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生于咸丰三年（1854）。他父亲开医馆，本来颇有名气，在乡民当中有“严半仙”之称，但因好赌成性，家道中落。他去世时，儿子才十四岁。严复走上“两榜正途”的机会，从此烟消云散。“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陟冈则无兄，同谷歌有妹。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上掩先人骸，下养儿女大。 富贵生死间，饱阅亲知态。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为周养庵题篝灯纺织图》）

    船政学堂对这个家庭的意义，相当于1980年代所谓的“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和“包分配工作”。富有的优等生应该从容不迫地上高中，然后报考重点大学（科举）；贫困的优等生初中毕业，就要赶紧考中专技工。当时社会对这两条道路的预期是：科举产生的士大夫，将来可以做总督巡抚；学堂出来的技术员，一辈子给水师修管子。世界变化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大家的设想。船政学堂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福建和广东”。严复以优等成绩从理论科毕业，跟刘步蟾、邓世昌一起实习。英国教习说他们好静不好动，像菩萨的塑像一样，更适合放在壁窿里，缺乏欧洲青少年的活泼，但事实证明他们在没有敌人和战斗的情况下，还是能够把船开到香港和新加坡的。

    李鸿章费了几年时间，终于争得了北洋水师的经费。他知道欧洲发生了铁甲舰革命，左宗棠和沈葆桢在福州引进的技术已经过时，决定派十二名学生去英国实习，其中包括严复、方伯谦和刘步蟾。严复在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期间，得出了一个跟英国教习差不多的结论。“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一日，其教习令在学数十人同习筑垒，皆短衣以从。至则锄锹数十具并列，人执一锄，排列以进，掘土尺许，堆积土面又尺许。先为之程限，一点钟筑成一堞，约通下坎凡三尺，可以屏身自蔽，至一点钟而教师之垒先成，余皆及半，惟中国学生工程最少，而精力已衰竭极矣。”他没有想到当时非常流行的种族主义解释，继续坚信教育无所不能。“此由西洋操练筋骨、自少已习成故也。” ①（《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406-407页）

1、光绪四年的元旦（1878年2月2日），驻英公使郭嵩焘招待留学生，严复偕五位同学一起来使馆拜年。郭嵩焘询问他们学习情况甚详，而独与严复叙谈最畅，印象最为深刻，还特别记下严复所说中国学生体力不如洋人的这段话。

    李鸿章在帝国士大夫群体眼中，已经跟汉奸没有多少区别，但在严复眼中跟曾纪泽差不多，都是胆小怕事的负面典型。曾纪泽收回伊犁，连英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严复却说他“天分极低”，“又复偷懦惮事，于使事模棱而已，无裨益。”（《郭嵩焘日记》第三卷，第950页）李鸿章的琉球和越南交涉，也遭到严复的激烈批评，其实从庚申以前和甲午以后的标准衡量，这些都是难得的外交成就和自强运动生效的有力证据。

“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墓志铭》）其实，李鸿章已经是最有可能重用他的大臣了。社会主流舆论仍然认为，海军不过是匠人而已，跟张佩纶、陈宝琛、郑孝胥这样的清流不在同一个层次。李鸿章在天津开办水师学堂，仍然“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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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他更像一个业余爱好者。他刚刚开始读斯宾塞，主要是因为时间太多。时间太多，主要是因为在“正途”上展布不开。他读闲书有了点心得，就胡乱发表在刚刚崭露头角的新媒体上面。无论他本人还是社会，都不觉得这些闲事能比今天的博客重要到哪里去。他忙于经营的正事是：报考科举，弥补童年的遗憾！顺便说一句，他没有考上。科举的年龄偏好性很强，范进中举只是神话。

    1886年，《天津时报》创刊。传教士李提摩太主笔，介绍各种西洋杂学，用现在的话说，这叫启蒙。严复后半生所做的，就是这种接力棒工作。东亚自古以来位居文明输入链末端，思想、技术、秩序的第一代祖师都是洋人。过去是内亚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后来是西洋人、日本人和俄国人。严复和李提摩太的关系，相当于慧能和达摩。

历史编撰家或发明家喜欢运用ps技术，把前面的一截咔嚓掉，这样制造的叙事体系，自然会给人留下强烈的断裂感和扭曲感。

严复既然养成了这种爱好，就更别指望李鸿章以外的大臣重用他了。甲午战争以后的急转直下把他变成了先知，斯宾塞主义（不是达尔文主义）红极一时。他本人的感受，倒是更像林琴南。后者以古文大师自居，最讨厌别人说他是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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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在古文方面，正如他在诗歌方面或一切方面，都是野路子，不懂桐城义法或江西家法，全靠天资和悟性，在普通读者的眼中，几乎可以乱真，但在郑孝胥这种方家看来，两者依然泾渭分明。严复对文字非常敏感，《天演论》的文本和《法意》的评语堪称精金美玉。二十世纪的汉字文学创作当中，找不到可以相提并论的范例。然而赫胥黎的原文在他自己的创作当中，只算中下水平；在英语文学的浩荡江河之中，连泡沫的资格都没有。

严复邀请古文名家吴汝纶作序，多多少少暗含挑战和炫耀的意味，然而在吴汝纶的眼中，仍然应该归入六朝文的范畴。六朝文的芜杂和瑰丽，离不开中亚和印度文化的输入。典故和隐喻犹如波斯的金线和宝石，在壁毯的纹理当中闪闪发光。古文家追求的简练和纯净，犹如一杯清茶的幽香，即使一粒胡椒或一滴肉桂，都像难以容忍的杂质。牛肉汤的爱好者对清茶颇有猎奇的兴趣，但反过来就不是这样了。

