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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派回忆录害死人不偿命之周公吐哺

已有 143 次阅读2021-7-18 12:47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

2021-7-18

根据中共早期领导人彭述之的太太陈碧兰女士在《回忆录》中的介绍：一九二六年的五一节，张太雷的夫人王一知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广州市妇女部的负责者区梦觉以及谭平山的妹妹谭竹山等一一介绍给陈碧兰认识。邓颖超开头第一句话就对陈碧兰说：早晨我走在你的后面，虽然我们从未见过，但我猜想一定是你。陈碧兰不知道如何作答，只以一笑表示回答的意思，因陈碧兰不善于外交辞令。随后她们便围在地上，随便闲谈，以等待纪念大会的开幕。当时的邓颖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长何香凝的秘书，陈碧兰是共产党上海区委妇女部的干事和《中国妇女》杂志的主编。下面是陈碧兰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评价。

周恩来是众所公认的漂亮人物，他体格标准，上唇留着一撮法国式的短须，温文尔雅，对人的态度也很自然而合乎人情。他具有一种行政和组织的才能。处理事务有条不紊而能应付裕如。他当时为广东政府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其官职等于军长。但他的理论修养并不高。在政治方面，由于他的性格，往往表现一种调和与折中的倾向，而缺乏坚强独立的主张。例如当述之与鲍罗庭争论时（述之告诉我在特别委员会中讨论关于三月二十政变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其他的人都不作声表示默认鲍罗庭的意见，而避免同述之争论。但他却不同，他表示鲍罗庭和述之的意见双方都有理由，都值得考虑。像这一类调解和折中的态度，在他往后的许多场合中差不多都是如此。尤其在革命失败后，党的政策忽左忽右，因而人物的升起和跌落也就层出不穷。但周恩来却仍旧能够保持着原来的工作岗位，因此，便有许多人说他圆滑，甚至讥他为冯道或不倒翁。在我看来，他的这种态度同他的性格有关，而这种缺乏坚强意志的性格，往后便逐渐变成一种对人处事的作风。正由于他的理论修养不高和性格不坚强，因而他便自满于他的地位，而从没有想做一个第一号领袖的野心（按照他的历史地位，他是有资格的），因此，那些天字第一号的领袖们，谁也不提防他会夺去自己的地位，谁都需要他。这就是他在无数人物更迭中能够站立得住的真实原因，也就是周恩来之所以为周恩来。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曾以学生的身份，同周恩来同时参加当时的学生运动，直至1924年秋，周恩来从西欧回国后，她便同她的丈夫一起作国民党工作（她当时已加入共产党）。当1926年5月我到广州时，她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何香凝所主持的妇女部任干事。她虽不漂亮，但态度却大方，口齿令俐，善于外交。标准的北京话（因她是北京人），配合着满口的外交辞令和不断的笑声，这便形成了一个十足的女政客型。这个印象从初次见面直到往后的许多接触中都是如此。不但我一个人如此，许多同志都有同样的感觉。她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广东政府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官太太以及她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女官的身份，更加发挥了她的外交才能和加强了她的政客姿态和作风。这便决定了她的一生只能作官式的工作，而从没有作艰苦的党内基层工作，尤其是她的丈夫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他能够永久保持其官职，因而她也一辈子作官太太，作女官，她的一生假如用世俗的观点来说，真可说是官上加官，幸运永远照顾着她。

郑超麟算是认识周恩来较早的，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在《郑超麟回忆录》中，没有被周推崇备至，也没有把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周恩来喜欢饭局和应该对党开除托派负责：

