，提供了大英帝国当时人们心灵上的一个慰籍。众所周知，穆勒是一个少年天才；穆勒提出的东西，直到杰文斯才发生动摇。 ********************************************************************** 战后重建经济学对于穆勒来说，战争造成的损失，本来我们就是要破坏的。所以不是什么问题。普法战争赔款，对于法国来说，也不是事。早期的中国，重建能力比较低，实际上，中国并没有经历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破坏战争。中国和欧洲列强的战争基本上是一面倒，所以破坏性并不大。就是个赔款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入侵，才有了战后重建问题。冷战时期的对外援助，并非白花钱，而是学会了援建和战后重建。这是一种能力。中国落后的根源其实在我们自己，不具备现代性。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达到法国的水平。 ************************************************************ 没有国内市场保护，就没有现代的企业，现代社会企业的作用比研究机构的作用要大。; 24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骗子经济学—— 为什么通货膨胀不能刺激就业?: 热度 3 gordon 2017-4-17 03:13; 1971~1975年间，罗伯特卢卡斯发表了几篇重要的文章，将约翰穆特的理性预期思想运用到经济周期的货币理论研究中。以往的研究是在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认为通货膨胀率上升必然导致失业下降和经济增长。但是该理论的假定前提是工人和厂商获得的信息不完全，因此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犯同样的错误。例如，通货膨胀率上升被假定为会提高工人的工作意愿，因为工人不断得出错误的判断，认为他们工资的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工资。罗伯特的理论认为人们的预测是理性的，他们只是暂时被货币现象所迷惑（理性预期并不等同于完全的信息或完美的预测。）特别是，货币供给的非预期增加和价格水平的非预期上升只能使工人暂时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涨了；与此相同，生产者暂时相信他们卖出商品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的价格上涨了。由于这些原因，货币刺激造成经济的短暂繁荣，但是不久人们就认识到他们的预期错误，于是经济繁荣的趋势就此终止。以前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永久均衡意味着货币当局在经济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修改过的理论所包含的政策含义与以往的理论极不相同，因为货币政策只在人们没有预期到它的影响时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在经济收缩时多发货币、在经济扩张时少发货币的政策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罗伯特卢卡斯 1995 诺贝尔奖 ******************************************************************* 实行不规则的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刺激经济发展的最简单方式，虽然短期内这种方式能够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本质上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此卢卡斯理论的重要政策含义在于中央银行应该放弃调控经济周期的思想，中央银行应该致力于实现维持稳定的低通货膨胀率的长期目标。 ******************************************************************* 如果光发货币就能刺激经济增长，那我们都躺在家里，光发货币好了。它就是个激励工具; 277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舒尔茨《穷人经济学》 —— 梭罗《瓦尔登湖》: 热度 2 gordon 2017-4-14 13:49; 　在此，我首先要澄清经济学界的两个错误观点。经济学界的错误　　经济学界内存在一些理解上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认为标准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一些经济学家转而从社会学或文化角度解释低收入国家的落后贫穷。幸运的是，这种趋势正在扭转。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标准经济模型同样适用于解释低收入国家面临的稀缺性问题。　　第二个错误是对经济历史的漠视。古典经济学被鄙为没有生命力的理论。古典经济学建立的时候，西欧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李嘉图时代，英国家庭的劳动收入也主要是用来购买食物。在李嘉图的经典之作出版时，马歇尔说：“英国工人的周薪还不够买半蒲式耳小麦”。在印度，许多人仍生活在李嘉图那个年代的阴影之下，印度一个农民每周赚的钱还不够买两蒲式耳小麦。理解过去人们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有助于理解当今低收入国家的问题。 ************************************************************************************* 我并不同意舒尔茨对谬尔达尔的批评一般化的，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虽然玄妙，但不解决现实问题。 ************************************************************************************* 钱学森在1980年出版的《土岩爆破文集》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爆炸力学要处理的问题远比经典的固体力学或流体力学复杂，似乎不宜一下子从力学基本原理出发，构筑爆炸力学理论。近期还是靠小尺寸模型实验，但要用比较严格的无量纲分析，从实验结果总结出经验规律。这也是过去半个多世纪行之有效的力学研究方法。” 有些现象或问题的研究，可以借助或采用现成的物理和数学模型和方程；然而，更多的复杂现象或问题，无法利用现成的数学方程来表述。 ************************************************************************************* 梭罗的《瓦尔登湖》，梭罗走进了丛林 ************************************************************************************* “ 标准经济理论不适用于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理论。 ” 偏见有时候蕴藏着深刻的真理。; 1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发展经济学：电子产业的转移: gordon 2017-4-11 02:42; 电子工业发源于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到了70年代中期，对于集成电路和其他电子设备的需求突飞猛进，厂家开始在海外寻找能够成本更低廉地承担部分经营环节的地方。集成电路的生产有四道工序。对于电子厂而言，既要满足激增的需求，又要将这些工序都放在加利福尼亚、日本和类似的地点进行生产，已经日益成为昂贵的事情。公司决定将组装、测试工作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又听从指挥，并且有能力学习工作所需具备的相对简单的技术的地方。电子和其他工业转移的最初受益者，是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槟城由于其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会讲英文的劳动力，吸引着外国投资者。 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在槟城和马来西亚其他城市中，制造64K 晶片和其他电子元器件的工厂兴盛一时。马来西亚这个中等收入国家，过去以出口橡胶、锡和棕榈油著称，这时却成了仅次于日本的位居世界第二的电子元器件大国。工厂几乎都为外国人全资所有，他们不在马来西亚购买或出售其商品和服务，只是在马来西亚进行较为简单的加工过程。被宽松的税收减免和1971年月平均工资仅为30美元吸引来的公司，到了1980年，成本由于月工资增至120美元而上升，这种上升只有一部分能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得以消化。同时， 80年代技术的提高，使得集成电路更为复杂和小型化，造成手工劳动的工作量减少。非熟练工人的就业那一时期在马来西亚和其他从事电子器件组装的发展中国家中大幅度下滑。但是，技术的提高及发展中国家持续的成本压力，最终使得部分比较复杂的加工过程转移到了工资较低的国家。随着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工资的提高，公司将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作业从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迁到了亚洲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在这个外国投资的第二浪潮中，一些迁移企业的经营是属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公司的：槟城的电子工业得到了新生。现在，它比过去较少地使用非熟练技术工人，而更多地使用熟练技术工人，并且为着国内和国际市场生产范围更广泛的产品。 ************************************************************************** 实际上，如果把香港看作中国的一个经济特区的话，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很远。而且美元超发以后，70年代美国加息和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进行的这一部分美元呢，并没有回流美国，而是北上中国大陆了。香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即提供了工业和销售市场，也提供了资金。 ************************************************************************** 联想以前就是在香港 “设厂” 的 ************************************************************************** 中国有一个特点，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太具备的，就是技术升级的能力其它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导致，技术一升级，就搞不定了 ************************************************************************** 台湾也很强，台湾背靠中国大陆，成为一个技术源头。香港成为一个金融中心。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20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 热度 2 gordon 2017-4-9 20:09; 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讲什么？没有人知道钱颖一、张五常都在东拉西扯，不知道在说什么 ************************************************************************* 很简单，看两本书 1、德布鲁《价值理论》 2、《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 ************************************************************************* 主要看《博弈论与经济行为》，这是经济学的数学方法首次摆脱微积分的传统关于经济学的观测数据问题这本书，是这么处理的。