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谭延闿（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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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人完全不同意该文观点。“人没有私利，还算是一个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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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湘南的唐生智无意中打响的。唐是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为了实现自己独霸整个湖南的愿望，他开始结好两广，以为声援。唐本来不愿招惹吴佩孚，可是当吴方的人对其大肆威胁的时候，一怒之下的唐决计跟吴拼个你死我活，终于吹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奏……
No.1 两位政坛失意的湖南客
北伐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湘南的唐生智无意中打响的，不过在介绍唐之前，还需要先来了解下湖南籍的另外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这就是暂时寄人篱下的谭延闿与程潜。
谭延闿于1880年生在一户显耀的官宦世家，其家乡系湖南省茶陵县高陇乡石床村。谭字祖安、组庵（祖庵），别号慈卫，亦号畏三、无畏，初名宝璐。
谭并非生于家乡，而是生于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时任浙江巡抚，后来谭父又做过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可谓一代身名赫赫的封疆大吏。小谭从小跟随父亲南来北往，广见博闻，也练就了一身善于为人处世的功夫。
虽然是官二代，但是小谭生活的重心也是读书科考，好在他聪明好学，还写得一手好字，竟得以幸运地在1904年的会试中拔得头筹（这是最后一次科举，最后 一个状元是刘春霖，会元是谭延闿）。受同乡、同姓谭嗣同的拖累，殿试时谭延闿被慈禧圈定为二甲第三十五名，选任翰林院庶吉士。
假如放在几十甚至十几年前，谭延闿注定要走上父亲的老路。可是时值清末衰世，他已经具备一些进步思想，并同情革命。1903年时谭曾在家乡湖南破天荒地创立了女子学堂，可惜遭到顽固势力打压，很快夭折。
眼见山雨欲来，谭毅然回到了家乡，参与了当时立宪派的活动，1909年10月，青年才俊的他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此后他积极参与湘政，首争路权，但现实令他充满了对清廷的绝望。
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局面混乱，光复后仅仅十天，江湖会党出身、一副瓦岗寨、梁山泊做派的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皆为叛兵所杀。由于名望出众，谭延闿被 军士们赶鸭子上架，强行推戴为新都督。但是有人也认为，谭与焦、陈的死有密切关系，此为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权力之争的结果【1】。但是从为人上看，此时的 谭未必这么阴险。
谭都督主湘两年，开明专政，对湖南的社会稳定、民生建设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由于反袁的立场，他于1913年10月被解职。 谭失势后，一路躲避到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由于生活无聊，他只好以写诗、练习书法自娱，由此练出一手形神兼备、骨力雄厚不让古人的颜体字，“民国 四大书法家”之首的显赫地位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奠定的。
袁死后，谭氏东山再起，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当时形势非常复杂，北洋上层斗争激烈，没几天他就不得不宣布辞职。这是1917年8、9月间的事。谭延闿不是北洋派人物，所以为实力派的段祺瑞所不喜。
1918年初，吴佩孚等部击败桂系陆荣廷等部，逐渐了控制了湖南省大部地区。随后老段任命了皖系将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是个无恶不作、不得人心的典型军阀，毛还曾率领湘省驱张代表团入京请愿。
陆荣廷与谭延闿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建立湘桂联合阵线，并根据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议定连直反皖。
6月，在一些湘军将领的拥戴下，谭到达永州，那里集结了数千名缺枪少粮的湘军，此时吴佩孚就在衡阳虎视眈眈。但是吴无意南下，双方相安无事达一年有余。
1920年1月，吴二哥率部撤防北归，湘军成功北上驱逐张敬尧，于6月间将湖南全境收复。
注：这是跟直皖战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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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使湖南免受战火荼毒，曾在二次督湘时提出过“湘人治湘”的谭延闿开始大倡地方自治，湖南也因此成为制定和通过省宪的第一省。
当时，谭通电全国，主张“各省得自行制订省宪法，废除督军一职，实行省长民选，并规定省长统辖一省军民两政，将来各省省宪法次第告成，即联合起来组织中央联省自治政府，以完成全国之统一”。
