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革”与“文革”的“事实”的辩证（二）

听风看雨通三统

当年，不满二十周岁的贺敬之，随着一个鲁艺的采风团来到冀中根据地。根据地的同志向他们介绍了一个事情：根据地刚刚查出一个“白头仙姑”，就是一个青年妇女不愿从事劳动，就吃一些不含盐的食物，使自己年纪轻轻就白了头发，然后自称“白头仙姑”，装神弄鬼。根据地政权经过调查后，教育她自己承认了自己的骗局，现身说法教育群众，不要搞封建迷信活动。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希望采风团的同志做一下艺术加工，把这个故事推广开，教育更多群众远离封建迷信活动。结果，贺敬之把他听到的另一个故事和这个故事捏合，经过艺术创作，就有了一部经典作品《白毛女》。
这里有两个事实需要注意。第一个事实是：在全国解放之后，有“好事者”专门在全国农村做了调查，希望能够找到比较过硬的“喜儿”的原型。结果，全国三亿多农民，只有三个人的经历和“喜儿”比较接近。这说明，“喜儿”的事情，在那个社会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第二个事实是：当时的八路军，后来的解放军，部队兵源特别是有专业技能的战士的主要来源，就是对国民党军队被俘士兵的“即俘即补”，自己的战士也需要进行动员。这种动员和俘虏转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给他们集中起来，演一场《白毛女》。结果，经常是一场演下来，有战士拿枪要射杀舞台上的“黄世仁”，也有很多被俘的国军士兵，在大哭一场后，成为最积极、最勇敢的“解放战士”。
这两个同样存在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那就是，喜儿的事情，是无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农村姑娘的经历的浓缩。这个人物本身是虚构的。但是，那种中国农民如喜儿那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忆却是真实而深切的。如大春那样让自己成为翻身的战士，以武器的批判解救自己的姐妹和心上人的渴望，是充盈在国共两军的底层士兵的心中的。只是国军把这种侮辱与损害归结为个人的“命运”，鼓励士兵通过个人出人头地，“改换门庭”来实现这种渴望。而共产党则是唤醒了这些青年士兵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有着朴素的善恶观，却也有着各种恶习的士兵和普通青年，转变成为了自己的阶级求解放的战士。这些战士在战场上的表现，以及土改后的农民对他们的舍出身家性命的支持，就是对于“中国有没有那么严重的土地兼并和阶级压迫”这个今天似乎越来越模糊的“历史悬疑”的最权威的论证。
明白了这些，才会明白，革命为什么会在伤害了很多人的情况下，而这些人也是对中国做出了各种贡献的杰出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仍然能够凝聚起包括出身被革命的阶级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实实在在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再说一遍，革命不是一个浪漫的过程，革命中的血污和艰难，以及对于那些胜利者和幸存者心灵的煎熬，是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的。但是，绝大多数革命者，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却是坚信不疑的。这既是因为后来他们建设了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中国的“政绩合法性”，更是因为他们自己内心铭记的革命的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那时的中国，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者，或者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是否会成为新的“老爷”，如鲁迅所言“革命前我们是奴隶，革命后我们是奴隶的奴隶”。最后成为下一次革命的对象?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一句“共产党的宗旨、原则”“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革命的根本不同”就可以高枕无忧的。
毛泽东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调动各种积极性，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相信绝大多数革命者，起码在他们那一代，既不能，也不敢，更不愿让旧制度复辟，让自己成为新的作威作福的统治者。那样的话，不必在一些事情只是处于萌芽，甚至还没有萌芽的时候，就大喊“狼来了”，然后折腾着大家手忙脚乱地演习，既耽误了现代化的建设，又伤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团和气，甚至会伤害一起流血的同志、战友的感情。但是，毛泽东偏偏要让人民经历一次大演习，宁可耽误现代化的建设也在所不惜。那些“智叟”加“良心”们，可以很简单地把这解释成一个除了“整人”什么也不会的“独裁者、阴谋家”的维护和巩固自己权力的阴暗心理驱使下的癫狂；还有一些人，出于善良的动机，简单地把这说成是“毛主席可能糊涂了”。但是，这些解释符合基本的事实和常识么？
我们都有一个盲肠。那个东西，一般情况下无用也无害，但却可能会发炎。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就会导致生命危险。那么，是否应该在没有发炎时，就把它切除呢？是否在它发炎之后，应该尽量保守治疗，不要切除呢？而且，那个东西平时是否真的就没有什么作用呢？这些，已经是医学界广泛争议的问题。但是，大家普遍的意见是，如果真的到了必须切除才能解除生命危险时，那是一定要切除的。但是，那个公认的“手术指征”真的就没有余地么？