把经济学类比为天文学 ************************************************************************* 冯·诺依曼在物理学上的造诣，尽可放心他写过一本书《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虽然他是研究量子力学的，但没办法，也得吃饭。后来在阿伯丁干弹道去了。以为德国人都懂得造 “巴黎大炮” ************************************************************************* 德布鲁是法国人，以前是学数学的，受布尔巴基学派影响后来有一个洛克菲勒特别研究生名额，然后他就去了美国 1962年，任加州伯克利经济学教授；1975年同时任该校的数学教授，至今; 23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gordon 2017-4-9 15:06; 科学是测度与分析可观测现象的普遍方法。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在于它对可观测现象分析的系统性。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精炼统一的理论往往产生于人们对实际观测现象分析的累积之中；而有效的理论一方面对人们分析了的现象之外具有解释与预见力，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新观测现象的评判。理论的创立过程多种多样，但大都是在现有理论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被理论所解释现象的可重复性以及其独立于特有观测样本的一般性，则构成判定理论有效性的基本标准。为此，科学既需要有相当的客观性以取得多数人的共识，又需要有高度的明晰性以具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把科学看作一种具有风险的竞赛。现有理论在试图解释及预测新现象时面临被证伪的风险，幸存的理论则将面临下一轮的挑战。构成这些挑战的批判则是科学的生命线，即所谓的不破不立。我们还应看到，科学作为人类智慧之结晶，其发展与人及其社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例如，人们观测实际现象的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用于观测的手段或工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都决定了科学的发展历程是充满曲折反复的螺旋上升过程，而不是尽善尽美的平滑趋势过程。比如牛顿的理论，就受到爱因斯坦的挑战。例如心理学、脑科学，没有“脑磁共振功能成像”的发展，是根本搞不定的。 *********************************************************************** 诚然，经济学所属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质的差异。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自身的社会行为，而不是其它的外在物之行为。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自己也是被研究对象。另外，人的社会行为规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这些都使经济学显著有别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学科。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发现各学科间的一些共性。例如，用于分析实际数据信息的基本手段就具有学科间的通用性。基于这些共性，我们认为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点是适用于经济学及经济计量学的。科学试验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必不可缺的手段。社会科学很多数据，是观测数据，不是实验数据。还是得做实验。（有一个试点比较好）; 20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学 “泰山北斗” 的地位（转）: 热度 1 gordon 2017-4-7 15:02; 　　我是1951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1955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陈振汉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研究经济史的领路人。从1951 年我进入北大到2008年陈振汉先生逝世，我们作为师生和同事相处了58年之久。陈振汉先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方显廷先生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是陈振汉先生的老师。　　我没有见过方显廷先生，但我不仅从陈振汉先生那里了解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方显廷先生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了解到方显廷先生的人品和治学态度，使我很早就对方显廷先生十分仰慕。商务印书馆在2006年出版《方显廷回忆录》之后，立即准备出版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原来是请陈振汉先生撰写序言的，但陈振汉先生这时已卧病在家（2006年他已94岁高龄了），他嘱咐我代为执笔，我应允了。这篇序言，既可表达我对方显廷先生这样一位学术界前辈的崇敬与仰慕，又可作为我对我的老师陈振汉先生的纪念与追思。　　方显廷先生的早年生活是很艰苦的。据他在回忆录（《方显廷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中的记述，他原籍浙江宁波，1906年他3岁时家里遭了一场大火，一切尽化为灰烬。7岁时，父亲病故，家业衰败。他在家乡只受过初等教育。14岁那年（1917年）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厚生纱厂当了学徒。厚生纱厂的经理是著名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他同时也是学徒们的师傅。由于方显廷先生刻苦学习英语，英语程度较高，所以只做了半年学徒，就被调到办公室工作。他工作出色，得到穆藕初先生赏识。1921年，方显廷先生18岁，在穆藕初先生资助下，赴美国继续学习，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读预科，在纽约大学读完本科，获学士学位，再进入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5岁。第二年（1929年）他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陈振汉先生是1931年考进南开大学经济系，1935年毕业的，在这段时间内受业于方显廷先生。　　陈振汉先生多次和我谈起，方显廷先生的治学方法有着明显的特点，可以归结为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统计学三者并重和交融。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经济研究的基础，如果经济理论缺乏深厚的功底，研究难以深入，更难以有新的见解。经济史研究，是指研究者应当具备广博的经济史知识，因为现实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凭空出现的，总有其历史的渊源以及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脱离历史背景去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认清规律，难以作出清晰的判断。而统计学，则被认为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基础，如果不能运用科学的统计方法，结论通常是缺乏依据的，或者会误导研究者得出错误的结论。陈振汉先生自称他在治学方法上受到了方显廷先生的影响，所以多年来一直强调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陈振汉先生还说，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系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多年坚持的治学方法。从方显廷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处处看到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和统计学三者的融合。　　方显廷在纽约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期间，受过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功底十分深厚。他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英格兰工厂制度之胜利》，赢得了国外学术界的好评。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19世纪中期前后的英国工厂组织，传统的分类方法是按照个体手工工匠、家庭作坊制和工厂制度来划分的，而方显廷先生在博士论文中则按照另一种划分方法，即按照手工艺人、商人雇主和工厂制度分类，这种分类主要突出了商人雇主在工业化初期的作用，工厂制度的胜利实际上也就是工厂组织取代商人雇主制度的胜利。（第47、135页）这篇博士论文不仅可以看成是工业经济史研究的成果，而且也可以看成是企业组织理论的一项突破。　　方显廷先生回国以后，除了对欧洲经济史继续进行研究以外，他的主要研究领域转入了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在这次出版的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近代地区经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1934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中国之棉纺织业》是方显廷先生的力作，也是第一本对中国棉纺织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著作，资料翔实、分析透彻，尤其是在该书中专门论及中国棉纺织业发展中所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的发展前途等章节，反映了方显廷先生对国民经济中这一重要产业的远见卓识。　　在有关中国近代地区发展史方面，方显廷先生由于长期执教于南开大学，所以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重点。他所撰写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等，都是在广泛社会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为三四年级学生讲授好3小时的经济史课程不难，但是要充分准备一份关于天津地毯工业的报告却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第71页）尽管这项研究在方显廷先生从事之前已由南开大学的其他研究人员做过，方显廷先生认为：“但是所收集到的情况完全不够充分。我不得不多少重新开始这一工作。首先，对这一工业进行概括的了解；然后，到天津不同地区亲自去参观那些用手工编织地毯的作坊。”（同上）正因为有了详细而认真的调查，才完成了《天津地毯工业》这样一本专著（1929年出版）。　　对于华北的乡村工业发展，方显廷先生选择了河北省高阳的织布业作为研究对象，题目定为《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这是同方显廷先生的博士论文有相当密切联系的，因为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那篇博士论文中，方显廷先生用商人雇主制度作为工业化初期的分类形式之一代替了传统的分类方法中的家庭作坊制。