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耳边的风声5 T% |/ m9 O% E3 `1 l b. ~2 x- ~
——从一个青年作家的敏感,到一位文学老人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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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 _# [; P, `7 k& D1 ^1947年夏天,二十七岁的汪曾祺住在上海,心情很不好。 j4 |3 u7 A+ i. ]( {% i
上海是个热闹地方,汽车、三轮车的声音终日不绝。汪曾祺却觉得这些声音格外刺耳。他在7月15日、16日接连给沈从文写信,抱怨自己被焦躁不安包围,上海文艺界乌烟瘴气,耳边尽是一些不祥的声音。 & v1 `" d, a- G3 `; l
年轻人有才气,脾气也大,受不了文坛的种种庸俗,原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所担心的许多批评,仔细追究起来,竟没有多少确凿的事实。 - N& p! p& n. v; \' k3 b; M+ [9 E4 l2 @
郜元宝最近发表的《“有人”的“声音”——汪曾祺最初遭遇的苛评》,就考证了这么一件很有意思的往事。
5 f* a! O8 S' q3 m$ m汪曾祺当时特别在意一个人,刘北汜。两人都是西南联大出来的,刘北汜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汪曾祺觉得对方不喜欢自己的文章,甚至有意压稿。朋友们也替他抱不平,说同学之间何必这样。然而郜元宝翻检报刊,发现事情有些蹊跷。汪曾祺在上海期间,至少有三篇小说、三篇散文经刘北汜之手发表,三篇小说还都上了头条。这样的编辑,实在很难说是在存心压稿。
. n9 }' C8 d$ ], w当然,两个人的文学趣味确实相差很远。刘北汜比较看重文学的社会内容,汪曾祺则一心琢磨小说的语言和形式。他在《短篇小说的本质》中强调小说家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家,生怕旁人拿些现成的社会标准来衡量自己的作品,随手给他扣上一顶唯美主义的帽子。
& S8 D/ A# h; `" C# f这场文学争执的有趣之处,在于双方似乎还没有正式交锋,汪曾祺已经把对方可能说的话在心里演练了许多遍,连怎样反驳都准备好了。
3 ~+ e# G J) _5 f; @0 D一个年轻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十分自信,对别人怎样评价自己却又十分在意。别人说了什么固然重要,别人可能会说什么,有时更加要紧。
5 n+ `+ [. a$ V6 f我觉得,这是理解汪曾祺相当有意思的一条线索。
7 Y% c% a! T. d6 ~% p我们今天谈汪曾祺,总喜欢谈他的淡泊。他爱吃,爱花草,爱画画,爱写乡间的和尚、茶馆里的伙计、手艺精湛的匠人。读他的散文,仿佛跟着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头逛菜市场,豆腐怎样做,韭菜怎样炒,江南有什么野菜,他都讲得兴致勃勃。偶尔说起人生,也不过淡淡几句,随即又去讲咸鸭蛋了。 ' V( Y/ P5 F. V9 g! c% a
如此一个人,自然容易被想象成与世无争的高士。 ( O9 ]. g4 L' R( F _% W% n) V
然而,读一读1947年的书信,再看看他此后三十多年的遭遇,就会发现,这位老先生的淡泊恐怕来得并不容易。
9 C* F2 Z5 l* z. W7 r1 h( o汪曾祺年轻时的敏感,最初还带着几分才子的傲气。他在沈从文等师长的赏识下长大,知道自己的文章与众不同,也很享受这种与众不同。一旦到了上海,进入一个文学标准纷杂、政治空气日益紧张的文坛,他马上意识到,才华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得到恰当的评价。 5 r, O5 Q- M+ k8 _
那时候,他多少还有发牢骚的自由。大不了写信给沈从文,说文坛如何乌烟瘴气,再写一篇小说,让那些不懂艺术的人在小说里碰一鼻子灰。
6 |5 S% u$ G/ t7 i但后来,评价就不再只是文学上的事情了。 , F: i8 @* V- n
1958年,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两年后摘掉帽子,单位留下的鉴定依然充斥着认罪、服从和思想改造之类的政治语言。原来的单位没有接收他的意思,最后还是靠西南联大老同学杨毓珉帮忙,才进了北京京剧团。 " f0 T; l# {/ G# M1 i( {. [2 i
他此前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的文章,如今需要担心的事情已经复杂得多。一个人的出身、履历、日常言行,乃至别人对他态度的揣测,都可能影响他的生计与命运。 & m4 y, z& c& K
