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托派回忆录害死人不偿命之救命恩人

已有 112 次阅读2021-7-13 11:42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

2021-7-12

关于1931年5月21日的那次大搜捕，陈碧兰的回忆是这样的：

在1931年5月23日的那一天，我的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差不多整整的一天，都陷于这种状态之中。直至下午四五时许，我觉得再也不能在家里呆下去了，告诉述之说：我不知怎的，今天这样心神不安？我想带着莉莉到陆沉的学校里去散散心，也许不回来吃晚饭，到时你只要把现成的饭和菜在打汽火油炉子上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因述之必须在家里赶着译稿）。我自己也不能了解，当时的情绪为甚么如此的不正常；也许是由于在怀孕初期，生理上的变化而影响心神不安吧。陆沉和他的庄有义，还有一位姓彭的都是托派。其余的如陆沉的妹妹和妹夫也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他们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党。回国后，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环境又异常之恐怖，他们便于无形中同革命远离了。他们留我在那里吃晚饭，我也没有推辞就随便吃了。饭后不久约七时左右，我们的同志兼私人好友马任之突然匆匆忙忙地走进来，面色惨白，神情慌张。他首先看见我，惊奇地对我说：我想不到你在这里，述之在家里吗？是的。我说。糟了！恐怕来不及了！我准确地知道，你们家里有人告了密；但告密者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他接着说。这时陆沉夫妇也围拢来，我们四个人站在一起，急切地商讨如何把述之拯救出来的办法。马任之着重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去他们家里把述之叫出来，但碧兰不能去，她去了万一已经有巡捕在那里就走不脱了，最好由别人设法去探望一下，看情形如何？假如无事，便上楼去叫他赶快离开。庄有义听了这话，她灵机一动，便自告奋勇地说：他们的房东是开洗衣店的，我拿一件衣服去洗，看看情形如何；假如有甚么事，一定能够从房东的态度或谈吐中探察出来的。否则，我还可以随便问问楼上的房客太太在不在家？她说完就急忙去拿衣服准备去。马任之和我都认为她的这一办法很好，而且没有危险，但她的丈夫陆沉却沉默着一言不发，表现考虑的神情。我迅即了解到他不愿意他的妻子去冒危险，虽然大家认为没有危险。于是我立即坚决地说：现在的情形是不能延挨一分钟，要愈快愈好，我决定自己回去，孩子留在这里；万一有甚么事，我预先委托你们照顾她，我去了。说完连走带跑地通过了花园，出了校门，便跳上一辆人力车，嘱车夫走快一点。当人力车把我带到我的家门口时，我也不顾一切，从后门一直上楼。开房门一看，没有异样，只有一个姓谢的青年同志正同述之谈话，我立即打断他们的说话：马任之得到确切的情报，说我们家里已经有人告密，并在今晚就来逮捕我们，但是谁还不知道，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并嘱小谢通知郑超麟、何资深等，叫他们赶快于今晚离家。我又着重地告诉述之说：现在情形很紧急，外面也许有便衣侦探布防侦察，我们不能带任何东西，即连一个小箱子也不要带，恐怕侦探追踪。我们每人身上多穿一件衣服，你把一件哔叽呢夹长袍穿在外面；我也穿上一件夹长衣就算了，甚么都不要，你只要拿你那本正在翻译的俄文书和字典就行了，因为这是我们吃饭的工具。我当时还想找一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批当票，因为许多稍好一点的衣服，尤其是冬季的，述之的和我自己的都送进当铺里去了；但由于一时心慌意乱，不知放在哪一个箱子里，惟恐多耽搁时间来不及逃走就放弃了，这给予我们往后多年中无数的困难；另外还有几个银元，也不愿意开箱子去取，也放弃了。我把窗户关好，房门锁了，两个人轻轻地从后门溜出去，兜了几个圈子，在大雨的掩护之下，搭上电车，又换了无轨电车，下车后，转弯抹角地看看背后没有人影！就溜进陆沉的学校里去了。