商人雇主制度使工业化初期的商人雇主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了商人资本在活跃城乡经济和以供给工具和原料、订货和包销等手段成为乡村工业的实际控制者，从而说明了华北地区的乡村工业距工厂制度的建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方显廷先生的经济研究中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对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经济建设途径的探讨。方显廷先生早就认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对前途充满信心。1941年至1943年，他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到美国进行访问，访问期间先在哈佛进行研究，半年后去华盛顿的战时经济委员会（后改称国外经济管理局，以后又改称为国外开发总署）做研究工作。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拥有好几百名雇员，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调查分析研究亚洲国家经济状况。战后中国经济如何重建，是该组织研究项目之一（第138-139页）在这期间，即1943年12月4日至14日，方显廷先生由美国去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届会议。与会者有来自美国、英国、苏联、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泰国的150位代表。（同上书，第 141页）这次会议对中国在过去6年来（1937-1943）抵抗日寇侵略战争之举表达敬佩之意，会议一致同意有必要废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同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一致赞成将台湾归还中国，允许朝鲜独立，惩罚日本战争罪犯，解除日本武装并支付战争赔款等（同上）。　　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重建问题，方显廷的经济观点和政策建议，见文集的第3卷（《中国战后经济问题研究》等）、第5卷（《现代中国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危机及其挽救途径》、《胜利后的中国经济》等）。他的基本思路依然是中国必须早日实现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他是这样主张的，20 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仍坚持这一观点。　　把凯恩斯经济学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是方显廷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贡献之一。这同他自1939年起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和1941年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有关。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2月。凯恩斯在这部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深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凯恩斯革命”，但又是双重意义上的“凯恩斯革命”，即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的革命（以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代替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论），另一方面是政策意义上的革命（以国家对经济调节的政策代替传统的政府不干预经济的政策）。（参看厉以宁：《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湖南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119页）方显廷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主持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研究所之所以将培训研究生的方向选定为经济理论和货币问题，是受到1936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议员出版《货币通论》之后兴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影响。” （第111页）稍后，方显廷先生到了美国，他在哈佛大学进行访问和研究时，同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接触，更深入地了解到“凯恩斯革命”的影响。他在美国设法为研究所通过海运，并通过滇缅通道运来一批关于“凯恩斯革命”的最新书籍。20世纪40至50年代，南开大学能成为国内在研究当代西方经济学方面处于前列的高等学府之一，同方显廷先生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1947年，方显廷先生应联合国的聘请，在联合国及亚洲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工作，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具体任务是研究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趋势，编辑《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该委员会原在上海，1949年1月迁往曼谷，那年方显廷先生46岁。1964年他61岁时从联合国机构退休。但紧接着又担任了亚洲经济发展及计划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提供资金的、以研究亚洲经济发展和培训亚洲及远东地区各国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为宗旨的机构。方显廷先生在这里工作一年后便离去，过着自己向往的清闲退休生活。但不久他又被聘为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1971年再度退休，从此去瑞士定居，安度晚年。　　从1947年进入联合国机构工作起，到1971年自新加坡南洋大学退休为止，将近25年的国外生活，使方显廷先生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转折，即从专心致志研究中国工业化转而关注东南亚经济发展。在这些年内，他撰写了一些有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收集到这部文集的有：《太平洋各国经济问题》、《新加坡的小型工业》、《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策略》、《亚洲及远东地区工业品出口的发展》等。但他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编辑历年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上。这套年鉴很有价值，它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是如何一步步从衰退趋于复苏，再迈向成长和繁荣的。　　方显廷先生是一位爱国者。即使他在联合国机构中工作多年，后来又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但他始终忘不了祖国的工业化，忘不了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据方显廷先生在回忆录中所述，《亚洲及远东经济年鉴》的内容自1953年起有所改动，即“《年鉴》对于中国内地的发展给予更为透彻的报道”。（第 175页）　　此外，1953年11月出版的《亚洲及远东经济季刊》（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下设刊物，创刊于1950年）上，发表了方显廷先生撰写的《1949-1953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文，引起了国外经济界的注意。方显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中国政府公布的许多数字，他用这些数字说明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是惊人的。文章中写道：“生产的恢复受益于多种因素，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无疑是和平与秩序的恢复。”文章还肯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制度变革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制度的改变对于自1949年以来经济的恢复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关于在过去几年过程中，中国经济框架的改变对生产的恢复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判断应当是中肯的。” 　　6卷本的《方显廷文集》出版了。这里记录下方显廷先生一生的主要论著。国内人士尽管过去对方显廷先生的学术贡献了解不多，但我深信，历史是公平、公正的，只要认真阅读了《方显廷文集》中各个时期的著述，就一定会了解方显廷先生为人处世的原则、治学方法、学术成就，以及在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所作出的贡献。; 27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发展史（转）: 热度 1 gordon 2017-4-6 23:35; 《国富论》一出版就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好评如潮，不仅对当时的英国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且其影响力越过英吉利海峡陆续扩散到大陆欧洲的其他国家，但是，随着以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纯粹化和抽象化，斯密《国富论》的影响日渐式微，而在《国富论》发表半个世纪的 1826年前后，李嘉图显然已经取代了斯密成为政治经济学舞台上的主角。约翰·穆勒在他那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国富论》的很多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整个说来是不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自从亚当·斯密的时代以来已经脱离了襁褓期。”②穆勒的这个说法不仅呈现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此后几十年里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评价的基调。虽然，即使是在1876年伦敦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由格拉德斯通主持的《国富论》出版100周年纪念宴会上，知识世界的祝辞的大部分也是由关于《国富论》的方法和意义的对立观点和对立解释构成的。在出版后的头一个世纪里，对《国富论》的评价发生了由高到低的重大变化。其原因如果仅从学术活动本身寻找，则主要是李嘉图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维度，即通过严格的假设及变量控制，把理论分析界定在相对较为专门和具体的经济活动领域，再通过构建经济模型来对经济活动的趋势做出解释。这种尝试显著提高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能力，从而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正是李嘉图时代那些经济学家的努力，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转向经济分析科学的发展道路。这个变化在某些人看来是经济科学的福音，而另一些人则将其看做是经济学发展走向歧途的开始。　　李嘉图的工作，改变了学术界对待《国富论》的态度。