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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ＺＴ浙沪六年-2002年-2007年浙江省、上海市: 坚持到底 2015-1-22 22:52; 经济观察报出品 2007年1月29日，在浙江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分组讨论过程中，有媒体突然问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同志，你给自己在浙江的五年打几分？是100分还是90分？” 习近平的回答却很有技巧：“我怎么可以给自己打分？打高了别人说我骄傲，打低了别人说我自卑。” 习近平进一步解释说，这个分数应该由老百姓来打。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关键是为民做事。至于评价，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2002年，习近平由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一职，改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2至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代省长；2003至2007年，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主政浙江五年时间，习近平将浙江带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化解“成长的烦恼”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浙江经济面临的桎梏越来越明显。 2004年底，习近平在浙江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去年以来，我省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遇到了成长的烦恼。正在生产的缺电，正在建设的缺钱，正在招商的缺地。”由此，“成长的烦恼”一词成为对浙江经济现状的形象概括。为了应对“成长的烦恼”，浙江省多方行动。习近平曾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60余人赶赴上海，与上海签署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沪浙经济合作与发展的协议书》；随后抵达南京，与江苏签署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议》。 2004年，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的若干意见》，开宗明义地提出，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优势和活力所在，并要求积极推动民营经济从主要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和商贸业，向全面进入高技术高附加值先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新兴服务业转变，提高民营经济产业层次和发展水平。在总结浙江经济实际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腾笼换鸟”。他多次表示，浙江要在社会经济方面保持优势，重点是要实现“凤凰涅槃”和“腾笼换鸟”。前者是指要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后者指主动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习近平指出，要“培育吃得少、产蛋高、长得好的俊鸟”，实施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道路，以“腾笼换鸟”方式为浙江产业高度化腾出一个空间。在制度方面，浙江也清理和修订了一批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消除体制性障碍，在市场准入、财政支持、税收优惠、技改立项、用地用电、银行信贷、发行股票债券等方面，做到与国企等其他企业一视同仁。由于浙江经济自发性强，以县市、乡镇为单元的经济区块特别明显，随着经济的先行快速发展，一些县市、乡镇政府的管理权限已与当地的发展水平不相匹配，开始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早在1992年，浙江就曾出台扩大萧山等13个市(县)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习近平主政期间，浙江成为“强县扩权”、“强镇扩权”的先行先试者和受益者。在习近平看来，一切束缚民营经济发展的做法都必须坚决改变，一切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都必须坚决革除。与此同时，进一步优化政务环境，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大力开展机关效能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主动为民营经济搞好服务。实际上，浙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并非意味着国有经济“靠边站”。习近平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他于2006年初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浙江国有经济总量和改革开放前相比增长了42倍，国有资产总额居全国第5位，国有总资产报酬率居全国第1位，国有净资产利润率居全国第2位，国有资产利润总额居全国第3位。另一组浙江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02年，浙江省GDP为767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16元；到2007年，全省GDP达到18638.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574元。用权要讲官德习近平对于浙江脉搏的精准把握，与他“总是要求自己先做一个学生”的态度关系很大。他曾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他在履任浙江之后的9个月时间里，便已调研了69个县市区。据知情人士回忆，2005年，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2006年8月16日，习近平率领的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在衢州市衢江区工贸职校接访。当时，此地共设立了土地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及反腐败、涉法涉诉等15个来访接待室。一个上午时间里，便接待了167批次315人次来访群众，当场解决76个问题。对于上述做法，浙江大多数官员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习近平的一句话他们已经耳熟能详：“领导干部下访，要到矛盾多的地方去，往矛盾‘窝’里钻，这样才能够取信于民，才能切实解决一批阶段性的信访问题。” 实际上，早在2003年的“八八战略”中，浙江便提出要加强法治建设。2006年，浙江省率全国之先，在该省十一届十次全会通过《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作出了建设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正是因为习近平以及后来主政者的推动，在“法治浙江”建设过程中，浙江全省各地涌现了许多新做法、新经验：乐清市推行人民听证制度，强化人大监督；温岭市探索实施参与式预算改革，深化政务公开；台州市路桥区建立外来人口三级议政议事平台，加强政治参与…… 此中，习近平对于吏治要求甚严。他曾在《求是》杂志上撰写题为《用权讲官德交往有原则》的文章称，领导干部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法德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归根到底用权要讲官德。 2003年8月，习近平在浙江省委一次内部会议上指出，在干部选拔任用上不能形成“唯票”导向，更不要片面引导领导干部当“满票”干部；否则就会引导干部当“老好人”，不敢得罪人，甚至搞拉票、贿选。 