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仰，我最深的印象源于一部经典的电视剧《潜伏》，虽然观看过多次，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触与震撼。这个假期，当再次品味时，我从中读出了一些关于信仰的感悟。“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这是《亮剑》中李云龙的经典宣誓，同样它也是余则成的誓言与信念。电视剧完整地描述了余则成从一个军统人员到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机智勇地完成重大使命的心路历程。在这期间，作为正义的共产党一方，有无数信仰坚定的战士：用实际行动感动余则成的吕宗方、为了使余则成不暴露而选择牺牲的左蓝和廖三民、为了掩护余则成而与其做假夫妻的翠平，受尽酷刑也不出卖余则成的联络员秋掌柜......这些英雄,都使余则成的信仰更加坚定。《潜伏》不同于一般的特工片，它揭示了一种信仰打败另一种信仰的过程，是一部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作品。

《潜伏》中关于革命党人的信仰，折服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同时也引发了人的思考：当代中国的新一代，我们在信仰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转型期，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快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仍处在讨论期。这一宏大深刻的转型如一切社会转型一样，需要人们承受种种不适应甚至痛苦，它在瓦解人们原有各种价值观、伦理观与社会观的同时，并没有及时整合出新的信仰、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等社会底线共识，于是，一种更加强大的系统生成了，它看起来是如此自由又喧嚣，被牢固控制又放纵无羁。

请看有这么多匪夷所思的事：李一道长一人骗得万千追随者；商业领袖唐骏学历造假；方舟子十年如一日打假及遇袭；宜黄拆迁的暴力让一个普通家庭失去生存底线；“我的父亲是李刚”就能逍遥法外……
    正如盲人歌手周云蓬所说，我们缺少的不是信仰，而是底线，底线比信仰更重要。但是，我们不太愿意谈论“底线”，这个词萦绕着一股退居保守、审慎、懦弱、无可奈何、陈腐、龟缩的气息，我们更愿意谈论高屋建瓴、标杆、旗帜、明亮、原则式、坚贞、高洁的东西，它也许可以用一个词代替——“信仰”。

那么中国人究竟信仰什么？有人或许说曾经信仰共产主义，但今天恐怕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对于很多人而言，已只是一句空头白话。有人或许说我们信仰道教、儒教、或者佛教……是的，过去几千年，中国人在功利实用中寻找自已的信仰，中国人所拜的偶像也在随着时代的改变而不断变化，无论是一些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无论是释迦牟尼、太上老君、观音菩萨，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灵魂的归宿。于是从古至今，中国人的灵魂一直以孤儿似的方式生活着，没有依偎、没有依靠，没有勇气、没有信心。当三千英法联军从塘沽口岸登陆后，就能所向披靡，一直杀戮到圆明园；当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个日本鬼子可以驱赶一个村一个镇的中国百姓。在某种意义上来看，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如同一群迷失的羔羊。

    近来儒家学说得到主流肯定，于是有人声称中国人在历史上都信奉儒家学说，信仰孔孟之道。翻开历史，表面上似乎的确如此。特别是宋元以来，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童生，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实际上，真正的纯儒少而又少，绝大多数人只是打着孔孟的旗号，内心什么都信，佛道鬼神，打卦算命，因果报应，只要于自己有利，或者有一个能自欺欺人的解释，都可以接受，都不妨一试。

    不过中国人信仰报应，但由于报应可以追溯到前世，延续到来世，这种信仰也淡化了社会不公，缓解了贫富对立，调和了官民冲突。个人和家庭的不幸和苦难可以解释为本人前世罪孽所致，或者是因此而形成的“命”中注定。他人之所以拥有财富、权力、地位、幸运是由于祖上积德或本人前世的孝行善行。要改变这种状态唯一的途径是从此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为本人修来世，为子孙积德。否则，下一辈子依然做牛作马，不得翻身。而那些奸臣、贪官、为富不仁、怙恶不悛的人即使能逍遥法外，生前享受荣华富贵，到了阴曹地府也会受到应得的惩罚，并且比人间的刑罚更加严酷，人间只有打板子、上夹棍、砍头，最厉害的才是千刀万剐，最终不过一死，而阴间会有十八层地狱。实在不够，会让你转世为牛马，再来一个轮回。

