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潘谷公、严灵峰、陈祖康

已有 249 次阅读2021-7-12 05:51 |个人分类:读书笔记

2021-7-11

说到严灵峰和潘谷公，除了两个人都是福建人之外，没有更多的交集，严灵峰是共产党中的托派，被俘后加入了国民党，拼命反共，潘谷公则是国民党中的左派，要高出来一个辈分，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国民党的通缉要犯。之所以把两人放在一起，是因为在的郑超麟回忆录《陈独秀和托派》里面，提到了这两个人。而且都和1931年5月21日中国托派的一场灭顶之灾有联系。

严灵峰 - （1931年）中央全会还决定，责成组织部长陈亦谋尽快把四个集团的基层组织合并起来、指派吴季严，赵济，严灵峰三人参加宣传部工作。定名机关报为《火花》，迅速出版第一期，最后，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写信给托洛茨基同志，报告统一大会的经过。信我记得是王凡西写的，大家都签了字。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开托洛茨基的信件，或有可能找到这一封信。五月五日以后，二十一日以前、我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审查《火花》第一期的稿件。我记得，我写的文章是论西班牙革命。我们决定五月二十二日再开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会议。五月二十一日，我在自己的家里召集一次宣传工作会议。那日下午，吴季严，赵济，严灵峰三人都到了。严灵峰当时不属于任一集团，他声明待统一之后再参加组织。他是福州人，我知道有这个人，但以前未见面。那日，他说，他看见过我，即在他出国去苏联以前曾听我在上海大学演说。一九二六年，江浙区委常常派我去上海大学演说。不是上课，而是晚上开群众会议，好多校外的人都来开会，演说的也不止我一人。会开完之后、赵济走了，吴秀严和严灵峰留下来打麻将。我们的房东也上楼来参加打牌。我新搬来，不到一个月，今天许多朋友来作客，不得不借打麻将来解除房东的怀疑。这个房东也姓郑，二十多岁，宁波人，在什么保险公司做事情，而且是一个商团团员，巡捕房必要时会召集他们出来维持治安的。我们正在打牌时，彭桂秋慌慌张张跑上楼来，一面就问我，余慕陶知道你的家么？我急忙把他拉到阳台上去，低声问他什么事。他说，余慕陶叛变了，今天晚上十点钟要捕人，要你逃走。我说，余慕陶不知道我这个地方。彭桂秋走了，麻将牌散了、严灵峰也走了，吴季严夫妇还留着，我把彭桂秋的话一讲，大家都说既然余幕陶不知道这里，这里就不要紧。吴季严夫妇仍留在这里，我则出去通知这个满息。首先，我到陈独秀家里，那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告诉他这个消息，决定明日的会议不开，他不到大连湾路去。我从他家出来去找彭桂秋，在那里遇着谢德磐，才知道彭述之是叫谢德磐来通告我的，而谢德磐自己不来，叫彭桂秋来。我一问谢德磐，才知道所谓余慕陶告密还是彭述之猜想的。有人告密，今晚十点钟要来捕人，是确实的。彭述之分析，知道他家的人只有余慕陶不可靠，因为有余慕陶最近出版一本书，请蔡元培作序。此时我才明白问题没有那样简单，告密的人也许知道我的家，甚至知道我们开大会的地方。

潘谷公 - 最后，应当说说，我们怎么会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夜里要来捕人的。我们的同志，沪滨书店经理马任之，原名马轼材，北伐时随何应钦军队来到福州，在福州进行革命工作，同福建国民党左派领袖潘谷公合作，一九二九年，潘谷公逃亡在上海，二人时常见面。龙华司令部军法官多数是福建人，其中有潘谷公的朋友。不知道怎样，潘谷公得到了逮捕我们的消息，便通知马任之，马任之急忙乘汽车通知家在金神甫路的彭述之，接着也要乘汽车通知我。适逢谢德磐在彭述之家中，彭述之说让谢德磐回沪东去通知好了，于是误了事情。马任之自然不知道还要逮捕何资深和大会会场的人。

关于中国托派的这一灭顶之灾，是基于托派内部工人领袖马玉夫的叛变，而不是彭述之所猜测的余慕陶。马玉夫对未能当选中央委员极为不满，就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吴基民在《炼狱》这本书中，说根据彭述之的夫人陈碧兰后来的回忆：