此时一战刚结束不久，民族自决之说风靡全球，又值五四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国内民主潮流也正蓬勃发展，因此这个电报一经出笼，立即引起全国开明人士的极端重视，各省的人民团体群起响应。
很多人认为：“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南北战争打打停停，长期不能统一，时至今日，不仅全国无法统一，甚至南不能统一南，北不能统一北，进而演变为南与南战，北与北战，简直成了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谭所提出的‘联治论’，值得认真研究。”
需要一提的是，这个联省自治的主张也并不是谭的首倡，而是由“研究系”的头面人物熊希龄幕后所策动的。前面已经提到过，陈炯明最早在闽南进行了自治运动的试验。
谭、熊等人在清末同属君主立宪派，进入民国以后，他们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北京，彼此互相呼应，关系更加密切。立宪派先后成立了共和党、进步党，后又转化为研究系。
当初，梁启超鉴于政党是纯功利的结合，于是便以“不党主义”为号召，希望志同道合者能以友谊相结合，如此一来，或许可以在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同舟共济，等 到宪政达成，再谈分手不迟；因此后来他们便组织了宪法研究同志会、宪法研究会等政治团体，即被党同伐异的吴稚晖讥讽为“流氓绅士的结晶体”的研究系。
然而，正像康有为所说的，中国的党都是朋党，凡结党必营私。这种洞察还算有眼光，纵使梁启超想跳出体制做事情，可是他的努力还是很失败，因为中国的烂污 政治环境、酱缸文化总是培育官僚、政客的温床，研究系也不免有许多堕落的地方。由此，弄得像梁启超这样的良知之士难免厌恶政治，欲专心治学。
袁世凯当国时，研究系提倡中央集权的国权主义以抵制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袁把他们打入冷宫后，他们又改而提倡地方分权的联治主义。段祺瑞当权时，研究系头面 人物大多被罗致入阁，他们便又在国会中大声疾呼反对民选省长，反对将省宪列入国宪；不久他们又被老段抛弃了，于是再度拾起联省自治这面旗帜来。
这种善变成了让人诟病的地方，被人指责为：立场不太坚定，变来变去，但百变不离其宗，这就是“一贯崇拜实力，在政治上毫无定见”。
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悲哀，是无实权的改良派身在乱世的悲哀，同时更是一种矛盾：既渴望政治清明，又渴望获得权力。一旦这种平衡关系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为了权力而违背原则，但不管怎么说，研究系的主张还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湘军驱张胜利后，谭有电报请熊氏对于湖南的未来多多指教。
熊希龄以密函回答，指出“湖南应当超然于南北战争以外，乘此统一未成之际，宣布 湖南实行自治，选举人民代表，制定省自治法，然后提交全省公民投票表决。”熊氏还乐观地估计，“湖南提倡自治于前，各省必将热烈响应于后，由此不难达成联 省立国，实为救湘救国一举两得之计”。
谭的通电发表后，熊氏及范源濂（梁启超弟子）二人又以旅京湘绅资格立即通电为之捧场。熊氏又请作为研究系理论家的梁启超草成《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寄谭，以供其参考。
为了争取时间速成省宪，谭延闿相继邀请了章太炎、张继、吴稚晖等一批国民党知名人物，到长沙“襄赞”湖南自治。他还通过湖南教育会出面组织名人演讲会， 邀请了国内外学术界名流如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美国著名哲学家）、蔡元培、张东荪、陶行知等人来湘讲学。可谓极一时之盛，而演讲的一个主要主题 就是湖南自治。
就在谭大省长积极推行自治制宪、准备民选省长之时，没想到祸起萧墙，湘军发生内讧，湘军将领赵恒惕在北洋方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将谭取而代之，时在1920年11月。这又是军人胡乱扰乱政治的不幸的一例。
平心而论，以谭延闿这种中庸、文气的为人，在乱世是做不了老大的，更做不长久；他可以调和关系，并且确曾是胡汉民与蒋之间的弥合剂。
谭被迫下台后，只得带领湘军中追随自己的余部，南下追随孙文。其实，谭的第三次下台，也与孙的作用有关系，当时孙有见于谭不与自己合作，于是即命程潜派人往湖南联赵倒谭。走投无路的谭只得就范。
谭延闿家世显赫，又名声在外，为了笼络他，孙文便做主欲将妻妹宋美龄许配于他。当时宋三小姐已从美国留学归国有年，也老大不小了，并不算显贵的宋家也很满意谭做女婿。
谭的结发之妻方夫人是1918年6月病逝于上海的，夫妻感情深厚，谭作悼亡诗曰“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发誓不再娶了，甘愿鳏居至死。可是他又不好 直接拒绝孙大总理，也怕得罪了宋家，另外他还考虑：宋三小姐年轻貌美，又颇负才学，更不甘平庸，如果嫁给自己这样一个生性古板、文气十足的中年人做继室， 那岂不是太委屈她了？
谭的母亲就是年纪轻轻便给父亲做了继室，一辈子没怎么幸福过。谭延闿一想到母亲曾经受过的委屈，心里就特别难过。最后， 他总算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自己认宋母为干娘，这样宋美龄就成了自己的干妹妹；再让自己的三女儿谭祥认宋美龄为干娘，以这样牢固的关系孙就无话可说了。
对于谭大哥的用心，聪明的宋三小姐看在眼中，深为感动，由此更加敬佩大哥的品格。在大哥死后，她还做媒把谭家三小姐许配了陈诚，这段良缘也可谓是天作之合（只是苦了陈诚的那位前妻）。
除了专情，“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谭延闿还是一位美食家，当然，由于他的出色的处世哲学，他更被人称道为“乱世民国第一完人”。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对于 谭这种乡愿式的圆滑不满，在《郭汝瑰回忆录》里，作者就提到在抗战期间，谭延闿的同乡、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覃振痛斥谭是“官僚之尤”，把他骂得一钱不值。
