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李稻葵：总书记还有政治局，四五天前开了一个会，讨论经济形势，总书记和政治局这些领导最关心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什么？杨伟民：中美贸易。

2018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速记实录

来源：2018中国与世界思想对话会速记实录

当前经济形势

李稻葵：经济问题请教杨伟民主任，您觉得新时代的新思想，习近平思想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有没有一些最新的定位，您曾经讲过在十九大报告里，把一个“和”字改成了逗号，这标志着什么？

杨伟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本身就是习近平的重要思想之一，当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是要否定政府的作用，但是这两个作用不是一回事，必须要隔开的。所以把上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间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把“和”改成一个逗号，告诉大家政府和市场两个资源都很重要，但是作用和内涵不一样。市场主要配置资源，政府主要做好宏观调控，做好市场监管，做好公共服务，做好环境保护等等这样一些工作。

最近跟改逗号相一致的就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我们明确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重点改的，一个叫做完善产权制度，一个叫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过去我们商品也是计划的，现在我们更主要的是集中在要素怎么样由市场来配置。比如说资金的价格怎么样由市场来决定，土地价格怎么样由市场来决定，包括人才等等各个方面的价格，包括科技成果的价格，都需要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主要是为市场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法制环境、政策环境、制度环境。

我们去年出了两个比较著名的改革文件，一个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文件，我们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当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他把生产要素合到一起，然后去生产。但是中国在企业家精神体现上做的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一个是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民营企业的产权，我们一直督促有关部门，就是最高法院，来去甄别、纠正过去一些错判案件，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企业家的财产权。这两个文件都在落实当中。

总的方向我们觉得总书记在经济方面、经济体制方面的思想是和我们过去的邓小平提倡的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比过去又大大进了一步。

李稻葵：当前经济形势，中国此时此刻一季度6.8%，这个打分，如果一百分满分，您觉得打多少分？

杨伟民：看经济形势有两个不同的维度，一个是我就看当前现在6.8，我觉得可以至少打90分，但是第二个维度，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可能也就打70分，因为我比较看长远、可持续发展，不要看短期的6.8，下个季度再升高或者再变，所以总书记也是这样的，他不在意当前短期的经济波动是下一个点还是上一个点，不太在意这个，在于长期的可持续。

李稻葵：能不能有一个推论，如果短期内爆发了贸易战，现在90分降到70分是不是扛得起，不怕。能不能这么推论？

杨伟民：我觉得不怕，现在的经济增长，内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外需占的比例不到10%，大概6%-7%，去年还是贸易增长最好的，所以就是假如说完全没有进出口，完全停止了，我们去年的增长速度是6，而不是6.8，6就足够了。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

李稻葵：请教方星海副主席几个问题，您觉得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宣布的，在金融领域要大幅度对外开放，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金融领域包括证券界是不是做好了充分准备，有没有风险？

方星海：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会大幅度开放，我们已经在开放了。有没有风险？当然有，对外开放引入了更多的不同的机构，不同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要通过适当的监管，来减少这些风险。所以总体来看，对外开放不会因此而增加风险，我们可以把这些风险管理好。

李稻葵：坦率地讲，金融的对外开放，在您的多年研究和工作当中，是不是也是您一直在提的建议，你们在推动这个事情？

方星海：中国特别需要金融的开放，为什么？一方面就是中国有很多的储蓄，但是我们的金融机构，我们的金融市场的能力还比较差，没有办法把这些储蓄很好地配置到实体经济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引进更多的、更有能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比如投资者，能够把中国的储蓄更好地配置到实体经济当中去，这是我们最缺的。另外，我们因为储蓄多，有一部分储蓄还要进到国外去，这个也需要更好的金融机构引入，所以中国是特别需要金融开放的那么一个国家。

李稻葵：比如券商，就是投资银行，狭义讲券商，中国券商能不能直接面对高盛竞争？如果高盛百分之百进来，没有任何股比限制，有没有问题？

方星海：中国国内没有问题，中国证券市场非常庞大，有不同层次的业务，高盛来了以后，不至于会把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业务一下子全拿走，拿不走的。当然有些高端的跨境并购方面，可能高盛会多拿一点，没有问题，这方面的业务增长很快，高盛做了一些业务以后，就有示范作用，国内的券商马上可以学会。

