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与温饱问题 其三：包产到户对农民利益格局的改变

史节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包产到户怎么对温饱问题的解决发挥作用。
当我们讨论包产到户这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会不会改善农民的利益，从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的时候，有些浅薄的人一下子就扯到了什么资本主义私有制能不能激发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命题。殊不知物质利益是人类活动的基本驱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解社会现象的核心起点。通过物质利益来观察、理解其背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现象，进而提出社会解决方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利器。毛泽东更是讲：“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社会生活中，人是由利益驱动的，不谈利益的改变，是无法理解生产关系的变革如何改变社会生产的。因此，如果谈包产到户对温饱问题发挥的作用，我们也需要从利益角度入手，去理解包产到户怎么改变了农民的利益。

其实无论支持还是反对包产到户解决温饱问题叙事的人，基本都接受这样一个叙事：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特别是粮食产量，农民获益增多，从而解决了温饱。比如，在林毅夫的论文中，认为这段时间的农业增产约一半可以归于积极性的提高，而另一半则可以归于各种农业要素的投入，其实就是秉持这样的叙事逻辑。而对应的，反驳的焦点往往聚焦于包产到户是否导致粮食增产上。但必须强调，这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事实上的逻辑要比这个复杂得多。
比如说林毅夫的论文，他的计算是针对全国的，但我们知道中国这么大，各个地方的农业天然禀赋不一样。那么各种要素如农药、化肥、机械、良种等带来的收益，逻辑上讲，农业禀赋好的地区对这些要素的反应应该更好，应该增产更多；那么对于自然条件差、基本条件艰苦的贫困地区，生产积极性所占比例应该更大。又比如说著名的小岗村，解决温饱问题后并未很快富裕起来，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黑点，表明积极性的作用是有一个天花板的。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由农民自下而上强烈要求而推进的，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首先而广泛地完成了最初的突破。那么如果没有农业快速增产这个问题，农民会如何选择？甚至极端一些，农业产量不变的情况下，79—85年的改革对于解决温饱就没有作用了吗？
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首先对两个概念进行一下澄清。很多人包括我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不一样的。包产到户是“包产量、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奖励”；包干到户是“包上交、农户自负盈亏、剩下全归自己”。我们一般说的包产到户其实指的是包干到户，农民强烈要求的也是“大包干”。分配上看，集体化的时候土地的各种产出首先到生产队，留下国家农业税和征购，然后是生产队提留和公积金等，最后再对农户进行分配；而大包干则是产出先到农民手中，然后交农业税和国家征购，再留下集体的，剩余归农民。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不一样吗？难道不是朝三暮四的把戏？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这里面差别大了。
我们在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总是拿统计数据进行论证。但有没有人想过一个问题：统计报表就会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吗？账面和真实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异？报表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往往会是另外一回事，难道不是很常见的吗？而对这两者之间差异的了解，往往很体现一个领导的功力。
我觉得这需要引入一个账外利益的概念。我最早想明白这个事情，是看俞天任的《浩瀚的大洋是个赌场》里面讲联合舰队最后一次出击，就是大和号完蛋那次，油库账面上已经没有油了，但一个管过后勤的中将知道油库里面总有一些账面外的油料底子，出面好歹找出些油来，凑足了除了大和号之外的舰艇往返的油料，否则最后连雪风号也回不来。后来，我逐渐发现账面利益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在黑和白之间总有些灰色地带，会带来账外利益。比如同样俸禄的岗位，官场会有清水和肥缺的区分。商业经营中，为什么喜欢打折让顾客办卡？因为办卡往往会沉淀15%—20%的资金；产业链中，要钱的孙子这种事情估计都见怪不怪了；甚至余额宝这种东西也是建立在这个逻辑的基础上的。