后来当谭死时，章太炎还曾送挽联讥讽道：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养母宋太夫人；
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昌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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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是谭延闿的湖南老乡，也曾是他在政坛上的敌人，二者算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矛盾。
程潜生于1882年，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他生在一个世代以耕读为业的普通家庭，家里五个孩子中，程潜最小。
为了改变命运，程潜的父母咬紧牙关，先后送几个儿子读书，可惜老大和老二皆因师资不善等原因，以至学业无成，父母最后只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
甲午惨败、庚子之变等接连的变故，令一心读书、中了秀才的程潜也坐不住了，为了捍卫国家、挽救危亡，青年热血的他决心投笔从戎。1903年春，程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实现了自己弃文就武的愿望。
1904年，清廷总理练兵处奏订选派陆军学生赴日游学章程，规定每年选送一百名学生到日本。这年夏天，程潜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此次同行者，还有直隶学生孙传芳、江西学生李烈钧等人。
程潜很早就具有了反满革命思想，他在进入振武学校后才两个月，就和黄兴、宋教仁、赵恒惕、唐继尧、姜登选等一帮人组织起了革命同学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次年，他又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很快见到了革命导师孙文。
1905年10月，鉴于形势险恶，黄兴嘱咐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要到同盟会总部来，但可从陆军学生的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组织一个秘 密团体，取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之意，命名为“丈夫团”。当时加入这个团体的，有李根源、李烈钧、黄郛、李书城、赵 恒惕、程潜、尹昌衡、阎锡山等三十余人。
1908年12月，程潜学习期满，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他在振武学校没待满）。经朋友推荐，程潜回国后前往四川总督赵尔巽处任职。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程潜火速赶到了武昌，与黄兴等人并肩战斗。他经历了一次难忘的革命战争的洗礼，“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3】。凭这个资历，他以后也足以傲视蒋等一干人。
湖南光复以后，程潜曾出任军事厅长，“二次革命”以后，身为国民党员的他遭到通缉，不得不经上海出亡日本。
在日本，程潜参加了黄兴等人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此后，他一度曾前往云南策动反袁运动。在护国运动时，他在湘西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联合桂系驱逐作恶多端的湘督汤芗铭。待到汤被驱走后，成果却又被谭延闿占有，程潜愤而离湘，只得南下广东投孙。
不久，遵照孙文的旨意，程潜又与赵恒惕合作倒谭。但是赵比之谭，更仇视革命，坚决反对北伐，所以国民党在湖南的处境更加不利。
后来，程潜在广州政府任职，参加了东征等战役，所部英勇善战，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些任务。东征结束后，他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程潜被任命为第六军军长。
纵观他的整个一生，他还算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没有多少政治色彩。当初孙文之所以要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可能也是觉得他容易被党控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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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一心要独霸湖南的唐生智
唐生智在1926年以前和1930年以后，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都算不上什么大角色，可是就在北伐战争期间及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却是中国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那么，这位大人物是如何从迅速崛起又到快速败落的呢？让我们从头来认识他吧。
唐生智于1889年10月出生在湖南东安，东安地处湘南，与广西很近。
跟谭延闿一样，唐家也是个官宦世家，不过是属于军功类的，唐生智的爷爷曾出任广西提督一职（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也曾任广西提督）。到了唐的父亲，他开始弃武就文，文采斐然的唐父后来花钱做了官；进入民国以后，唐父还曾在赵恒惕政府出任实业司司长。