李稻葵：15年前，进入WTO的时候，你敢说这个话吗？

方星海：15年前也可以说，我们的金融开放就是晚了。

李稻葵：这次金融开放不是应对什么特朗普的压力，您坦率地讲？

方星海：完全可以说，我们一直在研究，或者在实施开放，没有特朗普的推动，我们的开放会慢一点，推动了我们更快一点，其实我们欢迎他的推动的。

李稻葵：不能认为特朗普胜利了？

方星海：这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就要做的一件事，推一下没有什么不好。

李稻葵：假设以2025为目标，那个时候怎么判断我们成功还是不成功？标志是什么？

杨伟民：这是一个难题，很难像GDP增长速度这样，如果高了，改革就成功了，如果低了，改革就失败了，我觉得至少用GDP还衡量已经不准确了。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但是可以考虑一些我们现在所讲的，我们现在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我觉得衡量的指标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我最终要看效率，看每投资一块钱，能不能获得更多的产出，看排放一吨二氧化碳，能不能有更多的产出，看消耗一吨能源，能不能有更多的产出。从产出的角度来讲，如果要是改革成功了，那么效率，包括劳动力效率、资本效率、环境效率、能源效率、土地效率等等都会总体上有一个提升，这是宏观意义上来讲。

还有很多指标可以来看，因为我们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这样来分，当然还有外资企业，以后慢慢这些概念可能会淡化，但是现在统计上是这样分的。现在比如说民营企业，无论是在产出、总产值，在就业，在税收，还有几个方面，都已经大大超过了国有企业，这个和我们过去40年前完全不一样，过去40年前，工业里可能百分之百都是国有企业，现在80%的是民营企业，60%的税收是民营企业。

李稻葵：经济效率、投资效率要提高，国有企业效率要提高，科技含量算不算指标？

杨伟民：最后都会反映到最后的产出上，科技的进步最后还是反映到效率是不是提高了，科技进步贡献率就是经济学家算出来的。最实在的发一元货币，带出来的GDP多少，过去这些年一直在下降，如果改革成功了，金融业要提高效率。

方星海：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关于成功的指标，到2025，我们的负债率要下降40%，就是债务对GDP的比重要降低40%，污染一定要大幅度的减少。与此同时，经济还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差不多5%、5.5%的平均发展水平，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是成功，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关于怎么避免金融的风险和危机？我们开放金融市场了，其实每个发展中国家，过往的历史上开放了金融市场以后，都会有金融危机，中国怎么来防范？我们先开放金融服务，而不是开放资本市场，通常来说资本市场的开放容易造成伴随而来的金融危机，我们要先把国内的金融服务市场、金融服务机构的质量提升了以后，当我们去学习，学习外国的金融服务的供应商这种经验，慢慢的我们强了，再慢慢慢慢打开我们的整个金融市场。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接下来再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而且资本市场的开放一定是缓慢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一步一步来完成的，所以我还是蛮有信心的，不应该会有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或者风险。

关于您说到的第二个问题，政府怎么来有效地管控金融风险？就是在一些领域当中，会有金融的风险，央行监管机构会向国务院来报告，会非常快速、非常全面、非常认真的、忠实地向上级汇报，了解整个全局情况是什么样，不要让因为一小部分发生问题，造成全局性恐慌。

如果看一下中国金融部门过去40年的经验就会发现，我们靠这套做法来降低金融风险。确实在过去40年没有看到中国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尤其考虑到中国的发展速度这么快。

关于前面李教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习主席还有他的整个经济思维的一个中心点是什么？我用两句话来说，一是市场发挥主导地位，政府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这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会追随的宗旨，不是中国独门的秘诀，其实情况返璞归真就是这两句话，我们如何让政府做得更好，如何让市场发挥主导地位，这才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具体工作。这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个挑战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得到完全化解，我们需要改革，我们要有改革项目，我们要尝试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因素或者做法之间的这种配合，所以习主席说过，经济的改革是一个永不终止的过程，经济改革永远在路上。我完全理解他的这种想法，因为你不同的情境之下，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中国会不断地去发掘、去探索。

李稻葵：总书记还有政治局，四五天前开了一个会，讨论经济形势，总书记和政治局这些领导最关心的当前的经济问题是什么？

杨伟民：中美贸易。

Martin Wolf（马丁·沃尔夫）：根据你刚才提到的一点，说到了很多要点，但是我就追问一个自由化问题，金融服务先开放，然后再是资本市场开放，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现在看大概其时间表是什么？资本市场大概什么时候开放？会不会是2025年这个时间节点，到2025年是否可以预期中国资本市场会开放，或者比较有效的实质上的开放了？

