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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美国知识分子中的民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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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枪声掀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在充当了两年多的中立国的角色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
总统威尔逊意识到他领导的美国民众对参战并不热心，国民的意见分歧非常严重。为此，宣战后不到一周，他就建立了一个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来鼓动民众支持战争、参加战争。该委员会由新闻界经验丰富的自由派记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因此又称克里尔委员会。
克里尔委员会的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公共关系不仅已经从企业、课堂进入总统的椭圆型办公室，而且其在政府层面的发展有了实际的根基。尽管在政府供职的公关人员未能被冠以“公共关系官员”的头衔——在白宫，公关人员的正式称谓是“信息官员”或“公共事务官员”(1nformation Officer／Public Affairs Officer)。公共关系在日后的政府工作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是不争的事实。
克里尔委员会由陆、海军部长，国务卿和乔治·克里尔先生组成，实际上这相当于负责宣传的内阁成员，而克里尔先生负责宣传事务的方方面面。该委员会分为国内分部和国际分部(the Domestic section and Foreign section)，下属二十多个机构，每个机构有其特定分工，分别针对国家不同行业的不同的对象提供宣传。
该委员会主要职责有两项：进行战争宣传和新闻审查。为了把战争推销给美国的国民，克里尔委员会需要对国民宣传战争的目标，动员国民用各种方式支持战争并积极参军。此外，克里尔委员会还要根据战时需要，瓦解同盟国的斗志、维持与协约国的合作以及保持与中立国的友谊并争取其支持。为此，克里尔委员会针对国内外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宣传。
当时，克里尔没有全国性的无线电广播或电视来迅速地影响整个国家，于是他组建了四人一组的召之即来的系统。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约3000个县的自愿参加者网络，共有7.5万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分钟演讲者”（Four Minute Men）[1]。这些自愿参加者收到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后，立即分散曲通知学校、教会、服务俱乐部和其他人群集中的地方。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近800，000条这样的4分钟消息已经传递给约400000人。
克里尔把美国所能见到的一大群卓越的和有才能的新闻记者、学者、新闻代理人、主编艺术间和其他舆论符号的控制者聚集起来了，并为这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卡特里普对如此庞大的机构评价道：“这一机构的庞大及其令人吃惊的活动范围，直到战后极权主义的独裁出现以前，都无以匹敌”。这些人在一战之后迅速成长为公共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既有时任该委员会副主席的博雅在战后创立了声名显赫的美国博雅公共关系公司，也有伯内斯、李普曼等人构建了公共关系的理论体系。
通过影响舆论来引导大众，这是公共关系领域的宗旨。克里尔委员会利用当时一切传播媒介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促进了全国民众团结一致，积极为战争作出贡献和牺牲。但也要看到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活动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受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原则。克里尔委员会的活动也让我们看到了公众在宣传面前是如何被影响和操纵的。
以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民主的前提是一个社群能够自由地交流，即只有在“大共同体”中，并且按照自己的直接经验，形成共享的意见，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才最接近作为社会观念的民主。在宣传的影响下，人们的意见并不是来自理性地判断和直接经验，而是通过外在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社群是虚假的和表面的。但他同时，认为人们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定，只要他们能接触到充分的材料，而专家或精英的任务就是提供这些材料。他主张，应该通过教育，让公民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识别宣传和事实，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心灵自由和智力上的成熟。
由此可见，杜威对公众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然而在回顾克里尔委员会的“业绩”之后，我们看到了公众在他们强大的宣传面前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对于克里尔委员会训练有素的宣传者，“公众心理就是一个将言语和思想像酸性物质一样投入其中的水池，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反应。像洛克菲勒的洛布教授那样，仅仅在碗里加入一小滴化学药品，就能使上千甲壳动物停止漫无目的的游荡，迅猛地冲向光源的方向”。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公众只能依靠虚幻的“拟态环境”和头脑中的“图像”做出决定和行动。同时，他还指出了民主的局限。传统的民主理论假定人是一个理性的个体，会对公共事务做出理性的判断，并理性地参与政治行动。然而，在他看来，公众是被动的个体。他否认了公众具有参与民主进程的能力。他认为，公众舆论实际上是由政治家所制造的，与公众的自主意识全然无关。“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体能反应”。