本来，按照父祖的愿望，唐生智要走科举正途，但是面对科举废弛、时局动荡的衰世，只得让他学习军事。1908年小唐考入湖南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升入设在湖北武昌南湖的第三陆军中学就读。1911年6月，唐加入同盟会。
1912年，唐生智进入保定军校，当时的校长是时值而立之年的蒋百里。由于蒋在军校里推行的改革遇到了陆军部等保守势力的阻挠，蒋校长悲愤之下竟以自杀 向北洋政府抗议，幸而未伤及要害。从蒋校长的辞职自杀事件中，令唐同学产生了对北洋阵营的厌恶，因此他一直没有加入北洋。
蒋百里与唐生智二人 关系匪浅，有一件趣事加深了师生的情谊：当时很多学生都对留学德日、风流儒雅、名声在外的蒋校长崇拜不已，唯独唐同学认为校长沉毅有余、锋芒不足，为了显 示自己的不凡，唐有一次跟同学刘文岛、陈铭枢等人打赌，要打蒋两个耳光；通过假装误会了人，唐真的给校长来了两个耳光。对于这种小把戏，为人豁达大度的蒋 百里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就此认为唐同学胆识过人，由此越发器重。
蒋校长的眼光的确没错，唐同学是块好钢，可惜此人在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根基，他的才具又不能与他的野心相匹配。百里先生一生无多大的事功，固然是由于命途多舛，但是他受唐生智拖累也非常严重，甚至还被其连累下狱。在后文中我们将会仔细提及此事。
1915年春，唐被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成为见习军官。他军事素养好，又积极上进，且家世显赫，不久就成为该旅马克沁机关枪连代理连长。
唐生智后来一直追随赵恒惕，他的野心也在逐步成长。待到唐生智等人帮助赵恒惕把谭延闿赶出了湖南后，赵便把湘军扩编为四个师，分别任命贺耀组、刘铏、叶 开鑫、唐生智为师长。每师有两个旅，每旅两个团，但是老赵为酬答唐的特殊功绩，不得不同意唐的第四师搞特殊化：全师共三个旅，每旅三个团，“在兵力上比其 他师几乎多出一半”。
自护法战争以来，唐生智一路身先士卒、南征北战，驱逐张敬尧，瓦解程派主力，又率部攻鄂（驱逐王占元），为巩固赵氏在湖南的统治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任命其为第四师长外，赵恒惕又命唐兼任湘南善后督办，掌握湘南地区的军政大权。
随着地位的上升和军事实力的不断膨胀，唐生智的军阀割据意识也逐渐形成。归根结底，这都是由当时混乱的时局决定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与现实利益，就需要不断扩充实力，也即是扩充地盘。
赵为了自己可以背谭，唐自然也可以为了自己而背赵，将来唐也要步谭、赵二人被倒戈之后尘，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923年底，唐生智以湘南善后督办的名义移驻衡阳，他将所部的李品仙、刘兴、何健三个旅分别驻扎于衡阳、永州、郴州、桂阳一带，开始了自己“经营湘南”二十四县的岁月。
除了进行地方的基本建设，唐督办也十分注意加强军队，毕竟枪杆子才是是军阀的命根子。这其中主要是加强装备和军队的忠诚度。
当时，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自己崇佛信佛之余，唐生智也开始在军队中大力推广“佛化”；冯玉祥成了“基督将军”，唐生智则成了“佛教将军”。不过，此举对于唐本人及军队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信仰的力量确实不容低估。
此外，唐生智还经常同蒋百里保持联系，受重视军事教育的蒋老师的影响，唐生智在第四师开办了军官讲习所，以培养骨干力量。
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唐生智经过费力经营，终于练就了一支约有二万五千人、枪械充足、纪律较严的军队，成为湘军中最强的一支武力。
除了第四师，第二师刘铏部也有反赵倾向，第一师贺耀组部则兵士、枪械不齐，素无训练，实力很逊。三师叶开鑫部还算比较精锐，但是在屡次战争中元气受损，未能及时补充战力。
赵恒惕在政治上是投靠吴佩孚的，所以唐生智尽管倒赵颇有胜算，但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
要想倒赵，又可以避免吴佩孚渔翁得利，唐就必须联合两广。因此，自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就开始向广州输诚；为了拉拢唐生智，老谋深算的蒋中正便令唐的弟弟唐生明到黄埔军校学习。
当吴佩孚部的力量消弱、无暇南顾以后，看准时机的唐生智开始蠢蠢欲动。
注：第二次直奉战争，因为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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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赵恒惕见于唐生智在湘南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也试图消弱唐。他曾一度表示希望唐督办能到省城办理财政工作，以调虎离山，但是唐未就范。
不过，要反赵，唐生智仍有很多顾虑，因为北洋集团的力量看上去太强大了，除了一个吴佩孚，还有孙传芳、张作霖等人。广西方面是希望北伐尽快进行的，他们也希望争取到唐生智的入伙；为了彻底改变唐的这种犹豫、骑墙态度，李宗仁、白崇禧为此做了一番赶驴上套的工作。
1926年1月，赵恒惕派了广西籍军人叶琪到广西做说客，试图说服李、白同湖南一样搞联省自治，至少不要同广东联合。没想到，本为广西人的叶琪反被李宗仁拉了过去。白崇禧带着叶琪一路到了广州，假称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通过大力度的宣传，湖南方面也得知了此事。
如此一来，桂系一方面离间了吴佩孚、赵恒惕与唐生智的关系，二来也使唐生智不得不赶紧出手。
2月，唐生智派了自己的保定同学刘文岛来到广州，经过陈铭枢的努力，唐生智部最终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为第八军。