方星海：我在这个系统当中工作时间很长，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在中国时间不是靠时间节点来决定的，要是仅仅按照时间点去追求时间点，往往到了那个时间点未必能做得成，因为目标的时间点设置背后有很多变量，我们方向是坚定的，知道做哪些，我们要正确、坚定地的行动是什么，但是我们不会去设一个时间点。

Martin Wolf（马丁·沃尔夫）：这是不是取决于你们的信心？可以这样解读吗？当你觉得有足够信心了，可以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了。

方星海：是的。

央企改革

李稻葵：宁总，您做了至少三家央企老总，华润、中粮、中化，非常坦率地告诉我，这几家大概在财富五百强里什么排名，中化目前大概多少排名？

宁高宁：差不多一两百名。

李稻葵：中粮上得去吗？

宁高宁：也是两百来名。

李稻葵：华润呢？

傅育宁：去年第86。

李稻葵：别人老说中化是国家补贴的，非常坦率地讲，中化国家给你补贴了吗？还是你反过来给国家交了很多税和利呢？

宁高宁：补贴肯定没有，这是非常肯定的讲，这是一个媒体，或者学术届的一个长期误解，我相信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全部都没有，不光中化。对国有企业所谓补贴，国有企业做风电了，风电本身有补贴，中粮做燃料乙醇，谁做都有补贴，这是产业政策，不是国企政策。我做三个企业完全市场化企业，华润傅总在这，华润所有产业没有一个是以前有的，不存在这个产业，华润哪有电力、地产、制药，全是他们自己做起来，中化本身也是这样。国企本身的这种性质和国企本身的竞争性，被误读了。

李稻葵：中化大概现在一年销售多少？

宁高宁：去年差不多一千亿美元，六千多亿人民币。

李稻葵：交的税多少？

宁高宁：两百亿人民币多一点，利润也两百亿。

李稻葵：华润的情况呢？大概销售额多少？

傅育宁：华润去年的影业收入是不到六千亿港币，不到一千亿美金，利润是一百亿美金，680亿人民币，税收650亿人民币，接近一百亿美金。

李稻葵：按照这个算效益很高了？

宁高宁：业务性质不一样，中化是贸易性质企业。

傅育宁：华润的房地产、电力、燃气、制药，这些企业是工业企业，我们也有零售，华润是中国最大的零售商，超级连锁超市，第二大医药分销商，一项去年接近1500亿人民币的收入。去年高盛有一篇文章对华润集团做过一个评价，指出华润是中国盈利效率最高的企业，无论是和跨国公司比，还是和私营企业比，在我们所从事的业务当中。高盛的报告欢迎大家看，这是高盛第一次对于一个没有上市的集团做的评价，有很多详实的数据和对比。

李稻葵：可比的企业还有谁？

傅育宁：我们公司从规模和效益上都超过李嘉诚。

李稻葵：高盛的评价你的效益比李嘉诚公司还高?你的公司和李嘉诚是同一个行当？

傅育宁：多元化企业，不是单一产业公司。

李稻葵：美国有谁？

傅育宁：现在跟美国对标很难找到，以前跟GE对标，我们不认为我们比GE做的好，高盛的报告基本上对标了在中国大中华区经营的跨国公司，发展很好的民营企业，包括港资，无论经济效益指标、盈利水平指标、投入产出指标，我们都好过他，这是有指标的。

李稻葵：这个话题非常好，在座是前任和现任的，都有功劳，这个话题你们应该都高兴。

傅育宁：高宁以前是华润总经理，2004年离开华润，我以前是招商局的。

李稻葵：当前你们正在搞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什么，你理解的国有企业改革终极目标是什么？2025你们希望国有企业是什么样的？是新加坡模式还是目前这个模式？

宁高宁：真正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和做的方法不是企业可以决定的，是政府来驱动的。从现在来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定位，最终希望国有企业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什么定位，政治定位，经济定位，产业什么样的定位，还要不断地深化和优化过程之中，因为定位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革深一脚浅一脚的，到底怎么改法。全私有化行不行，肯定政治上不行，不改行不行，效率提高不了，这里边我们目前在摸索过程。

李稻葵：当前你在忙什么方面的国有企业改革？

宁高宁：现在是混合所有制，目前大部分处在国有企业的二级企业里面，相对规模比较小，混合所有制其实就是合资，以前搞了很多年，过去基本上从所谓的改革治理结构、董事会层面说的比较多，今天改革所有权、所有制，所有制里面比较长远改革治理结构，目前来讲，谁占大股，怎么决策，和政府的要求，包括产业政策什么关系，这里边还在继续的一些摩擦在里边。