陈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记录了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其中有个细节,几乎可以当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核心情节。
) `- |: u) k s$ @& V$ z$ r汪曾祺参加《沙家浜》创作后,江青欣赏他的文字才能,却始终对他的政治背景不放心,作出了“控制使用”的指示。京剧团的同事梁清濂事后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当即脸色发白,汗如雨下。
+ b/ D) u" e+ k7 ^当时并不是夏天。 7 L: F1 A, q w: L6 S7 c6 }% U8 P
据梁清濂回忆,汪曾祺后来解释,这毛病是反右时落下的,一紧张就出汗。
% C1 T8 b4 _1 p9 D) O这真是一个让人难以忘记的细节。 g* z( k, _; r Q
1947年,汪曾祺在上海听见汽车声,觉得文坛处处有人议论自己。二十多年后,他不再需要揣测,政治评价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青年时代那点才子式的敏感,经受过政治运动的磨砺,终于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身体反应。
+ [7 u0 |( ^! U6 _7 C2 q但汪曾祺后来的事情,远比一个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忍辱负重的故事复杂。 & `. I, g( q2 j, ~+ h5 C: [" P6 f
他在样板戏创作中并非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沙家浜》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经过集体创作与多次修改,汪曾祺承担过重要的统稿和唱词工作。他的文字功夫确实好,懂京剧声韵,能够把人物的情绪和戏剧的节奏揉进唱词里。江青对他的某些处理很欣赏,对另一些则毫不客气地否定。汪曾祺心中未必服气,却依然十分卖力。 + K1 ^! P5 o# p7 i9 \4 `
这里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 Z }1 b8 d1 k
江青既可以决定他的政治处境,又能欣赏他的艺术才能。更麻烦的是,她并非完全不懂戏。一个人对艺术的判断有时颇为准确,并不妨碍他在权力关系中专横跋扈。对汪曾祺来说,这就使得事情尤其难办。 * I6 Y3 \. S" Q7 T
他希望自己的艺术才华得到承认,偏偏承认这种才华的,是一个随时可能给他带来灾祸的人。 2 K+ b- |) h# ^) ?/ w Q. \
1968年,他被允许重新参加创作工作。根据他后来留下的材料,他当时确实感激江青使自己获得“解放”,也因此对她产生了相当长时间的感恩心理。1970年,《沙家浜》定稿,他能够敏捷地按江青意见修改唱词,并获得赏识。几天之后,他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0 j, s e& s: u" P- P
一个曾经的右派,竟有了这样的际遇。 7 P g% f% d% _' s9 Q+ ~$ X: J
这样的经历,当然不能轻描淡写地归结为被迫工作。汪曾祺确实投入了自己的文学能力,也从中获得了认可、机会乃至某种保护。他后来承认自己曾有感恩和迷信的心理,至少说明这段经历绝没有后人想象得那么清白分明。 % R$ o Q/ i8 D1 d8 p! p9 U0 I% Q* U5 K
但倘若据此把他归入善于依附权势的一类人物,也未免太便宜了我们的道德判断。
; D& Y8 L. ?9 E: ~. Y( W0 O! E在那个年代,专业知识分子的境遇常常十分尴尬。他们拥有别人无法轻易替代的技术和才能,却没有决定自己如何使用这些才能的充分权利。权力需要他们的技艺,又对他们的独立性保持戒心。于是,艺术上的被赏识,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幸运,也可能成为另一种控制。 - h' l; O$ q$ q8 V3 b5 s; j" l
汪曾祺正处在这种关系之中。
7 ^6 N9 ]+ ?7 S$ O% ~3 K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他大概始终知道自己写得好。年轻时,他不愿意让刘北汜那样的编辑裁判自己的艺术;到了样板戏时期,他仍然知道哪些唱词好、哪些处理欠妥,只是这种判断已经不能随便说出口。
# h7 K; M2 G5 x. y他没有丧失文学才能,甚至在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里,把才能运用得颇为出色。
+ z$ b0 p6 x2 g# I e7 T这恰恰是历史最叫人难堪的地方。
