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段子：

         半夜加完班，和女同事买了炸豆腐，边吃边等车。豆腐很辣，弄得我汗水和眼泪混集在一起。这时候，我叫的滴滴来了，我冲女同事说声“再见”就上了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司机忽然猛打方向盘调头，然后说：“兄弟回去吧，我年轻时候跟你一样犟，结果失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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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迷宫实验

         一系列行为输入，不论正确还是错误，构建起　认知地图，从而获得　预测能力。　使得学习曲线陡降，能够预测没有经历过的事件。

        这个段子说明出租车司机具备了智能，因为他具备了预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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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19 世纪时，科学界奉行着一种固化的哲学观，即机械式宇宙观（clockwork  universe）。这种哲学观认为，为数不多的几个数学公式，像牛顿的运动定律（Newton’s laws  of motion）和玻意耳的气体定律（Boyle’s laws of gases），可以用来描述现实世界的一切，并能预测未来即将发生的事件。而对这种预测，所需要的不过是一套完整的公式，以及一组具有足够精确度的相关数据。然而，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整整花了 40 年时间，他们的思想才跟上这种科学观念。

        这种思想上的落差，典型地体现在 19 世纪早年拿破仑皇帝（Emperor Napoléon）与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的一次对话中。拉普拉斯写了一本历史性的权威著作，论述如何根据地球上少数观察数据来计算行星和彗星的未来位置。据说拿破仑问道：“拉普拉斯先生，我发现你的论述中没有提到上帝啊！”拉普拉斯的回答则是：“我不需要这个假设条件。”

         机械式宇宙观认为，宇宙如同一个庞大的时钟机器，所有的物体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宇宙永续运转而不需要神的介入；所有将来发生的事件都决定于过去的事件。许多人对这种无神论的思想感到恐慌，从某种意义上说，19 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正是对这种精确应用推理的冷冰冰的哲学观的回应。

         然而，19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对新科学的证明，这叫一般人难以想象：牛顿的数学定律被用来预测另一颗行星的存在，而海王星（the planet Neptune）正是在这些定律所预测的位置被发现的。于是，几乎所有对机械宇宙观的反抗都被粉碎了，这一哲学立场很快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部分。

          不过，就算拉普拉斯在他的公式中不需要上帝，他还是需要一种被他称为误差函数（error function）的东西。从地球上对行星和彗星的观察，与用公式所预测的位置并不绝对吻合，拉普拉斯和他的科学家同伴将这归结于观察中的误差，有时是由于地球大气层中的扰动，有时则是人为的。拉普拉斯把所有这些误差都放在一个附加项（误差函数）里，从而将之纳入他的数据描述。这个误差函数吸收了所有的误差，剩下的只是用来预测宇宙星体实际位置的绝对运动定律。当时科学家相信，随着越来越精确的测试，对误差函数的需求将逐渐消失。由于有误差函数来表示预测值与观察值之间的微小差异，19 世纪早期的科学可以说是受到了哲学上决定论（determinism）的掌控，即相信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预先地决定于两点：（1）宇宙的初始条件；（2）描绘其运动的数学公式。

        到了 19 世纪末，误差并没有消失，反倒是增加了。当测试越来越精确，误差也越来越多。机械宇宙观处于动摇之中，试图发现生物学定律和社会学定律的努力也失败了。在物理和化学等传统科学中，牛顿和拉普拉斯所用的那些定律，逐渐地被证明只是粗略的逼近。这样，科学便渐渐开始在新的范式（paradigm）下运作，这新范式就是现实世界的统计模型。

        到 20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科学都转而运用统计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