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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二）：一个有韧性的经济是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转）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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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多数经济的增长受制于这些问题而不能增长的时候，东亚和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经验显示，它们的增长战略和政策往往会做出很大的调整并且会推进制 度改革，目的未必是直接去化解这些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的改革来诱导出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一旦这些经济活动得到鼓励，新的增 长现象就会发生，从而使得原来的债务可以变成资产，原来的产能过剩部分地得到了利用。
假如没能够鼓励出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产出增长还主要依赖那些背负债务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话，我想这个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这么长时间的。从这 个意义上讲，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济体相对其他的经济体，比如拉美和南亚，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发展过程，一定是因为它们总能灵活地实现政策和体制的调整， 总能鼓励和支持更新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出现，这就是经济的韧性。
对于有了韧性的经济体，你会发现它们的经济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熊彼特讲的“创造性毁坏”（creative destruction）动态升级过程：用更新、更有效率的新经济活动去冲销那些旧的和失去效率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是让经济发展不至于“断流”的重要策略。
当然，不是所有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的机制。但是我个人觉得，东亚经济体做到了，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总体上也是做 到了的。回顾一下我们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在每次遇到波折的时候，在每次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尽管也要对债务进行重组，对国有企业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对产能过剩作一些压缩，但政策改变的重点如果不是放在大力鼓励和创造更新、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成长，去取代或者冲销那些没有效率的或浪费的经济活动的 话，这个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发展到今天的。
林毅夫他们这本《中国的奇迹》正好也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在改革头20年的重要经验。我想这个改革经验就是所谓的“增量改革”，而增量式改革的结果必然 是更多的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不是从现存的部门里产生，而是在这些部门之外通过改革体制和调整政策被鼓励和创造出来的。这本书里面谈到的农业的改革以及整 个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都是增量改革的结果，为我们在80年代实现平均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立下了汗马功劳。进入90年代以后，外部条件发 生了改变，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又面临很大的挑战，除了国有企业的持续亏损，还遇到了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形成了大量的烂尾楼和银行的不良资产等。我们在 处理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什么高明的手段，只是因为我们在政策和体制上做出了艰难的改变，去鼓励和创造了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冲销和补偿掉了原来的没有 效率的那一部分经济。
我前面所说的经济的韧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就是政策和体制，总能在关键的时候做出适应性的改变，去激励一轮一轮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 活动，在价值上来冲销上一轮增长扩张可能留下的代价。我在2012年的“世纪中国论坛”上演讲的时候说，中国迄今为止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 总能在恰当的时候成功地推进制度改革。2008年前后，由于经济超常增长，出现了很多过度投资的领域，说它们是浪费，说一些产能是过剩的，这都没有错，是 对的，这些是上一轮增长扩张的结果。它们的确会变成经济发展的累赘，政府也要对它进行处理。但如果指望处理好这些累赘之后才能实现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的 话，基本上没有太大希望。所以，既然是产能过剩，既然是浪费，我想我们最好要把它毁坏掉。但这个毁坏，是要在价值上用更新和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来冲销的。 如果是这样，我想经济的发展就可以延续下去。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如果可以延续到后面20年，保留住这个经济的韧性才是至关重要的。有了这个韧性，新兴的经济活动在每一次中国经济遇到挑战的时 候大概都可以通过政策和体制的适应性改革来激发出来。一个有韧性的经济发展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一个用创造去毁坏的动态过程。
摘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8704?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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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过世的耶鲁大学的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 Ranis）教授于199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Another Look at the East Asian Miracle”（对东亚奇迹的再审视）。在这篇论文里，他说，我们不应该过分地强调在东亚的经济发展里面到底是市场重要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重要，这个是 非常狭隘的看法。他说，如果东亚发展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这个秘诀就是决策者在用持续不断的政策改革和一个有弹性的体制来应对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不同要 求。 他接着说，“由于这个有弹性的体制，东亚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上都能回到正确的发展轨道，防止了断流。每10年有每10年的挑战，而对于每个10年，政府 的政策都能去顺应而非阻碍私人部门所要求的变化。” 这显然是一个超越了市场和政府对立的“两分法”的思想了。这样的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东亚经济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的发展，必须不断面对外部的挑战和 冲击，必须不断面对内部的增长战略的转换。如果没有政策上面的巨大调整的弹性，没有体制的适应性改革去满足更有效率的经济活动的需求，一段时期的超常增长 或投资扩张遗留下来的那些累赘就会越积越多，拖垮经济的发展，让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和活力。
中国经济走到一定阶段，就要面临新的约束。没有任何一次的改革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克服各种各样的约束。
中国的人均GDP水平、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还非常低，只有发达经济体的10%-20%。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担心我们有没有需求以及需求无法创造出来是没有 太大必要的，因为在人均GDP还比较低时，消费结构会有很大的变化和升级的空间，经济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也会不断创造投资机会。
注：实际上我们在2005 年的时候，就遇见蒙牛+ 超级女声的消费革命，间接的挽救了 互联网公司。
那是互联网公司除了广告之外的第一次赢利。（不一定准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