所以，即便是一个盲肠，都会引起永远也无法得出结论的争议，更不要说那一场“大演习”了。被伤害的人，绝对有资格为自己受到的伤害抱怨。而更多的人痛心的，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延误，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能否因为这些事实，就否定那场“大演习”的必要性呢？苏联的结局，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苏联在列宁晚年，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实际就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斯大林将这个制度转化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体制。这种转化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个转化，苏联不可能消灭近八成的纳粹德国陆军主力。一旦希特勒拿下苏联，占有整个欧洲的资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而整个斯拉夫民族的命运也是不堪设想的。这是关于苏联历史的最大的真实。但是，在这之后，这个官僚资本主义体制没有能够及时改革，终于尾大不掉，造成了无法克服的问题。实际上，即使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不犯什么严重错误，苏联的体制僵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最后苏联的结局，实际在斯大林没有能够真正启动改革就去世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后来的历史，只是某种方式实现这个必然结局的差异而已
同样，改革开放中的一些事实，也越来越明显地证明了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的一些“想定”的正确性。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也是主流媒体批判那些当年大喊“狼来了”的人的舆论攻势最强大的时候，同时还是普通中国人越来越多地从正面理解“文革”的价值的时候。这样的事实，难道不值得深思么？难道可以仅仅因为“文革”中出现的一些背景始终被掩盖的惨剧，就认为这些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者“只是基于对现实不满而对过去浪漫想象”么？
一个人的态度，可以自认为是客观中立的。但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却不可能是客观中立的。今天的主流观念，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但是，如果以为这样就可以掩耳盗铃地混过去，即便实现了毛泽东的预言，人民也是无能为力，只能接受那个现实，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只能说他们太幼稚了。这种幼稚，会造成一些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这里有必要再强调一遍：今天直面“文革”的价值，不是为了“文革”重演，而是为了杜绝引发“文革”甚至“武革”的经济社会基础形成。一旦那个基础形成，只能是一个共输的结局。对此，不能有任何幻想。也就是说，一味简单地否定“文革”，或者乱提什么替代方案，主观愿望固然是好的，但客观结果，一定会比“文革”惨烈得多；而直面“文革”的正面价值，积极探索在新的形势下，避免那些忧患的办法，才会真正杜绝“文革”重演的可能。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辩证法就是让辩论的各方互相包容，形成一个更深入认识的基本的思想方法。只要坚持这个思想方法，严守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有些争论不是坏事，而是真正的大好事。
最后，就是做一个广告。本人的书稿，今天开始连载。今天先发一篇序言，两千字左右。明天开始逐日更新，每天5,000-8,000字的篇幅。内容就是对于中国近二百年历史的国际战略背景和社会组织方式角度的分析。因为和本帖主题相通，但又不完全一致，所以另行开帖。开贴后会把网址挂到这里。关于国际时事的分析，会在这个帖子里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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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关注和点评！
本人因为今天要写书稿的序言，就暂时不参与讨论，但对各位的点评都已悉心领会，以后书稿连载到这一部分，会展开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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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发表于 2011-9-30 22:51
我记得顾准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他们那一代人在文革的时候已经是有很深刻的反思的。 ...

顾准如果活到今天，也会重新认识“文革”和市场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