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在乎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一心只想弄明白究竟该如何生活在其中。假如你果真弄懂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你说不定也就能由此而得知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海明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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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本就不关心，所谓的真相，我只想知道如何才能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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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简单粗暴，就是成为 白左。否定西方中心论，这些前殖民地国家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成为 “香蕉人” ，黄皮白心

      这就是  媒体 或者 “语言暴力”  对你的期望



注：早就告诉你们，要脱亚入欧，全盘西化了。

       全盘西化，是祖国对我们的召唤。

       想象一下，你是ABC，你不是出生在中国。  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小吃，吸引着你。 （我是霍华德，你们中国的菜很好吃    —— 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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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世界社会科学的吊诡在于，某些忽略了“我们”存在的理论对于理解我们的社会是极为有用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欧洲的圣哲们在实证阙如的情况下，能够发出次如此超凡的洞察？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回以凝视（returen the gaze）？

      以上是后殖民学者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对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历史范式的经典评论。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种质疑在近年兴起的全球史领域也同样适用。很多全球史家一方面宣称抗拒着“欧洲中心论”，然而又在分析问题时极度依赖根植于欧洲早期现代或现代经验的概念和价值，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的继承，这种矛盾的做法构成了全球史的陷阱。

      历史学家是（过去与现在）必然的中间人，历史按照定义而言并不是一连串的意识。凝视、叙事、识别、分期都是一样的：识别就意味着客体化，客体化就是历史化。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除了欧洲人和北美人几个世纪以来享受做这种事情以外，是否存在一个凝视彼此的理由？我们的选择或许并不是要不要保持凝视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继续使这种从十字军东征到二战以来形成的基于哲学、文化优越性和欧洲帝国主义的社会科学或历史保持特殊性。全球史家的国际化，以及对过去历史的再聚焦并没有重塑他们的观念根源和训练诡计。实际上，文化研究或其他的社会科学批判学科并不是对固有思维的替代，而是一种副产物。

      随着新一波以国族为中心的历史学家兴起，全球史面临的挑战在增加。我特别注意到中国和印度，很多来自那里的历史学家质问我，全球史是否是一种新式的帝国主义武器？使用欧洲或北美的理论，重构世界其他部分的历史，贬低其他国家的国族史。只要全球史的存在基于本雅明、柏格森、法农、福柯、葛兰西、哈贝马斯、亨廷顿、马克思、波兰尼、沃勒斯坦的理论和模型，来自亚洲、非洲或拉美历史学者的质疑就会一直存在。

      然而，如果说我们这些英语世界的学者没有吸收自欧洲之外的传统进行历史变化的理论建构，似乎也不是这么一回事。以中国为例，我们知道很多像王夫之、顾炎武、章学诚那样的早期现代思想家们的出色思想，甚至章学诚对历史的讨论与19—20世纪欧洲流行的历史编纂学观念相一致。在伊斯兰世界，拉希德丁（Rashīd al-Dīn）、伊本赫勒敦（Ibn Khaldūn）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然而，当我们提到这些人时，通常都是将他们视作某类文明的思想代表。我们为什么不像利用希罗多德的学术作品一样利用司马迁的呢？为什么不想利用康德一样利用章学诚呢？

      答案很简单，原因在他们自身。例如，2015年时Stephen Dale写过一本关于伊本赫勒敦的书The orange trees of Marrakesh。他在书中指出，如果将伊本赫勒敦的著作译成拉丁文，欧洲将会得到一种更平滑的转变。Dale认为孟德斯鸠是欧洲的伊本，欧洲早期现代的人文科学原则隐约体现出伊本的思想，像休谟、亚当斯密、涂尔干等人都在某称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伊本的逻辑。当然，Dale也承认，恢复伊本作为知识源头的做法毫无意义。中世纪的欧洲人阅读伊本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想要吸收来自安达卢西亚和君士坦丁堡的智慧。15世纪的欧洲人不再阅读伊本，是因为他们要建立夺回伊比利亚半岛的扩张国家。伊本不能够再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历史认识，这是由于14世纪的突尼斯不是权力、财富和社会转型的核心，无法在16、17世纪的欧洲帝国间显露。

      我们似乎很难从这种积累的引力中逃脱，但是我们可以改良我们的飞翔方式。对于伊本赫勒敦而言，我们并不一定要把他的工作看成平行于早期现代欧洲的经验，而是作为一个受到类似全球影响的全球人口的一员。贸易和旅游路线的扩张，货币经济的传播，宗教等级的淡化，中央集权君主的崛起，城市化的发展和识字率的普及，这些都使欧亚大陆的区域出现了物质转向，自然模型的哲学，以及重塑古代社会认识论的趋势。

      在一些完全隔离的地区，比较理论发生于种种历史变化：政治秩序的产生和消失，由种族或谱牒衍生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人类互动的影响，语言，作为地方本质主义的物质扩张的共同社会形式，在新兴商业化和国际化经济体中的个人权利和责任，人类的道德命运等等。从这点来看，伊本与王夫之、伊拉斯谟、李滉、藤原惺窝和比埃尔·培尔等人间存在系统性联系。全球史家需要探究促使他们成为人类历史的单一时期的后代的全球变革动力。只要我们还带着观察者-被观察的社科范式的镣铐，这就仍然是遥不可及的。



注：  鱼儿是最后看见水的，“西方中心论”的人，急需要从 知识的束缚中摆脱，求新求变。从落后国家，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化上吸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