1、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同治进士，授内阁中书，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是桐城派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大弟子”，又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曾、李奏议，多出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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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家主张文以载道，也就是说思想比文笔更重要。吴汝纶不承认《天演论》属于古文，却坚信严复的诠释堪比诸子①。从东亚思想史的角度看，这话无疑是事实，正如太平洋群岛的土著认为带枪的英国逃兵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武士，同样都是事实。赫胥黎祖述的斯宾塞主义，虽然在严复心目中是古今一切学问的集大成者，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命运更像济慈所谓“留在水上的字迹”。年高德劭的女王尚未撒手尘寰，就没有几个人记得这片“去年的雪花”了。他们谁都没有想到：“物竞天择”居然会变成二十世纪东亚思想文化的底色，构成三教九流唯一的共识和毋庸置疑的圣经。

王国维说严复眼中只有十九世纪的流俗，并没有看错他②，然而即使十九世纪的流俗，对于严复的几代粉丝而言，都已经是高不可攀的天花板了，足以唤起老鼠一头撞进大米口袋的感觉：好大的宝库，几辈子吃着不尽了。严复看得见文质彬彬的十九世纪议会和陪审团，却看不见撒克逊武士的刀剑；看得见自由贸易的小册子，却看不见《圣经》。他的自由观和进步观缺乏历史纵深，以为世界大体上是平坦的，盎格鲁的传统可以像海军一样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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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在戊戌前后的斯宾塞主义宣传，主要是为了策应维新党人的民族发明学，首先把国家偷换成物竞天择的主体，然后将他们构建的中国概念塞进英国、法国和日本当中。

闽越的舞台太小，早已无法满足他胸怀的大志。闽越精英传统上分两类。一类出海搞走私贸易，但在内亚－东亚帝国的话语体系当中没有自己的声音。另一类进京走科举之路，相当于接受政治－文化意义上的阉割手术，从此永远切断了自己的根须。两类精英的分裂，长期以来是闽越民族构建的最大障碍。严复属于第二种。

他既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已经无法逆转，又看清了帝国的没落无法逆转。在这两方面，他都酷似奥斯曼帝国的“英国人”阿赫迈德·里扎①。“英国人”是侨居帝都君士坦丁堡的匈牙利叛教徒，不像天生的突厥穆斯林那样，缺乏身份焦虑。他们都相信，只要开明人士足够努力，就能把普世帝国发明成民族国家，让中央集权的官僚国家戴上英国宪法的帽子。维新派把文化概念中国偷换成政治概念China，意在柔性颠覆Amba daicing gurun。满洲人看待维新党人，犹如突厥人看待盘踞要津的归化人，既不明白他们哪一点比洋人和革命党更好，又不明白皇上和太后为什么容忍他们这么久。归化人凭借西学，比真正的穆斯林更容易升官发财，还要得寸进尺，企图把帝国变成冬虫夏草。政变是早晚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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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赫迈德·里扎（Ahmed Riza，1859-1930）青年土耳其党早期领袖。父亲曾任第一届帝国国会议员，被流放后死去。母亲是一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匈牙利贵妇。曾留学欧洲，归国后曾任布尔萨教育局局长。1895年在国外创办《协商》半月刊，宣传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纲领，并秘密运往国内。政治纲领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反对苏丹专制，赋予议会权力，实行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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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将维新党人切成两片，照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说法是公开流亡派和内部流亡派。康有为和梁启超属于前者，占据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郑孝胥和严复属于后者，不得不低调做人。

严复暗中抱怨跑路党只顾逍遥海外，不在乎连累他们口头热爱的皇帝人质。在这方面，他和可怜的皇帝同病相怜。无论他怎么想，反正形势比人强，允许他充当激进分子的社会环境，从此一去不复返。他没有遭到清算，主要是因为没有卷入针对太后的政变计划。因此，他和袁世凯也没有反目成仇。辛亥革命结束了这种分裂的状态，但对他来说已经为时太晚。后革命时代的新人占据了舞台，他那些洪水猛兽的理论已成老生常谈。他发现自己的公共形象变成了“渊博的学者和教育家”、“有原则的立宪君主派”，只能将错就错了。李鸿章为他安排的教育家角色，最终证明是他安身立命的家园，只是业余爱好战胜了本职工作，将海军学堂变成了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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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早在袁世凯政权巩固以前，就对辛亥革命颇有微词，预见到革命将会产生更加暴烈的革命，而且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态度。“东南诸公欲吾国一变而为民主治制，此诚鄙陋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与张元济书》，1911年10月）“因此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致莫里循书》，1911年11月7日）“吾国形势程度习惯，与共和实无一合，乃贸然为之，以此争存，吾决其必无幸也。”（《复熊纯如书》，1916年12月25日）“夫九年卤莽共和，天下事至于如此，自常识而云，复辟岂非佳事。”（《复熊纯如书》，1920年7月10日）“仆自始至终持中国不宜于共和之说，然恐自今以往，未见有能不共和之日。”（《郑孝胥日记》，1920年9月25日，第1842页）

    旧国会激烈攻击袁世凯的时候，严复就一再发表文章为袁辩护，那时连袁世凯本人都没有把握战胜国民党，更不用说称帝了。（严复：《宪法刍议》）袁世凯草拟新宪法的几次会议，他都名列其中。袁世凯放弃帝制以后，他仍然公开反对他辞去大总统职务。“国民程度如此，人才消乏，而物力单微，又益之以外患，但以目前之利害存亡言，力去袁氏，则与前之力亡满清正同，将又铸一大错耳。”（《严复集》第三卷，第633页）“近代求才杰，如公亦大难。六州悲铸错，末路困筹安，四海犹多难，弥天蕺一棺。人间存信史，好为别贤奸。”（《严复集》第二卷，第394页）

     他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不幸生在东方，犹如列宁嘲笑的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