由于国共两党的舆论宣传，1926年初的湖南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英、讨吴、驱赵的群众运动，此时的吴佩孚又纠缠于南口战事，箭已在弦上的唐生智便不得不决定出手了。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此时的唐生智，对于什么北伐战争丝毫不感兴趣，他的野心只是独霸湖南，假如吴佩孚不进攻他，他就不可能真正加入广州方面。他只是希望两广作为自己的声援，而不希望两广的武力进入湖南；或者等到他统一湖南了，可以借道给北伐军通过。
唐生智通过蒋百里去疏通吴，以完成他的驱赵设想。偏偏吴佩孚胃口也很大，他本来已经对于赵恒惕的半独立状态忍无可忍，所以此时他不妨玩一招欲擒故纵，先纵容唐驱赵，然后他便师出有名，“去完成两湖的一统，他这个两湖巡阅使才名副其实”【4】。
对于唐生智的小算盘，李、白等人早已心知肚明，然而他们更知道唐肯定不是吴的对手，到时必然还是要向两广求救，大家还是要暂时同舟共济。到那时，南北群雄逐鹿于两湖，再看鹿死谁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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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湘南的唐生智无意中打响的。唐是个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为了实现自己独霸整个湖南的愿望，他开始结好两广，以为声援。唐本来不愿招惹吴佩孚，可是当吴方的人对其大肆威胁的时候，一怒之下的唐决计跟吴拼个你死我活，终于吹响了北伐战争的前奏……
No.1 两位政坛失意的湖南客
北伐的第一枪，可以说就是湘南的唐生智无意中打响的，不过在介绍唐之前，还需要先来了解下湖南籍的另外两位政坛重量级人物，这就是暂时寄人篱下的谭延闿与程潜。
谭延闿于1880年生在一户显耀的官宦世家，其家乡系湖南省茶陵县高陇乡石床村。谭字祖安、组庵（祖庵），别号慈卫，亦号畏三、无畏，初名宝璐。
谭并非生于家乡，而是生于人间天堂的浙江杭州，其父谭钟麟时任浙江巡抚，后来谭父又做过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可谓一代身名赫赫的封疆大吏。小谭从小跟随父亲南来北往，广见博闻，也练就了一身善于为人处世的功夫。
虽然是官二代，但是小谭生活的重心也是读书科考，好在他聪明好学，还写得一手好字，竟得以幸运地在1904年的会试中拔得头筹（这是最后一次科举，最后 一个状元是刘春霖，会元是谭延闿）。受同乡、同姓谭嗣同的拖累，殿试时谭延闿被慈禧圈定为二甲第三十五名，选任翰林院庶吉士。
假如放在几十甚至十几年前，谭延闿注定要走上父亲的老路。可是时值清末衰世，他已经具备一些进步思想，并同情革命。1903年时谭曾在家乡湖南破天荒地创立了女子学堂，可惜遭到顽固势力打压，很快夭折。
眼见山雨欲来，谭毅然回到了家乡，参与了当时立宪派的活动，1909年10月，青年才俊的他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此后他积极参与湘政，首争路权，但现实令他充满了对清廷的绝望。
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局面混乱，光复后仅仅十天，江湖会党出身、一副瓦岗寨、梁山泊做派的焦达峰、陈作新正副都督皆为叛兵所杀。由于名望出众，谭延闿被 军士们赶鸭子上架，强行推戴为新都督。但是有人也认为，谭与焦、陈的死有密切关系，此为湖南立宪派与革命派权力之争的结果【1】。但是从为人上看，此时的 谭未必这么阴险。
谭都督主湘两年，开明专政，对湖南的社会稳定、民生建设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由于反袁的立场，他于1913年10月被解职。 谭失势后，一路躲避到青岛、济南、南京、上海等地。由于生活无聊，他只好以写诗、练习书法自娱，由此练出一手形神兼备、骨力雄厚不让古人的颜体字，“民国 四大书法家”之首的显赫地位大概就是这个时期奠定的。
袁死后，谭氏东山再起，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当时形势非常复杂，北洋上层斗争激烈，没几天他就不得不宣布辞职。这是1917年8、9月间的事。谭延闿不是北洋派人物，所以为实力派的段祺瑞所不喜。
1918年初，吴佩孚等部击败桂系陆荣廷等部，逐渐了控制了湖南省大部地区。随后老段任命了皖系将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是个无恶不作、不得人心的典型军阀，毛还曾率领湘省驱张代表团入京请愿。
陆荣廷与谭延闿经过反复磋商，决定建立湘桂联合阵线，并根据直、皖两系之间的矛盾，议定连直反皖。
6月，在一些湘军将领的拥戴下，谭到达永州，那里集结了数千名缺枪少粮的湘军，此时吴佩孚就在衡阳虎视眈眈。但是吴无意南下，双方相安无事达一年有余。
1920年1月，吴二哥率部撤防北归，湘军成功北上驱逐张敬尧，于6月间将湖南全境收复。
注：这是跟直皖战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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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使湖南免受战火荼毒，曾在二次督湘时提出过“湘人治湘”的谭延闿开始大倡地方自治，湖南也因此成为制定和通过省宪的第一省。
当时，谭通电全国，主张“各省得自行制订省宪法，废除督军一职，实行省长民选，并规定省长统辖一省军民两政，将来各省省宪法次第告成，即联合起来组织中央联省自治政府，以完成全国之统一”。
此时一战刚结束不久，民族自决之说风靡全球，又值五四运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国内民主潮流也正蓬勃发展，因此这个电报一经出笼，立即引起全国开明人士的极端重视，各省的人民团体群起响应。