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我们从巴黎北站出发，身上带的中国领事馆护照，说是经过西比利亚铁路回国去，其实我们是去慕斯科进东方大学的。周恩来和我们同行，他是从法国回归德国去。此次一起派遣十二个人，熊雄和王圭本在柏林，袁庆云先到柏林接洽俄国入境护照，我们从巴黎车站出发只有九个人，连周恩来在内十个人。我们在法国旅行以及此次经过比利时，都说法语，并不觉得困难，到德国则没有一个人懂得德语。周恩来虽是柏林寓公，但他说德语并没有我们说法语好，他几乎只会交涉极简单的事情，例如吃饭付账之类。到柏林时，周恩来又带我们去吃中国菜。菜馆不是临街的店，而是人家寓所，出来招待的是几个德国姑娘，菜单上每样菜都有中文和德文名字，又编了号码，点菜时只消告诉号码就够了。那里，我们遇见几个中国留学生，又看见中国寄来的报纸，我们紧张地读着其中关于吴佩孚屠杀京汉路罢工工人的记载。周恩来是带我们来中国莱馆开会的。他到柏林来，张崧年夫妇不理他，也不肯同我们见面。周恩来召集青年团德国支部开会，解释他在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案中的态度。德国支部没有几个人，也许有几个在外省，但在柏林的，张崧年夫妇，周恩来，王圭，熊雄之外，只有一个人，可惜我忘记了他的真名和假名。那日，他到会，很迟，一声不响。周恩来竭力为自己辩护，熊雄和王圭自然谅解他，另一个同志，提出几个简单问题，就不再说话，显然是不谅解他。我们离开柏林以后，这个同志也就退出少年共产党了。

蒋介石到了上海，白崇禧做了卫戍司令，他们仇视我们的意向一天比一天明显起来。一天夜里，周恩来跑到我们的横浜桥房子来。自从暴动以来，陈独秀就在我们的房子居住了。他占了我的床，我则睡在办公室里一张竹床上。周恩来来，我们还未曾睡。独秀，我，以及其他宣传部的人员都在办公室里。恩来说：三点水来了，我今天得到俄国同志通知第一个去看他，此时别人还不知道。他站在我们方面。他问我，他于北伐以前到外国去，如今北伐胜利才回来，国内同志是否因此对他不满?我向他解释，说国内同志都希望他速回来领导他们。他对于俄国同志有点不满意的表示，因为负责送他回国来的同志，无论在西比利亚火车上或从海参崴到上海轮船上，都把他当作囚犯一般看待。周恩来主张直接送他到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的国民党要员见面。独秀赞成这个意见。以后恩来每日必来，有时来几次。谈话时我不在旁，不过我知道他的意见并没有实行。有一天，他同独秀出去了。独秀回来，说他去看汪精卫，汪精卫告诉他，已经同蒋介石见了面，在座的还有吴稚晖及其他的人，吴大骂共产党，蒋则不做声。独秀说：吴蒋二人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日夜里，独秀写了很久。那就是有名的汪陈宣言稿子。次日，周恩来拿回来时我看见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的。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报纸发表出来时，陈独秀对我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这篇宣言目的是为了辟谣，为了保证两党合作到底，为了说明总工会纠察队并无进攻龙华之意。其实，这是蒋介石有意放出来的谣言，以为进攻纠察队张本的。驻扎闸北的第一师调开了，第二师调来。师长刘峙是反对共产党的。有一日，我在我们新开的书店里，帮着毛泽民照料生意。一个兵士买了书后不肯走，要同我们说几句话。他在柜台旁边低声同我们说：你们要小心，纠察队夜里睡觉要把枪和子弹放在身边。我问他：为什么？他不肯说下去。其实，我们早从他处得知蒋介石计划进攻。有个黄埔学生蒋友谅是我们的同志，司令部召集军官开会，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发表反共言论，蒋友谅起来驳他，立即被他下命令扣押了，其他同学暗地放他逃走。他找到恩来，报告蒋介石的阴谋。自然还有其他方面的报告。周恩来写了一封致陈独秀蒋介石二先生信，很长，很激昂，但未曾在什么地方发表。在这局面之下，我很忧虑，曾向尹宽表示我的忧虑。尹宽安慰我说：蒋介石向我们进攻，即使胜利了，那也不过是一时的军事的胜利，在政治方面说则他是失败的，我们是胜利的。尹宽主持的省委机关报已经开始暗中攻击蒋介石。这个报纸是拿商务印书馆的铅字和机器印的。四月十二日早晨，我在横浜桥房子醒来，听到闸北方面有枪声，问起别人才知半夜里就有枪声了。不久，赵世炎的爱人夏之栩送了区委命令来调我去工作，据她说，这枪声是青帮流氓发的，都是盒子炮，人数不多，我们准备冲出去把他们通通缴械。我问她驻军的态度。她说军队守中立。等我走到闸北时，情形大变了。二十六军，周凤岐部下，已经加入流氓方面，攻破了东方图书馆，湖州会馆以及其他纠察队驻所。我到宝兴路找到恩来时，恩来才从商务印书馆对面的医院跑出来。他对我说，现在要在马路上发传单，贴标语，反对新军阀，不必顾虑到别的什么了。