虽然拉斯韦尔在回顾战时宣传的手段和条件时指出，宣传将受到公众自身的偏见、风俗习惯、相互渗透等方面的制约，但他毫不隐讳地指出，“面对紧张程度高的群体时，宣传者会发现用平时只能点燃篝火的小火柴就能引发一仓库炸药”。尽管他承认杜威给他的影响比任何的思想家都大，尤其是在“科学是民主的工具”这一思想上。但是在宣传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拉斯韦尔的思想显然更接近于李普曼。他认为：“民主全能的思想似乎越来越荒谬”，“科学的、以大众说服为基础的政治比19世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治更加现实”。
注：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九一八事变后，向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建议拒绝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获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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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都是些大路货，新闻系学生的教科书。反正是 “理性人假设” 被干翻了，呵呵
梅里亚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意大利为美国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他十分关注解释政治行为时士气、宣传等的重要性。美国人把这头“巨兽”放出来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得美国人自己想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教授曾主持了一个“公民发展”(Making 0f Citizens)的研究计划，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战后苏联体制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这一旨在分析欧洲主要国家国民素质和如何进行公民教育、培训的计划，因为政治意图的主观性、参加学者传统与保守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个别学者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功亏一篑。虽然以梅里亚姆的学术威望，该项目动员了当时一批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并逐年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本项目最为关注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部分的承担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则因为政治原因未能按照约定和梅里亚姆的意见完成最终的书稿。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政治行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探讨刚刚起步。芝加哥大学开始给青年学生传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调查方法等方面的科学方法论知识。有了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这批年轻有为的学子，已经不再满足仍然属于比较保守的、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知之甚少的师辈们的传统的和主观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希望能够在公民政治态度和文化研究以及政治社会化方面另辟蹊径。阿尔蒙德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出了一本书《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
参考书目：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
总统威尔逊意识到他领导的美国民众对参战并不热心，国民的意见分歧非常严重。为此，宣战后不到一周，他就建立了一个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来鼓动民众支持战争、参加战争。该委员会由新闻界经验丰富的自由派记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因此又称克里尔委员会。
克里尔委员会的正式成立，这标志着公共关系不仅已经从企业、课堂进入总统的椭圆型办公室，而且其在政府层面的发展有了实际的根基。尽管在政府供职的公关人员未能被冠以“公共关系官员”的头衔——在白宫，公关人员的正式称谓是“信息官员”或“公共事务官员”(1nformation Officer／Public Affairs Officer)。公共关系在日后的政府工作中的地位一直在提升，是不争的事实。
克里尔委员会由陆、海军部长，国务卿和乔治·克里尔先生组成，实际上这相当于负责宣传的内阁成员，而克里尔先生负责宣传事务的方方面面。该委员会分为国内分部和国际分部(the Domestic section and Foreign section)，下属二十多个机构，每个机构有其特定分工，分别针对国家不同行业的不同的对象提供宣传。
该委员会主要职责有两项：进行战争宣传和新闻审查。为了把战争推销给美国的国民，克里尔委员会需要对国民宣传战争的目标，动员国民用各种方式支持战争并积极参军。此外，克里尔委员会还要根据战时需要，瓦解同盟国的斗志、维持与协约国的合作以及保持与中立国的友谊并争取其支持。为此，克里尔委员会针对国内外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宣传。
当时，克里尔没有全国性的无线电广播或电视来迅速地影响整个国家，于是他组建了四人一组的召之即来的系统。这是一个覆盖全国约3000个县的自愿参加者网络，共有7.5万人，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分钟演讲者”（Four Minute Men）[1]。这些自愿参加者收到来自华盛顿的电报后，立即分散曲通知学校、教会、服务俱乐部和其他人群集中的地方。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近800，000条这样的4分钟消息已经传递给约400000人。
克里尔把美国所能见到的一大群卓越的和有才能的新闻记者、学者、新闻代理人、主编艺术间和其他舆论符号的控制者聚集起来了，并为这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卡特里普对如此庞大的机构评价道：“这一机构的庞大及其令人吃惊的活动范围，直到战后极权主义的独裁出现以前，都无以匹敌”。这些人在一战之后迅速成长为公共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既有时任该委员会副主席的博雅在战后创立了声名显赫的美国博雅公共关系公司，也有伯内斯、李普曼等人构建了公共关系的理论体系。