很多人认为：“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南北战争打打停停，长期不能统一，时至今日，不仅全国无法统一，甚至南不能统一南，北不能统一北，进而演变为南与南战，北与北战，简直成了个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谭所提出的‘联治论’，值得认真研究。”
需要一提的是，这个联省自治的主张也并不是谭的首倡，而是由“研究系”的头面人物熊希龄幕后所策动的。前面已经提到过，陈炯明最早在闽南进行了自治运动的试验。
谭、熊等人在清末同属君主立宪派，进入民国以后，他们一个在湖南，一个在北京，彼此互相呼应，关系更加密切。立宪派先后成立了共和党、进步党，后又转化为研究系。
当初，梁启超鉴于政党是纯功利的结合，于是便以“不党主义”为号召，希望志同道合者能以友谊相结合，如此一来，或许可以在政坛的惊涛骇浪中同舟共济，等 到宪政达成，再谈分手不迟；因此后来他们便组织了宪法研究同志会、宪法研究会等政治团体，即被党同伐异的吴稚晖讥讽为“流氓绅士的结晶体”的研究系。
然而，正像康有为所说的，中国的党都是朋党，凡结党必营私。这种洞察还算有眼光，纵使梁启超想跳出体制做事情，可是他的努力还是很失败，因为中国的烂污 政治环境、酱缸文化总是培育官僚、政客的温床，研究系也不免有许多堕落的地方。由此，弄得像梁启超这样的良知之士难免厌恶政治，欲专心治学。
袁世凯当国时，研究系提倡中央集权的国权主义以抵制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袁把他们打入冷宫后，他们又改而提倡地方分权的联治主义。段祺瑞当权时，研究系头面 人物大多被罗致入阁，他们便又在国会中大声疾呼反对民选省长，反对将省宪列入国宪；不久他们又被老段抛弃了，于是再度拾起联省自治这面旗帜来。
这种善变成了让人诟病的地方，被人指责为：立场不太坚定，变来变去，但百变不离其宗，这就是“一贯崇拜实力，在政治上毫无定见”。
说起来这也是一种悲哀，是无实权的改良派身在乱世的悲哀，同时更是一种矛盾：既渴望政治清明，又渴望获得权力。一旦这种平衡关系把握不好，就很容易为了权力而违背原则，但不管怎么说，研究系的主张还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湘军驱张胜利后，谭有电报请熊氏对于湖南的未来多多指教。
熊希龄以密函回答，指出“湖南应当超然于南北战争以外，乘此统一未成之际，宣布 湖南实行自治，选举人民代表，制定省自治法，然后提交全省公民投票表决。”熊氏还乐观地估计，“湖南提倡自治于前，各省必将热烈响应于后，由此不难达成联 省立国，实为救湘救国一举两得之计”。
谭的通电发表后，熊氏及范源濂（梁启超弟子）二人又以旅京湘绅资格立即通电为之捧场。熊氏又请作为研究系理论家的梁启超草成《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寄谭，以供其参考。
为了争取时间速成省宪，谭延闿相继邀请了章太炎、张继、吴稚晖等一批国民党知名人物，到长沙“襄赞”湖南自治。他还通过湖南教育会出面组织名人演讲会， 邀请了国内外学术界名流如罗素（英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美国著名哲学家）、蔡元培、张东荪、陶行知等人来湘讲学。可谓极一时之盛，而演讲的一个主要主题 就是湖南自治。
就在谭大省长积极推行自治制宪、准备民选省长之时，没想到祸起萧墙，湘军发生内讧，湘军将领赵恒惕在北洋方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将谭取而代之，时在1920年11月。这又是军人胡乱扰乱政治的不幸的一例。
平心而论，以谭延闿这种中庸、文气的为人，在乱世是做不了老大的，更做不长久；他可以调和关系，并且确曾是胡汉民与蒋之间的弥合剂。
谭被迫下台后，只得带领湘军中追随自己的余部，南下追随孙文。其实，谭的第三次下台，也与孙的作用有关系，当时孙有见于谭不与自己合作，于是即命程潜派人往湖南联赵倒谭。走投无路的谭只得就范。
谭延闿家世显赫，又名声在外，为了笼络他，孙文便做主欲将妻妹宋美龄许配于他。当时宋三小姐已从美国留学归国有年，也老大不小了，并不算显贵的宋家也很满意谭做女婿。
谭的结发之妻方夫人是1918年6月病逝于上海的，夫妻感情深厚，谭作悼亡诗曰“故人恩义重，不忍再双飞”，发誓不再娶了，甘愿鳏居至死。可是他又不好 直接拒绝孙大总理，也怕得罪了宋家，另外他还考虑：宋三小姐年轻貌美，又颇负才学，更不甘平庸，如果嫁给自己这样一个生性古板、文气十足的中年人做继室， 那岂不是太委屈她了？
谭的母亲就是年纪轻轻便给父亲做了继室，一辈子没怎么幸福过。谭延闿一想到母亲曾经受过的委屈，心里就特别难过。最后， 他总算想出了一个两全之计——自己认宋母为干娘，这样宋美龄就成了自己的干妹妹；再让自己的三女儿谭祥认宋美龄为干娘，以这样牢固的关系孙就无话可说了。
对于谭大哥的用心，聪明的宋三小姐看在眼中，深为感动，由此更加敬佩大哥的品格。在大哥死后，她还做媒把谭家三小姐许配了陈诚，这段良缘也可谓是天作之合（只是苦了陈诚的那位前妻）。
除了专情，“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谭延闿还是一位美食家，当然，由于他的出色的处世哲学，他更被人称道为“乱世民国第一完人”。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对于 谭这种乡愿式的圆滑不满，在《郭汝瑰回忆录》里，作者就提到在抗战期间，谭延闿的同乡、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覃振痛斥谭是“官僚之尤”，把他骂得一钱不值。
后来当谭死时，章太炎还曾送挽联讥讽道：
椿萱跨四位，乃父制军又总理，生母谭如夫人，养母宋太夫人；
显达历三朝，有清公子兼翰林，容共武昌主席，反共南京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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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潜是谭延闿的湖南老乡，也曾是他在政坛上的敌人，二者算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矛盾。