周恩来曾来公寓看我们，我从他知道亦农是被霍家新夫妇出卖的。这一对四川人本住在被破获的机关楼下。贺子华原是朱德的爱人，曾跟朱德去德国读书，漂亮，聪明，能说几句德国话。朱德和她分手之后，她经过莫斯科回国，爱了从法国来的霍家新。亦农事情发生后，党内的情报机关立即从巡捕房打听到是这两夫妇告密的。恩来出去不久，黄昏时候，邓希贤走了来，向我讨晚报看。我颇惊讶于他的诡秘神气，立即出去买一张晚报。那上面登载今日法租界发生一件暗杀案，被害者是新搬来的一对夫妇，男的死了，女的躲在床下受了伤，但没有死。我立即明白邓希贤的诡秘神气，一声不响地把报纸递给他。

记得八七会议以前某一天，周恩来曾请我们三人：罗亦农，刘伯坚和我，在天隆里门口一家四川馆子(甲秀楼?)吃饭，以吞吞吐吐的话说起党内的斗争，批评过去的错误，结论主张对于二老不为已甚。二老指陈独秀和谭平山，因为这个新领袖也受国际打击了。刘伯坚刚到汉口不久，不知道党内情形，他人又天真，听了这些话愤慨起来，我则表示出会心的微笑。

此时，周恩来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开除我们，他应负组织上责任。

王凡西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过几个月，有比较近距离的观察，所以在《双山回忆录》中，有关周的性格和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事情比较多，和与周直接接触过的一位前辈给周的评价一致：陈能干，毛能干，邓能干，周不能干。

周恩来对纯理论问题向来缺少兴趣，他的出人头地在于其精明强干、手腕高、风度好、言辞漂亮。他当然是一个革命者；但在革命党的内部斗争中，为了远大的理想要他自愿地选择失败者一方，却与他的气质不符。他是强者，永远要站在较强的一边；同时他是天生的辅弼而非雄主，所以时常成为最强者所欲争取的助手。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有不倒翁之称，这和他的性格和才能，有着密切关系。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无耻手腕的政客。不过在一九二八年当中，周恩来在莫斯科之被捧（以及瞿秋白之被抑）却有不小一部分是经过了这个侏儒，甚至还根据了这个侏儒的本身打算来进行和排演的。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拉拢周恩来，只是一出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贤罢了。周恩来自然乐得受捧。他不会看得起陈绍禹，但他看重联共和国际中稳掌大权的斯大林和米夫们。在此情形下，他对于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意见，当然不会慎重考虑的。

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是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干部里的五个干事（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陈独秀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文字优于语言的，但他们那种虽不漂亮的演讲却能言简意赅。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实较逊一筹。不过周恩来的此一弱点，倒给了我很大方便：我的有意沉默无从觉察了。健谈如恽代英和罗登贤，会议中也是不讲话的。他们多半在会议休息中，特别当停下来用膳时，才用闲谈方式，提出某些意见。那个时期，只有一次会议上我的发言，直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关于江西苏区中的土地问题。江西意见由张国庶（张国焘之弟，后被蒋介石所枪决者）带来，其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认真发动土地革命，势必反对富农；但反对富农，与六大规定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不符。这个矛盾使会议上的好些人为难。周恩来发表了一大篇议论可始终没明确说出：究竟应该根据斗争的客观事实来规定理论呢，还是固守理论来限制斗争。因为问题触及了斯托争论的核心之一，我便不自禁地发表了意见，说：如果斗争的形势和需要必须反对富农，那就反对吧，不必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样说，自然不曾暴露我的托派立场，但它使座中人略略惊异了，对反托斗争有过经验的武扶经尤其敏感，竟提起这种说法的倾向性来，我于是又沉默了。我的沉默使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三O年初春的大病；党籍则保留到莫斯科托派的全体被破坏，那边的叛变者供出了我的关系。