通过影响舆论来引导大众，这是公共关系领域的宗旨。克里尔委员会利用当时一切传播媒介进行的各种宣传活动促进了全国民众团结一致，积极为战争作出贡献和牺牲。但也要看到公共信息委员会的活动破坏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受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原则。克里尔委员会的活动也让我们看到了公众在宣传面前是如何被影响和操纵的。
以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民主的前提是一个社群能够自由地交流，即只有在“大共同体”中，并且按照自己的直接经验，形成共享的意见，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才最接近作为社会观念的民主。在宣传的影响下，人们的意见并不是来自理性地判断和直接经验，而是通过外在的影响建立起来的。因此，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社群是虚假的和表面的。但他同时，认为人们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定，只要他们能接触到充分的材料，而专家或精英的任务就是提供这些材料。他主张，应该通过教育，让公民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识别宣传和事实，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心灵自由和智力上的成熟。
由此可见，杜威对公众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然而在回顾克里尔委员会的“业绩”之后，我们看到了公众在他们强大的宣传面前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对于克里尔委员会训练有素的宣传者，“公众心理就是一个将言语和思想像酸性物质一样投入其中的水池，事先知道会发生什么反应。像洛克菲勒的洛布教授那样，仅仅在碗里加入一小滴化学药品，就能使上千甲壳动物停止漫无目的的游荡，迅猛地冲向光源的方向”。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的事情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公众只能依靠虚幻的“拟态环境”和头脑中的“图像”做出决定和行动。同时，他还指出了民主的局限。传统的民主理论假定人是一个理性的个体，会对公共事务做出理性的判断，并理性地参与政治行动。然而，在他看来，公众是被动的个体。他否认了公众具有参与民主进程的能力。他认为，公众舆论实际上是由政治家所制造的，与公众的自主意识全然无关。“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情不自禁地信以为真，这三种因素便会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导致人们作出激烈的体能反应”。
虽然拉斯韦尔在回顾战时宣传的手段和条件时指出，宣传将受到公众自身的偏见、风俗习惯、相互渗透等方面的制约，但他毫不隐讳地指出，“面对紧张程度高的群体时，宣传者会发现用平时只能点燃篝火的小火柴就能引发一仓库炸药”。尽管他承认杜威给他的影响比任何的思想家都大，尤其是在“科学是民主的工具”这一思想上。但是在宣传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拉斯韦尔的思想显然更接近于李普曼。他认为：“民主全能的思想似乎越来越荒谬”，“科学的、以大众说服为基础的政治比19世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治更加现实”。
注：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九一八事变后，向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建议拒绝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所获的权益。
××××××××××××××××××××××××××××××××××××××××××××××××××××××××××
注：都是些大路货，新闻系学生的教科书。反正是 “理性人假设” 被干翻了，呵呵
梅里亚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意大利为美国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他十分关注解释政治行为时士气、宣传等的重要性。美国人把这头“巨兽”放出来了，“解铃还需系铃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得美国人自己想办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主任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教授曾主持了一个“公民发展”(Making 0f Citizens)的研究计划，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战后苏联体制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这一旨在分析欧洲主要国家国民素质和如何进行公民教育、培训的计划，因为政治意图的主观性、参加学者传统与保守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个别学者政治立场的差异而功亏一篑。虽然以梅里亚姆的学术威望，该项目动员了当时一批有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并逐年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本项目最为关注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部分的承担者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则因为政治原因未能按照约定和梅里亚姆的意见完成最终的书稿。进入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政治行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探讨刚刚起步。芝加哥大学开始给青年学生传授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社会调查方法等方面的科学方法论知识。有了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这批年轻有为的学子，已经不再满足仍然属于比较保守的、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知之甚少的师辈们的传统的和主观的理论和方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行为，希望能够在公民政治态度和文化研究以及政治社会化方面另辟蹊径。阿尔蒙德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出了一本书《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
参考书目：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