/ ~' Y! Y/ q. U) T$ o \8 v& f8 L文学史喜欢赞美才华,政治史喜欢区分立场,而汪曾祺的经历提醒我们,一个人的才华可以在他无法自主选择的制度中得到充分使用。精美的唱词会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就可能使作品所承担的政治任务更加有效。我们欣赏其文字功夫的时候,不能把它的实际社会作用一笔勾销;追究这种作用的时候,也不能假装创作者没有自己的恐惧、欲望和有限的选择。 : r$ A, O- Z( B
那些年,汪曾祺大概已经把一个道理学得很透:人不能只凭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活着,还要随时估量别人准备怎样评价这些事情。
7 i. v8 ~, D% B+ U J这个别人,有时候是编辑,有时候是组织,有时候干脆就是能够决定个人命运的政治人物。
* q+ s8 [2 G4 e, J. J5 n+ W到了1980年,汪曾祺六十岁。 * H# R( a: V; i" c" ~7 I" Z- U* b
他重新写小说,写出了《受戒》。 ; h/ H1 M. o) ^2 C* S
我们对《受戒》太熟悉了。荸荠庵里的和尚,可以吃肉,可以有老婆,日子过得活泼泼的。明海和小英子之间的情意自然生长,没有多少道德上的扭捏,也无需承担什么重大的历史使命。连和尚做和尚,都可以有许多世俗的乐趣。 + y2 Q# o' s" R% i1 n
这样一篇小说,出现在刚刚经历伤痕文学、正在反思历史创伤的文坛,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却又意外地令人喜欢。 - c3 H( G9 P9 G
别人还在回忆时代怎样摧折人性,汪曾祺却写了一个人性似乎从来不曾受到摧折的世界。
' M' r9 N# N+ ]有人说这是艺术上的超越,也有人说这是对现实的逃避。我倒觉得,不妨看看《受戒》更早的文学亲戚。 0 W! ?# s* h: `2 z$ g j+ i" h
1946年,汪曾祺写过一篇《庙与僧》。那里面也有一座乡间小庙,也有和尚的世俗生活,但小和尚并不那么快乐。他没有明海那样令人喜爱的形象,受到大和尚责打时,会伏在布袋和尚脚下哭泣,哭上半天。 . l) O+ b* _$ S. {. ?* u3 i
三十多年过去,同样的乡间小庙,在《受戒》中竟然变得那样明亮。和尚们多了许多有趣的性情,小和尚有了名字,也有了喜欢他的姑娘。原先的孤独、沉闷和惩罚,渐渐让位于一种宽松而温暖的人间秩序。 9 b3 K3 J* s& u! k J9 c6 p
汪曾祺把自己年轻时写过的生活,重新写了一遍。 # E+ Y! M' x1 @4 _6 g: l' u o
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断定,这种改写就是他刻意逃避政治创伤的结果。作家年岁增长,审美趣味发生变化,本是寻常之事。沈从文的影响,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趣味,以及汪曾祺一贯喜爱的民间生活,都有自己的艺术逻辑。 $ R: |6 Z# k; T# w+ ?, U. O
但将两个时期的作品并排来读,还是让人无法忽略那个问题:为什么一个经历过如此严密的政治评价和生活规训的人,到了晚年,偏偏对宽容、自在、无须解释自己的生活,表现出如此深切的眷恋? 4 [0 E2 V: Q" i$ \
《受戒》里的世界,有一件现实世界很难做到的事情: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性情生活,而不必时时担心别人如何给自己下结论。 " u! {2 a5 G7 I: i! [
汪曾祺年轻时害怕别人说他太艺术,到了中年,连对一句唱词的意见都可能惹来政治麻烦。终于能够重新写小说了,他笔下的人倒不大需要为这些事情操心。 4 X- s" B9 r; u9 R& A
明海可以安心做他的和尚,也可以喜欢小英子。没有人来审查他的思想转变,没有人追问这段感情符合什么创作原则。船在水面上划过去,事情也就自然发生了。 3 ^6 W% _* e8 o S* V: A/ ^1 ^/ f
这恐怕是汪曾祺最让人羡慕,也最令人心酸的文学想象。 {) q- c: |. @9 X: J
然而,还不能就此把汪曾祺写成一个从政治苦难中逃入人间烟火的隐士。事情如果这样简单,他晚年围绕样板戏的言论就很不好解释了。
9 F$ P8 T: O7 V1980年代后期,样板戏重新进入公众文化生活,知识界对此争论很大。汪曾祺也写了几篇文章,谈自己亲历的创作过程。 , J6 p7 P: m8 y9 T0 J- K
他当然批评样板戏的政治原则,但没有因此否认其中的艺术成就,也不愿顺着当时方便的说法,把江青描述成一个完全不懂艺术、只会胡乱干预的外行。他坚持江青确实深度参与了创作,某些艺术判断也确有可取之处。 ! F8 g# `1 U* ~5 W5 p4 o
这话当年说出来,并不十分讨巧。 / F: |5 a9 e. a* p) k1 L
在对江青和样板戏的评价已经形成鲜明政治分野的时候,承认对方具有某种专业能力,很容易被误解成替其辩护。汪曾祺却偏要把这层复杂关系保留下来。 4 q' s9 D! ?; D5 l/ |7 a; g& b
说来还有些可笑。当年他因为得罪不起江青,对她的意见战战兢兢;几十年后,江青早已倒台,他却又不肯为了迎合新的评价环境,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得过于简单。