我们身上既没有带钱，当然不能住旅馆，而且一件行李也没有，住旅馆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上海的旅馆，大多有便衣侦探潜伏在里面，假如他们发现形迹可疑者，便报告捕房，捕房随时可派人到旅馆里面来盘问，搜查或逮捕。我们的情形是经不起盘问的。因此，我们当晚只好决定住在陆沉的学校里。我们迅速地脱逃出来，心头感到一种轻松；但陆沉夫妇的心头却沉重起来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所睡的房间同他们的睡房是相连的前后两间。我整夜未曾入梦；但他们也整晚谈话不停。虽然由于房间是独立的，隔壁听不清他们所说的甚么话，但从他们的语调，声浪的高低中，可以听出是讨论一个异常严重的问题，我当时便断定是讨论关于我们的问题。因而，我继续听下去，愈听愈疑，我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是决不会自动出卖我们的，假如事情不蔓延到他们的学校里来的话；假如由于追寻我们而连累到他们，那么，他们为了自保，可能出卖我们，说出我们的真名，作为投降的条件。因为根据我平素的观察，虽然陆沉为湖北初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但我从1922年在武汉认识他的时候起，就一直觉得他的气质不单纯，往后经过长期的观察，对他不甚信任。由于我对陆沉的不信任，因而我便推断：他们之间的谈话和争论的焦点是：假如万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害怕当晚我们从家里来时有暗探追踪），他们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在我当时内心里的推测是：他们的争论是陆沉主张出卖我们而庄有义不忍心（她从1921年起就追随我而闹学潮，而入党，随后又加入托派）。这从开始时她自告奋勇要设法去救述之出来而陆沉不愿就是一个显例和考验。第二天早晨，平安无事（陆沉最担心的是当日晚上），大家都平静如常。午餐前，约十时左右，马任之到这里来，带来一个关于我们的消息。他说：今早九时，我叫了一部出租的汽车开过你们的住所的门口道路上，然后又叫车夫开回来仔细观察，我看见二辆搬运公司的大卡车把你们所有的东西，如衣箱、书籍，甚至家具等物，都一齐运走没收了。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觉得法租界特别野蛮和贪图小利。公共租界捕人，只没收文件和书籍而不没收衣物和家具的。虽然如此，述之和我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痛苦，而且在我们的下意识里还有一种侥幸之感。因为从马任之亲眼看到的事实中，就无误的证明昨晚法租界捕房是派武装巡捕到我们家里去逮捕我们的。至于东西全部丧失，比起我们自己被捕，也就不值得怜惜了。因为我内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在吃午饭时，我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吃了三碗饭（因一夜未曾入睡，也没吃早点，很饿了）。当我吃完了饭，那位姓彭的同志认真的对我说：啊！我真意想不到，你在听了这个全部东西完全没收了的消息之后，仍旧能吃三碗饭，我实在佩服；要是我一点也吃不下了。我接着他的话说：为甚么我不吃饭呢？东西全都丢掉，但人逃出来了；这还不是不幸中之大幸吗？当然甚么都没有，对于今后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但事已至此，只好让它去吧。说完，我微笑了一下，我觉得这位彭同志有点庸俗，没有一点男儿气慨，且不说革命者的气慨吧。这决非出于偶然，从此他就脱离托派了。

写到这里，人们一定会奇怪，为甚么我们能够在二三小时之前得到情报逃出罗网呢？这是一个近乎奇迹的故事；这不但是近乎奇迹，而且简直是奇迹。情形是这样的：前面所说的那位通知我说有人告密的马任之，他原来有一位好友潘谷之，福建人，日本留学生，住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译书为生。他的弟弟、女儿和女婿都是托派。经过马任之的介绍，他同述之认识，并时常讨论各种问题，因而对述之的学识与人格异常钦佩。他有一位密友也是姓潘，江西人，日本留学生，为龙华司令部的高级参谋。由于潘谷之时常同他谈及述之的学识与为人，虽然这位参谋从未见过述之，但他却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一天的下午二时左右，当马玉夫到龙华司令部去告密时（除司令部长外，还有二个参谋，潘为参谋之一），他发现在一批名单中有彭述之在内。当他从司令部出来后，便急急忙忙地跑到马任之家里，适逢马不在家；将近傍晚他再去马家，告诉马任之说：今天下午二时左右，有一个貌似工人的托派到龙华司令部告密；有一大批人，其中有彭述之。据告密者说：要去逮捕彭最好在晚上十二点钟左右，白天里，他时常在外面开会或谈话。彭的地址以及连租房子的假名都写得清清楚楚。告密者并且声明：陈独秀的住址虽然不知道，但他经常到姓郑的家里去，只要有人在郑家里等待一定可以捕到他的。现在也许还来得及去设法通知彭，叫他和家人迅速离开住所。马任之听到这个紧急的消息后，不敢直接到我们家里去，急忙跑到陆沉的学校里，想同陆沉夫妇商讨如何去通知我们的办法。适逢我正在那里，我见情势紧急，不能等待商讨，便急急忙忙回到家中，叫述之同我一起离家，因而我们才能脱网。按照一般的常情，这本是不可能的事；一个身为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其地位仅次于部长，竟把该部将要逮捕的人中之一个营救出来，这不是奇迹吗？在我们漏网的第二日，便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捕了，即按照马玉夫告密的名单，如郑超麟，王凡西，何资深，陈亦谋，王之槐等。陈独秀这次没有被捕，仅因叛徒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最主要的是何资深之妻张以森（她没有被捕）到郑超麟住所的街堂门口等待着。当日陈果然去那里，张即向陈招手，意即叫他不要去，他迅即退走。当然，这一批干部的被捕，对于统一只有二个星期的托派组织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有的同志因此而消沉；有的自寻生活出路甚至脱离组织。过了两个星期之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宋景修等组成新的委员会，恢复组织。约莫一个月左右，尹宽、宋景修和蒋振东等，又因在一个小旅馆集会被捕，这无疑地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组织仍旧进行工作，以吴季严代替宋景修参加新的委员会。