即使有一些学者仍然重视《国富论》这部作品，他们也多半已经不再关心《国富论》真正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上的根本特质。注意力集中在《国富论》的一些可被形式化和模型化的方面。《国富论》中那些难以被形式化的历史学特点和道德哲学性质都被轻率地忽视了。人们不再理解，甚至开始讨厌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可作多样性解读的综合性，将其视为理论不成熟的表现。而到了边际革命以后的时代，《国富论》与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体系之间如何衔接成为一个时代的基本学术问题，其结果是旨在追求经济活动功能合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无法理解斯密著作中以阐明价值合理性为主题的思想所具有的深刻意义，不能给予其正确的评价和认识。一直到莱昂纳尔·罗宾斯在1932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旨在从本质上划清经济科学与道德科学的界线，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以研究资源配置的效率为任务的实证科学。至此，在经济学里，斯密《国富论》所致力于保留的历史因素和道德因素被彻底剔除，李嘉图所开创的传统最终取得了支配性地位。 *************************************************************************** 　　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初的时间里，《国富论》在作者的祖国受到的多半是出于礼貌的尊敬，其实是忽视和冷淡，而在欧洲大陆，则遭到了粗暴的质疑。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伦塔诺、克尼斯、翁肯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对《国富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存在重大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并断言存在“斯密问题”。他们甚至怀疑斯密是盗用了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才得以写成《国富论》的。虽然后来坎南等人的文献挖掘工作证明《国富论》所具有的毋庸置疑的原创性，还亚当·斯密以学术上的清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密的名声还是受到这种捕风捉影做法的贬损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恢复。很有可能正是受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使得熊彼特不恰当地贬低了《国富论》的价值。他的《经济分析史》条分缕析、旁征博引，以超人一等的气势对历史上的经济学进行了点评。或许是受到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这部三卷本的大型学术史书中，斯密被摆在一个很不显眼的位置上，与众多的无名之辈置于题为“顾问行政官和小册子作者”的一章中，相反，他对于杜尔阁则辟出专章讨论。即使是为数不多的论述中，熊彼特对斯密的评论在语调上也颇为不屑。他认为，“《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③熊彼特还用他惯用的冷嘲热讽语调对斯密的贡献进行评论：“《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熊彼特认为斯密的成功一则由于他对别人观点的处理技巧，一则因为对读者需求的把握，当然还有机遇，并不是他的思想有什么创新或者斯密自身的智力水平的出类拔萃。甚至，熊彼特不无忌妒地说，《国富论》一书的巨大成功显得有些不可思议。“对于这种类型和这种水平的著作(它完全没有《论法的精神》一书所具有的那种优雅气质)来说，我认为这可以称作是奇观。”④他认为，在斯密的著作中，“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⑤总之，在熊彼特看来，斯密不过是一个伟大的折中主义者，是一个出色的转述者和综合者。《国富论》不包含丝毫的真正的新观念，斯密甚至只是一名二流的经济学家，遑论在总体思想史上的贡献。熊彼特的这个评价大概可以看作是欧美著名的经济学家对斯密最为冷酷的评价了。 *************************************************************************** 　　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宣告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加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激烈批判，斯密几乎成为过时的人物。借用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的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在格拉斯哥大学举办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研讨会上的讲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斯密的思想 “进入了长达30年的意识形态放逐状态”。　　在《国富论》发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20世纪30年代，一方面是经济科学迅猛的实证趋势，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崭露头角，这部作品在经济学中已经不再有什么生存空间了。事实上，除了经济思想史家，在知识界已经很少有人再认真对待《国富论》这本书。　　但是，世事难料，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凯恩斯主义遭遇到了滞涨等现实问题的困扰，其在政府和知识界的影响力开始走向衰落，经济自由主义开始抬头。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国富论》的兴趣逐渐恢复。　　1976年，在英国格拉斯哥等地举行的《国富论》发表200周年纪念活动所具有的人气是空前的，其影响大大超出了斯密研究界，而波及到西方的学术思想界。萨缪尔逊、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经济学界大师级人物异口同声地给予亚当·斯密以最大程度的颂扬。; 15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不涉及价值判断 —— 对一些根源性问题的回答: gordon 2017-4-6 23:09; 一门学科在讲什么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事情。经济学并不涉及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是我们不研究，而是我们研究不了。 ************************************************************************************ 科学，就是明辨正确的概念，然后是正确的方法。（霍布斯） “理性不像感觉和记忆那样与生俱来的，也不像慎虑那样单纯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是通过辛勤努力得来的” 其步骤首先是恰当地使用名词（辨别概念），再使用一种良好的，有条不紊的方法。（这个方法，指的是笛卡尔的方法，霍布斯受笛卡尔影响很深。）理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纯粹经验的产物，霍布斯把这叫做“谨慎”。理性是通过辛勤努力得来的。 ************************************************************************************ 经济学不涉及心理学虽然，经济学现在有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但仅仅是交叉学科而已。（两门学科都是仿物理的，交叉学科基本上就属于应用了。） ************************************************************************************ 冷热是主观感受，但是温度则是温度计的性状（示数）是客观现象，这两者只是相关，并不相同。一个身体强壮的人10摄氏度觉得热，一个身体虚弱的人10摄氏度觉得冷。作为人，我们根本无法精确把握冷热程度，因为冷热不是性状，无法定量。于是热力学第零定律将冷热程度表述为温度，并将温度计的性状表征为温度的示数。所以力与温度都是人构造出的概念，现实中并不存在。作为理性的人,唯一能精确把握的就是事物的性状，因为我们有几何，数学。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法对非性状的事物特性进行抽象或者形而上学,更何况那些高级的感受——道德与爱情。 ************************************************************************************ 经济学在其一般法则的结构之内并不提供对实践有束缚力的规范。它不能决定不同的取舍。它根本不同于伦理学。那么，经济学实实在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它的意义正在于：当我们面对各种最终目的而必须进行选择时，它使我们能充分了解我们所作选择的含义。面对选择这个或那个的问题时，我们无权求助于经济学作出最后的决定。经济学并不能免除我们作出选择的义务。任何科学都不能决定最终偏好问题。但是，要想作出完全合理的选择，我们必须知道自己偏好的是什么。我们必须了解不同做法的含义，因为选择的合理性正是对被放弃者的充分了解。恰恰在此处，经济学获得了其实际意义。它能使我们明白我们可能选择的不同目的所具有的含义。它使我们能在作决定时知道自己在作什么决定。它使我们能选择一系列彼此一致的目的。 ************************************************************************************ （有时候人会做一些自我妨碍的事情，认识不清楚，例如目的是这样，但选择的手段是那样。对手段不清楚。例如想让房地产成为伊拉克蜜枣吸收货币，结果选择住房贷款，就会造成派生货币。最后造成完全 “南辕北辙”。） ************************************************************************************ 如果决定采取一政策而充分了解由此必须作出的牺牲，那就没有理由称其为是不经济的。若一个集体行动的公民团体为了国防、保护农村等目的，甘愿牺牲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各种选择，那么只要他们充分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就不能把这种有意的选择称作不经济的或不合理的。但是，如果这些公民不充分了解他们正在采取的步骤的客观含义，情况就不是这样了。现代社会涉及方方面面，只有通过复杂的经济分析他们才能了解所采取的行动的含义。这一切足以回答那些总是说“社会生活太复杂不能用经济分析来判断”的人们。正因为社会生活非常复杂，才需要通过经济分析来理解哪怕是其中的一部分。通常正是那些大谈生活复杂和人类行为不能作任何逻辑分析的人们，证明是头脑和感情最单纯的人。真正瞥见了人类行为不合理动机的人，不会“害怕”用逻辑绞杀不合理动机。 **************************************************************************************** 现代科学都是非常狠，必须往你心口插两刀。狠狠的插，来回插。（基本上善良的人，我都怀疑它的科学素养。）《经济学》教科书，翻了开头几页，我都看不懂。可能是因为缺少一些基础看不懂，正是因为我科学素养不高，连物理都是错的。（因为中国人不喜欢冷冰冰的东西，不喜欢 “机械论”，但那些谬误才是影响你进步的真正根源）跛足却不迷路，胜过健步如飞的人。 **************************************************************************************** 参考阅读：《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莱昂内尔·罗宾斯出版于1932年; 1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不是汉族不喜欢扩张，而是自然环境制约了汉族的扩张（转） ...: 热度 1 gordon 2017-3-26 15:19; 在秦汉帝国，尤其在汉武帝的扩张之后，适农区已基本进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能生存的生态极限，或华夏政治控制力的极限；东至海，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在当时的军事和管理技术下，进一步向游牧区扩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就会小于边际成本的现象，农耕民族的理性选择就是停止扩张。如秦在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大规模的出击离其统治核心区相对较近的草原地区，而是千里迢迢，出击岭南就说明对于汉民族而言，适合农耕是将领土包含在统治区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强汉盛唐，中原民族出击草原更多的也是基于震慑、惩罚草原民族而不是扩张领土。基于此，拉铁摩尔认为并不是汉族不喜欢扩张，而是自然环境制约了汉族的扩张。中华民族真的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吗？经济学认为组织的规模取决于扩张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国家的规模选择也不例外。 “从最早的文明开始，国家和帝国就已经寻求扩张并把它们的统治扩张到它们的邻邦，以求增加它们在经济中的份额”。因为“在大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率之前，来自农业和向帝国进贡的巨大经济盈余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扩大领土控制。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帝国领土扩展及其政治控制越大，可征税的盈余就越多，帝国的力量就越大”。但随着扩张的不断进行，从某一点开始，边际成本也开始上升。最终的国家规模取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考虑，因此，“它（边界）代表一个帝国组织发展的最大限度”。当国家组织达到其组织规模的最大限度时，扩大规模也就成为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但总有一些统治者基于青史留名等原因的考虑，试图突破这种限制，但农耕民族在与边疆民族长期对峙中所形成的经验总结，即和平的非远征文化，就会对统治者的冒险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以防止统治者实施得不偿失的扩张而危及其对农耕区的统治。农耕民族在的适农地区扩张是低成本的，而收益却很高。“在经济上，这个过程是累积，因为每得到一块新土地，就可以扩大一次农耕。在社会上，这个过程是回报的增加，因为它支持了大量家庭对财富及权利的占有，同时给已经有财有势的家庭以更多的财富、更多地权势。在政治上，这个过程是向心式的发展，因为对于国家来说，扩张所获得的利益大大多于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向适农地区不断扩张也会成为华夏民族的理性选择。夏商两个朝代国土基本局限于黄河流域。而且，史书记载：夏万国、商千国而周八百， “国家”（部落）数目的减少也说明了在各个“国家”（部落）之间存在着残酷的兼并战争。更残酷的战争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将各自的统治区域延伸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统治区域。在中国先秦文献中，不断提及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各诸侯国的骚扰及各诸侯国的反击。从这个视角看，好像是少数民族骚扰在先，诸侯国反击是自卫，而事实是，中原各诸侯国在适农区的扩张，使一直在这些地方繁衍生息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反击各诸侯国的扩张也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如果这些少数民族也有文字留存下来的话，这段时间的记载就会是中原诸侯国不断的掠夺其赖以生存的土地，同化和驱逐土著居民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着血腥。我们看到，伴随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进攻”，各诸侯国的领土面积不断的扩大，拉铁摩尔就一针见血的指出：“狄戎入侵”的累积结果其实是中国的土地扩张。当这些适农区基本都进入各诸侯国之后，继续扩张的道路只能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从“周八百”、七雄再到秦统一中国，就是适农区内部整合的过程。在秦汉帝国，尤其在汉武帝的扩张之后，适农区已基本进入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王明珂也这样写道：“到了汉代，华夏族群边缘大致已移到华夏能生存的生态极限，或华夏政治控制力的极限；东至海，北连大漠与草原，西接青藏高原边缘，南至两广云贵地区。大漠、草原是游牧的世界，不适于华夏式农业的发展，自然被排除在华夏边缘之外”。在当时的军事和管理技术下，进一步向游牧区扩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就会小于边际成本的现象，农耕民族的理性选择就是停止扩张。如秦在统一六国后，并没有大规模的出击离其统治核心区相对较近的草原地区，而是千里迢迢，出击岭南就说明对于汉民族而言，适合农耕是将领土包含在统治区的必要条件，即使在强汉盛唐，中原民族出击草原更多的也是基于震慑、惩罚草原民族而不是扩张领土。基于此，拉铁摩尔认为并不是汉族不喜欢扩张，而是自然环境制约了汉族的扩张。和一切强大文化一样，汉族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共同的亲缘关系以形成最佳的环境。因此，当汉族成为独立的历史势力时，就继续不断地寻求一个更大的‘汉族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找到了这种等待他们发展的环境。在某些地区，他们可以改造环境，利用中国精耕农业的灌溉及排水方法，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在一些地区只能勉强达到他们的环境标准。而另外有些地区，则完全不容许汉族生活方式进入。……拒绝汉人的主要环境是草原，草原社会是抵抗中国社会的最坚决的组织。在中华民族的版图基本定型后，中原统治者也曾有过不少突破现有统治区域的尝试，如汉武帝对匈奴的长期战争，王莽对草原的战争、明成祖朱棣对草原和越南的战争等，但这些扩张和战争并没有实现战争的预期目标，反而将农耕统治区的财政拖入内外俱疲的境地，最后不得不在借助修建长城和朝贡贸易等形式重新恢复以前的疆域，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秦汉时所确定的边界在当时生产和军事技术下的合理性，而这些试图突破现有边界的行为的失利反过来强化了中国的非远征文化，如《资治通鉴》上讲汉武帝晚年对多年征战对百姓的不利影响做了深刻的反思，并且不再征战。司马光对此的评论则是如果没有这些反思，汉武帝和秦始皇就没有什么区别。和平的非战和不远征文化会随着农耕民族的军事技术进步而变化。如满清入主中原后，一方面通过满蒙联合统治的形式拉拢草原贵族，另一方面通过日益成熟的热武器应对不服从的草原贵族，从而成功的将统治区扩张到草原地区。康熙和乾隆年间对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战争很明显已经背离了中国传统的不远征文化，但这种现象并不说明满清之前中原统治者的非理性，而是说明在管理和军事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国家的最优规模已经增加，出击草原并将其纳入统治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在以农耕民族主体的中华民族面对来自海洋的威胁时，鉴于出击海洋的得不偿失，在明清时期，一直以守代攻，同样采取了非远征的和平文化，这是中华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面对生产和军事技术的约束，维持自己统治的理性选择，后人不能以改变了的约束条件苛求前人。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并不是基因或其它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特征，而在经过血腥的开拓后，到秦汉时期，适农区已大多都已被纳入了农耕的汉民族统治的范围，在当时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技术的水平下，已经没有疆域（尤其是北部和西部）值得我们去开拓，以修建长城为代表的和平防御政策和得名让利的朝贡贸易等政策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理性选择，作为现实归纳和总结，文化上也表现为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中华民族在未来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从中华民族现在和未来面临的约束条件去分析。答案希望留点悬念。; 5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拉格朗日与营养学: gordon 2017-3-19 04:53; 拉格朗日，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对于把商品量转换为与功能有关的特征量特别有创造性：小麦和其他粮食转换为营养当量，所有各种肉类（按其营养含量）转换为牛肉的等价单位，所有各种饮料转换为葡萄酒单位（不要忘记，拉格朗日是个法国人）。我们集中注意商品所产生的功能而不是商品本身时，我们继承了经济学专业某些古老的遗产。 ***************************************************************** 结构还是功能？因为太复杂，所以研究就会抽象出某些特征进行研究营养和食物本身还是有差别的; 1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关注 ”增量“ 和 ”边际“: gordon 2017-3-18 12:58; 就好比你家养鸡产蛋成本1毛一个，但你要请客需要很多鸡蛋，你去市场上买，价格就高了，3毛一个。价格是这个3毛。为什么中国人买啥，啥就涨？中国人卖啥，啥就跌？我们看到的石油价格可不是存量价格，而是增量价格，石油的价格是这个3毛。一旦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实现了能源独立，市场价格会回归制造成本 *********************************************************************** 欧洲文明本来就是一个特例明中晚期和清中晚期，都达到当时条件下的“人口过剩”，边际增量降低，人力极不值钱，搞啥工业化？近代欧洲的工业化，本来就是个特例，因为大规模跨国贸易+奴隶生产+海外殖民地。中国和大部分欧洲以外的传统文明都没这个机会; 1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从数理经济学到数理金融学的百年回顾 —— “诺贝尔经济学奖” 讲的到底是什么？ ... ...: gordon 2017-3-18 05:12; 史树中 1874 年 1 月，在瑞士洛桑大学拥有教席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发表了他的论文《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首次公开他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主要观点。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是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古诺 (A.A.Cournot ， 1801 — 1877) ，他在 1838 年出版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但是对今日的数理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瓦尔拉斯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尤其是，直到现在为止，一般经济均衡理论仍然是唯一对经济整体提出的理论。