傅育宁：我说说企业希望看到的改革是什么，毫无疑问十九大报告定了一句话，希望成为世界一流的企业，这个目标定到2035年。过去40年企业成功的主要经验，特别是华润，就是用市场的机制管理了国有企业。今天华润80%的业务都是所谓的混合所有制，我们80%的业务都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三家是恒生指数股。成功的经验就是看到市场机制的手，在企业运行中发挥更多的作用。当然，国有企业是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要承担社会的责任，如果说我们说今天有政治定位的话，我是希望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的。企业今天做的事，比如说很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一样的，企业的转型，业务的转型，更适合中国经济今天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很多新的科技成果需要跟我们的产业嫁接，带来更多的投入产出。

从体制机制上探索文章，我们设立了一系列的私募基金类的产业基金，围绕企业的转型，解决的要害在基金的决策机制，基本上是完全市场化的机制，有激励，有约束。希望和新技术、科技创新的过程当中，市场机制作用发挥更明显一些。

李稻葵：你现在建立了很多基金，这个基金投其他企业？

傅育宁：投与我们相关的产业，定义为产业基金。

李稻葵：怎么理解加强党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怎么贯彻执行？

宁高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管理下的国有企业有一个党的领导的特点，因为这个企业本身有很多企业的属性，有企业的属性，有国有企业的属性，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属性。一般企业没有党的领导，其他国家国有企业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党的领导，这个和党的领导，和我们的道路选择，四个自信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话题可以说的很长。怎么做的？目前来讲党组会、党委会秉承了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包括从党的宗旨和信仰开始一路贯彻到国有企业的战略里边。

目前中化来讲，如果今天讨论战略的话，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里讲的五大发展理念，整个中国前面讲了几个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到产业升级，按照这个战略来布局，这样可以看起来，未来会看到，因为党的领导推动，国有企业会在未来更多地去升级产业，做研发，做科技，做行业提升。再过上两三年看得出来，中化本身目前已经讨论很久了，几个月时间，全面转向科学创新型企业，没有科技含量不做了，产量一般扩大不做了。现在全面做科技，这是党的领导来的。

李稻葵：你是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是吧？

宁高宁：基本上所有国有企业都是董事长、党委书记一个人，都调整完了，一个人兼了两边，董事会党委还是不一样。

傅育宁：是这样，总书记讲的很清楚，把方向，抓落实，国家的方向和企业发展方向，不管民营还是国有，很大程度是一致的。

国有企业改革目标

李稻葵：国有企业改革终极目标，十九大报告里怎么理解终极目标，2035年或者2025年，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杨伟民：没有终极目标，改革永远在路上。刚才你说经济改革永远在路上，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永远在路上，我们没有设定一个2020年国有企业要改成什么样，很多都是在试点，都是在探索。我觉得无论在任何一个文件，包括国企改革文件，并没有清清楚楚、完完整整把未来国有企业的样子画出来，现在画不出来。

李稻葵：从主观意愿上来讲，希望国有企业达到哪几个目标？

杨伟民：一流企业不是对国有企业的，这话理解的有问题，我们希望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包括其他企业都要成为一流企业，不光国有企业，很多民营企业也是一流企业。

李稻葵：目前按照十九大报告，还有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国家管资本不管经营了？

杨伟民：不是国家不管，国资委应该转向，国家对国有企业还要管，发改委按照行业管理来管，该怎么管怎么管，关键国资委怎么管，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全管，现在打破“三管”，要转向管资本为主。这次十九大提出来，不要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他们都做得很大，但是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负债率很高，做大国有资本真正是国有的资本让它做大，不是借贷，看起来资产很大，负债率很高，没有意义，不是追求上五百强什么，没有这个目标。

李稻葵：中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新加坡淡马锡模式，能这么理解吗？

杨伟民：不能完全这么理解，这只是其中探索之一。成立国有基金公司，成为出资人，直接管企业，国资委不再直接管。

Martin Wolf（马丁·沃尔夫）：西方世界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这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其中有一条观点是国有企业，他们再中国经济中有非常巨大的一些份量，他们有一些特权，能够获得一些优惠照顾，比如银行体系照顾他们，其他情况下他们没有破产之忧，如果完全做成自主性企业，这是不一样的。