此时我正病倒在医院里。周恩来发现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的态度很友善，大意说他满意我几个月来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为了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书面声明，放弃托派意见，在《红旗》上登载；这样他可以保证我依旧留在党内工作。我没有说甚么话只答应写声明。第二天，部里的交通来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难过。因为我所写的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见，声明我不同意党六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关于目前局势以及前途估计的种种决定；但我同时指出：过去一时期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该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交出了声明，我当然不会天真得以为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能有列宁式的宽容大度（他们即使有这种气度，但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也决不敢做）。我知道，组织不会再来找我，也不会再负担我的医药费了。他们将要做的只是在《红旗》报上登一个声明，开除我的党籍。就在当天，我迁出了医院，另租一个亭子间住。原来住在沪中区的机关，我不曾拿取一椅一桌，通知组织去接收。几天之后，我被开除党籍的通告登出来了，那是与吴季严并案办理的。季严当时是宣传部的干事，相等于我在组织部的工作。

自从南京上空空战以后，我们小庭院里的气氛也多少不同，首先，看守的不再那么严肃而冰冷了。有时也会跟我们谈上两句话。在开饭或拿便桶的时候偶尔也会两房同开，让那些相隔一墙而老死不相往来的难友见见面，甚至谈谈天。看守出去时，难友们站在门洞上，居然也敢于高声叫应了。此时.......有一件奇事发生了。某日下午，从反省院的长廊里传来了震动屋宇的口号呼喊声，喊声很齐整，是由一人领喊，众人随呼的，所以听得很分明：蒋委员长（或者是主席？我记不很清楚了）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党万岁！……我猜想不出是什么回事。同时，又听见一个尖锐激越的声音在演说。这个演说声音也就是领喊口号的。演说和叫喊延续了几小时。乘看守进来换班之机，我打听了一下底细。据告：那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来演说，对反省人（亦即周恩来的同志们）宣布共产党的新路线，我此时仔细再听，辨出来了，那个尖锐激越的声音确是属于我的老朋友的。我原知道共产党的新路线；而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也知道有所谓策略上的权变，但是此情此景的表演，对我这个教条气味较重的革命者说来，总觉得是离奇而难信的，我实在不能相信我自己的听觉了。此事过后不久，反省院的人全体开释了。就是拘押在我们这个小庭院中的人，也陆续放出去了。我期待着自己命运的转变。约莫在八月底，上面终于记起了我，派了两个穿黄呢中山装的人来同我谈话，要我发一个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声明便可出狱。我拒绝这样做，却声明坚决拥护抗日战争甚至拥护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但不能放弃自己对其他种种问题的看法。谈话继续了几个钟头，情形有点像小菜场上的讨价还价。可终于没有成交。我被押回监房。临走时，那两个穿中山装的对我说：这是你自己不愿意出去，不是我们不放你，以后可别怪我们啦。

非常类似的一幕，发生在1923年蒋介石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根据《彭述之回忆录》中的记载：

在晚会进行中，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员之间，自始至终充满著毫无保留的友好、诚挚的气氛。这是我们从来未曾看到过的。当我们离开时，我向主人蒋介石说了几句道谢的话，而蒋介石也向我们致简单的答词。但出人意外的是在他的结束语中，竟高呼在我们听来是如此熟悉的口号：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苏维埃万岁！我认为，这是晚会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卧薪尝胆中的毛大在几年后，对常凯申也毕恭毕敬，敬祝勋祺不具呢：

介公委员长政席：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东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中槠，籍致悃忱。敬颂勋祺！不具。毛泽东谨上。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虽然说彭述之的战友郑超麟认为，彭述之的回忆录，是为自己涂脂抹粉的成分多，可是和托派这些真正的革命者相比，周恩来和常凯申，似乎是同一个师傅调教出来的，深得政治斗争的精髓，绝少书生气和理想主义，能够随机应变，可以记仇但不认死理，甚至在一些场合，不惜当众耍流氓，譬如刘邦和项羽，以及刘邦和韩信的差距，所以才在历次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