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和数学公理化所谓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大致可以这样来简述：在一个经济体中有许多经济活动者，其中一部分是消费者，一部分是生产者。消费者追求消费的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生产的最大利润，他们的经济活动分别形成市场上对商品的需求和供给。市场的价格体系会对需求和供给进行调节，最终使市场达到一个理想的一般均衡价格体系。在这个体系下，需求与供给达到均衡，而每个消费者和每个生产者也都达到了他们的最大化要求。瓦尔拉斯把上述思想表达为这样的数学问题：假定市场上一共有 l 种商品，每一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这 l 种商品的价格的函数。于是这 l 种商品的供需均衡就得到 l 个方程。但是价格需要有一个计量单位，或者说实际上只有各种商品之间的比价才有意义，因而这 l 种商品的价格之间只有 l － 1 种商品的价格是独立的。为此，瓦尔拉斯又加入了一个财务均衡关系，即所有商品供给的总价值应该等于所有商品需求的总价值。这一关系现在就称为“瓦尔拉斯法则”，它被用来消去一个方程。这样，瓦尔拉斯最终就认为，他得到了求 l － 1 种商品价格的 l － 1 个方程所组成的方程组。按照当时已为人们熟知的线性方程组理论，这个方程组有解，其解就是一般均衡价格体系。瓦尔拉斯当过工程师，也专门向人求教过数学，这使他能把他的一般经济均衡的思想表达成数学形式。但是他的数学修养十分有限。事实上，他提出的上述“数学论证”在数学上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如果方程组不是线性的，那么方程组中的方程个数与方程是否有解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于是从数学的角度来看，长期以来瓦尔拉斯的一般经济均衡体系始终没有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经过数学家和经济学家 80 年的努力，才得以解决。其中包括大数学家冯·诺依曼 (J.von Neumann ， 1903 — 1957) ，他曾在 1930 年代投身到一般经济均衡的研究中去，并因此提出他的著名的经济增长模型；还包括 197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节夫 (W.Leontiev ， 1906 — 1999) ，他在 1930 年代末开始他的投入产出方法的研究，这种方法实质上是一个一般经济均衡的线性模型。分别获得 1970 年和 197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 (P.Samuleson ， 1915 — ) 和希克斯 (J.R.Hicks ， 1904 — 1989) ，也是因他们用数学方式研究一般经济均衡体系而著称。而最终在 1954 年给出一般经济均衡存在性严格证明的是阿罗 (K.Arrow ， 1921 — ) 和德布鲁。他们对一般经济均衡问题给出了富有经济含义的数学模型，即利用 1941 年日本数学家角谷静夫 (Kakutani Shizuo ， 1911 — ) 对 1911 年发表的布劳维尔不动点定理的推广，才给出一般经济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证明。阿罗和德布鲁也因此先后于 1972 年和 1983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罗和德布鲁都以学习数学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阿罗有数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德布鲁则完全是主张公理化、结构化方法的法国布尔巴基学派培养出来的数学家。他们两人是继冯·诺依曼后最早在经济学中引入数学公理化方法的学者。阿罗在 1951 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严格证明了满足一些必要假设的社会决策原则不可能不恒同于“某个人说了算”的“独裁原则”。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而德布鲁则是在他与阿罗一起证明的一般经济均衡存在定理的基础上，把整个一般经济均衡理论严格数学公理化，形成他于 1959 年出版的《价值理论》一书。这本 114 页的小书，今天已被认为是现代数理经济学的里程碑。经济学为什么需要数学公理化方法？这是一个始终存在争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德布鲁的回答是：“坚持数学严格性，使公理化已经不止一次地引导经济学家对新研究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并使适合这些问题的数学技巧用得更好。这就为向新方向开拓建立了一个可靠的基地，它使研究者从必须推敲前人工作的每一细节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严格性无疑满足了许多当代经济学家的智力需要，因此，他们为了自身的原因而追求它，但是作为有效的思想工具，它也是理论的标志。” 在这样的意义下，才能正确理解现代数理经济学、数理金融学的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这并非说通过对各种现象、实例、故事的描述、罗列、区分，使人们从中悟出许多哲理来的“文学文化”的认识方法不能认识经济学、金融学的一些方面。但是，认为经济学、金融学不需要用公理化方法架构的科学理论，而只需要对经济现实、金融市场察颜观色的经验，那将更不能认识经济学、金融学的本质。从“华尔街革命”追溯到 1900 年狭义的金融学是指金融市场的经济学。现代意义下的金融市场至少已有 300 年以上的历史，它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人们通常认为现代金融学只有不到 50 年的历史。这 50 年也就是使金融学成为可用数学公理化方法架构的历史。从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的一般经济均衡体系的观点来看，现代金融学的第一篇文献是阿罗于 1953 年发表的论文《证券在风险承担的最优配置中的作用》。在这篇论文中，阿罗把证券理解为在不确定的不同状态下有不同价值的商品。这一思想后来又被德布鲁所发展，他把原来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通过拓广商品空间的维数来处理金融市场，其中证券无非是不同时间、不同情况下有不同价值的商品。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把金融市场用这种方式混同于普通商品市场是不合适的。原因在于它掩盖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本质。尤其是其中隐含着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状态都有相应的证券相对应，如同每一种可能有的金融风险都有保险那样，与现实相差太远。这样，经济学家又为金融学寻求其他的数学架构。新的用数学来架构的现代金融学被认为是两次“华尔街革命”的产物。第一次“华尔街革命”是指 1952 年马科维茨的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问世。第二次“华尔街革命”是指 1973 年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公式的问世。这两次“革命”的特点之一都是避开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以致在很长时期内都被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异端邪说”。但是它们又确实使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引起了“革命”，从而最终也使金融学发生根本改观。马科维茨因此荣获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肖尔斯 (M.Scholes ， 1941 — ) 则和对期权定价理论作出系统研究的默顿一起荣获 1997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布莱克 (F.Black ， 1938 — 1995) 不幸早逝，没有与他们一起领奖。马科维茨研究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投资者同时在许多种证券上投资，那么应该如何选择各种证券的投资比例，使得投资收益最大，风险最小。马科维茨在观念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收益与风险这两个原本有点含糊的概念明确为具体的数学概念。由于证券投资上的收益是不确定的，马科维茨首先把证券的收益率看作一个随机变量，而收益定义为这个随机变量的均值（数学期望），风险则定义为这个随机变量的标准差 ( 这与人们通常把风险看作可能有的损失的思想相差甚远 ) 。于是，如果把各证券的投资比例看作变量，问题就可归结为怎样使证券组合的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数学规划。对每一固定收益都求出其最小风险，那么在风险－收益平面上，就可画出一条曲线，它称为组合前沿。马科维茨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在证券允许卖空的条件下，组合前沿是一条双曲线的一支；在证券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组合前沿是若干段双曲线段的拼接。组合前沿的上半部称为有效前沿。对于有效前沿上的证券组合来说，不存在收益和风险两方面都优于它的证券组合。这对于投资者的决策来说自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马科维茨理论是一种纯技术性的证券组合选择理论。这一理论是他在芝加哥大学作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但在论文答辩时，它被一位当时已享有盛名、后以货币主义而获 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里德曼 (M.Friedman ， 1912 — ) 斥之为“这不是经济学”！为此，马科维茨不得不引入以收益和风险为自变量的效用函数，来使他的理论纳入通常的一般经济均衡框架。马科维茨的学生夏普 (W.Sharpe ， 1934 — ) 和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进一步在一般经济均衡的框架下，假定所有投资者都以这种效用函数来决策，从而导出全市场的证券组合收益率是有效的以及所谓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简称 CAPM) 。夏普因此与马科维茨一起荣获 199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位 198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 (J.Tobin ， 1918 — ) 在对于允许卖空的证券组合选择问题的研究中，导出每一种有效证券组合都是一种无风险资产与一种特殊的风险资产的组合 ( 它称为二基金分离定理 ) ，从而得出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结论。在 1990 年与马科维茨、夏普一起分享诺贝尔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是新近刚去世的米勒。他与另一位在 1985 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迪利阿尼 (F.Modigliani ， 1918 — ) 一起在 1958 年以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公司的财务政策 ( 分红、债权 / 股权比等 ) 是否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这一主题。他们的结论是：在理想的市场条件下，公司的价值与财务政策无关。这些结论后来就被称为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他们的研究不但为公司理财这门新学科奠定了基础，并且首次在文献中明确提出无套利假设。所谓无套利假设，是指在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 ( 即确定的低买高卖之类的机会 ) 。因此，如果两个公司将来的 ( 不确定的 ) 价值是一样的，那么它们今天的价值也应该一样，而与它们财务政策无关；否则人们就可通过买卖两个公司的股票来获得套利。达到一般经济均衡的金融市场显然一定满足无套利假设。