2004年5月，习近平在浙江省一次党内重要会议上从海宁“2•15”特大事故的教训引申开去，语重心长地与参加会议的浙江省党员领导干部共勉：要拎着乌纱帽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做官。在场人士描述称，话音落地，全场无声。习近平还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告诫与会干部要算一算“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在他看来，每个领导干部只有想清楚、算明白了这“三笔账”，才能真正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浙江作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和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在许多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比全国先期遇到。2005年，习近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促进社会公正问题、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社会治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安全生产和公共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显性化与群众越来越高的预期，在一些方面成为突出的矛盾。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够和谐的问题，就必须建立健全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 2010年“两会”期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参加了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跟加大社会事业发展、民生改善力度结合起来。“在浙江讲这个问题，并不是嫌浙江发展慢了，落后了，正因为浙江是走在最前面的，所以还要快马加鞭，促进它走得更快一点，能够更加起到示范作用。” 上海使命 2007年3月23日，上海高层官员陆续收到通知，第二天召开紧急会议。当天下午，习近平要出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消息开始小范围传播。此前一年，上海爆发震惊中外的社保基金案，包括前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内的一批政府官员纷纷落马。谁将主政上海，稳住这艘中国经济大船的舵？ 2007年3月2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上海延安西路上海展览中心三楼召开的上海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中央认为，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是合适的。” 贺国强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上海市委书记的配备，是从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考虑上海市的特殊地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实际，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交流的精神，“经过认真比选、反复酝酿、慎重研究决定的”。习近平在履新大会上发表就职感言时也强调：“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坚持不懈抓下去，反腐倡廉要突出重点，尤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教育和作风建设。” 习近平就任上海市委书记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亮相，是3月30日瞻仰中共“一大”、“二大”会址。习近平说，瞻仰中共“一大”和“二大”会址，目的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缅怀党的丰功伟绩，学习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豪情和斗志，把上海建设得更美好。习近平将基层调研的第一站选择在浦东新区。在这次调研中，习近平作出了几个重要表述，包括“上海有责任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抓住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契机，加大金融改革创新突破的力度”、“‘十一五’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时期”等。随后，《解放日报》在2007年5月出版的“迎接市九次党代会系列报道”开篇之作《速度、结构、质量、效益上海经济写好四个关键词》一文中，进一步诠释了上海市委对经济发展的指导精神。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长期任务，开始摆在了上海的面前。此时，上海内部已经对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共识，而中央也对上海提出了要求。不少研究人士认为，对上海而言，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之一是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视，而在服务业较有优势的外资企业，这时也已将上海视作“重大战略性机遇”。其时，习近平在海外已广为人知，被视作改革和亲商的政治家。习近平在2005年率领浙江企业出访美国时，结识了时任高盛集团首席执行长、后任美国财长的保尔森。2006年9月，保尔森出任财长后首次访华期间还专程拜访了习近平。 2007年5月24日，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两个月整，在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出了上海今后5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思想，要求把上海“四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推向新阶段。谈及今后5年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提出，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要取得重大突破，全市整体改革将协调推进，国资、外资、民资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要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竞争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50%以上。他同时提出，上海未来的发展必须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 2007年10月27日，中央宣布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一职。到这一天为止，习近平在上海任职共7个月零4天。尽管只有短短半年多时间，习近平在上海的使命仍然十分重要。在他的治下，上海重新获得了稳定和信心。习近平在回顾上海工作时也深情地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上海人民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对上海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从心底感谢上海人民对我的信任、关心和支持。到上海工作之后，按照中央要求和胡锦涛总书记对上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稳定大局、统一思想、理顺情绪、调动干部积极性。” 2007，习近平调入北京。开始了新一段征程。; 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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