生产队时期的“账外利益”的规模，可能达到一个生产队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这个量级。比如，1965年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三年”时，中央允许地方在中央分配的征购基数上，增加5%—10%的机动数，用于以丰补歉，但事实经常变成了由大队干部支配的“小账粮”。 Deepseek给出的案例，一个生产队账外损失的粮食曾达到粮食总产量的11.56%。
那么谁会更多地获取这些账外利益呢？一般的规律是，它往往流向首次分配和主导分配的群体。谁在分配的上游，谁控制分配，谁更容易获得账外利益，并且在分配中更容易扩大自己的利益。比如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生产中，往往是金融部门更容易获得普遍的高薪，因为钱要流入社会生产，往往要首先经手金融部门，他们更容易获得账外利益。钱首先在谁手里，账面利益就容易流向谁。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增长的背景下，谁在分配的上游，谁获利更大。当然，如果谁能主导分配，那他的权力也会更大。
生产队的时期，账外利益会归谁呢？生产队，但实际上这些利益会由生产队干部支配。即便是在那个时期，生产队的干部也往往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利益。生产队时期，生产队的干部要比普通农户好过一些，这是一种公开的秘密。但农民并非不知道这个事情。当时干部总体清廉，干部们获得的利益以如今的眼光看也许不值得一提。但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民而言，面对温饱问题，哪怕多吃到一口也是好的。从分配逻辑上讲，土地产出首先落到农民自己手里，他们就能多吃一口。中国的农民或许目光短浅，但生活智慧是相当丰富的。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大包干，就是要求起码账外利益要能落实到自己头上。包产到户通过“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一分配原则，赋予了农民剩余索取权，这是第一个逻辑。
当然，土地如果能够增长，他们的获利将更多。哪怕国家和集体因为产量提高而提高了征购和集体提留，起码第一年的红利是属于农民自己的。因此，大包干的农民投入更多的劳力和生产要素，以期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也就是主流舆论里面的常规叙事。这是第二个逻辑。而这个逻辑显得高大上一些，也成为叙事的主流。
除此以外，大包干后还有一个显著改善，就是农民对时间的支配有了自主性。而用这个时间从事副业、从事小商业，特别是成为农民工，这些收入不会体现在粮食产量上，却是农民切实的收入。而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会从生产率低的地方转入生产率高的地方。有些地方的粮食投入产出比比较低，会显得这些农民不怎么好好种粮了，但他们的温饱问题却真实地得到了改善。这是第三个逻辑。
那么，在既有的利益中，农民可以分到更为切实的部分，这对未温饱的地区更为诱人；而在农业的增量中，农民可以首先分到更多的利益；同时，他们还能有新的利益渠道。在78年中央会议释放利益增量的这个背景下，包产到户的确能够给农民带来切实的利益，这就是农民拥护这个政策的主要原因。而后，尽管情况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主体仍然是支持包产到户的，并没有反对这个政策，更没有回归生产队的呼声。结果我们就是看到了，恰恰是贫困地区，大包干首先推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温饱改善，而随着推广和深入，农副产品也获得了极大的改善。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包产到户让大家吃饱了饭，是对当时历史的一种概括。
其实，利益格局的改变，对统计也会有影响的。集体化时期，干部为了业绩，倾向往高报产量，甚至发展出了反瞒产的事情，这个在改开后的GDP统计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而大包干后，农民担心利益被再度拿走，隐瞒产量和收入也是常态。改开之前，土地产出首先到生产队，相对比较好统计，而单干后，很多事情就不好统计了。比如说农民房前屋后的种的菜，养的鸡，赶集买卖的肉蛋菜，这些是很难统计的。基本相同的粮食产量，改开前后的实际体感也是差很多的。我们很多是不纳入统计的，举个例子，目前的中韩两国的肉类摄入量看起来差不多，但实际上摄入量是差很多的。
但必须强调，账外利益的另一面是账外损失。一旦增长不再，那么即便国家层面的账面负担没有加重，农民的负担也会增加。我们从90年代开始看到了农民负担的大幅度增加、干群矛盾的尖锐化。从中国历史看，小农经济必然发生分化，这也是为什么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