这样，莫迪利阿尼－米勒定理与一般经济均衡框架是相容的。但是，直接从无套利假设出发来对金融产品定价，则使论证大大简化。这就给人以启发，不必非要背上沉重的一般经济均衡的十字架不可，从无套利假设出发就已可为金融产品的定价得到许多结果。从此，金融经济学就开始以无套利假设作为出发点。以无套利假设作为出发点的一大成就也就是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理论。所谓 ( 股票买入 ) 期权是指以某固定的执行价格在一定的期限内买入某种股票的权利。期权在它被执行时的价格很清楚，即：如果股票的市价高于期权规定的执行价格，那么期权的价格就是市价与执行价格之差；如果股票的市价低于期权规定的执行价格，那么期权是无用的，其价格为零。现在要问：期权在其被执行前应该怎样用股票价格来定价？为解决这一问题，布莱克和肖尔斯先把模型连续动态化。他们假定模型中有两种证券，一种是债券，它是无风险证券，也是证券价值的计量基准，其收益率是常数；另一种是股票，它是风险证券，沿用马科维茨的传统，它也可用证券收益率的期望和方差来刻画，但是动态化以后，其价格的变化满足一个随机微分方程，其含义是随时间变化的随机收益率，其期望值和方差都与时间间隔成正比。这种随机微分方程称为几何布朗运动。然后，利用每一时刻都可通过股票和期权的适当组合对冲风险，使得该组合变成无风险证券，从而就可得到期权价格与股票价格之间的一个偏微分方程，其中的参数是时间、期权的执行价格、债券的利率和股票价格的“波动率”。出人意料的是 , 这一方程居然还有显式解。于是布莱克－肖尔斯期权定价公式就这样问世了。与马科维茨的遭遇类似，布莱克－肖尔斯公式的发表也困难重重地经过好几年。与市场中投资人行为无关的金融资产的定价公式，对于习惯于用一般经济均衡框架对商品定价的经济学家来说很难接受。这样，布莱克和肖尔斯不得不直接到市场中去验证他们的公式。结果令人非常满意。有关期权定价实证研究结果先在 1972 年发表，然后再是理论分析于 1973 年正式发表。与此几乎同时的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也在 1973 年正式推出 16 种股票期权的挂牌交易 ( 在此之前期权只有场外交易 ) ，使得衍生证券市场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布莱克－肖尔斯公式也因此有数不清的机会得到充分验证，而使它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应用最频繁的一个数学公式。布莱克－肖尔斯公式的成功与默顿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后者甚至在把他们的理论深化和系统化上作出更大的贡献。默顿的研究后来被总结在 1990 年出版的《连续时间金融学》一书中。对金融问题建立连续时间模型也在近 30 年中成为金融学的核心。这如同连续变量的微分学在瓦尔拉斯时代进入经济学那样，尽管现实的经济变量极少是连续的，微分学能强有力地处理经济学中的最大效用问题；而连续变量的金融模型 , 同样使强有力的随机分析更深刻地揭示金融问题的随机性。不过，用连续时间模型来处理金融问题并非从布莱克－肖尔斯－默顿理论开始。 1950 年代，萨缪尔森就已发现，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法国数学家巴施里叶 (L.Bachelier ， 1870 — 1946) 早在 1900 年已在其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中用布朗运动来刻画股票的价格变化，并且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给出的布朗运动的数学定义，比人们熟知的爱因斯坦 (A.Einstein ， 1879 — 1955)1905 年的有关布朗运动的研究还要早。尤其是，巴施里叶实质上已开始研究期权定价理论，而布莱克－肖尔斯－默顿的工作其实都是在萨缪尔森的影响下，延续了巴施里叶的工作。这样一来，数理金融学的“祖师爷”就成了巴施里叶。对此，法国人感到很自豪，最近他们专门成立了国际性的“巴施里叶协会”。 2000 年 6 月，协会在巴黎召开第一届盛大的国际“巴施里叶会议”，以纪念巴施里叶的论文问世 100 周年。谁将是下一位金融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莱克－肖尔斯公式的成功，也是用无套利假设来为金融资产定价的成功。这一成功促使 1976 年罗斯 (S.A.Ross ， 1944 — ) 的套利定价理论 (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简称 APT) 的出现。 APT 是作为 CAPM 的替代物而问世的。 CAPM 的验证涉及对市场组合是否有效的验证，但是这在实证上是不可行的。于是针对 CAPM 的单因素模型，罗斯提出目前被统称为 APT 的多因素模型来取代它。对此，罗斯构造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各投资者持有的证券价值在市场组合中的份额越来越小时，每种证券的收益都可用若干基本经济因素来一致近似地线性表示。后来有人发现，如果仅仅需要对各种金融资产定价的多因素模型作出解释，并不需要一般均衡框架，而只需要线性模型假设和“近似无套利假设”：如果证券组合的风险越来越小，那么它的收益率就会越来越接近无风险收益率。这样，罗斯的 APT 就变得更加名副其实。从理论上来说，罗斯在其 APT 的经典论文中更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套利定价的一般原理，其结果后来被称为“资产定价基本定理”。这条定理可表述为：无套利假设等价于存在对未来不确定状态的某种等价概率测度，使得每一种金融资产对该等价概率测度的期望收益率都等于无风险证券的收益率。 1979 年罗斯还与考克斯 (J.C.Cox) 、鲁宾斯坦 (M.Rubinstein) 一起，利用这样的资产定价基本定理对布莱克－肖尔斯公式给出了一种简化证明，其中股票价格被设想为在未来若干时间间隔中越来越不确定地分叉变化，而每两个时间间隔之间都有上述的“未来收益的期望值等于无风险收益率”成立。由此得到期权定价的离散模型。而布莱克－肖尔斯公式无非是这一离散模型当时间间隔趋向于零时的极限。这样一来，金融经济学就在很大程度上离开了一般经济均衡框架，而只需要从等价于无套利假设的资产定价基本定理出发。由此可以得到许多为金融资产定价的具体模型和公式，并且形成商学院学生学习“投资学”的主要内容。 1998 年米勒在德国所作的题为《金融学的历史》的报告中把这样的现象描述成：金融学研究被分流为经济系探讨的“宏观规范金融学”和商学院探讨的“微观规范金融学”。这里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是否要纳入一般经济均衡框架。同时，米勒还指出，在金融学研究中，“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之间的界线倒并不很清晰。无论是经济系的“宏观规范”研究还是商学院的“微观规范”研究一般都少不了运用模型和数据的实证研究。不过由于金融学研究与实际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微观规范”研究显然比“宏观规范”研究要兴旺得多。至此，从数理经济学到数理金融学的百年回顾已可基本告一段落。正如米勒在上述报告中所说，回顾金融学的历史有一方便之处，就是看看有谁因金融学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同样利用了这一点。恰好在本文发稿期间，传来消息：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美国经济学家赫克曼（ J.J.Heckman,1944 — ）和麦克法登（ D.L.McFadden ， 1937 — ），以表彰他们在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那么还有谁会因其金融学研究在 21 世纪获得诺贝尔奖呢？看来，似乎罗斯有较大希望。但在米勒的报告中，他更加推崇他的芝加哥大学同事法玛 (E.F.Fama) 。法玛的成就首先是因为他在 1960 年代末开始的市场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所谓市场有效性问题，是指市场价格是否充分反映市场信息的问题。当金融商品定价已建立在无套利假设的基础上时，对市场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就和金融理论是否与市场现实相符几乎成了一回事。这大致可以这样来说，如果金融市场的价格变化能通过布朗运动之类的市场有效性假设的检验，那么市场就会满足无套利假设。这时，理论比较符合实际，而对投资者来说，因为没有套利机会，就只能采取保守的投资策略。而如果市场有效性假设检验通不过，那么它将反映市场有套利机会，市场价格在一定程度上有可预测性，投资者就应该采取积极的投资策略。业间流行的股市技术分析之类就会起较大作用。这样，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对金融经济学和金融实践来说就变得至关紧要。法玛在市场有效性的理论表述和实证研究上都有重大贡献。法玛的另一方面影响极大的重要研究是最近几年来他与弗兰齐 (K.French) 等人对 CAPM 的批评。他们认为，以市场收益率来刻画股票收益率，不足以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各种变化，并建议引入公司规模以及股票市值与股票帐面值的比作为新的解释变量。他们的一系列论文引起金融界非常热烈的争论，并且已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虽然他们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计量经济学的层次，但势必会对数理金融学的结构产生根本影响。法玛的研究是金融学中典型的“微观规范”与实证的研究。至于“宏观规范”的研究，应该提到关于不完全市场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研究。由无套利假设得出的资产定价基本定理以及原有的布莱克－肖尔斯理论，实际上只能对完全市场中的金融资产唯一定价。这里的完全市场是指作为定价出发点的基本资产 ( 无风险证券、标的资产等 ) 能使每一种风险资产都可以表达为它们的组合。实际情况自然不会是这样。关于不完全证券市场的一般经济均衡模型是拉德纳 (R.Radner) 于 1972 年首先建立的，他同时在对卖空有限制的条件下，证明了均衡的存在性。但是过了三年，哈特 (O.Hart) 举出一个反例，说明在一般情况下，不完全证券市场的均衡不一定存在。这一问题曾使经济学家们困惑很久。一直到 1985 年，达菲 (D.Duffie) 和夏弗尔 (W.Schafer) 指出，对于“极大多数”的不完全市场，均衡还是存在的。遗憾的是，他们同时还证明了，不完全市场的“极大多数”均衡都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这样的研究结果的经济学含义值得人们深思。达菲和夏弗尔的数学证明还使数学家十分兴奋，因为他们用到例如格拉斯曼流形上的不动点定理那样的对数学家来说也是崭新的研究。此后的十几年，沿着这一思想发展出一系列与完全市场相对应的各种各样的反映金融市场的不完全市场一般均衡理论。在这方面也有众多贡献的麦基尔 (M.Magill) 和奎恩兹 (M.Quinzii) 已经在 20 世纪末为这一主题写出厚厚的两卷专著。这些数理经济学家作为个人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竞争力可能不如罗斯和法玛，但是不完全市场一般经济均衡作为数理经济学和数理金融学的又一高峰，则显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者。 21 世纪的到来伴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络飞速发展。在这些高新技术的推动下，金融市场将进一步全球化、网络化。网上交易、网上支付、网上金融机构、网上清算系统等更使金融市场日新月异。毫无疑问， 21 世纪的数理金融学将更以意想不到的面貌向人们走来。参看文献：德布鲁 . 数学思辩形式的经济理论 . 史树中译 . 数学进展， 1988 ， 3 （ 17 ）： 251 史树中 . 数学与经济 .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瓦尔拉斯 . 纯粹经济学要义 . 蔡树柏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德布鲁 . 价值理论 . 刘勇、梁日杰译 .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Miller M H. Journal of Portfolio Management, 1999 ， Summer ： 95; 20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的根基（二） ——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 gordon 2017-3-18 05:02; 1874 年 1 月，在瑞士洛桑大学拥有教席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发表了他的论文《交换的数学理论原理》，首次公开他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主要观点。