这天夜里她正带着才满二岁的女儿在陆沉家中吃晚饭，忽然，同样也是托派同志的马任之跑来，告诉她，有人告了密，今天晚上要到你们家里抓彭述之，但是谁告密现在还不清楚。马任之同时告诉陈碧兰，说这消息是马任之的朋友潘谷之告诉他的，潘有一个密友在龙华司令部任高级参谋，说是这天下午来了一个工人打扮的人，自首叛变，交了一份名单给国民党，其中有彭述之。并说陈独秀的地址虽然不知道，但他经常到姓郑（指郑超麟）的家里去，只要在郑家等，一定能抓到陈独秀。马任之得到消息跑到陆沉家里，正想与陆沉商量，怎样把消息告诉彭述之，不料却在陆家碰到了陈碧兰。陈碧兰一听连忙回到家中，只见彭述之正在和谢碧德说话，彭述之自说自话做了一番推测，让谢碧德去通知郑超麟，自己当机立断逃到了陆沉家里睡了一夜。他和陈碧兰睡在陆沉家的客厅里，也不踏实，又听陆晨夫妇在卧室里嘀咕了一个晚上，于是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又搬到旅馆，算是逃过了这一劫！

这次大搜捕，新成立的中国托派中央委员会，除了陈独秀和彭述之及时得到消息算是侥幸躲过了，当时担任宣传部干事的严灵峰也躲过了，可是郑超麟和托派中央委员会中的九个执委，被捕了五个，吓走了两个，五个常委抓走了四个，只剩下总书记陈独秀这一个光杆司令，托派中央一时陷入混乱，濒于瓦解的边缘（濮清泉：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文史资料选辑》第71期，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关于严灵峰，从郑超麟和胡秋原在1996-1998年的《隔海书简》中，胡秋原询及“先生长我十岁，先生一代之人所余无几了，即弟一代之人亦廖廖可数。与先生一代之人此处尚有严灵峰兄健在，不知先生记得否，专此敬复”，郑超麟对此请求，竟无一字提及严灵峰，可见郑超麟对他这位同是著名托派人物的同乡，是多么地不屑。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里，也只字没提严灵峰。

1931年5月，正是靠潘谷公提供的情报，才救了陈独秀、彭述之等托派高层和严灵峰，免得托派全军覆没，是中国托派得以苟延残喘。但是不幸的很，1932年九月，彭述之和陈独秀，又因为谢碧德的出卖而被捕入狱，轰动一时。严灵峰又侥幸逃脱。到了1934年的闵变，严灵峰还是被抓了，这位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还没等上刑，就摇身一变，成了军统站的站长，为取得戴笠和蒋介石的信任，带人跑到武夷山潘谷公的老家，暗杀了潘的女婿。

另外还有一位，是郑超麟的小学和中学同学陈祖康，本事也是了得，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和福建代理临委书记，也做到了军统站的站长。1928年陈祖康变节的时候，带了宪兵队的人，到处抓共产党，正是潘谷公的女婿，和郑超麟一起，收拾了残局。郑超麟这一次，还差一点送命。郑超麟在《回忆录》里，倒是不止一次，提到他的这位发小：

陈寿山的儿子陈祖康，他与我同班毕业，但他的父亲认为他年小，要学一年古学，明年再去考中学，此外就是我，同班毕业的其他人都宁愿赋闲。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寿山是为他的儿子开小灶，即请霞阁先生专门教他的儿子做旧诗，另外多付学费。我听过他的议论：读书人要讲交际，要有本事让人家看得起，最容易表现自己有学问的，就是做诗，祖康应当学会做诗。

隔不了几天，汝舜先生忽然到我家来，告诉我父亲：熊知事接到漳州司令部公文，要派一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知事要他推荐。他昨日去新民小学，劝那里的一个教员，永福人，去留学，这人不愿意去。他想到我，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年费用六百元，官家出三百元，自己筹三百元。我当时一心想去北京考古学，对于西洋学问没有兴趣，以为去西洋不过学得声光化电而已。那时，我连报纸也不看的。但我想，去外国总比留在家乡当一个小学教员好。我立刻表示同意去了。我父亲知道了家里的三百元可以随后补交，也就同意了。以后漳州再来公文，要每县派两个学生，于是中学没有毕业的陈祖康才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