关于这一件事，陈碧兰的老公彭述之回忆的大同小异：

在马玉夫到国民党告密的当天，有一奇迹发生了，就在龙华司令部发生，部里有一位总司令，还有几位参谋。其中一位参谋姓潘，江西人。马玉夫来司令部投案时，他在场听到名单中有彭述之。潘参谋有位好友潘谷之，福建人，日本同盟会时代的同学。前面所而潘谷之由我的好友马任之介绍见过我。于是我们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他（对）潘参谋常提到我士一位有学识的人士。印象很深，记得我的名字。所以立即通知马任之，说今晚一点钟就要开始捕人。马任之不敢来我家，他到陆沉那间小学，碰巧碧兰也带着小女在陆沉家，碰到马任之急急忙忙第跑来，马说：哎呀，你在这里正好，今晚要到你们家捕人。也许现在已经有暗探监视你们的住所。他不敢直接来我家，但要赶紧把述之弄出来。碧兰说，我马上回去。马任之说，你去不好，要另想办法。陆沉的妻子自告奋勇，你们楼下有一家洗衣店，我可以装作拿衣服去洗。陆沉犹豫不决，表示不同意。碧兰就把小女交给他们照顾，赶快回家，从后门悄悄进来，已是傍晚时分了。我们连家里剩下的钱和当票都不能拿到，只是多穿了件长衫，我只取出在译的书和字典，轻轻地从后门走出来。当晚住在陆沉的小学里，第二天，首先要通知陈独秀和王凡西等，可惜他们的住址全不知道。但知道独秀一定会去何资深家，即到他那里告知将要捕人。当天晚上，王凡西、郑超麟、卜一凡、陈亦汉都被捕。他们集中在王之槐家，独秀本来也会参加这个集会，但不知何故没有去，侥幸未被捕。王之槐也被捕。这是一个大破坏，托派常委五人，四人被捕，只有独秀没有落网，以及我。

那么陈独秀问什么没有被捕呢？按照郑超麟的回忆，是郑超麟通知的：

会开完之后、赵济走了，吴秀严和严灵峰留下来打麻将。我们的房东也上楼来参加打牌。我新搬来，不到一个月，今天许多朋友来作客，不得不借打麻将来解除房东的怀疑。这个房东也姓郑，二十多岁，宁波人，在什么保险公司做事情，而且是一个商团团员，巡捕房必要时会召集他们出来维持治安的。我们正在打牌时，彭桂秋慌慌张张跑上楼来，一面就问我，余慕陶知道你的家么？我急忙把他拉到阳台上去，低声问他什么事。他说，余慕陶叛变了，今天晚上十点钟要捕人，要你逃走。我说，余慕陶不知道我这个地方。彭桂秋走了，麻将牌散了、严灵峰也走了，吴季严夫妇还留着，我把彭桂秋的话一讲，大家都说既然余幕陶不知道这里，这里就不要紧。吴季严夫妇仍留在这里，我则出去通知这个满息。首先，我到陈独秀家里，那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告诉他这个消息，决定明日的会议不开，他不到大连湾路去。我从他家出来去找彭桂秋，在那里遇着谢德磐，才知道彭述之是叫谢德磐来通告我的，而谢德磐自己不来，叫彭桂秋来。我一问谢德磐，才知道所谓余慕陶告密还是彭述之猜想的。有人告密，今晚十点钟要来捕人，是确实的。彭述之分析，知道他家的人只有余慕陶不可靠，因为有余慕陶最近出版一本书，请蔡元培作序。此时我才明白问题没有那样简单，告密的人也许知道我的家，甚至知道我们开大会的地方。。。。潘谷公得到了逮捕我们的消息，便通知马任之，马任之急忙乘汽车通知家在金神甫路的彭述之，接着也要乘汽车通知我。适逢谢德磐在彭述之家中，彭述之说让谢德磐回沪东去通知好了，于是误了事情。马任之自然不知道还要逮捕何资深和大会会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