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数理经济学的创始人是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古诺 (A.A.Cournot ， 1801 — 1877) ，他在 1838 年出版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但是对今日的数理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瓦尔拉斯的一般经济均衡理论。尤其是，直到现在为止，一般经济均衡理论仍然是唯一对经济整体提出的理论。 ***************************************************************** 摘自《第四版》序我完全承认，关于效用曲线，戈森的论述在我之先，关于交换中最大效用的方程，杰文斯的论述在我之先。但这些经济学家的论著都不是我思想的根源。我的关于经济学说的一些基本原则，系得自我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的教益；关于在这一学说的钻研中是用函数演算的观念，系出于奥古斯丁库尔诺的启发。我在最初发表的文章里就公开承认这一事实，以后在适当的时候也总要提到这一点。注：这个人是个老实人 ***************************************************************** 古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序言中反复强调在财富理论上运用数学的必要性、重要性。他说：“数学的用处并非单纯是计算出数值结果，它还可以用来发现不能用数字表达的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不能用代数表达式来说明其形式的函数之间的关系。例如，尽管不借助于经验就不可能给出偶然事件的数字值，……概率论仍可为极重要的命题提供证明。”他又说：“那些在使用常规语言的作者笔下，表达得不确定而又晦涩难懂的分析”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符号加以确定化 ”。; 11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经济学的根基 ——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 gordon 2017-3-18 04:39; 基本上，当代所有学科，都是依据孔德分类的。孔德搞的还原论，植根于精密学科 —— 数理化。 **************************************************************** 孔德也是社会学科的鼻祖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学科，之所以带有科学属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以往的学说不一定对，因为时代变迁的原因。社会在变化 **************************************************************** 老的学说，也得知道是怎么来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来自于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以价格对满足了的最后欲望的强度的比例（即最终效用程度或最终效用）为依据的交换理论。 **************************************************************** 以需求为导向的经济学，是否合适？次贷危机已经说明，把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是不科学的加尔布雷思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这样一本 1870年的书，是否还能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普法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代的书 1870年，不列颠和平，第一次全球化时代的书。（苏伊士运河开通） **************************************************************** 加尔布雷思的提法是正确的，肯定要寻找新的规律性; 1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美国的 “大公司经济学” —— 驳斥哈耶克的 “价格信号”: gordon 2017-3-17 11:02; 从目前来看，在经济体系中，组织的发展显然很不平衡。在运输业和汽车工业方面，组织的发展规模达到了顶点；在武器制造业方面，它的技术的复杂性达到了最高端，与政府之间也拥有最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农业、住宅建设、服务行业以及艺术方面，组织的发展状况仍处于低端状态，行业公司的发展仍然比较简单。与这些差异相伴而来的，是权力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影响力方面的显著差异。福特汽车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宝洁化妆品公司都拥有较大的权力。作为个体的农场主则没有这样的权力；住宅建筑商的权力也小得可怜。相应地，这些差异与经济体系如何运转以及为谁而运转关系密切。在这里，起作用的并不是消费者或市民在品味上的独特倾向，而是在于汽车、公路和武器获得了高水平的发展，相比之下，住房、卫生和营养学只获得了低水平的发展。仅就新古典模式的目标而言，价格的变化是一种信号。 ————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 ******************************************************************* 学经济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不被经济学家所骗 ———— 罗宾逊夫人 ******************************************************************* “价格信号” 是哈耶克1945年的作品。《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一书，是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1973年的作品次贷危机已经说明，把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是不科学的 ******************************************************************* 大公司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俗称 “跟庄经济学”。在中国就得学会 “跟庄”。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IwNDMwMzY4/v.swf; 24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中国比美国弱？: gordon 2017-3-15 12:42; 经济学就那样，从1929年金融危机以后，就那回事。偏好序列，已经说过了宏观经济没啥问题，如果不出现大的风险，就那样。 ******************************************************** 已经论证过了，是你的问题，是你的心理问题人的感受和客观世界是两码事 ******************************************************** 跟人所有的期望一样，如果达不到，就赶快结束。它或者你自己 ******************************************************** 经济不出问题，慢慢其它学科都会跟上来的 ******************************************************** 你们 “逆袭” 抱的最大的希望，就是它们 “窝里斗” ******************************************************** 屌丝伤心了呵呵，该干嘛干嘛去吧你本来就不应该相信有 “逆袭” 这种事情的。 ******************************************************** 参考阅读：工薪阶层是否购买房地产的判断问题（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66868; 20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八十年代繁荣的经济学原理: 热度 1 gordon 2017-3-14 02:17; 实际上，八、九十年代能度过难关，来自于美国对1929年经济危机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60年代末的时候，还不为大众所知。一直到 1973、1974年经济萧条，才受到普遍的重视而1973、1974的经济萧条，却是尼克松访华的产物呵呵 **************************************************************************** 我有一个清晰的感觉，中国的改革，完全是拍脑袋的产物先定下来，我要改革了，然后，你们搞经济的，自己想办法。呵呵 **************************************************************************** 当然，盯着日本是对的，日本向美国学习，我们也向美国学习有时候啊，这理论啊，你不知道干嘛用的，你没用过日本用过，就跟日本人学习呗 **************************************************************************** 当年这些理论是学院派的，纯学术的，它和现实是有缝隙的填补这些缝隙，也得一大摊子论文要写 **************************************************************************** 如果没有托宾的话，好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在凯恩斯哪里，它的利率是恒定的在托宾哪里，它的利率波动就大了没有这些理论做支撑，90年代，存款利率高涨，完全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 但实际上呢，这些理论早就有了，而且是学院派的，很规整，你拿着用就行了基本上，尼克松访华以后，废除了金本位，这些理论才进入到公众的视野。基本上，就是应用抽象理论的一个过程而且，前面又有人，做了个样板，比葫芦画瓢，降低了很大的难度。 **************************************************************************** 真正的难点在于对中国社会的洞察，制定的政策能符合中国社会现状。 **************************************************************************** 当时依然是 “政治挂帅”，核心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不用说当时了，现在还是 “政治挂帅” 干不干一件事情，跟科学没关系。科学只起到辅助作用，你说需求，在科学范围内实现，ok **************************************************************************** 这个需求，不是来自于公众，而是来自于一个小范围的 “小组” 也就是说，立法权没有向公众下放，相当于一个 “贵族政权” 吧当然，它也互动。社会呼声比较大的问题，也进行互动 **************************************************************************** 在经济学中，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 “偏好序列” 国内优先，还是国外优先；大炮还是黄油美国在越战时期，有买武器弹药的钱，但却没有钱去修一下街边损坏的路灯。; 23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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