除此之外，在这个每天到讨论GDP和CPI的社会，还有一种普遍的认为，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信仰关系、金钱和权势。这让我想到了《潜伏》中的一个小人物---谢若林。供职于中统的他没有政治信仰，唯一的信仰就是金钱，他靠倒卖情报为生，无论是谁，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在他眼里都一样，谁给他钱他就为谁服务，而且遵守“商业规则”，该保密时绝对保密。他是个完全没有国家概念的市场经济能人，他八面玲珑、见多识广，全力不大，却朝中有人。但从搞情报来讲，谢若林明显强于余则成，但共产党为什么不像当年策反余则成那样策反谢若林呢？答案很简单，共产党是个有崇高信仰的组织，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吸收的。谢若林诚然是个人才，但他是个没有信仰与道德底线的人，是能作为废物利用，而不能作为人才引进。他最终的死于非命，也应了人为财死那句老话。所以，对于那些只信奉金钱、权势的人，我由衷的劝告，莫要落得个那般凄惨的下场。

“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广泛思考被当今社会所关注。

    地产富豪潘石屹一直都在关注和思考信仰问题，他在世界金融危机后撰文指出：“这次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实质的确是精神的危机和信仰的危机。在危机中，信心的确比黄金更重要，但信心的基础是诚实，是信赖。越是处在欺骗的环境中，大家就越没有信心。试想，如果我们的食物中还有许多的三聚氰氨，如果我们身边还隐藏着许多兼职的、专职的，间接的和直接的麦道夫欺骗着我们，我们的信心如何再建立起来？诚实、关爱、负责任……这些精神品质是全社会财富的基础，失去这些基础，物质财富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难以持续。”

信仰能再次成为我笔下的话题，是因为我始终相信中国还有信仰可言。
    许倬云教授曾对信仰的空洞心存忧虑：“如今的中国，不但政治化，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商品化，所以就出现信仰真空的问题。”
    而与西方或我们的邻国相比，我们的信仰失落就显得格外怵目。哲学家陈嘉映说，变总是要变的，但变的比较缓慢其实更积极更有准备；变的太剧烈，就更有危害，更让人没有把握。中国可能是后一种。在提到了令人震动的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时，他说，当农民工进城脱离了这种生活方式时，容易感到茫然若失。这种问题很广泛：当生活形式变化之后，应该如何面对？
    一旦问题提出，我们就需要解决方案。远离现代文明、九年如一日风餐露宿在克孜尔石窟临摹壁画的壁画家王征，认为传统艺术能融入现代社会，开花结果，为世人提供精神力量。然而，就王征提出“文化艺术本身就是救赎”的观点而言，中国有传统，有五千年文明，但需要什么参与其间才能凝聚起传统呢？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宗教与信仰，是一个亟待深究的问题。从孔子开始，“祭神如神在”，那么不祭神呢？神在不在？

    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信仰的对象不能假设，如果在信仰问题上打折扣，那么一个人的人格精神就不容易庄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就不容易庄严。那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后果。
    于是，当“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宣言大行其道，作为一个极端范例，王征的纯粹与理想化让人深思：这个社会除了物质标杆，是否还有其他东西导航？

    幸好我们还有这些沉默者与他们的温暖故事——
    无论救助一个得病的孩子，还是地震时的举国救援，社会中的美好、善良的感情和正义的行为还是到处可见。就如同我们不能忘怀舟曲泥石流、上海大火后那焦楼下满街彰显的人性关怀鲜花，它们是这抹灰色中的一点红，它们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在关注终极价值，重视大时代下个体的微小生存。
    没有像王征和20万上海市民一样的沉默者彰显的人性关怀，生命会因为失去信仰内涵而无所适从。荒原之所以是荒原，就是因为有力量者从那个时空关系中退场。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些希望，正如许倬云所说，位微言轻的小我背后，是更宽泛的一种大爱。上一代和这一代人的信仰，也许已经很难改变，那么对于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他们在信仰上会有突破。中国人口众多，只要其中的1%开始想问题，讨论问题，那么就有希望。当吃饱穿暖这些基本的问题解决以后，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开始思考问题。

    我们不是仅仅从一年的365天中中思考寻找中国人的信仰。与其要在当下、在未来中记录着我们的信仰，不如敢于回首，从改革开放起，甚至追溯到建国，乃至维新运动起，开始寻找中国人的信仰，那是涉入我们精神的根，那是这棵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