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币大规模发行是在皖南事变后


        如果不发行边币，依靠掌控盐业出口来获得法币，以供边区政府、军队日常开支，可否？回答是，远远不够。这时就要自己发行边币创造信用——也就是利用通货膨胀——来解决这个问题。

         老百姓承认吗？要强制执行，这时就要开启宣传和执法的机器。边币必须要独占国界之内的流通市场。


朱理治说：

    “现在有人提出，允许边币、法币共同行使，认为这样，边币就能提高了。他们没了解以下这个事实，即假使边区允许行使法币，则法币一定是“长脚”，因为它不但可以在辽阔的友区行使，而且还可以在边区行使；而边币在友区是不能行使的，所以必然是“短脚”。这样，人们自然爱用法币不要边币，边币必被法币完全挤坍无疑。……边币之所以未能独占市场，除政治原因外，还有经济原因。边区经济是一个非常分散的农业经济，边界的经济生活和中心区的联系少，和友区的联系多，所以在这些区域，法币的用途大，边币在流通中不起什么作用。边区过去是入超区域，加之对外贸易一时又不能统制，不能集中对法币有计划的调节，不能适当的供给入口商人所要求的法币及外汇，因而使入口商人进入黑市并公然要法币。另外，边币对内对外价格尚不稳定，作为价格标准常常有许多困难，也是原因之一。……在边界上，友方的经济实力大于我们，老百姓依赖于友区的商品，比之依赖于边区土产要多，加上过去边币与法币又不能相互交换，故老百姓相互效仿不用边币。”


    朱理治说：边币法币经济以稳定不稳定与“腿长”“腿短”两个条件互决胜负。

     根本就没有什么值得买的产品。“边币”的发行不是建立在生产而是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只是一种变相的“收税”。

    边区的经济是一个边缘的经济区域，棉、布、粮、工业品依赖于区外，本区能向外提供的是资源——盐，由此形成一个经济对流循环。在皖南事变前，国民政府提供经费，维持边区政府运转。经费切断后，税收肯定不够，因为边区经济没有那么大规模和体量。所以，只能自己发行货币，创造信用。

    边币发行是直接的通货膨胀，因为不是建立在生产投资上，更多是满足政府财政消费，于是导致钱多物少，对内购买力就降低，人们持有边币的意向就降低；在边区和区外有了各自独立的货币后，边区经济实际是“殖民地型”经济，对外的依赖性太强，惟一优势就是初级资源——盐——的出口，所以，边区对法币的需求量大，边币对法币贬值。怎么办呢？边币币值低这倒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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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边区内部一切经济活动使用边币，财政的力量才能使得出去，对经济才能起到调节作用，金融有这种开发人力的作用，存起来的钱借给另一个闲置的劳动力，就可以使他发生创造活动。——当然，允许民众持有法币，只是不允许流通而已；另一方面，边区又特别需要频繁且大量地向国民党占区进口货物，需要法币。边界口岸来了国区货之后，立刻产生出对法币的需求。所以，虽然政府不让法币流通，但社会上存在着法币的需求，所以也就存在着买卖法币的市场，只是“黑市”而已，“除非对外贸易完全断绝，或者由国家完全垄断，而这二者都是做不到的。”“由于有了黑市，边区银行不能调剂与操纵市价，顽固派可利用各地汇价不同从中捣乱，破坏边币，边币价格就要完全操纵在人家手里，使边币价格人为的过分跌落。而任何商人，均得利用边币价格在各地的差价，做边币买卖，以取得差额；或做货物买卖，以取得额外利润。”

        “我认为边区金融的大患，不在于边币的跌价，而在于边币价格不稳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不稳。”

        “解决之办法，我们早就提议，由银行来实际管理外汇，即以各国通例，由银行来买卖外汇。”


       由是，银行/政府（可见银行与政府的关系）要占有主动权，就要垄断对外出口（可理解为政府建立的国有企业雏形；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仍然管制外汇和外贸），获得法币，保障两种货币的顺畅兑换；并且，管理进口，实施外汇允许制度，稳定币值；同时，减少进口，那就需要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南泥湾”、种棉纺棉运动、劳模运动，一些理发店、木工厂、铁器厂就建立起来了（与民争利，引起过矛盾，可视之为国企原型）。

        朱理治特别注意建立起国营商店的营销体系，一方面，组织商人到农村尤其是边界农村收购农村剩余品，另一方面，贩卖给他们各种日常工业用品，尤其是边区自己生产的工业品——朱理治提出，今下边区经济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前只是贩卖外来品，现在边区工业相当发展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业品。这个营销体系的建立，一方面是把整个边区纳入到一个商业网中，推广边币，另一方面，也利于把边区的工业和农业联系起来，建立边区经济自主发展的基础。所谓倡用国货大概也是这个背景下产生的（这个国营商店体系，与建国后的供销合作社系统有极大相似）。——其实，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边区的自立更生的实践，正表现了一个后发展国家对发展路径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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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与金融不分、外贸统制、强制结汇与外汇分配制度、国企制度，都可以在朱理治的实践中找到影子。建国后相当程度上是继承了这些制度。如果把“被动地”发行边币设想为一种“主动的”行为，那就是后发展国家主动采取“隔断”措施（森哈斯术语），一方面依赖进口获得外汇，一方面加快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基础，建设本土的发展中心。后发展地区、国家的发展，有其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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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经济史》认为：“研究中得出，边区经济法规，是建国后新中国经济法规的渊源，为新中国的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法规文献所确立的基本原则，许多仍然是建国初期乃至今天我国经济立法的起点。”

林尚立在一次演讲中（2016年）说：“我最近到延安考察，才发现当年中共在延安那么困苦的条件下，居然创造了共和国的雏形，真是厉害！连科学院、教育系统都有了，当时的延安可谓是不毛之地，却在那里建立起共和国的雏形。”我认为，研究这个雏形非常有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国模式”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