. H. U6 {) x7 x3 E2 r9 l0 L5 g看来,这个人终究还有一份艺术家的固执。
0 A2 K! i& }9 P, Z) Q+ O1 O4 \6 O只不过,这份固执的表现方式很特别。他未必会为了一个文学原则与整个时代公开决裂,却总想在力所能及的地方,保存一点自己的判断。对权力的恐惧是真实的,对艺术的尊重也是真实的。把前者抹掉,汪曾祺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把后者抹掉,他又成了一个只知趋利避害的庸人。 - H$ k/ o+ E3 x5 |' o/ h
他大概两者都不是。 8 Z+ m* g5 }- C! u8 B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总喜欢把一个复杂的人物,整理成一种容易接受的形象。 ' e) q8 m7 ]" V6 r, h' J
汪曾祺晚年声名鹊起之后,评论界很快为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京派余韵,传统文人,士大夫趣味,人道主义,民间生活的诗意……这些说法各有道理,渐渐却拼成了一幅过分和谐的画像。
$ F' Y6 x$ H3 a- b& y一个在书房里画画、到菜市场买菜、喜欢喝酒做饭的老先生,仿佛天然就该拥有《受戒》那样的文学世界。
. c, d: w7 L! ~$ @- _至于他年轻时的激烈与焦躁,反右时的惊恐,样板戏时期的感恩与惶惑,以及在历次政治评价中不得不进行的自我调整,便很容易被收进传记的另一个抽屉。 2 n8 S8 H! d/ r) p7 w2 d* q
这个过程本身也很值得玩味。 6 n$ H. P9 F. N ^
汪曾祺一生对评价环境相当敏感,晚年的文学史评价却又选择性地记住了他的某些部分。我们愿意接受那个懂得吃喝、宽厚幽默的汪曾祺,因为他让人舒服;对于那个曾经汗流浃背、真诚感激过江青的汪曾祺,则不大知道该怎样安放。
+ T/ w( S+ h* v& e文学史在这里做了一件与作家本人颇为相似的事情:从漫长而复杂的生活中挑选一些东西,安排出一个读起来比较顺畅的故事。
6 ~9 k; M, j" e. v6 a只是,这种选择往往掩盖了一个更严肃的问题。 % K: w6 ~# ^% J
汪曾祺的敏感究竟从何而来?它当然有个人气质的原因,却也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分不开。一个拥有独立艺术判断的人,长期生活在需要外部权威给予肯定的环境里,久而久之,就可能形成一种特别精细的能力:能够听懂别人没有明说的意思,辨认公开表态背后的风险,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坚持,什么时候最好沉默。 ; u$ I; A0 z# z* l7 _/ x3 g; d
这种能力有时会帮助一个人保存自己,有时又会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自己原本并不赞同的事情。
, t0 x |' }0 f5 D$ x( q/ ~所以,汪曾祺的一生使人感兴趣的地方,恐怕还不止于一个文学家怎样穿过时代的风浪。更值得探究的是,当外部评价不断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时,他对自己的判断究竟能够保存多少,又会以什么方式保存下来。 ; e/ k7 P9 Y; ~" ?% l
写《沙家浜》的汪曾祺和写《受戒》的汪曾祺,使用的是同一支笔。前者的语言必须服从一套严格规定的英雄叙事,后者终于可以让小和尚和乡间姑娘在水上自由说笑。但这两种文学经验并没有在他的生命中彼此取消。
2 e# b; ~$ k( Q" |' x& _他曾经把自己的艺术才能交给一种有着严密政治要求的戏剧创作,后来又用同样精细的语言,把一种宽松的人间生活写得令人神往。 - {3 U1 I/ d9 D8 b8 M5 k
我们当然可以欣赏他的后者,也应该认真面对他的前者。
$ f! K) d o( D2 C' s2 M至于那种圆融平淡的晚年风格,我越来越觉得,不宜轻易解释为作家已经看透人生。看透人生的人未必喜欢反复谈论菜蔬花木;喜欢谈论菜蔬花木的人,心里也未必没有不愿再碰的旧事。
1 _1 C4 L' ~1 G4 v6 V. O6 q. k汪曾祺的好文章常有一种本领,能够把十分复杂的生活写得毫不费力。读者只觉得一切自然,连作者曾经经历过什么都快忘了。 ) G4 ]$ p9 W6 m
但若把1946年的《庙与僧》与1980年的《受戒》并排放在桌上,再翻翻他1947年的书信和后来关于《沙家浜》的回忆,就知道这种轻盈并非从来如此。
3 K }/ b' m+ G4 n% F《受戒》结尾,汪曾祺写下了那句著名的题记:“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 l; Z2 z/ G3 N四十三年前的梦,隔了四十三年才写成这样。 $ ]- P/ G: h7 m, ` s; h4 S9 |" n/ G n
这中间的历史,恐怕比梦本身还值得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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