程潜生于1882年，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他生在一个世代以耕读为业的普通家庭，家里五个孩子中，程潜最小。
为了改变命运，程潜的父母咬紧牙关，先后送几个儿子读书，可惜老大和老二皆因师资不善等原因，以至学业无成，父母最后只得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小儿子身上。
甲午惨败、庚子之变等接连的变故，令一心读书、中了秀才的程潜也坐不住了，为了捍卫国家、挽救危亡，青年热血的他决心投笔从戎。1903年春，程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实现了自己弃文就武的愿望。
1904年，清廷总理练兵处奏订选派陆军学生赴日游学章程，规定每年选送一百名学生到日本。这年夏天，程潜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此次同行者，还有直隶学生孙传芳、江西学生李烈钧等人。
程潜很早就具有了反满革命思想，他在进入振武学校后才两个月，就和黄兴、宋教仁、赵恒惕、唐继尧、姜登选等一帮人组织起了革命同学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次年，他又经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很快见到了革命导师孙文。
1905年10月，鉴于形势险恶，黄兴嘱咐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要到同盟会总部来，但可从陆军学生的同盟会会员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组织一个秘 密团体，取孟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此之谓大丈夫”之意，命名为“丈夫团”。当时加入这个团体的，有李根源、李烈钧、黄郛、李书城、赵 恒惕、程潜、尹昌衡、阎锡山等三十余人。
1908年12月，程潜学习期满，于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他在振武学校没待满）。经朋友推荐，程潜回国后前往四川总督赵尔巽处任职。
武昌起义爆发以后，程潜火速赶到了武昌，与黄兴等人并肩战斗。他经历了一次难忘的革命战争的洗礼，“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实战的经验，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经验”【3】。凭这个资历，他以后也足以傲视蒋等一干人。
湖南光复以后，程潜曾出任军事厅长，“二次革命”以后，身为国民党员的他遭到通缉，不得不经上海出亡日本。
在日本，程潜参加了黄兴等人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此后，他一度曾前往云南策动反袁运动。在护国运动时，他在湘西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联合桂系驱逐作恶多端的湘督汤芗铭。待到汤被驱走后，成果却又被谭延闿占有，程潜愤而离湘，只得南下广东投孙。
不久，遵照孙文的旨意，程潜又与赵恒惕合作倒谭。但是赵比之谭，更仇视革命，坚决反对北伐，所以国民党在湖南的处境更加不利。
后来，程潜在广州政府任职，参加了东征等战役，所部英勇善战，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些任务。东征结束后，他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程潜被任命为第六军军长。
纵观他的整个一生，他还算一个比较纯粹的军人，没有多少政治色彩。当初孙文之所以要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可能也是觉得他容易被党控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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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 一心要独霸湖南的唐生智
唐生智在1926年以前和1930年以后，虽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都算不上什么大角色，可是就在北伐战争期间及其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却是中国政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那么，这位大人物是如何从迅速崛起又到快速败落的呢？让我们从头来认识他吧。
唐生智于1889年10月出生在湖南东安，东安地处湘南，与广西很近。
跟谭延闿一样，唐家也是个官宦世家，不过是属于军功类的，唐生智的爷爷曾出任广西提督一职（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也曾任广西提督）。到了唐的父亲，他开始弃武就文，文采斐然的唐父后来花钱做了官；进入民国以后，唐父还曾在赵恒惕政府出任实业司司长。
本来，按照父祖的愿望，唐生智要走科举正途，但是面对科举废弛、时局动荡的衰世，只得让他学习军事。1908年小唐考入湖南陆军小学，毕业后又升入设在湖北武昌南湖的第三陆军中学就读。1911年6月，唐加入同盟会。
1912年，唐生智进入保定军校，当时的校长是时值而立之年的蒋百里。由于蒋在军校里推行的改革遇到了陆军部等保守势力的阻挠，蒋校长悲愤之下竟以自杀 向北洋政府抗议，幸而未伤及要害。从蒋校长的辞职自杀事件中，令唐同学产生了对北洋阵营的厌恶，因此他一直没有加入北洋。
蒋百里与唐生智二人 关系匪浅，有一件趣事加深了师生的情谊：当时很多学生都对留学德日、风流儒雅、名声在外的蒋校长崇拜不已，唯独唐同学认为校长沉毅有余、锋芒不足，为了显 示自己的不凡，唐有一次跟同学刘文岛、陈铭枢等人打赌，要打蒋两个耳光；通过假装误会了人，唐真的给校长来了两个耳光。对于这种小把戏，为人豁达大度的蒋 百里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就此认为唐同学胆识过人，由此越发器重。