宁高宁：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人的想法，我在国企干了30年，听了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银行家主动找我，借给我钱，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为什么国有企业可以简单地借到钱，和小型企业相比，我们借钱更容易，因为我们能还。因为我们信用好，因为我们没有呆坏账，没有欺诈，因为我们能够有这种资产。花旗银行那些包括外国银行也会愿意给我们借钱，我们还本付息。我们的信用更好，我们的信用评评级更高，所以我觉得刚才那种说法说，国企可以简单不破产来拿到银行的钱，这种说法不对，这不是和高负债率、流动性问题有关，这样的解读不对。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评分，有A级，有B级，有人付息按照6%，有的企业按照3%来付。

傅育宁：我们华润基本上也是一项国家主权政权运行的企业，我们去国际公司借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没有条件地给我们借钱，活下来的国企，竞争力还是蛮强的，基本上按照国际准则运行。

中美贸易摩擦

李稻葵：中国方面对这一轮贸易摩擦做出了什么样的姿态性的表态？习主席博鳌论坛的演讲，在博鳌论坛上，习主席的主要精神是什么？

方星海：卡尔问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已经有很多表示了，金融行业有更全面的而且时间表做开放，汽车制造这一年已经完全做出开放，这已经是示好的心态，计算高科技领域还是有谈判空间，我们双方需要了解对方的意图，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我们可以从美国更多地进口，减少贸易逆差问题。在我个人拙见看来，最有效的能够给美国方面的一个保证，我们实际上是相信美国是可以自己克服他的问题的，信与不信，美国是有这个能力去管自己的问题的，尽管有一把手带来的这种秩序问题，我是相信的，因为美国已经多次克服了原来的问题，有一些可能在历史上是更大的问题，比如说内战，比如说垄断的问题，这是19世纪末的问题，还有大萧条，都走过来了，还有冷战。

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有一些问题，不是不可能克服的，从中国扶贫，其他一些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工作。我个人比较乐观，中美关系还是比较看好的，我觉得能够走出目前有矛盾的一个时期，更好地理解对方，为互利合作做贡献。

李稻葵：今天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双方的领导人的工作方式是不一样的，中国领导人讲话绝对不是特朗普发推特那么随便，都是经过反复论证的、反复思考的，体制内部上下很多次讨论。

我读一段，今天早上我专门找来了在博鳌论坛上，习主席的讲话，绝对不是推特发的东西。“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的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着的不确定性因素已然很多，开放还是封闭，前进还是后退，人类面临着新的重大抉择。无论中国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不会威胁谁，都不会颠覆现行国际体系，都不会谋求建立势力范围，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绝对不是随便说的，这是内部讨论多次出来的结果。你要问中国表态的话，这个表态比四个具体措施要我看更重要。在博鳌论坛上，习主席讲了四个方面的开放措施。我的理解这个话掷地有声，经过多轮探讨的，不会变的。

杨伟民：刚才讲到贸易战背后的一些考虑，只让中国生产T恤，让美国生产高科技，进行这种国际贸易的交易，这个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适的。中国现在走向高科技，华为等等这些也好，恰恰就是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的一种结果，并不是政府命令让他去干这个事，他不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必须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京东方，原来是一个很古老的国有企业，最后自己选择走入到液晶显示领域，变成世界前几名之一。这恰恰是我们改革的成效，你们一方面让我们改革，企业这么走，你们说你们不能进入到这里面去，这是我的领地，这不行，因为全球化了，你能生产，为什么我不能生产，最后看竞争结果。

严格来说，我们在高科技领域，跟美国比差距大的多的，多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体量大一点，占了市场大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企业进步很快，我个人认为，这是我的体会，并不是贬低这些企业，它最主要占据了市场体量大，并不在于核心技术水平高。

未来经济增长

李稻葵：经济问题中国的领导人有没有信心？就算中美关系搞得不太好，未来20年经济增长你们的观察有没有信心？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国能不能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增长？

杨伟民：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趋势在中国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速度放缓这是必然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在互相合作和竞争过程当中，我学习你，你有些地方也要学习我，我们互相来进步，然后让世界能够共同进步。

方星海：你讲到中国可能会去稍微扰乱一下中国抬头，但是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增长会放缓，但是放缓增长是可持续的，我不觉得美国会长时期一直很有战略出击，因为不是日本，在你的国家里有自己的一些诉求，中国对于美国的很多利益方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利益放大，去得到更多美国这些利益团体的支持，这样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协调地铺开。

傅育宁：我们必须要反思一下经济全球化在过去30年里，它的一个走向，特别是在华盛顿共识之后我们金融政策的一些后果，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采取的一些刺激政策影响，我们现在要去管理，为什么特朗普能够当选呢？我们觉得就是那些被遗忘的阶层，全球化让跨国企业赚了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