蒋校长的眼光的确没错，唐同学是块好钢，可惜此人在国民党中没有什么根基，他的才具又不能与他的野心相匹配。百里先生一生无多大的事功，固然是由于命途多舛，但是他受唐生智拖累也非常严重，甚至还被其连累下狱。在后文中我们将会仔细提及此事。
1915年春，唐被分配到湖南陆军混成旅，成为见习军官。他军事素养好，又积极上进，且家世显赫，不久就成为该旅马克沁机关枪连代理连长。
唐生智后来一直追随赵恒惕，他的野心也在逐步成长。待到唐生智等人帮助赵恒惕把谭延闿赶出了湖南后，赵便把湘军扩编为四个师，分别任命贺耀组、刘铏、叶 开鑫、唐生智为师长。每师有两个旅，每旅两个团，但是老赵为酬答唐的特殊功绩，不得不同意唐的第四师搞特殊化：全师共三个旅，每旅三个团，“在兵力上比其 他师几乎多出一半”。
自护法战争以来，唐生智一路身先士卒、南征北战，驱逐张敬尧，瓦解程派主力，又率部攻鄂（驱逐王占元），为巩固赵氏在湖南的统治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除了任命其为第四师长外，赵恒惕又命唐兼任湘南善后督办，掌握湘南地区的军政大权。
随着地位的上升和军事实力的不断膨胀，唐生智的军阀割据意识也逐渐形成。归根结底，这都是由当时混乱的时局决定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与现实利益，就需要不断扩充实力，也即是扩充地盘。
赵为了自己可以背谭，唐自然也可以为了自己而背赵，将来唐也要步谭、赵二人被倒戈之后尘，正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923年底，唐生智以湘南善后督办的名义移驻衡阳，他将所部的李品仙、刘兴、何健三个旅分别驻扎于衡阳、永州、郴州、桂阳一带，开始了自己“经营湘南”二十四县的岁月。
除了进行地方的基本建设，唐督办也十分注意加强军队，毕竟枪杆子才是是军阀的命根子。这其中主要是加强装备和军队的忠诚度。
当时，唐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自己崇佛信佛之余，唐生智也开始在军队中大力推广“佛化”；冯玉祥成了“基督将军”，唐生智则成了“佛教将军”。不过，此举对于唐本人及军队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信仰的力量确实不容低估。
此外，唐生智还经常同蒋百里保持联系，受重视军事教育的蒋老师的影响，唐生智在第四师开办了军官讲习所，以培养骨干力量。
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唐生智经过费力经营，终于练就了一支约有二万五千人、枪械充足、纪律较严的军队，成为湘军中最强的一支武力。
除了第四师，第二师刘铏部也有反赵倾向，第一师贺耀组部则兵士、枪械不齐，素无训练，实力很逊。三师叶开鑫部还算比较精锐，但是在屡次战争中元气受损，未能及时补充战力。
赵恒惕在政治上是投靠吴佩孚的，所以唐生智尽管倒赵颇有胜算，但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
要想倒赵，又可以避免吴佩孚渔翁得利，唐就必须联合两广。因此，自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就开始向广州输诚；为了拉拢唐生智，老谋深算的蒋中正便令唐的弟弟唐生明到黄埔军校学习。
当吴佩孚部的力量消弱、无暇南顾以后，看准时机的唐生智开始蠢蠢欲动。
注：第二次直奉战争，因为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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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赵恒惕见于唐生智在湘南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也试图消弱唐。他曾一度表示希望唐督办能到省城办理财政工作，以调虎离山，但是唐未就范。
不过，要反赵，唐生智仍有很多顾虑，因为北洋集团的力量看上去太强大了，除了一个吴佩孚，还有孙传芳、张作霖等人。广西方面是希望北伐尽快进行的，他们也希望争取到唐生智的入伙；为了彻底改变唐的这种犹豫、骑墙态度，李宗仁、白崇禧为此做了一番赶驴上套的工作。
1926年1月，赵恒惕派了广西籍军人叶琪到广西做说客，试图说服李、白同湖南一样搞联省自治，至少不要同广东联合。没想到，本为广西人的叶琪反被李宗仁拉了过去。白崇禧带着叶琪一路到了广州，假称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通过大力度的宣传，湖南方面也得知了此事。
如此一来，桂系一方面离间了吴佩孚、赵恒惕与唐生智的关系，二来也使唐生智不得不赶紧出手。
2月，唐生智派了自己的保定同学刘文岛来到广州，经过陈铭枢的努力，唐生智部最终被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为第八军。
由于国共两党的舆论宣传，1926年初的湖南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反英、讨吴、驱赵的群众运动，此时的吴佩孚又纠缠于南口战事，箭已在弦上的唐生智便不得不决定出手了。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此时的唐生智，对于什么北伐战争丝毫不感兴趣，他的野心只是独霸湖南，假如吴佩孚不进攻他，他就不可能真正加入广州方面。他只是希望两广作为自己的声援，而不希望两广的武力进入湖南；或者等到他统一湖南了，可以借道给北伐军通过。
唐生智通过蒋百里去疏通吴，以完成他的驱赵设想。偏偏吴佩孚胃口也很大，他本来已经对于赵恒惕的半独立状态忍无可忍，所以此时他不妨玩一招欲擒故纵，先纵容唐驱赵，然后他便师出有名，“去完成两湖的一统，他这个两湖巡阅使才名副其实”【4】。
对于唐生智的小算盘，李、白等人早已心知肚明，然而他们更知道唐肯定不是吴的对手，到时必然还是要向两广求救，大家还是要暂时同舟共济。到那时，南北群雄逐鹿于两湖，再看鹿死谁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